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塔十大国宝——青铜仙鹤。记者 张波 摄

　　在长安塔的4层，一只来自2200多年前的青铜仙鹤静静站立在玻璃后面，它弯着长颈，低向水面的形态非常优美，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这只青铜仙鹤于2001年出土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并于2003年国庆节首次公开展出。它身高70余厘米，体长约1米。只见它脚踏浮云，嘴衔食物，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记者了解到，这只仙鹤在2001年出土时，已经断为许多节，令人惊喜的是，历经千年，铜鹤身体表面局部残存的一些彩绘图案仍旧清晰可见。如今，在文物保护专家的努力修复下，这只仙鹤得以重新“站立”起来，喜迎海内外游人。

　　鹤，在中国是吉祥鸟，象征着长寿，跟鹤有关的礼物至今仍受许多中国人的欢迎。而这只历经2000多年，从世界第八大奇迹中“复活”的仙鹤可算是真的成了“神仙”。虽然没有了昔日华丽、鲜艳的色彩，但中外游人还是纷纷挤在仙鹤前，想一睹它俏丽的身姿。

　　“为什么要用一块断掉的铜板来固定铜鹤呢？”看到铜仙鹤的许多游客都会冒出这样的疑问，殊不知，这块被不知情游客误以为是烂铜板的部分，正是这件国宝最迷惑人的地方。这块仙鹤脚下的“烂铜板”是古人特意设计的云状踏板，这与古代仙人伴鹤乘祥云升天的传说有关，可能是秦始皇有死后升天思想的最佳实物证据之一。

　　此前被发现的还有另外12只青铜鹤类，它们的青铜底座上有秦汉时期流行的云纹，表示着它们正“驻足”于白云之巅，寄托着世人心目中“神仙世界”的景观片断。青铜仙鹤使人们重新了解到秦始皇陵的布局与丰富的内涵，对研究秦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史籍记载，首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痴迷长生，曾为寻找不死药，派遣大批方士出海苦觅。秦代是中国青铜器由繁荣到衰落的转型期，这么大个头的青铜禽类并不多见，它以栩栩如生的形态反映了秦朝人的人生观和宇宙哲学观。比以前在秦始皇陵出土的珍禽异兽和动物遗骨，青铜禽类更完整地体现了秦始皇陵的陪葬风俗。

　　考古学家认为，起源于5000多年前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多为鼎、爵、樽等容器，动物的形态通常只作为一部分装饰图案，秦始皇陵发现青铜仙鹤，对于了解中国青铜文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1898年成立京师大学堂至今，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一百一十多年的历史。

回首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走过的足迹，不难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曾经离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路线很近，但是最终，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上了另一条路，而这条路，与世界高等教育的主流渐行渐远，而且难以回头。

中国高等教育何时开始拐弯

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政治精英的主要来源。正如台湾史学家王汎森所说，他们成了“自由浮动资源”，开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出版和学校，从前的细枝末节，开始因知识分子的注入而膨大，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了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但是，正如当初力主废除科举的人所期望的那样，废科举、兴学堂，造就了接下来20年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第一波高潮。第一次海外留学的浪潮开始，不少学子远赴日本，到1911年进入了一个高峰期。随后，赴欧美留学的人数逐渐增加，他们中包括蔡元培、陶行知、胡适、蒋梦麟、张伯苓等一批后来中国的教育家。正是他们，推动了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校制度的基础。一直到今天，中国内陆仍大量沿用当年的学制。

借鉴美式学制而制定的“壬戌学制”以7项标准作为指导思想，即适应社会进化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方伸缩余地。同时普通教育模仿美国六三三学制，分别为小学、初中、高中。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老学制强调个性发展，生活教育，还有胡适反复强调的弹性，而今天的高考制度和普通教育培养模式，则试图以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人，弹性、个性、生活等精神被丢得一干二净。

“我们改错了，原来的更先进。”储朝晖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叶企孙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期间，坚持亲自面试所有报考学生。学生入学后，他每个月挨个找学生谈话，了解学习情况，根据各自的进度推荐需要学习的书籍，所谓“因材施教”，不外如此。1999年，中国评选“两弹一星”元勋，获奖的23人中有9人是叶企孙的弟子，2位是他学生的学生，还有两位的事业同他直接相关。

叶企孙代表的是那个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精神。

然而，1952年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的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

“我们从此从世界教育的主流中切割出来了。”储朝晖评论说。

以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目的已经不是培养一个人，而是一个建设者，一颗社会机床上的螺丝钉。

美国卡尔顿大学教授赵启光曾在同科技部部长万钢的电视对话中指出，前苏联败给美国，败在教育不合理。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前苏联一直沉浸于重视工科教育创造的神话中不可自拔。

1965年，美国《生活》杂志对比了苏联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的成绩，得出结论，苏联大学生素质全面压倒美国，而此前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似乎佐证着这个结论。但仅仅过了4年，美国宇航员成功登月，告诉苏联人，看似懒散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们，能完成举全国之力的苏联仍完不成的目标。

大学成了“打工仔”

中国教育本来有机会重回世界主流，但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考试形式实际就是把原来科举取士的制度照搬过来。这是一种和人的成长直接冲突的考试制度，它的理念就是可以用一把通用的尺子去衡量所有的人。

“此后，我们的高考制度，严格来说没有重大变革，只有小修小补。”储朝晖说，不论是委培制度、加分、保送、自费、公费自费并轨，整体来说虽有借鉴国外的因素，但影响很小。“中国跟国外学的主要是形而下的东西，请几个外教，学习一些具体的措施，但没有形而上的，就是没有理念上的学习。”

于是，很多学生所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1992年，中国政府放开留学政策，当年出国留学总人数1700人，随后逐年增长，而且加速增长。根据教育部数据，2010年共有28.47万人选择出国留学，而且绝大多数是自费。

海外留学成本是国内读大学的数倍，但中国学生仍然趋之若鹜，是否可以解读为默认海外教育水平比中国国内高校高出数倍？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的高招制度及高等教育同世界主流渐行渐远的呢？

一个是大学管理体制。储朝晖认为：“中国现在大学的管理体制，不是现代的体制。”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但是，中国大学的招生指标是教育部定，给学生的学位证是教育部颁发的，从入到出都是教育部来管，学校成了专门负责教课的“打工仔”，不需要为学生负责，只需要为教育部负责，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

现代大学应该是“多边界”的，而中国的大学只有一个边界，只需考虑教育部，而社会、学生、家长都可以不管。旅美学者黄全愈几年前出版的一本畅销书——《高考在美国》说，美国的大学很大一部分经费来自校友的募捐，学校成为一个社交圈子的核心，众多资源都围绕着学校流转。学校是一个多边界的社会实体，学生既是它的原材料，又是它的产品，一切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因此既要挑选适合自己的原材料，又要生产最好的产品。

反观中国的大学，原材料不是自己选的，当然无法对产品负责。

第三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中的歌舞表演。

6月1日，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开始实施。这部从酝酿到出台花费近10年时间的法律，让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真正步入有法可依的阶段。

作为21世纪我国文化领域出台的第一部法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鲜明的“中国特色”，例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保护”区分开来；首次明确了传承人的“退出机制”；规定调查应当征得调查对象的同意并尊重其风俗习惯，侵犯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给予处分等。

早在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全世界共19个申报项目入选，其中包括中国昆曲艺术。“10余年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保护领域不断拓展，已由以往单项的选择性的项目保护逐步走向全国整体性、系统性的全面保护阶段，从原来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舞蹈、戏曲、美术等民族民间艺术，拓展到目前包括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大门类，内涵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全面。中央和省级财政已累计投入17.89亿元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在逐步形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体系。”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我国文化法制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对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文化方面的法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整个法律体系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全文一共6章45条，确定了保护的原则，也确立了名录制度、传承人制度和相关的法律责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室主任朱兵对这部法律的社会影响和文化价值给予高度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法律的影响下，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审核显得格外慎重。5月底，国务院批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91项，扩展项目164项，较前两批合计1028项相比，数目有了较大幅度减少。更为人瞩目的是，非遗法明确提出国家级非遗名录的退出机制，“这些都旨在改变以往部分地方存在的重申报轻保护现象，”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说，“第三批名录全国申报的数量大概接近3000项，最后的结果非常严格地控制到191项，目的在于真正把具有民族文化价值和典范意义的项目提高到国家级层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谨慎扩容目的在于，警惕保护中的破坏性保护决策以及非物质的物质化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很多项目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大力推进，随着生产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日趋艰难，对象的甄别也日趋复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所以发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因为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人类文化遗产受到工业、旅游业等诸多威胁，正面临消失的危险。然而，更应该警惕的是，在“非遗”保护中存在打着保护旗号的破坏行为，在某种意义上，非遗的这种扭曲比消失更可怕。

今年年初，浙江省东阳市“童子尿煮鸡蛋”入选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遗保护界引起轩然大波。尽管当地人将其称为“春天的味道”，对此的质疑声音仍然不断。到底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童子尿煮鸡蛋”到底应不应该算作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专家认为，对于这样的“非遗”、这样的“味道”应该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值得警惕的是，类似这种“童子尿煮鸡蛋”项目在各级“非遗”名录中并不在少数。专家呼吁，当下最紧迫的工作，是重新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2011年5月26日，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韩国、乌克兰、印度、新加坡七国的观众成为第一批看到《功夫熊猫2》的尝鲜者。第二天，《功夫熊猫2》登陆波兰、希腊和中国台湾。5月28日，中国大陆观众终于再次在大银幕上见到可爱的熊猫阿宝，据国内媒体报道，首映当天《功夫熊猫2》便收获近6000万人民币票房，远超之前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所创下的3790万元的首映票房纪录。两日内，《功夫熊猫2》轻松突破亿元票房，全面超越好莱坞大片《阿凡达》、《盗梦空间》在中国大陆票房过亿的速度，收入1.25亿元。

鸭子爸爸的来历

《功夫熊猫2》的韩裔导演詹妮弗 于 内尔森在《功夫熊猫》时期的头衔要更多一些，她既是故事总监、动作场面总监，也是梦境场面总监，换句话说，她是面店小二、熊猫阿宝命运的决策者，当《功夫熊猫》在全球大卖，且“海外市场”远超北美市场后，她受命统领《功夫熊猫2》。《功夫熊猫2》的编剧乔纳森 阿贝尔和格伦 伯杰同样是第一集的老班底，他们抓住观众在看完第一集后的最大疑问“熊猫的爸爸为什么会是一只鸭子？”，在续集中为熊猫阿宝设计了一条“寻找自我”的“心灵之旅”。

这个疑问其实有两个答案，《功夫熊猫2》中的解释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凤凰城城主的儿子是一只骄傲的白孔雀，人称沈王爷，年轻时便发明了将烟花转化为火药的方法。因为凤凰城的羊仙姑预言他未来将被黑白相间的对手打败，沈王爷指挥他的野狼部队血洗了熊猫村庄，母亲带着幼小的阿宝逃离，最终只能将他隐藏在一个装满萝卜的篮子里。母亲吸引了追兵，阿宝随着萝卜篮子被一路带到了鸭子“父亲”平先生的面前，被可爱的阿宝打动的平先生决定一辈子守护这只可爱又可怜的熊猫。阿宝后来成为了“神龙大侠”，被父母逐出凤凰城的沈王爷重回故地，用巨大的火炮征服了凤凰城后还计划进军中原，两人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对手。在同阴险强大的沈王爷不断斗争的过程中，阿宝逐渐记起了自己的身世，并获得了内心的平静。结局当然是邪不压正，神龙大侠战胜了对手并得到了“我是谁”这个亘古问题的答案，他回到平先生的面条店，抱住他说：“我是你的儿子，阿宝。”

真实的答案则有点无厘头。《功夫熊猫》的创作初期并非那么指向明确，中华文化也不是早早就划定好的进军标靶。《功夫熊猫2》的华人动画师韩雷“解密”说，最早的出发点其实只是想做个和拳击有关的动画片，当策划部门海阔天空地聊出了一只会拳击的熊猫后，关于中国功夫的联想也就顺其自然了。“鸭子父亲”也是这样顺其自然的结果，最早的设定中，熊猫阿宝根本没有父母，当编剧想出了关于“父子情深”的桥段后，他们跑去问动画师手头上还有什么动物角色，最简单的逻辑当然是阿宝的爸爸是一只熊猫，但编剧乔纳森 阿贝尔和格伦 伯杰却“希望阿宝是片中唯一的熊猫”，他们最终从兔子、鸭子、鹅和猪中间选择了鸭子—于是熊猫阿宝就有了一个鸭子爸爸。格伦 伯杰说：“最后我们被迫做出不合理的决定，让平先生这只鸭子成为阿宝的爸爸，而且这个决定让整部电影变得更有趣。”

骨子里是好莱坞电影

故事发生在中国，但故事中的“人物”大多都不是西方人传统印象中的 “中国人”。有位影迷总结得好：“片中的主角熊猫形象，眉骨突出、牛气哄哄、浮肿的大脸，那都不是中国人的特征，而是美国人的特征。而那只鸭子的高鼻子及气质，则是典型的英国人。事实上我认为这里面许多动物的形象和性格，3D建模和模拟的原型都不是中国人，只有那个大反派孔雀沈王爷，才是典型的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留着两撇八字胡的清瘦傲慢中国师爷）”。在《功夫熊猫2》中的称呼从“Master”变成了“Shifu”的阿宝师傅，让人们联想到的更多的是《忍者神龟》或者是《七龙珠》中的角色。

“《功夫熊猫2》肯定不是一个中国的故事。”韩雷在面对中国记者采访时坦率地说。即便她不详加解释，我们也能发现《功夫熊猫2》中依旧围绕着“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传统命题。她说：“这是一个从内壳上寻找自我、在外壳上战胜别人的结构，完全是西方的故事结构。”有中国观众对“沈王爷”因为一个预言而屠杀所有熊猫的举动不解，在古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父”宙斯的父亲就是因为一个不祥的预言而决定吞食所有子女，唯一逃脱被吞食命运的宙斯最终按照预言中所说的那样推翻了父亲的统治。在《功夫熊猫2》中，逃脱屠杀的阿宝最终证明了羊仙姑的预言准确，成为了沈王爷的终结者。

尽管骨子里还是一部传统的好莱坞电影，但《功夫熊猫2》在挖掘、展示中国元素上比《功夫熊猫》来得更得心应手。主创团队受邀实地感受到的中国远比google得来的印象更深刻立体，动画师盖诺登带领团队成员看了大量中国功夫片，甚至连《英雄》和《导火索》也不放过。动画总监鲁道夫 关诺登在设计大反派沈王爷的武术招式时借鉴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体操表演的动作，这是寻找中国元素外衣时聪明的招数。

“反对的话就不要去看”

2007年底，自称“中国唯一一个自始至终以熊猫作全部艺术线索的艺术家”的赵半狄在北京举办了一台“熊猫时装秀”，为二奶、三陪、白领、乞丐、同性恋、法官、警察等“身份”穿上熊猫时装，遭遇部分媒体关于其“亵渎国宝熊猫”的批评，他在博客上愤然回击：“我必须记住是谁剥夺我使用熊猫的权利。我必须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干涉我的艺术表现爱恨情仇，是谁用什么荒谬的伦理禁止我的艺术表达、调侃与讽刺，又是谁用霸王条款玩儿黑社会的规则挡住了艺术家通往自由的道路。”

2008年6月16日上午8点，距离《功夫熊猫》在中国大陆全面上映还只剩下4天时间。赵半狄带着“不容许好莱坞在劫后余生的中国捞金！《功夫熊猫》滚回去！”的横幅和800份传单赶到中国国家广电总局门前。一天前，他以激进的口吻，署名“中国公民”给广电总局写了一封信：“本月20日，好莱坞影片《功夫熊猫》如果如愿在中国院线上映，就是从死难同胞身上扒项链和手表！”此时，距离中国5·12大地震过去刚刚一个多月。

日前，广电总局在其官网上发布通告称：“个别剧目在表现抗战和对敌斗争等内容时，脱离历史真实和生活实际，没有边际地胡编乱造，将严肃的抗战和对敌斗争娱乐化……希望制作机构端正创作思想，认真调整创作思路。”

自从“穿越”成了这个时代的流行热词儿之后，中国人的幻想能力就有了极大的提升。当然，只是在“穿越”这么一条单行道上。反正就是上天入地掣如电，想去哪儿现就去哪儿现，时空都不是障碍，杀人放火拿冲锋枪对付蛮族军队进汉代皇宫调戏赵飞燕，反正吹牛不上税，历史书里随便撕两页纸，拼到一块就齐活了。

这种东西的产生有其源自，众所周知，中国的现实很难写。所以只能用代入法，把当下的东西换成古代，或者未来———不过未来要从现在出发，所以还是不靠谱———你总不能说未来不是和谐社会吧？所以还是去古代保险，齐楚燕韩赵魏秦唐宋元明清，想回到什么朝代都行，惹了麻烦锦衣卫血滴子也不能追杀到现在。

最近有个电视剧差点把很多观众的牙都笑丢了，这个剧名叫《抗日奇侠》。剧情就不说了，反正就是老少爷们打鬼子的故事。关键老少爷们儿都是高来高去的高高高高手，打鬼子连枪都不用开，啪啪啪一顿铁砂掌挨个拍死。枪林弹雨间取敌酋首级，如探囊取物。幸亏日本鬼子识相早早投降了事，否则估计这帮高手得踏平东京横扫大阪，在北海道的温泉里开心喜刷刷了。

对这种“穿越”倾向，广电总局都看不下去了，专门发文：“‘个别剧目’在表现抗战和对敌斗争等内容时，脱离历史真实和生活实际，没有边际地胡编乱造，将严肃的抗战和对敌斗争娱乐化。”其实，胡编乱造不是自今日始，反正从小到大看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里，日军一律鬼头鬼脑可笑至极，进门挨枪子出门碰地雷，尽是头脑简单偷鸡摸狗之辈，随便就可以对付。八年抗战，约略等于小兵张嘎的青春交响曲。

其实这也是一种穿越，来自想象的历史观照。然而，可怕的是强劲的想象产生现实，以为真的历史就是那般。只是倘若问问抗战中死去的数千万中国人，日本鬼子恐怕并非那般愚笨可笑。被打被杀被活埋的人未必会理解，为何今天某些人眼里笨蛋般的敌人当年竟能侵占大半个中国，夺走了无数生命。

三拳两脚便打杀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正如阿Q一样，明明受了欺负，却在头脑中以为自己得了胜仗，于是就欢欣鼓舞起来。《抗日奇侠》的武侠抗日，绝对是精神胜利法的真传。或许以后能编出孙悟空棒打毛利太君，鲁智深七擒冈村宁次也说不定。话说此种怪癖在影视剧中总是无处不在，譬如清末民国题材的电影，是一定要暴打几个外国大力士劈掉几块“东亚病夫”牌牌的，《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里边有林青霞赤手抓炮弹的场面，嘴里还在大喊：我东方不败，西方也不败，我是东西方不败。

看到那里，总能让人笑出声来。

端午将近，近几年因为申遗、抢注等问题，端午节常常成为热门话题。然而在另一方面，除了海吃粽子之外，端午节原本的许多风俗，却已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而逐渐远离现实，这些包涵中国传统文化的习俗恐怕将真的成为“遗产”。清华大学教授刘晓峰说：“传统节日并非不能融入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是，能否找到适合现代人生活的风俗和形式”。

经典诵读

●午日以兰汤沐浴。《大戴礼记》

●午日，以五彩丝系臂，避鬼及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辟兵绍。东汉《风俗通》

●五月五日，竞采杂药，可治百病。《岁时广记》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李斯

端午：从时令开始

在传统社会中，端午节是一个很特殊的节日。很多人觉得端午是纪念屈原的，是纪念这个那个的，其实都不是，它的发端，最初是和时令有关，这也是农业社会节日形成的一种重要渠道。

端午节有很多别名，其中一个叫做五月节，我觉得这个名字叫出了端午的魂儿，它是时令的节。中国有一个重数节日的序列，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这个序列之中，端午处于中间。五月之前，天地节令从冬至春，从春至夏，是万物从复苏到生长的过程，五月之后，逐渐生长到旺盛的顶点，转而从生到杀，中国传统中认为秋天是杀的时令，所谓肃杀，“我花开后百花杀”，处决犯人也在秋天，叫“秋决”。中国人讲究阴阳的平衡转换，而端午，恰恰就是这个阴阳的平衡点和转换点，这就注定了端午节在传统社会中的特殊性。

端午节的起源说法特别多。其实在节气、节日发源之初，中国还没有天下一统，书还没有同文，车还没有同轨，那个时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文化，而是有很多的地域文化，它们有相似性，也各有不同，所以尽管都围绕着阴阳转化的中心，但风俗各有不同。后来天下一统，很多地方的风俗汇聚在一起，互相融合，有的丢弃了，有的融会一炉，内容就特别丰富，所以它是一个复合型的节日，这也正是它精彩的地方。

屈原：怎么成了端午代言人

屈原是端午节的一个标志性人物，而且象征性非常强烈。在传统节日中，这样的情况很少见。其实节日中有代表人物，甚至以人物事件而成为节日的并不少，比如寒食节中的介子推，七夕的牛郎织女，三月三中死了三个女儿的那个人，都是类似的情况，端午也非屈原一个人，还有伍子胥，汉孝女曹娥，甚至后来的秋瑾等等，但是论人物和节日联系之深，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还是屈原。很多节日中的人物，其影响力都在逐渐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生存方式的变化而逐渐变淡，唯独屈原，历久弥新。

其中的原因，第一个是屈原本身。《史记》里说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是中国身怀治国平天下之志的士大夫的典范，但是他不被信任，反而受到迫害和排挤，这样的人在后来当然有很多，但是不要忘了，屈原所在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时候的国不是中国，我们都知道屈原的国是楚国，而那个时代，诸侯国林立，仁人志士们合纵连横，到处寻找明君，所谓“君不正则臣投外国”，如孔子一般，他们忠诚的是整个天下，是周天子，而不是诸侯国。但是屈原不是，屈原说“狐死首丘”，他实际上是对故国家园无限忠臣，宁可怀沙自沉，也不去国离乡。在当时屈原的精神可能和别的士大夫格格不入，但是在大一统之后，中国历经无数次危难，外民族入侵，特别是1840年以来，局面更加危急，所以他的精神就尤为可贵了，可以查查民国至今的小学教材，少有不选屈原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