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

  2011年5月5日消息,澳大利亚悉尼的摄影师马克·迪普尔最新拍摄“水下工程”系列曝光。在对“正常”的冲浪摄影感到厌倦之后,迪普尔开始了水下摄影工作。他在海底拍摄到很多水下波浪翻滚的瞬间,同时拍摄到游泳和冲浪的人在水下与水流“互动”的画面。图片来源:CFP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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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电站设计安全有保障,对事故有完善的预防措施。”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蓁在成都理工大学作题为《中国核电的发展与核安全》的讲座时作上述表示。
据叶奇蓁介绍,核电设计通常有4道屏障,第一道是二氧化铀芯块,能包容98%的裂变碎片机器衰变产物;第二道是锆合金包壳,对核燃料和裂变产物进行封闭;第三道是压力边界,能包容带有放射性的高温高压冷却剂;第四道则是安全壳,能抵御外部的破坏,如地震、飞机撞击等,还能在严重事故下防止放射性物质外泄。
针对国人目前的谈核色变,以及对核辐射的恐慌现象,叶奇蓁介绍了我国核电站的辐射值。他以秦山二期为例指出,每年核电站对外辐射值仅为0.005mSv,远低于国家标准《核电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规定的0.25mSv的要求,也远低于我们普通人住一年砖房所受到的辐射值0.75mSv。
叶奇蓁表示,我国核电站排放的废弃物都是经过严格处理才排放到外界的,比如废气要经过过滤、吸附、衰变和高空扩散排放,废水要经过过滤、蒸发、离子交换以及稀释排放,而固体废物则要通过水泥固化、密封包装,最后再进行地下深埋,可以说对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
在谈到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时,叶奇蓁认为,超设计的海啸高程导致了核电站的断电,而长时间的断电则导致堆芯冷却系统长期不可用,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
那么,中国核电站如何做好安全保障以及事故预防?叶奇蓁表示,我国在核电设计中已经充分考虑了抗地震、防洪水等因素,对应急电源也有周密的准备。另外,核电设计中还有防氢爆措施以及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新投产的机组又增加了非能动氢复合装置,进一步减少了氢气在安全壳内的风险。
(顾华宁 彭丽)
《科学时报》 (2011-05-06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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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科院成都山地所陈宁生研究员及其团队共同编写的专著《泥石流勘查技术》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6章、40万字,系统的介绍了泥石流及其自然社会经济条件、泥石流勘查基础理论、泥石流野外勘查与室内实验、泥石流防治工程系统参数确定、泥石流危险区划分与防治模式和泥石流勘查实践。
全书汇集了作者及其研究团队40多篇论文成果,40多个泥石流勘查案例,详尽的介绍了泥石流现场勘查的技术理论和方法,具有丰富的泥石流勘查实践经验实例,是一本特别适合从事泥石流勘查技术人员使用的工具书,可供国土资源、水利水电、交通、铁路、环保、建设等部门的工作技术人员和有关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参考使用,也可供大专院校的地质、地理、水文、水工、资源环境、水土保持等专业师生作为参考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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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5日,坐落在广东阳江十里银滩上的海上丝绸博物馆里,已经进行了一个月的“南海1号”第二次试发掘工作基本结束了。领队刘志远疲惫中带着兴奋:“这次我们确定了船首的位置,这是很重要的发现。但更重要的是,在这次试发掘中,我们采用了一些以往没有使用过的新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作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部副主任,刘志远对于首次在沉船考古中使用包括三维激光扫描仪和全站仪在内的高科技仪器更是津津乐道,他认为此次试发掘达到了提高科技含量及学术研究能力的目的。

  次日,几百公里外的汕头南澳岛海域,“南澳1号”的水下考古工作,也在时隔一年之后重新启动。风平浪静的天气,让“南澳1号”水下考古队队长崔勇非常高兴,根据精确绘制的潮汐洋流图,考古队员抓住每一个合适的时机,一次次下潜,测量、照相、绘图……而在配合此次考古的“南天顺”号打捞船上,减压舱、水下三方通讯设备、水下摄像器材……高科技设备一应俱全。崔勇说,水下考古离开这些“高技术”可玩不转了。

  何止是水下考古,在整个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技创新已经越来越多地改变着保护的理念、手段和成效: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南海1号”整体打捞与保护项目等,都以其重大的科技创新以及在文物保护实践中的成功应用,成为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的杰出代表。

  “南海1号”的整体打捞发掘方式及其饱水环境下整体保护的方法,标志着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技术上的突破和创新,在深化相关科研工作的同时,也总结出了一套包括水下遗址定位、扰层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与整理在内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操作程序和方法,积累了一批相对成熟的出水文物保护技术,可以根据质地、类别采取相应的处理方式使出水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同时,随着水下文化遗产基础研究工作不断深入,水下考古学及出水文物保护等的理论与方法也有所提升。

  为了在原址保护被称为“第一古代水文站”“水下碑林”的白鹤梁,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很多科学家进行了艰苦的研究,最后,上海交通大学葛修润院士提供了水下无压容器的方案,该方案充分体现了文物保护“原址、原样、原环境”的保护原则,解决了以往压力容器方案存在的重大技术及经济问题,避免了“就地保护、异地陈展”方案的缺憾。在经过大量探索性研究后,解决了交叉学科、跨专业的复合性技术难题。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建成开放的原址、原环境保护、展示水下文化遗产的专业博物馆,它的建成既是中国原址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大胆尝试,也是中国文物事业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缩影和代表性案例。

  据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刘曙光介绍,我国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疆,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曾经无比辉煌的航海史……作为海洋大国,我国水下文化遗产十分丰富。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认为,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演变为开放的复杂系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对科学技术提出更加迫切的需求,必须依靠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通力合作。据了解,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经初具规模,从单纯的水下考古发展为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从近海海域扩展到远海海域,从单一部门主导发展为多部门积极参与协作。

  正是由于科技力量的全面介入,中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正在从单纯的水下考古发展为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保护对象已经由沉船及船载文物扩展到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海防和海战遗迹、古港口、造船厂、沿海盐业遗址等多种类型;工作内容从单纯的水下考古扩展到出水文物保护、巡查监护、执法管理、学术科研等多个领域,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手段的科学性逐渐增强,使得技术装备、设备水平显著提升,旁测声纳、浅地层剖面仪、水下无线通话系统、实时差分定位系统等设备在水下文化遗产的调查和发掘中已开始运用,更先进的多波束声纳、超短基线定位系统和水下机器人等也开始投入使用。

  近年来,随着国家投入和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在理念、技术、人员装备、后勤保障等方面有了极大进步,工作水域已经逐步拓展到西沙等远海海域,以及部分内水水域。据悉,中国第一艘现代化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用船的建造正在论证工作中,该船建造完成后将进一步提高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力。

  据介绍,今后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将转变工作思路,着力支持重大项目和前瞻性科研课题。组织开展多学科、多部门合作参与的重大保护项目和前瞻性科研课题,如建立水下文化遗产监控体系,建设水下考古工作中心和基地,加强出水文物保护技术研发,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开展中国古代海防工程调查等等。通过这些重大项目和课题的开展,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提高科技应用水平,带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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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3日从湖北省气象局武汉区域气候中心了解到,截至3日,湖北省58个县市降雨量创出历史新低。专家评价此次湖北大旱已经达到“极端气候”标准。

  去年11月以来,长江中下游降水持续偏少,湖北省大部分地区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五成,北部地区偏少六到八成,发生了较严重的冬春连旱。

  监测显示,湖北鄂西北半年降雨量在100毫米以内,北部地区降雨量150毫米以内,与历史同期相比,少一半以上。特别是鄂西北、鄂东北累计雨量只有20毫米,同比少八成。

  武汉区域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刘可群介绍,湖北省大部分地区从1961年开始有降水资料记录。截至3日,郧西、麻城、丹江口、老河口等58个县市180天的降雨量创有历史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少。其中,位于鄂西北的郧西县降水量最少,半年降水仅65毫米,而常年历史同期降水量为150多毫米。丹江口市降水量77毫米,同比偏少63%。在省会武汉,降水量也创出50年来同期最低。

  湖北省气象局3日通报,十堰、襄阳、荆门、恩施等湖北8市州2日实施了地面人工增雨,作业区普降小到中雨,旱情稍有缓解。

  去冬今春湖北降水总量异常偏少,湖北省出现十多年来最严重冬春连旱。4月30日,在湖北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湖北省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紧急动员,加紧跟踪天气状况,捕捉人工增雨时机。5月2日起,湖北省累计人工增雨作业60余次,发射火箭弹182枚,炮弹830发,影响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为春播生产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贵州较大范围强降水27万人受风雹灾害

  据新华社贵阳5月3日电受冷空气与低层切变和北方冷空气影响,4月30日至5月2日,贵州遭遇较大范围强降水,部分地区出现雷雨、冰雹、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10余县市遭受风雹灾害,27万人受灾。

  记者从贵州省气象局了解到,受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影响,贵州红花岗、赤水、汇川3个市(区)部分乡镇遭受暴雨洪涝灾害,都匀、三都、荔波、龙里、六枝、平坝、普定、关岭、西秀、金沙、赫章、纳雍、织金、普安、望谟、兴仁共16个县(市、区、特区)不同程度遭受风雹灾害,其中三都、纳雍灾情较重。三都县九阡镇5月1日至2日降雨量达138.7毫米,冰雹最大直径达5厘米;纳雍县昆寨乡5月1日冰雹持续时间长达1小时,冰雹覆盖厚达20多厘米。

  据贵州民政系统初步统计,截至5月2日,贵州全省受灾的19个县(市、区、特区)共有受灾人口27万人,因灾死亡1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0477.2公顷,其中成灾7879.7公顷,绝收1442.6公顷;倒塌房屋31户106间,损坏房屋7106间;紧急转移安置319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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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元氏县利税大户、拥有众多荣誉称号的“明星企业”,却在较长时间也是排污大户。记者调查发现,河北诚信公司等20多家化工厂,多年来将含有氰化钠等毒素的污水大量排放,造成几个村庄的地下水和农田污染,部分村民被迫买水度日。

  村民赴外地买清水

  元氏县槐阳镇北苏村等多个村庄村民说,近些年村里打出来的井水有一层肥皂沫一样的东西,闻起来刺鼻,根本不敢喝。一些村民说,耕地被污染后庄稼大幅减产,小麦越浇水苗越稀,过去每亩产1000斤,现在最多能产几百斤。

  在几户村民的院子里,记者看到有大水窖。他们说,这是从外地买来的清水,这一窖水约25元,省吃俭用能维持一个多月。

  村民们说,近些年附近建起不少化工厂,北苏村边上一个100多亩的大沙坑,成了这些企业的“排污池”,污水常年慢慢渗透,进而污染了地下水。

  据元氏县环保局局长王占军介绍,过去确实有27家企业向大沙坑排污,主要是化工企业,造成上万村民吃水困难。“但经过治理,关停了一大批,最后只剩下7家。”

  作为元氏县利税第一大户的河北诚信公司位列其中。据了解,元氏县去年财政收入5亿多元,这家企业利税占到近四分之一。公司总经理智群申称,企业目前已成中国氰化物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已通过有关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但村民质疑说,企业在执行中不按环保标准排放,照样造成污染。

  政府协调企业花钱摆平

  当地村民多次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经过政府部门“协调”,从2005年开始,排污企业开始向村民发放“排污补偿金”。污染情况日益严重,“补偿金”也在增多,去年达到150万元。

  据王占军介绍,这些钱由政府部门督促企业拿出来,根据各户村民粮食减产评估情况确定“补偿金”数额,由乡村干部组织发放。在排污企业中,生产规模最大的河北诚信公司出的“补偿金”自然排第一位。智群申说,我们已经累计拿出400多万元补偿当地农民。

  但当地一些干部群众认为,按照环保法规,有关部门应当严厉处罚污染企业,问题严重的要关停。当地政府没有这样做,而是“协调”企业花点钱补偿了事。这等于让企业排污合法化。

  一些村民说,村里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前年每亩地补偿200元,去年涨到了400元,即使这样也不能弥补给村民造成的经济及健康损失。这几年村民患恶性疾病的人数有增多趋势。

  无证排污企业将关停

  元氏县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县里为治理化工污染已累计投入1亿元。2008年县里建成了槐阳污水处理厂,2010年又升级改造,企业污水全部纳入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附近的槐河。

  但部分群众仍质疑:污水处理厂2008年就建成了,但污染为什么反而加重了?部分村民表示,不排除污染企业只将少量污水送去处理,大量污水利用挖深井渗漏的办法处理掉。

  据县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近两年元氏县先后投资200万元给受污染村打了5眼深井,铺设了供水管道,并有水质达标检测报告。对此,一些村民表示还是宁愿外出买水喝,自己种的小麦依然不敢吃,要跑到外地兑换成面粉。他们解释说,不清楚污染到什么程度了,还是心有余悸。

  据悉,河北省委督察室已调集省市有关部门赴元氏县督促解决企业污染问题,并制定了远程调水方案,决定从百姓认可的供水点铺设管网引水。同时对县里所有化工企业拉网排查,对没有环保许可证的予以关停,坚决杜绝偷排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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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们一直担心,随着气候变化情况恶化,来自北极地区的冰冷海水可能把欧洲冰冻,即欧洲局部地区温度下降、海港封冻。但最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刊登研究报告说,这种预测有疏漏。

  领导这项研究的美国迈阿密大学研究人员丽莎-比尔说,欧洲冰冻的预测忽视了另外一股洋流——“厄加勒斯暖流”的影响。这股暖流源自非洲南端印度洋与大西洋交汇处。实地观测和计算机模拟的综合结果显示,随着气候变化,“厄加勒斯暖流”对于欧洲气候的影响不断增强,它会把温暖的海水从印度洋带入大西洋。

  西欧沿海地区的温度比北半球许多同纬度地区要高,原因是“北大西洋暖流”每年从赤道带来大量温暖的海水。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等机构曾预测,气候变化会使北极地区的冰大量融化,大量冰冷的海水流入大西洋,减弱“北大西洋暖流”的效果,导致欧洲和北美部分地区温度大幅下降。

  丽莎-比尔认为,自己的研究表明包括IPCC等权威机构在内的气候变化预测都有存在缺陷的可能。她说,对非洲等地区海域的观测数据现在仍然偏少,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厄加勒斯暖流”等的监测,以更加详细的数据来为气候变化决策提供参考。(黄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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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福岛县政府1日说,从该县一处下水道污水处理设施的污泥和污泥焚烧后形成的熔渣中,检测出了高浓度放射性铯。福岛县目前正在追查受污染的污泥是否扩散。

  这处污水处理设施位于福岛县郡山市日和田町,既处理下水道污水,也处理雨水。福岛县政府说,有关人员4月30日进行调查时,从污泥和熔渣中分别检测出了活度达每公斤2.64万和33.4万贝克勒尔的放射性铯,其中熔渣中放射性铯的活度约为核电站事故前的1360倍。

  福岛县政府认为,应该是地表的放射性物质随雨水流入下水道,继而在处理污水的过程中被浓缩。

  据介绍,这处污水处理设施每天产生80吨污泥,其中70吨经焚烧后形成重2吨的熔渣,剩余的10吨作为生产水泥的原料运送到一些水泥公司。

  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后,这处污水处理设施已向水泥公司提供了约500吨污泥,福岛县目前已停止污泥的再利用,并追踪调查之前运出污泥的使用情况。而熔渣在核事故之后并未被运出处理设施,相关人员已决定将其集中储藏于所在设施内,并限制人们靠近。

  福岛县政府已要求县内其他22处下水道污水处理设施管理机构进行必要的调查。(蓝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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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向空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正逐渐渗入海洋,导致其酸化

意大利那不勒斯海岸线外的火山岛阿拉贡堡附近,处于健康状态的海底应如此景:棉被似的红色海绵、白色藤壶、淡紫色珊瑚藻、海胆,还有一条伪装到位的鱼(照片中央),是条浅红副鳚。
意大利那不勒斯海岸线外的火山岛阿拉贡堡附近,处于健康状态的海底应如此景

距离上页图景象几百米的地方,二氧化碳从海底火山口冒出,导致海水酸化。有朝一日,全世界海洋可能都将达到这里的酸化程度。色彩艳丽的各种生物被一片黯然的海藻取代。“警钟已敲响。”生物学家贾森· 霍尔-斯潘塞说。
距离上页图景象几百米的地方,二氧化碳从海底火山口冒出,导致海水酸化

  撰文:伊丽莎白 · 科尔伯特 ELIZABETH KOLBERT

  戴维 · 利施瓦格尔 DAVID LIITTSCHWAGER

  翻译:陈昊

  阿拉贡堡是一座小岛,如宝塔般赫然耸立于第勒尼安海中。岛屿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以西27公里处,可从另一座稍大的岛屿——伊斯基亚经由狭长的石桥到达。游人来到阿拉贡堡,为的是一睹古代的生活场景。他们徒手或乘电梯爬上宏伟的城堡,观赏其中陈列的中世纪刑具。与他们相反,造访此岛的科学家们为的却是展望未来景象。

  阿拉贡堡周边海域地质情况特殊,透过这扇窗户,人们可以窥见2050年以后地球各大洋的情景。二氧化碳气泡从海底火山口升起,溶解后形成碳酸。碳酸的酸性相对较弱,人们常喝的碳酸饮料中便含有这种成分。但如果碳酸含量太大,则会使海水具有腐蚀性。“如果二氧化碳水平极高,几乎没有哪种生物受得了。”英国普利茅斯大学海洋生物学家贾森·霍尔-斯潘塞说。阿拉贡堡为这一违反自然规律的现象提供了一个天然参照:随着汽车排气管和烟囱排出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地被海洋吸收,阿拉贡堡周边海域中发生的酸化现象,正加速在世界各大洋展开。

  霍尔-斯潘塞在该岛周边海域从事研究已经八年,他对海水属性进行仔细测量,并跟踪记录鱼类、珊瑚及各种软体动物的情况,这些生物在这里生活,有些也在这里分解。一个寒冷的冬日,我与霍尔-斯潘塞,以及来自意大利安东·多恩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玛利亚·克里斯蒂娜·布亚一起下海,以便近距离观察海水酸化带来的影响。我们把船停在距阿拉贡堡南岸大约45米的地方,一簇簇藤壶在岛屿惊涛拍岸的悬崖底部形成白色的长条。“藤壶生命力顽强。”霍尔-斯潘塞评论道。然而,在酸度最大的水域里,就连藤壶都踪迹难寻。

  我们三人都潜入水中。布亚带着把小刀,她从一块岩石上撬下几只帽贝,这些倒霉蛋在觅食的过程中不慎进入腐蚀性过强的水域,它们的外壳极薄,几乎透明。二氧化碳气泡如水银珠般从海底升腾。我们继续往前游,一片片海草在我们身下摇曳。水草呈鲜绿色,因为通常覆盖在草叶上使其颜色变暗的微生物已消失不见。远离火山口的地方常见的海胆在这里也不见踪迹,因为它们连轻度酸化的海水都难以忍受。一群群几近透明的水母从我们身旁漂过。“小心,”霍尔-斯潘塞发出警告,“水母扎人。”

  除了水母、海草和藻类,阿拉贡堡周边火山口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内,就几乎没有什么别的生物了。即便是在几百米以外,许多本地物种也无法存活,那里的海水酸度相当于全球各大洋将于2100年达到的水平。“通常来说,受污染的海港里只有少数几个类似杂草的物种能够应对急剧变迁的环境,”我们回到船上后,霍尔-斯潘塞说,“与二氧化碳剧增时的情况一样。”

  工业革命开始至今,矿物燃料(煤、石油、天然气)燃烧和森林砍伐已经导致超过500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众所周知,如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是80万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不为众人所知的是,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对海洋造成改变。空气与水频繁进行气体交换,因此,排入大气的任何物质,都会有一部分最终进入海洋。在风力作用下,这些物质迅速溶入深度大约几百米的水域内,之后经过数百年的时间,洋流再将其运送到大海深处。20世纪90年代,由各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执行了一项规模庞大的任务,其中包括从世界各地区不同深度的水域中收集7.7万多份海水样本,并对这些样本进行分析。这项工作花费了15年的时间,其结果向人们展示出,过去二百年里,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有30%被海洋吸收。如今,海水仍在以每小时百万吨左右的速度吸收二氧化碳。

  对于生活在陆地上的居民来说,这一过程有其益处:海洋从大气中吸走1吨二氧化碳,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祸源也就少了1吨。但对海底生灵来说,就是另一番情形了。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负责人、海洋生态学家简·卢布琴科把海洋酸化称作与气候变暖破坏力相当的“同级别杀手”。

  根据氢离子浓度测量酸性得出的pH值范围为0~14。pH值低的是强酸,比如盐酸,可充分释放氢离子(比碳酸要更加充分);而pH值高的则是强碱,比如碱液。纯净蒸馏水的pH值是7,属于中性。海水应该呈弱碱性,海面附近pH值为8.2左右。目前,二氧化碳排放导致这一水域的pH值降低了0.1,由于pH值与里氏震级一样按对数计算,所以即便是数值上的细微改变,也会引起巨大变化。pH值下降0.1,意味着酸度提高了30%。如果保持现在的势头,2100年海面pH值将下降至7.8左右。到那时,海水的酸度将比1800年高出150%。

  迄今为止发生的酸化现象可以说是不可逆转的。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可通过往海水中添加化学药剂来抵消过剩二氧化碳的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所需要的药剂量却大得惊人:例如,要想抵消1吨二氧化碳,至少需要2吨石灰,而当今世界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就有300多亿吨。

  同时,能够抑制酸化的自然进程(比如陆地上岩石的侵蚀)发生速度又太慢,在短暂的人类历史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即便可以从今天起停止二氧化碳排放,要想让海洋恢复至工业革命之前的化学状态,也需要数万年时间。

  海水酸化可导致无数后果。酸化的海水利于某些海洋微生物生长,却导致另外一部分微生物衰亡,因此可能会改变海水中铁和氮等关键营养元素的含量。基于类似的原因,能够穿过海面的阳光也可能会增加。通过改变海水的基本化学成分,酸化作用还将把水体吸收和消灭低频声波的功能降低40%,导致海洋某些区域噪音变大。另外,海水酸化还会干扰某些物种的繁殖,阻碍另外一些物种利用碳酸钙形成外壳和坚硬外骨骼的过程。科学界对最后这两种作用的记录最为详实,至于历史能否证明它们是影响力最大的作用,仍然属于未知。

  2008年,150多名顶尖研究员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称他们“对近期海洋化学状态的急剧变化深感忧心”,这些变化可能在几十年内“对海洋生物群落、食物链、生物多样性及渔业造成严重影响”。海洋暖水区中的珊瑚礁处境最危险,但由于二氧化碳在冷水中更易溶解,因此实际上海水酸化的影响力可能最早体现在两极地区。科学家已经观测到南北两极的翼足类动物(小型海螺,是鱼类、鲸类和鸟类的重要食物)出现了明显变化:实验表明,翼足类动物的外壳在酸化海水中生长速度大幅减缓。

  各种生物能够适应化学成分改变后的海水吗?阿拉贡堡给出的答案不尽如人意。在我造访该岛时霍尔-斯潘塞告诉我,此地的火山口向水中倾倒二氧化碳已有至少一千年的时间,但是pH值为7.8(本世纪末全世界海洋都将达到这一水平)的水域与远离火山口的水域相比,其中生活的物种少了将近三分之一。这些物种“在代代繁殖的过程中有大量时间可用来适应环境”,霍尔-斯潘塞说,“但这里还是见不到它们的踪迹。”

  “由于pH值对生物来说十分重要,因此人类花费大量精力来维持血液中pH值的稳定。”他继续说道,“但有些低等生物不具备这种生理功能,它们必须忍受外界的变化,因此最终不堪重负。”

  与阿拉贡堡相隔半个地球、位于澳大利亚海岸线外80公里处的独树岛也是座袖珍岛屿。虽名为“独树”,但实际岛上有数百棵树木,岛屿呈新月状,两端伸入珊瑚海,月弯中坐落着一个小型研究站,由悉尼大学管理。碰巧的是,当我在一个宜人的夏日午后造访该岛的时候,正赶上一只体型庞大的母蠵龟爬到实验室门前的海滩上来。岛上的所有居民(不算我一共11人)都前来围观。

  独树岛是大堡礁的一部分,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长度超过2250公里。整个岛屿由一块块的珊瑚残砾组成,这些碎块小的似弹珠,大的像篮球,于大约4000年前的一场风暴之后开始堆积。直至今日,整个岛上也找不到可以真正称之为泥土的东西,树木如旗杆般从珊瑚碎块中拔地而起。

  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开始造访此岛,他们首先提出的问题是,珊瑚礁是怎么长成的?近年来,这类问题显得更加迫切。“大约有25%的海洋物种,其一生中起码有部分时间是在珊瑚礁群中度过的。”一天傍晚出发采集礁石附近的海水标本之前,卡内基研究所海洋酸化问题专家肯·卡尔代拉告诉我,“珊瑚搭建起生态系统的架构,因此很显然,如果珊瑚没了,整个生态系统也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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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昌君
 
4%——总理的心事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式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教育今后的发展时,温家宝总理说:“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为人们提供更加多样、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
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西省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温家宝总理再次说:“这八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每年教育的比重都比较大。这恐怕是我们对教育支持力度最大的八年。但是,我还欠着一个‘账’,明年一定把这个‘账’还清!”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欠账”,指的就是到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
总理一再强调4%的教育投入目标,这一方面表明总理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另一方面,也表明实现这一目标任务艰巨、困难很大。
2010年6月,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特别提出到2012年实现教育财政性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的目标。这是我国政府第三次明确提出4%的目标。
第一次提出这一目标是在1993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第二次提出这一目标是在2006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提出:“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虽然第二次并没有明确提出要在2010年前实现目标,但因为是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表示政府希望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实现目标。虽然政府尚未公布2010年的数据,但是去年这一比例达到4%的可能性极小。
中国人讲究“再一再二不再三”。在教育经费投入上政府三次承诺,前两次都未能兑现,这种现象对于我国这样的一个强力政府来说十分罕见。因此,4%的目标可以说成了温家宝总理的重要心事之一。
4%目标从何而来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组织申请到国家“六五”社科重点项目“我国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合理比例和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课题负责人为厉以宁教授,主要参加人员有北京大学陈良焜、北京师范大学王善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孟明义等。
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究竟多少才合适?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回答,课题组决定采用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统计指标,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世界算术平均值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算术平均值都不是很好的参考数据,课题组发现尽管各国的教育经费投资比例差异很大,但是存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教育经费投资比例也越大的特点。
于是,课题组选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试图找出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平,以消除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不可比性。
课题组使用38个人口规模在1000万以上的国家1961~1979年公共教育支出和GDP数据,利用计量回归方法,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公共教育支出的平均水平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公共教育支出的国际平均水平为4.24%。课题组在政策建议中提出到2000年我国比较适宜的财政性教育投资比例为4%。
1992年,课题组又采用40个国家1980~1985年的数据再次对公共教育支出比例进行了计量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公共教育支出的国际平均水平为3.85%。课题组认为到2000年我国比较适宜的财政性教育投资比例仍然为4%。
1993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
 
为什么还是4%
2000年我国并没有达到4%的预期目标,实际上比例仅为2.58%,离4%的目标存在很大的差距。为什么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是不是目标定得太高了?因为之前的研究使用的数据是在1961~1985年间,距离2000年较远,预测效果较差。因此,有必要用更新的数据重新计算。
2002年,教育部成立“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研究”课题组,笔者是课题组的成员之一,并且针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进行了专题研究。笔者采用54个国家1986~1997年的数据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计量回归结果显示:到2010年,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平大约是4.04%。
2006年,财政部委托北京大学对“各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统计口径”问题进行研究。在该课题研究中,笔者采用76个人口规模在1000万以上的国家2000~2004年的相关数据,再次对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进行了国际比较。结果显示,与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值为4.37%。
这说明进入21世纪后,各国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不仅没有减少,还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因此,我国政府将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目标仍定在4%还是比较合理的,不能算高。
4%的目标为何还没实现
虽然说从国际比较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公共教育投资水平也越高,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力和财政支出结构存在差异,各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差异也很大。另外,每个国家的人口增长情况和教育发展目标也不尽相同,因此,从需求角度讲各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也不同。就我国而言,4%的目标迄今未能实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点。
首先,我国财政支出入占GDP的比例相对较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可以分解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蛋糕的大小”)乘以“教育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蛋糕的分配”)。显然,财政蛋糕越大,教育经费投入才有可能越多。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和支出占GDP的比例出现很大的波动。
1978年,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分别高达31.1%和30.8%,此后双双呈现下降的趋势,1995年达到谷底,比例分别仅为10.3%和11.2%。相应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也下降到谷底,比例降到2.32%。
自1996年以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逐年提高,2009年达到20.1%。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呈现总体提高的趋势,2009年达到22.4%。相应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也开始增长,2009年达到3.59%,比上一年提高了0.26个百分点。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仍不算高,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都在40%左右。例如,2007年美国的这一比例为38.6%,英国为46.9%,法国为52.3%,德国为43.7%,日本为36.9%。
其次,各省份的积极性差异显著。在我国教育的投入结构中,中央所占的比例过低。4%的教育投入目标是国家层面的,而我国实际教育投入是以地方投入为主。以2007年为例,在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中,中央只占5.5%,而地方占到94.5%。地方投入为主的后果是教育经费支出比例的地区差异显著。
各省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的特点与世界各国的特点相比可谓阴阳两重天:从国际比较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公共教育投资水平也越高;从我国省际比较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其财政性教育投资水平却越低。
2008年,我国各省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4%的省份有8个,由高到低排列分别为西藏、贵州、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宁夏、海南,都属于人均GDP很低的省份。相反,比例最低的5个省份由低到高排列分别为山东、江苏、广东、天津、浙江,比例均在2.5%以下,都属于人均GDP很高的东部沿海省份。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城市化率高,学龄人口相对较少,尽管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不高,但是生均教育经费仍普遍高过西部地区。
第三,“计划不如变化大”,GDP数据调整对教育投入比例的影响显著。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对GDP数据多次进行修订,每次结果都是GDP总额被上调,使得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相应地变小。例如,教育部在首次公布2007年教育经费状况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为3.32%,之后国家统计局上调了GDP的数值,结果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降为3.22%。教育部在首次公布2008年教育经费状况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为3.48%,之后国家统计局上调了GDP的数值,结果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降为3.33%。
 
4%目标能否实现
 
尽管2012年实现4%目标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是答案可以说确定无疑的。
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连续16年保持上升的趋势。2009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20.1%,2010年进一步上升为20.9%。相比发达国家40%左右的水平,我国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今明两年还会保持增长的态势。
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为提高财政支出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2009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22.4%。2008年,我国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6.3%,如果保持这一比例不变,2012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需要达到24.5%,才能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的目标。
那么2012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能否达到24.5%呢?从变化趋势来看非常可能。在1995~2009年间,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1.2%提高到22.4%,平均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按照这一平均增幅,2012年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即可达到24.8%,从而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的目标。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
《科学时报》 (2011-04-28 A2 观察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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