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美龄宫 资料图片

□据新华社电

近日，“故宫内建豪华会所”的风波尚未平息，网友拍摄的一组南京美龄宫大办婚宴的照片再度引发公众关注。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毫无疑问的公共资源，却为何一再难挡营利冲动？如何赶走文化背后的商业化幽灵？

国保单位美龄宫办婚宴

在著名论坛“西祠胡同”上，网友徐福庚5月15日拍摄的一组照片引发轩然大波。

记者在这则名为《婚庆酒席竟然摆到宋美龄别墅里》的帖子中看到，“宋美龄别墅”五个烫金大字下，一对盛装的新人正笑盈盈迎接往来宾客，一辆蓝色的婚车则紧挨宋美龄的座驾——一辆老式别克车停放着。而在一个宴会大厅里，数桌饭菜已经摆放停当，静候酒席“开张”。

据了解，宋美龄别墅建于1931年，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主席官邸”，原为国民政府主席的寓所，后因蒋介石、宋美龄常在此居住，遂称“美龄宫”。美龄宫建成之初，这座三层重檐山式宫殿外观庄重典雅，内部装饰奢侈豪华。楼底原来是接待室、秘书办公室等，二楼西边是会客室、起居室，东边是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卧室。

从1984年3月起，美龄宫对游客开放，2001年被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而如今，这座昔日的华丽宫殿已风采不再，外墙和屋檐上的色彩已是斑驳陆离。虽然大部分室内陈设仍按原样布置，但二楼原本会客室的位置已变身成为一间开阔的宴会厅，以“蒋、宋喜爱的特色菜肴”为招牌。网友所拍摄的婚宴照片，正位于此处。

据工作人员透露，别墅内的餐厅已经开了七八年了。

此前也想改作高级会所

由于网民爆料加上媒体跟踪报道，让美龄宫在经历了2009年的转让风波后再次身陷“婚宴门”。究竟是谁在默许高档餐饮栖身国保单位？

记者调查后了解到，身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美龄宫，其管理方却是金陵饭店集团，负责经营的美龄宫服务部是集团的下属子公司。 2009年5月，金陵饭店集团相关负责人曾召集南京文物管理部门和部分文物界专家开了一次会，议题涉及“转让美龄宫的经营权”。原因是缺少客源，门票收入无法支撑日常管理开支，美龄宫“维持不下去”。知情人士则透露，所谓转让经营权实际是想关门谢客，开设高级会所。

中山陵园管理局巡视员余金保在2009年曾就“转让经营权”一事向记者反映：“美龄宫是国家资产毋庸置疑，但管理权应当是中山陵园管理局的，当初的拨借合同现在还保留着。 ”

记者从一份关于美龄宫历史沿革的材料上看到：1950年，美龄宫由中山陵园管理局接收为公产，改作省高干疗养院。 1951年“借给”南京市卫生局作为市直属干部疗养院使用，并签订了拨借合同。后来，由于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美龄宫又“借给”东郊宾馆招待重要外宾。1990年9月1日，由江苏省旅游局发文将其并入金陵饭店。由于多方反对，转让风波不了了之。然而两年之后，问题为何仍未得到解决？

赶走文化背后的商业化幽灵

饭店栖身美龄宫，会所开进建福宫，前者想让今人品尝蒋宋当年喜爱的菜肴，后者则是让如今的富豪们感受“皇家享受”。究其根本，无非是试图通过包装和运作，实现文化遗产的文化底蕴和公益价值的商业化 “变现”。如此冲动不止，活跃在文化遗产背后的商业化幽灵难以根除。

有关专家认为，从表面来看，依托文物古迹开设餐厅和会所，能够把美食、服务与环境、文化等各种元素融为一体，让人们在满足了口腹之欲的同时，也获得了亲近历史、了解文化的机会。而同时，实现的盈利还能带来充裕的资金，有助于对文物古迹进行后续的修缮、管理和进一步的保护。

文物保护专家认为，根据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均属于国家所有，其公益属性决定了一切相关的经营行为仅止于一种手段，服务于管理和维护的最终目的。而无论是在故宫建会所还是在美龄宫开饭店，将公共文化资源变相兜售给特权、富豪消费的行为，都已超越了国家对文保单位管理者的授权范围，更背离了管理者不得以其为营利目的的立法宗旨。

前南京博物院院长、文保专家梁白泉认为，此类事件不仅糟蹋了文化，还隐藏着极大的社会矛盾。宝贵的文化资源被特权与利益裹挟，是与民夺利，暴露出了当前社会急功近利，道德滑坡，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进一步增加了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 宾：张颐武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文化的角度、思路越来越下移，越来越贴近平民百姓，这是一个大趋势。人们在围观他人的同时，也宽容了自己的弱点，这是平民化节目得以走红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

●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平民文化的新空间，现在已经向我们呈现了出来。从文化层面而言，现在看起来还有些粗糙、不入流，但它提示我们，这里有一个新的空间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和创造。

解放观点：第二季达人秀成了不少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展示的舞台。民间草根的踊跃参与，也令此类节目成为平民文化的最佳展示舞台。然而， “怪人”迭出， “虐人绝技”纷纷登场，反串者、山寨者的比比皆是，也让不少人产生疑问：中国老百姓的创造力真的只有这些？您怎么看这种声音？

张颐武：从物种多样性的角度来看，这种展示不能说没有价值。它主要表达的是，普通人也能掌握一门绝活。至于这些绝活能否登上大雅之堂，是否有很高的艺术境界，可能都谈不上。就像那位展示“耍牙”绝技的姑娘，从技艺本身来讲比较偏门，也很难从文化上给予很高评价，更不可能变成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但通过她的展示，人们能够看到一个普通的个体生命如何投入感情、投入奋斗，也就足矣。

文化的角度、思路越来越下移，越来越贴近平民百姓，这是一个大趋势。你看旭日阳刚是模仿者，但他比原唱者还要红，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们走红的基础，是今天的老百姓不再需要把自己压住的 “文化英雄”，人们欣赏的是有很多弱点、不足，和自己差不多的人。所以，从芙蓉姐姐到凤姐，一方面很多人对这种搞怪嗤之以鼻，但另一方面，通过对她们的这种关注，很多年轻人也宣泄了自己心中的压抑和不快。这既是挠到了社会的痒处，也触到了内心的痛处。人们在嘲笑中，有一种奇怪的欣赏，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矛盾现象。这背后的潜台词其实是：人们在围观他人的同时，也宽容了自己的弱点。我认为，这也是平民化节目得以走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

这样的好处是，每个人的心理都会相对比较平静——不为当大明星，只求三分钟闪光。但另一方面，这种平民式的短暂快乐文化，可能也会令个人的冒险拼搏精神、整个社会的奋斗意志有所减退。这也是值得引起关注的。

解放观点： 2005年超女的红火，让人们看到了娱乐业未来的希望。但达人秀 “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到底能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张颐武： 当年的超女，是为了选出大明星，选出青春偶像。因为在当时中国的电视文化里，青春偶像是相对比较稀缺的资源。所以2005年超女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下子选出了像李宇春这样的超级青春偶像。后来很多选秀节目也想跟风延续这个路线，可是这个效用后来逐渐递减了。当 “选拔大明星”的功能逐渐丧失后，选秀节目就必然面临着转型，于是转成了带有一定竞赛性的，变着法地讲述普通人故事的节目。

这种改变还体现在，比赛色彩的淡化。当年超女让 “PK”成为年度流行词，可见竞赛对抗色彩之浓。但我们今天看达人秀、 《我爱记歌词》之类的选秀节目，其实已经是 “文无第一”，很难谈得上是一个比赛了。因为这样的选秀根本没有标准，大家看的就是眼缘、感动。一半是表演、一半是故事，选秀节目要素和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解放观点：这种改变，会带来怎样的文化影响力？

张颐武：这种改变昭示了一个大趋势：平民文化的受关注和崛起。目前它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生产平台的转化上，而不是原创力上。所以现在就连写作也逐渐转移到微博上，这都是一脉相承的。只要140个字，真正实现了人人都可以书写。这和谁都能唱歌，谁都能站出来秀一把，本质上是一样的。娱乐业正处在一个深刻转型过程中，平民文化的形成也在摸索之中，至于未来如何，我们尚不清楚。

但我们会发觉，最近几年几乎都没有诞生新的超级明星。这一方面和选秀节目的半衰期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整个文化生态发生了改变。在平民化网络的冲击下，原本依靠销量支撑的唱片业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不景气。而今流行的都是神曲曲风，凤凰传奇一类的口水歌，它们通过网络实现低成本的传播。当平民化的路径替代传统唱片业的传播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表现。因为这种通过大规模生产、廉价方式流行的文化，正在冲击娱乐业传统的生产模式，导致经典作品、超级明星的出现变得越来越难。视频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人制作的影视也有用武之地，如《老男孩》等的影响。这都会让自娱自乐在今天变成新的文化创意的空间，这种潮流会不断蔓延。

不过问题总是有两面性的，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平民文化的新空间，现在已经向我们呈现了出来。而且它关怀弱者，它让每个人都能在镜头前展示三分钟，也可以说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众生平等，具有一定的社会安慰功能。

解放观点：我们的有些平民文化似乎总也摆脱不了山寨、口水的影子，从文化资源的角度，我们该如何看待其中的文化价值？

张颐武：是的，就像旭日阳刚虽然很感人，但再怎么样，他们也只是一个模仿者，只能借助别人的东西来表达自己。还有像赵本山，本来他是模仿平民的，但现在很多人却要靠模仿赵本山来证明我一介平民的本事。可以预见的是，模仿既有的超级明星、主流文化，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将成为中国平民文化中的重要一部分。

关于中国平民文化的形成，我认为也不用操之过急。毕竟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人生于忧患，非常不易。面临的社会压力很大，一般人都不能很好地放松，儒家文化也让人很“端正”，我们还不太擅长这种放开、搞怪的东西。其实现在已经比以前放开得多，当然还很不够。我认为，目前它的价值更多在于精神层面，让大家能够互相温暖，让生命能够相互借鉴，让彼此对生活有更多体验。从文化层面而言，现在看起来也许还有些粗糙、不入流，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建设，而在于提示我们，这里有一个新的空间还有待我们去发掘，有待于水准高的人不断去创造。中国的平民文化展现出自己的灿烂光华，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核心提示：山西太原文庙内日前上演一场人体彩绘秀，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拍照。太原文庙即孔子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主办方称，此次创作活动是对低俗文化的挑战；而一些过往游客则认为，此举是在圣人前挑战传统文化。

图为人体彩绘模特

主办方将一场人体彩绘秀放在文庙举办，实是煞费苦心。尽管从游客和大量网民的评价来看，大多数指斥此举是亵渎和挑战传统文化，但从吸引眼球和获取经济利益的结果来看，当地相关部门让半裸模特现身文庙前已经达到了预期目的。

举办方真的是挑战低俗文化吗？这纯属扯淡了。我国传统文化里面是趋向于“保守”的，讲究妇道和妇德，有其糟粕成分，但在文化的骨子里是摒弃“裸”和“露”的，如淑女的“行不带风”、“笑不露齿”等，断然与“半裸体的彩绘”不沾边。举办方所谓的挑战低俗，恰恰是违背传统文化的近乎于宣扬“低俗”。这个道理不言自明。

图为人体彩绘模特

然而，文庙的管理方明知这个道理，却偏与“传统”对着干，不外乎就是达到一种“炒作”旅游资源、吸引人气的目的。这不，如此多网民的抨击，无论是“香也罢、臭也好”最终山西太原文庙即孔子庙不也“一夜成名”了吗？无论臭名还是美名，名气的背后就是金钱滚滚而来。

图为人体彩绘模特

这种以追求金钱和利益为目标的“炒作”，丢掉的是文化之根，歪曲的是社会风气。山西文庙前举办半裸体模特彩绘，其实就和近几年被热议的“某地挖掘西门庆故里”、“复建狮子楼”、“复活青楼菜”是一个道理。在个别管理方赤裸裸的物欲之下，再丑恶的东西也是美丽的，即使是一堆“垃圾”和“臭狗屎”，在个别人眼里也有经济价值。所以说，文庙前的半裸模特背后一定藏着“金蛋”——是能给当地带来旅游经济发展和提升GDP总量的“金蛋”。但我们的传统文化精粹呢？却在这样一场喧嚣的金钱物欲炒作之下被消磨殆尽。这真是令人痛心!

近年来，大众文化的雅俗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文化学者李春青认为，大众文化无雅俗之分，它是人类追求审美平等的一种努力，对凝聚社会共识、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至关重要。这些观点对我们开阔思路、正确对待大众文化、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无裨益。现将此文发表，以期引起讨论。

近年来大众文化迅猛发展，大众文化的“雅”与“俗”成了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然而，何为“雅俗”， 应该如何评判大众文化的功过是非？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雅俗之分的历史渊源

我们先来看看“雅俗”问题。人类文化原本没有“雅俗”这种价值尺度，也就是说，“雅俗”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在中国漫长的远古原始社会，本没有“雅俗”之见，即使西周的贵族文化中也还没有“雅俗”的观念，因为那时贵族文化过于强势，贵族与平民之差异宛若鸿沟，贵族阶层无需借助“雅俗”来作为不同阶层身份差异的标志。贵族掌控的主流文化与政治上的贵族等级制紧密契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也就不能构成“雅”与“俗”的二元对立模式。

只是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产生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的主体之后，“雅俗”才成了衡量文化艺术的重要标准。这是因为，“文人士大夫”是一个游走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社会阶层，具有“官”与“民”双重身份特征，他们为了使自己与一般的平民百姓“区隔”开来，于是极力打造一种“雅”的趣味，并且把产生民间的自然朴实的文化形式判定为“俗”。于是“雅”与“俗”就成为评价性的，具有重要阶级“区隔”功能的价值范畴。

“大众文化”超越雅俗

现在在文化上还存在着差异和不平等，“雅俗”观念因此也还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问题是用“雅”与“俗”来评价大众文化是否恰当？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何为“大众文化”。综合中外学者的解释，我们可以说，符合下列条件的文化形式即为大众文化。其一，技术上，大众文化主要载体是现代传媒，即电视、电影、广播、音响、网络等所谓大众传媒。其二，大众文化的生产动机是商业利润，即通过生产、制作、销售等资本运作过程，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其三，大众文化受众的接受目的是满足精神娱乐的需求。简言之，那种借助于现代科技，以满足大众精神娱乐需求为手段，以谋求资本利润为目的文化形式就是大众文化。

那么何为“大众”呢？ “大众”不是指社会大多数，也不是指平民百姓，它不是一个阶级范畴，“大众”是相对于“大众文化”而言的，就是说，无论是谁，无论是学者或官员，凡是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一律属于“大众”范畴。大众文化是一种新型的娱乐文化形式，它与传统的，或精英式的精神娱乐形式——欣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或者听古典音乐，读经典小说等等——分别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形态，因此，不应把大众文化与雅文化对立起来。

因此就基本性质而言，大众文化是一种非俗非雅、亦俗亦雅的新型文化形式。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以商业利益为主要推动力的文化生产方式，大众文化必然力求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喜闻乐见。所以，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就必须尽量平衡、兼顾、综合各种不同趣味、各种价值取向以扩大受众面。从文化资源的角度看，大众文化是在传统的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共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新型文化形式，它既不是传统精英文化的纯正血脉，也不是传统民间文学的嫡传，它具有兼容并蓄、统合“雅”、“俗”的特点，它是“雅”的“俗”化，是“俗”的“雅”化。这就是说，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切有意义的文化因素，无论雅俗，都可以成为大众文化的宝贵资源。

这是“大众文化”的理想状态，实际上由于从业者素质良莠不齐，目前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就存在了两种类型的有悖于其“基本性质”的现象。一可名之曰孤芳自赏、故作高深型。有些怀揣精英主义意识的人，虽然从事的是大众文化的创作，却像古代文人吟诗作赋一样深陷自身的个人化情趣之中，以至于其产品根本不具备适应社会大众口味的质素，也许很精致，也许很深刻，却无法得到大众青睐。二可名之曰唯利是图，以丑为美型。一些从事大众文化制作的人员，大大低估了社会大众的道德水准与审美能力，误以为只有凶杀、色情、能刺激耳目口腹欲望的东西才会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结果制造出一大批毫无艺术性的文化垃圾，为广大受众所不齿。这些人至少应该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大众文化不是精英文化，也不是自生自灭、口无遮拦的流俗文化，它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评价系统。其中最为基本的，或者说“准入”的标准是：在给人愉悦的基础上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共同体的健康发展。

娱乐也承担历史使命

从大众文化的基本性质必然会引申出一个“利”与“义”的关系问题——大众文化如何在获得利润与承担社会责任两者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首先，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需要广大受众的自觉选择。如果没有或者很少受众，固然无“利”可图，而其“义”即社会效益也同样没有实现的可能。而娱乐性乃是“义”与“利”的共同基础，只有真正具有娱乐性的作品，才能“义”“利”双收，而欲真正具有娱乐性，除了在制作上精益求精之外，切近社会大众之心理，发其所未发，言其所欲言才是根本。像《唐山大地震》这样的影片，庶几近之。

在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上，人文知识分子容易出现两种偏颇：一是站在传统的精英立场上对大众文化持轻蔑态度，自以为高雅，视大众文化为低俗，这种态度不仅表现出对文化发展趋势缺乏历史的洞察，而且也表现出现实文化参与能力的孱弱，结果只能是自我边缘化。二是全然放弃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准则，把大众文化仅仅看成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看不到大众文化所承担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精英文化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社会主流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大众文化同样是历史的产物，那么它的伟大使命是什么呢？ 首先，以娱乐的方式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水平。由于大众文化容纳、综合了人类以往的各种文化因素，故而人们的轻松愉快的接受过程就可以接收到各种文化信息，从而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准。其次，在感性的或审美层面培养一种平等意识。人应该是平等的，但在现实中却存在着无数的不平等现象。应该说人类追求平等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社会革命、政治改革等是在政治制度上寻求平等的努力，而大众文化则可以视为人类在娱乐与审美上寻求平等的一种努力。大众文化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精神娱乐方式的长期垄断，大大丰富了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出一种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娱乐文化。这种娱乐文化在感性或审美层面上与社会平等的政治诉求有着共同的历史根源。大众文化可以在社会大众心理上培养起相近的审美趣味，进而培养起相近的道德感与共同体的认同意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大众文化给广大受众以精神愉悦，使他们在闲暇时间轻松自如地得到心理的和精神的快乐。最后，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大众文化还可以承担批判社会之丑陋，建构符合大众利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重任。由此可见，大众文化绝对不是什么“俗文化”、“通俗文化”，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娱乐方式，大众文化是一种承担着重大历使命的新型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对社会政治、经济、其他文化形式都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因此无论是大众文化的从业人员，还是从事各种专业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应该对大众文化给予高度重视。

祭祀坛远眺

《
祭祀土层发现的牛骨化石

　　经过一年多的句町文化田野调查，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的专家近日在神秘的西林县普合乡句町古国铜棺墓遗址附近的岜埌山上，发现了一个大型的古祭祀坛。

　　专家介绍，根据祭祀坛上发现的烧灰土、印纹瓦片和古兽骨，以及山下的汉代陶片，初步认定这一大型祭祀坛建造的年代约在汉代的句町古国时期。句町古祭祀坛的发现，为西林是句町古国的重要中心提供了新的证据。

　　句町古国与夜郎古国同期

　　4000多年前，中国版图的大西南，即现在滇贵桂高原的结合部。莽莽高山峻林中，驮娘江沿岸，壮族先民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句町古国，与它同时期的还有传奇的夜郎古国。

　　据介绍，句町古国是壮族先民在汉代建立的地方政权，是汉皇朝在我国西南的一个重要属国。据《史记》记载，句町国在西南地区协助汉皇朝平定了各方国的叛乱。句町古国虽然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但她的都城在哪里一直是千古之谜。

　　上个世纪1969年和1972年，西林县普合先后发现了惊世的汉代铜棺墓和铜鼓墓，出土了绝世的铜棺、铜鼓、金缕玉衣等珍贵文物。这两个墓葬出土文物的丰富和精美震动了史学界。许多学者根据墓葬的高规格和随葬品的高等级断定：这是句町王族的墓葬，并推断普合是句町古国国都的所在地。

　　但这一推断因当地没有发现古句町人聚居和活动中心的遗址而引起学界的争议，至今仍没有一致的意见。

　　大型祭祀坛或能认定古国国都

　　据介绍，5月7日发现的普合乡岜埌祭祀坛以山为坛，气势宏伟。祭坛从山顶到山下大致分为九层，祭台层层叠合，这一样式显然蕴含着某种文化意义。顶上两层祭台是祭祀的中心，约呈正圆形，修整得很平整。顶层祭台直径约60米，二层祭台直径约100米。上面已长满了树林，整个祭祀坛显得很隐蔽。中心祭坛的地面挖下去，下面全是黝黑的烧灰积土，约有30多公分厚。据村民介绍，这是远古烧火祭祀遗留的痕迹。这个祭祀台当地壮语叫“顶娄蚆”，意为祭雷神顶台，是当地壮族群众世世代代祭雷神求雨祈丰收的祭祀坛，祭祀时祭司要点燃熊熊的篝火。

　　这一发现的句町古国祭祀坛的地点在普合乡驮娘江和驮尼溪的汇合处，壮语叫“三百合”。在壮语里，“百合”是河口汇合处的意思，“普驮”是河口码头的意思。“百合”和“普驮”这两个地名在壮语中是很古老的词汇。按照史学界的惯例，古都的认定或者是发现古城或者发现大型祭祀坛。西林句町古祭祀坛的发现，确实为西林是句町古国的重要中心又提供了新的证据。

近年来，文学期刊在边缘化的过程中也在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办刊指向和读者定位。打开一些文学期刊，我们发现淡化文学性的痕迹渐渐显现，创刊以来一直注重纪实文学的《当代》更加强调了非虚构的篇幅，而《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也在努力开辟一些栏目在谈论历史、钩沉往事、访谈名家、追寻文化记忆，作为虚构的小说篇幅反而在减少，以往那种小说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而读者的阅读兴趣也从小说转向这些非虚构的栏目。

文学期刊：从“窗口”到“堂会”

文学期刊不仅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辉煌的业绩，在中国传媒史也不可忽略。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确立文学的灯塔、匕首、投枪的功能，也确立文学启蒙的历史地位。文学期刊在一个图书出版周期漫长的时代里，因其出版周期短，扮演的角色也是多种的，承载的使命也是繁重的，尤其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的中国，由于媒体欠发达，报刊数量少而发稿程序复杂，文学期刊的高频率和审稿程序的简约让它一度充任了媒体的角色，文学期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和空前绝后的发行量。那时文学期刊的媒体特性也非常明显，当时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发表后，让《十月》洛阳纸贵。虽然小说探讨的只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爱情在我们的生活中要不要有一席之位，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要拿出来谈论，恐怕要笑掉牙。但要冲破禁欲主义的禁区，还是需要作家大声疾呼，可见那个时候的文学期刊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电视的普及、报刊的快速增长，媒体社会已经形成，文学期刊发行随之急剧下滑，但由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基础深厚、文学读者人数庞大，文学期刊虽然退出了大众传媒的视域，但在文学的粉丝那里仍有足够的市场，文学还是能够成为了解中国社会尤其了解中国文学的一扇窗口。掌握中国文学的发展，观察中国作家的动向，是必须凭借文学期刊的。

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期刊再度边缘化，不客气地说，一些文学期刊渐渐变成了堂会性质，大多数的刊物发行量在几千册，那些传统的文学读者也只是借助于《小说月报》来重温当年的文学热。随之而来的是刊物的评奖热，但这些评奖有点自娱自乐的性质，自己评，自己得，少数人评，少数得，变成了没有观众的堂会秀。而原先认为文学期刊是文学新人跑道的神话，在网络时代也被无情地粉碎。姜戎、慕容雪村、郭敬明、安妮宝贝这些影响着当下文学阅读的作家几乎没有在文学期刊发表过作品，迅速成为读者喜爱的作家。而那些在文学期刊频频露面并频频领奖的作家新秀则无人问津，文学期刊这个窗口的功能亦已丧失，因为从这里已经看不到文学发展的全貌。

虚构文学：光环消退是必然

文学期刊这30年的风云变幻，从峰巅到谷底的体验，让很多办刊人反思文学期刊和文学的出路，因为一个缺少足够受众的载体，政府再重视，再重奖，最后也难逃脱一种“非遗”的命运。而文学本身是有足够生命力，文学期刊虽然衰落了，但文学网站异常繁荣，文学读者虽然减少了，但一些作品网上的点击率超过了文学期刊最盛时期的读者参与量。

《收获》是最早开辟专栏的文学期刊，1988年，余秋雨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教授时，《收获》最早为其开辟了《文化苦旅》的专栏。“文化苦旅”兴起的大散文或文化散文的热潮至今仍未消退，也揭开了中国畅销书的序幕。但在80年代的文学期刊的拼图里，散文是不受重视的，散文是比诗歌还要不受文学期刊的待见。一般文学期刊的设计是这样四大块，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小说是重中之重，小说必须是头条。有些期刊也发一发报告文学，但那时的报告文学基本是问题性的，到90年代央视有了“焦点访谈”之后，这类报告文学基本没有了市场，一些刊物的报告文学基本成为歌功颂德或创收的栏目。文学期刊对报告文学的歧视，实际源于一种虚构的崇拜。这种虚构崇拜在1985年的文学寻根热时达到了顶峰。当时不仅对纪实类的文字排斥，甚至对写实性的小说也时有微词。抽象、符号、变形被视为审美的最高境界。文学期刊在这样的审美思潮影响下，也常常把非虚构作为非文学的元素。

《文化苦旅》在当时并没有受到人们的热捧，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文化苦旅》属于非虚构类的作品，按照文学期刊的划分法，该属于游记类文字。在崇尚虚构的年代里，余秋雨没有获得足够的荣光。进入90年代以后，余秋雨因《文化苦旅》成为大众明星，而他的纪实性、打捞历史的文字也是对崇尚虚构文学风尚一次有力的去魅。

而文学本身的神秘化和神圣化来自于虚构的魅力，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这样描述虚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里从时间空间的两方面来言说虚构的“神远”，这种“神远”按照韦伯的“去魅”理论其实是一种“魅”，是神秘莫测的。但进入新世纪时候，虚构的这种魅力在慢慢淡化，网上那些漫无目标的虚构，尤其是那些无厘头的穿越更让虚构变得不那么神秘。加之一些电影大片和网络游戏让虚构变成可以触摸的现实图像，人们对文学的虚构世界渐渐有些冷漠。对一些真实的历史和非虚构的现实，更加情有独钟。《明朝那些事儿》是一部近年来广受欢迎的网络小说，原因在于作者用今天的视角来解读历史，如果用虚构的方式来写作一部历史小说是很难获得如此多的读者认可的。

在这样的情景下，我们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等文学刊物上读到了李辉等人的文化钩沉，也看到一些文化名流的回忆追述，当然也有慕容雪村的便衣潜入到传销组织的卧底实录，无论是文化史实还是传销实录，一个重要的特征都是非虚构，都是可以找到现实依据的文字，而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这是对流行多年文坛虚构神话的彻底颠覆。

文学期刊的这种“去魅”的办刊指向，一方面是适合读者的阅读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实用主义社会的价值折射。当理想和信仰在场的时候，虚构是具有魅力的，假的也会变得真实。当理想和信仰缺席的时候，再华丽的虚构也随之变得空洞，人们在阅读时需要的是实感、实用和实际。

想象力：民族创造力的基础

当前文学期刊的纪实、文化怀旧、真人秀倾向，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文学期刊的中老年化特征，因为在年轻的网络文学作家里，虚构不仅“思接千年”，“视通万里”，作家能够大胆想象虚构，而且穿越时空，古今同台，历史与现实对话，未来也与现实对话。年轻一代开启的穿越写作，是想象力的大解放，也是虚构主义在网络新平台的大狂欢。而文学期刊那些新设的文化意味较强栏目，多半是回忆性的文字，而忆旧正是老人的思维特性，也就是说传统文学期刊的读者正步入中老年。

许兴汉

山东省、临沂市及沂南县三级政府今年5月将举办诸葛亮诞辰1830周年祭拜活动。据称，去年以来，沂南县借助“诸葛亮故里”的文化带动效应，投入资金超15亿元，其中包括今年投资1.8亿元建诸葛亮城，投资3.5亿元整合诸葛亮文化旅游区等。

这又是一起借助“四大名著”兴建名人故里景点的例子。在此之前，孔明先生已有河南南阳的 “躬耕故里”和湖北襄阳的“卧龙故里”昭告天下。要是把眼光再放宽一点，就全国各省市来说，躺在四大名著身上兴建的景点就更多了，甚至连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如孙悟空、西门庆等也都是各有出处，让人真假莫辨。孙悟空故里除了原说的江苏连云港外，前不久山西娄烦县文物旅游局也提出要兴建 “孙大圣故里花果山景区”，并以山西学者孟繁仁、李国成等多位专家经20年考察研究后的结论为权威认定。而有空到网上查一下的话，眼下全国各地名为“花果山”的景区竟有24个，要是这些地方都声明是老孙故居的话，那只能让孙猴子拔出它的毫毛来吹向各地才能解决问题了。至于《水浒》中西门庆这样一个恶棍，居然也引来了两省三地的 “名人”故里口水大战，闻之只能让人无语。

应该看到，如今各地相关政府及部门急功近利，心浮气躁争抢名人故里的做法，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旅游发展模式和方向，对此该怎么办？由此想到前不久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近期内不再批准四大名著翻拍题材立项的决定。对此，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作出的解释是，现在的四大名著穿越剧“毫无历史观可言，整体思想内涵没有提升，只是好玩好看、新奇、怪异，而人物设置更是天马行空，这类穿越题材对历史文化不尊重，过于随意，这种创作主张不足以提倡。”拿广电总局官员的这番话来对照一下，目前各地兴建四大名著景点的做法，是否也存在所说的这些问题呢？

其实，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条件地结合本地旅游资源建造一些名人故里景观本无可厚非，但由此带来的随意定位、盲目攀比形成的人造景观开发热却并不值得提倡，同时，在以四大名著为题材的名人故里景观兴建中，无视历史的真实性和传统文化习俗，以内容粗俗、离奇怪诞甚至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人造景观也并不少见，如有些以《西游记》为内容的景点中就建造了“白骨精洞”、“琵琶洞”等阴森恐怖的场景，再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来加以渲染，直把一部好好的古典名著糟蹋得不像样。推而广之，有些四大名著以外的古典名著中也都有类似的问题，如山东淄博的“聊斋宫”、临清县的“金瓶梅文化城”、河南汤阴县的“封神演义宫”等等，都有粗制滥造、亵渎名著的现象，对这些拿名著进行任意“穿越”建造的景点，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吗？

在对四大名著电视剧的翻拍上，广电总局日前已有了叫停的决定，那么，对目前各地随意“穿越”兴建四大名著景点的现象，相关部门将有何措施，对此令人期待！

　　记者4日从甘肃省文物局得到证实，甘肃康县日前发现多处茶马古道遗迹，其中发现全国唯一有碑刻佐证的茶马古道途经之地。

　　康县毗邻陕西、四川，自古是连接西南、西北的重要通道。此次发现的茶马古道遗迹现存有窑坪桥、白马关古城、古洞流虹桥、盘古山古道、龙凤桥、三功桥、巩家山廊桥、羊倌岩栈道等大量保存完好的古道文化遗存。

　　甘肃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肖学智告诉记者，此次还发现刻有“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等字样的路碑，为明代前后官方所立，这是全国唯一有碑刻佐证的茶马古道途经之地。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林日前在康县举行的茶马古道文化研讨会上认为，康县是产茶区，其茶文化所处汉中茶文化圈，各种茶马古道历史遗迹保存完整，真实再现了西北特色的茶马古道魅力。

　　在中国，茶马古道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商道，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西部国际贸易古通道之一。

　　据知，康县境内的茶马古道“冻结”汉中，起窑坪，经古皋兰、古散关、白马关、大堡、长坝、望子关，向西经阶州通青藏，向北通兰州、天水、宝鸡至新、青、宁，或经咀台、岸门口、阳坝南过利州向川、滇。

　　肖学智表示，康县茶马古道的文化挖掘印证了当时此地民族融合、贸易往来的繁荣，和丝绸之路有一定联系，其丰富了中国茶马古道文化，完善了中国西部茶马古道研究体系。

本报讯（记者金力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正在央视《百家讲坛》播出，《曾国藩家训》中的教育思想再次撞击每况愈下的现代社会教育现实，带给人们许多反思和借鉴。日前，郦波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同名新书《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现场遇到的大学生向他提出了犀利的问题。

签售前的读者见面会上，郦波表示，原本在《百家讲坛》讲完大明名臣系列，讲完张居正按计划是要讲王阳明的，但社会新闻中的很多悲剧事件，譬如“药家鑫案”让他感觉到当前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就与栏目组协商改讲《曾国藩家训》。他看到曾国藩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大家，尤其在对子女教育是世所公认的成功典范。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在曾国藩的鼓励和支持下潜心研究西学，成为出色的外交家，做过出使英、法、德、俄4国的钦差大臣；次子曾纪鸿则是一位数学人才，喜爱自然科学，精通天文、地理，最精代数，计算出了100位的圆周率。更为难得的是，不光曾国藩的儿子成才了，他的后代子孙，大都很有成就。

郦波认为，在古代，家庭教育才是真正的主流教育，而且曾国藩家训又非常独特，突破了家庭教育的层面，上升到社会教育层面，它可以成为针对当前的社会教育问题寻求一个解决的切口。

见面会上，有位大学生质疑郦波，古代人读书为当官，可现代社会，我们要做很多实际的应用型工作，儒家这种“士文化”的教育体系还有用吗？听到这话，郦波首先鼓励了学生勤于思索的精神，随后他说，“世界时刻在变化，从古代到现代，从昨天到今天，然而只有在精神世界里做一个强人，才能以不变应万变。现在，我们的教育是在做‘树人才’的事，而古代儒家讲的是‘树人’，‘树人’是培养一个人的品性，不带有功利性，不管你读书多少，都可以成为‘士’。我们和传统文化割裂太久了，须知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崛起是可笑的，必须有思想文化的引领。《曾国藩家训》是我们民族的根性文化、精神的呼唤，对每个人都非常有意义。” J187

短短几年，“国学”一词似乎被人请上神坛又推进沟壑，“大师”一词给人几多崇敬又几多迷惘。

因央视《百家讲坛》走出书斋走进百姓生活的清史专家阎崇年因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身陷“悬赏门”，他以“一字疏误视作羞、一句错断引为耻”自勉，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挑出一个错，奖金一千元”，孰料山西大学副教授白平竟前后发现该书“错误”690处，要求获得奖金69万元。

曾被誉为“国学奇才”的18岁少年孙见坤被报道10年间阅读了2000本古籍，可出名总是伴随着质疑，关于其文章抄袭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一波三折、高潮迭起的“破格录取”也一度沸沸扬扬。

人们不禁要问“国学”怎么了？学术究竟是束之高阁的典籍，还是名利双收的工具？恐怕学者在其中应该担当的责任以及如何担当，这问题不可小觑。

我们不妨简单回头看看，前些年随着传统文化热潮的兴起，《百家讲坛》、《文化中国》等一系列节目受到老百姓的推崇和喜爱。我们很多原来在书斋里搞学术的学者，走上电视、网络、报刊，甚至不惜纷纷“亲自”走向全国各地去宣讲，以自己的所学、所研究、所获得，向百姓普及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庆幸和欣慰的。但是伴随着这些学者走向媒体，走向大众，问题也接踵而来。

第一，我们很多的学者满天飞，再也沉不下心来研究什么，天天在外开讲，早就顾不上作学术还需坚持严谨之风，文化知识的普及更应严谨。

因为年代久远，我们的祖先总结并流传下来的很多智慧、思想、文化已经随历史的流逝，其面孔一同模糊在时空的深远处。如果没有科学严谨的态度，务实的学风，很容易把我们传统中一些精髓的东西从历史渊源中割裂开来。

胡适与顾颉刚说过，“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吸引而出，断不会凭空无因而至”。

中国的文化及其思想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而且自古以来，中国对文化的传承与研究，都是非常注重保存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说中国很早以前就有重视训诂的先例。《左传》即有“夫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等训诂文字之例。东汉郑玄、马融、许慎等古文大家便先后殚精竭虑，以训诂方法遍注五经。至宋代，朱熹将“格物致知”阐释为“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发展到清代有朴学。到了近代，更是有了“整理国故运动”。如胡适所言“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

我们作学术，是为了挖掘其思想，有利于其传承。所以，我们在挖掘其思想之前，必须弄清楚其本来的面目应该是怎样。我想，这是我们学术研究者的本分、职责，也应该是我们的良心。

第二，“食古不化”或“食而不化”也不是我们学问人的理想与追求，学者还应该走出书斋，寻找适当的形式和时机，将学术普及于众。

在当代，我们不乏学术作得非常严谨、成果累累，依然故我的杰出学者。更不乏学术研究平平甚至根本不及一提的所谓“学术明星”，他们在媒体中叱咤风云，在老百姓中粉丝甚众。

前者在拼命研究传统的时候，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学者，还有经世、教育、普及的职责。而后者在拼命普及中国传统的时候，忘记了自己首先应该是个学者，应该严谨求实，而不是信手拈来、且拾且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穿上西装就很儒家，穿上休闲装就很道家”这么简单。西装和休闲装是西方的东西，孔老夫子、老子生活的年代，连西方都还没有这些服装。

所以，有时候缺乏严谨的治学精神很荒唐，虽然普及了知识，但是却在人们心目中种下了错误理念的种子。而我们另一些学者对这些却嗤之以鼻，或不闻不问，继续坐在自己的书斋里，做着一种孤芳自赏，或者只有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能够自娱自乐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