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远古时代的鱼，以她的名字命名
有一本全球古生物论文合集，以她的名义出版
最近她刚刚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也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这项荣誉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项荣誉并不属于我个人……”
见到新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张弥曼时，祝贺的话刚刚出口，张弥曼的脸上就掠过了一丝“惶恐”。
熟悉她的同行、学生，甚至记者，都知道她为人低调、不喜欢被采访。几年前，尽管她接受了英国《自然》杂志的采访，但从戴尔顿的文章中还是可以看出，采访进行得颇为“艰难”，他的文章中明确写道：“在采访过程中，当问及她的成就时，她总是避而不谈。”
因此，这次采访并未预约，凭着多年在所里走动，常常碰面并互致问候的老关系，记者抱着碰运气的心态，直接敲门而入。
张弥曼的一番话解释了她脸上的“惶恐”。她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心情真是很复杂，主要是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我真是配不上这个荣誉。很多同行、学生都比我优秀，荣誉应该属于他们。”
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的周志炎，就是张弥曼心目中“做得比我好”的同行之一，几天前他也曾致电表示祝贺，了解到张弥曼的感受后，他安慰她说：“你就当自己是代表中国古生物学界，接受这个荣誉。”
于是，张弥曼对《科学时报》记者说：“我接受了这个说法，把这个荣誉当成是给中国古生物学界的共同荣誉。”
画鬼易，画人难
尽管不愿意谈自己，但谈起工作来，张弥曼还是颇有兴趣。10多年前，她将自己作了很长时间的泥盆纪鱼类研究，交到了年轻人朱敏手上，自己则转向了新生代鱼类的研究。
七八年前，时已年近70岁的张弥曼，亲自参与了青海野外考察和挖掘。
尽管对放手了的泥盆纪依然“很是眼馋”，但说起新开辟的新生代，张弥曼同样满怀热情。
张弥曼说：“从新近纪起，青藏高原开始隆升，对全球变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古生物领域看，哺乳类动物研究在认识青藏高原隆升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而鱼类则有它独特的地方。”
哺乳动物可以大范围迁移，鱼类的迁移则更多地受到水域的限制。哺乳动物反映的是陆地的变迁，鱼类则折射了水域之间的关系。从鱼类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湖、河之间相通与隔离的关系变化。
青藏高原不仅仅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高地，从这里流淌下来的水资源，也润泽了亚洲的广阔地区。南亚、东南亚的大多数河流，都发源于青藏高原。
几年前，张弥曼和她的同行发现了一种长着超常粗大骨骼的鱼——伍氏献文鱼。它来自青藏高原北部。在柴达木盆地的干旱化进程中，它很可能是当地“苦苦支撑到最后的鱼”。它粗大的骨骼是在三四百万年间，喝着高盐高钙的“石灰水”而形成的。它的出现，见证了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青藏高原隆升以及由来已久的干旱化进程。
“画鬼易，画人难”，张弥曼以一个形象的比喻，解释她在新生代鱼类研究中“如履薄冰”的心情。
“由于新生代年代比较近，大家都觉得不稀奇，因此写出的文章很难在影响较大的杂志上发表。也由于年代近，与现生鱼类会有更多相似之处，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更容易受现生鱼类专家的质疑，或者印证。必须格外谨慎、小心地对待研究过程与结论。”张弥曼说。
一条让人感动的鱼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回国后，从张弥曼手中接过泥盆纪鱼类研究的朱敏，2009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成果——梦幻鬼鱼。
梦幻鬼鱼，一个很别致的名字，当年朱敏曾解释过这个名字的由来。这是一条在进化中处于过渡环节的鱼，古生物学家梦寐以求、寻找多年。很久以来，它存在于古鱼类专家的脑海中，他们在想象中反复勾勒它的形象。终于，这条鱼被朱敏的团队在更久远的志留纪地层中找到了。
这条鱼解释了为什么张弥曼对泥盆纪的鱼类难以割舍。
朱敏说：“有颌类的起源、鱼类登陆，都是脊椎动物演化上的大环节，重要的化石材料一直没有露面，因此，在这个领域很有可能因为一件标本的出现，打破旧有框架，这是很让研究者感到振奋的。”
显然，这是一个更令人期待的领域，有很多“热点”科学问题，在国际上有很高的显示度，也更有机会在《自然》、《科学》这样的国际顶级杂志上发表文章。
朱敏认为，张弥曼现在关注的重点很基础也很传统，包括亲手作不少现生鱼类的比较解剖学研究。这些重要的积累性工作着眼的是未来。
张弥曼的“割爱”之举，在时下的学界并不常见，朱敏心怀感激。记者在采访中接触了四五位张弥曼的后辈学者，在他们心中，总有那么一两件与张弥曼相关的事情甚或只言片语，令他们感激、难忘。
中科院古脊椎所所长、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周忠和，并不是张弥曼的学生。而当年他无论是从古鱼类艰难转行到古鸟类还是去美国留学的阶段，张弥曼都给予他热情的帮助和支持。
周忠和说，1992年，张老师帮他联系参加了一个有全额资助的国际会议，她要看看他写的英文摘要。看完后她仔细询问摘要是不是他自己写的，有没有人帮他修改过，并主动提出如果他想出国留学，她可以写推荐信。这在当时对周忠和确实是个不小的鼓励，因为他早听说她不是对谁都答应写推荐信的。
“1999年，我在美国即将博士毕业，想回国工作，当时我不符合‘百人计划’的条件。在这件事上，张老师帮我和有关部门解释、沟通，最终我破格入选‘百人计划’。”周忠和回忆说。
爱惜人才，就会“不拘一格降人才”。张弥曼的大弟子于小波，在“文革”中没有机会上大学。张弥曼“破格”将他收在门下，最终使他有机会取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
“男儿有泪不轻弹”，而20年前，张弥曼的一封信，使正在美国学习的苗德岁流下了眼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一片“人才外流“的忧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苗德岁给张弥曼写信，希望延长留学时间，在芝加哥继续做博士后。
在当时的背景下，有人认为，苗德岁的请求不会被批准。而张弥曼的回复出乎他们意料。
苗德岁说：“真正让我感动的，不是张老师的批准，而是信里的话。”
张弥曼在信里写道：我们期待着你将来学成回所工作。如果由于家庭和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因素，最终你决定不回来，我也希望你能记住我们这个研究所，就像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一样。
“当时我惊呆了，我第一次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也是因为这几句话，20年来，我一直把自己当做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员。”苗德岁说。
2006年，在张弥曼70岁生日之际，朱敏将一项鱼类起源方面的重要发现，献给了自己的老师，这就是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晨晓弥曼鱼。
一位有“争议”的淑女
张弥曼语音平缓、轻柔，笑容纯净、亲和。《自然》杂志主编在描述她时，称她为“中国淑女”。对这种描述，熟悉她的人却并非人人赞同。在她温和的眼睛里，蕴含着几分刚强和理性。即便是记者，也能得出这样的看法，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淑女。
在瑞典留学期间，她给同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沃德林认为，不说过头话的作风，使张弥曼的数据资料更可信。她不会越出证据说话，从不夸张。因此，当她说什么的时候，你就信。
这种看法与周忠和不谋而合。
周忠和说，她从不乱说话，但关键时候，她敢说话，因此她的话很有威信。
《自然》杂志的记者没能从张弥曼口中得到更多信息，但从周围人那里，找到了他需要的。
戴尔顿表示，虽然同行们经常谈论张弥曼为人温和、热情的一面，可大家都承认她也有“铁血”和坚强的一面。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张弥曼到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危险地区，为野外实习打前站。当时，那里敌视外来人，旅馆也不接待外国人。了解这段经历的北京大学古生物学家高克勤说，为了要个房间，她坚持跟人家理论，并拍着衣兜说，“我有钱，我有钱！”她的坚定与无所畏惧，使她最终得到了那个房间。
张弥曼重视写作，在周忠和还是学生的时候，她曾主动借给他几本鲁迅的著作，叮嘱他打好写作功底。
张弥曼自己也喜欢写作，记者读过她的几篇“闲文”，写故乡、写抗战时期逃难经历、写大学生活。她的文章清秀、生动，读起来颇感愉悦。
在《逃难》中，她对自己有一个评价：我已经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虽然实践上还差得很远……
瑞典皇家科学院成立于1739年，是瑞典最高学术机关和最大的科学中心，在世界上与英国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和前苏联科学院齐名。
该学院目前包括大约420名瑞典院士、175名外籍院士。
从建院起，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一直是终身制。到20世纪70年代初，瑞典皇家科学院进行了改革，新的改革措施规定，老院士一过65岁，即可增补一名新院士，老院士依然可以保留院士身份。
《科学时报》 (2011-04-07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