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

 
3月末,英国牛津大学化学系教授Dermot O’Hare来北京作了一场学术报告。尽管早已习惯了满世界飞的生活,但这次中国之行,还是让O’Hare感到很新奇。
原来,这次研讨会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学术交流活动。O’Hare刚刚获得由英国皇家化学会(RSC)颁发的2010年Ludwig Mond奖,以表彰他利用合成和物理的方法研究固相和分子无机化学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研究水热反应动力学过程中所做出的开创性工作。
除了对个人科研成就的认可和奖励外,Ludwig Mond奖同RSC其他众多奖项一样,还会资助获奖人到各地演讲,宣传自己的科研成果。
只不过这次是RSC第一次资助获奖人到英国本土之外的地方演讲。第一站,他们就选择了中国。
 
一位驻华代表的“私心”
把O’Hare拉来中国作报告,RSC驻中国首席代表郑春晓其实有一点“私心”。除了介绍O’Hare的学术成果外,她还想向中国化学界推介RSC的各种奖励和基金。
RSC设有大大小小的奖励60余种,涵盖了包括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学工业及化学企业在内几乎所有与化学相关的领域。而几乎全部的奖项都面向全球,对申请者没有国籍限制,甚至有些还特别规定英国公民不允许申请。
除了奖励,RSC还有各种形式的基金。“RSC的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会员专业技能的发展。”郑春晓说。
例如,RSC有专门支持会员创新的基金,数额高达1000万元人民币,有支持学生会员参加国际交流会议的,甚至还有专门用于帮助会员渡过生活难关的慈善基金。
有些基金申请的成功率相当高。比如有一项旅行基金,只要过去5年中在RSC出版的期刊上发表3篇或以上的论文,就有资格申请。“这项基金的数额最高可达2.5万元人民币,而且成功率在90%以上。”郑春晓希望这样的“内部消息”能为更多的人所知道。
郑春晓的这番“别有用心”,是因为中国化学家的“不明真相”。2008年,郑春晓去RSC英国总部培训的时候,碰到了基金和奖励部的同事。郑春晓问他有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获奖者,那名同事很快地回答:No。
“我当时特别失落,也感到很不好意思。”郑春晓对《科学时报》记者说,“那个同事看我这个样子,就笑着告诉我,中国大陆没有人获奖,不代表没有人有资格获奖,而是因为根本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人。”
这样的现状,让RSC北京分会主席David Evans也感到分外遗憾:“我盼望今后会有来自中国的化学工作者申请这些奖项,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中国获奖人站上领奖台。”
 
奖励遇冷为哪般?
国家统计局3月1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在“十一五”期间产出的专利和论文数量均居世界前列,俨然已跻身世界科技大国的行列。
在众多学科门类里,化学的表现十分抢眼。美国信息科学研究所(ISI)的一项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1月~2010年6月,中国化学家发表的SCI论文总数居世界第2位。
拥有30多种享誉全球的化学类期刊,RSC满以为自己在中国的工作会很顺利。可眼看3年过去了,中国化学家RSC奖励基金“零申请”的怪现象,让这个“洋”NGO困惑不已。
郑春晓坦承,这件事情和RSC的宣传渠道有关。RSC实行会员制,因此对于这些奖金的宣传也主要是在全球46000余名会员内部口口相传。
RSC的会员认证制度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初级会员、普通会员和会士。在欧洲和美国,化学家对RSC会员的称号十分重视。许多大学的化学系都会拿自己拥有多少RSC会士说事儿;而对那些化学系教授来说,除了荣誉以外,成为会员的实惠还会反映在他们的工资条上。
中国香港也不例外。由于历史的潜移默化,香港化学家也以加入RSC为荣。这块弹丸之地上共有300多名RSC会员,也有一些人获得过RSC的奖励和基金,许多人更是乐于将这份荣耀写进自己的简历中。
可在国际上受人追捧的RSC会员称号,到了中国大陆却没什么人“买账”。在另一套评价体制的影响下,整个中国大陆只有寥寥100多名RSC会员。
这样悬殊的比例不免有些令人尴尬,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信息传播渠道的缺失。郑春晓说,中国大陆的RSC会员大多是两院院士,他们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很熟悉,但对RSC的基金,却“因为没有先例,不清楚要什么水平才有资格申请,担心白费力气”。
然而,传播空间的有限恐怕还不是最主要原因。这60多种奖项和基金明明白白地挂在RSC的官网上,英国人看得到,美国人看得到,怎么会偏偏没有被中国人注意到呢?
“中国化学家太注重发表文章了,注意力都在发论文上。”郑春晓说,“一想到RSC,就会想到它的出版社;一登陆RSC网站,就会轻车熟路地去点击‘publish’,其他内容都不看,对RSC的公益事业也不关心。”
长期以来,“论文本位”的思想培养出了这种类似条件反射的行为,而国人的习惯思维也让这个英国老牌非营利机构有些水土不服。“我们在国内不太愿意大力宣传,因为怕人说我们作广告、拉收入。”郑春晓坦言。显然,RSC每年100英镑的会费对中国化学家来说,还有些不适应。
“我们没有年底分红”
RSC成立于1841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欧洲最大的化学学会,拥有国际化的出版社、30多种比较有影响力的期刊和严格的会员认证制度。作为专业的学术组织,RSC的工作还涉及到支持、参与政府制定与化学相关的政策,支持教育,组织学术交流等活动。
不过最让郑春晓感到骄傲的,还并不是这些傲人的成绩,而是160年来RSC倾其所有推动化学事业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郑春晓逢人就说:“我们是个非营利的慈善团体,我们的员工年底没有分红,所有的收入都要通过基金、奖励等公益形式回馈给社会,以促进化学事业的发展。”
别说分红,Evans连工资都没有。这个大个子英国人的全职工作是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对一个老外来说,在中国生活并不容易。不过2008年RSC进驻中国后,他还是心甘情愿地将大把精力花在了RSC的工作上。
RSC在中国开展的工作也围绕着“公益”这一主题展开。比如,RSC会组织英国化学家到中国比较偏远的高校进行中短期访问,为这些高校的科研工作提供一些合理化建议,并探讨中英之间未来可能的合作。
另外,由于中国是出产化学论文的大国,郑春晓等人还要为RSC的期刊做部分调研工作,并为英国总部推荐来自中国的作者、审稿人以及期刊编委等。
不过,这些工作还不能让郑春晓满意,她一直思考着,能不能为国人再做点什么。
“中国科学家都知道诺贝尔奖,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郑春晓最后说。看来,RSC和中国还需要磨合一段时间,摸透彼此的脾气。而摆在中国化学家面前的机会,或许能带来一场耐人寻味的变革。
《科学时报》 (2011-04-28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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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上海大学按大类招生,本科生接受一年通识教育后再选专业。上海大学昨天(4月26日)宣布改革本科生招生培养方式,学校不再事先制定专业招生计划,而是根据学生在接受一年通识教育后的报考情况,决定专业的生源数,不受学生欢迎的专业将面临淘汰。
一年通识教育后再专业分流
上海大学是在沪招生规模最大的“211”大学,该校2011年在沪本科计划2400人,其中第一批本科1600人(文科380人,理科1220人)、艺术类383人等;在沪高职计划650人(含艺术类高职140人)。
上海大学将全校近60个本科专业(艺术类与中外合作办学除外)分为人文社科大类、经济管理大类、理学工学大类三个大类,并在三大类下开设三个基础班。
进入三大类以及三个基础班学习的学生,第一学年无专业身份,在大类平台上进行一年的通识和基础培养后,可在类内进行专业分流。学生依据本人意愿填满所在类内的所有专业,然后按照学生入学时的高考成绩、第一学年绩点排序,参考个人综合表现,依据各专业最大可容纳学生数,按填报志愿的顺序分流到专业。
三个基础班学生在分流时占据优势。第一学年末,学年绩点排序进入前80%的学生可以在类内选择任何专业学习;其余20%的学生与类内的其他学生按照相同标准分流到专业。
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这样解释按大类招生的意义:“有的学生可能因高考成绩失误,录取时没有进入到自己最感兴趣的大类内学习,经过一年学习他们又多了一次机会。还有的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志向也会有所改变。”他希望学生在充分了解专业、了解自身特点的情况下作出符合自己兴趣的选择。
引入“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专业
“大学在招生时候,每个专业都制定了招生人数,不管报考的情况如何,最终都会按照招生计划来分配学生。但为什么招这个数?并没有科学的依据。”叶志明表示,正因为填志愿时,“服从调剂”选项的存在,有些专业明显该淘汰了,可却因为能够调剂学生,所以并不愁生源。
据介绍,上大将在专业分流时在各院系招生计划的分配中引入“市场机制”,由学生的选择来决定院系专业的发展,甚至去留。对一些少有问津的专业、就业市场不景气的专业甚至不适合市场或社会发展的专业,上海大学将引入淘汰机制。由此增加各院系的危机感,刺激各院系的办学动力,调动教师、学生教与学的主动性,完善教与学的激励机制,逐步改变教育教学管理体制的僵化状态。
对一些较为“冷门”的基础学科,学校则启动“经济杠杆”,通过全额奖学金等方式鼓励更多优秀学生入读。
课程体系必须改革
目前,本市已有部分高校试行按大类招生,但分类较细。如复旦大学按大类招生,但是学生即使没定具体专业,还是有专业方向。相较之下,上海大学此次改革,大类分得更“粗”,学生第一年全部接受通识教育,获得不受专业局限的视野。由于该校文科、理科、工科、艺术等诸多门类齐全,有利于构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上海大学将突破原有院、系的框架,打通相邻专业的基础课程,实现专业与专业之间的改革与整合。此外,据介绍,上大的一周课时将降到二十几个学时,更多的时间留在课外。《大学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文化》等基础课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都将发生变化。学校正在开展课改讨论,改革教学以适应通识教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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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洞形成揭示阿尔卑斯山北部急剧抬升的原因。
 
(图片提供:Michael Meyer)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阿尔卑斯山脉在过去的200万年中一直在生长,然而在某些地区,大约有2/3的增长高度却被冰蚀作用削去了。
相关证据被锁定在从奥地利西部的山洞中(主图所示)采集的一根石笋中。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地质学家Michael C. Meyer和同事与英国利兹大学的地质学家Robert A. Cliff,首先利用铀—铅测年法确定了36厘米厚的洞穴构造(右图所示)的形成年代——它们大约在距今216万年至200万年前形成。
随后,研究人员对石笋中的氧同位素比率进行了分析,这意味着渗入到远古山洞中的富含矿物质的水曾流淌到比今天的洞穴上层低几百米的地层中。
最后,研究人员测量了形成的碳酸盐矿物质中碳同位素的比率,而这暗示了如今接近地表的山洞,在石笋的生长过程中曾位于地下约1000米的位置。
总而言之,这些数据表明,在最近的200万年中,阿尔卑斯山脉平均每100年增长约7.5厘米,与此同时,每个世纪的侵蚀会削去约5厘米的山顶。
对于由富含碳酸盐的岩层构成的山顶而言,现今大多数评估山脉抬升与侵蚀的技术都难以奏效,因此对远古山洞的构造进行分析为科学家寻找评估这种趋势的方法带来了希望。
研究人员在将于5月份出版的《地质学》杂志上报告这一研究成果。
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最高大的山脉,位于欧洲南部,呈弧形东西延伸,长约1200多千米,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虽然阿尔卑斯山脉并不像其他第三纪时期隆起的山脉,如喜马拉雅山脉、安第斯山脉和落基山脉等那样高大,但它对阐释重大地理现象却很重要。(来源:科学时报 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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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武汉5月1日电 (记者田建军) 继长江口12.5米深水航道向上延伸至江苏太仓后,“十二五”起,中国将投资约180多亿元实施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建设工程,实现长江口航道与南京以下航道的无缝对接,以进一步释放长江水运潜力,适应长江水运发展需要。

  长江南京以下航道上起南京,下至太仓,全长311.6公里。据长江南京航道局副局长陈源华介绍,南京以下深水航道建设工程是“十二五”中国内河水运投资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的重大工程,也是继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之后中国又一重大水运工程。工程分三期组织实施,一期工程对长江太仓至南通段实施航道治理,辅以疏浚维护措施,2011年底开工,2013年建成,基本实现太仓至南通航道水深达到12.5米;二期工程对长江南通至南京段实施关键控制和航道治理工程,结合疏浚维护措施,2012年开工,2015年建成,初步实现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建设目标;三期工程将根据河势变化等情况,适时实施太仓至南京段航道治理后续工程,进一步改善航道条件,保障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安全、稳定运行。

  陈源华副局长说,工程建设由交通运输部和江苏省共同投资,总投资约180亿元,其中交通运输部140亿元左右。工程完工后,5万吨级海轮可直达南京港,长江江苏段货运通过能力翻一番,相当于沪宁铁路目前货运量的20倍,提前实现长江干线航道2020年规划标准。

  根据《长江干线航道总体规划纲要》,长江干线航道2020年规划标准是:南京至太仓可通航3-5万吨级海轮和2-4万吨级船队;太仓至长江口可全天候双向通航5万吨级集装箱船,10万吨级散货船舶可满载乘潮通航。

(编辑:SN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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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武汉5月1日电 (记者 艾启平)正值农时关键季节,湖北遭遇了罕见冬春连旱,降水量为50年最少年份,全省52个县市发生旱情、21个县市旱情严重。

  从去年11月以来,湖北大部分地区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五成,北部偏少六到八成,发生了较严重的冬春连旱。湖北省大部分地区从1961年开始有降水资料记录。去年11月至今,鄂西南、江汉平原降水量之少,排入历史第二位,其他地区均是同期“最干渴”的。其中,武汉市较常年平均偏少近七成,是60年来同期降水量最少的。

  截至目前,湖北受旱面积672.43万亩、成灾334.48万亩,绝收11.2万亩。其中,荆州、孝感、黄冈、襄阳、十堰、荆门、咸宁等地的21个县市和仙桃市有近500万亩农田受旱,有的地方人畜饮水困难。旱情导致水稻、小麦、玉米、油菜、花生等农作物生产受到影响。许多地区茶树长不出嫩芽,目前十堰茶叶鲜叶价格已涨至130元/斤。

  记者1日还从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长江、汉江及主要支流水位偏低,增加了引水灌溉难度。目前,全省库塘蓄水量127.8亿立方米,同比偏少7.7%,基本能保障控灌范围内的农田灌溉用水。但长江主要站点水位同比偏低1米左右、流量偏少约3成,汉江主要站点水位同比偏低0.3米左右、流量偏少1至2成,沿江涵闸引水困难。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未来一周湖北省基本无雨,旱情有进一步加剧可能。针对当前旱情,湖北各旱区参加抗旱春耕春播和田管者已达40多万人。

  针对旱情,湖北省政府4月29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采取跨区水库调度、加强抽水灌溉、争取三峡和丹江口水库适当增大放水量、适时人工增雨等手段缓解旱情。(完)

(编辑:SN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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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东京4月30日电 (记者 蓝建中)东京电力公司30日宣布,为防止余震引发海啸袭击福岛第一核电站,东电准备在6月中旬前建成临时防波堤。同时,为防止核电站各机组外侧竖井内的污水溢出,准备在5月底前用混凝土堵塞部分竖井。

  东京电力公司根据日本气象厅的预测指出:“如果发生里氏8级的余震,海啸的高度会低于10米,不过1号至4号机组有可能浸水1至2米。”

  防波堤将建在3号和4号机组靠海一侧附近海拔10米的地方。由于核电站院内散落着瓦砾,很难建造混凝土防波堤,所以东电将利用装满石块的四方形笼子堆积1至2米高,然后在内侧和外侧笼子之间夹上一层防水苫布,防止海水浸入,防波堤总长约500米。

  由于海啸一旦到达核电站院内,各机组外侧竖井内的污水将溢出,东京电力公司还将在5月下旬前利用石块和混凝土堵塞其中4个井口。此外,为增强4号机组乏燃料池的抗震性,东京电力公司还将于7月底前建造支撑水池的混凝土墙。

(编辑:SN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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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 30 4月 2011 19:47

探访千年古城湘西乾州

中新社吉首4月30日电 题:探访千年古城湘西乾州

中新社记者 邓霞

提起湘西,很多人会想到沈从文《边城》中的凤凰古城。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前往凤凰的必经之地吉首市,还有一座拥有4200多年历史的古城——乾州。“五一”前夕,中新社记者探访了这座明清时与凤凰齐名的边陲军事重镇。

乾州,古苗语名为“吉后”,意思是听得到水响的地方。史料记载,五帝时期乾州就有人类活动,到秦汉已成重要商埠码头。明清时期,乾州曾与凤凰一起苦苦支撑着“南方长城”,留有“乾州的城、凤凰的兵”之说。

现存的乾州古城始建于明代洪武时期,是吉首市政府前身。古城内名胜古迹甚多,从军事防御建筑到祠堂会馆、从楼阁古塔到名人故居,随处可见。

穿过“累石成墙”的北城门,沿青石板小巷漫行不远,便是民居较为集中的胡家塘。几十户人家环塘而居,都是明清建筑,飞檐翘脊。除塘以外,随处可见的是小桥、流水。当地人说,夏天游人可在塘边垂钓、赏荷,那是相当安逸的事。

在拥有2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仁和居内,年愈古稀的舒宗全正悠闲地坐在靠椅上看电视。他从小就生活在古城,十多年前买了祖屋对面的这家仁和居。“当初是为了养老、修生养性。”自从2005年政府对古城进行开发后,他家就成为游人观光的必经之地。

对古物充满兴趣的舒老一家将仁和居布置成“前店后居”的模式。供游客参观的“前店”展有中国著名国画大师黄永玉的画作、当地老木匠秦文庆凭记忆勾画出的《乾州古城图》以及搜罗来的明清古家具等。

因其军事重镇的特殊地位,乾州造就了一批诸如从法国人手中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杨岳斌、誓死保卫天津大沽炮台的天津总兵罗荣光等名将。他们的故居自然也是乾州的看点。

“今年‘十一’,乾州古城将正式对外开放。”吉首市旅游局局长田赤告诉记者,古城正在打造“湘西坊”旅游文化创业园和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两个核心,“我们的目的是邀请湘西州的民间工艺大师来乾州集中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已有10来名大师落户。”据悉,湘西州现有毛古斯舞、苗族鼓舞、土家织锦、踏虎凿花等24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2岁便跟随姑婆学艺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水云就是落户乾州的大师之一。见到叶大师时,她正向游人展示传统土家织锦的编织技艺。谈及迁至乾州的初衷,叶大师腼腆地说:“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土家织锦。”

“游湘西、奔乾城。”在吉首市市长李卫国看来,得益于该市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吉首有条件将大湘西的能工巧匠邀请到乾州集中展示,“我们希望游客在乾州能够了解整个湘西及其周边地区的风景、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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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南方农村报》评论版发表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写给袁隆平院士的公开信,信中,李昌平希望袁老在有生之年,放弃杂交水稻研究,转向培育常规水稻品种,并佐之六大理由,呼吁还给农民自由选择种子的权利。
此文被网络广泛转载,引发热议,有人支持,也不乏反对之声。27日晚,记者连线正在农村调研的李昌平。
李昌平,曾任湖北监利棋盘乡党委书记,在农村工作17年。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突出的三农问题。现为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并不反对杂交稻
京华时报:这封公开信的观点你是第一次发表吗?
李昌平:去年老家受灾,大面积的中稻被水淹没,绝收,农民撂荒,补不上种子,那时也写过一个千字小文说这个事。
京华时报:为什么写信给袁隆平先生?
李昌平:袁隆平做了很多贡献,但种子其实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子了。我觉得要保住常规稻,最合适的人就是他了。
京华时报:您建议袁隆平先生放弃研究杂交水稻?
李昌平:我并不反杂交稻,信里也充分肯定袁隆平先生的贡献,见报的只是一部分。杂交稻不是无条件生产的,如果要产量高,相应肥料就必须追加很多东西进去,像袁隆平先生搞超级稻,一亩可产两千斤,要相应条件,也要钱,还对土壤有破坏。他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应该回过头来提醒人们,为农民保留一些种子。
杂交种无力抵灾害
京华时报:农民没有自己的种子会带来什么危害?
李昌平:农民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会大大下降,这对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是个威胁。像我家乡去年受灾,中稻绝收后,农民没办法补种。以前可以用自己种过的早稻种子播种,再收一季。我们国家的灾害其实很多,比如像现在北方玉米已开始播种,这时一场冰雹一打,就需补种,但种子公司种子已经卖给你,就补不上了,不仅仅是水稻。
京华时报:为什么种子公司补不上?
李昌平:种子公司出售按季节,而且是一种商业行为,不会多储备。如遇战争、天灾等,就无法保障,除非是国家行为。国家如果没有“传宗接代”的种子,都可能导致威胁。
应保留30%常规稻
京华时报:常规水稻也能高产,且品质也好,这个怎么得出的?
李昌平:很多常规稻,经过千百年选育出来,兼顾常量和品质,达到一个自然的最优平衡点,又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抗灾能力强。我在农村当过十几年乡干部,在常规稻和杂交稻比较中,常规稻过千斤非常普遍,而且品质好,抗灾性强,只是政府、科研部门都不愿花钱去培育常规品种。留常规稻的观点,我不是最近才有。90年代中期,我们乡里“胡选”水稻品种,10年不衰,一直打败杂交稻,后来政府不投入等多方原因被淘汰了,那个时候就一直想,要怎么保留部分农民自己的种子,品质好又能降低成本。
京华时报:信里,您呼吁有关部门进行立法规定,保留30%的常规种子,这个30%怎么来的?
李昌平:从粮食安全角度看,我们国家现在不是生产不足,去年粮食产量历史最高,我保守估计留70%杂交稻就不影响全局,能保证粮食安全,不会导致短缺。
京华时报:为什么需要政府介入?
李昌平:要有国家战略,全国应该留10个县种常规稻,政府应收购种子,放在仓库里,遇到灾害就拿出来给农民种。在日本,主粮一定用本国种子,像水稻绝不会用外国的,其次一定会留有常规种子。
自信观点将被认同
京华时报:信交给袁先生了吗?
李昌平:还没有,打算回京后,给他发一封邮件。
京华时报:你觉得袁先生会认同你的观点吗?
李昌平:我觉得他会的。袁老从事研究并不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他一定会认真思考国家种子战略,这是个大问题。
■网友观点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支持李昌平老师的倡议。虽然杂交稻总的来说单产高于传统种子,但是应该加强常规育种的研究和推广,保障农民种粮的自主性和经济利益。
yao:我想,作者是认为杂交种的种子已不是什么高科技了,某些特定环境下常规种也有优势。然而现在,由于杂交种不能留种,每年播种时,农民都需高价买杂交种子分薄了农民的利益。此文章是为农民说话,作者好人!
匿名IP:115.236.50.*作者对杂交育种似乎不太了解。事实上大面积栽种的植物会天然杂交的,“胡选”实际上就是杂交优选的过程。这与转基因育种有本质不同,不能同论。而且,杂交也不一定非要高产,也可以按人们的需要,做杂交抗病等。
匿名IP:123.67.62.*种子问题需要完善的制度去进行管理,这个问题不是科学家能解决的。在有限的土地上种出能满足需求的粮食,才是真正严峻的科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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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昌君
 
4%——总理的心事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式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教育今后的发展时,温家宝总理说:“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为人们提供更加多样、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
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西省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温家宝总理再次说:“这八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每年教育的比重都比较大。这恐怕是我们对教育支持力度最大的八年。但是,我还欠着一个‘账’,明年一定把这个‘账’还清!”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欠账”,指的就是到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
总理一再强调4%的教育投入目标,这一方面表明总理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另一方面,也表明实现这一目标任务艰巨、困难很大。
2010年6月,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特别提出到2012年实现教育财政性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的目标。这是我国政府第三次明确提出4%的目标。
第一次提出这一目标是在1993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第二次提出这一目标是在2006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提出:“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虽然第二次并没有明确提出要在2010年前实现目标,但因为是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表示政府希望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实现目标。虽然政府尚未公布2010年的数据,但是去年这一比例达到4%的可能性极小。
中国人讲究“再一再二不再三”。在教育经费投入上政府三次承诺,前两次都未能兑现,这种现象对于我国这样的一个强力政府来说十分罕见。因此,4%的目标可以说成了温家宝总理的重要心事之一。
4%目标从何而来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组织申请到国家“六五”社科重点项目“我国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合理比例和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课题负责人为厉以宁教授,主要参加人员有北京大学陈良焜、北京师范大学王善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孟明义等。
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究竟多少才合适?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回答,课题组决定采用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统计指标,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世界算术平均值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算术平均值都不是很好的参考数据,课题组发现尽管各国的教育经费投资比例差异很大,但是存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教育经费投资比例也越大的特点。
于是,课题组选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试图找出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平,以消除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不可比性。
课题组使用38个人口规模在1000万以上的国家1961~1979年公共教育支出和GDP数据,利用计量回归方法,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公共教育支出的平均水平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公共教育支出的国际平均水平为4.24%。课题组在政策建议中提出到2000年我国比较适宜的财政性教育投资比例为4%。
1992年,课题组又采用40个国家1980~1985年的数据再次对公共教育支出比例进行了计量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公共教育支出的国际平均水平为3.85%。课题组认为到2000年我国比较适宜的财政性教育投资比例仍然为4%。
1993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
 
为什么还是4%
2000年我国并没有达到4%的预期目标,实际上比例仅为2.58%,离4%的目标存在很大的差距。为什么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是不是目标定得太高了?因为之前的研究使用的数据是在1961~1985年间,距离2000年较远,预测效果较差。因此,有必要用更新的数据重新计算。
2002年,教育部成立“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研究”课题组,笔者是课题组的成员之一,并且针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进行了专题研究。笔者采用54个国家1986~1997年的数据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计量回归结果显示:到2010年,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平大约是4.04%。
2006年,财政部委托北京大学对“各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统计口径”问题进行研究。在该课题研究中,笔者采用76个人口规模在1000万以上的国家2000~2004年的相关数据,再次对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进行了国际比较。结果显示,与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值为4.37%。
这说明进入21世纪后,各国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不仅没有减少,还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因此,我国政府将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目标仍定在4%还是比较合理的,不能算高。
4%的目标为何还没实现
虽然说从国际比较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公共教育投资水平也越高,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力和财政支出结构存在差异,各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差异也很大。另外,每个国家的人口增长情况和教育发展目标也不尽相同,因此,从需求角度讲各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也不同。就我国而言,4%的目标迄今未能实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点。
首先,我国财政支出入占GDP的比例相对较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可以分解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蛋糕的大小”)乘以“教育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蛋糕的分配”)。显然,财政蛋糕越大,教育经费投入才有可能越多。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和支出占GDP的比例出现很大的波动。
1978年,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分别高达31.1%和30.8%,此后双双呈现下降的趋势,1995年达到谷底,比例分别仅为10.3%和11.2%。相应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也下降到谷底,比例降到2.32%。
自1996年以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逐年提高,2009年达到20.1%。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呈现总体提高的趋势,2009年达到22.4%。相应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也开始增长,2009年达到3.59%,比上一年提高了0.26个百分点。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仍不算高,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都在40%左右。例如,2007年美国的这一比例为38.6%,英国为46.9%,法国为52.3%,德国为43.7%,日本为36.9%。
其次,各省份的积极性差异显著。在我国教育的投入结构中,中央所占的比例过低。4%的教育投入目标是国家层面的,而我国实际教育投入是以地方投入为主。以2007年为例,在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中,中央只占5.5%,而地方占到94.5%。地方投入为主的后果是教育经费支出比例的地区差异显著。
各省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的特点与世界各国的特点相比可谓阴阳两重天:从国际比较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公共教育投资水平也越高;从我国省际比较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其财政性教育投资水平却越低。
2008年,我国各省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4%的省份有8个,由高到低排列分别为西藏、贵州、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宁夏、海南,都属于人均GDP很低的省份。相反,比例最低的5个省份由低到高排列分别为山东、江苏、广东、天津、浙江,比例均在2.5%以下,都属于人均GDP很高的东部沿海省份。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城市化率高,学龄人口相对较少,尽管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不高,但是生均教育经费仍普遍高过西部地区。
第三,“计划不如变化大”,GDP数据调整对教育投入比例的影响显著。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对GDP数据多次进行修订,每次结果都是GDP总额被上调,使得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相应地变小。例如,教育部在首次公布2007年教育经费状况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为3.32%,之后国家统计局上调了GDP的数值,结果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降为3.22%。教育部在首次公布2008年教育经费状况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为3.48%,之后国家统计局上调了GDP的数值,结果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降为3.33%。
 
4%目标能否实现
 
尽管2012年实现4%目标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是答案可以说确定无疑的。
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连续16年保持上升的趋势。2009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20.1%,2010年进一步上升为20.9%。相比发达国家40%左右的水平,我国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今明两年还会保持增长的态势。
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为提高财政支出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2009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22.4%。2008年,我国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6.3%,如果保持这一比例不变,2012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需要达到24.5%,才能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的目标。
那么2012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能否达到24.5%呢?从变化趋势来看非常可能。在1995~2009年间,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1.2%提高到22.4%,平均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按照这一平均增幅,2012年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即可达到24.8%,从而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的目标。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
《科学时报》 (2011-04-28 A2 观察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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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26日上午,中国大坝协会在京举办了“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设立仪式。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水利部原部长、中国大坝协会理事长汪恕诚出席了设奖仪式并为汪闻韶院士遗孀严素秋女士颁发了捐赠证书。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汪闻韶院士是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和岩土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土动力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创建者之一。他终生恪守“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人生准则,为中国水利事业的崛起和发展奋斗了一生,在土的地震液化,土石坝及地基的抗震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汪闻韶院士一生生活俭朴、淡泊名利,除读书做学问之外,从不贪图其他的生活享受。他一生辛苦节省下来的工资和稿费,没有留给子女,生前即表示要悉数捐出,用于支持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发展。汪闻韶院士去世后,遗孀严素秋女士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将平生积蓄50万元全部捐献出来。
为宣传汪闻韶院士献身水利水电事业的崇高精神,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创新,根据中国大坝协会2011年工作会议精神,中国大坝协会接受汪闻韶院士家属的捐款,并设立“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根据“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奖励办法,“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的推荐、评审和授奖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优秀论文评选由中国大坝协会负责,原则上每年评选一次。评选条件为:
一是国内外期刊正式发表的水利水电科技论文;
二是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观点明确,创新性强;
三是论文内容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四是论文在评审年12月31日前三年内正式发表;
五是论文发表时第一作者未满45周岁。
优秀论文每次评选出3篇,每篇奖励1万元。奖金分配由论文作者协商自行确定,论文前三名作者可获奖励证书。
第一届“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的评选工作已经开始,评选结果将于2011年6月16日-17日中国大坝协会2011年学术年会暨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期间发布及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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