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 陈斯红作

“让全国农民乐起来，帮一方水土富起来”，以“全景式综艺手法每期展现一个地方的综合面貌”、“让全国了解一个地方，让一个地方走向全国”。这是今年7月央视七套《乡村大世界》栏目进行改版调研时在央视所属网页上公布的发展宗旨。然而，走进地方容易，怎么让观众实实在在乐起来，既把地方特色真正推出去，又能保持节目自身的良性发展之路，并不是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大型电视歌会节目鼎盛时期，曾经有人以“三足鼎立、三分天下”评价央视的《同一首歌》、《欢乐中国行》和《中华情》。如今，这种盛况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曾开创中国大型电视歌会先河、拥有最老资历的《同一首歌》在2009年后已难觅踪迹，不只是《同一首歌》，面对新的发展瓶颈，其他大型歌会节目也纷纷进入转型或调整期。

地方政府“甜蜜的负担”

天价费用，是把这类节目推向风口浪尖的一个问题。让节目走进地方，地方政府欢迎不欢迎？作为一场流动的晚会，央视的播出平台加上大腕们的明星效应，对于宣传地方发展成就、促进地方经济文化产业发展、拉动特色旅游业都有显而易见的好处。

对于这类大型电视歌会节目走进地方，有位电视研究专家认为，这是一件节目组和地方政府“双赢”的好事：“节目组要做节目，当地政府要‘树形象’，节目组为当地带去众多大腕演员，丰富了百姓生活，政府做了一件百姓看得见的实事，可谓各取所需。”

然而，《三联生活周刊》的一期报道曾经这样估算，《同一首歌》鼎盛时期，一年策划演出四五十场，如果以每场演出500万元计，40场就是两个亿。如果以每场演出100万元利润计，40场就是4000万元。这笔钱谁来出？钱都花在哪里了？要走进地方，演出场地、灯光、音响、工作人员的劳务费、演员的差旅费或者出场费，中间还可能再有商业性质的公司经手，不管数目多少，总得有人掏钱付账，使得原本公益化的电视节目演出越来越商业化。既然商业化，明星出场得收费，地方请一场演出的费用也就水涨船高。诟病之声愈演愈烈。

早在2006年3月，《同一首歌》总导演孟欣就曾公布6项改革措施，包括《同一首歌》将取消一切商业性演出，歌星出场一律无酬劳，实现品牌化、公益化、产业化等。然而这些改革收效甚微。地方是真需要，而节目也是真费钱，怎样实现公益化和效益化的双赢？此类节目的转型便迫在眉睫。

整个文化产业发展的缩影

地方演出加央视平台，商业行为加电视节目制作，《同一首歌》发掘出的利益空间，不可避免陷入利益争夺的江湖，“《同一首歌》从一开始就是个怪胎。”孟欣曾说，“它属于央视，但又完全按市场化商演的模式经营。”比起纯粹的电视节目，《同一首歌》作为中央电视台第一批市场化的节目又需要承担赢利任务。而比起纯粹的商演，《同一首歌》的成本更低，平台更好——它会在央视上播放，这就造成了“很多文化公司对我们意见很大，说我们利用了媒体平台的垄断占有了他们的市场”。

而专家认为，“资源垄断”是极为危险的。“垄断产生腐败，有绝对的垄断就有绝对的腐败。在这里就是艺术腐败的问题出现。”

2007年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第5次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结果，《同一首歌》列最受观众喜爱的电视节目第三名，紧随《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之后。有评论认为：作为中国娱乐传媒曾经的领航者，其价值本来可以更加彰显，因为囿于种种桎梏，其广阔的市场潜力并未得到有效释放，并未充分实现社会价值、商业价值的最大化。这个著名节目发展中所遭遇的各种体制之痛，正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而紧跟《同一首歌》其后的《欢乐中国行》、《中华情》等电视节目，模式何其相似。想走得更远更好，当务之急是在转型中探索出一条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遵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在保持电视节目原有公益性的基础上探索附加价值的开发，最大程度实现电视节目的品牌价值，形成文化产业的产业链效应等，都是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在调整和探索中前行

曾引领荧屏风潮的大型歌会如今已经纷纷淡出荧屏或转型。2010年11月，《中华情·亲情中华·欢聚多伦多》大型演唱会在轰轰烈烈筹备了两个多月后，主办者突然宣布，由于售票不顺利，原定四万张票，只推出几千张；另外因赞助款没有到位等原因，决定取消中华情演唱会。也在11月份，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公司负责运营的《欢乐中国行》室外录制形式节目结束播出，栏目将不再采用室外录制形态。12月，《欢乐中国行·魅力宜宾之旅》在北京进行录制，谭维维、马天宇、庞龙等众多明星联袂献演，而富有宜宾特色的“颠轿”节目、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号”、“李庄白肉第一刀”也纷纷走上舞台，宜宾的蜀南竹海等景点也在现场所播放的短片及与观众的互动中得到全面展现。还是走进地方，不过这次在京室内录制却不必再劳烦地方兴师动众了。节目播出之前，有现场观众在网上发帖描述了室内录制现场的情景。对这种变动，有网友跟帖表示非常期待节目早点在电视上播出，“其实我比较赞同这样改版，真的能省不少钱啊”。宜宾当地代表团负责人也表示满意，认为央视的平台和富有地方特色的节目，展示了宜宾的发展成果，让更多的群众了解了宜宾。

无独有偶，作为央视推出的首个面向全球华人的国际性大型歌会——《中华情》，在改版后致力于打造一档以经典怀旧为主基调、结合全球音乐文化时代发展特征的室内演唱会，也不再到地方举办。

浙江东阳市歌山镇西宅村有处全省最大的古宅集散地，专门收购、修复、出售古宅。作为一个利润丰厚的利益链的中转站，这里一头连着江南农村的破旧古宅，另一头连着大中城市的光鲜买家。

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有专家认为，“很多遭变卖的古宅已经达到申请文保单位的条件，但由于人们保护意识不强，加上古宅大多是共有的，本身又破旧，就低价出让，几经转手被卖到城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也有人认为，“如果古宅周边的历史风貌已经改变，本身也已受到破坏，在维修资金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卖出后进行异地保护也是可行的方案。”

对这些非文保建筑，目前政策还留有空白。表面上看，谁是谁非，难下定论。然而，古宅进城实不可取。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气候多样，加上民族众多、文化各异，传统民居也形态繁多、异彩纷呈，古宅等乡土建筑遍布广大乡村，成为我国数量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文化遗产种类之一。它们看起来陈旧不堪，却留下了前人的奋斗踪影，沉淀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蕴藏着浓郁的民俗风情，掸去尘土，就会闪出耀眼的金光。它们是不可复得的瑰宝，传承至今，弥足珍贵，必须珍惜。

古宅等乡土建筑是一个地方历史的见证，留住它们对于存续历史、传承文化极为重要，必须善加保护。保护好古宅等乡土建筑，就要努力保持其历史原状。古宅与其存在的环境，如同鱼和水、花与叶，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古宅保护应当是真实、全面、完整的保护，是原状与价值的有效保护，是古宅与周边环境的统一保护。即使某处古宅已经残缺，毕竟还是原作的组成部分，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科学信息；某处古宅的周边环境已经发生变迁，毕竟还存在着原来的历史痕迹，后人还能有迹可寻。一旦被彻底拆除、被重新打造、被异地重建，古宅的真实性、整体性就消失殆尽，无价之宝就会失去了价值。古宅保护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和严格的程序进行，努力做到不改变原状，重现当年的历史风貌。

然而，真正要做到这些，又谈何容易。

在一些古宅等乡土建筑较多，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保护的责任格外沉重，个体农户无力承担，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也难做好保护工作。在保护工作不能放松，维修资金大量缺口的情况下，需要解放思想，寻找新路。前些年，江苏省苏州市对一些非国有控保濒危古建修复实行“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政策，通过地方立法鼓励民资进入，让有经济实力的新主人在政府的监督、指导下，在原地、原址对古建进行修复、保护，吸纳6亿多元的民间资本参与修复工作，使49处濒危古建恢复了原貌。这个经验值得借鉴。对于那些拥有大量乡土建筑、经济发展又较为滞后的地区，保护古建是个永恒的主题，要使其不成为当地的沉重负担，需要寻求一条新的保护之路：吸引民资投入，保护乡土建筑。

在我国，乡土建筑长期没有被纳入到文物保护的视野中，投入的保护资金也是杯水车薪。城市化建设正在向我国乡村迈进，这就使得乡土建筑保护工作面临极大的困难，一些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的乡土建筑正面临消亡的危险。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国家文物局牵头制定的《新农村建设中应予以保护的建筑推荐标准》，已将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乡土建筑列入保护范围。“十一五”期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也已将乡土建筑作为一个门类列入。保护乡土建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应当提高认识，保护好乡土建筑，保护好祖宗留下的无价之宝，让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永生。

自2008年起定居香港的北岛，目前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那个身穿皮夹克、戴一副黑墨镜的文艺男青年，到眼前这个灰西装、银边眼镜、一脸沉静的中年人，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7月20日下午，曾以诗歌影响一代人精神走向的诗人北岛，静悄悄地在香港书展回归大众视野。他以《古老的敌意》为题做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表达作家与时代、母语及自身的关系，不仅梳理了他20多年旅居海外的精神历程，更为当下文坛的种种弊端敲响警钟。

一个更大的“语言危机”

北岛的演讲当天下午5点举行，入场人数限制为300人，现场爆满，座无虚席，更多未能提前预约的读者，或涌在走廊上，或席地而坐，听完了整场讲座。有趣的是，当主持人问台下有多少人是在内地受教育的，有四分之三的观众举手，年轻人占大多数。

演讲题目叫“古老的敌意”，取自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安魂曲》中的诗句：“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为此次演讲，北岛专门写了长文。所谓“古老的敌意”，他说，作家首先要跟时代充满紧张关系，“也就是说，作家要远离文化主流，对时代要批评。作家是手艺人，但也是知识分子，这一双重身份是写作的动力。很多作家说，‘我只对文字负责’。这是空话、废话。作家必须有复杂的视角才能面对复杂社会，所以他不能只停留在政治层面，政治是短暂的，应该要有更广阔的视角。”

北岛还认为，作家要有和母语的紧张关系。他以“文革”式语言为例，官方话语将词与物的关系固定下来，比如说到太阳就想起领袖人物等。这种词与物的固定关系是汉语的危机，当代新诗的兴起起到了拯救作用，推动了汉语发展。“3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正面对一个更大的语言危机，一方面‘行话’横行，政治、学术、商业等充满‘行话’，另一方面，新媒体、网络、娱乐的语言泡沫沉渣泛起，减弱了语言表现力，这样的语言同样是苍白无力的。作家必须正视它，重新为世界命名。”

作家要跟自己过不去

“作家不仅要跟世界过不起，要跟母语过不去，还要跟自己过不去。”最后一层“敌意”，北岛认为是作家和本人创作的紧张关系。在他看来，严肃的作家要对自己的写作警惕和反省，“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写作是孤独的、诚惶诚恐的、如履薄冰的，我看到太多同时代的作家、艺术家沉沦，为金钱、为权力，我为他们痛心。他们被自己打垮，不再和自己较劲，向这个世界投降了。”

谈及此，北岛提起“粉丝文化”。“‘粉丝文化’本是娱乐界的事，现在逐渐向文学艺术侵蚀，这与我们整个文化的‘低幼化’倾向有关。”在他看来，“粉丝文化”基本是一种“小邪教”，充满鼓动和煽动性，“教主骗财骗色，而教徒则得到不同程度的心理满足。”北岛认为，“粉丝”是一种商业化的阴谋，“粉丝”也应保持一种“古老的敌意”，怀疑他们所热爱的作家，给作家一定压力，“诗歌如果有大众读者，那将是一种灾难，但散文是需要读者的。”

《今天》杂志今天还在卖

2010年，北岛的新书《城门开》先后在香港和内地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北岛说到：“2001年底，因父亲病重，我回到了阔别了13年的北京。即使再有心理准备，也还是没想到，北京已面目皆非，难以辨认，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城市。”

自2008年起定居香港的北岛，目前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从欧洲到美国，再到香港，漂泊对北岛而言已成一种生活方式，他说如今的生活是20多年来最安定的，离北京也最近。而对于故土，他说除了牵挂在北京的90岁老母亲和亲朋好友外，对北京已毫无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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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两词早已从词形和词义上融为一体（“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被看作一事两名。依此，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1960）中将1917到1921这五年笼统称作“五四时代”，并划为两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一些新起的知识分子全力以他们的思想来感召学生和青年。在第二个阶段，学生们便成为主力，发动对中国某些传统和守旧主义的全面攻击。于是活动范围超出纯粹思想界以外。”如此，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就成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溢出“文化”容器而向“政治”领域的漫溢，新文化导师们的思想变成了其年轻弟子们的行动。

可“有些人主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回事，彼此没有多少关联，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由新文化运动直接触发的，而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大体上说来也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这派人只承认新文化运动也许略为便利了‘五四运动’的推行，而‘五四运动’则帮助了新文化运动的加强和扩展”；“另有一派人，他们承认‘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却不认为‘五四运动’一词应包括新文化运动，因为新文化运动是独立存在的。持这种看法的，主要包括胡适及其他某些学者。基本上，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学生爱国运动，但他强调当时文化活动的重要性，而不是那种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他采纳孙文的看法，认为‘五四’学生运动与当时的文学思想运动有密切关系”。针对上述观点，周策纵重申“‘五四运动’一词的范畴应包括新文化运动”，“分开就两者都无法说明，更无法了解这一时代”，“决不能个别单独说明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或主流”。

他只引述了胡适早年的看法，而晚年的胡适则直言不讳：“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视角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为一个政治运动。”若“转变”一词还暗示某种精神连续性，那他紧接着又用了“中断”：“从新文化运动的视角看——我们那时可能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它最终不幸被政治所阻扰而中断了！”周策纵在上面没提到陈独秀，而陈氏早在1921年就指责有人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说“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来是两件事，有许多人当做是一件事，还有几位顶呱呱的中国头等学者也是这样说，真是一件憾事”，“这两类事底内容分明是不同的，硬要把他们混为一谈，岂非怪事”。既然新文化运动的两位领袖（他们是这整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心态变迁史的深刻见证者）都反对将两个运动混为一谈，且胡适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那后来的撰史者为何将它们强拧一起，说它们共同形成了“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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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文化和政治的领域之分而区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却站不住脚。新文化运动既然志在“以文化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而新文化派在文化和政治之间频繁穿梭时也从未感到有一道界线。对他们来说，文化与政治是一体的。陈独秀1917年写道：“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他显然将新文化运动看作他所理解的“共和政治”工程的文化方面。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也决非一个纯粹的政治运动，它也有自己的文化诉求，只是它的文化诉求对立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诉求。

新文化领袖“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决非因为他们不赞成政治行动主义，而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在冲突。作为新文化领袖，他们不可能领导或支持这一与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南辕北辙的事业。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等于假定两个运动在精神上具有同一性，也就等于假定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人一定支持五四运动，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一定反对五四运动。这一假定不可靠。与新文化领袖们“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不同，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反对者却公开支持五四运动。林纾1919年8月发表小说《某生》，借其中人物之口驳当时流行的学生不该“出位”之说，谓“国事耳！今人恒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生为国复仇，即出位而言，心犹可谅”，而一直以民族主义为诉求并在1919年初出版的《孙文学说》中对新文化派“全盘西化”（如废灭汉字）的主张颇有微词的孙文则声明“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愿其“再接再厉，唤醒国魂”。

以“国”字打头的词（“国魂”、“国粹”、“国性”、“国情”）像祈祷语一样密集出现于文化民族主义者笔下，而这些词恰为信奉“世界主义”的新文化派所不屑，他们追求的是“世界性”，热情跟从任何以“世界”或“欧西”打头的词（如“世界主义”、“世界大同”、“世界语”、“欧西学说”）。陈独秀认定“国性”乃中国走向“世界大同”的“进化之障”，断言“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钱玄同则把“十六七年前老新党”的“国语是国魂国粹，废国语是消灭国魂国粹，国将不国”的观点讥为“屁话”，奉劝“还是少保存些国魂国粹的好”，说“今后的中国人，应该把所有的中国旧书尽行搁起，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做一个文明人”。他们的“世界主义”只是“西方主义”的婉词。

如果要分别为这两种自清末以来就一直形影相随并相互缠斗的“精神”命名，那么，新文化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可称作“世界主义”，而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则可称作“民族主义”。新文化派的一切文化政治工程均在“世界主义”框架中展开，而其反对者则以“民族主义”为其文化政治诉求。在1919年5月前，“世界主义”占了上风，民族主义则被污名化；1919年5月之后，民族主义渐渐获得新生，而“世界主义”则越来越被看作西方殖民主义的阴谋。

谁也不否认“‘五四’学生运动与当时的文学思想运动有密切关系”，但引导他们的行动的未必就是新文化派向他们传达的“世界主义”，未必就不是新文化派的反对者坚守的“民族主义”。参加五四学生运动的并不只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学生，以北大为例，几乎全体学生都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就包括“保守的学生”。此外，还存在这么一种可能：当初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学生，当他们走上街头的那一刻，实际已脱离新文化导师们的“世界主义”，转向了民族主义。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一场“民族主义”运动，那逻辑上说，不是信奉“世界主义”并视“国魂国性”为“进化之障”的新文化派，而是他们的反对者，那些视“国魂国性”为国之根基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与这场运动有着更多精神契合。

正因如此，两个运动决不能分而论之，它们“决不能个别单独说明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但“整体”不等于“主流”。“主流”已暗示两场运动的精神同一性。两个运动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但并未一起形成“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主流”。两个运动各有各的“精神”的源与流，而“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正是这两种互为对方存在条件的“精神”在这一历史时期相互缠斗、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

水墨素养达到浑然天成之绝妙，是国画家的化境；领悟到禅理能以身作则，是佛家的化境；由我而起无我而终，是艺术品藏家的化境。

“万里长城今犹在，祗今不见筑城人。”郑板桥这两句诗是奉劝人不要为名利所累。人生苦短，百年一瞬，一切都要想开些才好。这话跟艺术品收藏者来说，是否有些风马牛呢？不是，因为有些艺术品收藏者以占有为终极目的，这就容易膨胀其占有欲，终使其走火入魔，进入不化之境。

何谓化境？《兰亭序》中有四个字：“暂得于己”，这就是化境。而心领神会了此四字者，可达化境。换句话说，有了此心态，你收集艺术品就能把握好火候，不强而收之，不夺他人所之好，看重的将不是自己是否占有，而是艺术品本身存在之因，而感受到我中华民族之美，国家艺术之珍。

古往今来，一些艺术品大收藏家和收藏世家，都无偿把自己或家藏的珍贵文物捐献给了国家，要知道，这些艺术藏品价值均是价值连城。这些高智商的学问人，都是特别喜爱艺术藏品，热衷于艺术研究的，他们活着也需要钱。但是，他们却把这些无价之宝都慷慨地献给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有人怀疑，他们是否怀有什么目的？要知道，这些艺术品大藏家捐献艺术藏品时，他们家境情况都殷实得很，名声也如雷贯耳。这些艺术品大藏家的举措，即已达到无我的化境。眼中所见，心中所思，只有民族和祖国。

艺术品收藏者的光辉和成就，在于他当艺术藏品暂得于己时，能够充分地爱护它、妥善地保管它、认真地品鉴它，以感受民族文化艺术之美。即使此时尚处于“有我”阶段，但这种“有我”应是积极的“有我”，这种“有我”的气数随着自己素养和悟性的提升，终究有一天会明白“我”之所有系全民族所有；“我”所爱之物，是存在于国家民族之中，需代代珍爱延续，代代发扬光大。“有我”那个阶段，只应是肩负起你应尽的社会责任。

要深悟到这样一个真谛，艺术品收藏导向的正确才会减少中华艺术品的流失，才不会使中华文化走向弱势，这也许就是艺术品藏家的化境。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大多被用来诠释婚姻。婚姻固然是无限复杂的，不过，它也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人生很多时候更难逃出“围城”困境。

最近，年轻人逃回“北上广”的现象，就展示了人生“围城”的无奈。此前，很多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面对高昂的房价压力，面对无处不在的户口障碍，纷纷选择逃离“北上广”，回到家乡的二、三线城市打拼。可是，他们回到家乡后往往又无法适应城市间巨大的文化落差，最后又返回“北上广”。

对于年轻人的逃离与复归，不能仅仅围绕市场视角来算经济账。实际上，文化的差异对这些年轻人的影响可能更大。说到底，人生追求都是为了幸福，而幸福的本质是内心的一种情感文化体验。很多已经习惯了大城市文化环境的人们回到相对封闭的故乡，纵然是整天锦衣玉食，他们内心的幸福指数恐怕也未必能高到哪里去。

在今天，绝不要轻视文化对内心的穿透力。文化占据人们心灵的力量，现在经常被低估。人与人之间的文化情趣偏差、文化价值溃散，让哪怕身边最近的人，也容易让彼此心灵无法聚拢。人与人之间如此，由特定人群集聚的地域之间，也同样会形成巨大的文化环境差异。

很多逃离“北上广”的人回到家乡，觉得办事艰难，一些人的市侩嘴脸更让他们难以接受，这与特定的文化环境有关。笔者以前在故乡那个小城市工作、生活，发现很多工作是要转移到晚上的酒桌、麻将桌以及洗浴中心来完成的。如果不能真正融入那种生活，也就无法具备那种环境需要的“工作能力”。而要融入这样的文化环境，没有特定人脉关系与资本铺垫，恰恰又是玩不转的。同时，在那样的二、三线城市，能够提供的公共文化环境又多少有些局促逼仄，会让习惯大城市文化氛围的年轻人觉得很孤单。

中国城市之间的最大差距，很可能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文化。很多人留守在一线城市，尽管遭受着经济压力，但是那里的文化能提供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疗治。这种文化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等良好的公共文化场所，更多地在于这些城市里面聚合着大量拥有共同文化价值认同的人群。这一切，都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辐射，让人们免于沉陷在精神荒漠之中。现代公民固然是理性经济人，但也需要呼吸文化源头活水而生存。因此，不难理解，面对“文化围城”，无数年轻人只能在逃离与复归中困顿焦虑。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身生成、传承过程中，记载和传承了诸多人类的精神和思想。但是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往往都有一个最初的内涵，只有挖掘和认识到这个最初的内涵，这项遗产才更加充实和生动。所以，在认定某一非遗项目的时候，应该重视寻找其原本内涵。

不久前，我们在抢救挖掘科尔沁郭尔罗斯文化遗产时，发现当地一种馅饼的制作技艺。当时在申报文本中，对这项“馅饼制作技艺”是这样介绍的：这种馅饼面非常稀，不好包馅，这为每一个做这种馅饼的人带来难度。因此这里的每一个姑娘在出嫁前都要先学会这种馅饼技术，生怕到了夫家被笑话。而且这种馅饼做好后先不吃，而是“闻”，大家一齐喊“好”，然后供给祖先，之后一家人才可以吃。

在分析这项遗产时，我们觉得，这种做馅饼的技艺背后，应该还有着更深的文化内涵。那么，这项遗产的原本内涵是什么呢？原来，这与当地的民俗有关。

农历立秋之后，牧草籽粒成熟，很多蒙古族群众收割牧草时，注重收割、晾晒、留存一些柔软的红毛公、碱草，用作慢火烙制馅饼的烧柴。进入农历腊月后，半农半牧的郭尔罗斯地区的人们开始宰杀年猪、肥牛、壮羊，蒙古族妇女们精选、留存足够的上好肉品，备用于“祭火”“祈月节”“查干萨日”（正月）期间的日常食用和祭祀。

到了正月初二，各家各户拉开了做馅饼的序幕。清晨，妇女们身着节日的盛装开始忙碌，其中厨艺最高的人亲自动手和面，其他人有的剁肉馅，有的熬制奶茶、分装各种奶食品，有的准备柴火和厨房配料；青年男子则抬肉担水、饲喂畜禽、清扫院落；父辈们看孩子、清理室内卫生等，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祖父母备碗筷，准备祭祖碟盘和果品，之后便依次坐在火炕上的饭桌前，饮奶茶、吃奶食和果品，等待着儿女们呈上诱人的蒙古族馅饼。

做馅饼的过程也有讲究。妇女们先和面、剁馅、包馅，然后将馅饼半成品放入软柴烧热的铁锅内边拍边烙。为了省面，包肉面和得非常稀，烙制馅饼的关键技能是“和面”和“手拍”，所以馅饼也被称为“手拍馅饼”。手拍馅饼要分批烙熟、分批过油或水烹。在第一批馅饼出锅时，家族主事的老人率先选出一张又薄又圆、又白又亮、熟时凸起、香气袭人的馅饼，这张馅饼被称为“德吉”。老人要格外小心地用盘子装好“德吉”，亲自端到祭祖的供桌上摆好。在他端着“德吉”从厨房锅台到内室供桌前的过程中，孩子以及年轻人都围着这位老人随行。在给先祖供奉好“德吉”馅饼后，老人口中念念有词，祈祷家族团圆、家业兴盛。随后，全家还要依次向祖先行叩拜大礼。叩礼毕，方可上桌吃饼，但是妇女和孩子们不能上主桌品尝第一批烙饼。

蒙古族馅饼的最佳吃法是边吃边烙。过去，团聚一起共同品尝热馅饼，是很多家庭一年中最祈盼、最幸福的时刻。郭尔罗斯地区至今还有许多故事描绘当时的热闹场面，人们将烙吃馅饼的这一天称为“馅饼节”。

正月初二早品尝完香甜的馅饼后，人们还要赶往周边村屯去看望亲朋，祝福新年。这一天傍晚时分，全家人又一次团聚欢宴。太阳落山前，老人们还要催促着家人站在院落的高处，在新月初现的时刻，举家遥望，共同祈福新年。此时，虔诚的人们专注地望着天空，口念祈福词。草原上的喇嘛寺庙，也在这一天举行祭神大会。因而，人们又将正月初二称为“祈月节”，企盼风调雨顺、农牧丰收、人间吉安幸福。

另外，馅饼节还有一些讲究。比如人们吃馅饼时忌讳将饼切割开，此意不仅是要保存馅饼的香气，也是忌讳切割后破坏家族团圆的象征。在接受别人送上的馅饼时，要品尝后才能放下。人们把第一张“德吉” 馅饼视为奉给祖先的圣品，十分珍惜，任何人不能手抓，更不能食用。

所以，在确定这项技艺的类别时，我们决定把它放在民族节日类别中。因为它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艺，其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民俗内涵。馅饼节这一民俗虽然产生在郭尔罗斯蒙古族的原始信仰中，蕴含着的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游牧民族接受农耕文化是这个民族向文明发展的靠近，馅饼节习俗恰恰记载和保留了游牧民族从原始的、单一的生活方式向丰富多样的农耕文化过渡和转化时的思想历程。捕捉这一历程，挖掘这种记忆，从中去发现人类生存过程中的珍贵认识和积累，才是对遗产的自觉保护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

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其实就是认识人类自己的生存历程。寻找人类生存历程中那些难忘的探索岁月，才能把文化的生动意味挖掘出来，我认为，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文化发现”。文化发现不是随意拔高遗产的思想性、类别性，而是不忽视遗产的本真性和思想性。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去认识遗产所传承的本真性，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意。如果缺乏对遗产认真调查、分析的认识过程和态度，就会对许多遗产“误判”，这是我们今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挖掘、申报、研究和保护工作中应该时刻要注意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组长）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老辈读书人，往往对于传统文化和思想有着非比寻常的价值认定，往往使人觉得他们心目中所有社科领域只有谈论文化属于上层的学术—更别提经济领域了。我们今天说某些当代学人有传统的风度，以笔者有限的观察，这些学人往往也具有这种明显的价值倾向。我们去看梁漱溟先生晚年的著作，往往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充满信心。梁先生被视为“最后的儒家”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断裂于他们那一代人，更多的原因是出于他在晚年仍然对中国文化说“我很乐观”。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将“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的奖项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先生，这是这项有世界人文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殊荣第一次颁给华裔学者。几年之后，余先生书面回答李宗陶访谈时说，“今天回顾，乡居9年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史的好处有两方面：第一，我赶上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尾声。官庄的生活方式当时几乎全未受到现代势力的感染，与一二百年前无大区别。这一点使我后来读史有一种亲切感，读诗词也容易发生共鸣。用现代话说，我曾参与了传统，不是全从外面看问题，比较能避免隔阂和误解。第二，我无机会按部就班地受正规教育，因此也没有受到任何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包括国民党的‘党义’（三民主义）在内。这使我的思想不至于很早便陷进一种封闭系统之中。”（ 《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版）或许正是如此，决定了余先生后来对中国文化的重建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和关注。他谈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始终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深信不疑。

余英时先生在《论文化的超越》中说：“现代有些人提出中国史有所谓‘超稳定结构’，并且想从经济政治结构方面加以解释。其实专以政治、经济结构而言，中国史乱多于治，至少治乱各半，不能说是‘稳定’。如果真有什么‘超稳定结构’，那也当归之于‘文化’，不在政治或经济。换句话说，文化的超越力量才使中国有一个延续不断的大传统。”

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人对文化的超越性似乎逐渐失去了信心，特别对中国文化是不是还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力，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前五四时代，西方列强不仅用坚船利炮敲开国门，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也为那个时代的知识人普遍否定中国文化继续有生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事实对照。被胡适誉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时期，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中、西之间的文化比较、只破未立形成的混乱局面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余先生提出的“重建”并不和“湮灭”或者“失败”相对应，而是针对这种“混乱”而言，因为从本质上来讲我们相信余先生始终不认为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会走向失败。于是这些年来他关于这方面的文章都在试图为这种“混乱”寻找原因。他发现如果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入手，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趋势的问题，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地位和身份的边缘化，他在《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观念之一便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面—无论是革命式的或是改良式的。……我们今天不禁要问：何以近百年来我们这样重视政治的力量，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政治竟是波折最多、进步最迟缓的一个环节呢？即使是在许多号称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也往往看不到什么民主的修养。这最足说明政治是一种浮面的东西，离不开学术思想的基础。”（参见该书434页）

在与上述同一次书面访谈中，余先生说：中国知识人今天在大陆的地位似乎并不很受尊重。以前是他们成了权力的奴仆，现在也有转为市场小贩的倾向。所以知识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建立学术、文化、艺术种种专业的尊严。中国的学术传统被破坏得太厉害，要重建传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不能不立即下最大的决心，急起直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边缘化和今天商业化的趋势，成为重建中国文化和学术传统的核心问题。知识人今天的很多问题隐藏在“现代性”的遮蔽之下，其实都源于这种身份的变化过程，只不过人们讳莫如深。《中国文化的重建》这本书收录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经过了大部删节，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公开出版的“故宫博物院年鉴”显示，从2008年至2010年，故宫每年的接待人数都在持续攀升，去年共接待中外游客1283万人次，票款总收入5.9亿元，接待人次和门票收入再创历史新高。（7月20日《新京报》）

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收入多是好事。然而，人们对有些收入增多特反感。比如，故宫的门票收入持续攀升，除了与故宫有直接关系的人高兴外，其他人高兴不起来，因为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单位，门票收入越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化在消失，寿命在缩短。

对于文化遗产，比起敬畏其艺术价值，保护更重要，因为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濒危性。但是，我们对待文化遗产多数时候是申遗重于保护。就像故宫，超载、爆满已不是新闻，不管是大长假还是小长假，总是摩肩接踵，显然管理部门已经把故宫当成了“聚宝盆”“摇钱树”“提款机”了，何来保护！特别是5月份发生的失窃案，让人们看到，故宫管理松懈，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挣钱上了。

文化是可以创造财富，但对文化遗产管理单位来说，衡量其是否尽职尽责，不是看门票收入多少，而是看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尽可能地延长其寿命。假如文化遗产成了赚钱机器，注定加速其死亡。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毁灭是无法避免的最终归宿。作为管理单位，保护其尽可能地延长寿命，是神圣职责。故宫不是用来赚钱的，门票收入越多越耻辱，因为门票收入越多，死亡就越早。

大国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在于教育的普及。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很好地传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更难以面向世界，汲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说到学习文化知识，辞书往往被誉为“看不见的老师”，《新华字典》就是社会公认的一位非常称职的老师。

《新华字典》自1953年出版以来，已发行四亿五千余万册，成为亿万群众读书识字、学习文化的良师益友，为我国的全民教育、文化普及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用现代汉语编写的新型字典、词典奇缺，《新华字典》几乎是将现代语文工具书的重任担当于一肩的唯一一部辞书。从高级知识分子，到初学识字的儿童，工、农、兵、学、商，各界大众都借助这部字典学习语文知识，它甚至成为周恩来总理回赠给外宾的礼物。因此，有的学者把当年这种情况概括为“大国家，小字典”。一部小小的《新华字典》曾经这样地给力，这样地辉煌。

大国文化的代表是精品。对辞书而言，一部广受读者欢迎、历久不衰的字典的魅力何在？就在于它的质量。《新华字典》上世纪50年代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先生主持编写，编写者中不乏学识渊博的教授学者，他们有深厚的语言文字学养，有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出力的热情和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因而能够编写出科学严谨、内容丰富、编排便于使用的好字典。几十年的应用实践证明，《新华字典》的编写者和历次修订者以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科研作风，精益求精、十年磨一剑的坚韧意志打造出的这部字典，是一部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精品力作。在对《新华字典》的众多褒扬中，诸如“大学者编小字典” 、“小字典，大学问” 、“字典小，作用大”等等，言简而意赅，堪称经典。

大国文化不竭的源泉是创新。《新华字典》历近60年而不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与时俱进。从1953年至今，前后修订11次，每次都在继承和保持《新华字典》原有长处和特点的基础上有所完善，有所创新，有所进步。这次面世的《新华字典》第11版，以全面贯彻执行国家各项语言文字规范为重点，同时又在通读、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化、读者的需求和字典本身的学术规范等，对全书的体例和内容进行了谨慎而系统的修订。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次修订的幅度是比较大的一次，在“老字典”中展露出“新面貌” 。

大国文化的活力在于它的开放性。它一方面要从博大精深的民族优秀文化中汲取养分，另一方面还要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同时，这种开放是双向的，不只是我们吸收引进优秀的外来文化，另一方面，也要推动我们的优秀文化走出去，在国际上广为传播，以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在世界各地逐渐形成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遍及全球。《新华字典》是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学习中华文化的好帮手，它篇幅小，便于携带；它内容丰富，语言平易；可谓：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一册在手，疑惑得解。我们期待它在中华文化和我国通用语言文字的国际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