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阮仪三在广州痛批广州对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不力，某些方面还带了坏头。谈到眼下舆论关注的三元里城中村改造时，阮仪三直言：“所谓的‘迁移性保护’，是广州创造的。很混账的创造！”(5月28日《羊城晚报》报道)

阮仪三的提醒，我认为值得一再引用，并且应该成为负责广州市城建改造的官员们念兹在兹的箴言。阮教授说：三元里改造，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而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和环境契合。改造应该非常尊重它的环境，是人们在这里长期生活所形成的文化。“但现在都想拔掉，新搞出来的只是生造的假古董”。

说城建改造充斥着“假古董”，我深为赞同。几年前陪一位海外研究环境与公共空间的学者参观广州大学城的岭南印象园，见到由于大学城拆迁而“集中搬迁”于此的几十座古村落祠堂，密密匝匝地排列在一起，就好像舞台上表演大合唱的合唱团，对此观者无不摇头叹气。假如你熟知陈家祠那种好几进的深宅大院，这些从原有文化土壤中连根拔起的建筑物，几如行尸走肉。年复一年到祠堂进香的村民洗脚上田了，依山傍水的风景被连片的现代化建筑物怪兽吞噬，徒有其表的古村落，“古意”在哪里呢？

若不是阮教授在演讲中再三提及三元里，并透露广东有地方把作为历史遗迹的炮台换了个地方去放，我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原来本地一些所谓“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的做法，在全国还形成过示范效应。为何这种把古代遗迹从原有环境孤立地“抽取”出来进行保护的局面一再出现？我认为原因大概有二：第一，在城市发展与文物古迹的政策高压线相悖的情况下，保留古迹而不留周边环境，能最大程度上榨取土地价值，又在文物保护上交差了事。第二，即便意识到保存古文化遗存的重要性，却在如何开发上缺乏科学指导和文化想象力，结果只能是假古董充斥，真古董尽毁。

一切都源于利益驱动，拆也是利益驱动，留也是利益驱动。阮教授举例说，有一次评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市长问他：是否评了就限制建设？阮仪三说评选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建设。该市长说：“那我不要评了！”在大变、中变、小变的政治任务压力下，在各种以市容市貌为核心指标的城市考评体系中，城市的任务就是要实现上级考察巡视，从小车窗户里往外望时，视觉上的满足感。而所谓“古文化遗存保护”，也是能收门票挣钱的才保护，不挣钱的就拆掉。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体系下，要达到阮教授所说“修旧如旧”的理想境界，谈何容易！

所谓文化古迹，并非了无生命的物件，而是寄予了居于其间的人诸多情感、记忆与乡愁的文化空间。举例来说，广州地铁开通不过十多年，纯粹以年岁计，并不属于文化古迹之列，但由于地铁已经成为本地人出行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稍有风吹草动，站台的布置、站厅色调的变化，也都会牵动广州人的神经。在地铁口的“地铁哥”，与其说是要求保留地铁特色，毋宁说是在捍卫广州人的生活方式。同样，无论是三元里还是恩宁路，都需要真正尊重历史和本土文化的古遗迹保护。

通俗的讲，人体艺术就是一种以人体为媒介，以认识美、探索美、和谐美为宗旨的一个自我发现和愉悦的过程和行为。日常为我们熟知的如舞蹈、绘画人体、艺术体操、健美操等都是人体艺术的范畴。

源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人体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发展史了，西方人视人体为纯洁、真诚，美的化身;同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国，古代文化涉及人体方面则是春宫图、性文化，把人体当做情欲的表现。这凸显了中西方对人体本身认识的差异性。

在美术领域讲的“人体艺术”，特指艺术家以模特的身体为题材，并力图通过模特的身体来传达艺术家某种特定的思想、观念、或情感。人体艺术多属于行为艺术的一种。它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

人体艺术的主要研究对象，从现实而言就是人体。裸体艺术从属于人体艺术。

人体是自然界最美的天然艺术品。人体艺术的研究或拓展，不但为我们正确的看待我们自己的人体提供了美学上的参考和认识，更重要的是对于正确的人体审美意识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树立和培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

人体艺术也是因人们对自身面部丰富的表情、身体姿态动作的优雅等的日渐钟情而逐步出现的一种艺术门类。也是现代艺术家对诸如“架上绘画”等传统艺术观念的反叛创造行为。

人体艺术家时常展示——或在自己的皮肤上作些火烫图纹和异样的记号标志;或者自己裸露的肌肤在强烈的太阳光下长时间的予以曝晒，达到烤红如关羽般的红润肤色;或把自己那美丽的一头智慧之发用火攻除之;或者踏踏实实地实践一次俗语讲的“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或是通过自己“亡命”的呼吸和剧烈的身体动作等自己的体态和表情发生严重扭曲与变形，如呈现惨叫状……;或更甚者，把自己的形式多样的性活动行为予以展示……等等如此这般和那般地艺术行为都让鉴赏者叹为观止。但，其也有一定的深意，让鉴赏去独悟。

人体艺术是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一，在诸多的人体艺术作品中，有的是人体的直接表现，以写实手法描绘人体的健美，均衡律动与和谐。艺术家们神奇地描绘出了女性肌肤的柔软透明，鲜活灿烂并以史诗式的丰厚博大达到了奇迹般的极致，他们的作品是对人类心灵和人性的无与伦比的颂歌。

由于人体艺术的含义比较广泛，例如运用肢体语言的舞蹈、体育、妆饰;比如人体彩绘，还有附着吊挂在人体上的耳环鼻穿唇穿等等;再就是裸体艺术。

裸体艺术是人创造的以裸体人的形象为媒介的一种行为展示艺术。如，裸体的雕塑，裸体的绘画，裸体表演，裸体的摄影等....。。有关裸体艺术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很多的。就目前而言，大家所谓的“人体艺术”其实就是指“裸体艺术”。不用“裸体艺术”来做定义，而是用比较含混的人体艺术来定义，主要是国家特定的时代背景及文化之环境需要。我相信随着国家物质及文化文明的逐步提高，裸体艺术会逐步被大众认识、理解和接受的。认识终究是要有一个观念的更新和认识的过程的，毕竟我们才“刚刚接受了穿衣文明”，对于“裸”的文明认识及观念上仍需有一个过程。尽管他们并不矛盾。就像我们白天穿衣上班、晚上脱衣服睡觉一样，目前的我们也只是刚刚习惯了晚上才脱衣睡觉而已。

由于人体艺术的含义比较广泛，例如运用肢体语言的舞蹈、体育、妆饰;比如人体彩绘，还有附着吊挂在人体上的耳环鼻穿唇穿等等;再就是裸体艺术。

裸体艺术是人创造的以裸体人的形象为媒介的一种行为展示艺术。如，裸体的雕塑，裸体的绘画，裸体表演，裸体的摄影等....。。有关裸体艺术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很多的。就目前而言，大家所谓的“人体艺术”其实就是指“裸体艺术”。不用“裸体艺术”来做定义，而是用比较含混的人体艺术来定义，主要是国家特定的时代背景及文化之环境需要。我相信随着国家物质及文化文明的逐步提高，裸体艺术会逐步被大众认识、理解和接受的。认识终究是要有一个观念的更新和认识的过程的，毕竟我们才“刚刚接受了穿衣文明”，对于“裸”的文明认识及观念上仍需有一个过程。尽管他们并不矛盾。就像我们白天穿衣上班、晚上脱衣服睡觉一样，目前的我们也只是刚刚习惯了晚上才脱衣睡觉而已。

虽然有不少人认为人体是美的，但也有人不敢正视人体艺术的存在，把人体与邪恶、淫秽和性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要提高国人的审美意识，加强对人体艺术的理解和领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观念。有的人把人体艺术和脱衣舞等色情表演混为一谈，这是十分荒谬的。

中国人对于人体艺术的态度，既没有古希腊时期人神合一的理想化精神追求，也没有文艺复兴时期强调性感与美感统一、美化人的自然属性的精神境界。中国传统美术把神韵气势、意境作为艺术的最高标准，追求“心性”的实现。

西方人体艺术中的维纳斯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对于西方千姿百态的人体艺术，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体艺术表达方式。

中西方史前人体艺术并没有多大差别，都具有女性生殖崇拜的造型观念，只是由于古希腊文化和文艺复兴以及东方文明的出现，中西方人体艺术才开始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而西方美术则在再现写实的领域发展，以真善美为准则，追求理性和真善美的统一。

各自不同的人体艺术欣赏标准，反映出不同的文化氛围和价值趋向。

【题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价值观。

王元化将现代文化思想梳理为四派：中西文化调和派，代表人物是杜亚泉；反对调和主张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明派，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不排拒传统但主张以西学为主体不重视中国文化的特性派，代表人物是胡适；强调中西文化之共性主张以中学为主体派，代表人物是吴宓。

从全部思想倾向来看，作为现代历史上卓有影响的学者鲁迅无疑倾向于以上四派中的第二派，鲁迅对于国学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毅然决然的。如《关于新文字》中：“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又如《忽然想到》中，“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就思想的积极性而言，鲁迅攻击的一个关键点集中在国学与传统文化和专制统治不能截然分离的“吃人性”与“奴役性”上。在小说《故乡》中，当成年的闰土与童年的玩伴“我”相遇，恭敬地喊“老爷”时，鲁迅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而倍感沉重。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的压迫，是鲁迅一生的敌人。

然而站在一个崭新时代的当口，我们应当有适应今天的价值判断，社会的长远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不断演化，既往历史中消极与负向的东西要予以剔除，积极与正善的东西要予以保留与继承。五四时代和今天的环境不同，对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同样也要重新看待。

别水/整理

李诘（学者）

　　中国考古工作者首次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吐峪沟内进行的考古发掘连续获得重大发现，其中包括精美壁画、绢画、数量巨大的文书残片、陶器、雕塑、生活用品等。

　　5月23日，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所、龟兹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历史考古专家齐聚吐鲁番市，对这处汇集祆教、摩尼教、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与文化历史遗存的吐峪沟大遗址保护及数量众多的考古重大发现进行探讨。

　　虽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也曾对吐峪沟进行过零星的考察。但与会专家评价，从2010年春季一直持续至今的考古发掘，是自19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首次对吐峪沟遗址区进行的系统、科学、严谨、有序的考古调查，“这样的石窟寺考古发掘在全国也是首次。”

　　新发现和惊喜从发掘之始就不断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李裕群介绍说，仅今年春天就又清理出洞窟7处，有一处洞窟的后墙书写有大量回鹘文题记，面积约有2平方米，文字书写清楚，保存状况良好。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文书残片、木器、陶器等。

　　新发现还包括约10平方米精美壁画，着汉服的供养人像等。李裕群说，壁画表现形式与中原壁画风格相呼应的特征十分显著。

　　吐峪沟石窟位于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吐峪沟乡吐峪沟麻扎村，西距吐鲁番市约60公里。吐峪沟地处火焰山山脉东段，大体呈南北走向，将火焰山拦腰切断。沟的北口有苏贝希文化遗址；南口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麻扎村，民居建筑大多数百年以上，沟内霍加木麻扎，祆教墓葬、佛教寺院、伊斯兰教的麻扎并存，沟南戈壁中有著名的洋海古墓群。诸多历史遗迹表明新疆吐峪沟是多种宗教、多种文化的汇集地。

　　吐峪沟曾经是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最早交汇的地区。吐峪沟石窟最早开凿于十六国北凉统治时期，自北凉至鞠氏高昌统治时期，也就是公元5至6世纪，吐峪沟内进行了大规模的佛寺建造与石窟开凿活动，并逐渐成为高昌统治集团全力经营的佛教重地。

　　敦煌文书唐代《西州图经》曾经这样描述唐西州时期高昌的丁谷窟：“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右在柳中界至北山二十五里丁谷中，西去州二十里。寺其(基)依山构，揆巘疏阶，雁塔飞空，虹梁饮汉……实仙居之胜地，谅栖灵之秘域。”这座久负盛名的丁谷窟(寺)就是今天的高昌故城东北10余公里的吐峪沟石窟。

　　一千多年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吐峪沟内众多石窟寺的昔日辉煌早已褪去光泽，留下的是残垣断壁和坍塌、残破的洞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德、英、日等国探险队在吐峪沟肆意盗掘，劫掠盗挖了大量珍贵文物，并对石窟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从2010年3月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3家单位合作，对吐峪沟遗址实施保护性考古发掘工作。

　　5月22日，记者跟随考古人员进入吐峪沟进行实地考察。吐峪沟东西两侧的断崖之上密集的分布着一个个石窟，不少石窟前还有建筑遗迹的残垣断壁。由于地质、气候，以及人为破坏等多方面原因，目之所及的遗址均坍塌损毁严重。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的陈凌主持现场考古工。据他介绍说，考古发掘区域集中在沟北区两侧的石窟群遗址，一年的考古发掘已经清理出的壁画超过200平方米，洞窟56处，包括礼拜窟、禅窟、僧房窟，以及一处重要的塔殿遗址、地面佛寺等；在多处洞窟前还清理出门道、台阶等重要遗迹，还发现多处洞窟改建、维修，乃至封闭等迹象，对于解决吐峪沟石窟部分洞窟开凿次第、洞窟组合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发掘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文书残片、绢花、木器、石器、陶器、雕塑、文具、纺织品，以及生活用品等。

　　让考古人员振奋的是出土的数量众多的文书，包括汉文、粟特文、藏文、回鹘文、婆罗迷文等多种文字，有佛经写本、世俗文书和古书的注本等，还有卷轴。陈凌认为，这些文书的发现对研究吐鲁番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而且大量文物还可以印证以前被盗绝的文物的关系，可使那些文物“归位”，这对于全面研究吐峪沟石窟寺有着重大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评价吐峪沟石窟发掘把中国石窟寺发掘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意义是空前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丁明夷在30年前就已经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开展过研究工作。他说，东西方文化之间是如何衔接、碰撞、交融的，新疆的克孜尔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都有很好的印证，此次吐峪沟石窟新考古发掘的成果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这再次表明，新疆是解读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把重要钥匙。

故宫、私奔，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双双成为近期最火爆的热点。虽然表面并不相关，但二者引发的话题和现象，却存在着悖论一般的内在关联——理应“公”的老想“私”，本该“私”的，却偏偏成了“公”。

一个，明明是属于全民共有的公共文化遗产，却被用于谋求“私利”、成为少数人享受的“私人会所”，而最应该对大众有交代、有说法的社会公共领域话题，却一直被躲闪回避、遮掩压盖；另一个，明明是属于私人生活范畴的个人行为，却通过高调曝光和公共网络传播，迅速扩大为全民的狂欢，并且由于当事人的不断“直播”和对前妻、现妻的爆料，使“私奔”赫然成为一场全民围观、如同行为艺术的“公奔”。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的扭曲、倒错和纠缠，折射出的，正是当代社会的种种怪现状。

在故宫还不叫故宫的年代里，劳动人民建造的紫禁城并不属于大众，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政治中心，普通人连走近紫禁城墙附近的地方都算犯罪。1925年之后，紫禁城被称为“故宫”，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不断修缮的故宫才终于属于了人民。而“故宫博物院”只不过是一个委托管理机构，替所有纳税人管理着作为国家级博物馆和人类文明载体的故宫，并不意味它对故宫拥有所有权和一切处置权。

但是，正如在网上流传甚广的一条微博所言：“小时候，故宫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庄严在那头。长大后，故宫是一集集的电视剧，我在外头，皇阿玛在里头。而现在，故宫是一个不锁门的保险柜，我在外头，文物在里头。再后来，故宫是一个错别字，我捍这头，你撼那头。其实一直，故宫是一个会所，我在外头，富人在里头。”作为故宫主人的人民大众，对笼罩在神秘面纱背后的故宫内幕始终知之甚少。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除了将建福宫打造成私人会所的故宫下属企业北京故宫宫廷文化有限公司之外，前身是故宫商店的故宫文化服务中心，被故宫博物院授权拥有大量带有故宫标识、名称的知识产权，还拥有食品流通许可证、文化经营许可证等特殊行政许可进行自身经营；同时，故宫文化服务中心还是故宫对外合作经营的投资以及出资参股平台所在。另外，作为故宫博物院直属单位的紫禁城出版社还成立了北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些“围绕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以及周边裙带关系公司所产生的经营性收入，才是除每年超过5亿元的门票收入之外，故宫商业版图的隐蔽核心所在。”

饱经风雨的紫禁城虽然不再被封建统治王朝据为己有，但依然难逃被商业漩涡席卷的厄运。各种商业行为都在利用、消费着故宫的品牌，用国民共享的公共资源和文化遗产谋求自己的私利。多年前，苏文洋在担任本报文教口记者时就曾发表大量文章，推动禁止在故宫进行影视剧拍摄的政策出台。但此后，把文化遗产变成文化生意之举仍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星巴克的入驻；首饰、汽车等各种商业品牌的发布展示；各种书、画、工艺品，都打着故宫的旗号，不是号称仿自故宫珍藏，就是得到故宫特许、限量编号，因此价格高昂得令人咋舌。2004年底，一套重印的《四库全书》，更是加盖了已经封存223年的乾隆御用藏书印“文渊阁宝”和“乾隆御赏”原玺真印，进入拍卖市场……这些行为，都得到故宫主人们的允许了吗？

故宫博物院还举办了数次以私人博物馆藏品或个人作品为主题的展出，被质疑会造成私人藏家借助故宫抬高身价。收藏家马未都就曾亲口告诉记者：“通过在故宫博物院永寿宫举办展览，比利时收藏家的私人藏馆‘侣明室’中的藏品价格至少翻了四倍。”而这次发生“失窃门”的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在故宫的失窃展品仅投保31万元，之后在被犯罪人销赃时又被金银玉器店老板认定为假货。且不说这些私人藏品真正价值几何，正如苏文洋在快评《故宫须防“狸猫换太子”》中所言，私人藏品出入故宫造成安保隐患，为可能发生的“调包”大开方便之门。

从让人大跌眼镜的“憨”贼、令人心“寒”的安全措施；到锦旗上出现“罕”见错字，令人“汗”颜的解释；再到“撼”动高层的私人会所曝光以及至今让人遗“憾”的态度……故宫从丢物到丢人的一连串风波，如同一部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电视连续剧，充满了悬疑、刺激和争议，也将中文“han”字的含义拓展得淋漓尽致。

但故宫本身何罪之有？无论是它曾经承载的历朝各代的风云变幻，还是如今接二连三的“屋漏偏逢连夜雨”，它只是一座默默承受百年劫难、多舛命运的古代建筑、一个承载了太多历史文化的符号象征。而真正有问题的是故宫背后的人。若在有些国家出现类似问题，早就会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甚至引咎辞职。但至今仍没有人替故宫担当，只有对责任的推卸和逃避，任凭近六百岁的老故宫一夜蒙羞，成为举世嘲笑的天大笑话。

我猜想，若真能选择，最想私奔的应该是故宫，哪怕放弃它所拥有的万千宝物，奔到一处山清水秀人烟罕至的地方，远离这些名利纷扰恩怨是非，只有岁月和回忆做伴。但只可惜，它不能。

解放日报讯 （记者 姜小玲）上海签约作家沈飞龙历时六年、十四易其稿、删减18余万字才“磨”出来的长篇小说《书远堂六年记》，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作品一书两版——普通话版和崇明话版，在近日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引出一番争议：方言写作，对文学作品来说是锦上添花还是多此一举？方言写作该怎样把握“度”，才不至于让不熟悉这一方言的读者“雾里看花”？

《书远堂六年记》以崇明岛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宅为背景，通过众多人物在1960年至1966年不同命运的描写，展示了极为特殊的恶与善并行的画卷；通过展示小主人公全面发展的成长历程，引发人们对中国学校教育“唯分数”怪圈的深刻反省。小说以多元的生活积累提炼和丰富的细节描写见长，大量崇明方言入书尤显新奇独特。作家赵丽宏认为，崇明方言要用文字还原是很难的，如果不加解释，一般读者根本看不懂。 “但作者这一尝试很有价值，因为那些地方风俗只有用崇明话来描写才更贴切、更生动。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认为，小说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历史文化传承，体现了作者自觉的文化追求和执着的价值立场，对于开放的时代和市场化的社会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不要把普通话和方言对立起来

陈建功提出，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与汲取，对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福音。但在这融合与汲取中，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有着信息单行道的格局，因此造成了原本缤纷的地域文化有被强势文化“同质化”的危险，由此引出对地域文化包括方言的抢救。其实，这种抢救的自觉，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2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风俗研究会所组织的，由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孙伏园和庄尚严进行的“妙峰山调查”，从各学科不同角度对北京走会民俗事象的探究，就有某些抢救性质。在文学创作方面，老舍、李吉力人、沙汀等作家，也都有意识地保留方言特色。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博导张振兴提出，吴语是方言写作最强大的一种语言体系，很多有影响的作品都用方言写作，比如《海上花列传》至今仍是一部经典。用方言写作是吴语地区的传统，我们不要轻易把这个传统丢掉，更不要把普通话和方言对立起来。

方言写作需要把握好“度”

中国的白话小说确实有掺用方言的传统，如《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但主要掺用在对话之中，而且很少确定其流行的具体区域。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崇明方言研究专家张惠英认为，沈飞龙不但把方言的掺用扩大到对话之外的整个叙述，而且全部用真实地名，这就增加了使用方言的难度。

不过，在肯定方言写作带来“耳目一新”感受的同时，专家也提出，对一些不熟悉方言的读者来说，读这些作品颇有些艰难。比如记者随手翻阅看到一句：里场心聚了勿少小囡，一个小胖子轻蔑地扫了兄弟俩一眼说：“原来两个小娘精，剥卵脬打八折（没用）。 ”确实让人不知所云。作家叶辛认为，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方言运用得好，可以凸显地方特色，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但弄得不好反而弄巧成拙。当年小说《欧阳海之歌》也因融入方言引发争论。后来，陈毅出面说了一句：叙事用普通话，对话可用方言突出地方特色。总算平息了这场争论。由此可见，小说用方言写作要把握好一个度，否则难以让读者接受。

一条“建福宫变成全球富豪专属会所”的微博令故宫博物院深陷商业化漩涡，尽管故宫方面已出面澄清，但故宫该如何开发的争论仍甚嚣尘上。

（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营报）

自发生失窃案以来，有关故宫的争议一下子“刹不住车”了。要探讨故宫当下之困，不得不先剖析其“财路”。

1925年，故宫博物院正式设立。在此后的86年时间中，故宫博物院衍生出了枝系庞杂，但却结构清晰的完整商业体系。据媒体报道，2005年是故宫博物院设立80周年，这一年，一家名为益诚投资的香港企业出资700万元，与故宫博物院下属企业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成立合资公司———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据知情人士回忆，当时香港益诚提出了两个主要的经营方向，一是含有故宫字样、标志的各类专有名称和商标的使用权，二是在故宫内举办活动及其场地的经营权。知情人士称：“当时故宫方面认为商标和专有名称的合作较为保险，所以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只对商标和专有名称的使用进行了约定，而对于场地的经营，在具体工作中再行磋商。”

2007年前后，故宫宫廷公司的业务开始向经营故宫内的场地以及活动延伸。有媒体了解到，被经营的故宫内场地主要包括漱芳斋、午门、建福宫和宁寿宫四处。而在4年之后成为漩涡中心的建福宫，只是诸多“内场经营”的冰山一角。于是，有业内人士表示，围绕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以及周边裙带关系公司所产生的经营性收入，才是除每年超过5亿元的门票收入之外，故宫商业版图的隐蔽核心所在。

有文物专家指出，根据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均属于国家所有，其公益属性决定了一切相关的经营行为仅止于一种手段，服务于管理和维护的最终目的。将公共文化资源变相兜售给特权、富豪消费的行为，都已超越了国家对文保单位管理者的授权范围，更背离了管理者不得以其为营利目的的立法宗旨。专家称：“故宫必须约束有关单位的过度经营行为，还文化遗产应有的公共属性。”

尽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但一位博物馆馆长仍表示：“博物馆的公益性和商业化并不冲突，国际上成功的例子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等都有很好的商业运作经验。” 这位馆长还表示，政府一直以来亦鼓励博物馆积极创收，但是目前中国还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

如此看来，故宫开发是否触犯“天条”仍有待定性。或许，问题的核心出在其经营活动的决策过程中缺乏一个规范化的决议机制。

继故宫建福宫内建私人会所、南京美龄宫经常对外承办婚宴被媒体曝光之后，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的承德避暑山庄内建“豪华私人会所”的消息再次刺激了公众的眼球。随之，讨伐“宫殿古迹兴建‘皇家会馆’贩卖‘皇家体验’”的声音不断。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新华社记者赶赴事发地进行了调查。

一条广告引发的波澜

记者在承德市采访了解到，避暑山庄“皇家会馆”５月５日在承德市地方媒体上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避暑山庄皇家会馆坐落于独一无二的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万树园景区内，占地３８０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７３００平方米，拥有总统套房、豪华商务套房、特色豪华蒙古包等各类房型４０余间……皇家御宴、法式大餐，饕餮奢华餐品，至尊体验，会员独享。皇家会馆内还设世界各酒庄醇正红酒；养生ＳＰＡ、茶道室、健身房、室内温泉泳池、影音厅等服务项目满足会员不同需求。

除“皇家御宴”“饕餮奢华”“至尊”“独享”这样的字眼外，这则广告还宣称：“会馆除配有秘书、翻译等常规服务外，还首推‘贴身管家’服务模式，推出一套针对尊贵会员的贴心专属服务，每名会员都有各自的客户代表……尊贵会员招募中，首批限量发行会员卡１００张……”

“当时一看到广告我就来气，避暑山庄是经过国人和省市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努力，才被世界物质文化管理部门所承认，来之不易。管理者应按照世界物质文化遗产标准来管理保护避暑山庄，让我们的世界物质文化为中国人赢得国际信誉，让世界游客为我们的保护而骄傲。”２０日早上，一位正在避暑山庄晨练的承德市民对记者说，“看看那些广告内容，简直是糟蹋山庄的历史文化。”

“避暑山庄内建豪华私人会所，入会费２０万元的消息”经媒体曝光后，也引起广大网民指责。有网友说：一些官员打着保护文物的旗帜，挖空心思地占用全体国民的土地物品，敛不义之财，这种行为就是侵吞国有资产！一些网民认为，这是“利用祖宗留下的属于全民的遗产，为少数人谋利。”

故宫建福宫又开了扇“解雇门”。有消息说，因怀疑泄露建福宫修建豪华会所的机密是内部人所为，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除了所有员工。倘若消息确实，也不令人奇怪，我们文化中的那些恶劣成分使然。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天价酒”曝光之后，他们不也是毫无反思悔过之举，相反却热衷追查“内鬼”吗？故宫的庭院之深是人所熟知的，但“庭院深深深几许”？还要开启几扇“门”才能“触底”？有形的自然谁看得到，而无形的，从目前来看显然还是个未知数。

当然，就算真的开除了所有员工，也像“错字门”一样，都是下属干的，领导没什么责任。可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就一个建福宫变身私人会所也就罢了，偏偏“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从承德、从南京分别传来了性质一模一样的消息。承德避暑山庄的蒙古包，经过“抢救性修复”之后变成了“避暑山庄皇家会馆”，今年6月中旬就要试营业了，目前正在招募尊贵会员，首批限量发行会员卡100张，每张价格初定为20万元。该会馆倒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毫不隐讳地对外宣称他们那里拥有总统套房、豪华商务套房、特色豪华蒙古包等各类房型40余间……皇家御宴、法式大餐，饕餮奢华餐品，至尊体验，会员独享。相形之下，南京美龄宫像建福宫一样有点儿偷偷摸摸。美龄宫把二楼原本的会客室变身成为一间开阔的宴会厅，以“蒋、宋喜爱的特色菜肴”为招牌，且已存在七八年之久，但一直没有对外公布订餐电话，只有直接联系经理才能订餐。避暑山庄、美龄宫与故宫一样，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可移动文物所核定的最高保护级别啊，就这么被那些有“尊贵癖”的极少一部分人给霸占了？虽然霸占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也不行吧。

黑色幽默的话，故宫的“失窃门”才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坏事变成好事”。由它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可谓“拔出萝卜带出泥”。首先，我们因此知道故宫还有建福宫的“变质”问题；其次，因为建福宫的问题，我们才知道避暑山庄、美龄宫同样如此或已然如此。很遗憾，像官员的落马往往出自意外或偶然一样，这三起性质并无二致的事件的曝光，也都与主管单位了不相涉。眼皮子底下的事情硬是看不到，还能看到什么？由此也可推知反腐败的难度，那可是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呢。不过，难道他们今后就只是通过网友爆料才去被动地发现问题、才不得已地去正视问题吗？他们当定了鸵鸟，把头钻进沙里自以为平安无事，或者翘着二郎腿理所当然地“民不举、官不究”吗？

我不大相信全国只有这三起“变质”事件，果真如此，倒是国之大幸了。我国有文物普查制度，借此发现未知的文物，全面掌握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基本情况，以及最后厘定保护级别。现在，文物保护单位显然需要借鉴之，进行另一种普查，那就是全国究竟有多少文保单位“变质”，先查查问题有多少，再查查问题有多严重，就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查起好了。总之，我们不能在讲“文化”的时代，不断闹出没文化的笑话来。

本报讯（记者 李峥 李君娜）半个多世纪前，由梅兰芳和俞振飞两位戏曲大师同台献演的《牡丹亭 游园惊梦》珍贵片段，今天还能在上海音像资料馆里通过最先进的数字流磁带清晰得见。

恰逢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十周年之际，上海音像资料馆里的这段“传奇”令人欣慰之余，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被再度提及：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该如何利用先进的物质技术条件来“安放”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音像中“永生”的名家名段

打开上海音像资料馆内部网站搜索，关于“俞振飞”的相关资料有近700条。“这其中完整地保存了他的多部折子戏演出、报纸新闻及旧照的视频，像《长生殿》《牡丹亭》等名剧有多个版本，音频也很丰富。 ”副馆长叶丹说，“2002年，SMG节目资料中心就开展了戏曲资料数字化抢救工程。昆曲方面，还有蔡正仁、梁谷音、华文漪、岳美缇、刘异龙等名家名段也较好地保存了磁带版本和数字化版本。 ”

工作人员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07年12月，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吕瑞英及《西厢记》著名研究专家蒋星煜来到上视摄影棚，共同追忆1962年开拍但因政治缘故未完成的电影《西厢记》。工作人员在节目资料中心广播片库里找到了当年保存的前后三版袁雪芬主演的《西厢记》录音。老人一听，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的舞台，许多已经淡忘的表演细节也一点点被牵引了出来。

戏曲资料亟待数字化保存

当然，表演内容并非录入到音像带中就能一劳永逸地被保存。尽管磁带载体几十年间经过了好几次“更新换代”，但任何磁带载体还是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自然损耗，信号衰减，直到新世纪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我们这里最早的戏曲音频是1908年谭鑫培的《卖马》《乌篷记》，库藏最早的戏曲视频是1930年拍摄的梅兰芳的第一段有声影像 《刺虎》片段。”馆长陈琪说，“在1958年中国电视出现之前，戏曲的传播除了电影，基本靠的是广播和唱片，上海正是中国唱片业和广播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广播电视台保存了大量广播节目和唱片，共有开盘带13.8万盘，唱片4.8万张。经过几年的数字化转存项目，已经完成了所有开盘带和唱片节目的抢救和转存，其中戏曲音频节目数字化转存量为104119条、时长达25561小时，其中戏曲视频资料达13000条，时长超过9600小时。 ”

“形势依然不太乐观。 ”陈琪说，“还有3000多个小时的戏曲资料已列入数字化抢救计划，我们正在与时间赛跑。这些旧的录像带、钢丝带随时都可能会老化损坏，如果是绝版的音影资料，损失不堪设想。 ”

数字时代，文化遗产人人可“飨”

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存并不是为了养入深闺高高供起，更重要的是在于传承和普世。

2007，由SMG编导及制片人崔轶导演的《笛声何处》成为第十六届金鸡奖百花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受到各界关注。“创作前期，我曾在片库中查阅了大量的昆曲资料，给这部以昆曲为线索和背景的片子撑足底气。 ”

2008年完成拍摄的纪录片 《百年世博梦》收录了英国水晶宫的画面，这也是第一次在中国国内播出这座因第一届伦敦世博会而建的著名建筑失火及抢救的过程。这一珍贵资料的再现，有赖于上海音像资料馆长期对文献资料进行的搜集、整理及数字化的成果。如今，上海音像资料馆已成为全国除央视资料馆之外资源最丰富、功能最完善的音像资料馆。

那么，是否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以音像资料馆的资源为基础建立起一个类似于公共图书馆性质的公共视频平台？馆方表示，资料馆目前已在东方宽频上开设了免费开放的“影像志”频道，目前可供大众阅览的资料有1000多条。“我们将逐渐更新。网友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查阅到许多珍贵资料：如从1898年至2000年间的《上海百年》、各类上海老字号的专题片、上海政商文化界的名人访谈，以及30年代上海各界为京剧大师梅兰芳赴苏演出举办的饯行会，还有抗战时期梅兰芳在思南路公寓中蓄须明志与小梅葆玖一起玩耍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