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人员7年前在山东省东部发现的130多块兽骨上所刻的数百个神秘图文一部分已获得“破解”。山东东夷文化学者丁再献通过研究比对，找出了其中110多个图文所对应的现代汉字。

　　丁再献根据汉字演变规律，并结合史料对兽骨上的所有图案进行解析，目前已解出包括“尧”“舜”“禹”等在内的110多个汉字，并依照骨刻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的顺序书写出不同时期文字的演变过程。

　　2004年，山东昌乐县民间收藏爱好者在昌乐县袁家庄古遗址上采集陶器标本时，看到当地正在施工挖掘的农民丢弃了许多亚化石状远古兽骨。经过清理，可见骨腔内、骨臼头上有许多刻划痕迹明显的图案符号。此前类似兽骨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曾被发现。

　　2008年，来自北京和山东的7位考古专家对这些符号进行专门研讨，推定骨头上的图案应为中国早期文字符号，并将其定名为“骨刻文”。

　　这些图文符号属于阴线刻，笔画婉转曲折，多为弧笔和曲笔。曾任国际摩擦学会副主席的薛群基院士认为，“骨刻图案的形成，应是人工所为。”

　　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山东省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刘凤君教授最早认定骨刻文为一种早期文字。他说，骨刻文在山东昌乐、寿光、桓台、章丘、邹平、淄博、青州和诸城等地比较集中，内蒙古赤峰、关中等地也有不少发现。

　　为确定兽骨的年代，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不久前对在寿光圣城遗址龙山文化晚期(属于骨刻文中晚期)灰坑出土的“寿骨60”，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检测。报告显示，“寿骨60”的年代距今有3700年历史。

　　“目前全国已经有一些感兴趣的专家，开始对这一神秘的图形文字进行解读，但解读方法各异，主流的解读方式是直译，即看图解字。”刘凤君说。

　　有着东夷文化基础的丁再献研究骨刻文发现，汉字不仅依据动物、飞禽及物体形象而创造了象形文字，就连炎、黄、蚩、颉、昊、颛、尧、舜、彭翦和大禹等东夷人文始祖的形象也成为汉字的原型，甚至还发现了一些半象形、半会意字。

　　根据史料记载，生活在山东以及附近土地上的古人类，最早被称作东夷人。东夷文化从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

　　丁再献以“寿骨2”的骨臼照片为例说，他在上面相继发现了“炎黄结盟”图、“颛顼师昊”图、“颛顼诲喾”图和“仓颉待沮”图等，多位人文始祖同镌一块骨臼上。在其余的骨头上，他还解读出以凤为首的群鸟图、欢庆图、彭翦拜祖图、东夷盛世图、黄帝耕作图、占卜记事图、战场图、人兽奔驰图、狩猎图、春游图等。

　　他认为，“书画同源”，中国绘画和书法关系密切，两者的产生和发展相辅相成，中国汉字很可能是由图画演变而成。

　　丁再献说，这些研究成果都将收录到其所著的《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举要》一书中。《举要》表述通俗易懂，以文字解读配图的方式，自右向左依次为骨刻原图、骨刻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展示文字的演变过程。

　　但对于研究成果的鉴定，丁再献认为，首先应接受群众评价，“文字人们普遍常用，如果连一般读者都看不懂，即便与会专家们都签字给予肯定，也没有太大意义。”

　　迄今为止，中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是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商朝王室用于占卜的殷墟甲骨文，这一发现使中国与以纸草、泥板、石板为文字载体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并列世界文明古国。

　　最近几十年，中国各地先后发现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包括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刻画或彩绘符号，还有少量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其中骨刻文相比较，应为当时最成熟、最规范的文字。

　　刘凤君对丁再献等学者对骨刻文的破译持肯定和鼓励态度，但他表示，由于是新发现的事物，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当年甲骨文的发现和破译也有着类似经历。(刘宝森)

据权威消息，目前，电视在中国内地的覆盖率为97%，公众平均每人每天收看电视节目将近3小时，其中看电视剧、综艺娱乐等文艺节目的时间占一大半。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认为，从传播渠道上说，这已经实现了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文学艺术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愿望。但是，尹鸿认为，当前缺乏客观公正的电视文艺批评，而且，“新的媒介环境和教育环境使批评家这样由专业人士承担的行业，今天已经变得门槛非常模糊，现在人人都可能是、可以是批评家，把他的批评传播给广大的受众。”

日前，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9周年，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与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在京联合举办了“电视文艺批评的当下思考”研讨会。

坚持批评中的真诚原则，提倡现实主义传统

“我认为中国电视批评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应该回到起码的真诚：学术真诚、艺术创作真诚和说话者本身应该坚持的真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说。

这个观点在嘉宾中引发了共鸣。尹鸿说，诚实的态度在今天确实是电视文艺批评中首先需要的。当年鲁迅就批评过中国文艺批评中的“棒杀”和“捧杀”，采用哪种是根据批评者的主观好恶或跟自己有无共同利益来决定的。“诚实本来是一个最低的道德标准，但是由于我们目前‘人情化’的泛滥，尤其不良风气越来越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把底线当成要坚持的理想。”

时统宇还认为，当前还必须坚持电视文艺从创作到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因为目前影视创作的现实是“惩罚了、放弃了、淡化了、解构了、颠覆了现实主义倾向”。他痛心地指出，即使对我们最应该尊重的四大古典名著，在一些影视作品的改编中，也出现了曹操变“愤青”、林黛玉“裸死”、关云长吃“春药”等情节，“这是我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感到忧虑的现实”。

反对轻视收视率，也反对“唯收视率”

“将近70年过去了，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了很多探讨，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我想说，要用文艺在人民大众中所产生的效果来作为衡量文艺作品最终的标准，这一点肯定没有过时。”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认为，这就对电视文艺批评标准的设立产生了有益的启示：要承认社会效果也是检验文艺作品的标准。

由此，他同时反对两种倾向：首先是轻视收视率和票房，因为收视率越高、票房越高，社会效果也就越大；但同时，他也反对把收视率、票房等同于社会效果。“无论多么好的作品、思想多么精深、艺术多么精湛、多么有创新能力，如果一张票也卖不出去，收视率等于零，那社会效果将无从谈起。但，在社会大众中所产生的效果我认为不等于收视率，不等于票房。那些电影大片，看的人很多、看完了乱骂，这不能算作是一个好的社会效果。”

电视文艺应该不仅养眼更要养心

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目前的电视文艺批评“失语”，“引领”的作用缺失。某电视台以倡导中华民族亲情孝道为宗旨的优秀栏目《天下父母》，走过7年艰辛历程，仍“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而近年来众多地方电视台对西方电视栏目的照搬却此起彼伏，“选秀”、“相亲”节目大批上马。“电视文艺批评要防止从过去的从属于政治走出来，又从属于经济，从属于市场。”他说，“我们不能让电视文艺节目仅仅满足于养眼，优秀的艺术应该通过养眼进而养心，更不能‘花眼’、‘乱心’。”

近来，冠名“幸福”的一系列电视剧《幸福在哪里》、《幸福密码》、《幸福还有多远》、《老大的幸福生活》等热播一时，其中不乏金钱、财富在百姓中间引发的各种纠葛。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认为，由于我们过去一度强调政治斗争，忽略物质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物质生活的繁荣与幸福成了公众最重视的，成了电视艺术经常表达的对象，电视艺术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公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坠入物化的空间，而是要坚持以心导物，心物互渗”。他说，电视艺术家应该发挥中国古典美学所强调的“兴味蕴藉”传统，把艺术家倡导的价值取向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委婉地传达出来，而不是直接告诉公众，“仅靠简单地在电视上废除广告，大唱‘红歌’，不能达到目的。”

大众批评素养提高之时才是电视批评提高的光明之日

今天，电视文艺批评的渠道发生了重大改变，互联网论坛、博客、微博上都有大量与传统批评家的批评方式、工具不一样的批评者，很多电视节目的制作、播出单位也已经习惯于在这些平台上观看观众的反响和意见，以指导和调整自己的创作。

尹鸿说，“我们在讨论当下的文艺批评的时候，要考虑如何适应当下媒介环境的变化，要找到新的批评渠道。”他指出，现在的年轻人有了更好的成长空间和成长环境，但大多数人还是缺乏批评的训练，缺乏艺术的灵感，必须提高自己的批评素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时候，只有大众的批评素养提高了，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电视艺术的水平才能够真正提高。”

《功夫熊猫2》充满中国元素。

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2》今日广州上映，内地票房目标6亿

我们为什么拍不出“阿宝”？

曾经让中国动漫人无比“愤懑”又无可奈何的熊猫“阿宝”又来“圈钱”了。就在今天，好莱坞动画大片《功夫熊猫2》开始登陆内地大银幕。3年前，这个憨态可掬的胖子让很多人痴迷不已，而这一次，电影中除了随处可见的中国元素，熊猫阿宝本身也变成了3D立体形状，更值得注意的是，从电影结尾来看，很显然这部动画并没有结束——— 也就是说，从这个项目里，美国人还不知道最终能赚走咱们多少钱。但可以确定的是，锁定了“六一”儿童节档的《功夫熊猫2》野心不小，根据片方透露，其初步票房目标是在中国圈走6个亿！

阿宝再来，有啥新花样？

中国性格角色 中国风格场景 中国流派功夫

第一集《功夫熊猫》之所以能得到诸多中国观众的喜爱，是因为它基本算得上是国内出现的第一部“功夫喜剧”式动画片。而这一次，除了“功夫”和“喜剧”，整部电影还有很多细腻的情感戏，催泪功能更加强大。第二集的韩裔美籍导演珍妮佛在片中尽展女性导演的柔情特色，有两处关于幼年阿宝的情节将小熊猫的可爱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一个片断出现在鹅爸爸回忆收养阿宝的过程时：鸭子爸爸买回几大筐萝卜，突然发现有一只筐子里有动静，打开盖子一看，一只毛绒绒的小家伙一下子蹦出了筐。在3D动画的展示下，小熊猫与观众之间几乎没有距离，让人有一种摊开手掌让小熊猫跳进怀里的冲动。第二个片段则是小阿宝被亲生妈妈放进筐子里，母子俩生离死别的场景：小阿宝眼巴巴地看着妈妈，眼泪在眼睛里打转，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妈”……相比以往好莱坞动画中的中国元素，《功夫熊猫2》这次已经不仅限于文化符号的展示，而是深入到人物角色身上的中国文化传统和性格特征。据片方透露，这次他们的编剧甚至深入中国，从平遥到少林寺到成都大熊猫培育中心，一路走访，将中国人的“神韵”深刻地植入到电影中。

当然，在形式上的“中国元素”方面，《功夫熊猫2》同样不遗余力。影片开场就是中国皮影戏，甚至连梦工厂标志性的垂钓小男孩也变成了传统皮影戏中的老乌龟。而包括阿宝在内的“盖世五侠”潜入凤凰城的“街头戏”几乎就是中国古代城市的翻版，“鸡公车”、“担担面”、结尾的青城山，甚至城里随处可见的红灯笼和大反派“孔雀”沈王爷居住的宝塔也都是传统中国建筑的造型。

此外，第一集《功夫熊猫》中出现的“功夫”，虽然是不少港片中常见的拳脚功夫招式，但阿宝的大绝招“无极拈花指”到现在都有网友在问究竟是什么东西。而在第二集里，阿宝“平心静气”后使出对抗炮弹的招式绝对可以看出就是中国传统的太极拳。该片导演说自己是看香港功夫片长大的，所以在故事中加入不少港片迷一看就能会心一笑的场面。譬如阿宝在黄包车上大战狼匪的场面，就是成龙、洪金宝早期功夫片中常见的元素，而孔雀的招式，根据片方透露，居然是动画师设计时看到北京奥运会的韵律体操比赛后产生的灵感。

中国“阿宝”，谁能拍出来？

剧情流于说教 资金依然匮乏 编剧思维落后

看完影片，不少人感叹这部好莱坞电影是来中国“抢钱”的，有观众就评价说，如果不知道这部电影的来历，再把英文配音换成中文，那么你完全可以当它是一部制作精良的国产动画片，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专门拍给世界影迷看的“中国宣传片”。与此同时，不少人也产生了与3年前第一次见到阿宝时的感慨：中国的动漫人都干嘛去了？不光是动漫，整个中国的儿童片导演都干嘛去了？

中国当然有动漫，更有儿童片。光是“六一”档要上映的儿童片就包括了《亲亲我》、《守护童年》、《西柏坡》等。5月30日上映的《亲亲我》讲述一个充满温馨的三代血脉亲情的故事；5月27日上映的《守护童年》讲述的则是一名警察与越狱犯人及其子女的故事；《西柏坡》则以儿童团员和革命后代挫败敌人偷袭轰炸西柏坡为故事主线。

对比剧情我们就可以看出，《功夫熊猫2》与这些国产儿童片相比，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剧情轻松而不说教，不但适合儿童观看，对成年人也有很强的吸引力。“现在的国产儿童题材电影，要么是过于低幼化，要不就是太成人化。太低幼了大孩子坐不住，太成人化了又让小孩子烦。”《功夫熊猫》贴吧里的这番言论已经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有网友就表示，国产动画片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剧情，而剧情的呆滞和教条化的根源则是中国编剧的思维理念，“一谈到儿童片，就强调童真和教化，事实上很多成人社会中的简单故事，对于孩子们的启迪作用反而比单纯的说教效果更好。”

国产动漫操作理念匮乏，也是中国动漫人的软肋。《喜羊羊》系列总导演黄伟明表示：“《功夫熊猫》这一系列影片在创作手法上仍表现出美国味，比如个人英雄主义概念，音乐和节奏也都是美国式的，而它背后的支撑则是美国发达的动漫产业，相比之下，我们的差距非常之大。”在黄伟明看来，首先是制作费用上的差距，像《喜羊羊》系列到目前已经出了3部电影，但其制作费用最大的一部《兔年顶呱呱》也不过2000万元人民币，但3年前的《功夫熊猫》单是制作费就达1.3亿美元，全球宣传推广成本更高达1.5亿美元。2.8亿美元和2000万元人民币，这中间的差别已经不仅是动画形象的精致度方面，而是整个产品的操作理念。

根据黄伟明的说法，中国动漫其实并不缺少技术，许多从业者现在都是从欧美或日本留学归来，在图案设计等方面颇有可取之处，而且中国动漫界的诸多企业其实都在为欧美日韩的许多创意产品进行代工，所以，中国动漫界要想再出一个“阿宝”式的能够让成人和孩子们都喜欢的形象，还得从理念上下功夫，《喜羊羊》已经算是一个成功的先例，但这个先例的偶然性太大，若整个编剧行业没有思维跃进，中国动漫依然只能停留在初级量产的阶段。

杨林川，南京中山文理学院前院长，一次上课因为模特临时有事不能来，自己赤膊上阵而落下个“裸模院长”的外号。近日，他一系列描绘中国人性行为的油画在美国展出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一张表达民工性压抑的画作更是引起广泛讨论。

老实说，对杨先生我是怀有几分敬意的，原因有三：第一，他的油画《和平飞天》世博期间被联合国馆展览，但是他接受采访时称自己的画都是垃圾。第二，他的梦想是一百年之后，有人看了他的画、翻了他的书，能够说声画得真好、写得真好。根据我的判断，基本能确定他说的是真话，这说明他相当有追求。第三个原因有点八卦，嘿嘿，他长得很帅，一个美男还有这样的追求，怎能不让人顿生敬意呢?

杨林川又说，他不想做凡·高，言下之意他不想生前贫困潦倒、死后才声名远扬。那么杨林川又是裸模、又是性压抑，又是垃圾、又是凡·高，他心理到底是怎么想的？这里有个背景我要先介绍一下，中国的美术圈是中国少数几个需要原创性才能混出头的地方——所以画家的头等大事是要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就是为什么杨林川说“我现在还是在别人的后面走”、“还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变”。

问题是，怎么变？又怎样才能做到生前就能出名、身后还有几个人叫好呢？绘画创新大体有风格创新、材料与形式创新和题材创新。可能有人不知道，毕加索早期的写实绘画其实已经有相当的高度，只是毕加索一想，前面还有那么多高山，我哪一天才能超越呢？另辟蹊径吧，这才有了后来的毕加索主义。相比而言，题材创新似乎更快捷和容易，所以杨林川在题材上动起了脑筋，对，性！我最烦有人把性说成是纯粹的艺术，除非人类没有性欲，否则性的艺术永远不会纯粹，永远具有眼球吸引性。加上中国古代房中术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连李安都在《色戒》中借鉴它们，媒体评论说，让见多识广的老外们都大开了眼界。

就在这时，杨林川无意中看到媒体在讨论农民工的性压抑问题，多好的题材呀！刘小东、贾樟柯关注三峡移民的绘画、电影作品先后走红国外，因为中国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带有些负面色彩的最能忽悠老外。

连张艺谋都是靠性压抑起家的，我们为什么要苛求杨林川呢？（作者为《广州日报》专栏作家）

孙晶，复旦大学出版社常务副总编，文学博士。

推荐图书：《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

王德威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纷呈，但以内容的繁复和影响的深远而言，首推写实主义。”正如他所说，小说本为虚构，原本是不必当真的文字书写。但在近现代中国这一段历史上，却因了写实主义的缘故，小说竟成为各方机构争取发言权力的所在。而由此产生的小说文本内外的各种互动，便为一个世纪的文学史铺陈出一则又一则的故事。

正基于这样的理念，《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一书对三十年代——“写实”主义小说全盛时期——的三位作家茅盾、老舍、沈从文作了研究。这三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文学背景极为不同，从事创作的动机也各有因缘。茅盾早年介绍西方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进入中国，同时投身小说月刊的编辑事业和左翼运动；老舍出身北京满族，英国任教期间接触狄更斯等人作品，开始走上创作之路；沈从文则来自湘西苗乡，早年从军，后因新文学的感召来到北京，进入文坛。背景如此不同的三位作者之所以被选为统一的研究对象，其根本就在于其笔法风格都可归于写实主义的大旗之下。

不过，正如书中所揭示的，这三位作家虽然都承袭了十九世纪欧洲写实叙事的基本文法，但其不同仍旧显而易见。不仅在题材和风格的差异，更在于他们对“写实”和“小说”的意义与功能各有独到的解释。王德威以为，这三位作家示范了中国现代写实主义书写的三个面向，茅盾的作品凸现历史、政治、叙事虚构三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茅盾本人充满矛盾的经历尤其为他的创作添加出虚入实的意义。老舍的作品则引领我们思考写实主义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和动人感（affectivity）。从涕泪交零到嬉笑怒骂，现实的“效果”显然不是“文学反映人生”这样的口号所能体现于万一，而有赖作者对读者情绪和意向的调动。沈从文的作品不但建构“原乡”的空间，也同时颠覆这一空间。他更藉此叩问写实主义叙事的另一底线：在穷尽客体物象后，写实叙事是否仍有安顿主体想象——尤其是抒情主体想象——的余地？

王德威认为“如果中国写实主义经过一个世纪以后仍然生机蓬勃，那是因为作家们早在世纪的另一端就曾以不同的眼光、信念和技巧，试图为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出多彩多姿的造像”。与此同时，这一文学研究的背后，体现出的是王德威教授对于现代性的深刻理解。

但早在写实主义发轫之初，鲁迅及其同辈对写实主义叙事典范就成了一个吊诡：写实主义一方面质疑事物必当如此的定律（the real），一方面却又对内在真理（the Real）的存在，信之不疑。而这一矛盾始终贯穿于中国现代写实主义小说的创作中，本书的主要关怀也在于这三位作家如何面对这个矛盾。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广州对市内多款节日热销儿童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其中婴儿纸尿裤、儿童玩具经检验实物质量合格率为100%。但有专业人士称，目前中国与外国实施的儿童玩具监测标准有很大不同，中国国内大部分塑料玩具在潜在危险化学物质和重金属含量上严重超标。对此家长表示堪忧，盼有关部门严管玩具生产市场，保障国内儿童权益。

　　此间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称，在儿童节给孩子送礼物，是很多家长表达自己对子女关爱的方式之一。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家长趁着“六一”前的空档时间，纷纷到各种商场购买礼物。在广州天河区某大型超市门口，记者采访了来给女儿买礼物的云姐，云姐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女儿今年刚三岁，可给女儿送什么礼物，却让她费了不少心思。

　　“有了孩子之后，不少亲朋好友都会送东西过来，但我都担心那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孩子健康。就像有些玩具，别人送的，但气味好重，我通常都会放一段时间，等气味没了，才拿给孩子玩。”云姐边说边从购物袋掏出刚买的磁铁黑板和智力拼图，“这两个都是比较有名的厂家生产的，我才敢买。”

　　在谈到相关企业存在国内国外两套生产标准的问题时，云姐表示担忧，并称自己偏向于购买相关品牌出口装的产品。她说：“但市场上出口装的产品不多，我希望有关部门加大对儿童产品企业的管理力度，实施与外国相同的监测标准，这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着想。”

　　据悉，中国与外国实施的儿童玩具监测标准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儿童玩具的抽查检验项目主要为物理机械性能、燃烧性能、化学性能、标志和使用说明，不涉及重金属和其它化学物质。

　　而在国内塑料玩具中，邻苯二甲酸酯物质广泛存在，原因是添加了这种增塑剂的玩具材料成本较低，一般为人民币1400元/吨，而不含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材料，成本则为2万元/吨。

　　社会上关于转基因农作物以及食品的争议越来越多，而政府层面对于转基因商业应用尚未有明确的政策。

　　“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个转基因产品的安全立法。”一位科技部转基因专家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有消息称，转基因立法的前期启动工作将由科技部负责。

　　记者了解到，近期一家国内转基因科研机构已经着手起草建议，准备递交上级主管部门，其主要内容是提出“在中国建立非转基因区。”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转基因标识是焦点

　　“在转基因立法中，争议最多的是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题。”一位参与立法讨论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有关转基因立法的问题早在去年11月底，就由有关部门召集专家进行过讨论，“讨论非常激烈，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由国家最高决策机构来定。”

　　据了解，转基因立法讨论中主要涉及的问题即转基因农作物生产的下游产品是否要标注转基因标识。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商务部一位副司长向记者透露，“尤其是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题，一定要严格标注。”

　　目前，转基因农产品到底有害还是无害的问题，在社会上的争论非常激烈。反转基因的社会团体、专家与支持转基因的人士观点针锋相对。“因为还不能确定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所以我们能做的工作就是要加强管理，进行标识，以区分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上述人士表示，“一旦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产品混在一起，就难以分开了。”据了解，商务部也是参与转基因立法和管理的部委之一。

　　而国际最大的转基因公司孟山都则认为，特别标注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将使消费者产生歧义。

　　孟山都中国区王春玲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转基因食品的标签允许不标或者采取由食品公司自愿决定的原则，美国的管理办法认为，如果企业生产的食品标签上写着“非转基因食品”或者“不含转基因食品”的信息，实际上隐含着非转基因食品比转基因食品要高级、优越，这是不允许的，因其可能对消费者产生误解。

　　“很多转基因农作物的下游产品是我们无法测试出来的，比如转基因大豆油，根本没有办法检测出来。所以标识非常重要。”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吉萍向记者透露，“普通消费者早已开始食用转基因食品，比如蛋糕所用的酵母和酶等，都是含有转基因的。而保健品中的维生素E也大都是从转基因作物中提取的。”

　　不认识的种子

　　据知情人士透露，“相继有一批专家为国家高层领导进行传授转基因知识讲座，国家高层已经非常重视转基因问题了。”

　　“现在对转基因是否有害的问题还很难评说。”一位国家部委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我们曾经和农业部的专家进行过接触，大部分人反对转基因，但也有少部分支持。”

　　虽然是与非还未有定论，但是管理问题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很多农民在种植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种的是转基因的种子，只知道是国外的东西来了。”一家国际转基因公司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抗虫害和高产是他们最看好的。”

　　而转基因的种子，“通过背包就可以带进国门。”上述人士表示。

　　记者就相关问题咨询农业部转基因管理部门，相关人士承认有这种现象的存在，他表示，非法带进中国的转基因种子属于非法种子，“一些出现问题的转基因种植都是类似的方式获得种子，试着种一点的。”

　　农民的想法与农业部的想法截然不同。

　　黑龙江农民温壮种了一辈子的国产大豆。“我们都在等着种转基因大豆呢，因为转基因大豆产量高。国产大豆种植成本太高，而且现在转基因大豆便宜，使得国产大豆的价格也上不来。一年都赚不上什么钱。”

　　温壮的想法代表了许多农民的心态。他认为，之所以还没有种上转基因大豆的原因是，“我们这里还很落后，好的东西还没有传过来。”他并不知道，种植转基因粮食作物是违反规定的。

　　监管“严”“疏”悖论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对转基因作物监管较严厉的国家。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晓光教授介绍，“国外主要是三种转基因产品，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还有转基因菜籽油。我们国家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首先是要在国外取得国外上市的证书，取得证书后，还要按照我们国家评价的标准对它进行评价。”

　　记者致电中粮米业下属粮食加工厂，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我们每一批大米都在实验室中进行测试，其中包括转基因测试，现在还没有发现转基因大米。”

　　“人人都参与到食品安全的监测中，将是对食品安全的重大推动。”政府部门人士向记者透露。而LifeTechnologies公司大中华区总裁Kadia博士表示，虽然科研人员正在朝这一方向努力，但是监测设备还是不够廉价。

　　虽然，中国一直没有放行孟山都这样的转基因公司在中国销售转基因种子，但是吉萍认为，目前转基因食品“污染”的范围已经非常广，“现在进行转基因标识的工作已经非常复杂了。”因为诸如大豆油这样的产品只含有少量转基因物质，很难测出转基因的片段，而当务之急，“就是要在中国建立非转基因区，即在该区域内，从田间到餐桌的所有生产环节，都不使用任何转基因产品。”

　　“换一种思路，我们还是可以马上展开非转基因的认证工作。”吉萍是国内唯一获得美国和欧盟机构授权的非转基因产品认证专家，“现在，在国外，非转基因产品能够卖更高的价格，但是国内还没有一家非转基因的认证机构。”

　　而更全面的转基因立法还有待时日，“立法工作基本还没有启动，”一位与科技部联系密切的转基因专家向记者表示，“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一次立法前的广泛的调研，这种调研的工作量将是非常庞大的。”

新发现的植物“活化石”桫椤树

　　新华网南宁5月27日电(记者张莺)记者27日在广西河池市南丹县了解到，当地八圩瑶族乡近日发现300多株植物界“活化石”桫椤树。

　　发现地点位于八圩瑶族乡拉友村洞多屯周边山坡，300多株桫椤树散落生长，最大的直径可达20多厘米，4米高，枝繁叶茂。

　　据专家介绍，桫椤树又名蕨树，出现于3亿多年前，是目前仅存的木本蕨类植物，受中国政府重点保护。由于它是研究植物形成、地理学及地球历史变迁的好材料，又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和植物中的“恐龙”。

　　受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影响，原始森林逐渐减少，桫椤赖以生存的温暖、潮湿、荫蔽、水分充足等环境受到破坏，分布区域大幅收缩，目前仅生长于热带、亚热带地区。

　　目前，中国广西、广东、贵州等地已先后发现桫椤树，中国政府也通过建立保护区等方式保护桫椤树。贵州已建立赤水桫椤自然保护区。

清华大学2010届毕业生。

任悦摄

阅读提示

近年来，我国的大学评价似乎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由政府主导的“教学评估”，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其“劳民伤财”、“形式主义”，批评声始终不绝于耳，呼唤一个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三方的评价机构来进行大学评价的需求越发强烈；另一方面，目前社会上很多民间机构进行的大学排行榜，其科学性和公正性，无法令人信服。

“中国特色”的大学评价模式，路在何方？

不久前，已寂静一时的“大学排行榜”再度引发喧嚣。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武书连主编的《挑大学 选专业——2011高考志愿填报指南》。全书110万字，内容包括我国706所普通本科高校的综合实力排名、学科门类排名、本科专业排名。在武书连的2011中国大学排行榜中，浙江大学以207.91分夺得全国高校综合实力冠军，北京大学以200.34分蝉联亚军，曾经连续14年冠军的清华大学以190.25分屈居季军。

此榜单一出，公众哗然。一方面，有评价指出，此次浙江大学总分夺冠，标志着经过1978年改革开放32年的演化，经过2000年中国高校合并重组后10年的激烈竞争，中国高等教育的领跑者已经由北大清华两强鹤立的不变局面，演变为清华、北大、浙大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中国大学评价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另一方面，有公众质疑，即使浙江大学近年来发展的速度和成就有目共睹，可真的能力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而独占鳌头？这份榜单公正吗？权威吗？可信吗？

“公正吗？”“权威吗？”“可信吗？”质疑声代表了自“大学排行榜”诞生以来，公众心中一直的疑问和担忧，面对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大学排名榜单，我们能相信吗？我们该相信谁？

1.大学排行

“悬在大学校长头上的剑”

大学排行榜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在世界范围内，由第三方机构发布的大学排行榜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率先对全美本科院校进行排名，两年评一次。到1987年时，开始面向研究生教育，并改为每年评一次，旨在为家长和学生在择校时提供一些具有可比性的参考数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美大学排行榜一经推出，因其服务对象明确、评估方法科学、指标体系合理，民众反响良好。其后，各国也纷纷效仿并对世界范围以及本国范围内的大学进行排名。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有英国的《泰晤士报高教副刊》世界大学排行榜、加拿大《麦克林杂志》的加拿大大学排行榜以及日本《钻石杂志》日本大学排行榜。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大学排行起步较晚，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中国大学评价》（武书连，1993）、网大版的大学排行榜（1999）、中国校友会的大学排行榜（2003）、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排行榜（2003）和武汉大学的大学排行榜（2004）。目前，尽管各个大学排行榜在各项评价指标与权重上有不同的操作技术与理念，但都吸取了欧美国家大学排行榜的排序形式。

在我国，大学排行榜从诞生之初就饱受质疑，“大学排名像是悬在中国大学校长头上的一把剑，很多大学校长为了得到体面的学校排名，不得不按照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进行学校建设，导致中国很多大学没有了特色。”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曾这样评价。

还有大学校长认为“大学排行榜污染学术空气”。甚至有专家评价，从目前中国大学排行榜的种种弊端来看，最严重的问题应该是排行榜很可能异化成如同某搜索引擎的“竞价排行榜”一般的怪胎，谁给钱多，谁的排名就靠前。

不仅在国内对大学排行榜有质疑，在国外，近些年来，对大学排行榜的科学性和必要性之争论也时有发生。

在2004年北京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理查德指出：“大学排名是不科学的，世界上伟大的大学是不可以排名的；不同的大学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是不可比的。”有专家分析，剑桥大学校长的话，究其含义是指大学排行在衡量和评价大学优良传统、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大学文化等方面是无能为力的，虽然数据很大程度上体现物质层面上的水平，但在大学精神层面上很难做到准确的评估，另外大学排行很大程度上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性相悖，因为大学排行的前提是对大学进行分类，刚性的分类可能使不同特点的大学在同一标准下进行比较。从以上角度来看，大学排行的价值是有局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