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西·库珀

据新华社电 美国人尤妮斯·桑伯恩1月31日去世后，另一名美国老妇贝西·库珀以114岁零5个月高龄荣升当今世界最年长者。她75岁的儿子锡德为她感到骄傲。他说：“当她100岁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一项伟大成就。我们从没想到，她能成为世界上最年长的人。”贝西兄弟姐妹共8人，她小时像个假小子，总是黏着两个哥哥，一起爬树、趟水。贝西从去年起健康状况明显下降，听力和视力都严重下降，说话看上去有些吃力。

本报讯（记者赵楠楠）近日，北京宣和画院成立暨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在北京宋庄水墨同盟美术馆隆重开幕。展览展出了刘大为、冯远、龙瑞、卢禹舜、范扬、吴悦石、田黎明、吴山明、林墉、史国良、王镛、袁武、于志学、王孟奇、赵卫等当代百余位国画名家的二百多幅作品。

昨天，水墨同盟美术馆有关负责人介绍，展览将于春节期间闭幕。本次展览由北京宣和画院院长原国镭、执行院长赵一辉、秘书长吴秋雨共同策划，由北京宣和画院、《当代宣和》杂志社主办。昨天，策展人吴秋雨先生说：“成立北京宣和画院，旨在继承传统文化艺术，努力发展文化艺术创新观念，建立文化产业合作中心，让中国独特的水墨艺术传遍世界。”

黄永玉与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共同为木板水印《阿诗玛》的复制出版揭幕

人民网北京1月30日电 （记者罗雪村摄影报道）1月29日，荣宝斋特选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为《阿诗玛》木板水印复制出版举行发布会，同日还举办一个为有趣的展览——“我带牠们回北京”。

2010年五六月间，黄永玉在意大利威尼斯的玻璃岛，他设计，当地琉璃艺术家工匠烧制，共同完成了15件动物玻璃艺术品，就有了今天的《我带牠们回北京》这个有趣的展览。

黄永玉在玻璃刀烧制现场。

画家黄永玉上世纪五十年代创作的套色木刻组画《阿诗玛》，以其明朗的民族风格、浓郁的地域特色以及精美的版画语言为几代读者喜爱，成为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的经典。百年书画名店荣宝斋尝试采用中国独有的木板水印技术复制重现“阿诗玛”，在葆有原作面貌的同时，附以水印墨色的别样韵味，使其具有新的艺术与收藏价值。

做饭——生活中的黄永玉

黄永玉与朋友们。

在荣宝斋美术馆，以“我带牠们回北京”为题，展览了由黄永玉设计，意大利玻璃岛艺术家烧制的15件动物造型的琉璃艺术品。从这些充满稚趣和新奇想象的小动物身上，观众似可看到这位八旬开外画坛老顽童的身影，感受他对人性与艺术自由的追求和赞美。展览至2月28日结束。

中新社福州1月29日电 (记者 詹托荣)“中国福州漆器艺术展”29日在福州三坊七巷街区内的宫巷24号林则徐次子林聪彝故居开幕，近百件展品中有八成以上为福州漆器爱好者收藏的海外回流作品。

发源于三坊七巷的福州脱胎漆器，和江西景德镇瓷器、北京景泰蓝并称“中国三大传统手工艺品”。在历史上，福州脱胎漆器曾被收藏为宫廷珍品，近代伴随“五口”通商畅销海外，其后在八届世博会上屡获大奖，享誉世界。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列为珍贵的国家礼品赠送外宾，受到海内外人士的青睐，赢得“珍贵的黑宝石”、“东方珍品”、“髹饰之光”等赞誉。

福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朱华在开幕式上称，一件件精美的漆器首次回到“诞生地”三坊七巷集中展出，将历史古宅院与传统的漆器精品融为一体，彰显福州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走在林聪彝故居各个厅堂、房间，能看到的脱胎漆器品种从日常百姓家的瓶、盆、缸、碗等生活用品，到文人雅士的文房四宝，甚至宫廷用品赏瓶、金碗等无所不及，而技法更是涉及薄料、印锦、雕填等种种，全面展现福州的漆文化。

“这个太漂亮了，感觉鱼在水中游。”北京游客张小波指着一件名为《金鱼缸》的脱胎漆器对记者说，“这是我第一见到福州脱胎漆器，真是大饱眼福。”《金鱼缸》充分发挥漆液半透明的特点，通过绘鱼、晕金、晕银，髹漆打磨，表现金鱼成群结队在水中游弋的情景，姿容别具一格，且“鱼”与“余”谐音，象征吉利。

在林聪彝故居看到的不仅有大批从海外回流的福州脱胎漆器，还有被赞誉为“东方艺术珍品”的福州软木雕。近40件软木雕千姿百态，有浮雕、高浮雕、圆雕等各种创作形式，有山水、花鸟、人物、亭台楼阁等多种创作题材。

陈炯明墓园现状

整治规划公示拟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报惠州讯 （记者秦仲阳 通讯员吴仁摄影报道）位于惠州西湖边紫薇山的历史名人陈炯明墓园，最近将开始规划整治修复。1月27日，《陈炯明墓地整治修建性详细规划（草案）》开始公示，主要对该墓园的重点保护区范围的整治修缮进行规划设计，规划用地面积约7754平方米。

根据公示的《规划》方案，整治修缮工程分为一、二期，一期先搬迁重点保护区内位于墓冢前方的现有村小组办公用房及右侧临时房屋，对经过墓园的现有村道走向重新进行调整，修缮墓冢及陈妻儿墓碑；二期再考虑搬迁重点保护区内的其他村民房屋。

墓园毁损缩水严重

陈炯明(1878年-1933年)，字竞存，广东海丰人。民国时期广东军政领袖，曾将惠州当作大本营，后卒于香港，留遗言要求返葬惠州。其妻儿前来吊唁时亦病故，被分别葬于陈炯明墓两侧。

记者昨天来到惠州西湖边紫薇山上看到，陈炯明墓园目前损坏十分严重。陵墓是民国时期的亭式建筑，墓碑高约3米，俯视西湖。碑铭为国学大师章太炎亲笔题字。当年，墓前筑有摆放祭品的祭台，祭台前是一幅长约30米、宽约10米的石灰町（小拜町），顺山势斜坡而下是一幅长约40余米、宽约30米左右的长方形石灰町（大拜町）。大拜町右侧建有3间瓦房，为守墓人居室，两侧对称设一对石灰构筑的待茶台，用以接待来拜祭的各界人士。

但现在墓园面积已经严重缩水，除墓穴、墓碑尚基本如旧外，周边建起了民用私宅，墓穴后面不远处有几栋瓦房。一条宽约5米左右的水泥路从左而上在陈炯明墓面前横穿而过，路面与墓基相接。

墓地以外30米为重点保护区

根据《惠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范围管理办法》，陈炯明墓及附属构筑物以外30米为重点保护区，其内不得修建其他建设工程，对于现有的非文物建筑物，将区别情况进行拆除或整治；重点保护区以外30米为一般保护区，其内不得修建高9米以上的建筑物；一般保护区以外50米为建筑控制地带，其内不得修建高18米以上的建筑。

新春佳节来临，全国17个省区市的31位党政领导齐聚网络，通过人民网发表新春贺词，向网友拜年并致新春祝福。这30份来自东西南北不同地区的贺词充满浓郁的“网络味儿”，“给力”“拍砖”等当下时髦“潮语”被写进省级领导贺词。

其中，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云南省省长秦光荣两位领导的贺词引来网友跟帖热潮，他们将“十一五”发展总结为：“神马都是浮云，科学发展才是真经，转变发展方式最给力”。

新春贺词

网味儿浓郁祝福篇

不少省领导的贺词“网络味儿”浓郁，邀请网友多拍“大砖”。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我们真诚希望，广大网民朋友继续发扬“思想活跃、理性务实、敢说真话、热情参与”的优良传统，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当好“潮人”“脖主”，坚持“灌水”“拍砖”，多多“围观”“给力”。

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云南省省长秦光荣：神马都是浮云，科学发展才是真经，转变发展方式最给力。

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过年了，借用网络语言向广大网民朋友送上新春的美好祝愿：祝新的一年身若仙兔、业如脱兔、前“兔”(途)一片光明！

青海省省长骆惠宁：希望广大网友多多关注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多上“好铁”，多拍“大砖”。今年，我也会挤出更多时间上网，与各位网友在线交流、讨论问题。

问政于网表决心篇

也有贺词对互联网发展发表了见解，并普遍表示，2011年会“将网络问政进行到底”。

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我们会更加重视借助网络，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把网友的关切转化为执政为民的实践，把网友的监督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动力，把网友的智慧转化为改革发展的成果，在与网友的良性互动、同频共振中，不断把兴皖富民大业推向前进。

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福建省省长黄小晶：网络无疆、网民有力。网络已成为我们听民声、纳民意、聚民智的有效载体，网民已成为我们发现不足、查找问题、改进工作的重要力量。衷心希望关心福建发展的“粉丝”们，一如既“网”关注福建、支持福建，也衷心希望人民网一如既“网”地宣传福建、推介福建。

上海市市长韩正：真诚期盼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给予上海更多的关注，我和我的同事们在“潜水”时一定认真倾听大家对上海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择时更多地在网上与大家直接对话沟通。

工作安排篇

有的省领导在贺词中介绍了“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的工作安排。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我们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解决民生困难作为群众工作的第一要义，把听取包括网友在内的群众意见作为决策的第一信号，为群众排忧解难、增进福祉，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水平、收入水平、健康水平、科技教育水平。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新的一年将是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一年，将是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民生继续大幅改善的一年，将是基础设施和特色优势产业大建设、大发展、大跨越的一年，将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大团结更加巩固的一年。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孙乾

专家点评

官员网络贺岁体现民情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毛寿龙认为，首先，这些省级领导干部纷纷网络贺岁，从生动的网络语言、从对问题的看法，从敏感度这些角度来说，至少能够体现出他们的民主意识。

进一步来说，领导干部开始重视网络，也体现了民情的变化。领导干部原来多使用的政府官方语言，现在则使用网民形成的独特的网络语言。这是因为经过多次网络事件的影响，官员也已经意识到网民通过网络民主参与的方式已经影响到政治的运作，社会已经从单纯的宣传动员，向网络无组织社会的转变。在此情况下，官员开始意识到网络的重要作用。

毛寿龙认为，网络贺岁虽然是个形式，但这种姿态至少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说明官员已经开始主动适应网络。“网络民主的力量需要很有技巧的处理，政府部门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月26日傍晚，河南安阳滑县城关镇贾固村的刘荣善再次来到村口的麦田中，眼前地表土层已经龟裂，但掘开表层，可以发现几厘米深的土壤仍含有较多的水分。因为天气冷，水分冻结，令土壤变得坚硬。刘荣善说，表层土壤的干裂，是浇水之后，又冷又干的天气造成的。他担忧今年干旱会造成小麦减产，原本每亩1000斤左右的产量，可能减产到600至800斤。

中国北方粮食主产区遭遇数十年一遇严重旱灾(新闻配图)

　　当前，中国北方粮食主产区遭遇数十年一遇严重旱灾，山东、河南尤为严重。山东省遭受60年一遇干旱，其中，菏泽、济宁的旱情已达200年一遇。截止到1月22日，山东全省小麦受旱面积已达3016万亩，约占全省小麦播种面积的55.9%。小麦重旱面积已达543万亩，比一周前增加60万亩。至26日，河南全省冬小麦受旱面积增至1796万亩，其中重旱181万亩，郑州、安阳等10地目前为中度干旱。而全国的受旱面积超过6000万亩。

　　根据干旱的学科分类，目前多个小麦产区遭受的干旱应属气象干旱。气象干旱是指某时段内，由于蒸发量和降水量的收支不平衡，水分支出大于水分收入而造成的水分短缺现象。气象干旱通常主要以降水的短缺作为指标。

　　河南省农业厅厅长朱孟洲在1月18日就曾表示，河南省今年旱情同2008年大旱相比，在有效降雨量方面类似，但今年的苗情好于往年，2008年在播种小麦时，土壤墒情明显不足，而今年在播种小麦时，墒情比较足，这主要归因于去年秋季河南境内普遍大量降雨。他还表示，如果2月份仍没有有效降雨，河南省将启动紧急抗旱预案。

　　面对长时间无有效降水，河南当地小麦主产区的主要应对措施是引黄河水或抽取地下水对农田进行灌溉。在天气转冷之前已经浇过一遍水的麦田，墒情（土壤湿度）尚可，而无水浇灌或浇灌成本太高的麦田则只能“靠天收”。

　　问题是，气象干旱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干旱背后是中国北方粮食主产区的根结性问题。

　　目前，河南各小麦主产区，甚至整个黄河流域的灌溉农业的症结在于，一方面，随着地下水位连年下降，黄河水量起伏不定，河南这种严重依赖深挖机井，开采地下水，维持粮食产量的农业生产模式，长期看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粮食价格偏低，种植粮食收益微薄，与外出打工的收入差距悬殊，农户辛劳一年，也只能“落下一季秋”。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越来越低，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打工，留下种粮食的只有“老的和女的”。只剩下政府为了粮食安全和政治稳定的目的，力保粮食产量。

　　依赖传统灌溉的农业

　　根据韩洪云、赵连阁的论文《中国灌溉农业发展——问题与挑战》，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限制因素是水而不是土地。中国耕地的81％分布在北方，自然降雨难以在数量和时间上满足作物生长需求。如果没有灌溉设施，大量的北方农业用地将难以耕种。极度的水土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中国农业过度依赖灌溉设施。而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平原覆盖了中国10％的土地面积，但只占有中国2％的水资源，水供给和潜在的水需求缺口达到降雨量的3/4。

长期遭受干旱的气候条件下，粮食生产越来越依赖于灌溉(新闻配图)

　　而黄河流域的重要粮食大省河南和山东的粮食生产对传统灌溉的依赖十分明显。在整个华北地区降水量减少，长期遭受干旱的气候条件下，粮食生产越来越依赖于灌溉。

　　安阳的水利设施大都建于上世纪60至70年代“水利大跃进”时期，建设时就存在种种问题，现在更是“使用年限到了，很多小渠道毁坏严重”，安阳市水利局建设管理科科长杜理平介绍，包产到户后，一家一户经营小块土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都陷入停滞。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北方降雨就减少，“十年九旱”，水利设施对于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凸显。但“历史欠账”却越积越多。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央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拉动内需的大背景下，水利设施建设才获得了较大的投入。当前水利主要的投资方向还是在大中型水库的除险加固和引水工程的建造维护上。

　　以河南受旱程度较为严重的安阳为例，常年粮食种植面积达800万亩，其中小麦种植面积460万亩。国家大型优质小麦生产基地市正在经历严重的气象干旱，已经连续近百天没有有效降雨，且根据气象预测，近期降水可能性仍偏小，之所以能在如此大旱中做到“麦田墒情基本适宜”，法宝就是散布在麦田中的大量机井，通过用电或柴油带动抽水机来抽取地下水，进行灌溉。

　　在农业灌溉中，地表水远较地下水有优势。安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张海亮就说，地表水有便宜、省时间和效果好等好处，但安阳地表水资源有限，大部分麦田还不能“引黄（河水）灌溉”，绝大部分需要通过深挖机井，抽水浇灌。根据杜理平的介绍，豫北地区因为距离黄河较远，难以引水，所以建有大量的灌溉用机井，密度有“一般50亩一口”。

　　但在无水源灌溉或浇灌成本高昂的麦田，小麦生产就会受到影响。根据安阳市农业局1月份的资料，全市有76%的小麦已经浇越冬水，但仍有100余万亩未浇。还有20万亩小麦是纯旱地，根本浇不上水，只能靠天收。另有50万亩小麦浇水成本极高。

　　安阳市林州县，地形多丘陵，就因为无水可浇或成本过高，小麦受旱的情形更为严峻。在鹤壁市浚县，在有的地块，地表之下10至20厘米的土壤仍很干燥，而小麦汲取水分的根系大部分处于这一深度范围内。

　　资源性缺水

　　在面对气象干旱，长时间无雨，小麦命系地下水的同时，地下水位却在持续下降。根据安阳市滑县水务局提供的资料，由于多年持续干旱和大量开采地下水，在1972年到2010年间，滑县的全县地下水埋深（地表到地下水的距离）平均以每年0.45米的速度持续下降，39年间下降了13.16米，形成了以县城区为中心的巨大地下水位下降漏斗区。

　　一方面地下水源在安阳的粮食生产供水结构占大部分，另一方面地下水位下降在整个安阳都很明显。用张海亮的话说，河南已经陷入了“资源性缺水”的困境。而杜理平也表示，“山东的情况也差不多”。

　　根据2009年度的《安阳市水资源公报》，安阳市2009年供用水总量为14.1698亿立方米，扣除因漳河用水量0.8913亿立方米和引黄河用水量0.5440亿立方米，区内年供用水量为12.7345亿立方米，而全市的水资源总量仅为9.7532亿立方米，不能满足供用水量的需求。在供水量中地下水源的供水量占总供水量的74.9%。而在用水量中，农业灌溉用水则占到69.8%。

　　安阳的“资源性缺水”在干旱中表露无遗。首先是地表水捉襟见肘。根据防汛抗旱办1月25日的一份资料，当前安阳全市9座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只有8332万立方米，仅占总库容的四分之一，蓄水少；同时漳河无水可引，岳城水库蓄水较少，造成红旗、跃进、漳南三大灌区无水可引。

　　其次，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不少较浅机井已经抽不出水了，这就造成了单井控制的麦田面积过大，浇灌周期长。上世纪70年代的机井深度一般为30至40米，而近些年在滑县的新打机井一般有60米深，其他几个平原地区的县则有70至80米深。丘陵和山区的机井则更深。

　　机井挖得愈来愈深，浇灌耗费的电力越来越多，浇地成本也就越来越高，更加压缩了粮食种植的每亩净收益。例如在位于山区的林州，机井深达300米，“一亩地浇一次超过100块，弄不成，老百姓不干，浇不起。”张海亮说。

　　为解决地下水位下降，河南各地给出的应对方法无他，还是黄河。例如，滑县水务局就表示，通过近几年的引黄，地下水位有所回升。在临近黄河的开封市兰考县也同样是用渠引入黄河水灌溉和渗入地下来保持地下水位。

　　但杜理平认为这种办法不能让地下水位整体回升或停止下降，只能做到“降慢一点，控制下降的幅度”。张海亮也认为现有的“节、引、补”等手段都做不到令地下水位回升或不再下降，“主要是节水，其他没法儿”，既不能让地下水位不再下降，又要依赖地下水灌溉，“早晚会出事”。

　　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产区所采用的灌溉方式普遍是耗水量大、效率低的漫灌等方式。在面对天气转暖后，河南、山东等地的春灌造成的用水量“井喷”，将会给各大粮食产区可供水量造成巨大的压力。

　　种粮成为政治任务

　　一方面是主要粮食产区越来越依赖地下水和黄河水灌溉，成本上涨；另一方面却是，粮食生产效益越来越薄，在农民的收入中所占比例下降，农民种植粮食的意愿不断降低。

　　在地方政府方面，农业生产所能带来的财政收入也远不能和工业带来的财政收入相比。粮食生产已经变成“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下的政治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行政力量的推动。

　　贾固村14队的村民刘荣善虽然认为当前的旱情会影响收成，造成减产，但并不十分在意。他家中承包有七八亩地，自己在北京打工，孩子在外上学，只有妻子一人在家中干农活。每年夏粮和秋粮的收成中，卖掉夏粮的收入大致能覆盖种子、肥料、农药、浇地和机械作业，一年的人工投入，也就是“落下一季秋（粮）”，作为一家人的口粮。而他在北京打工的收入每个月3000元左右，扣除四五百元的生活成本，大概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主要用于供儿女上学。

　　对于刘荣善而言，即便今年的小麦亩产降低了20%至40%，对其家庭的口粮和收入造成的冲击也不是很大。对于眼前的干旱，他的打算就是天气转暖之后，再花钱浇一遍水。

　　在贾固村中，类似刘家的家庭很普遍，青壮年几乎都外出打工或从事其他行业，而且很大一部分人已经不太会种植粮食了。留守的老人和妇女在很多时候，也雇人做打药和收割等农活，农民家庭对于粮食种植的意愿已经很低了，只是获取口粮而已。

　　根据安阳市农业局的资料，安阳市对2010年小麦玉米一年两熟种植的统计，全市每亩粮田年均产量为846.4公斤，亩收入为1682.3元，亩成本为614元，折合每亩净收益1068.3元。这一统计并未计入人工成本。

　　农民种植粮食的收益极其微薄，“农民是在为国家作贡献。”一位安阳市农业局的官员说。

　　因市区内河渠密布，河道水系发达，泰国曼谷曾被称为东方的威尼斯。不过近年来，昔日热闹的湄南河沿岸却风光不再。近日，为了让这一发达的水道系统重现生机，泰国政府决定对这一河段进行开发。

　　泰国曼谷曾经被誉为是“东方威尼斯”，不过随着城市和经济的日益发展，贯穿曼谷全市的湄南河沿岸一带却逐渐失去昔日的风采，泰国政府近日决定将对湄南河岸进行创新开发，让这一带重新焕发生机。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商业部助理阿隆功近日在曼谷表示，政府与民间团体正共同计划对湄南河吞武里大桥至拉玛九大桥河段一带进行翻新开发，大力开拓这一带的特色风光，以让这一古老的社区焕发出新的活力。阿隆功称，国家创新经济办公室管理委员会目前正在加紧研究加大对这一河段进行开发的计划，而如何更好地整合文物与观光旅游资源，以为该河段沿岸居民创造更加繁荣的社区旅游经济开发区，也是曼谷城市“创新功能”开发的专案之一。

　　阿隆功称，曼谷曾经被欧洲人誉为“东方威尼斯”，市区内河渠密布，河道水系运输发达，为昔日曼谷的经济繁荣作出过巨大贡献，而现在更可以利用这一发达的水道系统做为观光旅游资源。这一设想一经提出，立即在政府与民间收到热烈的反响，并一致认为，在对曼谷水道系统进行恢复与开放的同时，加入民俗与环境保护理念，同时向游客讲述这一带流传至今的许多美好的神话传说等等，都将成为吸引人们前往探幽访古以及亲身体验曼谷旧时水边民居真实生活风俗与民情的一大特色。(任芊)

　　2月2日是第15个世界湿地日，而全国人大常委、致公党中央副主席，著名农业专家和生态专家杨邦杰最近给国务院提交了一个报告：中国湿地全面告急！

　　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湿地拥有巨大的生态价值。它不仅可以补充地下水或作为直接利用的水源，又能有效控制洪水和防止土壤沙化，还能滞留沉积物、有毒物、营养物质，从而改善环境污染；此外，它还能以有机质的形式储存碳元素，减少温室效应，保护海岸不受风浪侵蚀，提供清洁方便的运输方式……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湿地也被人们称为“地球之肾”。

　　在另外一个方面，湿地还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虽然湿地覆盖地球表面仅6%，却为地球上20%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湿地也给人类和陆地上的其他动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能源，比如人类所需要的绝大部分水产品和部分禽畜产品、谷物、药材也都是由湿地生态系统提供的。联合国环境署2002年的权威研究数据显示，1公顷湿地生态系统每年创造的价值高达1.4万美元，是热带雨林的7倍，是农田生态系统的160倍。

　　前不久，杨邦杰刚刚从祁连山调研回来，那里的情况让他忧心忡忡：作为敦煌的最后一道绿色屏障，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66万公顷的区域中目前仅存11.35万公顷湿地，且因水资源匮乏还在逐年萎缩，就在另一边，库木塔格沙漠正以每年4米的速度向这块湿地逼近；位于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的高寒沼泽湿地，是黄河的天然蓄水池，目前玛曲县沙化面积已达80万亩，并以每年3.1%的速度递增，黄河沿岸已形成220公里的沙化带。

　　祁连山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的青藏、蒙新、黄土三大高原交界处，跨越甘肃、青海两省；涵养输送着年径流量约158亿立方米的近千条河流，是西北干旱地区最重要的水源地，也是西北乃至全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杨邦杰说，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在维护全球的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这里的湿地大面积消失，将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这还只是目前中国湿地危机的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湿地开垦面积达1000万公顷，全国沿海滩涂（湿地的一种）面积已削减过半，黑龙江三江平原的原有沼泽80%也都消失了，“千湖之省”湖北省的湖泊锐减了2/3，成千上万的水鸟正在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在中国东南沿海，56%以上的红树林也消失了。调查也显示，现在全国各类大小湖泊消失了上千个，约1/3的天然湿地存在着被改变、丧失的危险。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吉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湿地大面积锐减和破坏，有人为和自然两个方面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人为的活动导致了湿地大面积破坏和减少，在青藏高原、东北、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很多地方，湿地还受到了气候的暖干化的严重影响，在这种气候条件的影响下，很多湿地都大面积地缩小甚至是消失了。

　　2010年5月上旬，记者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尕海湿地的调查中也看到这样的事实：5月1日下午，记者到了距碌曲县城53公里的尕海湿地的核心区尕海湖，这是甘肃最大的高原淡水湖，海拔3480米左右，它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黑鹳、黑颈鹤、大天鹅等诸多珍稀鸟类的天堂，但记者发现其水域面积并不大，只有10平方公里左右，也少有鸟类活动的影子。当地人告诉记者，多年前，尕海的水域面积一直保持在20平方公里以上。上世纪90年代，受过度放牧、挖沟排水、植被破坏以及干旱影响，尕海湖水域面积不断缩小，在1995年、1997年、2000年这3年甚至还发生过完全干涸的现象，与此同时，这里的鸟类也就越来越少了。2002年下半年，国家在尕海湿地成立了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后，这里的湿地危机才得到缓解。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正旺告诉记者，为了进行鸟类研究，多年来他到过全国的很多湿地，“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湿地的围垦和开发更是普遍，这直接导致了天然湿地大面积的减少，除了一些自然保护区和极少数湿地公园受到较好的保护以外，众多的湿地遭到了开发和破坏，并且在一些保护区中，除了核心区域，其他地方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张正旺说。

　　湿地的锐减或者破坏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危及到很多鸟类的生存。“对于众多的水鸟而言，湿地在维护它们的生存和繁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很多水鸟重要的繁殖地和越冬地，也是不少迁徙种类的中间驿站。我国有300多种水鸟需要依靠湿地生活，大约占到我国鸟类种类的1/4左右。如果大量的湿地消亡或者被毁，它们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张正旺说，在湿地生活的水鸟有很多都是濒危或者稀有物种，比如丹顶鹤、白鹤、朱鹮、中华秋沙鸭、黑嘴鸥、鸳鸯等，要是其生存和繁殖的湿地消失或者被破坏，它们就会陷入灭亡的境地。

　　“并且，有些水鸟的繁殖或者栖息地十分有限，比如丹顶鹤，它的繁殖地主要在黑龙江三江平原的沼泽地或者芦苇地里面，而白鹤的主要越冬地就在鄱阳湖区域，目前世界上大约有95%的白鹤都是在鄱阳湖越冬的，要是这些地方遭到严重破坏，它们就会迎来厄运。”张正旺说。

　　鸻鹬类水鸟是地球上迁徙距离最远的鸟类，每年春天澳大利亚大约有500万只这种鸟要迁徙至美国的阿拉斯加、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并在北极冰原地带繁殖，然后又在秋天返回，但是由于路途遥远，对于多数水鸟而言，直接飞越

　　“这些年我国很多研究人员的调查和卫星监测也都显示，渤海湾沿线滩涂湿地及东南沿海海岸和岛屿的滩涂湿地都是它们非常重要的中间驿站。”张正旺表示。

　　沈阳理工大学生态环境研究室主任、著名鸟类与生态摄影师周海翔说，鸻鹬类水鸟基本都不会游泳，只能在滩涂湿地上寻找食物，如果这些滩涂湿地普遍遭到破坏，缺少食物，这些鸻鹬类水鸟的正常迁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周海翔近两年一直在和我国沿海滩涂湿地打交道。他告诉记者海岸滩涂是指沿海大潮高潮位与低潮位之间的潮浸地带，在地貌学上称为“潮间带”，由于潮汐的作用，海岸滩涂有时被水淹没，有时又露出水面，有时退潮时，滩涂面积特别宽阔，甚至连远方的海面都很难望见。

　　“这些滩涂上生活着近百种底栖生物，它们不仅一直为人类所利用（赶海），也是各种鸟类重要的食物来源。”周海翔说，也正是这样的原因，目前中国从北到南漫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极为丰富的鸟类资源，但是目前滩涂湿地已经是国内破坏最为严重的湿地类型。

　　“在渤海湾、黄海中国海岸线北部，我调查了很多地方，但是看到的只有伤心。很多地方直接把海边的小山或者高地炸平，然后将土石填到前面向海洋过渡的滩涂湿地上，这样导致漫长的海岸线上很多宽阔的滩涂湿地永久性地消失了。”周海翔说虽然海岸滩涂在生物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常常被很多人看成了荒滩，在上面进行土地开发不需要拆迁和退耕地，因此不需要对谁做出补偿，要比农田等其他土地类型廉价得多，因此成了很多地方政府和公司企业抢占的重要土地资源。

　　周海翔表示，滩涂养殖也是滩涂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一个方面。多年来，我国一直提倡和鼓励沿海地区利用滩涂围垦造田，扩大耕地面积，但是由于沿海淡水严重缺乏，滩涂改造成耕地成本高且效益低，越来越多的滩涂围垦丧失了造田的“初衷”，而是成为了海水养殖的“乐园”，这里面最为主要的就是人工养殖海参。

　　这些年，由于国内海参需求旺盛，很多养殖户和公司企业都投入大量资金，一些资金规模达到几千万甚至几个亿，在渤海湾和黄海中国海岸线北部大量养殖海参。周海翔告诉记者，2010年他曾经和其他人一起对渤海湾一段40多公里的海岸线进行海参养殖的样本调查，结果发现这段海岸线上就有1010个海参养殖场，平均每个养殖场的面积都在70亩上下。

　　海参属于奢侈品，在国内需求旺盛，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需求量越来越大，有时价格都能够翻到几十倍以上，因此养殖海参的利润非常大。“有一个老板甚至告诉我，现在除了贩毒，利润最大的就是海参养殖了。”但是周海翔说他在调查中发现，现在的海参养殖从幼苗开始到出产一直都需要用药，对近海生态的破坏尤为严重，它排放的污染物几乎是虾类贝类等物的数十倍，另外也把贝类等大量其他的海上生物杀死了。

　　另外，现在很多渔民的过度捕捞也导致了海岸滩涂湿地生态的退化。周海翔看到现在很多渔民的船越造越大，雷达越来越先进，渔网越来越密，但是网孔却越来越小，这样就将海岸滩涂相连的很多近海鱼虾都打得干干净净，而这些区域又是鱼虾重要的洄游与繁殖场所，因此这种破坏性的捕捞几乎是给它们带来了灭顶之灾，而这种状况和近海污染的结合又导致了整个滩涂湿地生态系统的恶化。

　　海洋生态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启升研究发现，这些年来渤海的生物种类正在大幅度减少，鱼类已经从1983年的63种减少到了目前的不足30种，而且，生物群也开始出现小型化、低龄化的趋势。

　　此外，近些年来在整个渤海湾已经很难形成像样的虾汛和鱼汛，叫姑鱼、黄姑鱼、白姑鱼、大黄鱼、牙鳎鱼……多个鱼类已经濒临灭绝，渤海的渔业资源开始面临最为严重的危机。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着小型渔船出海，有时大半天就能捕回上千斤甚至数千斤的鱼回来，但是现在，就是开着大马力的渔船出海，有时一天甚至连油钱都挣不回来。”秦皇岛市的一位渔民告诉记者，为了多捕鱼，他们的渔网不得不越来越密，网眼也不得不越来越小，这样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境地。

　　相关法律的缺失和管理的杂乱是我国湿地生态系统近些年仍然持续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尽管2007年2月，国家林业局正式组建了湿地保护管理中心暨中国国际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中国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并且经国务院批准，我国还成立了由国家林业局、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16个部门组成的中国履行《湿地公约》国家委员会。另外近些年来，黑龙江、内蒙古、辽宁、湖南、广东、四川、陕西、甘肃、宁夏、吉林、西藏等11个省、自治区的林业部门还出台了地方湿地保护条例，这对推动湿地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管理和法律方面依旧存在空白和漏洞。

　　比如目前我国湿地的主管部门是林业部，但是大量的滨海滩涂湿地却依旧归海洋部门管理，目前林业部门根本就插不上手。在一些内陆省份，林业部门插手湿地管理也常常受到农业、环保、渔政等部门的非议和责难。

　　在调查中，周海翔看到很多内陆湖泊型湿地都分块承包给了周围的农民，但是很多承包人在捕捞时大鱼小鱼一律都不放过，因为大量的小鱼小虾都被他们用做养貂、养貉的饲料。

　　“在很多农民承包的湿地上，他们采用各种办法捕鱼，但是这种状况却存在法律方面的空缺，因为我国渔业法只规定不准使用禁用的网具，但却没有规定哪些是禁用的网具。”周海翔告诉记者，按照我国的《森林保护法》，就是老百姓在自己承包的山林，也不得随意砍伐林木，否则将会面临法律的制裁，但是在他们承包的湿地，他们在自己的承包期内就是将湿地拔得一根草都不剩，相关管理部门也无法找到制约他们的法律依据。

　　另外有一些湖边湿地和水库型湿地，很多农民也常常利用消水期造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国有关湿地保护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还有很多值得完善的地方。”周海翔说。

　　实际上，在有关湿地的立法方面，近些年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马广仁也一直呼吁，出台一部国家层面的湿地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早在2004年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尚未成立的时候，国家林业局就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起草工作组，组成了由众多来自各部门的知名湿地保护专家的专家组，开始了《湿地保护条例》的调研、论证和起草工作。然而由于与湿地立法关系比较密切的部门涉及到环保、水利、海洋、国土和农业等多个部门的利益，部门的利益难调，全国《湿地保护条例》依旧难产。

　　不过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生态规划与绿色建筑研究中心总监董翔告诉记者，湿地生态是一个很大的生态系统，它并不是简简单单就湿地的保护划上一条界线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它需要整体生态规划的保证，并且和城乡建设规划、工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只是目前在国内很多生态规划都是片状的，整体生态规划还缺乏法律上的依据和地位，搭建起这个平台还需要较长的时间。”董翔说。

　　高吉喜则告诉记者，在现阶段，我国还可以通过建立更多的自然保护区来加强对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他说目前国内虽然很多湿地都划为了自然保护区，但是所占湿地的比例还是太小，以后应该将更多的湿地纳入到自然保护区中。

　　“在我们国家，有《自然保护区条例》，划入以后，对人为的破坏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制约作用。”高吉喜说很多湿地如果不能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省级或者地级自然保护区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只要把湿地予以保护起来，其破坏的严重程度就要小得多。

　　张正旺告诉记者，目前在很多地方湿地保护和土地开发已经成为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有关部门在进行区域发展规划时，应该保留一些天然的湿地，并寻找到一种经济发展和湿地保护双赢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