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戛纳电影节热烈进行时，又是华语片无一入围主竞赛单元，又是一批中国电影人纷纷前往赶集，叫卖自己的新片。只是相比往年，这次中国电影人叫卖得更加来劲，嗓门也更加洪亮。华人女星在红地毯上亮相穿戴的时装和珠宝，几乎成为媒体唯一能谈论的话题。对华语电影而言，戛纳已彻底沦为一笔生意经，一场时尚秀，但无关电影艺术。

不必再提张艺谋、陈凯歌，不必再提《霸王别姬》、《活着》捧回金棕榈大奖之类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现实让人尴尬得无地自容，也让每一个热爱华语电影的观众感到百无聊赖。华语片已经不是第一次集体缺席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了。就在今年三月份举办的柏林电影节，华语片已经玩起了失踪，连入围参赛资格的影片都没有，遑论斩获国际大奖。幸好观众已经习惯华语片的这种“低调”表现，对其也不再抱有“恨铁不成钢”的兴趣。

没有电影参加竞赛单元，当然不妨碍中国电影人奔赴戛纳，至少那里还可以做生意。古装武打片仍然是屡试不爽的抢手货，利用中国元素来吸引外国片商的眼球，已经成了烂俗的商业套路。陈可辛导演的《武侠》从片名到内容，卖的就是中国元素，据称已经销售出了全球版权。《龙门飞甲》、《白蛇传》走的也是类似路子，把多年前已经拍过的经典武侠片重新炒一遍，再卖到国际市场，顺便为国内上映作一次热身宣传，就算是大功告成。

没有电影参加竞赛单元，当然也不妨碍华人女星们去戛纳显摆。从一个月前开始，一些华人女星将以何种造型走红毯，就被国内娱乐媒体反复炒作。这区区几十米红毯走起来真不简单，女星们准备礼服时就像打仗一样。范冰冰去年靠龙袍礼服抢眼，这次又故伎重演，穿出了更惹眼的仙鹤礼服。李冰冰一边强调不要把电影节变成服装秀，一边在一个月里试穿了300套礼服，为自己在戛纳亮相作准备。媒体也很无奈，既然没有华语片参加竞赛，除了报道这些女星的礼服，还能报道什么呢？

可能还有人记得，前年有四部华语片同时竞赛戛纳，似乎达到了鼎盛时期。其实，那四部华语片全是境外投资，压根儿跟华语电影圈没有瓜葛。如今华语电影人一股劲儿往商业大片和票房狂奔，他们擅长于把孔子拍成老干部，把关公拍成黑帮杀手。指望这类电影摘得戛纳金棕榈，岂不是痴人说梦？但是，陈可辛、张伟平却还在戛纳信誓旦旦，声称各自的电影都要问鼎奥斯卡。这话不知道他们自己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易中天

继《书生傻气》之后，易中天近日为读者送上了《书生傻气》的姊妹作《公民心事》。易中天表示，撰写关于社会良知和公民责任的书并非说他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没有做什么为民请命的事，他只不过是在讲常识罢了。在他看来，讲常识讲成个事，这本身是个“杯具”。

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是公民

从百家讲坛登坛伊始，易中天为公众所熟识，关于他的身份的讨论从没有停止。更多的人愿意称他为“公共知识分子”，在这本新书中，易中天明确说出 “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公民！学者也是公民，可以关起门来做学问，也可以打开窗户说亮话。”他特别赞成邓晓芒教授的看法，易中天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没有做什么为民请命的事，易中天只不过是在讲常识罢了。在易中天看来，讲常识讲成个事，这事情本身是个“杯具”。

因为是公民，讲出了自己的心事。那么如果心声和意愿的表达得不到回音，是否继续发声？易中天用“心里有事不说出来，你不憋得慌吗？”来形容。

更为期待的是“不用再说”

在这本写出来的“心事”中，易中天选取了10张切片观察中国：民众、官家、教育、媒体、抄袭、逝者、三国剧、反三俗、公共知识分子、中国梦。糊涂的拆迁，农民工子弟卑微而心酸的理想，贵州的绿丝带与杭州的红跑车，中国教育与中国足球等，易中天的心事非一己之心事，乃万众百姓之心事。他坦承，因为这些文字，大多因时因事，有感而发。“这样一来，恐怕又会得罪人。在某些人看来，纯属‘多管闲事’。但在我，却是‘不能不说’。”

《公民心事》是一本有关权利、责任、常识的书。现在中国每发生一起事件，差不多都会牵涉到常识问题。易中天认为，反复言说常识，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更为期待的是“不用再说”。

不知道自己下一站在哪里

读过《书生傻气》的想必还记得易中天用大篇幅记述了对李泽厚、陈寅恪等逝者的怀念以及对其学术的敬仰。在新书《公民心事》中，同样有这样带着怀念味道的一辑，柏杨、王元化、吴冠中、蔡定剑等，一一落于笔下心底，甚至与一位18岁未曾谋面的少年“我与黄珂的生命之约”。在易中天的文字中，我们总能在带着些许诙谐犀利的文字背后找到那么柔软的地方。现在拍三国题材的电影很多，四大名著也都被拍烂了，最近又出来一个《关云长》，张大胡子据说还要融资3亿美金拍《孙猴子》，对此怎么看？易中天认为，问题不在于拍历史题材或者改编文学名著，“关键在于怎么拍怎么改编，在你的作品当中，传达的是一种现代观念，还是尸臭，这才是最重要的。”

从“品三国”到“公民心事”，是否意味着以后会更多地关注公民道德？易中天表示说不准，“你们都知道我是流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逮着谁便是谁，我也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站在哪里。”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 宾：张颐武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文化的角度、思路越来越下移，越来越贴近平民百姓，这是一个大趋势。人们在围观他人的同时，也宽容了自己的弱点，这是平民化节目得以走红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

●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平民文化的新空间，现在已经向我们呈现了出来。从文化层面而言，现在看起来还有些粗糙、不入流，但它提示我们，这里有一个新的空间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和创造。

解放观点：第二季达人秀成了不少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展示的舞台。民间草根的踊跃参与，也令此类节目成为平民文化的最佳展示舞台。然而， “怪人”迭出， “虐人绝技”纷纷登场，反串者、山寨者的比比皆是，也让不少人产生疑问：中国老百姓的创造力真的只有这些？您怎么看这种声音？

张颐武：从物种多样性的角度来看，这种展示不能说没有价值。它主要表达的是，普通人也能掌握一门绝活。至于这些绝活能否登上大雅之堂，是否有很高的艺术境界，可能都谈不上。就像那位展示“耍牙”绝技的姑娘，从技艺本身来讲比较偏门，也很难从文化上给予很高评价，更不可能变成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但通过她的展示，人们能够看到一个普通的个体生命如何投入感情、投入奋斗，也就足矣。

文化的角度、思路越来越下移，越来越贴近平民百姓，这是一个大趋势。你看旭日阳刚是模仿者，但他比原唱者还要红，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们走红的基础，是今天的老百姓不再需要把自己压住的 “文化英雄”，人们欣赏的是有很多弱点、不足，和自己差不多的人。所以，从芙蓉姐姐到凤姐，一方面很多人对这种搞怪嗤之以鼻，但另一方面，通过对她们的这种关注，很多年轻人也宣泄了自己心中的压抑和不快。这既是挠到了社会的痒处，也触到了内心的痛处。人们在嘲笑中，有一种奇怪的欣赏，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矛盾现象。这背后的潜台词其实是：人们在围观他人的同时，也宽容了自己的弱点。我认为，这也是平民化节目得以走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

这样的好处是，每个人的心理都会相对比较平静——不为当大明星，只求三分钟闪光。但另一方面，这种平民式的短暂快乐文化，可能也会令个人的冒险拼搏精神、整个社会的奋斗意志有所减退。这也是值得引起关注的。

解放观点： 2005年超女的红火，让人们看到了娱乐业未来的希望。但达人秀 “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到底能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张颐武： 当年的超女，是为了选出大明星，选出青春偶像。因为在当时中国的电视文化里，青春偶像是相对比较稀缺的资源。所以2005年超女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下子选出了像李宇春这样的超级青春偶像。后来很多选秀节目也想跟风延续这个路线，可是这个效用后来逐渐递减了。当 “选拔大明星”的功能逐渐丧失后，选秀节目就必然面临着转型，于是转成了带有一定竞赛性的，变着法地讲述普通人故事的节目。

这种改变还体现在，比赛色彩的淡化。当年超女让 “PK”成为年度流行词，可见竞赛对抗色彩之浓。但我们今天看达人秀、 《我爱记歌词》之类的选秀节目，其实已经是 “文无第一”，很难谈得上是一个比赛了。因为这样的选秀根本没有标准，大家看的就是眼缘、感动。一半是表演、一半是故事，选秀节目要素和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解放观点：这种改变，会带来怎样的文化影响力？

张颐武：这种改变昭示了一个大趋势：平民文化的受关注和崛起。目前它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生产平台的转化上，而不是原创力上。所以现在就连写作也逐渐转移到微博上，这都是一脉相承的。只要140个字，真正实现了人人都可以书写。这和谁都能唱歌，谁都能站出来秀一把，本质上是一样的。娱乐业正处在一个深刻转型过程中，平民文化的形成也在摸索之中，至于未来如何，我们尚不清楚。

但我们会发觉，最近几年几乎都没有诞生新的超级明星。这一方面和选秀节目的半衰期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整个文化生态发生了改变。在平民化网络的冲击下，原本依靠销量支撑的唱片业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不景气。而今流行的都是神曲曲风，凤凰传奇一类的口水歌，它们通过网络实现低成本的传播。当平民化的路径替代传统唱片业的传播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表现。因为这种通过大规模生产、廉价方式流行的文化，正在冲击娱乐业传统的生产模式，导致经典作品、超级明星的出现变得越来越难。视频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人制作的影视也有用武之地，如《老男孩》等的影响。这都会让自娱自乐在今天变成新的文化创意的空间，这种潮流会不断蔓延。

不过问题总是有两面性的，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平民文化的新空间，现在已经向我们呈现了出来。而且它关怀弱者，它让每个人都能在镜头前展示三分钟，也可以说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众生平等，具有一定的社会安慰功能。

解放观点：我们的有些平民文化似乎总也摆脱不了山寨、口水的影子，从文化资源的角度，我们该如何看待其中的文化价值？

张颐武：是的，就像旭日阳刚虽然很感人，但再怎么样，他们也只是一个模仿者，只能借助别人的东西来表达自己。还有像赵本山，本来他是模仿平民的，但现在很多人却要靠模仿赵本山来证明我一介平民的本事。可以预见的是，模仿既有的超级明星、主流文化，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将成为中国平民文化中的重要一部分。

关于中国平民文化的形成，我认为也不用操之过急。毕竟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人生于忧患，非常不易。面临的社会压力很大，一般人都不能很好地放松，儒家文化也让人很“端正”，我们还不太擅长这种放开、搞怪的东西。其实现在已经比以前放开得多，当然还很不够。我认为，目前它的价值更多在于精神层面，让大家能够互相温暖，让生命能够相互借鉴，让彼此对生活有更多体验。从文化层面而言，现在看起来也许还有些粗糙、不入流，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建设，而在于提示我们，这里有一个新的空间还有待我们去发掘，有待于水准高的人不断去创造。中国的平民文化展现出自己的灿烂光华，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现代社会已达成了基本共识—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自由、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而这种权利的存在是天然合法的，是不容任何权力和个人来侵犯的，这种权利的获得，需要建设一个公正、有序、积极的公众社会。

程序正义破解“被精神病”

享用安全食品的权利、受教育权、生存权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公民权，而与之同样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独立，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5月5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在走向低智商社会吗？》的文章，（5月5日《华尔街日报》）迅即，作者提出的这一问题在国内引起热议，联想到最近国内发生的多起“被精神病”案，“低智商社会”与“被精神病”究竟孰为因、孰为果，还真是一个说不清的话题。

5月6日，深圳市福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市第二人民医院护士郭俊梅诉单位案件作出一审判决，郭俊梅胜诉，设置陷阱使其成为精神病患者的院方被判道歉、赔偿。（5月10日《京华时报》）这一事件与判决，让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媒体热议并深感愤怒的“被精神病”现象看到一丝曙光，并更加坚定了媒体与一些人士开出的药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中国社会的“被精神病”问题。

而面对法院判决不彻底和此案中精神病医生的回避态度与相关医院的辩解，媒体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精神疾病判定者及其行业的职业伦理操守上面，拷问此类事件中精神病医生的滥权问题，追问这些医生的道德与法律责任，特别是为泛滥公权力凌虐个体背书之恶。更是提出要设立主诊医生回避、设置独立或第三方复核等措施。(5月11日《南方都市报》)如果再加上此前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救治立法、保护病人的司法救济权利，严格尊重亲属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对于律师介入救助也应当给予有力保障等改进对策，几乎已经为解决这一社会痼疾想尽了一切办法。

不过如果跳出来看看，这似乎是一场“游戏”。对阵双方都知道，无论护士还是消防员，实际上都是正常人，最多是过分较真，用“明规则”（法律）对抗“潜规则”，以个体之力对抗单位乃至政府的某些不义行为，执着于“讨个说法”，而所谓“精神病”云云不过是整人的手段。但是这些东西自然无法明言，于是，大家都围着精神病打转，用口水笔墨浇灌之。无论博弈结果如何，这次系列“被精神病”事件的曝光与讨论，显示出以程序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路径在当下有效，这于媒体和公众而言，恐怕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节日的变化，依环境时代而变，并没有夷还是夏的问题，更没有汉贼不两立的问题，虽然传统和舶来的竞争是必然，但最终都要符合现代语境才能留下来。

中国母亲节达不到标准

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延续，传统节日和舶来节日的竞争也逐渐增多，比如有人提议把孔诞日设为中国教师节，把七夕设为中国情人节等。刚刚过去的母亲节也是，几年前有人提出把孟母诞辰作为中华母亲节，今年又有学者称考证出孟母的出生地，再提中华母亲节之事。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表示，节日的设置远没有这么简单，它有一套完整的仪式编码，通过这种仪式编码设置的节日，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在整个循环往复的时间中所设置的一些重要的节点。

李河说：“在我看来，母亲节还没有达到这一点，比如传统的清明、中秋、西方的情人节，都有相对固定的习俗，大家在这一天做相同的事情等，像是母亲节、父亲节，更多的是一个提醒，使人们能够在忙碌的生活中，在一个社会性的时间点上停下来，享受亲情。”

节日随时代发展不断变化

对于中国人来说，母亲节是舶来品，传统中虽然有很多关于母爱的诗文，也有敬母的传统，但是没有固定的母亲节。那么，是不是需要设立一个中国的母亲节？

李河说：“若是在工业时代之前，国家之间相对封闭，各自独特的节日是区分不同文明的一个标志，重大节日的差别正是文化不同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孟母诞辰作为中国的母亲节是合适的。但如今，我们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不仅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通，节日同样也在流通。再设置一个中国母亲节有点多此一举。”

实际上，现代社会的节日，不仅在传统节日和外来节日上有所不同，节日本身也在消失和补充。在进入现代化之后，宗教性的节日，如观音诞辰等以及和农业社会相关的节日，如24节气等，都在逐渐消失，而另外一些和现代生活相关的节日也会被补充进来。

节日之间适者生存

在一个有历史而又开放的民族中，传统节日和外来节日往往是共存的。但同时也会有竞争，有人提出中国的母亲节、教师节、情人节正是这种竞争的结果。

李河表示，竞争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作为一个有历史的民族，我们需要有节日传承，无论是公共节日还是地方性的民俗节日。同时作为一个开放的民族，对于节日也没有什么夷夏之防，没有汉贼不两立的问题。最终的结果，完全依靠竞争本身，或者只存其一，或者两者并立。总之，最终能留下的，必然是更符合现代性，更贴近人们的生活习惯，这是社会共同体的选择。

所以，节日的碰撞、选择是全球化时代文化流通的表现，不用太过惊恐，这与“以夷变夏”无关。

孟母三迁不适合现代社会

近年来，常有人提议把孟母诞辰设为中国母亲节，这在工业时代之前当然可以，但如今已是全球化的时代，我想这就不必了吧。

更重要的是，孟母诞辰的这个提议本身也有问题。第一，孟母的事迹并不确定，《列女传》、《三字经》等书里的记载多是附会，不是信史，孟母的生日更没有可信度，中国古代的女人很多连名字都没有，更不用说生日了。其二，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孟母？为什么不是女娲？不是孔子的母亲？

李河说：“女娲的问题不用多说，但孔子是圣人，孟子只是亚圣，孔子的母亲年轻守寡，培养出来这么一个大圣人显然更伟大。我们可以猜测一下：孔子是私生子，母亲又年轻守寡，看起来不是那么光辉？似乎有污点。所以，这种选择本身就有封建礼制的影子。再说孟母，孟母三迁，先近于墓地，后近于市场，三迁的理由是丧葬、买卖屠杀之事不能学，要学念书，这本身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现代宣传，会惹出很多麻烦。”

节日的设置要顺其自然

现代社会似乎进入了一个休闲时代，人们唯恐节日不多，如果算上所有的节日、纪念日等，恐怕一年中每一天都是节日。

而且，在今天全球化的环境之下，节日逐渐向轻松、休闲演变。李河说：“比如母亲节，就是一个提醒，提醒人们要注意享受亲情，这其实就很好了，不必对涉及母亲的节日过度阐释，赋予它太多的符号，我们不缺符号，因为再多的符号也无助于拯救世道人心。”

我们有太多旌表牌坊式的文化，文艺作品中对于母亲早就消费过度，这不是现代节日的编码方式。“至于设立‘中华母亲节’一事，我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融合体，老拿一些汉族的人物做标志，既显得很土，又显得没文化。”李河说。

所以，对于节日，不管是传统的，还是外来的，最终都要通过节日本身的竞争完成演变，它的结果取决于是否贴近当代人的生活，是否具有现代性，或者固定下来，或者逐渐消失。如同母亲节，最好顺其自然，等待它慢慢形成自己的习俗，带动更多的人维护亲情、增强交流，就可以了。

《岭上日移》

许钦松　作

近日，由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推出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及其案例研究》“经典名家”系列画册与公众见面，中国美协副主席、广东省美协主席、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成为广东唯一入选的画家。该项目用了两三年时间，在国家层面上集中相关资源，对30名中国画艺术名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首次由我国文化主管部门立项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及经典艺术名家案例的研究项目。国内艺术品市场研究专家西沐提出，许钦松在岭南文化及传统绘画精神的指导下，展现出了一种“大化”山水的艺术气象。

中国山水画精神传统延绵千年不绝，不断推陈出新。21世纪的今天，中国山水画精神需要承载怎样新的内涵？艺术上如何创新？南方日报记者近日与致力于山水画研习创新数十年的画家许钦松展开了一场对话。

1.谈山水画精神

解放后，山水画被赋予表现新中国火热生活现实的命题，红旗、拖拉机等人们改造自然的景物或场面被纳入到山水画创新中

南方日报：画集里你明确提出“大化山水”的艺术理念，有怎样的内涵？

许钦松：从画30余年来，我一直努力创建自己的画风，并逐渐回到了对山水本真力量的追求上。山水蕴含着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恒久精神，我想追寻自然界最原本的那种地老天荒、混沌初开的远古本真面目。山水的恒久精神恰恰提醒人类原始精神的缺失。都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使人类与原本赤着脚、踏着土地从原始中走出来的本质相剥离，产生了各种违背自然的东西。人类开始自我封闭，一方面索取自然的各种资源，一方面与其相背离，人不再是自然一份子，而是站到了自然的对立面。所以，我的“大化山水”试图创造人对自然的“隔岸式”观望。

南方日报：从古至今，中国山水画精神内涵一直在演进，你怎么看待山水写实的传统？

许钦松：宋代大画家李成、范宽、郭熙等人，将中国山水画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他们大多是宫廷画家，画面很有力量，绝不可能只为了自我消遣而画画。好比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气势雄强，一条瀑布飞流直下，让人如闻水声。明清以后，山水画主要是文人解除胸中闷气的手段，有一定程度的消遣和娱乐成分，变成了一种相对狭窄的自我修行，弱化了山水画本应有的精神意义。实际上，岭南画派陪伴着国民革命包括新文化运动，明确提出了“关注现实，注重写生，折衷中西。”这振臂一呼，将山水画家从关注自我的封闭状态中拉了回来。

几千年来中国的山水画精神传统，已形成一条关注现实生活、描绘真山真水的隐线。到了近代，特别是解放以后，山水画被赋予表现新中国火热生活现实的命题，红旗、拖拉机等一些人们改造自然的景物或场面被纳入到山水画创新中，比如关山月的《绿色长城》、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等，都强烈呼应现实生活，获得了成功。

但今天的时代，画家们不能再像前辈画家那样单纯关注写实，他们必须要承担更多精神层面的思考。我认为，当代山水画精神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具有现代审美，二是如何具备当代意识。这就要求我们这一辈人不单要简单地继承传统，还要回应现代人审美习惯的变化。

周虎城

关注南方科技大学已经许久了。

早在2009年朱清时院士刚刚接过深圳市聘书担任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之时，笔者便在本报撰文《让大学改革多一亩试验田》，对南方科大的去行政化试验寄予无限希望。然而，4月29日，深圳有关部门的一纸通知却给“去行政化”试验蒙上了一层阴影：深圳将公选两名南科大副校长，且行政级别为正局级。记得朱院士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期间，便曾多次表示大学应当去行政化，实施教授治校。他亦是怀揣着这份理想在退休之后前来南方科大就任校长职位的。然而，大学改革何其难也，行政化早已深入到大学教育的骨髓，依靠一朝一夕的制度重建果真能适应早已变化了的世界吗？

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在南方科大筹备过程中，朱院士屡次感受到去行政化之难处。你作为高校没有行政级别，但教育主管部门有行政级别，主管领导有行政级别，倘若朱院士不是曾经出任过相当于副部级待遇的中科大校长，南科大的运行想必会更加艰难。行政级别，在中国这是实实在在的物事，与之相联系的不仅是物质待遇，还有用车待遇、乘机待遇，乃至于办事待遇。你是副部级，去局级或者处级单位办事，别人自然客气以待，倘若你没有半点行政级别，迎接你的可能不是热情的笑脸，而是官腔官势。一所大学要想在行政化笼罩的社会中独善其身，难矣！4月30日，朱清时在接受采访时说，南科大虽提出“去行政化”，但如果完全跟政府不对接，也有困难之处。这种困难之处其实是可以想见的，无论是教育部还是广东省都曾经表态支持南科大的改革，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学难免要跟各种行政机构打交道，怎么办？很难办。指望一个南科大一揽子解决中国高校乃至于中国政治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不客观，也不现实。

然而，总是需要有那么一所高校可以来实践教授治校的理想吧，总是需要有那么一所高校能够在去行政化的路径上做一些改革试验吧，如果这一条路被堵死，办南科大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充其量是在深圳多办一所大学罢了，固然有其人才培养的意义，却再无教育改革的创新了。南科大在深圳创办所面临的困境无非是深圳相关行政机构的不完全配合，诸多行政掣肘在或明或暗地发挥作用。这种掣肘并非市委书记、市长的几个批示就能够解决，这是中国官场长期以来形成的施政惯性，强大的惯性让很多自上及下的施政意志难以得到贯彻。政令既然可以不出中南海，也可以被关在深圳市委市府大院而不得落实。这很正常。如今做任何一个改革都会遭遇阻力，光靠着满腔热情和高扬的理想主义旗帜，而不充分估计困难，不想办法应对一个又一个的阻挠者，改革肯定会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最后流于无形，宣告失败。

南科大的改革亦是如此。困难是必然的，但南科大的改革有整个社会舆论的支持，有体制内远见卓识之人的支持，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不可怕，积极应对即可。在非原则问题上能妥协也略微妥协，比如在政府对接问题上，是不是两位局级副校长的聘请必须按照南科大已有程序进行，在学校内部无此级别，而对外则可对等以求办事之便宜？一旦时机成熟，则完全取消之行政安排？

搞改革，不容易。有时只能进三步，退两步。

　　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造访月亮？登月之后，我们下一个遨游太空的目标又在哪里？曾两度担任新民科学咖啡馆主讲嘉宾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绕月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教授，昨晚在世界机器人与自动化大会开幕式上披露，探月之后中国人有望飞向火星。

　　探月卫星“绕”月成功

　　被誉为“嫦娥之父”的欧阳自远以《中国探月工程现状与未来》为演讲主题，对我国的探月工程如数家珍。他说，嫦娥项目分为“绕”、“落”和“回”三个步骤，最终于2020年完成战略计划。据悉，目前“绕”的阶段已经完成，即完成了研制和发射月球探测卫星，突破了绕月探测的关键技术，并对月球地形地幔、部分元素及物质成分、月壤特性、地月空间环境等进行了全球性、整体性与综合性的探测。2013年前后将进入“落”的阶段，即进行首次月球软着陆和自动巡视勘测，主要任务是对着陆区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和物质成分等进行探测。到2020年前将结束“回”的阶段，即进行首次月球样品自动取样返回探测，主要任务是在现场分析取样的基础上，采集关键性样品返回地球，进行实验室分析研究。只有在“绕”、“落”、“回”三个阶段均成功实现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登上月球的计划。

　　月球车将登月探测

　　“中国嫦娥计划的第一阶段，是2007年到2010年能够进入月亮轨道，2010年到2013年实现在月球软着陆，并测得月球表面的各种矿物质以及月球的温度。截至2011年2月28日，嫦娥二号已经测得2.84TB的月球原始数据，并将在不久后公之于众。”欧阳自远说，至于将来嫦娥二号究竟是回归地球还是撞击月球，目前还没有最终决定。到了2013年时，由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月球车，将乘坐嫦娥三号去亲近月球，并完成月球软着陆的过程，进行无人登月探测。月球车是一种能够在月球表面移动的机器人，它将完成探测、采集和分析样品等复杂任务。届时，跟随嫦娥三号飞往月球的探测机器人，将拥有极高的智能水平。

　　在此前的不同场合，欧阳自远已经多次描绘过心中的蓝图——人类一直在寻找地球以外的“第二栖息地”，在地球周围，火星是最适合改造的星球。昨晚，他在演讲中再次满怀信心地说，中国目前已完全具备独立自主探测火星的能力，“在造访月球之后，我们的下一站目的地，将很可能会锁定在火星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近年来，文学期刊在边缘化的过程中也在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办刊指向和读者定位。打开一些文学期刊，我们发现淡化文学性的痕迹渐渐显现，创刊以来一直注重纪实文学的《当代》更加强调了非虚构的篇幅，而《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也在努力开辟一些栏目在谈论历史、钩沉往事、访谈名家、追寻文化记忆，作为虚构的小说篇幅反而在减少，以往那种小说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而读者的阅读兴趣也从小说转向这些非虚构的栏目。

文学期刊：从“窗口”到“堂会”

文学期刊不仅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辉煌的业绩，在中国传媒史也不可忽略。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确立文学的灯塔、匕首、投枪的功能，也确立文学启蒙的历史地位。文学期刊在一个图书出版周期漫长的时代里，因其出版周期短，扮演的角色也是多种的，承载的使命也是繁重的，尤其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的中国，由于媒体欠发达，报刊数量少而发稿程序复杂，文学期刊的高频率和审稿程序的简约让它一度充任了媒体的角色，文学期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和空前绝后的发行量。那时文学期刊的媒体特性也非常明显，当时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发表后，让《十月》洛阳纸贵。虽然小说探讨的只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爱情在我们的生活中要不要有一席之位，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要拿出来谈论，恐怕要笑掉牙。但要冲破禁欲主义的禁区，还是需要作家大声疾呼，可见那个时候的文学期刊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电视的普及、报刊的快速增长，媒体社会已经形成，文学期刊发行随之急剧下滑，但由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基础深厚、文学读者人数庞大，文学期刊虽然退出了大众传媒的视域，但在文学的粉丝那里仍有足够的市场，文学还是能够成为了解中国社会尤其了解中国文学的一扇窗口。掌握中国文学的发展，观察中国作家的动向，是必须凭借文学期刊的。

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期刊再度边缘化，不客气地说，一些文学期刊渐渐变成了堂会性质，大多数的刊物发行量在几千册，那些传统的文学读者也只是借助于《小说月报》来重温当年的文学热。随之而来的是刊物的评奖热，但这些评奖有点自娱自乐的性质，自己评，自己得，少数人评，少数得，变成了没有观众的堂会秀。而原先认为文学期刊是文学新人跑道的神话，在网络时代也被无情地粉碎。姜戎、慕容雪村、郭敬明、安妮宝贝这些影响着当下文学阅读的作家几乎没有在文学期刊发表过作品，迅速成为读者喜爱的作家。而那些在文学期刊频频露面并频频领奖的作家新秀则无人问津，文学期刊这个窗口的功能亦已丧失，因为从这里已经看不到文学发展的全貌。

虚构文学：光环消退是必然

文学期刊这30年的风云变幻，从峰巅到谷底的体验，让很多办刊人反思文学期刊和文学的出路，因为一个缺少足够受众的载体，政府再重视，再重奖，最后也难逃脱一种“非遗”的命运。而文学本身是有足够生命力，文学期刊虽然衰落了，但文学网站异常繁荣，文学读者虽然减少了，但一些作品网上的点击率超过了文学期刊最盛时期的读者参与量。

《收获》是最早开辟专栏的文学期刊，1988年，余秋雨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教授时，《收获》最早为其开辟了《文化苦旅》的专栏。“文化苦旅”兴起的大散文或文化散文的热潮至今仍未消退，也揭开了中国畅销书的序幕。但在80年代的文学期刊的拼图里，散文是不受重视的，散文是比诗歌还要不受文学期刊的待见。一般文学期刊的设计是这样四大块，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小说是重中之重，小说必须是头条。有些期刊也发一发报告文学，但那时的报告文学基本是问题性的，到90年代央视有了“焦点访谈”之后，这类报告文学基本没有了市场，一些刊物的报告文学基本成为歌功颂德或创收的栏目。文学期刊对报告文学的歧视，实际源于一种虚构的崇拜。这种虚构崇拜在1985年的文学寻根热时达到了顶峰。当时不仅对纪实类的文字排斥，甚至对写实性的小说也时有微词。抽象、符号、变形被视为审美的最高境界。文学期刊在这样的审美思潮影响下，也常常把非虚构作为非文学的元素。

《文化苦旅》在当时并没有受到人们的热捧，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文化苦旅》属于非虚构类的作品，按照文学期刊的划分法，该属于游记类文字。在崇尚虚构的年代里，余秋雨没有获得足够的荣光。进入90年代以后，余秋雨因《文化苦旅》成为大众明星，而他的纪实性、打捞历史的文字也是对崇尚虚构文学风尚一次有力的去魅。

而文学本身的神秘化和神圣化来自于虚构的魅力，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这样描述虚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里从时间空间的两方面来言说虚构的“神远”，这种“神远”按照韦伯的“去魅”理论其实是一种“魅”，是神秘莫测的。但进入新世纪时候，虚构的这种魅力在慢慢淡化，网上那些漫无目标的虚构，尤其是那些无厘头的穿越更让虚构变得不那么神秘。加之一些电影大片和网络游戏让虚构变成可以触摸的现实图像，人们对文学的虚构世界渐渐有些冷漠。对一些真实的历史和非虚构的现实，更加情有独钟。《明朝那些事儿》是一部近年来广受欢迎的网络小说，原因在于作者用今天的视角来解读历史，如果用虚构的方式来写作一部历史小说是很难获得如此多的读者认可的。

在这样的情景下，我们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等文学刊物上读到了李辉等人的文化钩沉，也看到一些文化名流的回忆追述，当然也有慕容雪村的便衣潜入到传销组织的卧底实录，无论是文化史实还是传销实录，一个重要的特征都是非虚构，都是可以找到现实依据的文字，而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这是对流行多年文坛虚构神话的彻底颠覆。

文学期刊的这种“去魅”的办刊指向，一方面是适合读者的阅读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实用主义社会的价值折射。当理想和信仰在场的时候，虚构是具有魅力的，假的也会变得真实。当理想和信仰缺席的时候，再华丽的虚构也随之变得空洞，人们在阅读时需要的是实感、实用和实际。

想象力：民族创造力的基础

当前文学期刊的纪实、文化怀旧、真人秀倾向，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文学期刊的中老年化特征，因为在年轻的网络文学作家里，虚构不仅“思接千年”，“视通万里”，作家能够大胆想象虚构，而且穿越时空，古今同台，历史与现实对话，未来也与现实对话。年轻一代开启的穿越写作，是想象力的大解放，也是虚构主义在网络新平台的大狂欢。而文学期刊那些新设的文化意味较强栏目，多半是回忆性的文字，而忆旧正是老人的思维特性，也就是说传统文学期刊的读者正步入中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