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31日 成都

这天，Christo Kaftanjiev教授走上金沙讲坛，这是金沙讲坛开坛118场以来请来的第一位外籍嘉宾，而且谈的是中国文化。

Christo和来这里的所有嘉宾不同，这个光头教授噔噔噔跑上台，脱下西服随手往地下一扔就开始讲座。更好玩的是他并不打算滔滔不绝地“讲”出他的课题，而是一上来就把灯光打暗，播放他收集的一段段有关中国元素的广告视频。场内很安静，台上的他话很少，偶尔做一点怪相，倒像一个明星。感谢翻译陈燕小姐的尽职，他绘声绘色的点评我几乎都实录于后。说实话，平时我很少看电视，但喜欢看广告，尤其国外的，听Christo教授的讲座就像看一场西方广告的饕餮盛宴，感受到极大的视听享受。这天赶来金沙剧场的一帮新闻系学生和我一样很兴奋，不知道成都的广告界人士来了没有？如果没来，真有点为他们遗憾。

金沙讲坛5月迁址金沙剧场我是第一次来。这座为音乐剧《金沙》而建的剧场，整体呈皇冠造型，场内再现了三千年前的古蜀王国场景。我问Christo，置身其中有何感觉？他说：妙极了，如同穿越时空隧道，我在与你们三千年前的老祖宗对话。

主持人语

金沙讲坛开坛以来，迎来了第一位外籍嘉宾——来自保加利亚的Christo Kaftanjiev教授。Christo专业研究的是市场交流和公共关系，而此次讲座，他通过西方人做的一段段充满中国元素的广告，向大家展示了西方人看待中国文化的不一样的视角。

本期嘉宾

Christo Kaftanjiev（克里斯托·卡夫坦基耶夫），教授，博士学位，研究市场交流和公共关系。在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新闻系及俄罗斯托木斯科大学工作。主要研究对象为英国、荷兰和爱尔兰。

实录

西方市场营销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开场白

克里斯托·卡夫坦基耶夫（以下简称克里斯托）：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非常荣幸在金沙这个中国古代的文明代表前做这个讲座。我呈现的讲座和中国有关的，是关于中国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我要提一下我的手提电脑、手机、皮包、还有西服，你们猜是哪里生产的？中国。什么意思呢？现在中国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研究中国的文化是大势所趋。

集体主义：中西观念差异

我的题目是中国文化对西方广告和市场营销的影响。今天所有的案例是西方人做的广告，所以它代表的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我们可以了解西方人看待中国文化的角度。

一个案例是2008年阿迪达斯的几段广告，这些广告不仅是面对中国的观众，也面对西方观众，向西方展示中国的文化。（记：这些广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传达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人山人海的观众被虚化为一种背景）。可以说从欧洲人、美国人的观念中，广告表现的集体主义是不易理解的行为，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中国的集体主义精神有点奇怪，因为我们保加利亚人习惯于独立完成事情。但从中国人来看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集体主义，才使中国这么快成为世界的一个领军力量，并将在10年后带来更大的改变。

此外，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的价值观，以及“和”的思想、对中庸的推崇等，也在西方广告中得到广泛使用。采用了这些素材的广告，往往显得古典而具有吸引力。

中国元素渗透到全世界

西方的思维模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生态，西方社会非常关心生态以及环保的各个方面。接下来的这些广告表现出中国人也非常关心生态问题，这一点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一致。有的广告使用的熊猫形象非常可爱，熊猫对世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元素，它对中国与外界的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世界自然保护组织的一个标志形象。现在中国元素已经渗透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比如正在上映的《功夫熊猫2》，没有人能够忽视中国元素对全世界的影响力。

这是关于节约水的一个广告，它呼吁人们捐钱为缺水的孩子们提供水。这是中国一些关于反对吸烟的广告案例，体现的是吸烟有害健康。还有其他动物的形象，比如鳄鱼，向我们展示不应该猎杀这些动物。这是展示汽车的尾气在污染我们城市的环境，一棵被砍倒的树，我们的肺，大陆逐渐在消失。如果我们不注意保护环境，由于温室气体和温室效应，大陆真的会逐渐消失。

还有一些在中国制作的广告，表现了反对对妇女的暴力伤害，关心女性的权利是西方社会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龙的形象：

广告里的幽默诉求

接下来我要谈广告里面的幽默诉求，广告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诉求。诉求是广告的驱动力，在不同的文化中幽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广告也通过中国形象来体现这种幽默，比如这个广告，也许各位认识这个中国有名的影星，很有力量把所有坏人都打败了，但最后他用的是比萨，因为他把餐馆的东西都打坏了，他要赔很多钱，比萨出现了，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搞定。很多西方广告像这些，不仅在西方很有影响力，在中国也是。刚才大家已经目睹到这个影星有多厉害了。

同时我们应该用不同的动物形象来表达不同的观念，比如中国的观念常常用熊猫来表达，这是其中的一种。另外很多西方人也开始做一些符合中国文化观念的广告，比如龙的形象。在欧洲，其实龙的形象是邪恶的，在基督教的神话中，那些士兵常常要屠杀龙。但是在这个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用龙的形象在中国做广告，像中国人一样把龙当成正义的神兽在宣传，其实美国人是希望把他们的技术卖给中国人。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用长城来表现全球性

接下来这个广告是BBC制作的，是中国神话中最受欢迎的人物孙悟空，这是关于中国奥运神话的广告。我们也可以用很多科学的方式来表达文化中的一些观念，美国的一些科学观念可能和中国的观念是相冲突的，但也有一些观念使得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比如可口可乐的广告。这个广告显示有了可口可乐之后我们就可以共存。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符号是长城，所以自然而然长城的形象被应用到这个广告中，有时候甚至是以非常幽默的形式体现的，有时候则是非常严肃。现在我们来看幽默的墨西哥的方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不仅影响了西方欧美的广告界，也影响到南美的广告界。

接下来是关于长城的非常严肃的一个广告，法国电信的广告，法国最大的电信公司，他们想展示世界级的全球性品牌，这个全球品牌的效应通过长城来表达。众所周知，天文学家说过那句话：在太空中人类可以看到地球上唯一的建筑物是中国长城（记：根据后来的发现所谓看见长城不过是个美丽的误会，但遥感卫星可以看到长城）。这个字母说的是全世界，体现了这一品牌的全球性，体现全球性肯定要用长城来表现。

对于百年来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四不像”可说既是对经验也是对教训的绝好比喻。中国人文学术研究既在“四不像”认知中获得经验,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教训；遗留的教训则成为中国人当今的困惑。
    什么是“四不像”认知？主要是指一种自觉不自觉地,把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中西人文思维逻辑,异想天开地重叠在一起的混杂认知。事例可信手拈来:将西语的“human　rights”理解为汉语的“人权”并加以论理,就是将差别迥异的中西人文思维逻辑重叠在一起的“四不像”认知。“human　rights”派生于一个(像上帝的)超然外在主宰体的构想；汉语的“人权”则与上帝毫无关联。
    导致中国当代困惑的“四不像”认知的历史渊源应追溯到至少四百多年前的西方对中国的传教活动。经传教士的手,凡西方人要想知道中国人“天”的观念,都必然地将它当成基督教构想的与上帝同在的“天堂”那样去理解了。因此,中国“四不像”认知,首先来源于中国人文思想的基督教化。
    中国在“四不像”认知历史过程中值得总结的经验恰恰是张之洞当年提出的“中体西用”。可以说,凡是经过中体西用实践的外国思想,在中国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客观说,成功的“中体西用”典型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中体西用”的含义用今天语言说就是中国人文认知的宇宙观、思维方式、语言、价值体系不变；西方与之相和的可以在中国人文结构中运用,不相和的则弃之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中体西用的典型经验,是因为它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的结果。经过有意识的中国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历史性、人文认知结构性和思辨性,都在中国语境中变成与中国宇宙观、思维方式、语言、价值体系相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没有给中国人文认知结构带来混乱,反而加强了它,使得中国人文认知结构在与西方认知结构碰撞的现代人类历史之中,走向现代表述,成为中国传统认知体系的现代继承形式。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普遍“四不像”认知过程中实现了“中体西用”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表现了它是西方人文思想中最具有与中国人文认识结构相和可能的特点。这个相和可能性在于它在西方传统思想中是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最弱的,因为它是一种无神论,西方在一神论构想基础上建立的强大认知结构,在马克思主义这里遭到根本性削弱,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变化运动宇宙观和采用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揭示的不再是超绝主义意义的规律,而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因而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对西方认知结构的二元主义是个本质性的改变,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与中国“一多不分”认知结构相和的根本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本身是普罗大众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论,构成了它与中国传统认知结构人民性的相和性。它在资本主义发展造成西方普遍社会灾难的情况下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在时代上与中国传统认知结构相和造成了历史性的契机。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文认知结构的相和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叙述话语的意识形态条件下取得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中获得了证明。人类历史上任何两个思想传统的关系都没有这样雷同情况,都没有可能经历如此广泛实践的证明。但应当意识到,即使是这样的相和性,在“四不像”认知局面的主流过程中,至今也仍然不是一种被觉悟的意识。
这种尚未被觉悟的意识从历史角度看无可指摘。不过当下的中国如果仍然还保留一种非觉悟性的意识,它会变成一种困惑。这个困惑将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认知结构和局面的进一步发展。
    “四不像”认知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以中国互系性(一多不分)误解西方概念性的二元对立思维。例如:将“human　rights”误解为是中文意义上的“人权”。中文意义上的“人权”是互系性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个人不仅注重自己的“权利”,同时需要设身处地注重和不能损害别人的“权利”。而西语的“human　rights”是单向单线的,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只是要求自己的权利。自己如何也去注重和不伤害别人的“权利”,则不在这个人考虑之内；也即它是“一多二元”的认知结构,把个人看做与他人毫无关系的孤立个体。所以认为西方“human　rights”即中文意义的“人权”,实际上是把中国“一多不分”心场结构重叠到西方“一多二元”的金字塔结构上去,进入了一种“四不像”认知状态。
    “四不像”认知的第二表现是以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打乱中国的互系性思维。第二种情况一般与第一种情况同时发生。不同的是它更发生在当人们处于主观臆断,强迫推行这种西方概念的论理之中。中国本没有“人权”概念；“人权”是作为“human　rights”的翻译而出现的现代新词。尽管你是用中国的互系性思维来理解西方二元思维的,你也是仍然处于“四不像”认知之中。当你极力因为中国本身没有这一概念而强力推行这个理念的时候,你同时又是将西方的二元思维强加于中国的互系思维传统。这样你就是在处于“四不像”认知状态下,实际上是用西方二元对立打乱破坏中国的互系思维。
    “四不像”认知混乱局面的一个重大社会意识形态特征,就是多种话语的并行混杂。中国的重大话语体系,应该说有三种: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和儒家代表的传统思想话语体系。这三种话语体系都各自不能构成中国社会的主体思想意识形态体系,而是处在一种名为“多元化”实为“相克互伤”状态。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正是“四不像”认知的泛滥,制造出空前未有的思想意识困惑状态出来。
    矛盾混乱的“四不像”认知状态已成为中国的普遍困惑。最突出表现,就是本来不构成问题的问题,在“四不像”认知状态下都变成争执不休的问题,可以为媒体炒作提供吸人眼球的“看点”。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范跑跑争论、普世价值争论、中国是否有哲学争论、尊孔与反孔争论,等等。
理解“四不像”、挣脱“四不像”怪圈、摆脱困惑,是中国人能够面对今天世界的根本问题。如何理解?如何摆脱?只有认知、弄懂中国与西方两个人文传统的结构性差异。而这必须通过学习中西比较人文传统的阐释学方法论,也就是把中国和西方思想意识现今重叠混杂的状态分解,让西方的概念回到西方的本体系中去,得到它原汁原味的本意；把中国的思想放回到它自己传统和历史环境中去重温它原汁原味的本意。学习中国传统的通变互系性思维,丢掉当今的“四不像”认知习惯,不要让两个人文传统被武断重叠的局面继续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算是真正弄懂了西方,弄懂了中国。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功夫熊猫2》昨天在伦敦首映，韩裔女导演詹妮弗·余与熊猫“阿宝”在一起。 CFP图

即使在赵半狄大张旗鼓的抵制下，漂洋过海而来的熊猫“阿宝”还是一路飞奔着闯过了3亿票房大关，凭着好莱坞的老套路和新学的中国功夫，《功夫熊猫2》想要在中国完成其六亿票房的圈钱目标似乎并不是梦。这不仅让赵半狄郁闷，也让观众们感慨，中国有功夫、有熊猫，为什么没有《功夫熊猫》？暂且不论《功夫熊猫》是不是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但它带给我们的震动却是实实在在的。国产动画电影的病根到底在哪儿？若想不被别人“侵略”，必须先让自己强大起来。

缺少资金“先天不足”

与好莱坞动画大片动辄过亿的投资相比，国产动画电影几百万元的投入常常显得捉襟见肘，即使是作为国产动画电影票房冠军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投资也不过千万元。同样的票价，在同样的影院上映，观众会选择看哪个？答案是一目了然的。

虽然动画电影不用以天价片酬请大牌明星参演，但其制作成本却并不比故事片低，特别是随着3D技术的运用，动画电影的成本可以说是“按秒计算”，资金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了影片的技术及艺术水准。但目前，国产动画电影的投融资渠道还比较单一，盈利渠道也很狭窄，很多民营动画公司连生存都很难维持。业内人士呼吁政府对动画电影加大支持，“在国内的动画电影市场上，无论是媒体宣传、院线推广还是衍生产品开发等环节上都需要影片的投资方去独立面对。而这部分资金链的需求，对于大部分从事动画电影开发投资还未上市的民营企业来说，如果没有银行和政策的支持，的确是勉为其难的。”

动漫产业也有“长短腿”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的蓬勃兴起，动漫产业这两年的发展也是声势浩大，各种动漫展、动漫节活动遍及全国各地。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动漫产业的内容生产，则会发现其存在着严重的“长短腿”现象。

《2011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动漫产业创作生产的动画片中以电视动画片为主，动画电影则非常少。每年十几万分钟的动画片产量，其中动画电影所占的比例还不到5%。以2007年为例，178家公司共立项动画片349部、303407分钟，但动画电影只有10部。之所以如此，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动画电影的各项技术指标都要比电视动画片高，这让一些动画公司对于电影生产望而却步；二是大多数民营动画公司没有电影的发行渠道；三是地方政府往往以在电视台播出的分钟数为标准来扶持、奖励动画企业，这方面动画电影也处于劣势。和国产电影整体的发展规模相比，动画电影制作数量少，真正走进影院的更少，能取得高票房的则是少之又少。

“依赖症”消磨原创能力

早在十几年前，国内的一些动画制作公司就逐渐开始为国外动画片做代工，这虽然间接提升了国内动画公司的技术水平，却让很多公司患上了“依赖症”，依靠国外订单来样加工就能轻松赚钱，这让很多动画制作人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渐渐失去了原创的能力，从而失去了国产动画赖以生存的原动力。

国产动画电影《梦回金沙城》里选用了大量的中国元素，但观众们依然在看片时感觉到“背景有宫崎骏的影子”。对此，制片人苏晓虹并不否认，“中国学习动画和从事动画的人很多，但真正的原画作者凤毛麟角。他们大部分都是加工型人才，长期为国外公司代工，因此出来的作品不是仿好莱坞就是仿日本，缺少原创精神和民族特点。”“美猴王”六小龄童在其博文《中国有功夫和熊猫，但却没有<功夫熊猫>》中也不忘提醒中国的动画人，“我们作为艺术工作者要勤于观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主动地去创造，才能把中国的原创动画做到最好，我们现在的创意产业做得还有欠缺，别人的作品出来后再去说我们自己也能做，那就晚了。”

病根还是缺少好故事

虽然《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连续两年票房过亿，但回顾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排行，仅次于《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的《风云决》仅有3000多万票房，而这种“贫富差距”还将逐渐拉大，大部分的国产动画仍在充当炮灰。虽然有资金、技术、发行、营销等各个层面的原因，但很多业内人士均表示，国产动画电影的病根还是剧本太差，小儿科和爱说教已经成了通病。

由于技术过关，《梦回金沙城》入围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候选名单，但其故事内容却被专家认为“流于肤浅和简单化”。更有观众失望地评价，“编剧缺乏严谨的思考，剧情含混不清，整部电影就像劣等裁缝裁剪出来的衣服。”再来看看动画大师宫崎骏的电影，虽然没有3D的噱头，但其独有的画风和充满人文色彩的故事已经足以让他的作品可以与好莱坞动画大片相抗衡，而其留给观众的回味与思考甚至远远超过了迪斯尼和梦工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动画电影的剧本创作难度要高于故事片，它不仅要合乎逻辑、高潮迭起，还要充满想象力。“我们的创意和国外相比还差得很远，动画电影应该达到心灵完全的自由，而我们的动画片缺乏这种灵性。”中影动画总经理黄军认为，“虽然目前我们在技术上离好莱坞还差着一大截，但技术并不是最本质的，关键还是内容”。

本报实习记者李俐J203

5月29日，江苏南通大学生举办端午祭祀活动，身着汉服的大学生将特制的香粽投入濠河中。（CFP供图）

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亦从事文学创作。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端午节又到了。时值春夏之交，风和日丽，莺飞草长。同中秋一样，都是一年中的最好时节。自唐宋以来，便是官民重大节日，只是从上个世纪中期才趋于没落，以致一些年轻人只知“五一”而不知端午。说得极端些，直到被邻国“抢注”了，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还有这么一个宝贝节日。官顺民意，两三年前端午节终于恢复法定节日地位。虽然一度有地方政府和网友为了促进消费而呼吁恢复“五一”长假，所幸国务院高瞻远瞩，重申法令，不予认可。

在所有传统节日里，我尤其偏爱端午节。因为它是传说中唯一同文学、同纪念一位诗人有关的节日。这样的节日在世界范围内也绝不为多。足可见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文学、对诗人，特别是对屈原这样忧国忧民正道直行的孤独诗人怀有非同一般的尊崇之情。端午节不仅仅意味吃粽子、划龙舟和插艾蒿，而更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唤起我们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的独特符号。

毫无疑问，经过洋务运动和五四运动，一百年来我们一度亲手斩断了传统文化这个自己的根；同样毫无疑问，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元素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文明进程。作为证据，我们有了各种标以MADE IN CHINA的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工业产品。那么文化产品呢？总不好意思说我们有“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以及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吧？总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笛卡儿、叔本华以及阿里斯托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卡夫卡和村上春树吧？只能说端午节和屈原。

问题是，眼下即使把端午节和屈原喊得再响，恐怕也很难引起多少回声。就连美国许多社会学家都在忧虑日本卡通的流行影响美国的下一代，可忧虑我们什么呢？孔夫子？花木兰还是红高粱、大红灯笼？依我看人家什么都不忧虑，因为我们在文化上没有什么可叫人家忧虑的。此乃我们的文化焦虑所在。但作为当务之急，更在于如何完成深刻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而其重要载体之一，就是传统节日，就是端午节，就是屈原，就是《离骚》。我们固然需要长假拉动消费，但我们更需要端午节和屈原。这是我们的根，我们的“出生证明”，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DNA，我们的文化血脉。文化上的混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固有的血被“透析”掉。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们只知道圣诞节而不知道端午节，只晓得风骚而不晓得《离骚》，那么我们算什么呢？所幸，我们还可以重拾端午，重新出发。

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92周年，在河北石家庄外国语学校近2000名学生齐声高唱红歌，由河北团省委组织各地统一开展的“千万燕赵青少年齐声唱红歌活动”全面启动。图为现场中学生们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高亢有力。中新社发 翟羽佳 摄

5月31日晚，“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征集评选活动颁奖音乐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走向复兴》、《国家》等10首歌曲入围。不同于流行歌曲的爱情时尚元素，这些民歌因被赋予昂扬的主题并与时代、社会紧密呼应，被称为“红歌”。

“红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峥嵘岁月。从江西小调改来的《十送红军》描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从陕北信天游改来的《东方红》记录了中共从延安挺进北京；改编自毛泽东诗词的《长征》组歌再现了中共最艰难的那一年；《南泥湾》则唱响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如今民间热衷唱“红歌”，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化，不如说是对一个时代特定表达的追忆。早晨公园里自发的大合唱，KTV里年轻人的引吭高歌，电视综艺节目中的各种“红歌会”，都说明“红歌”对中国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之深。

在中国，人们评鉴一位歌手特别是民族唱法歌手有没有站到“一线”，有没有一首“主旋律”代表作是一条不成文的衡量标准。比如，彭丽媛的《我们是黄河泰山》，董文华的《春天的故事》，张也的《走进新时代》，宋祖英的《爱我中华》等。

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说，“红歌”是中国的特色，很多优秀的歌手通过“红歌”演唱出名，也有很多中老年人对“红歌”的感情很深。在江西电视台“红歌会”做评委时，金铁霖发现在总决赛的现场，只要一报出歌名，观众基本都会全体大合唱。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的流行音乐组合“小虎队”风行大陆，曾与中国唱片总公司发行的一张毛泽东颂歌专辑《红太阳》正面打擂。最终《红太阳》以近800万盒带的销量，让人们看到了经典“红歌”在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心中的生命力。

也是从《红太阳》开始，流行歌手唱“红歌”成为一种风潮。曾以“西北风”红极一时的杭天琪用新唱法委婉演绎《十送红军》，1998香港回归一周年庆祝晚会上香港艺人黎明、吴倩莲柔情对唱的《南泥湾》，都曾经风靡一时。虽然争议不断，但流行歌手唱“红歌”越来越多却是事实。

于是，孙楠的代表作里增加了《红旗飘飘》，成龙的代表作里有了《国家》。成龙和刘媛媛为新中国60周年唱《国家》，为中共90周年唱《民生》，用推广流行音乐的路子推“红歌”，成为一种普及新“红歌”的途径。

今年5月，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在台北“小巨蛋”的个唱之红火，让向来输出流行音乐的宝岛为之惊讶。这不仅因为宋祖英的军旅艺术家身份，还因为她的代表作大多是大陆特有的“红歌”。这些“红歌”在海峡对岸，甚至是全球华人区都产生了影响。

在人们思维越来越活跃的今天，对“红歌”也有了理性态度。虽然有对于“红歌”中个人崇拜的反思，但人们在学会以宽容的态度看待属于一个时代的特定表达，毕竟歌曲的艺术魅力才是永恒。

随着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很多乐观的人认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这是高瞻远瞩的洞见，还是将愿望当作了现实的美好想象？或许答案还要交给历史。

需要澄清的是，对于我们的历史而言，特别是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那些基本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并没有被克服。只是，在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回答、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精英阶层的折磨、压迫，正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因此，让我们回到这些基本的历史脉络中来吧。只有从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来看今天的中国，才能对当下的争执更从容，对种种诡异的突变更多些理解，对未来也更多些自觉。这也是本系列专栏力图追求的目标。

1860年，当中国的政治精英初次意识到西方冲击的严重性的时候，朝廷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辩论，辩论的结果奠定了清廷的现代转型基本政治路线。辩论因“同文馆”之设而起，恭王和李鸿章等人主张设同文馆，教习士子学习西文。反对的代表人物为负一时清望的大学士倭仁。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恭王嘲讽他如果只知道“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事情的结果是倭仁受到了公开的羞辱，在政治上完全失败。但京师的舆论也开始公然嘲笑洋务派“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洋务派在道义上居于劣势。

如果超越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看这场争论，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论辩双方的困境。倭仁对于立国之道的重申，事实上是对中国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主体性的坚持，如果稍微夸张一点，或许也可以说是在捍卫中国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独立性。而恭王则是从现实出发，认为改革就是硬道理。没有改革，就面临战败，割地赔款，乃至亡国，其他一切都免谈。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恭王的改革，则倭仁的坚持一定会落空，按照倭仁的办法，很显然中国无法度过危机，更谈不上发展了。不过，若只有恭王，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合法性、统一性、历史延续性都必然面临挑战，说严重点，不割地不赔款，则国已亡。从后人的角度看，倭仁的主张实在太过迂腐颟顸，不明事理，而恭王的主张又有些急功近利。

这场争论不仅仅是两种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至少不应当被简单视为文化保守主义与全盘西化派之间的争论。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政治分歧，是由哪一群人来主导中国命运的分歧。其要害在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要依靠与外部世界深入交往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如何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性、文明的延续性的同时，获得发展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分歧被不断引申、扩大，其实质越来越鲜明地被揭示出来。国共两党都曾经为这个问题所苦恼，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不同的发展模式、经济形态往往视为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在传统还是现代的争论背后，人们更为纠结的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

为了维护自己的历史正统，蒋介石搞了新生活运动，并不断地强化经过戴季陶改造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而且鼓励大规模的国有化，抑制民营资本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为了维护政治上的统一性，无产阶级专政被不断强化。毛泽东在评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苏共二十大报告的时候说，赫鲁晓夫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这么一来，我们几十年来英勇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我们会失去共产党人的威信、失去信仰……”。在他看来，这把刀子是维持中国统一的必要工具，宁可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革命不止。

在这之后，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时代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似乎短暂地遗忘了这种困扰。正是借助这种短暂的遗忘和不争论的态度，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到了今天，矛盾又一次显现出来了。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强大，中国自己的文明主张开始不断地强化，不管怎么样，中国经济独特的成功模式为这种主张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在中国和外部世界融合的程度、交往的深度达到历史空前顶峰的时刻，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对立却越来越尖锐，也越来越有了现实基础。

政治的问题需要历史来解决，任何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或许应该从倭仁与恭王的争辩中意识到一点，这种争论和分歧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论辩的双方互有胜负，并在观点上、阶级基础上不断地相互渗透，但谁也没有彻底消灭、瓦解对方，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这种争论和分歧是历史的必然，双方都有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而不仅仅是因为某一群人的人品和心地有问题？

此外，对于中国而言，与传统上任何时代都不同，我们置身于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之中，如同宋明理学消化佛教的方式，或许很难再奏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问题，必定是世界的问题。我们要有面对人类共同问题的雄心，而不是在文化心态上的冷战思维。

过分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殊性，作为30年来对自身文明特性过分忽视的一个纠正，还有情可原。但如果仅仅是用这种特殊性遮掩自己的问题，甚至将这些问题虚骄地夸大为一种优越性，或者如果这样做只是为了区别中国与西方，作为一种解决自己文化身份焦虑的手段，那么与150年前倭仁和恭王的争论相比，我们的进步也太微不足道了。或许我们都应该从反思自己开始，在反思基础之上的思想争论，对于中国的政治未来而言，更有意义，这种“批判的武器”或许有可能使得“武器的批判”温和些。比如曾经预言中国崩溃的人们是否应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判断，而那些曾经激烈地反对中国加入WTO的人们，似乎也不应该一转身成为中国模式论的鼓吹者。而且，当下的中国，是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许多困扰我们现在的问题，在这一个半世纪里曾经反复出现，我们也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才能真正理解当下中国。

（本文作者高超群，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任《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2009年5月起任《文化纵横》杂志执行主编。本文原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艺术品市场最近相当疯。上周，嘉德春拍总成交额超53亿元，刷新中国艺术品拍卖单季纪录，其中两件作品过亿，85件作品过千万，实在让人咂舌。疯的还不只是嘉德一家，4月初来自法国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已超英赶美，成为全球最大的艺术品拍卖市场。

“世界第一”表面上看算是一则喜讯，但尽管有深厚历史积淀和不断增强的国力作为支撑，它来得似乎还是太快了。面对眼下的市场炙手可热和“两多两少”，应该是提高警惕的时候了。

所谓“两多”，说的是热钱多、赝品多。拍场上八成是新面孔已不是什么新闻了。有关市场年度报告显示，艺术品购买主体主要集中在金融、房地产、能源、高科技等近年来个人财富增长最快的领域。本周，一则“全国4月居民存款减少4678亿元，资金流向艺术品等三大市场”的消息又在网上被热炒。

这也难怪，房地产调控持续深入，股市不断寻底，收益率颇高的艺术品市场成为投资新阵地是很自然的。热钱的涌入像一剂兴奋剂，助推着艺术品行情全面看涨，并引发全球艺术品市场资源针对中国国内市场的重新配置。但要命的是，当艺术品市场从收藏型迅速转向投资型，其市场性和文化性逐渐失衡。对许多新进门的投资者而言，书画或瓷器无异于一只只股票，可以通过频繁交易、买断炒作等方式获利。于是，许多拍品几年内反复出现、多次易手。苏富比拍卖会上还曾出现过一件品相平平的民国粉彩在中国买家的血拼下以估价2万多倍的天价成交。当拍场上懂行的老手少了，投机型新手多了，赝品这颗拍卖界的老瘤也在迅速膨胀。

与“两多”相伴的是“两少”，即税收少、监管少。西方国家对拍卖行的监管非常严格，拍卖行被发现恶意作假成交价，可能要承担刑责，而国内市场却没有相关法规。此外我们的艺术品交易税率低，从没听说天价造就了哪个纳税大户。显然，尽管我们已是“世界第一”，但艺术品市场还是新兴市场，方方面面管理制度尚有漏洞，法律手段、税收杠杆运用得尚不纯熟。尤其是在艺术品价格极速冲高的当下，补救监管漏洞已成为挤出泡沫的必要手段。

它虽然写的是拉美，但每个中国人似乎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我就再一次想起了从祖父的棺材里传出来的声音，听到了山林中的鸟叫。

这真的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百年寓言。万物疯狂生长，欲望遍野升腾，这不就是在说我们吗？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对不起，我写到这里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吐了？因为《百年孤独》这个开头，已经成了伪文青必备良药，动不动就“许多年以后”，好像景区商店货架上挂的切格瓦拉相框。

那么，下面这一句呢？“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段杜拉斯的《情人》的开头，基本上连骗子都会背了，如《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的老骗子潘知常。这是我看过的被模仿得最滥的小说开头，当然是由于他们的精彩。

我这么笨拙费劲地开头，完全是为了引出马尔克斯老师。

44年前的5月30日，《百年孤独》首次在阿根廷出版，而前几日，它的中文版，被马尔克斯授权的中文版，正式来到中国。这就是说，在这之前所有你读到的《百年孤独》，都是盗版。不管怎么编辑，说没加入《伯尔尼版权公约》，那还是盗版。也难怪马尔克斯老爷子愤怒，在那个白衣飘飘的上世纪80年代，中文的《百年孤独》的销量是个天文数字，这得多大损失啊。

记得第一本非法翻译过来的中文版是1984年出的，至今37年了，这期间，起码在《百年孤独》的版权方面，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外，享受了37年的孤独。

有多少中国作家是吃《百年孤独》的奶长大的，没法得出准确答案。莫言、余华是一向承认的，有很多作家没说过，但不代表没受影响。我曾约李洱写一篇回忆他读《百年孤独》的文章，李洱在稿子里情不自禁地用起了“马氏写法”，以向马尔克斯致敬。李洱甚至认为这部小说是写给中国人的：“它虽然写的是拉美，但每个中国人似乎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我就再一次想起了从祖父的棺材里传出来的声音，听到了山林中的鸟叫。我仿佛也再次站到了一条河流的源头，那河流行将消失，但它的波涛却已在另外的山谷回响。它是一种讲述，也是一种探究；是在时间的缝隙中回忆，也是在空间的一隅流连。”

过去的一周，《百年孤独》是唯一的文化事件，其他的是文化市场、文化政治以及文化忽悠，如当代艺术作品又拍出高价了，《富春山居图》两部分到台湾完成“统一”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将《少林武功医宗秘笈》赠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赵半狄还在说《功夫熊猫2》“文化侵略”。台上的演员喧嚣热闹，台下的观众孤独彻骨。

翻开一位年轻翻译家翻译的《百年孤独》，虽然开头可能已没了那个经典句式，但该书的深邃与社会批判，还是能让我们心里震惊一下，这真的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百年寓言。万物疯狂生长，欲望遍野升腾，这不就是在说我们吗？马尔克斯老爷子，想请教您这样的智者：我们一百年的孤独还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