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迦耶是佛陀证悟之地，在佛教徒心目中，地位犹如精神故乡。它是古老印度的今日幻影，它属于全世界的佛子们。

在德里街头，每逢周末总能看到乞丐们成群结队接受布施的场景。行乞在印度并不是一种见不得人的生存方式，乞丐们的生活甚至称得上怡然自得。

大菩提塔的外貌不似佛教建筑，反而较为接近印度教塔寺，其原因可能是，在12 ～ 14世纪、它最后三次重修期间，印度教元素的大量渗入。

同一条恒河，在外国人眼中，可能仅仅是一桩印度奇景，是肮脏和混乱的最典型示范；但在印度人眼中，她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圣和包容，人们不远万里来此沐浴，以洗去身上的罪孽。

　　撰文：梁文道

　　摄影：王寅

　　想象你在北京包了一辆车，打算去山西大同参观石窟。一宿之后，你发现自己居然醒在沈阳。而那位司机，他坚持自己的路线正确，并且保证目标在望。再过半天，我们发现自己几乎快要去到哈尔滨了。这时司机才勉强停车问路，但他问路的方式是随便截住一个路过的村民，看他晓不晓得云冈石窟怎么走。真妙，那个村民竟就认真地指起路来：“前面十字路口左转，再过三里地看见公交站右转直行……”

　　我没有夸张，这个假想的例子只是为了方便读者了解我们一团人刚到印度头两天的真实情况。回来好几个月了，我仍然清楚记得那个旅行车司机，固执而沉默。每回休息他就一个人走开，独自低头喝茶或者吃饼，偶而抽一根烟。每回开车他都全神贯注，遇到任何一个标识不明的分岔路口都果决转向；尽管每一次转向后来都被证明是错的。由于他的方言口音比较重，车上就算有两位印度本地的法师，也要经过三轮传译，才能有效沟通。那种沟通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沟通，因为他大部分时候都只会简单地回答一两个字，意思是“OK”和“没有问题”。就在这迷途的两天，就在这位司机身上，我学到了印度教给我的第一课：但凡有人和你说“OK”或者“No Problem”， 那就表示问题一定要发生，而且可能很严重。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应该更小心，戒惧，提防任何事任何人？还是干脆认输，听天由命呢？答案要到此行的最后，我才有点模糊的轮廓。

　　这不是一般的旅行观光，我们是朝圣者。去印度朝圣？这对许多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个很陌生的事，虽说中国可能拥有全球人数最多的佛教徒，但大家对于回到佛教诞生地这事好像都不太感兴趣。如果真要朝圣，为什么不去五台山、普陀山，甚至少林寺呢？就连教科书都会告诉你，佛教源起印度，但也在印度衰落；而中国却把它发扬光大，传布四海。没错，佛教确实大盛于汉地，所以也兴旺到了可以自成一国的地步，旺到了几乎可以忘掉佛教世界其他地方乃至于印度的程度。在那十几天的旅程里头，我们碰过一家藏人，分别从拉萨和加德满都出发，会合于现处尼泊尔境内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这一家人打算周游圣地90天。我们也碰到了络绎不绝的泰国朝圣团，一来就是几辆大巴，每到一处就留下遗迹上如鳞密布的金箔。从佛陀初转法轮的鹿野苑，到佛陀入灭的拘尸那罗，藏传佛教徒系在树上的风马旗与南传佛教徒贴在石柱上的金箔都是至为显眼的标识。我甚至看见日本日莲宗四处立下的《南无妙法莲华经》石碑，以及无数操着多国语言的金发香客，唯独极少遇见汉地来的朝圣者。如果有的话，那也多半是台湾佛教徒。如今大陆出国的人绝不算少，为什么我们在全球各大传承各大宗派汇聚的这片北印度土地上却很难看到他们呢？

　　不过话说回来，所谓“朝圣”，对佛教徒而言或许根本就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我们知道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去罗马、去耶路撒冷，即便不是指定作业，至少也是种普遍被推崇的行动。中古时代，“到圣地去”甚至是发动起整场十字军东征的最大口号。至于穆斯林，那就更不用说了，朝觐麦加乃毕生必行的“五功”之一，没有能力走上一趟往往是他们抱憾终身的遗恨。但佛教徒呢？日本有它的高野山，西藏有纳木错湖与冈仁波齐峰，汉人则有九华峨嵋，大家尽管在境内各自修行，从来没听过非得回到菩提迦耶目睹佛陀证道地不可这一说。

　　所以印度佛教衰亡之后，佛陀一生行止的遗迹也就彻底败坏了，或者成为砖瓦供后来的穆斯林苏丹建造华贵如天堂的城堡，或者埋没沙土年复一年直至荒草遍野。千年中并没有大群比丘如伯利恒的神父那样坚守据点以维持香灯不坠，更没有哪一个帝王忽然跳出来号召大家“去把圣地从异教徒的手中夺回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圣地其实大多是由碎石与传说编撰而成。比如说祇园精舍，佛陀驻锡最久之地，考古学家挖出一片房舍的地基，认为它们全是公元后5、6世纪左右的遗物。热心的信徒们偏能认出哪一间是公元前5世纪时舍利弗尊者的居室，哪一处又是圣弟子们经行的步道。就算是那些看起来颇有年岁的遗址，你也不能不怀疑它们的真确，因为那天我分明看到一群工人搬砖垒石，好像正在建筑另一间“遗址”的样子。

交通堵塞也是印度大城市的特色之一，交通洪流的组成部分可能包括：小摩托、人力车、马车、自行车、牛、马、流浪狗。

那烂陀源自梵文“莲花(nalam)”。莲花在古印度是知识的象征，因此，那烂陀的意思就是“知识的给予者”。作为一所举世闻名的古代高等学府，那烂陀当时的规模与今日全世界的任何大学相比，都堪称雄奇壮阔，美轮美奂。

公元7世纪，正值笈多王朝佛教美术的顶峰时期，那烂陀寺发展至全盛阶段，成为全印度最大的寺院、学府、佛教中心。整座大寺之中，一切建筑无不雕梁画栋，精美异常。

.即使在浴场中，印度也是一副人声鼎沸的样子。王舍城外毕跋罗山下的温泉浴场，从佛陀时代一直沿用至今。今日印度，活色生香、百无禁忌。

　　事实上，从今天印度的北方邦到比哈尔邦，这一大块区域上的圣地几乎都是在19世纪末才复活过来的。信众最集中的菩提迦耶有一间粉红色外墙的建筑，是“摩诃菩提协会”的会址，会址大门外有一尊塑像，纪念协会创办人安纳加里卡· 法护尊者。正是这位英语流利的斯里兰卡大长老与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 康宁汉的努力，才促成了随后一个世纪的挖掘与复建。藉着摩诃菩提协会的运作，刚刚开始认真看待甚至皈依佛教的西方人秉持一向在考古发现上的热情，与甚为西化的斯里兰卡僧众带着一股正欲摆脱殖民压力重振文化尊严的意志，携手辨识出一座又一座古建筑背后的记忆，重领一块又一块早就易主百代的土地。

　　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有点不敬，但我真觉得如果不是西方人，亚洲佛教徒并不会这么在乎源头圣地；如果没有那一整套现成搬过来的古迹保存观念与朝圣文化的模式，今天这块区域就不会成为全球佛教徒的核心。安纳加里卡· 法护长老当年不就曾呼吁佛教徒向西方学习朝圣吗？他正正是用耶路撒冷与麦加的例子来对比亚洲佛教徒的圣地冷漠，颇有点教大家“知耻近乎勇”的意思。而彼时积极响应他的中国人唯有近世振兴汉传佛教的一代大德太虚大师，他非常用心地参与这场两千年来头一遭世界各地佛教徒的集体运动，甚至在中国发起募款，以回馈“故土”。从这个角度看，圣地大陆汉人之稀少，也许只不过是来得比较晚而已，毕竟这是个新鲜事。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太虚大师的感召，50多年前有一位湖南比丘尼果莲法师竟然只身来到拘尸那罗，建起一座“中华双林佛寺”，汉制山门上一块华文横额，在周边的缅甸寺泰国寺之间相当醒目。但老法师往生之后，这座寺院很快就抵不过印度的暴雨和烈阳，碎成废墟，渐为草木收复。

　　如今住持此地的法师乃越南智顺比丘尼，60岁的人了，却活力充沛，不显老态。她告诉我，当年她奉师命从美国奔来，面对的是每年都能把屋墙泡软、使房顶塌陷的天气，无水无电，就一个人四处筹钱，披荆斩棘，才把这座汉传寺院修整成现在这般舒适宜居(顺便一提，越南佛教也是以汉传为主)。我们去的时候，她还忙着在工地上指挥一座更大的计划，那是寺里头学校的新校舍，专从贫困乡间领来一些家里养不起的孩子，让他们接受佛教教育，剃度沙弥，等到18岁英语电脑全会了，再自行决定是走下去出家抑或还俗。除此之外，她又在镇里头盖了好几座学校，让那些对佛教不感兴趣的家庭也有让小孩念书的机会。至于那群小沙弥，我必须说，他们真是太可爱了。一脸善良，眼神单纯，我忍了好久才终于没摸他们的头：在家众摸出家人的头到底不是太好吧，哪怕他只有六岁。

　　几个月后，我在官方媒体上读到一则新闻，说是大陆某寺院刚刚在蓝毗尼建了一座宏大的庙宇，乃“海外第一座中华寺”，上头有人专程致贺，全国佛教界则允为盛举云云。怎么会呢？别说“海外”有多少汉传道场，光是源始圣地，光是拘尸那罗，便有这么一座没有国力支撑的小小“中华双林寺”吧。

　　其实，早在14个世纪以前，印度就已经有过“中华寺”了。根据文献记载，那烂陀寺以东50里有汉寺一座，是不少汉人留学生寄居的处所。而在芸芸汉人留学生之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玄奘法师了。重读当年那群僧人的著录，最有趣的是他们那大胆创新的世界观。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意思是中央之国，天下正中唯我而已，其余四方尽皆戎鬼蛮夷。偏偏佛徒不是这么看，他们先是引入佛教“四大部洲”的说法，把人类住的地方限制在南瞻部洲，再把这南瞻部洲分作十六国，归属“四天子”；而“中国”的皇帝只不过是这四天子之一罢了，并且管的主要是东方那一块，并非中央。广东学者何方耀教授专门研究过这题目，他发现，到了晋唐，许多僧人日益不满所学之芜杂矛盾，怀疑自己读的经翻译有误，于是兴起学梵文西取经之念。在这种心态底下，竟然形成了以印度为“中土”，把中国做“边疆”的意识。

尼连禅河边，一位老人在静思。大菩提塔矗立在河对岸。佛陀成道前曾于其中沐浴的这条著名河流，如今大部分时间都是干涸的模样。

“生老病死、每天上演”，是瓦拉纳西恒河之畔的真实写照。印度人自古对生死轮回就有着独特的认识。2500年前，佛教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鹿野苑距离繁华喧嚣的瓦拉纳西仅有十几公里路程，这里是佛陀成道后初次说法（初转法轮）的地点。

金色卧佛安详地躺在拘尸那罗的大涅槃寺中已逾千年。这里是佛陀进入般涅槃之地，信徒们来此，除去怀缅先师，也为了体悟非生非死、不住不灭的境界。

　　天下观吊诡在不与民族挂钩，谁是文化正统谁就是天下的中心，谁握住了道统谁便是天下之主。所以满人入关也能渐得士心，日本却觉得明清易帜男子留辫，故信天下东移到他们那里去了。在晋唐那批求法僧眼中，天下显然该以佛法来处为正中才是。法显便说：“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转引自何方耀《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请注意，这段话里道整法师所说的“中国”其实是指印度，“边地”倒是中国。玄奘大法师更在瞻仰过圣地遗迹后叹道：“昔闻经说，今宛目前，恨居边鄙，生在末世，不见真容。”(同见前引书)在《大唐西域记》里头，玄把印度说得好到不行，称赞彼邦国民温文尔雅，懂得用树枝刷牙，爱好清洁，大概也有终于见识到上国风范的感慨。

　　问题是有些印度人至今仍然在用树枝刷牙。

　　古代佛教徒心目中的印度不只是佛法初传的宝地，还是全面超越任何国家的先进文明，俗尘繁嚣之外的至美天堂。你看《西游记》，玄奘法师亲身去过的那个真实天竺竟被描划成云雾缭绕的仙境西天。西藏人更是崇拜印度，深受印度影响的藏人甚至把自己的圣地一一视为印度各大名胜的翻版。我们当然晓得真实的印度不是这个样子，可什么才是真实的印度呢？听说它是举世知名的IT大国，全球遥距服务业的中心；听说印度理工学院向美国硅谷输出的工程师和CEO要比麻省理工学院还多；听说它是金砖四国之一，未来的世界就只有它能和中国一较长短了。但我们的经历却比较接近另一个版本的传闻。在那个版本里面，印度的交通凌乱不堪，大巴顶上坐满了抱着杂货的乘客，横行霸道的大货车任意奔驰，机动三轮车与蚁群般的摩托车则会把所有的空隙塞满；当然，在连北京也都望尘莫及的车阵之中，还有传奇性的牛、马以及旅游书里不知为何很少提到的流浪狗，它们的悠闲与周遭由喇叭齐鸣所造成的音墙恰成对比。

　　很难在街上看出这里是一个预言中有可能要压过中国的强大经济体，乃至于我怀疑两者的差别或许恰恰就在看不看得见这一点。就拿德里来说吧，它不是没有宏大的地标与宽广的大道，但中国人一定会问他们难道就不能把那些建筑的外墙洗刷得干净一些，将那些路面上的坑补得好看一点吗？没错，我们都知道“无害”(Ahimsa)是印度文化里根深蒂固的价值，所以印度的素食者人数荣居全球之冠；但既是全国首善之地，能不能至少把那些牛、马、狗甚至猪集中到一个比较隐蔽点的地方呢？

　　我记得旅程开始的第一天上午，摄影师要为他那部相机找一块市面罕见的电池，权充导游的当地法师遂引我们去他们心目中全德里电子设备最集中、高科产业最发达的地区。抵达之前，我们都把那地方想象成中关村，没想到一下车就是一滩泥水，往前几步则是一条高低不平砖块乱堆的巷道，道旁是几家被苍蝇围绕的小吃贩子。我们辗转来到一家灯光明暗不定的商场，经过一处交易外币的黑市旅行社，一堆从垃圾桶里挤爆出来的废纸和吃剩的食物，终于看到那家相机制造商的德里经销中心的招牌在昏暗中兀自闪烁。

　　不要忘记这个国家刚刚举办过英联邦运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曾经投诉选手村里的房间有蛇。你能想象北京奥运会出这样的事吗？奥运期间，北京就连菜刀都不准卖呢。

　　那天我们还走过一条满街地摊的窄路，路上的垃圾和坑洞就不用再说了，有趣的是我看到一列外国人在一座被空气污染成灰色的大楼门外乖乖排队，集中接受童乞们那永不厌止的疲劳轰炸。再凑近一瞧，赫然发现门牌上清楚写着这栋大楼属于印度外交部其中一座！莫非这条路就是印度的长安街？还好，后来我上网查过，它只是印度外交部的其中一座办公楼。我不想非常极端、非常东方主义地把印度描述成一个视观瞻如无物的国度，他们的媒体照样以英联邦运动会的洋相为耻；可是这个国家和把面子看得比生活还大的中国确实不同。前阵子读到一篇印度知名学者的谈话，他说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记者都要问他印度城市的街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穷人，他却反过来纳闷，在中国的大都市里为什么看不到贫民：“你们的穷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离开德里，原以为当晚就会抵达朝圣之旅的首站——舍卫城。结果全靠那位刚毅寡言同时还路盲的司机，我们在北方邦的乡野间漫游了两天，如果不是手机里的导航系统帮忙，到了最后可能会连一个圣地也去不成。印度的基础建设的确不够，60公里的行程我们往往得走上两三小时，那些道路又窄又弯，几乎没有一段是平的。到了夜晚，速度只能更慢，四面田地的水气淹漫而至，令人难辨东西。有时候我们在导航地图上看见前方不远就有“国家高速公路”，很是惊喜，没想到真走上去之后才发现，唯一的不同只是路的两旁多了店家人烟，以及散步的动物，路灯照样缺席。但这手机移动信号倒是一直正常，基本不断，于是大家感叹：“印度真不愧是IT大国呀。”

　　那两天晚上，在赶路赶至绝望的时候，我们就只好择店投宿，等到次晨四时再重新上路。其中一家叫做“Hotel Arvind Palace”的旅店特别有趣，它标榜自己是“豪华而经济的旅馆”，所有房间都具备了空调、网络、彩电，以及24小时源源不绝的热水，它的餐厅更齐全了“北印、南印、中国和欧陆等地”的美食。我们都晓得这不是真的，如此一间两层楼高的简陋公路旅舍不可能这么完美。只是我们想不到那房间里的铁架床铺会脏成这样，枕头和床单上洒落了不知来历的污迹(有点像干掉了的血)，夜半还能感到几只细小的昆虫在身上跳跃。那位信奉锡克教的老板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态度诚恳——“是的，我们有热水”，眼神狡黠——“怎么会呢？再等一下热水就来了”，像个成功生意人。果然，我们晚上11点上楼的时候，大堂的餐厅还是绿色的；第二天4点下来，它的天花和墙壁却已刷成粉红；那位老板督导工人装修了一整个通宵。我既惊讶又熟悉，这种速度，这种营商手法确实是我所知道的“金砖四国”。

　　天气很冷，正好碰上了当地罕见的寒流，气温常常保持在零度上下，听说北方邦有天晚上一下子就冻死了200人。我们一日颠簸十来个小时，大腿贴着薄薄的小巴车皮，寒气由外而内，由下而上，我只能用街上市集买来的毛披风裹住身子：真想不到印度可以这么冷。所以我们总是在下车舒展的时候加入正在烤火取暖的村民，他们表情漠然，但会自动腾出空位，给我们接近那些冒着白烟的旧轮胎的机会。嗅着轮胎烤出的塑脂味，我和杂志社的编辑说起了陈丹青，因为他本来也想参加这一趟。“嘿嘿！还好他没来，光是凌晨三点半起床他就受不了了。”大伙拿丹青开了一点玩笑之后，编辑忽然感叹：“这才叫朝圣呀！不吃点小苦，一路舒服怎么行？”

　　朝圣让我们想到的总是那些身披粗麻的修士，手持木杖一路踏着草鞋缓缓登上尖石满布的山丘，在沙土尘暴里不断礼拜、全身贴到地面好从至卑微的角度观看这个世界的虔敬藏人，当然还有那位背着沉重竹笈顶住烈日一步步朝中亚山区走去的三藏法师。朝圣总该是要吃苦的。这是为什么呢？是要挑战朝圣者的意志？是要你在终于抵达圣地之前做好净化自己的准备？它不该是一般的旅行，不是无痛舒适地度过旅程，然后直达目的猎影观光；它不切割目的地与到达目的地的过程，反而把后者视为整趟经验的有机的必要元素。你不可以坐在宽敞的大巴里享受空调，一觉醒来发现圣地已至，然后急忙下车感受感受圣地的氛围。然而旅行又真和朝圣有这么巨大的区别吗？任何一个稍有自尊的旅者都会告诉你，旅途就是旅行的一部分，甚至旅途才是旅行的全部。重点永远是“在路上”，而非“去了哪里”。

　　但是抵达目的之独特愉悦仍然不可否认。就像那天清晨，经过漫长的迷途，我们终于到了传说中的舍卫城，佛陀一生停驻最久之地，古印度至为繁盛的大都。大伙一一下车，面对两列树木夹护的道路伸向远方晨雾，早上六点的北印农村静得只闻鸟啼，阳光迷濛使人分不出自己究竟身在哪一个时代。也许2500年前，佛陀和圣弟子们就曾赤足行过我们脚下的这条土路，道旁一样没有电线杆，一样只有刚刚升起炊烟的茅舍……我们全都静了下来，是不是都想起了佛经里最常见的那句开头呢：“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

　　宁静缅昔的时光只有一刹那，我们老是迅速被丢掷回印度旅行的紧凑现实。带领我们的法护尊者是我的师父，能操流利中文、英文、马来文和僧伽罗语，精通梵文与巴利文，就连日文及泰文也略晓一二，是位不可多得的学问僧。虽然大可在象牙塔里一展拳脚，但他更想用现代方法在俗世弘教。在我看来，他矛盾的地方是尽管有志于打进这个纷杂急乱的花花世界，但另一面却又天真得可以。就说这趟朝圣行程的规划吧，他总是试图在最短的时间里涵盖最广大的范围，“景点”之密集堪比最广价的旅行团。有时我忍不住抱怨：“尊者，这简直就是观光了，朝圣不是该放松一点吗？”可他还真不急：每至一处，他都会忽然很振奋地说：“对了，前面还有一个XXX，不去就太可惜了。”然后兴致勃勃地领着大伙慢慢踱去。好像着急的只有我似的，老是看表老在提醒大家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一边怕今夜不知到不到得了预定地点，一边怕他落在后面不安全。可是每回催他，他都带着孩子气的眼神叹问：“是吗？要走了吗？但我好想去看XXX哟。不用这么着急吧？”

　　要是真在一个圣地待久点，我又可以做些什么呢？法护尊者和同行的两位印度法师一定会跪下来诵经，可我乃疏懒怠惰不成器的弟子，60 华夏地理一直没学好巴利经文。他们念诵，我跟一两段

　　就要断线。在灵鹫山顶如是，在菩提迦耶复如是。直到鹿野苑，一路上笑嘻嘻的尊者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了：“文道，你回去之后还是好好背一些常用的经文吧。除了坐禅，念诵也是很重要的修行。”唉，我几乎觉得自己是白来了。

　　法护尊者有一位好朋友，是他在斯里兰卡上学时的学长，法号“法光”，现为那烂陀佛教大学教授。我们去那烂陀寺遗址的那天就住在他的宿舍里头。一如既往，我们又遇上了交通问题，法光尊者最初为我们准备的午饭渐渐等成了晚饭。当我们凌晨一点终于驶进以大学而言有点迷你但还算舒适的现代那烂陀时，那桌饭菜就是宵夜了。不巧的是还碰上了印度常见如便饭的断电，大伙只好摸黑上楼，就着烛火手电搬抬行李布置碗碟。在昏暗的光线下，我看见了法光尊者：个头不高，身躯微胖，圆圆的笑脸，年纪不算太大可又让人觉得像是个很老很老的人，于是适足以“慈祥”形容。他其实是很忙的，要安排房间给我们，要给我们翻热饭菜，要设法修理电路，还要下楼看看路盲司机有没有睡觉的地方。但是他又不像很忙，起码不显急乱，一路喃喃说话一路忍不住自己嘻嘻地笑了出来，微微低着头晃来踱去。不知怎的，这情景我好像见过；后来才想起是电影《星球大战》里卢克初遇尤达大师那一段。对了，深藏不露的尤达大师在准备晚饭给年轻的卢克时，就是这般笑嘻嘻的模样。

　　法光尊者安排了唯一一间有暖风机的房间给我们四个在家人，但断电了他也没辙。只有一张薄毯要盖住四个身子，这天晚上实在冷得难受，难受到同行号称要吃苦的编辑都黑脸了。房间全分给我们了，那法光法师他自己呢？老教授说不怕不怕，他就是笑：“我有地方，我有地方，你快去睡，好好睡。”第二天一早，我发现他和另外两位法师原来整宿就和着僧袍睡在客厅地上，唯一剩下的毯子他给了路盲司机。他准备了带点香辣的汤面做早餐，说是中国风味，大概合我们胃口。吃面的时候，我才算看清楚了这间教授楼。日光照出一室白墙，朴素一如所料，唯有一帧相片随意摆在一排书上。那是老法师年轻时的留影，背景是个乡村广场，几十个小孩包围着他。法护尊者也凑过来看，他解释：“小孩都喜欢他，那时他一有空就下乡看孩子，每回都带一堆糖。”

　　到达那烂陀寺的遗址，我便完全明白三藏法师昔日的心情了。入口处像是公园，绿野广阔，走过正中长达一里的林道，迎面而来便是一堵有两层楼高的石墙。再穿过城门般的巷口，便有砖阶引人自然登行。拾级而上，西向的太阳就在此渐次展开平铺在地平线上一座座栉比鳞次的伽蓝殿宇。那烂陀，中古世界最伟大的大学；佛学、哲学、数学、天文、建筑、医术、艺术，凡你能想象的一切科目；学生不分宗派，来自整个亚洲。极盛时它容纳师生万名，藏书九百万卷，占地是今日挖掘所获的十倍。其学风崇尚自由思辨，上课以研讨为主，有点像今天藏传佛教仍然保存了的“辩经”。除了玄奘，和它有关的名人还包括了龙树、无著、世亲、护法、戒贤、陈那、月称等一众佛教大德。要进这家学校得先过“守门人”这一关，藏传佛教徒特别尊崇的那洛巴大师便曾是它北门的守门人，他们负责考验入门学子，应付不了他们的问难便休想入学。当年入门而得其道的玄奘法师曾经形容他所看到的那烂陀：“庭亭别开，中分八院，宝台星列，琼楼岳峙，观竦烟中，殿飞霞上，生风云于户牖，交日月于轩檐。羯尼花树，加以流水逶迤，青莲菡萏，晖焕其间，庵没罗林，森疏其外。……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

　　俱往矣。如今的那烂陀只余废墟，纵犹壮阔可观能发思古之幽情，但毕竟是有为法，又哪能免去成住坏空的规律呢？虽然印度建国三雄之一的安培多博士成功发起了“新佛教”运动，使百万计的贱民阶层皈依众生平等的佛法，但这到底不是主流，印度已经离那个佛教盛世很久很久了。这是一直萦绕在我心里头的问题，也可能是很多佛教徒觉得没有必要朝圣的原因：反正都成废墟了，反正那都不再是佛法兴盛之地了，我们还去那里做什么？再说就连一般不学佛的人大概都能凭着电视剧里学来的“常识”挑战你：你们佛教徒不是喜欢讲空吗？不是喜欢教人不执着吗？心中有佛，在家自己好好修行也就够了，何必花钱花时间那么执着跑去所谓的“圣地”呢？就连说法说得特别透彻的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也在他的《朝圣》里说：“严格地讲，我们并不需要寻求外在的圣地或圣人；如同佛陀亲自所应允的：‘任何人忆念我，我就在他面前。’当我们对佛陀与他的教法生起忆念心或虔敬心的那一刹那，他就会与我们同在一处，而该处也就会成为‘神圣’之地。”

　　新华网太原5月24日电(记者王学涛刘翔霄)记者从山西省万荣县文物旅游局了解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师生在对山西万荣稷王庙大殿精细测绘时，在大殿前檐明间下平槫襻间枋外皮上发现了一处“天聖”年号的题记，明确了它北宋庑殿顶木结构建筑遗存的身份。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中国古代建筑精细测绘-稷王庙课题组负责人徐怡涛说，2007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就对稷王庙进行了田野调查，当时依据其建筑形制，初步判定大殿为北宋建筑。这一题记的发现，确认了它作为中国目前唯一的北宋庑殿顶建筑的身份，同时将国务院公布的稷王庙的建造年代金代(1115-1234年)，提前了100多年。 

　　“经表面湿处理后，‘天聖’年号的字样可以清楚地辨认。”徐怡涛介绍说，这是一处不明显的墨书痕迹，墨书自右而左竖排三行，因木材年久表面纹路扩大，现在只有右侧的大字可以辨识，左侧字体较小，似是题名。 

　　稷王庙位于山西省万荣县太赵村，南北长74米，东西宽46米，现仅存正殿和戏台。其中，大殿为早期木构建筑，单檐庑殿顶。现在正殿内东墙上有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小碑一方，记庙内“修盖舞厅一座”，是中国戏剧史上金元杂剧活动的重要史料。2001年，万荣县稷王庙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庑殿顶，即庑殿式屋顶，由一条正脊和四条斜脊组成，屋面稍有斜度，俗称“四大坡”，是中国、日本、韩国等古代建筑的一种屋顶样式。在中国，庑殿顶是各屋顶样式中等级最高的，明清时期只有皇家和孔子殿堂才可以使用。

　　中国考古工作者首次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吐峪沟内进行的考古发掘连续获得重大发现，其中包括精美壁画、绢画、数量巨大的文书残片、陶器、雕塑、生活用品等。

　　5月23日，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所、龟兹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历史考古专家齐聚吐鲁番市，对这处汇集祆教、摩尼教、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与文化历史遗存的吐峪沟大遗址保护及数量众多的考古重大发现进行探讨。

　　虽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也曾对吐峪沟进行过零星的考察。但与会专家评价，从2010年春季一直持续至今的考古发掘，是自19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首次对吐峪沟遗址区进行的系统、科学、严谨、有序的考古调查，“这样的石窟寺考古发掘在全国也是首次。”

　　新发现和惊喜从发掘之始就不断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李裕群介绍说，仅今年春天就又清理出洞窟7处，有一处洞窟的后墙书写有大量回鹘文题记，面积约有2平方米，文字书写清楚，保存状况良好。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文书残片、木器、陶器等。

　　新发现还包括约10平方米精美壁画，着汉服的供养人像等。李裕群说，壁画表现形式与中原壁画风格相呼应的特征十分显著。

　　吐峪沟石窟位于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吐峪沟乡吐峪沟麻扎村，西距吐鲁番市约60公里。吐峪沟地处火焰山山脉东段，大体呈南北走向，将火焰山拦腰切断。沟的北口有苏贝希文化遗址；南口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麻扎村，民居建筑大多数百年以上，沟内霍加木麻扎，祆教墓葬、佛教寺院、伊斯兰教的麻扎并存，沟南戈壁中有著名的洋海古墓群。诸多历史遗迹表明新疆吐峪沟是多种宗教、多种文化的汇集地。

　　吐峪沟曾经是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最早交汇的地区。吐峪沟石窟最早开凿于十六国北凉统治时期，自北凉至鞠氏高昌统治时期，也就是公元5至6世纪，吐峪沟内进行了大规模的佛寺建造与石窟开凿活动，并逐渐成为高昌统治集团全力经营的佛教重地。

　　敦煌文书唐代《西州图经》曾经这样描述唐西州时期高昌的丁谷窟：“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右在柳中界至北山二十五里丁谷中，西去州二十里。寺其(基)依山构，揆巘疏阶，雁塔飞空，虹梁饮汉……实仙居之胜地，谅栖灵之秘域。”这座久负盛名的丁谷窟(寺)就是今天的高昌故城东北10余公里的吐峪沟石窟。

　　一千多年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吐峪沟内众多石窟寺的昔日辉煌早已褪去光泽，留下的是残垣断壁和坍塌、残破的洞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德、英、日等国探险队在吐峪沟肆意盗掘，劫掠盗挖了大量珍贵文物，并对石窟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从2010年3月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3家单位合作，对吐峪沟遗址实施保护性考古发掘工作。

　　5月22日，记者跟随考古人员进入吐峪沟进行实地考察。吐峪沟东西两侧的断崖之上密集的分布着一个个石窟，不少石窟前还有建筑遗迹的残垣断壁。由于地质、气候，以及人为破坏等多方面原因，目之所及的遗址均坍塌损毁严重。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的陈凌主持现场考古工。据他介绍说，考古发掘区域集中在沟北区两侧的石窟群遗址，一年的考古发掘已经清理出的壁画超过200平方米，洞窟56处，包括礼拜窟、禅窟、僧房窟，以及一处重要的塔殿遗址、地面佛寺等；在多处洞窟前还清理出门道、台阶等重要遗迹，还发现多处洞窟改建、维修，乃至封闭等迹象，对于解决吐峪沟石窟部分洞窟开凿次第、洞窟组合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发掘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文书残片、绢花、木器、石器、陶器、雕塑、文具、纺织品，以及生活用品等。

　　让考古人员振奋的是出土的数量众多的文书，包括汉文、粟特文、藏文、回鹘文、婆罗迷文等多种文字，有佛经写本、世俗文书和古书的注本等，还有卷轴。陈凌认为，这些文书的发现对研究吐鲁番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而且大量文物还可以印证以前被盗绝的文物的关系，可使那些文物“归位”，这对于全面研究吐峪沟石窟寺有着重大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评价吐峪沟石窟发掘把中国石窟寺发掘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意义是空前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丁明夷在30年前就已经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开展过研究工作。他说，东西方文化之间是如何衔接、碰撞、交融的，新疆的克孜尔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都有很好的印证，此次吐峪沟石窟新考古发掘的成果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这再次表明，新疆是解读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把重要钥匙。

参加完电影界抗艾滋慈善晚宴，范冰冰的戛纳红毯秀随之收关，华语电影的戛纳行程也走到了尾声，因为，最后一晚的颁奖典礼与华语电影无关。当全世界都在等待金棕榈的最终归属时，我们的电影人却兴高采烈地总结着谁是红毯女王，国际版权卖出了多少个国家。几张国外媒体的报道，几张发行公司的合同，足以让华语电影人迷失戛纳，忘记了自己其实不过只是个“打酱油”的角色。

把“打酱油”打得有声有色的是华语影坛的女星们。早在电影节开幕前，选衣服、挑珠宝、试造型……一场“暗战”已经悄悄打响。虽然没有作品入选戛纳，但这丝毫不影响女星们走红毯的积极性和好心情。毕竟，全球各大媒体的目光此刻都聚焦在戛纳，这里无疑是她们免费宣传自己的最佳卖场。即使没有被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她们回国后也照样可以标榜自己是去过戛纳的“国际影星”，这样一来，出场费自然可以水涨船高。何况，她们还都是打着“为中国电影争光”的旗号去的，更显得理直气壮。

与女星们的争奇斗艳如出一辙的是，华语电影在戛纳上吆喝卖片也是用尽招数。陈可辛的飞机刚刚落地戛纳，就收到了一堆恭喜短信，这些短信并非是恭喜他导演的《武侠》入围展映单元，而是该片的海外版权已被“奥斯卡专业户”韦恩斯坦公司购得。对此，陈可辛毫不掩饰地说，“其实，电影节是一个很好的发行平台，我只希望有更多有用的观众和影评人能看到这部电影，使每个地区在发行时都有足够的子弹。将来即使有机会去奥斯卡，也都是为了发行。”一切为了发行，连有份参与展映的陈可辛都这么说，其他华语电影就更是赤裸裸地叫卖。开发布会、买广告牌都已成了常规动作，《龙门飞甲》甚至包下整片海滩请来名厨大摆“龙门宴”，做足噱头。而张伟平更是放出豪言，《金陵十三衩》要超越《阿凡达》的中国票房，而得不得奖，似乎已经不再重要。

当华语电影以零提名、全商业的姿态参与戛纳时，还有多少人会想起，早在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就已在戛纳摘得金棕榈奖。18年过去了，华语电影别说获奖，连入围都已成奢望。是挣更多的钱？还是拍更好的电影？这恐怕是很多华语影人不敢直面的问题。

这次下跪的是广东实验中学 初中部的学生。在五四青年节这天，该中学首创“青年礼”。经老师和家长委员会的讨论，“青年礼”采取“跪父母，接家书”的形式进行，理由是“跪是中国 的最高礼节”。

郑州一学校校长向学生跪赠《弟子规》。广东东莞一幼儿园 给老师行跪拜礼表示感恩。湖南娄底一中学教师向犯错学生下跪以期震撼和唤醒孩子。跪，成为中国校园 教育的一种特色，它的存在表明，孙中山所废止的跪拜礼一直还阴魂不散，时不时地窜出来招惹争议。

“跪是中国的最高礼节”，在封建社会的确如此，随着国家文明程度的提高，跪拜礼早已被鞠躬、握手所取代，除了在寺庙烧香拜佛和长辈丧礼上还能见到这种大礼，跪拜早已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说跪是中国的最高礼节，是思维停留在过去时代的僵化表现，也是完全和时代发展脱节的观点。

有家长和孩子因为跪礼而泪流满面，这恰恰说明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必要的情感交流。如果在家庭生活中，家长能时常给予孩子以拥抱等亲密表示，孩子也能与家长进行无障碍的思想交流，那么他们不会因为跪礼而流泪，只会为这种行为的蹩脚之处而感到好笑。举行“青年礼”的本意是好的，但采取拥抱的方式或会比下跪更适用于现代社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跪文化中当中，有心甘情愿的崇敬与虔诚，也有难以言说的屈辱与无奈。广东实验中学的“青年礼”该如何举行，或许应该更多地征求一下学生的意见，而非由老师和家长做决定。在独生子女精神孱弱成一大潜在社会问题的时候，家庭和学校应该时时想到如何让孩子站起来而非挟感恩之名让他们跪下去。而让孩子“站起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支撑是，必须让他们的内心拥有无处不在的平等意识。

“父母皆祸害”的论调在去年流行一时，铸就这个观点在年轻人心目中形成的重要原因就是，父母的威权人格严重影响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在家长和孩子普遍缺乏朋友式相处的背景下，一个莫名其妙飞来的“跪礼”，不但在形式上拉开了家长和孩子的距离，也在心理上为亲子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家庭友好环境的营造，对于孩子的正常人格塑造至关重要，不注重平时的交流，以为一个“跪礼”就能解决问题，这是教育思维中不折不扣 的偷懒。

既然是“青年礼”，就意味着学生告别少年时代进入思想更活跃的青年时期，这个时候最该做的是支持他们独立思考、自主决定，而非是用包括“跪礼”在内的旧式绳索把他们捆绑在“乖孩子”定位上。

作者系专栏作家、文化评论人

解放日报讯 （记者 姜小玲）上海签约作家沈飞龙历时六年、十四易其稿、删减18余万字才“磨”出来的长篇小说《书远堂六年记》，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作品一书两版——普通话版和崇明话版，在近日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引出一番争议：方言写作，对文学作品来说是锦上添花还是多此一举？方言写作该怎样把握“度”，才不至于让不熟悉这一方言的读者“雾里看花”？

《书远堂六年记》以崇明岛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宅为背景，通过众多人物在1960年至1966年不同命运的描写，展示了极为特殊的恶与善并行的画卷；通过展示小主人公全面发展的成长历程，引发人们对中国学校教育“唯分数”怪圈的深刻反省。小说以多元的生活积累提炼和丰富的细节描写见长，大量崇明方言入书尤显新奇独特。作家赵丽宏认为，崇明方言要用文字还原是很难的，如果不加解释，一般读者根本看不懂。 “但作者这一尝试很有价值，因为那些地方风俗只有用崇明话来描写才更贴切、更生动。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认为，小说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历史文化传承，体现了作者自觉的文化追求和执着的价值立场，对于开放的时代和市场化的社会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不要把普通话和方言对立起来

陈建功提出，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与汲取，对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福音。但在这融合与汲取中，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有着信息单行道的格局，因此造成了原本缤纷的地域文化有被强势文化“同质化”的危险，由此引出对地域文化包括方言的抢救。其实，这种抢救的自觉，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2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风俗研究会所组织的，由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孙伏园和庄尚严进行的“妙峰山调查”，从各学科不同角度对北京走会民俗事象的探究，就有某些抢救性质。在文学创作方面，老舍、李吉力人、沙汀等作家，也都有意识地保留方言特色。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博导张振兴提出，吴语是方言写作最强大的一种语言体系，很多有影响的作品都用方言写作，比如《海上花列传》至今仍是一部经典。用方言写作是吴语地区的传统，我们不要轻易把这个传统丢掉，更不要把普通话和方言对立起来。

方言写作需要把握好“度”

中国的白话小说确实有掺用方言的传统，如《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但主要掺用在对话之中，而且很少确定其流行的具体区域。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崇明方言研究专家张惠英认为，沈飞龙不但把方言的掺用扩大到对话之外的整个叙述，而且全部用真实地名，这就增加了使用方言的难度。

不过，在肯定方言写作带来“耳目一新”感受的同时，专家也提出，对一些不熟悉方言的读者来说，读这些作品颇有些艰难。比如记者随手翻阅看到一句：里场心聚了勿少小囡，一个小胖子轻蔑地扫了兄弟俩一眼说：“原来两个小娘精，剥卵脬打八折（没用）。 ”确实让人不知所云。作家叶辛认为，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方言运用得好，可以凸显地方特色，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但弄得不好反而弄巧成拙。当年小说《欧阳海之歌》也因融入方言引发争论。后来，陈毅出面说了一句：叙事用普通话，对话可用方言突出地方特色。总算平息了这场争论。由此可见，小说用方言写作要把握好一个度，否则难以让读者接受。

本报讯 （记者 伍斌）“国内民乐团一直面临‘十年一张节目单’的尴尬，这种局面该改改了！”近日，上海民族乐团连续第六年推出全年演出季开幕音乐会，被乐界公认为“大胆改革者”的艺术总监王甫建和受邀来沪的作曲家刘长元等在演出前如此直言。

专家提出，与西方古典音乐相比，曲目储备少始终是民乐发展的“绊脚石”。乐界应该用新创曲目和传统曲目相结合、演奏技法和乐队体系建设并行的探索，尝试建立中国民乐的“世界级”标准，找准民乐自己的“调”。

翻来覆去演“二泉”已被说不

“《二泉映月》加《赛马》加《步步高》，往往成了中国民乐走出去的全部，这是令人无奈和遗憾的。 ”王甫建说，由于新创曲目少，很多民乐团只能反复咀嚼一部作品，不单国内听众兴味索然，国外市场也未必认可。据了解，如今欧洲演出商对于频繁出现的《二泉映月》等熟曲已开始说“NO”，有不少国内乐团遭遇“换曲目”要求，表明外国听众对中国民乐也已经显现审美疲劳。

今年初，上海民族乐团26人的团队尝试在西班牙、法国的新春演出中，演奏《急急如令》《晓雾》《遗迹》等新编新创作品，引来听众强烈的反响。法国电台播出音乐会录音后，有听众表示希望了解更多中国民乐的新曲子。 “听众的口味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值得还在遵循‘啃老’思路的民乐界反思。 ”作曲家刘长元说。

中国民乐应该确立价值自信

王甫建认为，我们缺乏对于建立新创曲库、探索乐队编制和演奏家组合、建构民乐声响体系的科学实验标准等整体发展的重视。“民乐必须进行整体实力的提升，让别人来向你要演出时，能感叹你们有这么一个发展良好的完整体系，拿得出几十套上百套曲目，推得出老中青几代演奏家，并出现一批有思想的民乐发展推进者，中国民乐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自尊。 ”

此前进行的国内民乐团体交流演出活动中，也有作曲家意识到，再不能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民乐的发展。对此，王甫建等提出：我们只能借鉴西方音乐发展的规律、理念和经验，重新组建新时代关于中国民族音乐自己的标准。他进而提出：“目前中国一流的交响乐团在世界还很难做到一流；但论民族音乐，中国一流就等于是世界一流。 ”

民乐停滞于“民间音乐”时间太长

近几年，上海民族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等委约创作、改编了一批优秀的民族音乐作品。在上海，民乐团一家的演出季可以呈现16套作品不重复的音乐会。北京一些民乐作者和乐团管理者也在做开创一个民族音乐发展新方向的探索。

王甫建认为，民乐停留在“民间音乐层面”的时间太长，这使得音乐的表现流于粗浅，既满足于简单的技巧展示，也存在很强的“门户之见”。他认为，中国民乐从古就有庙堂、礼俗、民族、民间各种层面，到现在却反而只循民间一种风格，或满足于对少数几种乐器的原始演奏方式的还原，“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农耕时代，‘假冒’以前的声音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努力开拓民族音乐创作的新领域，民乐才可以在新时代有所发展”。他还认为，把民乐等同于汉乐，忽视少数民族音乐对于民乐大家庭的珍贵价值和影响，也掣肘了民乐的整体行进能量。他呼吁进行各种类型、各种编制的民乐创作，同时运用现代作品的影响，使民族乐队的演奏能力取得飞跃。

话剧《虎踞钟山》

话剧《商鞅》

话剧《窝头会馆》

当代中国话剧，就其类别而言，大体上包含有主流话剧、商业话剧、先锋话剧及校园话剧等四种主要类型。而这四种主要类型的依存与转换呈现出当代中国话剧主要的生态样式。如何找到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平衡，探索和大众需求之间的契合，克服类型化中的不良倾向，是当代话剧面临的新问题。

主流话剧再生产能力偏弱

长期以来，主流话剧的观演大都依靠政府或行业领导部门的大力推广或企事业单位的包场，并且很多是以申报各级各类政府奖项为目的制作的。因为这类作品中有不少急功近利的非艺术品，严重影响了主流话剧的声誉，使得部分观众对主流话剧有一些误解。

对于话剧生产而言，精神的引领固然重要，问题是怎样将主流价值观用最有效的方式给予观众。新时期以来确实产生了一些上乘之作。比如，1997年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虎踞钟山》、1996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商鞅》、2004年山西省话剧院的《立秋》等，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属于其中的精品。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评奖”等手段的引导也促使一些主流话剧开始关注艺术本体，以“五个一工程”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入选等为标志，产生出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其中大部分的获奖作品，都是各级政府设立专项（资金），给予精心培育和大力扶持的结果。然而，其不足之处在于:该类型作品目的明确，是以得到奖项和政府支持为目的，主动亲近大众和市场做得远远不够。更主要的还在于:这种自上而下式的生产体制，往往不能真正激发作为艺术创作动力核心的灵感与激情，因而其再生产能力的偏弱也就在所难免。没有市场运作的长远规划，没有对观众心理做有效的呼应，一般都是演出几场就草草收兵。

商业话剧缺乏品牌意识

一般说来，商业话剧讲究的是票房价值和经济回报。成熟的商业戏剧无疑应当具有这样一些要素：投入与产出；资金与产品；营销与管理；以及观众自觉自愿的接受所体现的市场效应等等。市场主导型话剧是以票房收入的高低为主要的评价依据，所以，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这类戏剧演出在繁荣演出市场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庸俗化的迁就和演出质量下滑的危机。有一些著名导演的商业戏剧也出现了语言低俗，动辙拿人开玩笑的倾向。比如刚刚演完首轮的某大导演作品，一遍遍提醒观众，“他没根儿”(指那个太监),还有诸如“日本字儿就是缺胳膊少腿的没写好的中国字儿”这样的调侃，虽然观众笑了，但实在不太高明。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与商业话剧生产相一致的是一些民营剧院与剧场的出现。与“国营”的政府主导不一样，民营剧院更多地受市场的制约，因而更加需要关注如何打造独特的艺术氛围、生产具有吸引力的品牌剧目。毕竟，只有创造出品牌，打造出经典，才能拥有观众和市场。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话剧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的观念的确立，这对于正确引导市场及培育观众群显然都是必不可少的。

先锋话剧艺术品质不高

先锋探索性质的实验话剧，经过熊源伟、张献、牟森、孟京辉等的努力，始终站在整个中国戏剧的前列，牵引着中国当代的戏剧思潮。从1980年代《绝对信号》（林兆华导演）开始，到《桑树坪纪事》（徐晓钟导演），再到90年代小剧场话剧的兴起与演变，显示出中国当代戏剧艺术探索与绝处逢生的艰难历程。然而，现在的不少小剧场话剧，打着先锋探索的招牌，却走向背离主流价值观的道路。怎么变态怎么演，怎么另类怎么演，在舞台上更换衣服，在舞台大胆表现性爱，目的就是夺人眼球。中国传统戏剧中的含蓄、内敛的风格美荡然无存。有不少小剧场话剧从名字、海报宣传就开始大做文章，什么《你的小三藏好了吗？》、《找个男人当宠物》、《性情男女》、《有多少爱可以胡来》……一位网友总结了“小剧场搞笑话剧10招”：“以周星驰《大话西游》为代表的古今错乱法，把现代语汇放进古代故事中”、“说荤段子，做带暗示的动作”、“用慢镜头把过程拆开给大家看”、“在正义凛然的时候突然说出内心猥琐动机”、“牛头不对马嘴的联想”、“嘲笑流行嘲笑规则”等等，总结之余，这位网友郑重提出：真正的喜剧，靠的不是观众似曾相识的挠痒手段，而是埋在笑声背后的深刻的悲凉或者辛辣……过度娱乐化，是小剧场低俗化的症结所在。

校园话剧多为形式大于内容

事实上，自上个世纪初，校园话剧就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发轫期最为重要的戏剧形态类型。新时期以来，以戏剧教育或校园文化建设为纽结的校园戏剧，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原因也可能在于其稚嫩、不成气候。然而，校园话剧惟其没有市场的压力，没有过多的意识形态的羁绊，成为中国当代戏剧当中最具探索精神的一翼；也因其独具游戏精神与参与意识，而为青年学生所热衷，显示出其特有的青春和朝气，因而成为未来戏剧的希望所在。当然，校园话剧发展中也显示出了不少稚嫩的地方，也出现了不少形式大于内容的倾向，一些校园话剧为了标新立异为形式而形式，没有将观众感受和市场效应作为考虑范畴，成为了真正的小众艺术，学生们自娱自乐的方式。

2001年以来，一些有识之士倡导了全国“大学生戏剧节”、“国际青年戏剧节”等，成为校园戏剧的主导品牌。校园戏剧也逐渐由自发走向自觉，并受到越来越多的戏剧界人士的认同。相信，通过这样的活动，校园话剧一定能从观众和市场中走向成熟。

施旭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