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亚马逊树蛙被一条蛇牢牢咬住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3月3日消息，在自然界中，到处都充斥着弱肉强食，每天都上演着一幕幕捕猎者和猎物之间较量的场景。对于画面中的这只蛇来讲，这显然不是一顿能够轻松咽下的美餐，而对于这只树蛙，这也注定了是它命运的终结。

厄瓜多尔亚马逊盆地中的野性一幕

这个倒霉的两栖动物奋力挣扎

　　据国外媒体报道，一只亚马逊树蛙被一条蛇牢牢咬住，这个倒霉的两栖动物奋力挣扎蹬踏，试图从死神的嘴中逃脱。但这终究是徒劳的争斗，最终它被捕猎者整个吞噬下去。据科学网(kexue.com)了解，在厄瓜多尔亚马逊盆地中发生的这野性一幕，被摄影师路易斯-费尔南多-埃斯平(Luis Fernando Espin)用相机清楚的记录了下来。

最终树蛙被捕猎者整个吞噬下去

蛇为了吞下这只树蛙，花了45分钟的时间

　　路易斯说：“当时我正准备吃午餐，突然看到了这一幕。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但很快发现了那是一条蛇咬住了树蛙，树蛙紧紧的抱住蛇挣扎着不被吞下去。我马上拿起了相机拍摄了几张照片，而直到45分钟之后这条蛇还没能完全把这只树蛙吞掉，直到我临走时才完全看不见树蛙的身体。这个场景非常精彩，两个生物之间的战斗就真实的发生在了我的眼前。”

　　(科学网-kexue.com 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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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奖得主史佳花主演晋剧《大红灯笼》

晋剧《大红灯笼》是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故事情节由于小说、电影和舞剧的播扬，人们非常熟悉。在今天的社会，如何重新演绎《妻妾成群》的故事，怎样解构这个故事在当下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使它成为一部具有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且好看好听的戏曲作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简单地说《妻妾成群》是讲述民国初期在深宅大院里3个女人的故事，并没有多少传奇色彩。但是看了经过改编后的晋剧《大红灯笼》的舞台呈现，非常惊叹《大红灯笼》创作团队对经典小说重新解构的能力。从编剧贾璐的一度创作到导演张曼君的二度设计规划，使得这个陈旧的故事有了更深刻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审美价值。该剧情节紧凑，人物形象鲜明，主题是揭露封建男权社会和封建宗法制度对女性的压迫与摧残。无疑这是一部悲剧。剧中人物结局：死的死，疯的疯，走的走。陈家大院在大火中轰然倒塌。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年之际，山西梅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出晋剧《大红灯笼》，更显出此剧有深意。

史佳花在戏中塑造的四太太颂莲，人物形象非常引人注目。这部戏就是以颂莲的坎坷命运为主线来推演故事的。颂莲是上过洋学堂的学生，对婚姻，她有过美好的憧憬。但是面对现实的诱惑和考量，她自愿嫁给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人——给大户人家做姨太太。她是追求了物质享受而牺牲了自己的精神和尊严。这与当下我们社会中出现一些女性愿意在宝马车中哭，而不愿意在自行车上笑的婚姻价值取向是有多么相同之处啊。这也是该戏观照当下的现实意义。然而颂莲不知道，进入陈府，就进入了不可自拔的泥潭沼泽地。陈府是令人窒息、腐朽的杀人场，一口老井吞下了多少女性，而这正是封建社会中女性无法逃避的人生宿命。颂莲的人物性格发展有着清晰的层次脉络：从纯洁的少女到有心机的女人，最终在“四院封灯”的呵斥声中，陷入苦闷、沉沦、绝望乃至发疯。喝苦酒，点灯笼，踢灯笼，弄得满院狼藉，这是颂莲对封建社会的缩影——陈府一种本能的反抗。

晋剧《大红灯笼》运用戏曲的艺术手段来推演一个好看好听的故事。大院中妻妾们吃醋争宠，勾心斗角，结果两败俱伤，她们都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表面风光的陈府大院却埋藏着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到处暗含着不稳定的因素，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本质决定的。

这部戏的主题是多面的，见仁见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见解。这也是基于晋剧《大红灯笼》整体的舞台呈现的象征性所致。陈府是一个象征——是封建社会扼杀人性、扭曲人性的魔场黑洞；灯笼是一种象征——代表财富与地位，是大院女人争夺的目标，看似热烈红火却又暗藏血腥；死人井是一种象征——寓意封建大院里的人物命运归宿，显得阴森恐怖；玉箫是一种象征——代表美好的情感，很美却很脆弱。《大红灯笼》很像一篇成人的童话，以很美的视觉效果吸引着观众，同时也给观众留下深深的思索和启迪。

　　英国一研究小组在最近一期出版的《免疫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开发出一种单克隆抗体，经实验模型验证，该抗体与干扰素结合使用，可有效对抗肺结核感染。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成果有助于科学家开发出新的结核病治疗手段。

　　该研究小组由英国邓迪大学、伦敦国王大学以及伦敦大学圣乔治学院的研究人员组成。他们开发的这种单克隆抗体是一种A类免疫球蛋白(lgA)，属于同质性抗体，可识别结核杆菌。它通过绑定结核杆菌细菌，触发人体免疫反应，从而防止该细菌生长蔓延。论文称，尽管单克隆抗体已被广泛用于癌症和炎症性疾病的治疗， 但这还是第一次研究表明，它可以用来治疗结核病。

　　免疫球蛋白是人体内十分重要的免疫效应分子，因结构不同可分为IgA、 IgD、IgE、IgG和IgM五大类。研究人员认为，A类免疫球蛋白所具有的特性使其更易对抗结核病菌。尽管实际临床应用之前还要进行许多研究，但这一 发现使科学家距离开发出新的结核病治疗方法更近了一步。

　　肺结核是目前人类面临的重大公共健康问题之一，全球每年有大约200万人死于该疾病，英国2010年的肺结核病例数则创下了10年来的新高。虽然由于多种抗生素和预防药物的产生使肺结核病例在世界范围内曾一度迅速减少，但随之而来，肺结核菌株的多重耐药性也越来越明显，研制出新方法来预防和控制该种疾病显得极为迫切。

多年来，神经科学家一直在分析大脑在何时何地会活跃

　　大脑接受外界信息的刺激，如视听信号以物理、化学形式存在，而神经系统只能以神经脉冲的形式传递信息，因此必须把各种物理、化学信号转变为频率、节奏、波长等神经脉冲来表示不同的信息，这一过程称为编码。就像人们调节收音机的频率，科学家目前已在利用一种脑皮层电流描记的方法，精确描记大脑活动时的频率、波长等神经脉冲并对其进行分析，以获得有关大脑意识的更多详情，帮助人们从一个全新角度理解大脑的工作机制。

　　脑生理学的三种工具

　　多年来，神经科学家一直在分析大脑在何时何地会活跃。最近，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使用了脑皮层电流描记法，这是一种用临时放置于大脑皮层表面的电极阵列来监测大脑的技术。“分析大脑功能，通常集中于大脑的哪个部位、什么时候产生活跃。”医学院的埃里克·里奥萨德说，而分析大脑活动的频率、波长为研究脑生理学提供了除脑电图（EEG）、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以外的第三种主要手段。

　　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主要是利用磁振造影来测量神经元活动所引发的血液动力的改变，在大脑中定位某个功能区。脑电图则是将电极放在头皮上，许多神经元同时放电就产生了脑电波，经脑电图机放大后记录在专门的纸上，得出一定波形、波幅、频率和位相的曲线即为脑电图。放电频率决定了大脑活跃频率或波长，这是可以用赫兹或秒周期来计量的。脑电图对癫痫诊断价值最大，用脑电图监控外伤或癫痫病人的意识，可以帮助确定诊断和分型，对诊断脑肿瘤或损伤有一定帮助，也可用来研究睡眠。

　　相比于脑电图，脑皮层电流描记法能直接记录来自大脑皮层的脑波数据。在临床上，里奥萨德和其他神经外科医生用这种方法来鉴别抗癫痫药物作用源区，绘制出这些区域以便通过外科手术清除病灶。得到病人允许后，他们将电极阵列放在癫痫病人颅骨以下的大脑皮层表面，监控大脑活动波谱，以找到抗癫痫药物在大脑中的作用源区，与传统的脑电波监控手段相比，这种方法获得的结果要更加详细。

　　精细解码脑电波

　　利用电极阵列收集大脑活跃性频率的数据，可以获得更多重要的内部观察资料。里奥萨德既是神经外科教授，也是神经生物学与生物医学工程教授。他说：“EEG只能监控40赫兹及以下的频率，但是脑皮层电流描记让我们能对500赫兹以下频率的脑电波活动进行监控，从而能完整地研究大脑活动的生理机制，得到更好的信号，并能更准确地定位信号的来源去向。”

　　里奥萨德和同事通过电极阵列来观察外科麻醉后的意识减弱和恢复过程，研究结果发表在去年12月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他们发现，每个频率都产生了不同的信息，这显示出不同的神经回路会如何随着意识的减弱而变化。

　　在失去意识过程中，按某种顺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恢复意识的过程中以相反的顺序重复。某个频率区的活动性称为伽玛带，被认为是神经元与其附近神经元之间交流传输信息的表现，随着伽玛带频率的下降或回归，病人失去或恢复意识。

　　“不管病人麻醉得有多深，某个大脑网络总是以很低的频率保持活跃性不变，”里奥萨德说，“大脑活跃性频率高低频之间有着某种关联，这种关联也不会变，我们推测这可能与某些记忆回路有关。”

　　在另一篇发表于2月9日《神经科学杂志》上的研究论文中，里奥萨德和同事证明了，大脑特定区域的波长可以用来测定该区域在当时执行的功能。他们将一个电极放在多个不同的脑区，包括语言中枢测量脑活性数据，集中分析这些数据显示，病人的许多信息可通过脑区中的活性高频带获得。比如：是否听到了一个单词？是否准备说出一个他听到或看到的单词？是否正在说一个他听到或看到的单词？

　　“一直以来，我们把大脑活动频率作为一个整体，用来研究一个现象，但我们发现这些频率并非毫无差别，而是非常多样。”里奥萨德说，“我们用脑皮层电流描记法分析这些频率，可解码更多的体现大脑活动和认知意向的电流脉冲，因此可更多地从大脑无线电台中获得信息。”(常丽君)

▲一对交配中的刺猬标本。这情景应该解了不少人心中的疑惑吧。其实，雄刺猬们对这件事的态度很简单：勇往直前，同时，小心肚皮

突眼蝇雄性个体争夺配偶的方式就是比眼柄的长短

▲一对正在交配的倭黑猩猩。倭黑猩猩以“情圣”著称，只要逮到机会，不管何时何地都要进行交配

▲一只雄性大眼斑雉在求爱时展示出美丽的羽毛

科学家发现，恋人的照片有减轻疼痛的功效

　　近日，研究人员发现，恋人的照片可以减弱大脑中疼痛处理区的活动，起到类似于扑热息痛片或者可卡因等麻醉剂的作用。

　　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了证明情感依恋和减轻疼痛有关的直接证据。在研究中，研究人员在热恋中的学生皮肤上进行不同程度的烧灼刺激，要求他们集中精力看他们恋人的照片，同时用磁核共振成像拍摄了他们大脑的活动情况。

　　神经系统科学家贾雷德雅戈尔发现，平均来说，这些学生的疼痛感降低了36%到44%，而强烈的不适感减轻了约13%。在一项发表在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期刊上的研究中，博士后学者雅戈尔说：“疼痛感的减轻与大脑皮质上层有关。“爱情的镇痛作用更多地和奖励中枢有关。奖励中枢会告诉大脑将当前的行为继续下去，这说明我们不一定只能依靠药品来镇痛。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奖励，而不需要承担药品的副作用。”

　　在一个独立研究中，心理学家研究了25位女性和她们的男朋友，这些恋人交往的时间都超过了6个月。研究人员让这些人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尖锐的刺痛感。在不同的疼痛刺激中，研究人员要求她们握着男友或是一位陌生男人的手，与此同时男人们都藏在帘子后面。

　　而在其他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要求这些女性在承受疼痛的同时，看着她们的男友或是一名陌生男子的照片。

　　该研究是在加州大学进行的，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女性在握着她们恋人的手时，疼痛感明显减轻了。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看着她们恋人的照片也能起到同样的镇痛效果，不过如果对方是个陌生男性，则无论是握手还是看照片，效果都远不及此。(崔旭燕)

作为儿童退烧药，尼美舒利在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

　　2011年春节刚过，登上创业板不到一年的康芝药业迎来了上市以来最大的危机，尼美舒利被媒体曝出“有数千例不良反应和数起死亡案例”。

　　作为常见的一种儿童退烧药，尼美舒利被爆出如此严重的不良反应，康芝药业不得不在2月14日当天紧急停牌，随后指责可能有跨国企业在幕后策划。

　　随后国家药监局也表态，称目前对尼美舒利的不良反应监测并无异常，要组织专家对尼美舒利进行安全性的进一步认证。

　　媒体和公众的质疑并未停止，市场并不买账，康芝的股价在停牌后复牌的7个交易日内大跌将近两成（同期大盘上涨1.4%），国内部分药房也将尼美舒利下架。

　　康芝口水战

　　风波源于2010年11月26日的“2010儿童用药安全国际论坛”，论坛发给与会记者的新闻通稿上写道，“尼美舒利在中国上市的6年里已出现数千例不良反应事件，甚至有数起死亡病例”，并推荐了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作为儿童退烧的首选安全用药。

　　这个论坛的会议记录显示，这个数据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教授陈慧中的演讲（截至发稿，本刊记者未能联系到此人），“2004年1月到2010年4月，尼美舒利的不良反应有4703例，其中死亡3例，当然这个资料，没有在文章上公开发表，但是死亡病例是确有其事的。”

　　会议当天，中央电视台等数家媒体即在报道中引用了新闻通稿中提及的尼美舒利不良反应数据。不过，媒体的第一波报道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

　　2011年春节过后，有市场化媒体介入，追踪“近日中央电视台曝光名为尼美舒利的退烧药致儿童死亡一事”，尼美舒利安全性问题由此掀起轩然大波。

　　在国内的儿童退烧药市场上，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尼美舒利三分天下，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的主要市场在大型医院，而尼美舒利在二级医院表现良好，这三种药物同属非甾体抗炎药，除了用于退烧，还可以用于止疼、消炎，儿童和成人都可以使用。

　　根据国家药监局的资料，国内虽有55家生产尼美舒利的厂家，但显然都不及尼美舒利对康芝药业重要，康芝药业董事长洪江游告诉本刊记者，主要成分为尼美舒利的瑞芝清是康芝药业的主要产品。康芝药业的招股说明书亦显示，瑞芝清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的销售收入占公司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4.24%、73.01%和80.77%。

　　而强生旗下同样有两款儿童退烧药品，一个商品名是“美林”，以布洛芬为主要成分，另一个叫“泰诺林”，主要成分是对乙酰氨基酚。从2010年5月至今，因为美国宾州工厂的生产监控问题，强生已经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十几个国家召回大量的泰诺和美林产品。不过强生表示，此次召回并不涉及中国市场。

　　康芝药业的律师函称，这是“一些企业和单位通过媒体对尼美舒利颗粒进行无端诋毁的行为，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康芝药业的董事长洪江游还在2月18日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炮轰强生公司，称可能是跨国公司强生在幕后策划，而且还听同行说，强生为“2010儿童安全用药国际论坛”支付了100万元的赞助费，并表示已经向康芝药业所在的海南省工商局举报强生“不正当竞争”。

　　洪江游在接受《南都周刊》专访时也对强生公司表示了不满，“强生的网站上曾挂出了‘美林（不含尼美舒利）’的标语，还在尼美舒利的后面标注了一个禁用的符号。”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强生曾经是洪江游心目中的行业英雄和标杆。洪江游此前曾对媒体表示，“我心中一直有个目标，如果有一天，有人将康芝称为中国的强生，我们就真正成功了。”

　　然而强生制药方面保持了沉默，强生制药公司新闻发言人吕晶的电话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她此前对媒体承认了在强生公司的网站上确实出现过禁用尼美舒利标志的图片，但对整件事件不清楚，需要核实。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前述论坛的参与者告诉本刊记者，这个论坛的赞助商确实是强生。“论坛主要就是说尼美舒利不好，说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好。”

　　另一位与会媒体记者则认为，“赞助商是强生不代表什么，因为这个论坛讲的东西还是比较科学的。”据业内人士分析，大型的制药企业赞助一些医学会议和论坛是常有的事情。

　　值得玩味的是，上述论坛的主办方是国家药监局的医药国际交流中心，而且据该机构的官方网站披露，他们和强生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且将要开展“第四个五年计划”。当记者就“2010儿童用药安全国际论坛”致电该机构时，对方工作人员在得知来意后迅速挂断电话。

　　是不是“夺命药”？

　　针对2010儿童安全用药国际论坛上研究人员提到的“数千例不良反应报告和数起死亡病例”，记者通过采访函向国家药监局询问数据的真实性，但至截稿时，国家药监局没有回复。

2009年儿童解热镇病市场情况

　　洪江游对《南都周刊》表示，他不知道这个数据来自何处，康芝没有这样的数据。

　　因为在中国，药物不良反应的具体数据掌握在国家药监局药品不良反应中心的数据库中，只有药监系统的人才能看到，不向公众公开，只是会定期公布《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

　　虽然没有完整性的数据，在国内的公共媒体上，也未有关于尼美舒利安全性的报道，但在各类的医学期刊上，探讨尼美舒利安全性的论文和尼美舒利不良反应的病例并不少见。

　　本刊记者得到的一份来自广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2002年1月至2010年4月，尼美舒利在泛珠三角地区10个省市中有不良反应1099例，其中严重不良反应28例，无死亡案例。

　　另据发表在医学学术期刊《临床与实验病理学》（2008年第24卷第四期）上的一篇论文《尼美舒利引起严重肝损伤致死尸检一例》称，一名9岁的儿童因发热服用尼美舒利和氨酚伪麻黄片3天后，死于急性肝坏死导致的多脏器衰竭，论文的作者认为，与药物相关的可能性较大。

　　“尼美舒利的不良反应是比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的不良反应要多一些，但不像媒体讲的是一种夺命药，而且多数药都有不良反应有死亡案例，因为药在病人手上，不一定会按照说明书服药，”原海军总医院药剂科主任，卫生部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系统专家孙忠实教授说，“目前看来，尼美舒利和其他非甾体抗炎药相比，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相当，难兄难弟，谁也不要说谁。”

　　和孙忠实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药理学会原副理事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曾繁典教授，他认为，从现有的监测数据看，尼美舒利的不良反应并没有超出安全的范围。尼美舒利和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非甾体抗炎药的安全性差不多，没有其特殊性，任何药品都会出现不良反应，民众不需要产生恐慌的情绪，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用，尼美舒利仍然是安全的，但在给儿童使用时需要慎重。

　　安全争议由来已久

　　实际上，欧洲对尼美舒利安全性的争议也是由来已久。尼美舒利于1985年在意大利首次上市，此后相继在50多个国家出售。

　　上市以来，陆续有尼美舒利可能损害肝脏的报道，早在1999年，尼美舒利在欧洲的说明书上就开始增加肝损害的黑框说明。截至2002年，芬兰陆续收到109份尼美舒利的不良反应报告，其中肝脏损害者66份，芬兰药监局在当年决定暂停尼美舒利的销售，并要求欧洲药品管理局（EMEA）重新评定尼美舒利的安全性。随后西班牙、土耳其等国也暂停了尼美舒利的销售。

　　其间，有两项研究值得一提，Macia根据西班牙药物检测系统进行的尼美舒利风险/利益评估结果提示，尼美舒利比其他非甾体抗炎药易出现肝损害，而且程度严重。

　　但是，2003年，意大利的一项对40万人的研究却有不同结果，尼美舒利引发肝病的风险很小，尼美舒利的肝损害发生率比其他非甾体消炎药仅略有增高。

　　EMEA经过长达16个月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意大利40万人大样本的研究，得出结论，尼美舒利肝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其他非甾体消炎药相似，治疗利益高于风险，允许继续销售。但前提是使用时必须遵循以下限制条件：每日最大剂量为200mg，分两次使用，疗程越短越好；只可用于急性疼痛、骨关节炎、痛经；不可用于有肝病患者，并须添加有关严重肝脏反应风险的警示。

　　2007年，爱尔兰又因6例肝损伤报告停止尼美舒利的销售，随后EMEA再次对尼美舒利的安全性进行评估，结论和2003年的一致，但限制了尼美舒利的疗程不超过15天。

　　在另一个药品监管体系相对比较成熟的地区——美国，尼美舒利并未上市。

　　我国药监部门也对该药采取过一定的监管措施。2008年，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曾下令修改尼美舒利的说明书，新增“严重凝血障碍者、严重心衰患者”的禁忌症，并对儿童用法用量作了明确限定：“明确仅用于1岁以上儿童。剂量为5mg/kg体重/天，分2至3次服用，最大剂量不超过100mg，1天2次。用于退热，疗程不超过3天。用于风湿病，疗程应遵医嘱。”

　　但是，这个说明书与国外相比仍显不足。2009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编撰的《药品技术评价文集（第3辑）》中有一篇文章比较了国内外尼美舒利说明书的不同：国外说明书适应症仅限于“急性疼痛的治疗、疼痛性关节炎的症状治疗、痛经”，而国内则较宽泛；国外说明书明确指出“小于12岁的患者禁止服用本品，12-18岁的青少年无须调整剂量”，而国内允许使用的年龄要小得多。另外，“国外说明书的禁忌症、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孕妇与哺乳期妇女用药、老年用药、药物相互作用、药物过量等项目的安全性信息亦非常全面，特别是在‘特别警告与注意事项’部分”。

　　不宜作为儿童退烧药首选

　　但欧洲的研究多针对成人，而有关尼美舒利在儿童安全性的评估数据较少，国内更无详尽的临床数据。北京地坛医院的医生孙凤霞就在一篇论文中认为，尼美舒利儿童用药安全性的资料不详，因此儿童患者尽量避免选择，EMEA还因此在2007年禁止了12岁以下儿童使用尼美舒利。印度从1995年开始将尼美舒利用于儿童，但最新的情况是，2011年2月印度卫生部也禁止了12岁以下儿童使用尼美舒利。

　　国内多家大医院的临床儿科医生，则对尼美舒利持有更多的保留态度。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儿科的一位医生说，尼美舒利药效比较好，但自己医院用得不多。北京儿童医院呼吸内科专家胡仪吉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尼美舒利在儿科属于处方药，儿童医院不作为一线退热药物，风湿免疫专业也只用作二线用药，用量很少。

　　另外，2009年，由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陈爱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的陈慧中等多位医生共同撰写的《儿童呼吸安全用药专家共识：感冒和退热用药》也认为，尼美舒利的安全性问题仍未在中国儿科临床引起足够重视，故在有效而更安全的退热药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尼美舒利不宜作为退热首选药物。

　　无论是学术界的争议还是商业利益的竞争，对康芝药业等尼美舒利制药商而言，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国家药监局的评估结果。

　　截至发稿时，国家药监局的评估结果尚未公布。一位业内人士称，此次尼美舒利安全性风波，不仅是制药企业之间的纠葛，更拷问了国家药监局的药品安全监管体系，“药品不良反应数据应该公开和透明，对于争议药品也要拿出令人信服的评估体系。”(徐卓君 张峰)(崔略商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为了权力能代代传承这一长远利益会惩治腐败，决心不是假的。但是，有决心惩治腐败和能不能治理腐败是两回事。

明清两代，皇帝的生日是全国性的节日，称万寿节。万寿节时，王公大臣要向皇帝祝贺并呈献礼物。除皇上的万寿节外，上元（即元宵）、端午、中秋、冬至、元旦（旧历正月初一），以及皇太后生日也是万寿节；皇后的生日是千秋节，这些节日也要送礼。

送给皇帝的礼物不说无价之宝，至少也该是稀有值钱之物。那么，置办这些礼物的钱从哪里来？总督、巡抚们想到的一个常见办法是摊派下属官员，不仅收上来的钱足够备办礼物，常常还有多余，趁此机会可以大捞一把。

乾隆二十二年（1757），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商量购买黄金，以制造金手炉送给皇帝作为礼物。他们把收购黄金的任务派给云南各府州县官员。当黄金收上来时，他们给的钱却大大低于市价，比如市面上黄金一两换14两银子，他们只给10两，这4两银子的差价就得各府州县官员自己出，这实际上是摊派。各府州县官员对总督、巡抚自然不敢说什么，但他们也不愿吃亏，就把负担转嫁给商民，结果民怨沸腾。郭一裕看情势不好，便先揭发了恒文，中央派专案组去云南调查，最后郭一裕被免职，恒文被赐自尽。

乾隆时代，像恒文、郭一裕之类的做法很普遍。陕甘总督勒尔谨以给皇帝送礼为名，每年收受甘肃兰州府皋兰县知县提供的帮助置办礼物银二三千两，但他每年所送的礼，在乾隆看来“不过值银数百两”，乾隆严厉斥问勒尔谨:“你借此名色，皋兰一县就收他二三千两，其余州县自然多有帮办。”这显然符合实情，勒尔谨不可能只向皋兰县知县要钱。

乾隆对此颇为恼火，是因勒尔谨这样做等于败坏了他的名声，都说是凑钱给皇上买礼物，结果皇上没得到多少像样礼物，倒是肥了勒尔谨自己。但像勒尔谨“借此各色向属员勒索”的确已是官场通行做法，闽浙总督伍拉纳被抓起来后，就承认“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肥囊橐”。

乾隆治理贪污腐败，被公认是清代历朝中决心最大、执法最严、被惩处高官最多的。决心最大、执法最严体现在法律适用上，乾隆以前规定贪污白银千两要被处斩，但如果在限期内将赃银全部赔缴，可以减等处罚，免于一死。乾隆废除了这条规定，要求不能减等免死。乾隆年间被惩处高官之多也为历史少见，仅总督、巡抚因腐败而被立案查处者就有30多起，因此而丢命的高官约有20名。

但是，贪腐能否被扼制，显然不由乾隆的决心所定。乾隆也许没想到，也许不愿承认，他自己就是腐败的重要源头。晚清学者薛福成分析说：“高宗（乾隆）英明，执法未尝不严”，“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究其原因，“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也”。既然皇帝决定高官的命运，高官就必然想尽一切办法向皇帝邀宠、固宠，而送礼无疑是邀宠、固宠的重要手段。礼物不珍贵稀有难入皇帝法眼，珍贵稀有的礼物需花大价钱置办，这样就迫使高官向属下收取“帮办钱”。

对属下来说，高官决定他们的命运，“州县之畏督抚，过于畏皇法”，他们势必以高官对皇帝的心态来对待上司，一方面得积极响应上司“帮办”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把上司生日当做当地官场的节日，逢年过节都要积极向上司送礼以获取好感。但是，他们又不可能拿有限的法定收入，支付“帮办”和送礼的费用，势必要巧立名目向百姓敛钱。这样，腐败就是体制性的，尽管禁贪措施不断出台，贪风却愈演愈烈，扼制腐败只能是喊喊口号。

一般认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为了权力能代代传承这一长远利益会惩治腐败，决心不是假的。但是，有决心惩治腐败和能不能治理腐败是两回事。治理腐败靠权力监督，而最难监督的是最高权力，所以，近现代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以约束国王的分权制度设计为主线，最高权力被约束即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建立，这属于常识。

但是，乾隆缺乏这种常识，乾隆式的最高权力者也不会认同这一常识，当然他们更不认为官员腐败与自己有关。这就是大清帝国式反腐总是动作大、收效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