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中央决定对全国县党委书记进行一次轮训；今年2月19日，中央党校举行社会管理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培训对象是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中组部决定，从今年5月起，用一年时间，在全国开展全国基层党组织书记加强社会管理集中轮训。据了解，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只能派4名代表参加，其中两名乡镇党委书记、两名村党支部书记。

　　65岁维族村官

　　送帽子给李源潮

　　65岁的吐尔逊·艾则孜太激动了。当了30多年党的基层干部，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能亲眼见到中组部的大官。为了这次见面，他颇费了一些心思。

　　5月18日上午9点，全国基层党组织书记加强社会管理集中轮训示范班集体合影。合影一结束，站在队列最左侧的吐尔逊·艾则孜快步跑到场地中央，喊了声：“请大家先别动，我想说几句话。”他用带有浓重口音的普通话向中组部致谢，然后拿出一顶蓝底带花纹的维族特色帽子，送给坐在前排最中间的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李源潮戴上帽子，顿时引来全场掌声，这个小插曲让现场氛围轻松不少。

　　吐尔逊·艾则孜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小营盘镇乌图布拉格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他平时工作在田间地头，可称得上是“泥腿子书记”。帽子是他老伴亲手缝制的，来到北京后，他有点拿不准用这种方式给领导送礼物是否合适，还专门向带队的官员请示，最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中组部决定，从今年5月起，用一年时间，在全国开展全国基层党组织书记加强社会管理集中轮训。吐尔逊·艾则孜参加的“示范班”是轮训的“模版”，其教学内容、方式以及风格供全国各省复制和参考。

　　百名党组织书记

　　万寿庄培训六天

　　5月18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乡镇和村党组织书记来到北京万寿庄宾馆，开始接受为期六天的社会管理培训。除此之外，中组部另开办了针对街道、社区党组织书记的社会管理培训示范班，内容与乡镇干部培训班有所不同。

　　在学员们看来，吐尔逊·艾则孜的激动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是中国的权力体系中级别较低的官员，此前鲜有机会接受中组部的直接培训。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党委书记张晓冬告诉记者：“我们省委党校搞培训，一个县每年只能派一名镇长参加，如果能轮上，那就已经很激动了。参加中组部的培训，以前不敢想……”

　　吐尔逊·艾则孜从没参加过社会管理方面的培训，对这方面的知识所知甚少，但却时常要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这位60多岁的老人骑着摩托车挨家挨户敲门，告诉村民不要信谣传谣。

　　每个省区选派

　　4名代表培训

　　目前，我国有4万个乡镇、街道党组织，68万个村、社区党组织。哪些幸运儿有机会接受中组部的直接培训？据记者了解，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只能派4名代表参加，其中两名乡镇党委书记、两名村党支部书记。

　　尽管没有硬性选拔的标准，但这些学员都是当地党建工作的典型。北京有4名基层干部参加培训，通州潞城镇党委书记王晨、顺义北小营镇党委书记王泽、怀柔渤海镇北沟村党支部书记王全和大兴区榆垡镇求贤村党支部书记何宗福。

　　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央高层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月19日，中央党校举行社会管理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培训的对象是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这次，培训范围扩大到最基层的党组织。新华社一篇关于“示范班开班式”的通稿中称，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好不好，社会是否和谐稳定，老百姓对党和政府是否信任，关键看党组织强不强，党组织书记怎么样。

　　多位参加培训的乡镇党委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回忆，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开班式上说的一句话形象且生动：“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课堂实录

　　中央政法委高官谈“上访”、“拆迁”

　　拆迁引发上访和群体事件占1/5　告诫基层干部“不要等闹大了再被动应对”

　　令这些基层学员们兴奋的是，授课的都是“国字头”的专家：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其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人民日报副总编马利……

　　“中央的专家就是有水平，特别敢讲，一套一套的……”一位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村党支部书记如此评价授课风格。北京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党支部书记王全告诉记者，“这个课很解渴，听了不想走。”

　　第一天培训的下午，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其江做“当前基层社会管理的形式和任务”的报告。谈到“群众上访”问题，他直言不讳地劝诫台下的基层干部：不要等到了省市甚至北京再花更大力气解决；对于伤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及时纠错补偿，不要等闹大了再被动应对。

　　闪淳昌在主讲“基层常见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置”时，多次提到一把手要亲自坐镇化解矛盾。他的观点被学员们抽象成了“杀鸡也要用牛刀”、“老大出马就不难”等通俗说法。

　　不过，专家们的观点也不一定完全被接受。有一位专家提出了“只有刁官，没有刁民”，北京通州区潞城镇党委书记王晨不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但还是记下这句话，准备回去细细琢磨。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以及与之相伴的拆迁问题一直被认为是矛盾的导火索。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其江用极其口语的方式对学员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说过，解决好中国土地问题，也就解决好了中国的农民问题。我想，这句话到今天仍然适用。”他举例说，目前因征地拆迁引发的信访和群体性事件占1/5，这方面的利益协调好了，1/5的信访和群体性事件就可以避免。

　　最后，王其江还为学员们举了一个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征地拆迁一片、富裕和谐一片”的例子。

　　“钱云会”、“药家鑫”成案例

　　专门花半天时间讨论“孟连事件”

　　“微博女王姚晨(微博)的粉丝已经超过800万，最新一篇微博被转发5600多次，评论3000多条……当年写小说《三重门》的小孩儿韩寒(博客)，现在已经成为意见领袖……”在“媒体网络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应用”课上，人民日报副总编马利和这群基层干部聊起了微博的作用。

　　马利用一组数字向参训学员说明网络的力量：一般突发事件发生后，2小时内出现在网络上，6小时被多家网站转载，24小时达到高潮，形成热点，例如钱云会事件、药家鑫事件。此外，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亦被提及。

　　学员们介绍，6天的培训中，专门花半天时间集中讨论和学习一个群体性事件案例云南孟连事件。

　　这节课先播放了一段由中央政法委制作的“孟连事件”视频短片，长约一小时，播放前提示不许拍照和录像。

　　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执行任务的民警被500多名群众围攻、殴打。云南省委常委会认为孟连事件表面上是警民冲突，而实质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短片末尾，身穿囚服的原孟连县委书记在铁窗里讲述如何收受相关企业的贿赂，从而损害到对外胶农利益。

袁静

　　3日中午11时40分，贵阳市金阳新区世纪城金源购物广场门口发生一起恶性故意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作案后逃离现场。经贵阳市公安局金阳分局查明，贵州都市报首席记者袁静有重大嫌疑。贵阳市公安局金阳分局4日发出通缉令，悬赏缉拿袁静。

　　通缉令称，犯罪嫌疑人：袁静，男，汉族，1986年2月20日生，原籍贵州习水县良村镇良村村群兴组人，身份证号：522132198602205916，现暂住贵阳市煤矿村出租房，身高160CM，体型中等，平头，逃跑时戴黑框近视眼镜，穿深色长袖T恤，牛仔裤，背黑色挎包。

　　警方希望知情者积极提供破案线索，对提供线索或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的，警方将给予重奖，并为举报者保守秘密。 (据《羊城晚报》)

任志强上传到微博的图片中显示花坛上布满烟头。

　　自5月1日起，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一个多月过去，禁烟效果如何？记者探访一些公共场所发现，很多室内公共场所依旧允许烟民吸烟，而在少数执行规定严格的场所，烟民则在想办法寻找“冒烟”的机会，于是，航站楼的花坛成了烟灰缸，被塞满烟头。

　　■记者调查

　　禁烟严格场所 烟民偷着抽

　　端午小长假几天中，记者出入多个公共场所，发现虽然有的公共场所严格执行“禁烟令”，但无奈烟民守法意识不高，仍旧偷着抽烟。在西四附近的一家医院的病房楼内，几名男病友聚在病房区一侧的窗口处喷云吐雾，“病房里严禁吸烟，我们也不敢抽，这里护士看不见。”一名抽烟的病人说。虽然看不见抽烟，但是积聚的烟味，对其他从楼道经过的病人和家属来说，还是很刺鼻。

　　首都机场也在近日关闭了航站楼内所有吸烟室。但一些烟民为了解烟瘾，趁工作人员不备时吸烟，然后将烟头塞到机场大厅外装饰的花坛里。在T2航站楼外的花坛20分钟就有七八个烟头。一名正在抽烟的男士称，候机楼内不让吸烟，所以他就到外面抽，“这里就不算室内了吧？” 任志强在微博中也说， 机场花坛变成了烟民的垃圾筒，他发的图片中，花坛边缘布满烟头，足有二三十个，旁边还放有一个打火机。

　　记者了解到，首都机场已分别在T2、T3航站楼外的人行步道里侧设立了室外吸烟区，即便如此，仍发生了工作人员劝阻乘客不要在航站口内吸烟，乘客声称拒绝登机的事件。机场方面表示，只能通过工作人员劝阻、消防人员加大巡查等方式落实禁烟政策。

　　禁烟懈怠场所 商家同意抽

　　相比医院、机场等严格执行禁烟规定，一些公共场所的态度就没那么坚决了。在一家商场，经营区域没有任何人吸烟。可是，卫生间的管理员虽然起初表示不可以吸烟，随后却又说，躲到卫生间的最里面可以吸烟，只要别被查到即可。

　　餐饮场所的吸烟问题，至今还未得到解决，大多还设有吸烟区。在学院路的一家上岛咖啡馆里，过道两侧分别是吸烟区和非吸烟区，即使坐在非吸烟区里，从对面飘来的烟味依旧强烈。记者询问服务员为何不遵守全面禁烟规定，服务员只报以微笑。而根据5月1日全面禁烟的规定，室内公共场所不得设置吸烟区。

　　■专家说法

　　法不完善 烟难禁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主任杨功焕表示，卫生部新版《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违规的人或单位如何处罚，这还需要配套的法规予以完善。而且《细则》中称卫生行政部门是执法单位，但执行起来并不有效。

　　5月26日，卫生部在新浪微博上发起了随手拍支持控烟活动，请公众看到违规吸烟的人就拍下上传。截至昨天，该微博已有8177个粉丝，虽然有人上传了在商场、餐厅的吸烟现象，但博主在回应中只能予以谴责。据了解，该活动主要还是监督全国医院中出现的吸烟问题。

　　禁烟不妨主动劝阻

　　近日，一位河南老人在北京站等地抢吸烟者手里的烟进行禁烟宣传引发争议。记者在餐厅就餐时，遇到一名吸烟的顾客，服务员对此无动于衷，只能由记者委婉地向那名顾客提出不要吸烟的要求。在说明情况后，吸烟的顾客很配合地掐灭卷烟，并表示歉意。控烟专家说，老人的做法不一定提倡，但大多数情况下，主动劝阻都会取得效果。一项调查显示，在禁烟效果最差的餐厅，尽管92%的人知道5月1日起全面禁烟，但只有2.3%的人会主动劝阻。如果更多的人参与到劝阻的队伍中来，室内公共场所禁烟将不再困难。

　　晨报首席记者 王彬

　　中新社柏林6月5日电 (记者黄霜红)德国下萨克森州农业部长林德曼5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产自该州的豆芽被初步认定为近来德国大面积传染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病源。生产这些带菌豆芽的工厂目前已被关闭，待次日实验室检验结果揭晓后再行处理。

　　林德曼称，位于下萨克森俞尔岑(Uelzen)地区的一家企业生产18种芽类蔬菜，生产过程中种子被放在一个滚筒中，经喷洒38度的热水后种子发芽，这个温度同样适合其它菌类的生长。林德曼说，这些芽类在生长过程中没有使用肥料，很可能是发芽用的水产生了污染，或者是种子事先沾染细菌，在发芽的环境中迅速繁殖。

　　该企业的产品被许多餐厅用作沙拉原料。调查结果表明，许多病人在不同餐厅食用了含有该企业生产的豆芽沙拉之后患病。并且该企业亦有两名工作人员感染腹泻，其中一名被证实感染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由于目前还没有得到实验室的准确数据，联邦健康部没有证实这一结果。负责流行病预防及监督的罗伯特－考赫学院认为，在病源没有十分确定的情况下，建议民众继续放弃生吃蔬菜。

　　自五月初德国出现大面积EHEC病菌传染之后，该病菌首先在西班牙进口黄瓜上被发现，后被实验室证实黄瓜上病菌和致病病菌并非同一支。目前德国已知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患者近2千人，20死亡，627人感染上并发症血溶性尿毒症。

　　芽类蔬菜曾经有多次致病先例。1996年，小红萝卜芽曾经在日本引起一场严重的肠道传染病。当时感染大肠杆菌的患者有12600余人，但只对少数人造成血溶性尿毒症这样的致命并发症。(完)

　　据新华社深圳6月5日电 (记者 王攀)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5日公布最新研究结果表示，引起欧洲疫情爆发的病原菌或起源于2001年在德国分离到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该院研究小组通过多位点测序分型，发现引起此次爆发的菌株与2001年德国分离株01-09591及2002年的中非分离株55989有高度相似性。这三株菌具有7个完全相同的“看家基因”，(“看家基因”是维持细胞最低限度功能所不可少的基因，被广泛用于细菌分类)，从而得出结论该三类大肠杆菌为同一类型(ST678)。

　　根据这个发现，研究小组对这三株菌展开进一步调查，以追溯此次爆发的源头。通过对大肠杆菌的12个毒力基因/适应基因分析发现，2001年德国分离株与今年的爆发菌株完全吻合，而中非菌株与两株德国菌株相比，缺少了志贺毒素基因和抗亚碲酸盐基因。

　　研究人员据此推断，德国2001年分离株很有可能是这次爆发菌株的直接祖先。抗生素抗性试验结果表明，经过10年的进化，2011年的菌株可能获得了一些新的基因，从而具有耐更多种抗生素的能力。

　　研究小组表示，通过对2001年与今年爆发菌株的基因组比较分析，将极大地助于进一步阐明为什么导致这次疫情的菌株致病能力如此之强；并将为疾病的起源、传播和来源提供线索。这将为一线医护人员应对和控制全球疫情扩散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研究小组表示，研究人员目前仍在联系寻找2001年德国菌株的样品及相关信息，并继续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华大基因是全球最大的基因排序和研究中心。5月22日以来，该研究院和其他中国研究单位一起，联手德国医学研究机构共同对欧洲大肠杆菌疫情进行研究并不断取得进展。

民众拿着有疑虑食品到台北市卫生局检验是否含有塑化剂DEHP

　　从上月23日开始，整个台湾的食品业经历了一次剧烈的塑化剂DEHP地震。“这是全球首例DEHP污染案例，污染规模亦为世界罕见，是台湾版的三聚氰胺事件。”长期研究塑化剂的台湾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凌永健说。

　　据悉，事实上，塑化剂存在于台湾食品中已有近30年历史，它是如何在现在才被发现的呢？

　　“台湾版三聚氰胺”的盖子被揭开，完全是一个意外。

　　细心母亲揭开黑洞

　　揭开盖子的是一名52岁杨姓女士，台湾卫生署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一名普通检测员。今年3月，在给某公司益生菌做例行稽查检测时，她意外发现了一个异常讯号，这本不属于她的职责范围，因为此次检测主要是探究益生菌食品中是否含减肥西药或安非他命。

　　然而，这位有着两个孩子的细心母亲还是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将这个异常讯号与各种物质的图谱进行了一一比对，她意外发现，这个异常讯号其实就是本不该出现在食品中的塑化剂DEHP(学名为“邻苯二甲酸酯”)。接下来的消息更令人吃惊：送检的益生菌食品中塑化剂DEHP的浓度竟高达600ppm，远超过台湾人均每日摄入标准1.029ppm。

　　卫生署直接将消息通知了台湾检方，循着益生菌生产厂商提供的线索，最终查出，为了牟利，一家名为“昱伸”的香料公司在其生产的食物添加剂“起云剂”中加入了塑化剂DEHP。

　　5月23日，当昱伸香料公司的负责人赖俊杰被带走后，这个黑洞终于呈现在公众面前。昱伸是台湾地区最大的起云剂供应商，它的沦陷随即引发台湾食品业的地震。之后，赖俊杰在台接受询问时供认，他在起云剂中添入塑化剂已将近30年。

　　塑化剂成监管空白

　　令公众疑惑的是，这个原本就不该出现在食品中的DEHP，是如何成为台湾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漏网之鱼的？

　　在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詹长权看来，DEHP之所以酿成一次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最为关键的就是台湾管制架构的失效，“政府没有办法管理最新出现的一些化学品”。

　　据了解，目前，台湾市面上的化学物质有10万种左右，大部分都有毒性，而被台湾“环保署”列为毒性化学物质的只有271种，其中只有78种属于第四类毒性化学物质。

　　DEHP就属于第四类毒性物质，其管理采用“事后报备”，这意味着厂商在使用之前是不需要向监管部门进行备案说明的，“潜台词是相信厂商不会随便使用”，而所谓的事后报备往往就成了不报备，所以，“对于第四类有毒物质，监管只是名义上的”。

　　矛头直指检测制度

　　而台湾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凌永健将此次事件的矛头直指检测制度：“我们的检测中心不会检测DEHP，因为这并不在检测列表中。”据了解，在台湾，通常的食品检测只是去看肯定性列表的物质是否含有、否定性列表物质是否没有，至于不在这两项列表上的物质，通常并不会引起检测员的注意。

　　然而，正是这样的小概率事件酿成了影响如此深远的食品安全事件。“今天只是意外发现了包括DEHP在内的六种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但以后说不定还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或长期忽略的物质出现。”“所以要建立完善的实验室检测制度，加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实验室专业检测，以弥补一般的政府检测部门所作的例行检测的不足。”凌永健说。他建议，每年都应做一次例行性的食物检测，并建立它的酯纹图库，后一年跟前一年相比，就会发现有什么新的化学物质出现。据南方日报

　　受污染产品

　　增至924种

　　国家质检总局昨日再次更新台湾地区公布的受塑化剂污染的问题企业及其相关产品名单，问题企业增加到276家，相关产品增加到924种。

　　名单显示，目前台湾地区公布的受塑化剂污染产品共六类，分别是：运动饮料；果汁饮料；茶饮料；果酱、果浆或果冻；胶囊锭状粉状食品；添加剂。据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