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年，“国学”一词似乎被人请上神坛又推进沟壑，“大师”一词给人几多崇敬又几多迷惘。

因央视《百家讲坛》走出书斋走进百姓生活的清史专家阎崇年因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身陷“悬赏门”，他以“一字疏误视作羞、一句错断引为耻”自勉，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挑出一个错，奖金一千元”，孰料山西大学副教授白平竟前后发现该书“错误”690处，要求获得奖金69万元。

曾被誉为“国学奇才”的18岁少年孙见坤被报道10年间阅读了2000本古籍，可出名总是伴随着质疑，关于其文章抄袭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一波三折、高潮迭起的“破格录取”也一度沸沸扬扬。

人们不禁要问“国学”怎么了？学术究竟是束之高阁的典籍，还是名利双收的工具？恐怕学者在其中应该担当的责任以及如何担当，这问题不可小觑。

我们不妨简单回头看看，前些年随着传统文化热潮的兴起，《百家讲坛》、《文化中国》等一系列节目受到老百姓的推崇和喜爱。我们很多原来在书斋里搞学术的学者，走上电视、网络、报刊，甚至不惜纷纷“亲自”走向全国各地去宣讲，以自己的所学、所研究、所获得，向百姓普及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庆幸和欣慰的。但是伴随着这些学者走向媒体，走向大众，问题也接踵而来。

第一，我们很多的学者满天飞，再也沉不下心来研究什么，天天在外开讲，早就顾不上作学术还需坚持严谨之风，文化知识的普及更应严谨。

因为年代久远，我们的祖先总结并流传下来的很多智慧、思想、文化已经随历史的流逝，其面孔一同模糊在时空的深远处。如果没有科学严谨的态度，务实的学风，很容易把我们传统中一些精髓的东西从历史渊源中割裂开来。

胡适与顾颉刚说过，“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吸引而出，断不会凭空无因而至”。

中国的文化及其思想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而且自古以来，中国对文化的传承与研究，都是非常注重保存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说中国很早以前就有重视训诂的先例。《左传》即有“夫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等训诂文字之例。东汉郑玄、马融、许慎等古文大家便先后殚精竭虑，以训诂方法遍注五经。至宋代，朱熹将“格物致知”阐释为“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发展到清代有朴学。到了近代，更是有了“整理国故运动”。如胡适所言“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

我们作学术，是为了挖掘其思想，有利于其传承。所以，我们在挖掘其思想之前，必须弄清楚其本来的面目应该是怎样。我想，这是我们学术研究者的本分、职责，也应该是我们的良心。

第二，“食古不化”或“食而不化”也不是我们学问人的理想与追求，学者还应该走出书斋，寻找适当的形式和时机，将学术普及于众。

在当代，我们不乏学术作得非常严谨、成果累累，依然故我的杰出学者。更不乏学术研究平平甚至根本不及一提的所谓“学术明星”，他们在媒体中叱咤风云，在老百姓中粉丝甚众。

前者在拼命研究传统的时候，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学者，还有经世、教育、普及的职责。而后者在拼命普及中国传统的时候，忘记了自己首先应该是个学者，应该严谨求实，而不是信手拈来、且拾且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穿上西装就很儒家，穿上休闲装就很道家”这么简单。西装和休闲装是西方的东西，孔老夫子、老子生活的年代，连西方都还没有这些服装。

所以，有时候缺乏严谨的治学精神很荒唐，虽然普及了知识，但是却在人们心目中种下了错误理念的种子。而我们另一些学者对这些却嗤之以鼻，或不闻不问，继续坐在自己的书斋里，做着一种孤芳自赏，或者只有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能够自娱自乐的学问。

画家范曾与收藏家郭庆祥的名誉权官司引起公众和业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提起打官司，旧时国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你说它是恐惧也好，厌恶也罢，反正是很少有人诉诸法律，争个是非曲直的。今日中国打官司者则越来越多，这标志着人们的法律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但是，这种法律公正意识的提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个经过反复才能渐次提高的过程。像当下一些文化官司，就有个对界限的认识不清问题，如诽谤与批评的界限，再者亦牵涉到艺术的理论、政策与为人的道德修养、境界，不是某条笼统的法律条文便能圆满和妥善解决的。就范与郭的这场官司而言，其胜诉抑或败诉，它对中国美术评论乃至整个中国文艺评论、文艺创作会产生什么影响，是不少有识之士所为之关切的。因为，兹事体大，关乎到文艺发展的走向，断断不可等闲视之。

“流水线作业”现象的产生与我们当下的文艺批评绵软乏力不无关系。文学艺术的发展能否保持健康良性的态势，文艺创作能否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文艺批评攸关系之。而现在文艺批评的不景气是不争的事实，有人称美术批评处于“死水微澜没有学术争鸣的温吞水状态”，我以为是切中肯綮的。君不见，不痛不痒、溢美隐恶的评论，比比皆是，“有的艺术批评更是被金钱和利益‘绑架’，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像是个“跟班儿”的。批评家成了表扬家，极尽能事地唱赞歌，甘做“吹鼓手”，而生怕得罪了谁，以至于对咄咄之怪事居然鲜有人以为怪。由此看来，批评的环境若继续恶化下去，追求高品位艺术境界的艺术精英必将日渐稀少。惟其如此，像郭庆祥这种有文化担当之责、敢于“亮剑”、针砭时弊的批评家方愈显难能可贵。真正有力量的批评，就应当表现为对文坛正义的维护，对偏离文艺发展正确方向的错误取向的匡正。“眼里不揉沙子”，哪怕是面对“大师”也照样“口无遮拦”地直言，这是对文艺批评基本功能和效用的坚守。文艺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很大程度上也恰恰就在于这样的坚守。

文化的规训力量来自有根有据有见解的深度批评。其实，批评即创造，批评不仅是文化建设的动力，而且批评本身就是创造性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唯有观点鲜明、是非明确的批评，唯有“逆耳忠言”，才能使人警醒，才能助推文艺创作向前发展。真正有艺术信仰、不负丹青的画家，面对批评当虚己以听、反躬自省，这不只是个人胸襟、气量、境界的事儿，也关系到营造一个开展正常文艺批评的良好环境的问题。

范曾与郭庆祥对簿公堂，若能在法庭的公平秤上使是非曲直得以明确，那么，这场官司对文坛正义的伸张，对丑恶现象的抵制，当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反之，追求真善美境界者便可能成了灯火阑珊处的踽踽独行者，那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是当代文学艺术深入骨髓的悲哀。“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及时的振聋发聩的文艺批评必将重获尊严，展示出应有的力量，而那些具有中国气派、时代精神的艺术精品，也必将于滚滚红尘中彰显其生命力，经得起恒久时间的检验。

2011年春季艺术品拍卖即将在中国艺术品市场拉开帷幕。欲知新一轮艺拍行情，看看各大拍卖公司征集而来的拍品规格便可略窥一二。由苏州过云楼旧藏并收入《过云楼书画续记》的“元四家”之王蒙《稚川移居图》即将亮相北京保利2011春拍，高达2亿元的拍前估价惹来遐想纷纷。要知道，去年以4.3亿元开启中国艺术品“亿元时代”的黄庭坚书法《砥柱铭》，拍前估价也不过8000万元而已。

不想近日海外多家媒体披露了的一则消息却为近年来中国艺术品拍卖的火热势头浇了一盆冷水：去年11月在英国以5.5亿元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纪录的那只乾隆瓷瓶一直未付款。疯狂的拍卖成交金额背后，诚信危机仿若一个巨大的黑洞，随时可能吞噬眼前的美好。

拍而不付酿笑话

去年11月11日，英国班布里奇拍卖行接受私人遗产小拍，一只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被一干中国人哄抬到5160万英镑（约合5.5亿元人民币）成交，刷新中国艺术品拍卖纪录。可惜，这桩令人亢奋的大生意竟然在几个月后跑了单。自今年2月起至今，英国《金融时报》、英国《每日邮报》、美国彭博社等多家媒体相继报道：拍下天价花瓶的买家未付款，花瓶仍在库中保管，并面临着二次上拍的命运。

“好大一个笑话！”“让他们留个坏名声去！”……这是记者在海外网站上看到人们对这则报道给出的评价。竞拍而不付款，天价瓷瓶的遭遇也不是第一次，类似事件对中国买家在国际拍卖场上的形象落下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诚信危机怎么解

“中国买家是到了反思的时候了！屡见不鲜的阔绰出手背后，有多少理性的成分，又有多少争面子的冲动？”上海书画院前院长、艺术家江宏感叹。

回放天价瓷瓶的竞买过程，看得人瞠目结舌：“一时间房间挤满了几百人，绝大部分是华人，不少人是‘打飞的’赶过来的。其间，拍卖槌被拍卖师敲碎，委托人之一曾一度因休克被抬出拍卖现场。”世界对于中国买家更近一些的印象来自3月下旬苏富比拍卖行在纽约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一件估价仅为800-1000美元的民国仿乾隆粉彩瓶最终以1800.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8亿元)成交，成交价是估价的22500倍。

收藏家马未都在博客中描述：“拍卖现场挤满了热情奔放的中国人，所有委托竞拍的电话线都占上了，能抢上一部现场电话都算幸福。拍卖一开始，加价都以百万美元计，大呼小叫，老外们马上没了声响，只剩下中国人英勇奋战。”“鲁莽”、“不差钱”、“匪夷所思”……近年来这些词汇怎么成了某些中国买家的代名词？

“海外拍卖场上但凡出现中国艺术品，价格都像坐上火箭般一路狂飙，但事实上，很多拍品根本值不了这个价。于是，当买家事后感觉拍得贵了，索性一走了之，不付账就是。”江宏告诉记者。

江宏解释道，这种出尔反尔的过家家心态或许来自海外拍卖的“零风险”，支撑交易的不是保证金，而是信用。“中国买家在海外拍场上赢得了惊叹，却丢失了敬佩！他们自以为钻了空子，保住了真金白银，诚信危机却在制造一个更大的黑洞。”

据了解，在国外，商业诚信是普遍共识，作用举足轻重，一套行之有效的“黑名单”机制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买家一旦违约，个人的诚信将受到怀疑，由此波及的可能是你全部的事业和生活。一家国际大拍卖行就曾发生过这样的故事，一位买家竞得一件艺术品后因经济问题无法按时付款，最后连保险、银行等都拒绝为他提供服务，导致此人自杀身亡。

在江宏看来，艺拍时的竞价应该理性，对拍品要有一定的了解，对价位心中也要有一杆秤，否则不是成了冤大头，就是以损害诚信作为代价。

中国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从1983年起步至今,一路飞速发展,不仅见证了社会的巨大变迁和观众审美取向的变化,更成为中国人精神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然而,近年来随着电视新闻节目的崛起,电视剧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大餐”占据了荧屏的重要时段,再加之其他节目类型也在不断制造着收视“热点”,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生长空间受到了挤压与挑战。另一方面,综艺娱乐节目本身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内容不断丰富,形式日趋多样,给人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

如何看待综艺娱乐节目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近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发布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2010(首卷)》为我们做了系统梳理和详细分析。

从单一到混搭——娱乐理念日渐加强 优势资源日趋集中

“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经历了从以歌舞为主要内容的单纯的文艺节目,到集文学、歌舞、曲艺、戏剧、杂技等多种艺术为一体的综艺节目,再到如今将游戏、竞技、才艺比拼、访谈、选秀等多种元素与形式混搭融合三个阶段。”电视艺术发展报告这样总结。

从《同一首歌》等歌迷联欢性的歌会节目,到《星光大道》等才艺选拔节目;从《快乐大本营》等娱乐游戏节目,到《幸运52》等益智互动节目,从《传奇故事》等讲述类节目,到《我爱记歌词》等群众参与的歌唱节目……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文艺编导系主任关玲说:“这些节目广泛地整合了各种电视艺术形式,大量采取参与性方式,使娱乐理念更加强化,成为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制作理念的突出特点。”

湖南卫视的老牌综艺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2006年改版后重新焕发活力,新创谈话类节目《天天向上》将主持群、综艺环节、观众参与等元素整合起来,获得许多观众的青睐;浙江卫视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打造出了以《我爱记歌词》为龙头的系列群众歌唱类节目群,其规模化的集群效应表现出较强的节目制作实力和效率;江苏卫视则主打“幸福”品牌,《我的笑星我的台》、《周末不加班》、《谁敢来唱歌》等均获得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关玲认为,在省级卫视的积极参与中,全国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优势资源日趋集中,呈现出大制作与产业化运营的特点。这种迅猛发展和激烈竞争,使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推陈出新成为一种常态。

创新意识匮乏——越“跟”越不像 警惕庸俗化倾向

高速发展的同时,问题随之而来。

由于市场法则的影响和对收视率的盲目追捧,不少综艺娱乐节目陷入了抄袭、聒噪、审丑的迷途之中。“在这些问题中,创新意识匮乏尤为严重,‘克隆’现象已成为综艺娱乐节目的致命伤。”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国电视》杂志高级编辑陈芳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些年来,中国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生产,几乎都遵循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律:欧美韩日首创——港台移植——国内‘星火燎原’”。

陈芳认为,目前全国综艺娱乐节目中的“婚恋热”最能说明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省级电视台彼此模仿、复制的“婚恋”节目就达30种之多。仿来效去,只得其皮毛,未获其精髓,结果越“跟”越不像,越“学”越走样。

中国传媒大学副研究员张国涛表示,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刚起步的阶段,学习借鉴港台和国外的一些节目样式无可厚非,但一味模仿、不思创新,则只能走入死胡同。“借鉴不等于抄袭,结合国情进行‘本土化’改造,才能真正制作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和中国观众收视要求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

“缺乏人文精神内涵,时有庸俗化倾向出现,也是电视综艺节目必须警惕的问题。”电视艺术发展报告指出。有些文艺晚会追求超豪华制作,给人以形式大于内容之感;电视文学节目日渐萎缩;各类婚恋交友节目尽管带来诸般人生态度的碰撞,却出现矫揉造作甚至人为编造的成分,实有拿情感当娱乐搞笑之嫌。

张国涛说:“综艺娱乐节目就其特性而言,理应包含观众乐于接受的轻松与愉快,但娱乐性并不等于文化的缺失、道德的沦丧,更非趣味的低俗。综艺娱乐节目必须注重坚守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审美取向,担当社会责任,坚守道德底线。”

亟须理论鼎力支持——过于侧重实践 缺乏创新前瞻

解决中国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发展问题,需要的不仅是业界的自觉坚守,还有理论批评和学术研究的鼎力支持。

电视艺术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理论研究在整体上能够紧跟热点,并在热点中挖掘深度,做到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综艺娱乐节目研究的中国学派建设上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在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理基础、理论创新、理性借鉴西方理论、独立的批判精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陈芳列举了一组数据:据国家图书馆统计,2005-2009年,《人民日报》等九家主要报纸的相关报道只有81篇,《中国电视》等13家期刊相关理论性文章总数不过149篇。

张国涛认为:“理论缺乏创新性和前瞻性,过于侧重实践研究,学术界普遍缺乏坐下来扎扎实实研究的精神和态度,这是中国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选秀类节目,从《超级女声》开始至今,研究已有5年之余,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但基本集中在实践制作层面,倾向于引用接受美学理论、符号学理论、结构主义等在国际上受到关注和认可的理论进行阐述。

“清楚地认识问题之后,重新整装出发。随着中国学者的努力,中国综艺娱乐节目的研究将更加繁荣与成熟,为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发展产生更加有益而深远的影响。”陈芳如是说。 （本报记者 李 蕾）

周泽雄

“我很反感‘国学’这个词，那是过去针对‘西学东渐’而提出的，所以你们在我的书中看不到这个词。国学作为学术不可能热，哪有‘学’热的呢！只能叫传统文化热。”在推介新书《中国智慧》时，易中天先生如此回答记者关于“国学热”的提问。说得太对了！虽然我并不反感“国学”这个词，我只反感“国学热”这个现象。是否任何一种“学”都不会“热”，我不敢断言，但“国学”不会“热”，我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口。

一幢百年老宅倘若热起来，意味着什么呢？最可能的答案是：老房子着火了。国学亦可作如是观，只要我们承认那个“学”字等于“学术”或“学问”，再结合识得繁体字的国民正与日俱减的事实，我们就得同时承认，国学的门槛正在日益增高，它越来越成为一种静穆且专业的学问。

“国学热”是一个背逆人文自然的现象。依我看，只有借助某种偷天换日的方式，将其中“学”的成分最大限度地稀释掉，人们才可能见识到某种国学热的“伪形”。常见方式有三：一、把学术问题运动化；二、把学术问题时尚化；三、把学术问题偶像化。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还在读小学三年级的笔者，就见识过学术问题运动化的路数了。在名为“批林批孔”的运动中，我们这些连孔丘与仲尼都无力辨别的小孩子，竟然被唆使充当了“砸烂孔家店”的急先锋。我还记得当时唱过的一首歌，歌词是：“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耍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要复辟。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要狠狠批。”今之国学热，虽然方向不同，由批孔改为尊孔读经，但操作原理并无二致：借助广泛的舆论咋呼和社会动员，不求实质裨益，但求以势夺人。今日咿呀读经的小学生，与昨日咻咻批孔的红小兵，唯一的共性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都是一种道具，以满足那些社会运动家的奇特癖好。

学术问题时尚化与学术问题偶像化，乃是同一战略的不同战术应用。在“国学热”的鼓噪下，说来可悲，我们连些微学术成果都不曾听说，所见无非这里矗起了一座孔子像，那里立起了一座老子像，某个大学开设了国学班，某个组织以“剪刀加糨糊”的方式编辑了一套超级国学丛书，某个开幕式上出现些可疑的古典元素。在考察国学热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经济喧阗甚至还多于文化折腾。作为学术的国学尚在原地踏步，以国学名义拉动的地方GDP，或许已成果斐然。

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大师，公推“五四”及民国诸贤。拿前贤在国学问题上的胸襟见识，烛照今日浪言国学之衮衮诸公，我们还可能被两者间的强烈反差，气歪了嘴。人们经常提及钱锺书《谈艺录·序》里的一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同样的意思，王国维先生早著先鞭，他在自己26岁撰写的文章《叔本华像赞》里，已有“人生如轮，大道如轨。东海西海，此心此理”的卓见。若非《叔本华像赞》晚近才被发现，人们或许还会疑心钱锺书涉嫌抄袭呢。

事实是，前贤由于站立的高度相近，他们面对国学的态度也容易趋同，他们一致认为：今之国学非昔之国学，国学虽是一国之学术，国学研究却唯有以一种统摄中西的超凡眼光，方有望别开生面。换言之，把目光专注于国学本身，以为但凭读经诵典即能重振中华文化，若非急功近利，则属腐儒陋见。

王国维当年为《国学丛刊》撰写的发刊词，几可视为对今日国学倡导者的正面棒喝：“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作为学术的国学，注定是静穆的，其价值也只有在静穆的书斋研习及“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中，才可能显现一二。至于弘扬民族文化，固属吾族吾民的煌煌大义，但那显然不可能经由社会动员的方式得到改善。尝见一国学热的倡导者，在谈到“传统国学的当代价值”时，以一种超学术的态度声称：提倡国学“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以夸诞不实的宏大意义代替求真务实的学术论证，乃是江湖术士的老套惯技，王小波还曾撞上把耍猴视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的卖艺者呢。说到对传统文化的信守，台湾人远比大陆做得好，依这位国学大仙的见解，难道这竟然意味着，台湾人将会比大陆人更快地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倘若国学热的发动者多是些说话托不住下巴且时刻准备把学术与政治强行嫁接的家伙，我辈对他的态度，就不仅仅是鄙夷了。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