从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出来，刚刚怀孕的林女士走进旁边一家孕妇服装专卖店。作为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林女士担心，公司的台式电脑会“辐射”到小宝宝。

“电脑辐射是否伤害小宝宝？要不要穿防辐射服？”在网上搜了大量的文章后，林女士发现，这些文章并没有明确的看法。最近央视播出孕妇防辐射服的调查报道后，林女士更加焦虑。

面对扑朔迷离的防辐射真相，林女士觉得买件防辐射衣服穿着最稳当，“花钱落个心里踏实”，不必每天对着电脑恐惧。但她希望专家能给准妈妈们一个明确的建议。

林女士并不知道，关于手机、电视、电脑等产生的电磁辐射是否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在学术界也存有争议，例如对于手机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科学家们也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

所谓电磁辐射，是能量以电磁波的形式通过空间传播的现象。微波炉、节能灯、电吹风、手机、电视、移动通信基站等都能产生电磁辐射。在日常生活中，电磁辐射无处不在。

据介绍，电磁辐射与人体健康发生关联，主要由于电磁辐射的生物效应：热效应和非热效应。热效应类似于微波炉加热食物，生物体受电磁照射后温度升高，从而影响生物体蛋白质的表达。非热效应则是热效应以外所有效应的总和。

生物效应与电磁辐射强度、时间、频率、暴露面积等因素相关。例如，电磁辐射强度越大，对生物体影响越大。在频率方面，我国标准认定频率范围为30MHz~3000MHz的电磁辐射对人体影响较大，相应的标准限值也较严格。

上世纪90年代前后，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成为科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不过多年以来，这一问题还未得出明确的科学结论。仅从科学家在电磁辐射对妊娠及子代影响的莫衷一是就可以看出问题的复杂性。

2002年，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人员发表电磁辐射对妊娠及子代影响的综述文章。文章对于孕妇暴露在VDT（视频显示终端）下是否会引起流产、子代先天畸形等情况，给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答案。

针对同一主题，2010年，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则提出：有研究表明，暴露于VDT下可能引起先天畸形、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等。但这一结论仍然不是定论。

上述例子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针对电磁辐射对妊娠及子代影响的研究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如果说研究得出了某种结论，那就是——要么有关系，要么没有关系。

中科院电工所研究员、生物电磁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宋涛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关于电磁辐射对健康影响的问题，至今仍存在较大争议。

对此，有科学家干脆指出，之所以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存在差异，或者研究方法不科学。

例如，有研究者对200例早期自然流产的妇女与200例生育正常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找出两组人群在怀孕早期使用电脑、微波炉、手机、看电视的差异，最终得出结论：怀孕早期经常使用微波炉、手机的孕妇发生异常妊娠的相对危险性分别是不使用者的2.23倍。

有研究者批评说，这一研究方法显然不科学，因为问卷调查的内容太具有倾向性，如果把问卷内容换为早孕期间是否多说话，则会得出多说话与异常妊娠存在关系的结论，这显然十分荒谬。

“世界卫生组织是这样说的：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有一些证据存在，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有不利的影响。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一位研究人员也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电脑、家用电器、手机等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影响。他进一步解释，国内在民用防辐射方面的研究开展也比较少，因为没有需要。

等不来权威的科学结论，很多像林女士一样的准妈妈们力图找一份心里踏实：买一件防辐射服穿上，省得每天因为用电脑、微波炉、看电视而“步步惊心”。

然而央视关于孕妇防辐射服的一期报道，让穿防辐射服的准妈妈们再度不安起来。

央视报道中，工程师在现场演示，当孕妇防辐射服面对多点的辐射源时，它并不能有效屏蔽辐射，反而会把辐射吸进衣服里层，在内部不断反射，成为辐射“聚增器”。

该实验立即遭到国内唯一一家防电磁协会——上海防电磁辐射协会的反驳。该协会称，该实验是“非专业场合由非专业人士用非专业的方法得出的结果”。

对于此次实验，上述未具名的疾控专家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和实际生活中，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可能的。“穿了（防辐射服）可能是10个单位的暴露，不穿可能是20个单位，或者反过来，穿了可能是20个单位的暴露，不穿是10个单位。两种可能性都有。”

“我没有否认防护服有屏蔽的作用。”该人士强调，“我的观点是不需要穿防辐射服。一般公众接触的环境根本不需要穿这种防护服。”

清华大学辐射防护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朱立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电磁辐射都在国家标准范围之内。

此外，朱立等专家曾对高压线正下方的环境进行过长达6年的电磁辐射监测，都没有发现有超标的情况。目前我国输电系统使用的频率为50Hz，也称为工频，以磁感应强度100μT（微特斯拉）作为行业标准。

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高攸纲对此提出异议：“这个标准不大合适。因为100μT就是在50万伏的高压线底下也达不到100μT。这个标准有等于没有。”他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没有超标，与标准本身的问题有关。

但是不管如何，对于工频电磁场对生物体和人体健康的影响，目前还没有明晰的结论。1999年，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协会对有关工频电磁场对生物体和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报告，分别给出肯定和否定的结论。

据专家介绍，人体最易受影响的电磁辐射频率范围为30MHz~300MHz，出于谨慎考虑，我国在1988年制定的《电磁辐射防护规定》国标中，进一步将频率范围扩展到30MHz~3000MHz，以保护更多的人群。

在吸收剂量方面，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据此取0.08W/kg剂量值制定国际标准。而我国取0.02W/kg剂量值制定标准，比国际标准严格4倍。

采访过程中，专家们强调要科学认识电磁辐射，合理使用各种可能产生电磁辐射的设备，但没有必要恐慌，因为由于不正确认识而带来的心理恐慌对身心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电磁辐射本身对人体的影响。

朱立认为，上班族的准妈妈们并不需要穿孕妇防辐射服。“当然从心理作用觉得穿了安全，觉得没有危害了，倒是也可以”。

《中国科学报》 (2012-01-16 A3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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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过去一年中，有多位中国科学家先后逝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我国各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奠基人。他们奉献毕生精力，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然而我们不妨试问，今日公众知晓其名者，究竟能有几人？

科学是无止境的前沿，知识日新月异。如此，科学家何以能够被世人铭记，甚而流芳千古？科学家留下的宝贵遗产，在今日又当如何被理解与传承？

围绕上述话题，本报记者对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刘兵教授进行了采访。

《中国科学报》：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何泽慧、吴阶平、朱光亚、王大珩等对中国科学贡献卓著的老一辈科学家先后去世。有人认为，“这些科学巨匠的离世，在社会上却是悄无声息”，这反映出“人们对科学正在冷漠和疏远”。对此，您怎么看？

刘兵：的确如此。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科学确实在今天受到了公众的冷漠和疏远。仅仅从当下科学普及和科学文化类图书的印数之少，也可以看出公众对科学的不关心。

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有很多种原因。例如，当下社会更加重视物质化的发展，更加关心经济，更加关心眼下的享受。而科学，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基础性的、文化性的、精神性的东西，即使与技术的发展有关，也只是部分的、间接的。公众对于不能马上带来现实利益的科学的冷漠，恰恰与崇尚物质化发展和眼前利益的社会风气相一致。

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口头上、形式上，我们似乎又特别地推崇科学。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因素。其一，当我们在大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时，其实主要所指的更是技术，而非原本意义上的科学。这与前面所说的“物质化”情形又是一致的；其二，我们又经常会把科学“意识形态化”，当做“真理”的代名词和标签。这也超出了科学原有的含义。在这样两种情形下，对科学表面的尊重，实际上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像华罗庚、陈景润等科学家成为“全民偶像”，那又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另外一种非正常的表现，也与对科学的“意识形态化”有关。

我们现时最需要的，实际上是对科学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重视与支持。

《中国科学报》：我们也看到，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科学大师至今不被世人遗忘，您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刘兵：少数科学大师没有被人们所忘记的情况，值得更深入、细致地分析。可以追问，人们所记住的，究竟是他们身上的哪些方面？一些科学大师作为“名人”，或“公众人物”，为人们长久地崇拜本是很正常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广大公众却不一定真正对他们最核心、最有价值的思想有所了解。

这些科学大师，因其思想的独创性和对科学的杰出贡献，为人类认识自然能力的增加、为人类知识的增长、为人类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同时，他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精神遗产。这些遗产，已成为我们今天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它们可以说是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但是，就当下公众对这些遗产的理解而言，却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

《中国科学报》：科学家的影响力，是否能够超越科学共同体自身，从而作用于更广泛的社会公众？

刘兵：科学的核心内容在于科学知识。但是，除了科学知识之外，理念层面上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确实也是科学为社会增加的文化财富。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内容不仅仅为科学共同体所独有，同样也可以传播到社会上更广泛的公众之中。

当然，科学并非人类唯一重要的知识，但却肯定是重要的知识之一。对于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掌握和适当利用，对于社会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更广泛的公众掌握了这些内容，可以在恰当的场合，以恰当的方式将其应用于自身和社会；可以避免那些有害的、非科学的东西带来的损害；同时，也可以尽量避免不恰当地应用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

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文化，这些涉及科学同时又成为社会文化组成部分的内容，既可以通过正规教育中的科学教育、通识教育来实现其作用，也可以通过非正规教育以各种形式在社会上普及。

《中国科学报》：这些科学遗产，是否也有被忽视和遗忘的危险？

刘兵：一般而言，科学知识会通过专业的科学教育、通过科学研究的延续和发展，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传承。但在传承中，其实也会有选择和淘汰。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所说的科学方法、科学理念、科学精神等，也应当通过科学教育等各种形式传承下来。然而在现实的实践中，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地忽视。

这种传承，也可以从目前培养科学家的具体实践形式中看到。例如研究生的学习过程，不再像本科生那样以听课为主，更多地，是在导师的亲身带领和指导下学习并从事研究。这种体制本身，就蕴涵着将包括科学规范在内的方法、精神、文化等理念层面的内容，潜移默化、言传身教传授给学生的意味。

另外，对科学文化进行专门研究的科学史等领域，又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将更多有关于科学的知识和文化遗产保留下来，为科学家和公众的学习提供了重要基础。

《中国科学报》：有人认为，在今天的“大科学”时代，“师承传统”已削弱。对此，您怎么看？

刘兵：由于时代的不同，学术思想的传承方式有所变化本应是正常的。在今天的“大科学”时代，科学知识与文化的传承有了新的特点。但正如当前的研究生培养体制，呈现出了学术思想传承的意义，因此，我们并不能说“师承传统”已削弱。

应该说，科学知识和文化的理想传承，本来就不该只有一种模式。在多种模式并存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传承的理想。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中国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遗产，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刘兵：科学和社会都在随时代发展。相应地，对于科学的知识和文化而言，其内容及传承方式也都会有不同。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简单地随波逐流，而是应当有必要地坚守，同时还要有开放的心态。

在老一辈科学家身上，有着不计功利研究科学、献身科学的理想主义传统；严谨、求实、不以从事科学来追求非分私利的传统。这些传统都更加需要倡导。而这种倡导之所以必要，恰恰说明老一辈科学家身上的优良传统，在今天已经受到了相当程度地损害。

《中国科学报》 (2012-01-16 B1 思想周刊)

 

2011年是一个值得科学界肃穆回首的一年，一位又一位杰出的中国科学家离我们而去。

每次当一位杰出英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总会留给我们一些可供传承的财富。而2011年辞世的科学家，他们中很多人，用一生造就的是一个科学时代，他们无愧于中国科学的历史标志这一称号。

当这些科学史的标志，一个又一个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所代表的时代，他们在时代中磨砺出来的优秀品格，是否也随同他们一起离去了呢？

1947年，当罗沛霖带着生平第一套西装和500美金，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他执行的是党的一项“秘密任务”——学习电子。

此时的罗沛霖已经35岁了，自言在学习上比不了年轻人。然而，他还是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拿下了博士学位。回国后，成为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从早年奔赴延安，在延安创建通信材料厂，用电台支援抗日，到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士科学家”是人们对罗沛霖的经典总结——战士、博士、院士。他在科学史上留下了“红色科学家”声誉。

1950年，就在罗沛霖完成了秘密任务，准备回国的时候，正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学的朱光亚，也正要起程奔赴新中国，他在起程前，撰写了《致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对留美同学发出了热情号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们”，“现在我们还不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自己的人民吗？”

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随着时代的不同，更新着对科学与国家的认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科学救国”，再到罗沛霖、朱光亚这一代科学家，他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科学使命，明确提出了“建设祖国”、“服务人民”的科学使命。

回顾那一代科学家的科学历程，为了国家的需要“几度变化专业方向”的情形，出现在很多科学家的经历中。2011年1月，分析化学、半导体化学家沈天慧辞世，熟悉她的人说：“在数十年的工作生涯中，她三改专业，以一生的行动，实践着自己对党、对祖国诚挚的爱。”

在“自由探索”与“国家需求”之间，他们坚定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生前曾说：“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这或许是对那一代科学家科学人生的平实、真切的总结。

1958年，当施雅风第一次登上中国西部冰川时，他开拓的是一片名副其实的荒芜国土。几年的时间他足迹遍布天山、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前后24年，他编写出了世界唯一一部冰川编目——《中国冰川目录》，被称为中国冰川之父。

回首2011年辞世的大师们： 董玉琛，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奠基人；黄翠芬，我国生物工程奠基人、我国基因工程创始人；王大珩，我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吴阶平，中国泌尿外科的先驱者；罗沛霖，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新中国的科学在他们的手中，从无到有地创建、发展起来。

此外，更多的“研制第一台（架）XX”、“创建第一家XX”、“填补我国XX空白”的字眼，留在了在2011年离去者们的身后。

有人说王大珩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光学的成长史”，在70岁的时候，王大珩曾自填一阕道：“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参驰，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搞这般专业很称心！”

1948年，满怀科技强国的梦想，王大珩从国外回到祖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应用光学在中国几乎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没有光学，没有光学玻璃，就无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测量设备，国家实力的增强也就无从谈起。

直到今天，在中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009年，杜祥琬主编了一部朱光亚传记，称朱光亚为战略科学家。2011年陨落的大师中，享有这个称谓的不只朱光亚一人，罗沛霖、王大珩都曾被称作战略科学家。

在杜祥琬看来，朱光亚不仅是核物理学家，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他不仅为我国核武器、为我国国防科技作出了贡献，也为我国科技建设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863”计划、“中国工程院”这些中国科技界已经不可缺少的“词汇”，就是在这些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们的努力下横空出世的。

1986年3月，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追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针对世界高科技迅速发展的紧迫现实提出：要全面追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制定中国高科技的发展计划。

如今经过20多年的实施，“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的起步、发展和产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高技术研究发展的一面旗帜。

在度过了“拓荒年代”后，随着中国科学的稳步发展，很多老一代科学家，都把完善中国科学的组织建设，当做一种责任。

罗沛霖生前回顾自己一生时，“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催生了中国工程院。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就中国科技界当时的认识而言，对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及基本技术的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对技术科学的理解就谈不上那么清晰了。

从1978年，罗沛霖就开始思考成立中国工程院的事，上世纪80年代，他多次撰文在媒体上介绍国外相关经验。1994年他正式起草给中央的建议，并联合王大珩、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共同提交。

在6人的倡议下，1994年5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科技史上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对此，罗沛霖生前曾说：“包括我在内的一批老科学家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成就了人生得意之笔。”

2011年6月20日，何泽慧在北京逝世。对她的一生最多的评价是“低调，淡泊名利”。有人说，在钱三强的光芒下，她作为科学家的光辉被遮蔽了。

在筹建“两弹一星”团队时，人选名单里原本有何泽慧，但因为她是钱三强的夫人，又是女性，最终与研究团队擦肩而过。

“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是钱三强为中文版《居里夫人传》所做序言里的一句，在这句话之后钱三强写道：

“在科学的道路上，有时，特别是妇女工作者，可能会遇到不应有的压抑和歧视，但只要有信心，有脚踏实地的忘我工作精神，保守的枷锁和禁锢是打得破的。”

1980年，何泽慧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成为我国第一位女院士、“中国的居里夫人”，她自己的人生就是对钱三强所说的“信心与忘我的工作精神”的注解。

2011年还有4位杰出的中国女科学家走完了自己“脚踏实地”的科学人生，她们是：王涛、黄翠芬、沈天慧、董玉琛。

女人做事业很难，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18岁时何泽慧打破禁锢冲进了女人的禁区，进入清华大学攻读物理；26岁时，她又突破了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实验弹道专业不招外国人、不招女生的防线。

然而，就是这些打破了种种“枷锁”，冲破了种种“禁锢”的“女生们”，给人们留下的却是“纯净”、“安详”、“低调”、“温暖”的感受。

熟人都管黄翠芬叫“蜜蜂妈妈”，他们说：“她内心的从容、宁静你只要走近，就能感觉到。”从求学到科研都曾经历种种艰难的沈天慧，则有着一种“让人崇敬和亲近的魅力”，“就像一个邻家的祖母”。

她们用自己的人生，成功地塑造出中国一代科学女性的雕像。她们用坚韧、淡定的品格，开辟了中国女性的科技道路。

杰出科学家离去，当我们自问：“谁可以接过大师的衣钵”时，最难的也许是传承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磨砺出来的优秀品格。

翻开1965年的《中华外科杂志》，《精囊肿瘤》一文作者署名只有“郭应禄”一人，当时的郭应禄是吴阶平的研究生。

当年，吴阶平为一个来自武汉的病人进行手术，郭应禄也跟着来到了手术台。术后，郭应禄写了一篇论文，请吴阶平指导。论文完成后，吴阶平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每次说起这件事，郭应禄都感慨万千，“我当时就是参加者，后来整理了材料而已，没想到最后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虽说王大珩的一生就是中国光学的成长史，然而他生前最不满的就是总有人称他为“中国光学之父”，“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他们？”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光学学会加入了国际光学学会后，不少人举荐王大珩出任国际光学学会的领导。王大珩婉拒道，他从解放后一直从事科技组织工作，很少具体参加科研工作，很少发表文章，学术上在国际影响不大，还是推荐学术研究有成就的人去担任。

现在，提起“863”，公众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大手笔，大资金，乃至大回扣等充满铜臭味儿的字眼，知情者评价说，这多少会让它的倡议者王大珩等人心寒。

2011年去世的科学家们，很多年逾90，他们安详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当中国科学的拓荒者们，一个接一个离去的时候，我们脚下的大地也日渐丰饶。

中国科学从无到有，在他们手中成长起来，他们可以笑对自己的人生。而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科技强国”的梦想，却远没有终结。他们把这个梦想，留给了我们。有人在网上写道，愿大师们“天堂安息”——或许完成未竟的事业，恰恰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在2011年人们哀悼一位又一位中国杰出科学家辞世的时候，也有一种愤慨的声音同时响起：“为什么大师们走得那么安静，为什么明星们的绯闻，比大师的离去更让公众关注？”

在这种愤慨声面前，我总感觉愕然：为什么要把“大师”和“明星”相提并论呢？

所谓明星，就是那些可以娱乐大众的人。科学不是用来娱乐大众的，科学家的人生，也不具备大众娱乐性，更不是用来供媒体炒作的。

有人回忆何泽慧说，她冬天总是一件老式棉布袄，她的家居陈设简陋。——这样的生活，应该不会给大众太多的谈资。

他们的光芒是内在的，他们默默无语地离去，和他们默默奉献的一生，也应当是相符合的。

送别他们最好的方式，不是喧嚣，而是肃穆。肃穆和敬意——或许就足够了。

接下来我们应该想想，怎样继承他们留在身后的事业？

《中国科学报》 (2012-01-16 B1 思想周刊)

相关专题：纪念2011年逝去的科学家

人物介绍：

闵恩泽，1924年2月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国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是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绿色化学的开拓者。

1946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1951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系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后，先后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题目组长、研究室主任、主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院长、首席总工程师、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任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高级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

半个世纪前，石油工业部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前身，以下简称石科院）办公室只有几间小平房，实验设备只有从大连石油研究所搬来的几件旧设备，试验装置要靠自己制备，没有现成可循的技术资料，放眼周围是一片麦田。

如今这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林立，1000多名科研人员，多项石油炼制技术国际领先，被称为“中国石化的重点科技支撑机构”。

这里，就是闵恩泽半个多世纪科学人生的主战场。

闵恩泽生于四川成都，自幼受“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家风熏陶，喜爱读书。1942年抗战时期，因高中会考成绩优异，闵恩泽被保送到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学习土木建筑；后来又在大二转到化工化学工程系。

1946年，闵恩泽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第一印染厂学习、工作两年。1948年3月，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学位。

1948年暑假，闵恩泽刚去美国没多久，学校组织学生暑假去参观工厂，其中就有肯塔基州阿希兰德炼油厂。当看到用流态化原理建设起来的催化裂化装置，见到那黑褐色的原油馏分在这套装置中神奇地变成清亮透明的汽油时，闵恩泽惊奇且激动不已。在返程的路上，闵恩泽思绪万千：中国不知哪一天能建成这样的装置？

1951年7月闵恩泽获得博士学位，在芝加哥纳尔科公司担任副化学工程师，生活宽松、富裕。然而闵恩泽一心想要回国，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为了回到祖国，闵恩泽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公私关系。

经过不懈的努力，1955年10月，闵恩泽夫妻历经辗转，绕道香港，最终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首都北京。

当时，中美关系处于紧张时期，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还没发表，这些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多数单位不敢要。闵恩泽联系了三四个地方，没人敢要。中央大学化工系的师兄武宝琛将闵恩泽引荐给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徐今强，他拍板要了。徐今强安排闵恩泽参与筹建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闵恩泽在借来的几间旧平房里开始了后来延续半个世纪的催化剂研究。

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和绿色化学的开拓，是闵恩泽的三大贡献领域。闵恩泽配合着我国石化、化工产业前进的步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造诣精深，成就非凡，并在每一阶段都有属于自己的标志性贡献。但闵恩泽从不自傲，而是将成绩归于“集体智慧。”

“我只是个上台领奖的代表，这成绩是属于大家的，是几代石油石化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总是强调“集体智慧”的闵恩泽很看重团队精神，“我绝大部分时间是唐僧，即要有信心和决心，指导大家去完成任务；我有时候是孙悟空，要去攻关，但是孙悟空本事再大，也有许多困难解决不了，需要找土地神来了解当地情况，还要向玉皇大帝、如来佛、观世音求救。我碰到不懂的东西，给同事、朋友打个电话请教；有时候还是沙和尚，要搞后勤，去筹备资金设备器材，遇到困难，还要向中国石化总部求救”。言谈中不无四川人幽默的特质。

“看完了电视剧《长征》，他跟我们说，做成一件事要不光有信念、有方法，还要有人。”他的博士生兼秘书姚志龙说。

闵恩泽前后带了50多位学生。龙军这样概括闵恩泽的教师角色：“他的贡献，更在于他带出了一支勇于攻关、善于团结、勤谨踏实的科研队伍，为石化研究储备了一个人才库，是我国炼油催化研究的中坚力量。”

从事石油化工研究50多年，闵恩泽从技术革新，到局部有所创新，到原始自主创新，走过了艰辛、成果丰硕的漫长历程。闵恩泽觉得，应该把自己从1984年以来在自主创新道路上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归纳总结出来，以促进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少走弯路，在创新道路上走得快一些。2008年，闵恩泽撰写了创新中国丛书之一《石油化工——从案例探寻自主创新之路》。

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为这本书作序，他写道：“此书在形式上很新颖，旁征博引，通俗易懂，不仅有生动的讲述，也有形象的比喻，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亲切、自然、宛若春风拂面，细雨润物。总之，不管你是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还是其他行业的工作者，相信这本书都会给你教益和启发。”这本书发行后，不久就又再版了一次。

闵恩泽非常重视自主创新，他认为我国自主创新要寄希望于年轻一代。为此，80多岁的闵恩泽多次到高等院校给学生们讲课，一讲就是一个小时以上，非常劳累。但他却时时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虽然闵恩泽的讲座、报告总是不变的“创新”主题，但针对不同的听众，他都采用不同的内容和讲法，尽量使其能感染、激励听众。

2008年2月，中国石化总工程师曹湘洪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静海院士商讨开展合作项目，邀请闵恩泽院士参加，大家从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高度出发，确定在新能源领域开发“微藻生物柴油成套技术”，决定请闵恩泽负责筹备组织。

这是个全新的领域，年迈的闵恩泽又开始了边工作、边学习的科研历程。

2008年5月，闵恩泽组织召开了微藻生物柴油技术研讨会。会后，又考察了中科院各相关院所和中国石化生物柴油中试基地，编制了微藻生物柴油成套技术研发方案。

闵恩泽虽然积极投入微藻生物柴油成套技术的开发，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现有的微藻生物柴油技术产业链长，投资大、成本高、不经济；几万吨/年规模的生产尚未实现；发展微藻生物柴油同时需要二氧化碳、阳光、土地三个资源，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地区有限。

在闵恩泽主持下，到2011年12月中期检查时，该项目已取得了下列进展：建成了适应不同地区的微藻资源库；掌握了一种新的转基因方法来改造微藻；开发了多种光反应器；研究了稀微藻的回收方法；简化了微藻饼的加工流程。为规划建立万吨/年的户外装置奠定了基础。

2011年4月，在中国石化第三期青年骨干人才提高创新能力研修班上，闵恩泽作了“从原始创新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路的探索”的讲话，重点介绍了中国炼油工业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对策，鼓励青年一代要努力创新，为承担这一光荣任务而奋斗。

少小离家的闵恩泽，至今故乡情结深厚。哪怕到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上，还是一口纯正的四川话。2004年，闵恩泽个人出资10万元捐赠给母校——北京师大成都实验中学，建立“闵恩泽奖学金”，资助优秀的在读学生。“只要回了成都，老先生都要抽出休息时间回母校，和小校友们交流。”姚志龙说。

而在学生眼里，他既是严师，又是关心自己的好老师。

“有一次我女儿钢琴比赛得了奖，老先生知道了还给她订了一个蛋糕。”姚志龙说，“去年12月31日，我带女儿去拜访老先生，老先生还给我女儿唱了3个版本的《上海滩》，9岁的小孩从没见过这么可爱的老头，很高兴，结下了忘年交。他还给我女儿题字，‘震岚小友：诚信宽容、勤奋学习、劳逸结合、加强锻炼’。我女儿回去就把这幅字和与闵先生夫妇的合影装在镜框里，挂在墙上，激励自己。”

闵恩泽唯一的女儿闵之琴在美国。在她看来，爸爸闵恩泽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快乐、颇具幽默感的老小孩。她常听爸爸说要“管住嘴，迈开腿，保持心态平和”，但闵恩泽又常说自己既管不住嘴，又迈不开腿，但能做到心态平和！闵之琴认为这是他能经几次病魔折磨，在80多岁仍能保持这样健康状态的关键。

闵之琴曾这样描写自己的父亲：

“爸爸不是那类工作时工作、休息时就休息的人。他是工作与休息不分，他的头脑很单纯，满脑想的都是催化剂，因为催化剂对他不仅是工作，也带来快乐，对他也是一种休息。同时，他也成天在想如何去原始创新，有了新想法，他也高兴！

“他有自己的休闲方式。他喜欢听京剧，特别是京剧大师言菊朋唱的“卧龙吊孝”，唱腔的宽窄高低、抑扬顿挫，他听得津津有味。

“他还喜欢看网球，特别是瑞士天王费德勒的比赛，成为他的忠实粉丝。只要有大师赛，如奥网、美网、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他一定坐在电视机旁，从第一轮、第二轮，直到最后决赛。

“爸爸还是一位‘歌唱家’。在石科院的春节联欢会上，他唱《上海滩》，还有自己的特点，广东话与四川话、新老上海滩歌词混唱。他在作报告时，讲到科技上要有成就，就需要各尽所能的团队精神和坚持到底的精神，就像《西游记》主题歌中的‘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他会在讲台上带领大家一起唱《西游记》主题歌。

“爸爸由于‘管不住嘴’也成了一位美食家，北京的川菜、粤菜、鲁菜、湘菜，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西餐馆等等的招牌菜，特别是每家好吃价廉的菜是什么，他都清楚！正是这种对生活的每一份乐趣的热爱，对工作的每一点进展的兴奋，爸爸永远像一个年轻人”。

2010年，闵恩泽86岁生日时，闵之琴连续写了两张贺卡，祝老爸爸生日快乐。一封贺卡上这样写：

“时间在快乐地流淌，年纪在轻轻地增长……

“老爸爸的创新本领继续向高峰挺进——生姜还是老的辣！

“老爸爸的粉丝团队犹如雨后春笋般扩大——中石化竟有了个吸引青年学子的老头！

“老爸爸的演唱才华证明了“大器晚成”的道理——怎么还没有制碟的给川音《西游记》主题歌出CD？

“老爸爸的美食体验在日新月异——牙口好还能跟得上繁荣富强的餐饮业！

“任随世上事万变，老爸爸本色不变……

“虽然名利堆在面前，老爸爸还是夜里起来读原始期刊——奠基者的看家本事！

“86岁老爸其实还是那个成都小康家庭走出的孩子：忠厚、善良、勤奋、天真，没新花样啰！

“祝我的老爸爸在无忧无虑中欢度生日，您是我才气的源泉”。

闵恩泽读了这些贺卡后，感叹道：“知我者，女儿也！”

《中国科学报》 (2012-01-16 B2 人物)

古往今来，卓越一直是读书人和知识界的向往与追求，也是作为学术殿堂和人才摇篮的现代大学的目标和理想。不少大学把追求卓越确立为自己的精神和理念。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都曾就如何追求卓越专门发表文章。曾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德国2005年正式通过德国大学建设“卓越计划”。在台湾，“追求卓越”已成为当前最重要的高教政策之一。在我国大陆近年来更是“几乎每所大学的校长，都在谈追求卓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卓越呢？

卓越作为人们的一种向往与追求，首先在于思想和精神的崇高与远大。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大学的灵魂是追求卓越，大学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追求卓越。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教授认为，卓越是大学的一个核心价值观。

对于不同的学院来说，卓越意味着不同的含义。比如以本科生教学为主的学院，就应该把本科教学做到卓越；研究型大学、培养职业人才的大学卓越的含义都不相同。一所大学是否卓越，最主要的不是看它的物质的成果，而是看它的精神和思想。精神是大学的灵魂，立校的根本。

美国是当代公认的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它所拥有的一流大学的数量，为世界之最，这些大学无疑是卓越的。然而它们的卓越，首先不在于物质的成果，而在于它的办学思想和理念，在于它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文化，一直领先和引领着世界的潮流。有学者认为，美国所以能保持这种领先优势，是他们从“思想王国”、现代大学的发祥地德国继承了洪堡思想，1900年前的一万名赴德的美国留学生把洪堡大学的思想带回了美国，奠定了1930年代后美国取代德国成为新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思想和人才基础，从而成就了美国大学的卓越，以至至今美国顶尖大学的代表人物仍然承认是洪堡思想和学术的继承人。

《周易·坤》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古人认为是否有良好的道德和卓越与否密切相关。

刚刚去世不久的吴阶平院士，德艺双馨，一生救死扶伤，博施济众；拯厄除难，功济于时；著书立说，言得其要；微言大义，理足可传。吴阶平教授的卓越，有着崇高的道德基石和伟大的人格基础。日本作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说：“道德是一切的根本，社会上的任何事业，若不依靠道德就不会成功。如果有了道德修养，则将无往而不利。所以道德是不可不教，不可不学的。”

人无德不立。缺少道德的滋养，个体的心灵无处安顿，知识的创造和利用必然会偏离方向。个人如此，群体亦然，一所大学也是如此。校园里有许多道德高尚、品行端庄的教师在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良好的风尚，强大的气场，并逐渐形成一种文化，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作用，引导着广大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言行。良好的道德风尚是凝聚人心的巨大能量，是大学走上卓越的基础。

中国古代早就把高深的学识和敏捷的才思当做卓越的重要内容，苏东坡《答李翊书》说：“惠示古赋近诗，词气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古人甚至认为，好的诗词歌赋，道德文章，脍炙人口，流芳千古，即为卓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察验真理。察验真理是对知识、学问的不懈探求和实践检验。对于大学来说，这里所说的学识，不单是指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学问，而且包括对知识的向往，对真理的热爱和探求，以及为探求真理，研究学问而营造的学术自由、人格独立的环境和氛围。

早在两千多年前，齐桓公田午就在国都临淄创办了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的“稷下学宫”，广纳贤才，广开言路。齐国统治者对这些学者礼遇有加，不少人被封为“上大夫”，“受上大夫之禄”，而且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无官守，无言责”，真正做到学术自由，思想开放，人格独立。在良好的学术环境下，稷下学宫成为学术的殿堂、思想的圣地，走出了像孟子、荀子、邹衍、田骈、季真、彭蒙、鲁仲连、邹爽等一大批学问家、思想家、教育家、外交家和纵横家。

稷下学宫的卓越，在于当时齐国统治者为广大学者创造了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一个人只有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学习和研究，才能出思想，出成果；一所大学如果有许多人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专心致志地研究学问，就能更好地创新思想，更多地出学术成果，成就卓越。作为大学的办学者，不是给大学各学院、各教授下达“卓越”的目标，而是应该为他们营造宽松独立的环境，保证他们的教育自主权，激发他们的学术兴趣，让他们能乐于教育和研究。

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人类社会在创新中发展和进步。《礼记·大学》中就说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没有创新，就没有活力，也就没有生命的持续和生物的进化，生命本身就是创新的结果。英国学者约·斯·穆勒说得好：“现在的一切美好事物，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人类从猿到人的进化漫长过程，处处充满创新，也需要创新，所以鲁迅说：“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

大学是思想的圣地，学术的殿堂，是传承人类文明，创立先进文化的基地。大学的性质、使命和担当都要求自身必须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产出更多的创新成果。离开了创新，大学就谈不上卓越。稷下学宫之所以卓越，在于它的许多创新，如组织上是一种创新，它既是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在制度上是一种创新，它既可以让学宫成员拥有相应的爵位而食官之禄，又可让他们不议国事，潜心学术。至于其思想和学术成果上的创新就更多，如荀子等人关于认识论、人性论、政治理论、天人关系等方面的诸多学说和关于“礼法结合”的政治思想等等，都是创新的学说和成果。

哈佛大学的卓越之所以为世界公认，最重要也在于它的创新品格、创新内涵和创新精神，在于它的40多位诺贝尔奖和30多位普利策奖得主为世界所提供的创新成果。有创新才能有卓越，所以哈佛大学第24任校长普西说：“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

卓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就是特色。约翰·汉尼斯说：“我们要承认卓越是有限的，大学不可能在所有方面，每件事都做得非常完美，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关键要找到重点……在我们擅长的领域做到世界一流。”

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证明，正是某些方面的特色和优势，打造了他们的品牌和实力，成就了他们的卓越。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只有4000多名学生，教学和研究人员只有400多人，却有31人获得32项诺贝尔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校生不过7000多人，其特色是最优的本科教育，最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从而培养出3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因创办工业园，与地方公司合作兴办硅谷高新技术产业区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从而造就了大学的一流和卓越。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理念与特色一是“平权”，保障黑人权利，二是促进学科交叉，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国内的华中科技大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调整学科战略布局，加强了人文学科，以前瞻性的眼光发展了一批优势特色学科，成为一所从理工科大学走上综合性大学并具有显著人文特色的高水平大学。

这里所说的坚守，是坚持、守卫，保持、遵守的意思。

苏武身陷匈奴牧羊19年，坚守的是一份节操；诸葛亮躬耕陇亩，坚守的是一份希望；陶渊明东篱采菊，坚守的是一份高雅；李太白醉酒放歌，坚守的是一份狂傲；杜子美茅屋疾呼，坚守的是一份关怀；托尔斯泰高龄出走，坚守的是一份朴素心灵和平民情感；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甘愿受死，坚守的是执著的理想和信念。坚守是走上成功走近卓越的桥梁和大道。

现代大学和广大教职员工的坚守，在内涵上固然有所不同，但是其意义却是相同的：欲求卓越，必有坚守；长期坚守，必成卓越。

大学坚守的内容很多，最基本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大学集体对既定目标的坚守。而这种目标必须是现实的、客观的，是符合实际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现阶段中国的大学有2300多所，其中普通本科院校790多所，处于高层次的研究型大学只有30多所，真正受到国内外瞩目的知名大学也就只有几所。然而正是这些普通本科院校和层次较低的高职院校、独立学院，承担着大量为国家培养各种不同层次的实用型人才的任务。如果说，那些知名的高层次的大学所取得的顶级成果是卓越的，那么不可否认的是，那些层次较低但始终不渝地坚守自己的追求和使命并努力做到最好的状态，同样是一种卓越。

二是教职员工对岗位职责的坚守。不久前，中山大学面向全校教职员工颁发“卓越服务奖”。该奖项的获奖标准只有一个：工作年限，只要在校连续服务达45年，且在人事记录上没有瑕疵，都可获得这项荣誉，无论你是专家教授、普通职员还是后勤人员。中山大学领导认为，卓越固然有出类拔萃，超乎常人，作出突出贡献之意，但是忠于职守，以持之以恒的态度和毅力追求和奋斗的过程，同样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卓越。

在一所大学里，能够脱颖而出，取得重大成功的人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只能长期地默默无闻。这种努力和坚守，无疑是一种更广义更高层次的卓越。因为这种努力和坚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爱岗所能解释和企及的，它代表着更高层次的精神和境界。一所大学，如果有许许多多富有这种精神的人在各自的岗位上自觉地努力和坚守，就构成这所大学的独特的精神和文化。这种精神和文化是实现大学共同使命和共同理想的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现代大学追求卓越，必须深刻完整地认识和理解卓越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惟其如此，才能克服盲目性，加强自觉性，从而理性地追求并不断地走近卓越，成就卓越。

（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教育研究与督导评估中心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2-01-16 B3 观点)

中国古代医家，就其身份与活动场所而言，可概分为“官医”与民间的“草泽医”两类。二者间虽有进退出入——即草泽之医或因德艺超群而独受帝王、有司之赏识青睐，或于扩员补缺之际应征仕进，从此变为官身；官医之辈中亦有因业绩欠佳、治疗失误，或碰上减省裁员，或因厌倦名利浮华与束缚而复归草泽者。但从总体上讲，两者间毕竟存在着种种差别。

首先，两者的职责不同。作为医生，虽然都要为人治病，但构成“宫廷医学”的机构与人员，除为宫中之人提供医疗服务外，实际上还是国家卫生事业的管理与践行者。这一点从历代“太医”机构皆“掌医之政令”，便可知道其本质乃是主管全国医疗的国家机器。因而在建立医疗保健体制，以政府行为方式兴办医学教育，规范考选制度与行医资格，编纂、整理与印刷医学文献等方面，“官医”往往发挥着“草泽之人”所难以起到的重要作用。

性善论者认为：仁爱之心，人皆有之——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仁存乎于内，谓之仁心；但作为政治家，仅有仁心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其外化成实践中的仁政。所以秉承孔子“为政以德”理念的孟子，在听说齐宣王因心存怜悯而放掉了准备砍头取血、以祭新铸之钟的牛时，便对他说：你对动物尚且能够如此爱护，那么就更应该将这种仁爱之心施于百姓。春秋时期的齐国，在位居“上卿”并被齐桓公尊称为“仲父”之管仲的治理下，取得了“五霸之首”的地位。这固然与该国之赋税之制、钱币管理、鱼盐之法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具有最为直接的关系，但也不能忽视其高度重视民众教化、人文关怀所起到的作用。管子论说其要，谓之“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毋庸详引其各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仅从字面上便可看出其中相当一部分政策的落实，都不免与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有所关联。因而后世儒臣论政，往往会将施医给药、预防疫病、救治贫病之人，乃至培养医生、普及医药知识等等视为“仁政之一端”。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们审视“医学”的整体象时，都会发现它并非仅仅是一门实用技艺、系统的知识——不仅是科学（对于生命活动、疾病原因与过程、药物作用机理的认识等）与技术（各种检查、诊断、治疗方法等）的混合体，还总是和政治密不可分。

然而这些“仁政”的实施，需要两方面的要素作为支撑与保障条件：一是推进实施社会化卫生事业与制度构建的权力，二是人类智慧所创造的医疗技艺。如果仅仅只有第一个要件，便只能停留在管子所言：设立专司各方面事务的职官、规定其所应尽的职责，以及在钱财、设施等方面为老幼病残提供特殊的照顾；能够通过“合独”的方式使鳏寡者组成家庭并繁衍后代，却无法解决因不能生育而孤独者的生理疾患。反之，若是仅有第二个要件，那么作为个人或医家群体，便至多只能是通过他们的智慧，不断丰富“医学”的知识与技艺体系；除此之外，最多也就是能在具体的医疗救治行为中，通过良好的医德来体现“医者仁术”的理念而已。因而“权力”与“智慧”、“仁政”与“仁术”间的关系乃是“互动”的，这不仅体现在科学认知与技术进步间存在着相互依赖与促进的关系，而且还体现在与人类群体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种社会、经济、伦理问题上。例如在科学技术尚未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漫长岁月中，如何有效地鼓励生育、促进人口繁衍并减少死亡、促进健康，便是关系到生产力与国防力量的重要问题，故汉代学者将与医药健康相关的知识称为“此皆生生之具”。在法律方面因要确定至人轻重不等损伤后的“保辜”（责任期限）问题，所以先需对各种伤残进行研究、制定等级；在伦理方面牵涉堕胎是否属于谋杀，以及孕期中“流产”与“谋杀”间的时限界定问题。伴随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又逐渐出现了人口控制、公费医疗与医疗保险制度、过度医疗、高额检查费用与药价、器官移植、代孕、死亡定义及“安乐死”等不断涌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所有这些新老问题，通常并不由医学职业群体的成员提出，更不必负责解决，而是需要由社会的管理者来面对与处理。

其二，两者的服务对象不同。不仅是直接参与政治的文武之臣，宫廷医生乃至所有侍奉权贵者莫不“伴君如伴虎”，由此决定了官医的行为必然是顾虑重重、禁忌颇多。即便曾是疗效超群的神医，一旦进入宫廷，其手脚也就不再那么灵活了。然草泽之辈则不同，虽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却思想活跃、无拘无束，在面对疑难绝症时，当医患双方达成“死马权当活马医”的契约后，自可放手一搏。故数千年中名医多出此辈；就医学理论之创新、实际治疗技艺之贡献而言，实居官医之右。但又必须看到：作为这种差别的另一面，便是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成之作，往往出自掌握着大量文献资源、能够组织集体力量展开工作，且有政府颁行之力作为保障的官医或其所在机构，从而具有某种权威性并产生广泛影响。由此不仅在学术与学风方面具有导向作用，而且起到了重组知识——通过取舍扬弃，构建“正统体系”的重要作用。因为事实上，个人创立的“新说”，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才可能融入、跻身于医学知识的“主流”与“体系”之中，进而为众人所知、获得认同；从而成为“共识”，乃至继续发展创新的基础。当我们从这样的视角观察与思考问题时，那么究竟是“众说纷纭、各是其说”的状况属于“百花齐放”，还是种种不同之见经过所谓“重组”的过程，所构建成的统一但却不乏创新的知识体系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呢？就“因”而言，显然是前者与前期；就“果”而论，则万万不可看失了后者与后期的重要性。换言之，恰恰是因为有了“草泽医人无拘无束”与“官医之辈中规中矩”两种截然不同，但却相辅相成的行为方式，才真正达成了学术上的“百花齐放”，并由此推动着医学理论与技艺的不断进步，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可以被后人称之为“里程碑”的节点，以及与之相应的发展阶段。

此外还必须注意：虽然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华夏大地向以农业文明著称，但实际上作为文明产物的“城市”才是文明成长与发展的中心；一国之中，大大小小的城市固然皆程度不等地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性质与作用，但这些中心中的中心无疑是最高权力机构所在的“首府”、“首都”；而都城的中心，则是“墙内之墙”环抱的“城中之城”——宫廷禁地。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中，宫廷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禁地”，由此决定其必须具有完备的自身管理机构，以及能够满足各种生活之需、正常运转的服务体系。在这个上至皇帝后妃、相傅百官，下至匠作侍从的“小社会”里，医疗服务自然不可或缺，而且需要是最好的。所以“宫廷医学”便具有了机构健全，管理严格；人才会聚、药材与器具精良——能够利用全国甚至是域外资源等种种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宫廷医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中国医学的最高水平。然而从另一方面讲，由于统治者往往会利用官医职务，绕过正常渠道，安置一些独受青睐、可为“咨政”的特殊人物；或是一些需要施恩封赏，但又没有适当岗位的人物，所以拥有官医身份之人，未必一定精通医学。特别是“掌管医之政令”的高级官员，更是如此——对此倒也无可厚非，因为当代的卫生官员往往也是同样如此。另外，一旦身为“官医”，即便是真正的医家，有时也不得不放弃一贯秉承的“治病救人”医德准则，参与政治斗争。这时，医药技艺便成为“杀人不见血”的理想工具——“毒杀”之事并不鲜见。凡此种种，使得从“宫廷医学”的视角观察中国古代医学的“仁术”与“仁政”——知识体系的成长，权力与体系、制度的构建等等，便会很有意思。或者说是全面了解与理解中国古代医学整体之象，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2-01-16 B3 观点)

据俄新网1月14日报道，俄罗斯航天署网站上公布的最新消息称，“火卫一-土壤”碎片将在15日晚坠落太平洋，而不是大西洋。

俄航天署称：“‘火卫一-土壤’星际站残骸坠落地球的窗口期预计为1月15-16日，窗口中心点预计在莫斯科时间1月15日21点51分。”

此前曾表示，星际站残骸将坠落阿富汗，之后坠落马达加斯加地区，13日俄罗斯航天署计算出，星际站碎片将于莫斯科时间16点12分坠落南美洲大西洋沿岸附近。14日航天署确认，星际站将坠落南美洲太平洋沿岸附近。

星际站残骸坠落地点和时间根据其轨道高度降低、太阳活动和大气状况而变化。行动小组正在对“火卫一-土壤”脱离轨道的情况进行不间断的监控。

俄罗斯近15年来第一个星际站“火卫一-土壤”于11月9日从哈萨克斯坦发射升空。该星际站必须于2012年8月抵达火星卫星，之后携带火星卫星土壤样品返回地球。“天顶”运载火箭运转正常，但在进入飞往火星的轨道阶段出现异常状况，星际站的主发动机没有按时启动，星际站留在近低轨道上。

“火卫一-土壤”的总重量为13.5吨，其中11吨是燃料组件。俄罗斯航天署资料表明，约20-30个星际站碎片有可能达到地球表面，总重量不超过200公斤。俄罗斯专家相信，有毒燃料将在高度约100公里厚厚的大气层中燃烧。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1月12日指控它的一名研究人员作弊，在多达11家科学刊物上发表吹嘘红酒益处的研究成果。

康涅狄格大学在一项声明中说，外科学系教授、康涅狄格大学卫生中心心血管研究中心主任迪帕克·达斯“犯有1 4 5项伪造和篡改数据的罪状”。

在接到称其研究不正当的匿名举报后，该大学从2008年开始对达斯的研究工作进行了3年的调查。该大学向发表达斯研究成果的11家刊物致信，并谢绝了联邦政府奖给他的89万美元。

负责卫生事务的临时副校长菲利普·奥斯汀说：“我们有责任纠正科学记录，并告知全国各地的同行。”声明说，达斯即将被该大学解雇。他发表的研究成果是关于红酒中的白藜芦醇和捣碎的大蒜对心脏的益处。达斯从1984年开始在这所大学任职。

达斯的律师说，对达斯的指控可以被“轻易地驳倒”，还说“对他的指控涉嫌该大学内对印度裔研究人员的歧视”。

一名专家说，虽然达斯的研究成果被引用了几百次，但发表他成果的刊物大多数是小刊物，不会颠倒研究白藜芦醇的整个领域。

 

在人类抗病毒研究的历史上，充满了诸多传奇；今天，人类迎来了抗病毒免疫研究的新时代，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舒红兵和他的同道们正在这个领域书写新的篇章。

2011年12月，44岁的舒红兵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全国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最年轻的院士。一个来自重庆荣昌县偏僻乡村的山里娃，勇于进入生命科学的前沿阵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细胞凋亡与抗病毒反应的信号转导研究”中，舒红兵等发现了新基因，并系统性研究了它们在细胞凋亡和抗病毒免疫反应中的调节作用，为人类理解由病毒感染所引起的各种疾病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这一成果获201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这只是舒红兵在抗病毒免疫研究领域取得的诸多成果之一。选择抗病毒免疫研究，与他从小的经历不无关系。9岁丧母，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巨大的创痛，也让他萌发了探求生命奥秘的强烈愿望。自进入兰州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到美国Emory（爱默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一步一步开始寻找人类抵抗疾病的崭新途径。

舒红兵注重做基础性研究，坚持从源头创新，筛选新分子，发现新机制，揭示新规律，解决生命科学中的重大问题。以他在美国发现的一个免疫分子为靶标，一家公司已经研发出了药品，用于红斑狼疮的治疗。他说，基础性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从理论源头创新，发现新的分子，为疫苗、药物研制提供新的靶标。“虽然我们做的只是很小一步，但那一步可能构成了人类最终征服某类疾病的一环。”

病毒感染对人类健康构成巨大威胁。艾滋病、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给生命健康蒙上一层阴影。目前，国家资助项目主要集中于对病毒本身的基因变异、传播、抗药和致病机理等方面的研究，对宿主细胞和机体抗病毒感染的机理关注较少。

舒红兵认为，在这一重要科学问题的研究中，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应该有所作为。于是，他带领团队瞄准了生命科学领域国际前沿的课题：在病原微生物感染后，宿主细胞和机体如何启动清除病原微生物的炎症反应和天然免疫。

2008年9月，舒红兵研究组用功能克隆的方法，发现了一个新的抗病毒天然免疫信号转导的重要接头蛋白MITA，填补了病毒核酸信号转导的空白。“仅是在筛选基因这部分工作上，我们就花了一年时间。”2010级博士生雷曹琦说。这项最新研究成果为了解如何调控抗病毒天然免疫反应提供了新线索。

尽管他在美国一待就是10多年，却并未加入美国国籍。他告诉自己，总有一天要回到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报答党和国家以及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2005年，舒红兵应聘成为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他把对科研的无限热爱和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带给了他的团队。

郭德银教授说，虽然院长事务繁多，但舒红兵始终没有放弃科研工作，一有时间就泡在实验室里。副教授刘江东更有感触，“他坚持给本科生上课，课堂中把科研中的前沿问题与知识点结合起来，采取设问、互动的教学方式，引起学生们对生物领域的好奇。对我们青年教师教学也很有启发。”

舒红兵有时也亲自带领学生进行实验操作。有一次要做一个同位素实验，但几天后却未收到学生关于实验的任何反馈。舒红兵明白，学生们对同位素的放射性有畏惧心理。于是，他带领学生一起走进同位素实验室，亲自示范同位素实验的操作，不到两天就完成实验。他的言传身教让学生们明白，只要防护得当，仔细操作，同位素也没什么可怕。

作为首席科学家，他主持了武汉大学理科第一个973项目，发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汉大学影响因子最高的3篇研究论文，在国际刊物上共发表SCI论文70余篇，论文被同行广泛引用。他以第一完成人的身份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并将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首届杰出成就奖收入囊中。

目前，舒红兵主要研究人体细胞抵抗病毒感染的机制。他表示，希望对这些机制的了解，有助于新型抗病毒疫苗和药物的开发，对病毒感染疾病的防治作出贡献。

 

记者1月14日获悉，中国第28次南极科考队日前在南极长城站附近的长城湾建成一座数据实时传输的永久性验潮站。这是继中山站2010年建成数据实时传输永久性验潮站之后，我国在南极建成的第二座同类型验潮站。

这座永久性验潮站主要包括海底水位计、陆地数据记录处理设备和连接陆海设备的数据传输电缆等。记录海平面变化的数据通过长城站的VSAT卫星实时传回国内，供科研人员进一步研究分析。

负责这一项目的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安家春介绍说，海洋潮汐资料分析是研究海平面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南极洲验潮站稀少且分布不均。长城站验潮系统的建立不仅可以满足我国研究南大洋海平面变化的需要，而且可以通过多年的数据积累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信息共享，分析全球海平面变化，为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提供动态依据。

安家春说，这座建立在长城湾的永久性验潮站还能帮助科研人员为前往长城站运送物资的极地破冰船提供及时的潮汐预报。科研人员外出进行野外科考，也可以通过这座验潮站了解长城站附近海域的潮汐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