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



 
编者按
 
3月23日,日本核电站事故发生不久,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了“核安全与社会协调发展”高峰学术论坛,会上,各个领域的学者专家都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他们从各自专业角度谈及自己的思考,并表达出对中国核电发展的担忧:中国核电安全程度有几何?需要为核安全作什么准备?今天的技术能否充分保障核电站的安全?我们为核电站作了全景思考和规划吗?本报刊发其中一些发言以飨读者。
安全理念要有转变
 
□何祚庥(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温家宝总理不久前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我国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很及时,我很认同;而且我认为不能把国务院的决定简单化,必须严格地从核安全、核政策、核资源、核价格等各方面进行重新评估。
我首先反对国内相关人士说的“中国比日本安全”的观点,他们仅从国内现有的技术和自然条件去论述中国核电都很安全,这没有说服力。其实日本出现事故的原因,首先因为是9级地震,又引起了大海啸。如果这一地震事件出现在中国,中国现有核安全措施能否抵御这样的事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些人对事故引发的后果不够重视。
这是核安全理念认识不清的问题。核安全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一旦发生核泄漏,不仅仅是死亡人数的问题,而是影响多少年的问题。现在有些人拿小轿车年出8万人死亡事故和核泄漏事故去比较,认为不能因此就不发展小轿车。这完全比喻不当。因此,现在急于表态说中国核电是安全的言之过早。
一如国际上对核安全非常重视和不断改进,同样的,国内对安全的认识也是要逐步演进的。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现在奉行的核电大发展的方针是否正确?核工业集团推行的理念是,每一个省至少建一个核电站,这样的思维实在很成问题。
相关部门不应当掩盖问题,而要更多地公开信息,我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资源。国内现有资料说中国的核电可以用3000年,但这一数据的根据是什么,没有更详细的公开和解释,并没有说清楚可支持多少千瓦。如果只支持一个千瓦,那可能可用上几亿年。现在公布的数据其实是故意回避,其实是想忽悠社会公众。
二是成本价格。众所周知,核电站投入很大,但现行的核工业集团的售价不算太高。原因在于没有将未来投入极大的核燃料后处理的闭式循环费用计算在内,也没有将核废物处理和填埋费用计算在内。只“象征性”地“预留”了“装点门面”的“乏燃料后处理”和“核废料嬗变和填埋”的费用,这一大笔费用实际上相当于要让子孙们去“还债”。更令人担忧的是,后处理需要多少钱,现在没有明确的数字,至少老百姓不知道。
第三是核安全问题。许多问题相关部门都没有足够重视。这是因为相关人士的安全理念存在很大问题。这次日本核事故发生后,再次提醒我们最急需转变的是安全理念。
国务院下达重新评估核电站的指令非常好,我从来不反对核发展,但是现在国内即将建多个核电站,几乎是一个省一个,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应当是按需而建,不是为营利而建。现在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大跃进式地铺摊子。
我曾说过核能源是清洁能源——尽管这一观点许多人不认同,但需要在这个观点上加一个“大大的注释”,即不会泄漏的核能源才是清洁能源,否则就是超过任何能源的污染能源。
建立一支多层次的防核泄漏专业队伍
 
□戴凤秀(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专家组研究员)
 
日本9.0级地震,关联性很强,不仅引发了海啸,而且还引发了核泄漏,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灾害。这次灾难确实给人类社会很大震撼,使人们认识到即便是日本这样发达的国家,在灾难面前也十分脆弱。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我们从这次日本巨灾中,吸收和借鉴其什么经验,如何把我们的核能发展好、利用好,以及一旦遇到此类灾害如何及时应对和防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面临着“高风险社会”的挑战。中国最近几年城市化进程和日本很相似,在“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城市群的概念。城市群意味着在少数地区聚集大量人口。人口聚集性高密度社会同时承载的风险也极大。这方面已有许多教训。不仅是日本,韩国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问题。中国今后在进行规划的时候,风险意识应该越来越强。由此,我认为应该做好三件事。
第一,要重新考量,调整核能发展规划。现在我们也出现了核能热趋向。许多地区受极端利益主义的影响,追逐建核电站。核电发展应兼顾国内的地理特点,不能都建在东部沿海一带,也不能每个省都要建设。应当讲究时效,要因情、因地制宜。有的省份适合发展风电,如甘肃等省;有的省适合发展煤电,如山西、内蒙古等省区,不能一哄而上。
第二,要强化防灾,尤其是防核泄漏知识教育。提高国民的防患害意识。常怀忧患事业兴,粉饰太平患害生。这次日本遭受巨灾,经济损失极大。由于日本平时对防震灾教育到位,日本人的防范理念和心理准备较好,避免了社会混乱。
而国内在这方面很欠缺。“盐谣”,导致全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抢盐”,这是个笑话。也说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教育。常思患事业宽,意无患祸害联。因此,必须把防灾教育摆到一定位置上,重发展利益更要注重社会性整体素质教育。一旦遇到灾害,才能做到人心不慌,社会不乱。
第三,要统一建立应急专业队伍,全面提高应对核泄漏处置能力。随着国内核电事业的发展,全国应统一组织,科学建立由各级政府应急处置力量、国防动员力量、部队与武警力量相协调的防核事故联合救灾力量。按照军地结合、国家和核企业结合、专业队伍和社会力量结合的原则,组织好、装备好、训练好防核泄漏专业队伍。
这支队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专家队伍。国家要有,各已建和在建的核电站也要有;二是专业应急队伍。每个核电站都要有一支适量的防核泄漏队伍,做到装备要配套,训练要有素,一旦发生核泄漏,要用得上,过得硬;三是国防动员系统应急处置专业队伍。在核电站相邻区域,都要建立一支国防动员专业队伍;四是部队防化专业力量。根据核电发展规划,军队应统一组织一些防化部(分)队进行专题训练,配好装备,统一调用,对口联防;五是社会力量。社会各方面的防灾救援力量要统一调整,统一使用,一旦发生核泄漏事件,协调联动,合力应对。只有把各方面的力量都调度好了,才能科学应对,防患灾于未然。
核安全问题,公众立场尤为重要
 
□杨舰(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日本福岛的核电站事故,让我们想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今天的技术能否充分保障核电站的安全;二是技术上谈论的安全性是否等于现实中的安全性。
日本福岛核辐射的发生是因为今天日本核电站安全保障的技术水平不行吗?日本福岛核电站在安全保障方面诉诸了日本当今最先进、最完备的技术手段了吗?显然都不是的。
美国三里岛核事故的发生不是技术设备的问题,而是操作问题。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也有同样性质的问题。
有专家提到了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是否应由核电集团主导,也就是说由企业主导的问题。日本这次核事故的发生,日本国内的学者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长期以来,日本核电事业的发展由企业主导的性质也是很浓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企业在落实安全保障的问题上,是否会不计成本地开发和使用最好的技术?谁都关心安全,但在对待安全问题的态度上,企业和公众显然是不一样的。
这次日本的核事故发生后,一开始仍然是东京电力方面出面应对。但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那是行不通的。于是政府出面,把权力接管过来。当然政府也聘请了专家,但据说有些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就是东京电力的代言人。于是有了解情况的日本学者提出,让这样的人出面来代表公众的利益,我们不信任。
这次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一个叫做“日本科学者会议”的科学家组织很快就站出来发表声明,指出尽管目前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一同成立了事故处理的对策本部,但东京电力方面刻意隐瞒事实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他们要求政府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依靠专家(而不是少数企业的代言人),首先需要做的是迅速、毫无保留地向专家们公开反映事故现状的原始数据。他们要求政府更好地借鉴三里岛事故的经验教训,更加科学地组织好事故处理和居民避难的问题。
他们还要求政府在此次事件结束后,从原子能政策、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对目前原子能开发和利用中的企业主导所带来的核安全问题进行彻底反思。不能只是站在企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涉及到核安全问题,公众立场尤为重要。
核电有优势,但不能大跃进式发展
 
□周明胜(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
我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86级的,专业是核燃料循环与材料。因为跟与核相关的几个集团有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交流,对核能领域了解得比较多。
从我了解的情况看,目前我国核电建设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因为能源的需求和节能减排的压力。核电有一个特点,就是高投入高产出,前期建设成本比较高。如果一个100万千瓦的核电发电机组要投入110亿元左右,那么有一半左右就是用在安全的费用上的。建成发电以后,核电的燃料元件费用只占总收入的13%到15%,而煤电达到50%左右。
现在核电发展较快还与太阳能发电、风电不稳定有关,这两种能源很清洁、很好,但整个社会的用电量对稳定性要求非常高。比如,2009年甘肃省曾经到清华去探讨合作,以求解决他们风电的稳定性问题。他们现在大力发展风电,但风稳定性很差,时大时小,如何解决电网的稳定性是很重要的问题。
从国家长远来看,我认为核电行业应该稳步发展,不能大跃进。安全是第一位的,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良性循环,整个社会才能进步。
目前,我国民众的科学素养跟日本比,确实还有明显的差距。我们系两个博士生前些天从日本仙台回来,系主任很重视,专门和他们聊了聊,才知道他们所在的日本大学的教授已经正常搞科研了,基本恢复常态。所以,对民众进行科普,提高科学素养是很有必要的。
人类需要枕着一个“炸弹”睡觉吗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关于核电的成本问题,我认为不可少算的一项是核垃圾,其处理的成本,是一个确定的数还是一个不确定的数?有些核垃圾要放很长时间,甚至长达1万年。如果要租一块地放核垃圾,放10年的租金可以算出来,放50年的租金也可以勉强算出来,放100年就不好说了,要放1万年这是多大的一笔钱。如果把这个考虑进去,核电未必是赚钱的买卖,是得不偿失的。
而且核电的风险性显而易见是很大的。由于操作不当它会产生问题,甚至泄漏。即使操作得很好,运行得很好,遇到天灾也会产生问题。我还有一个假设,即使没有天灾,也操作得当,运行得非常好,运行1000年,那它还有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垃圾的问题,其垃圾会不断地产出,要永远地放在那儿,这就相当于在地球上放了一个毒瘤。
另外,它要释放热量,就相当于我们在地球上凭空多放了一个太阳,肯定会对我们的生态造成影响。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家乡建的核电站,只是把海水的温度提高了4度。似乎说影响不大,这怎么会没有影响呢?
国内现在运营的核电站是7座,正在建的是11座,筹建的25座。分布在大江南北。这件事让我不可理解,为什么要发展核电,发展核电做什么?最直接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要用电,要发展。可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因迫使我们一定要用核电去发电?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枕着一个“炸弹”睡觉,甚至是把这个“炸弹”放在火炉边上烤着睡觉?
从我的专业角度,我是这样考虑这一事态的发生及发展的:我们现在仍然在很多时候保持着对以往的科学共同体的认识,即认为科学共同体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它的任务就是生产知识,也常常认为科学共同体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它不仅仅生产知识,而且拥有很高尚的情怀,很伟大的道德,它要为人民造福,为人民谋利益。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科学共同体在当下这个时代首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首先要维护自己的生存。所以,假设核电专家关于核电要打一个评估报告,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说这个核电如何必要、如何安全、如何清洁;另一个是论证这个核电如何不安全,如何不清洁,如何有危险,不应该发展核电。这两个报告导致他们自己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是成为整个经济的中心,因为国家大力发展核电,他个人的地位很快大幅度提升,而另外一个报告会导致报告者被边缘化。
如果科学家只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凡人,他会打哪一个报告呢?同样的参数放在面前,他要朝哪个方向建构呢?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要研究的问题。这时就要考虑了,所谓发展到底是谁的?真的是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发展、人类的发展吗?我认为在这种时候,常常是科学共同体自身的利益在起作用。
核电发展不会停止,只是速度问题
 
□张凭(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高级工程师)
我是学核物理的,毕业后搞了二十多年的核反应堆研究设计。
首先,核电是否安全?我可能也有偏见,我认为对微观世界(10的负13次方厘米尺度以下的原子核结构和核能)的认识,是人类物质文明一个很优秀的成果。这落实到经济发展、和平利用上,就是大规模核电站建成。应当说核能源是可靠的经济的能源,它的安全性比起我们一般生活的很多方面的安全性都要高。
大家担心核电站安全性就是因为放射性物质的泄漏。但是,这应该不影响我们发展核电。我认为核能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能源。
说起来,水电站也是相当不安全的,三峡大坝要是来一个9级地震,那几百米水头,比海啸不知道要厉害多少倍。那为什么不考虑这个呢?现代高楼大厦似乎没有人质疑它的安全性,但它能应对非常的地震或洪水吗?核电站安全设计比水泥大坝和现代高楼的保险系数要大很多。我的意思是,不要用不应该使用的标准去要求和非难“原子能反应堆”这个很精致的现代科学成果;不然,所有的楼房都是不安全的——“9·11”的事故双子座经不起,哪个建筑物都经不起。
大家要有一个认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造就了现代核科学和核技术,我们要宣传“整个科学共同体是人类的代言人”;不然我们就没有标准,也没有了权威。
第二,福岛事故对日本是坏事,从发展来看,对我们可能还是好事。
国内已经有秦山、大亚湾、田湾核电站在运行,国家目前在批在建的反应堆里有3000多万千瓦,将近4000瓦的核电站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建成。有十几个省打算建核电站。福岛事故的经验和教训会对我们核电业界有现实的益处,可以让国内的技术人员设计更加细心,考虑问题更全面;可以让国家领导人和相关部门知道,一旦这个事情发生了,该怎么应对。
核电确实有很多优点。虽然现在国家暂停审批核电站,但发展核电这件事是不可阻挡的,只是速度快慢而已。有人说以后不建核电站了,就只搞风能、太阳能,这是不可能的。
这次福岛核电站事故引发我国的抢碘盐风潮很值得总结。从抢购行为看,中国需要提高大众的科学素养。但科学普及是政府的事——这要求各级公务员要比民众有更高的科学素养,要做到“自己不抢盐,并且明白为什么不该抢”,这应该是一个合格公务员科学素养的底线。
还有,媒体在人类遇到灾难时应该做什么,在福岛事故后也该总结。
《科学时报》 (2011-04-07 A2 观察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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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条远古时代的鱼,以她的名字命名
 
有一本全球古生物论文合集,以她的名义出版
 
最近她刚刚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也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这项荣誉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项荣誉并不属于我个人……”
见到新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张弥曼时,祝贺的话刚刚出口,张弥曼的脸上就掠过了一丝“惶恐”。
熟悉她的同行、学生,甚至记者,都知道她为人低调、不喜欢被采访。几年前,尽管她接受了英国《自然》杂志的采访,但从戴尔顿的文章中还是可以看出,采访进行得颇为“艰难”,他的文章中明确写道:“在采访过程中,当问及她的成就时,她总是避而不谈。”
因此,这次采访并未预约,凭着多年在所里走动,常常碰面并互致问候的老关系,记者抱着碰运气的心态,直接敲门而入。
张弥曼的一番话解释了她脸上的“惶恐”。她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心情真是很复杂,主要是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我真是配不上这个荣誉。很多同行、学生都比我优秀,荣誉应该属于他们。”
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的周志炎,就是张弥曼心目中“做得比我好”的同行之一,几天前他也曾致电表示祝贺,了解到张弥曼的感受后,他安慰她说:“你就当自己是代表中国古生物学界,接受这个荣誉。”
于是,张弥曼对《科学时报》记者说:“我接受了这个说法,把这个荣誉当成是给中国古生物学界的共同荣誉。”
 
画鬼易,画人难
尽管不愿意谈自己,但谈起工作来,张弥曼还是颇有兴趣。10多年前,她将自己作了很长时间的泥盆纪鱼类研究,交到了年轻人朱敏手上,自己则转向了新生代鱼类的研究。
七八年前,时已年近70岁的张弥曼,亲自参与了青海野外考察和挖掘。
尽管对放手了的泥盆纪依然“很是眼馋”,但说起新开辟的新生代,张弥曼同样满怀热情。
张弥曼说:“从新近纪起,青藏高原开始隆升,对全球变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古生物领域看,哺乳类动物研究在认识青藏高原隆升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而鱼类则有它独特的地方。”
哺乳动物可以大范围迁移,鱼类的迁移则更多地受到水域的限制。哺乳动物反映的是陆地的变迁,鱼类则折射了水域之间的关系。从鱼类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湖、河之间相通与隔离的关系变化。
青藏高原不仅仅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高地,从这里流淌下来的水资源,也润泽了亚洲的广阔地区。南亚、东南亚的大多数河流,都发源于青藏高原。
几年前,张弥曼和她的同行发现了一种长着超常粗大骨骼的鱼——伍氏献文鱼。它来自青藏高原北部。在柴达木盆地的干旱化进程中,它很可能是当地“苦苦支撑到最后的鱼”。它粗大的骨骼是在三四百万年间,喝着高盐高钙的“石灰水”而形成的。它的出现,见证了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青藏高原隆升以及由来已久的干旱化进程。
“画鬼易,画人难”,张弥曼以一个形象的比喻,解释她在新生代鱼类研究中“如履薄冰”的心情。
“由于新生代年代比较近,大家都觉得不稀奇,因此写出的文章很难在影响较大的杂志上发表。也由于年代近,与现生鱼类会有更多相似之处,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更容易受现生鱼类专家的质疑,或者印证。必须格外谨慎、小心地对待研究过程与结论。”张弥曼说。
一条让人感动的鱼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回国后,从张弥曼手中接过泥盆纪鱼类研究的朱敏,2009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成果——梦幻鬼鱼。
梦幻鬼鱼,一个很别致的名字,当年朱敏曾解释过这个名字的由来。这是一条在进化中处于过渡环节的鱼,古生物学家梦寐以求、寻找多年。很久以来,它存在于古鱼类专家的脑海中,他们在想象中反复勾勒它的形象。终于,这条鱼被朱敏的团队在更久远的志留纪地层中找到了。
这条鱼解释了为什么张弥曼对泥盆纪的鱼类难以割舍。
朱敏说:“有颌类的起源、鱼类登陆,都是脊椎动物演化上的大环节,重要的化石材料一直没有露面,因此,在这个领域很有可能因为一件标本的出现,打破旧有框架,这是很让研究者感到振奋的。”
显然,这是一个更令人期待的领域,有很多“热点”科学问题,在国际上有很高的显示度,也更有机会在《自然》、《科学》这样的国际顶级杂志上发表文章。
朱敏认为,张弥曼现在关注的重点很基础也很传统,包括亲手作不少现生鱼类的比较解剖学研究。这些重要的积累性工作着眼的是未来。
张弥曼的“割爱”之举,在时下的学界并不常见,朱敏心怀感激。记者在采访中接触了四五位张弥曼的后辈学者,在他们心中,总有那么一两件与张弥曼相关的事情甚或只言片语,令他们感激、难忘。
中科院古脊椎所所长、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周忠和,并不是张弥曼的学生。而当年他无论是从古鱼类艰难转行到古鸟类还是去美国留学的阶段,张弥曼都给予他热情的帮助和支持。
周忠和说,1992年,张老师帮他联系参加了一个有全额资助的国际会议,她要看看他写的英文摘要。看完后她仔细询问摘要是不是他自己写的,有没有人帮他修改过,并主动提出如果他想出国留学,她可以写推荐信。这在当时对周忠和确实是个不小的鼓励,因为他早听说她不是对谁都答应写推荐信的。
“1999年,我在美国即将博士毕业,想回国工作,当时我不符合‘百人计划’的条件。在这件事上,张老师帮我和有关部门解释、沟通,最终我破格入选‘百人计划’。”周忠和回忆说。
爱惜人才,就会“不拘一格降人才”。张弥曼的大弟子于小波,在“文革”中没有机会上大学。张弥曼“破格”将他收在门下,最终使他有机会取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
“男儿有泪不轻弹”,而20年前,张弥曼的一封信,使正在美国学习的苗德岁流下了眼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一片“人才外流“的忧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苗德岁给张弥曼写信,希望延长留学时间,在芝加哥继续做博士后。
在当时的背景下,有人认为,苗德岁的请求不会被批准。而张弥曼的回复出乎他们意料。
苗德岁说:“真正让我感动的,不是张老师的批准,而是信里的话。”
张弥曼在信里写道:我们期待着你将来学成回所工作。如果由于家庭和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因素,最终你决定不回来,我也希望你能记住我们这个研究所,就像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一样。
“当时我惊呆了,我第一次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也是因为这几句话,20年来,我一直把自己当做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员。”苗德岁说。
2006年,在张弥曼70岁生日之际,朱敏将一项鱼类起源方面的重要发现,献给了自己的老师,这就是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晨晓弥曼鱼。
一位有“争议”的淑女
张弥曼语音平缓、轻柔,笑容纯净、亲和。《自然》杂志主编在描述她时,称她为“中国淑女”。对这种描述,熟悉她的人却并非人人赞同。在她温和的眼睛里,蕴含着几分刚强和理性。即便是记者,也能得出这样的看法,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淑女。
在瑞典留学期间,她给同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沃德林认为,不说过头话的作风,使张弥曼的数据资料更可信。她不会越出证据说话,从不夸张。因此,当她说什么的时候,你就信。
这种看法与周忠和不谋而合。
周忠和说,她从不乱说话,但关键时候,她敢说话,因此她的话很有威信。
《自然》杂志的记者没能从张弥曼口中得到更多信息,但从周围人那里,找到了他需要的。
戴尔顿表示,虽然同行们经常谈论张弥曼为人温和、热情的一面,可大家都承认她也有“铁血”和坚强的一面。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张弥曼到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危险地区,为野外实习打前站。当时,那里敌视外来人,旅馆也不接待外国人。了解这段经历的北京大学古生物学家高克勤说,为了要个房间,她坚持跟人家理论,并拍着衣兜说,“我有钱,我有钱!”她的坚定与无所畏惧,使她最终得到了那个房间。
张弥曼重视写作,在周忠和还是学生的时候,她曾主动借给他几本鲁迅的著作,叮嘱他打好写作功底。
张弥曼自己也喜欢写作,记者读过她的几篇“闲文”,写故乡、写抗战时期逃难经历、写大学生活。她的文章清秀、生动,读起来颇感愉悦。
在《逃难》中,她对自己有一个评价:我已经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虽然实践上还差得很远……
瑞典皇家科学院成立于1739年,是瑞典最高学术机关和最大的科学中心,在世界上与英国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和前苏联科学院齐名。
该学院目前包括大约420名瑞典院士、175名外籍院士。
从建院起,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一直是终身制。到20世纪70年代初,瑞典皇家科学院进行了改革,新的改革措施规定,老院士一过65岁,即可增补一名新院士,老院士依然可以保留院士身份。
《科学时报》 (2011-04-07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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瘙痒人打架:能否取得恐龙虱子更具侵略性?
虱子让恐龙非常的愤怒(科学网-kexue.com 配图)

  科学网(kexue.com)讯 提起史前霸主恐龙,更多的人联想到的是它那反复无常的脾气,一旦让它不满意,其他动物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后发现,恐龙坏脾气的主因是它饱受虱子的骚扰。而根据最新的DNA研究发现,哺乳动物和鸟类早在恐龙灭绝前就开始广泛存在于地球上了。

  科学家们通过最新的昆虫DNA研究后发现,虱子早在6500万年前就开始了自己的进化,而当时恐龙还统治者整个地球。这项新的研究还表明,哺乳动物和鸟类出现进化和多样化远比人类此前预料的早的多。

  伊利诺伊大学的凯文-约翰逊(Kevin Johnson)博士说道:“在恐龙灭绝之前,鸟类和哺乳动物就开始了进化。这出乎了此前人类的预料。”约翰逊博士和他的研究小组是通过虱子的进化家谱得到的上述结论。

  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的文森特-史密斯(Vincent Smith)博士说:“虱子就是活化石,他的进化改变了人们此前的观点,认为恐龙时代鸟类和哺乳动物都是非常少的。但是如今的DNA证据却说明,在恐龙灭绝之前,鸟类和哺乳动物已经迅速的填充了恐龙在海洋、陆地和天空中的生态位置。”

  约翰逊博士说:“很多人说鸟类是恐龙(翼龙)的后裔,我想说的是原始鸟类继承的不是恐龙的羽毛,而是恐龙身上的虱子。”

  (科学网-kexue.com 卡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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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辽宁古果”、“中华古果”以及“十字里海果”之后,辽宁西部又发现了我国迄今已知最早的“第4朵花”——“李氏果”(Leefructus)。近日,国际顶级学术刊物——英国《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发表了这一最新科研成果。据课题负责人、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研究所所长孙革教授介绍:前3朵花与地球上现存的植物已没有任何继承关系,而这朵花与现生被子植物有着直接的系统演化联系,人们平时常见的槭树、柞树以及毛茛科等都是真双子叶植物。

  “李氏果”是由沈阳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中科院植物所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佛罗里达大学组成的课题组,在我国辽宁凌源早白垩世义县组中部发现的,是我国首次发现的迄今最早的真双子叶被子植物化石,距今约1.24亿年,非常接近现生的毛茛科,是我国乃至全球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与现生被子植物有直接系统演化联系的被子植物化石。

  真双子叶植物(Eudicots)是被子植物的主要分支之一,以具有三沟型花粉为特征,全世界现有25万种左右,约占整个被子植物的75%。然而,由于早期真双子叶植物的化石十分罕见,以往科学界对真双子叶植物的早期类群及其祖先所知甚少。本次发现的真双子叶化石“李氏果”是有关我国早期真双子叶植物化石的首次报道,它填补了我国早白垩世早中期真双子叶植物大化石记录的空白。

  真双子叶被子植物“李氏果”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我国著名的“热河生物群”的早期被子植物的组成内容,而且进一步证实了真双子叶植物的基部分支在距今至少1.24亿年前的早白垩世已经出现,这对深入研究被子植物的早期分异及多样性的发生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孙革教授告诉记者:真双子叶植物“李氏果”连同其同层位的“中华古果”、“十字里海果”、以及稍早些的“辽宁古果”等化石的发现表明,早期被子植物至少在早白垩世中期(距今1.25亿年左右),在演化上可能有一个“加速期”或称“爆发期”;这较之科学界以往的认识要早一千万年左右。(光明日报 毕玉才 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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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直立张望的豹子犹如正在站岗的猫鼬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4月6日消息,一名旅行向导发现了这个极为罕见的景象,这只大猫正在追踪疣猪,当猎物消失在一些长势茂密的草丛中时,它被迫直立起身子观察远处,就如同一只正在站岗的猫鼬。

  据国外媒体报道,这只花豹每隔一会儿就会用后腿站立起来,跟踪张望它美味的猎物的动态。这种奇特的景象被27岁的莱特斯基列-卡莫克洛(Letsogile Kamogelo)在非洲博茨瓦纳的一处野生动物保护区营地附近拍摄下来。卡莫克洛先生是一名野生动物旅游向导,但即便连对野生动物见多识广的他也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豹子这样的奇特行为。


一个猫鼬的标准站姿

  “这只豹当时正在追踪一只疣猪,它刻意与疣猪之间保持了一个合适的距离,不过当猎物走到一些生长的较高的草丛中时显然无法观察到,这只豹子只得尝试用后腿直立的方式来张望。”卡莫克洛说,“不过这种动作显然不是豹子习惯的姿势,它每次最多只能支撑45秒到一分钟左右。”

  卡莫克洛补充道:“豹子动作看起来小心翼翼,它当然不想让自己摔个四脚朝天。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行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听到或看到过类似的报道。我认为这种情况主要是受到了地形因素的影响,这只动物灵活的对环境变化做出了反应来适应捕猎需要。”
 

  猎豹百科:

  猎豹(学名:Acinonyx jubatus),又称印度豹,是猫科动物的一种,也是猎豹属下唯一的物种,现在主要分布在非洲与西亚。同其它猫科动物不同,猎豹依靠速度来捕猎,而非偷袭或群体攻击。猎豹是陆上奔跑最快的动物,全速奔驰的猎豹,时速可以超过110公里,相当于百米世界冠军的三倍快。猎豹不仅是陆地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也是猫科动物成员中历史最久,最独特和特异化的品种。

  (科学网-kexue.com 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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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咖啡时再也不用怕烫到舌头啦!几位美国科学家日前设计出一款名叫“朱丽斯”的金属“咖啡豆”,它具有控制温度的神奇功能。只要将它轻轻放入杯中,滚烫的咖啡将自动变成口感最佳的60摄氏度。

  据美国《大众科学》4月1日报道,这款设计成咖啡豆形状的金属小玩意儿的壳里藏有变温材料。当咖啡温度超过60度时,材料会融化并吸收热量,直到咖啡降温至60度。而低于60度时,材料又将凝结并释放热量给咖啡“加热”。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咖啡可以保持在口感最佳的温度里,你可以不慌不忙地一边看报纸,一边享用美味的咖啡。科学家还同时设计了配套的保温杯。

  这项发明目前已经集资3.5万美元,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进行大批量生产。它也许将成为咖啡爱好者在未来必不可少的“咖啡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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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研制出“人造树叶” 能用水发电(图)

  据报道,人造叶子形状像天然叶子,大小如一张扑克牌,内含硅、电子元件和催化剂。

  人造叶子研制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家丹尼尔·诺切拉说,在明亮日光照射下,把人造叶子放入大约4.5升水中,可以产生电,“够发展中国家一户人家用一天”。

  美国《科学日报》网站28日援引诺切拉的话报道,人造叶子在光照下把水分解为氢和氧,然后将这两种气体贮存在燃料电池中,让它们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电能。

  人造叶子光合作用效率比天然叶子高大约10倍。诺切拉相信,今后仍然可以大幅度提升效率。
应用前景

  造价不高将造福贫困家庭

  “人造叶子作为一种造价不高的电力来源,对于发展中国家那些贫困家庭尤其有前途,”诺切拉说,“可以设想,住在印度和非洲村庄里的人们不久可以买得起基于这项技术制造的基本发电系统。”诺切拉给人造叶子项目定下目标:让每个家庭有自己的发电站。

  印度塔塔集团看好人造叶子应用前景,打算与诺切拉合作,研究如何为汽车提供清洁能源。
诺切拉及其团队下一步将尝试进一步提升其光合作用材料的效率和使用寿命。虽然目前这项科技还处于实验室测试阶段,但诺切拉团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意义重大。

  关键改进

  发现“价廉物美”催化剂

  诺切拉承认人造叶子不是新概念,但是他说,先前的人造叶子存在诸多弊端,难以应用。而诺切拉新研制的人造叶子原料成本较低,容易获取,运行条件简单,性能稳定。

  诺切拉说,实现人造叶子性能突破的关键是发现几种用镍和钴制造的催化剂。这些催化剂“价廉物美”,可以在简单条件下从水中高效分解出氧和氢。

  来电公式

  阳光+“人造树叶”+4.5升水=发展中国家一户人家一天的电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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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网(kexue.com)讯 新加坡动物园里的红毛猩猩Comel充满爱意地怀抱着刚刚出生的儿子,神情体态犹如人类的慈母。

  Comel的幼仔是在新加坡动物园出生的第36只猩猩。它的曾祖父Ah Meng非常有名,曾经出现在无数当地旅游广告上,并且“接见”过英国菲利普亲王、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和瑞典网球王子比约恩?博格等名流。

  Ah Meng当年是被非法走私进新加坡的,1971年她在新加坡动物园安家,并以48岁高龄于2008年死去。

  出生不久的小宝宝已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动物园正在“脸谱”(Facebook)网站上为他征集名字,目前有四个选择:Ah Boy, Bino, Terang和Xing Xing。

  管理员称Ah Boy是新加坡人对男孩的爱称,Bino在印尼意为“勇敢的”,Terang是马来语,意为“明亮的”,而Xing Xing则是中文,表示“猩猩”和“明星”的意思。

  到目前为止赞成Bino的网友似乎占上风。

  红毛猩猩是世界上最为濒危的物种之一,目前在野外仅存7500只。

  (科学网-kexue.com 蜘蛛侠/综合新加坡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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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安哥拉发现的部分化石骨骼,这种恐龙可能曾是这个星球上体型最大的恐龙之一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3月18日消息,许多人都对恐龙这种曾经统治地球的生物而着迷,谁也不清楚还有多少种恐龙仍未被人类所认知。近日安哥拉的一些科学家就宣称,他们发掘出了新种恐龙的化石,而且这种恐龙可能是这个星球上体型最大的恐龙之一,即便是著名的大型肉食性恐龙——暴龙与之相比,也只能算是个侏儒。

  据国外媒体报道,虽然目前科学家只找到了化石的一小部分,但他们相信这些化石是属于一种拥有长颈的食草类恐龙。科学家将其称为“Angolatitan adamastor”,其中Angolatitan是安哥拉巨人的意思,而adamastor是葡萄牙航海神话里的一种巨兽。


根据推算,该种恐龙大约生活在9000万年前

  该国际研究小组声称这些独具特色的化石碎块是属于一种未知恐龙的前肢骨骼部分,这也是安哥拉近数十年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据科学家估计,该种恐龙大约生活在9000万年前,而在其发现地区域,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些鱼类的化石,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这种大型恐龙死后被水冲到大海中。


恐龙化石的发掘现场

  西伊利诺大学(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英文缩写WIU)的蜥脚类动物专家马修-博纳(Matthew Bonnan)表示,他相信研究团队发现了一种新的恐龙物种。他说:“我认为他们已经很认真的对其进行了研究,这项发现可能会使得之前的一些知识得以补充,并有助于研究蜥臀目恐龙适应不同环境的情况。”

  (科学网-kexue.com 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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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试图用一把能够生物降解的勺子吃冰激凌的人应该会同情金毛卷尾猴(如上图):当你的餐具总是弯曲或折断时,吃东西是很费劲的。
因此,当想要拿白蚁当晚餐时,这些濒临灭绝的巴西猴子已经厌烦了每次都要寻找新的餐具,它们想出了一种之前在任何物种中都未曾发现的聪明办法。通过用两条腿和卷尾保持平衡,卷尾猴会用一只爪轻拍一个白蚁窝,以便将这些小虫子赶出来,随后再用一根棍子刺穿白蚁窝——它们会转动这根棍子以免折断后者。最后,卷尾猴便可以享用美味的白蚁了。研究人员模仿这些猴子的方法后发现,将拍打蚁巢与旋转木枝相结合能够抓到更多的白蚁。研究人员3月8日发表在《生物学快报》上的这篇论文并未提及他们是否觉得用这种办法逮到的白蚁要更好吃。(来源:科学时报 群芳)  更多阅读  《生物学快报》发表论文摘要(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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