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范曾与收藏家郭庆祥的名誉权官司引起公众和业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提起打官司，旧时国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你说它是恐惧也好，厌恶也罢，反正是很少有人诉诸法律，争个是非曲直的。今日中国打官司者则越来越多，这标志着人们的法律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但是，这种法律公正意识的提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个经过反复才能渐次提高的过程。像当下一些文化官司，就有个对界限的认识不清问题，如诽谤与批评的界限，再者亦牵涉到艺术的理论、政策与为人的道德修养、境界，不是某条笼统的法律条文便能圆满和妥善解决的。就范与郭的这场官司而言，其胜诉抑或败诉，它对中国美术评论乃至整个中国文艺评论、文艺创作会产生什么影响，是不少有识之士所为之关切的。因为，兹事体大，关乎到文艺发展的走向，断断不可等闲视之。

“流水线作业”现象的产生与我们当下的文艺批评绵软乏力不无关系。文学艺术的发展能否保持健康良性的态势，文艺创作能否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文艺批评攸关系之。而现在文艺批评的不景气是不争的事实，有人称美术批评处于“死水微澜没有学术争鸣的温吞水状态”，我以为是切中肯綮的。君不见，不痛不痒、溢美隐恶的评论，比比皆是，“有的艺术批评更是被金钱和利益‘绑架’，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像是个“跟班儿”的。批评家成了表扬家，极尽能事地唱赞歌，甘做“吹鼓手”，而生怕得罪了谁，以至于对咄咄之怪事居然鲜有人以为怪。由此看来，批评的环境若继续恶化下去，追求高品位艺术境界的艺术精英必将日渐稀少。惟其如此，像郭庆祥这种有文化担当之责、敢于“亮剑”、针砭时弊的批评家方愈显难能可贵。真正有力量的批评，就应当表现为对文坛正义的维护，对偏离文艺发展正确方向的错误取向的匡正。“眼里不揉沙子”，哪怕是面对“大师”也照样“口无遮拦”地直言，这是对文艺批评基本功能和效用的坚守。文艺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很大程度上也恰恰就在于这样的坚守。

文化的规训力量来自有根有据有见解的深度批评。其实，批评即创造，批评不仅是文化建设的动力，而且批评本身就是创造性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唯有观点鲜明、是非明确的批评，唯有“逆耳忠言”，才能使人警醒，才能助推文艺创作向前发展。真正有艺术信仰、不负丹青的画家，面对批评当虚己以听、反躬自省，这不只是个人胸襟、气量、境界的事儿，也关系到营造一个开展正常文艺批评的良好环境的问题。

范曾与郭庆祥对簿公堂，若能在法庭的公平秤上使是非曲直得以明确，那么，这场官司对文坛正义的伸张，对丑恶现象的抵制，当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反之，追求真善美境界者便可能成了灯火阑珊处的踽踽独行者，那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是当代文学艺术深入骨髓的悲哀。“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及时的振聋发聩的文艺批评必将重获尊严，展示出应有的力量，而那些具有中国气派、时代精神的艺术精品，也必将于滚滚红尘中彰显其生命力，经得起恒久时间的检验。

2日晚，赵本山的商务包机遭遇恶劣天气降落在湖南常德机场。常德市长陈文浩等赶到机场迎接看望，网友质疑其涉嫌占用公共资源。（5月6日人民网）

新闻被报道后，舆论的议论持续升温。对此，常德官方回应称是“尊敬人大代表，敬重文化名人”。然而，坊间议论并未因此消停。人们纠结的是，市长第一时间亲迎赵本山，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有人认为，这是市长疯狂追星的表现。赵本山是名人，是著名笑星。如今，其商务包机迫降常德正是近距离见到明星的大好机会。并且，由于自己是市长，“我的地盘我做主”，陈文浩便拥有更快更方便的资源。所以，市长机场亲迎赵本山是一种追星的举动。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市长是另有远谋——借助名人效应提高本地名声。正如常德市委宣传部外宣部主任所言，“常德市正在打造文化名城，市长前往慰问体现了常德人民对人大代表的尊敬，对文化名人的敬重”。常德有扩大知名度的现实需求，赵本山有迫降机场的痛苦，两者一拍即合，市长亲迎赵本山也就成为偶然中的必然了。从这个角度讲，这又何尝不是一次借助名人光环顺势而为的宣传公关？

但是，不论官方怎么解释，也不管市长亲迎赵本山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舆论还是一片口诛笔伐。诸如，“迫降按照正常程序来完成就好了，何须市长亲自出面？”、“普通民航航班遭遇迫降，市长是这个工作态度吗？”、“市长在追星之前为民生做了多少？”

事实上，我认为，市长亲迎赵本山惹争议的真正原因在于两种价值观的碰撞。站在市长的角度，迎接赵本山是体现常德人民的热情，“敬重名人”；站在民众的角度，或许可以容许官员在私生活上追星，但这一切的一切，前提必须是官员在任职期间切实为民着想，为老百姓谋利益，谋幸福。

这些年，一些地方官员的形象日益矮化，“香烟局长”，“日记局长”等时见报端。对于市长亲迎赵本山这件事，官员应该清楚，“名人就是一人名儿”，需对名人抱以冷静的心态对待，千万不可动辄兴师动众，“夹道欢迎”。舆论也断断不可简单地将矛头对准“是否上班时间公车迎接”、“市长疯狂追星”等问题上。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在官员和民众两种价值取向的碰撞下，现实里，市长究竟为老百姓做了哪些好事，老百姓还希望得到些什么？（李松林）

周泽雄

“我很反感‘国学’这个词，那是过去针对‘西学东渐’而提出的，所以你们在我的书中看不到这个词。国学作为学术不可能热，哪有‘学’热的呢！只能叫传统文化热。”在推介新书《中国智慧》时，易中天先生如此回答记者关于“国学热”的提问。说得太对了！虽然我并不反感“国学”这个词，我只反感“国学热”这个现象。是否任何一种“学”都不会“热”，我不敢断言，但“国学”不会“热”，我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口。

一幢百年老宅倘若热起来，意味着什么呢？最可能的答案是：老房子着火了。国学亦可作如是观，只要我们承认那个“学”字等于“学术”或“学问”，再结合识得繁体字的国民正与日俱减的事实，我们就得同时承认，国学的门槛正在日益增高，它越来越成为一种静穆且专业的学问。

“国学热”是一个背逆人文自然的现象。依我看，只有借助某种偷天换日的方式，将其中“学”的成分最大限度地稀释掉，人们才可能见识到某种国学热的“伪形”。常见方式有三：一、把学术问题运动化；二、把学术问题时尚化；三、把学术问题偶像化。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还在读小学三年级的笔者，就见识过学术问题运动化的路数了。在名为“批林批孔”的运动中，我们这些连孔丘与仲尼都无力辨别的小孩子，竟然被唆使充当了“砸烂孔家店”的急先锋。我还记得当时唱过的一首歌，歌词是：“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耍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要复辟。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要狠狠批。”今之国学热，虽然方向不同，由批孔改为尊孔读经，但操作原理并无二致：借助广泛的舆论咋呼和社会动员，不求实质裨益，但求以势夺人。今日咿呀读经的小学生，与昨日咻咻批孔的红小兵，唯一的共性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都是一种道具，以满足那些社会运动家的奇特癖好。

学术问题时尚化与学术问题偶像化，乃是同一战略的不同战术应用。在“国学热”的鼓噪下，说来可悲，我们连些微学术成果都不曾听说，所见无非这里矗起了一座孔子像，那里立起了一座老子像，某个大学开设了国学班，某个组织以“剪刀加糨糊”的方式编辑了一套超级国学丛书，某个开幕式上出现些可疑的古典元素。在考察国学热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经济喧阗甚至还多于文化折腾。作为学术的国学尚在原地踏步，以国学名义拉动的地方GDP，或许已成果斐然。

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大师，公推“五四”及民国诸贤。拿前贤在国学问题上的胸襟见识，烛照今日浪言国学之衮衮诸公，我们还可能被两者间的强烈反差，气歪了嘴。人们经常提及钱锺书《谈艺录·序》里的一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同样的意思，王国维先生早著先鞭，他在自己26岁撰写的文章《叔本华像赞》里，已有“人生如轮，大道如轨。东海西海，此心此理”的卓见。若非《叔本华像赞》晚近才被发现，人们或许还会疑心钱锺书涉嫌抄袭呢。

事实是，前贤由于站立的高度相近，他们面对国学的态度也容易趋同，他们一致认为：今之国学非昔之国学，国学虽是一国之学术，国学研究却唯有以一种统摄中西的超凡眼光，方有望别开生面。换言之，把目光专注于国学本身，以为但凭读经诵典即能重振中华文化，若非急功近利，则属腐儒陋见。

王国维当年为《国学丛刊》撰写的发刊词，几可视为对今日国学倡导者的正面棒喝：“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作为学术的国学，注定是静穆的，其价值也只有在静穆的书斋研习及“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中，才可能显现一二。至于弘扬民族文化，固属吾族吾民的煌煌大义，但那显然不可能经由社会动员的方式得到改善。尝见一国学热的倡导者，在谈到“传统国学的当代价值”时，以一种超学术的态度声称：提倡国学“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以夸诞不实的宏大意义代替求真务实的学术论证，乃是江湖术士的老套惯技，王小波还曾撞上把耍猴视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的卖艺者呢。说到对传统文化的信守，台湾人远比大陆做得好，依这位国学大仙的见解，难道这竟然意味着，台湾人将会比大陆人更快地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倘若国学热的发动者多是些说话托不住下巴且时刻准备把学术与政治强行嫁接的家伙，我辈对他的态度，就不仅仅是鄙夷了。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貂蝉，一个文学人物，引来了一场纷争。历时3年，甘肃临洮和康乐、陕西米脂、山西忻州三省四地纷纷抢注“貂蝉故里”的大战——随着甘肃定西市临洮县成功注册“貂蝉”和“貂蝉故里”共78个类别商标，终见分晓。

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花落临洮，实属不易。在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当地领导表示要大投入、大手笔，深入挖掘“貂蝉故里”的品牌价值，全面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投入”、“大手笔”的决心，让人不免担忧，并不富裕的临洮是否需要花费重金包装“貂蝉”，恐怕还需三思。

据报道，三省四地为争夺“貂蝉”已经投入不菲，如甘肃康乐计划投资4.8亿元打造“貂蝉故里”景区，现正忙得热火朝天，“貂蝉”丢了，已花掉的银子十有八九打了水漂。再看山西忻州投入重金建成的貂蝉陵园，如今陷入荒芜，成为周围农民的养鸡场。为“貂蝉”大兴土木，让这些地方闪了腰，吃了大亏，累了百姓，教训不浅——这份责任，谁人承担？

再看时下烫手的“名人故里”之争，大多缘于地方将名人这一文化符号简单等同于旅游资源。争抢小说中虚构的所谓“名人故里”，再照葫芦画瓢建几个人造景观，为“名人”竖块碑，就能招揽来游客吗？靠传说中名人“故里”的空名就能赚来银子吗？奉劝当地领导莫把工商部门批准的“貂蝉”商标当作发财的金字招牌，不妨先为“名人故里”的投入与产出算笔账，切勿让“大投入”有去无回！

中新社北京5月4日电 (记者 应妮)从美国舶来的母亲节在国人之间过得轰轰烈烈之际，中国自己的中华母亲节却在今天受到冷落。

李汉秋等45位全国政协委员早在2007年便提倡设立“中华母亲节”，以孟母为形象代表，日子是孟母生孟子而成为母亲的农历四月初二，今年即为阳历5月4日。

李汉秋认为，中国传统节日一般都是综合性的，缺少单项突出的人伦主题节日，如母亲节、情人节等；而现代社会又很有表达这种人伦感情的需要，于是西方的此类节日就趁虚而入。但异质文化的人伦节日难以承担传承中华传统之任。

他表示，不同文化的母亲节形象代表不同的文化个性，承载着自己的民族精神。异质文化的母亲节既难于传承中华的母教传统，更难于传承中华孝道传统，而这两方面正是中华母亲节的重要内涵。

李汉秋举例，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设立了自己的母亲节。如日本在10月第三个星期天过母亲节；泰国定于8月12日；印度的妈妈节是4月5日；黎巴嫩则在春天的第一天。就连跟美国文化很密切的欧洲国家也都有自己的母亲节，如英国是在四旬斋封斋期的第四个礼拜天；法国是在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不过他也指出，中华母亲节倍受冷落与媒体宣传不够有很大关系。“国人有这样的精神需求，但却不知道中华母亲节，这可能也是件悲哀的事情”。(完)

　　4月25日，坐落在广东阳江十里银滩上的海上丝绸博物馆里，已经进行了一个月的“南海1号”第二次试发掘工作基本结束了。领队刘志远疲惫中带着兴奋：“这次我们确定了船首的位置，这是很重要的发现。但更重要的是，在这次试发掘中，我们采用了一些以往没有使用过的新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作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部副主任，刘志远对于首次在沉船考古中使用包括三维激光扫描仪和全站仪在内的高科技仪器更是津津乐道，他认为此次试发掘达到了提高科技含量及学术研究能力的目的。

　　次日，几百公里外的汕头南澳岛海域，“南澳1号”的水下考古工作，也在时隔一年之后重新启动。风平浪静的天气，让“南澳1号”水下考古队队长崔勇非常高兴，根据精确绘制的潮汐洋流图，考古队员抓住每一个合适的时机，一次次下潜，测量、照相、绘图……而在配合此次考古的“南天顺”号打捞船上，减压舱、水下三方通讯设备、水下摄像器材……高科技设备一应俱全。崔勇说，水下考古离开这些“高技术”可玩不转了。

　　何止是水下考古，在整个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技创新已经越来越多地改变着保护的理念、手段和成效：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南海1号”整体打捞与保护项目等，都以其重大的科技创新以及在文物保护实践中的成功应用，成为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的杰出代表。

　　“南海1号”的整体打捞发掘方式及其饱水环境下整体保护的方法，标志着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技术上的突破和创新，在深化相关科研工作的同时，也总结出了一套包括水下遗址定位、扰层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与整理在内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操作程序和方法，积累了一批相对成熟的出水文物保护技术，可以根据质地、类别采取相应的处理方式使出水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同时，随着水下文化遗产基础研究工作不断深入，水下考古学及出水文物保护等的理论与方法也有所提升。

　　为了在原址保护被称为“第一古代水文站”“水下碑林”的白鹤梁，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很多科学家进行了艰苦的研究，最后，上海交通大学葛修润院士提供了水下无压容器的方案，该方案充分体现了文物保护“原址、原样、原环境”的保护原则，解决了以往压力容器方案存在的重大技术及经济问题，避免了“就地保护、异地陈展”方案的缺憾。在经过大量探索性研究后，解决了交叉学科、跨专业的复合性技术难题。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建成开放的原址、原环境保护、展示水下文化遗产的专业博物馆，它的建成既是中国原址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大胆尝试，也是中国文物事业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缩影和代表性案例。

　　据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刘曙光介绍，我国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疆，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曾经无比辉煌的航海史……作为海洋大国，我国水下文化遗产十分丰富。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认为，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演变为开放的复杂系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对科学技术提出更加迫切的需求，必须依靠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通力合作。据了解，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经初具规模，从单纯的水下考古发展为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从近海海域扩展到远海海域，从单一部门主导发展为多部门积极参与协作。

　　正是由于科技力量的全面介入，中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正在从单纯的水下考古发展为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保护对象已经由沉船及船载文物扩展到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海防和海战遗迹、古港口、造船厂、沿海盐业遗址等多种类型；工作内容从单纯的水下考古扩展到出水文物保护、巡查监护、执法管理、学术科研等多个领域，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手段的科学性逐渐增强，使得技术装备、设备水平显著提升，旁测声纳、浅地层剖面仪、水下无线通话系统、实时差分定位系统等设备在水下文化遗产的调查和发掘中已开始运用，更先进的多波束声纳、超短基线定位系统和水下机器人等也开始投入使用。

　　近年来，随着国家投入和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在理念、技术、人员装备、后勤保障等方面有了极大进步，工作水域已经逐步拓展到西沙等远海海域，以及部分内水水域。据悉，中国第一艘现代化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用船的建造正在论证工作中，该船建造完成后将进一步提高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力。

　　据介绍，今后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将转变工作思路，着力支持重大项目和前瞻性科研课题。组织开展多学科、多部门合作参与的重大保护项目和前瞻性科研课题，如建立水下文化遗产监控体系，建设水下考古工作中心和基地，加强出水文物保护技术研发，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开展中国古代海防工程调查等等。通过这些重大项目和课题的开展，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提高科技应用水平，带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新华网合肥４月３０日专电（新华社记者 王圣志、熊润频、鲍晓菁）“三俗”文化招摇过市、人造景点大兴土木、文化遗产破坏性开发、山寨文化大肆流行……目前文化怪现状因商业利益的驱使而滋生泛滥，如何治理文化“病症”、引导大众文化走出粗俗化的文化“怪圈”，成为文化产业健康发展面临的问题。

“三俗”文化泛滥折射精神守望之困

目前有的地方和单位在发展文化产业中，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使得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文化现象屡禁不止。一些图书、电视剧粗制滥造，热衷于炒作名人隐私，迎合低级趣味，一些少儿读物甚至带有暴力和色情的文化垃圾。

一些群众认为，低俗文化推手凭借强大的传媒方式，将一切能吸引眼球的手段和能带来“人气值”的低级趣味都截取出来制造卖点，进行无限放大，以达到招徕顾客、追逐利润的目的。这种低俗文化混淆了是非、美丑、荣耻，造成的后果极其恶劣。

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安徽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钱念孙说，“三俗”文化泛滥是社会浮躁的表现，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些文化产品变得功利化，其教育、娱乐、审美和整合的整体功能被弱化。他认为，文化产业发展必须警惕两种倾向，一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过分降低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的质量，导致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的粗疏、平庸甚至低级媚俗。二是过分强调文化产品的艺术性，不问市场，不问观众，使艺术不为观众接受，失去了展现其思想、艺术、审美魅力的可能性，成为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的孤家寡人。

“山寨文化”预警文化原创动力不足

近年来，各种山寨剧集流行荧屏。从国产少儿动画片《大嘴巴嘟嘟》被众多网民质疑照搬日本动画片《蜡笔小新》，到国产动画《心灵之窗》被质疑“抄袭”了日本知名动画制作人新海诚的作品《秒速五厘米》；从翻拍自韩剧《蓝色生死恋》的《一不小心爱上你》，到汇集国产剧集经典的电视剧《宫》被网民冠名史上最全“山寨大锅”，甚至还有被网友戏称为史上“山寨”最彻底的电视剧的《回家的诱惑》全盘复制了韩剧剧情。但无论是抄袭、复制还是借鉴，这些山寨剧播出后收视率却不俗，《宫》和《回家的诱惑》刷新了五年来省级卫视播出电视剧最高收视率。

“山寨”手机、“山寨”明星、“山寨”歌曲、“山寨”电视剧……“山寨”已经在中国盛行，它由一种单纯的经济行动嬗变为无法回避的泛文化现象。“山寨文化”以雷人姿态对主流文化发起迅猛冲击，赢得欢呼，也招来质疑，其最本质的问题就是缺乏创新。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范周教授认为，山寨文化的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我国原创文化的诸多瓶颈，一是文化原创能力不够，二是文化原创作品出来后缺乏有效的版权保护措施，三是对于文化原创重创作、轻营销。“对比来看，我们除了应该从源头加大文化原创能力、鼓励原创之外，还应该完善对原创作品的版权保护，加强市场监管等，并要改变重创作轻营销的旧观念，将市场意识贯穿到源头创作中。”

“伪文化”人文景观“为利所伤”

河南周口与甘肃天水“瓜分”伏羲，陕西黄陵和河南新郑“分食”黄帝，河南焦作、湖南炎陵和山西高平“共享”炎帝，湖南宁远跟山西运城“争夺”舜帝。甚至连神话小说中人物孙悟空、女娲、董永七仙女，都被各地争相“入籍落户”。

侗族萨玛节是一个古老而神圣的节日，贵州某地为发展旅游业，当地居民被迫一年之内过了四个萨玛节。一些民族原生态歌舞和民间礼俗原本只允许出现在特定的节日或场合，却为了迎合游客变成了日日上演的“商业秀”。

随着文化的经济效益越来越显著，各地纷纷利用自有的文化历史资源进行开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大规模的人造景观数以万计。一些地方以打造城市“文化名片”为由，耗费巨资修建人造景观。很多脆弱的文化遗产都在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下遭到了破坏性开发。

安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硕士生导师李经龙教授认为，许多地方只是为了“眼球效应”争抢文化资源，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文化内涵的深层挖掘及其当代价值的思考上，反而破坏了传统文化的内核。这种伪文化现象不仅带给旅游者情感上的伤害，还对整个行业带来不可估计的负面影响。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卞利表示，文化体制改革应该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区别对待，尤其是涉及传统文化保护、民族文化传承等方面，不能把一切都推向市场。国家应该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实体分离，在政策上和经费上给予公益性文化单位大力的支持，建立相关文化补偿机制。

中新社吉首4月30日电 题：探访千年古城湘西乾州

中新社记者 邓霞

提起湘西，很多人会想到沈从文《边城》中的凤凰古城。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前往凤凰的必经之地吉首市，还有一座拥有4200多年历史的古城——乾州。“五一”前夕，中新社记者探访了这座明清时与凤凰齐名的边陲军事重镇。

乾州，古苗语名为“吉后”，意思是听得到水响的地方。史料记载，五帝时期乾州就有人类活动，到秦汉已成重要商埠码头。明清时期，乾州曾与凤凰一起苦苦支撑着“南方长城”，留有“乾州的城、凤凰的兵”之说。

现存的乾州古城始建于明代洪武时期，是吉首市政府前身。古城内名胜古迹甚多，从军事防御建筑到祠堂会馆、从楼阁古塔到名人故居，随处可见。

穿过“累石成墙”的北城门，沿青石板小巷漫行不远，便是民居较为集中的胡家塘。几十户人家环塘而居，都是明清建筑，飞檐翘脊。除塘以外，随处可见的是小桥、流水。当地人说，夏天游人可在塘边垂钓、赏荷，那是相当安逸的事。

在拥有2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仁和居内，年愈古稀的舒宗全正悠闲地坐在靠椅上看电视。他从小就生活在古城，十多年前买了祖屋对面的这家仁和居。“当初是为了养老、修生养性。”自从2005年政府对古城进行开发后，他家就成为游人观光的必经之地。

对古物充满兴趣的舒老一家将仁和居布置成“前店后居”的模式。供游客参观的“前店”展有中国著名国画大师黄永玉的画作、当地老木匠秦文庆凭记忆勾画出的《乾州古城图》以及搜罗来的明清古家具等。

因其军事重镇的特殊地位，乾州造就了一批诸如从法国人手中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杨岳斌、誓死保卫天津大沽炮台的天津总兵罗荣光等名将。他们的故居自然也是乾州的看点。

“今年‘十一’，乾州古城将正式对外开放。”吉首市旅游局局长田赤告诉记者，古城正在打造“湘西坊”旅游文化创业园和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两个核心，“我们的目的是邀请湘西州的民间工艺大师来乾州集中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已有10来名大师落户。”据悉，湘西州现有毛古斯舞、苗族鼓舞、土家织锦、踏虎凿花等24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2岁便跟随姑婆学艺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水云就是落户乾州的大师之一。见到叶大师时，她正向游人展示传统土家织锦的编织技艺。谈及迁至乾州的初衷，叶大师腼腆地说：“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土家织锦。”

“游湘西、奔乾城。”在吉首市市长李卫国看来，得益于该市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吉首有条件将大湘西的能工巧匠邀请到乾州集中展示，“我们希望游客在乾州能够了解整个湘西及其周边地区的风景、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