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生于一个没落世家，早年历尽生活的坎坷，十分了解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疾苦，他决心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这个社会。后来他壮志得酬，终于“黄袍加身”，成了大宋的开国皇帝。但他富贵后不忘本色，照样简朴律己，日常生活很朴素，衣服、饮食都很简单，其衣服也只有登殿上朝时的赭服是用绫锦做的，其他大多是绢布，有的和一般小官吏的布质是一样的，而且总是洗了再穿，穿了再洗，很少换新的。这在历代帝王中是十分难得的。

　　我们都知道，要了解一个帝王是否奢靡，看其内宫的人数便知道了。赵匡胤的内宫，是历朝历代最简朴的，宦官只有五十余名，宫女也只有二百多名。即便如此，赵匡胤仍认为太多了，还遣散自愿出宫的五十余人。

　　赵匡胤称帝后，北汉政权尚未被统一进大宋的版图。于是赵匡胤在开宝元年、二年及九年，先后三次攻打北汉。其中的一次，在征讨北汉途中，正逢七夕节，赵匡胤送给在汴京的母亲和妻子（太后和皇后）的节礼是：太后三贯钱，皇后一贯半。

　　对于母亲和妻子如此“抠门”，对女儿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赵匡胤的女儿永庆公主觐见父亲，公主穿着一件新外衣，上面用五彩金丝缝缀着一片片孔雀羽毛，蓝的像湛蓝的湖水，绿的像碧绿的翡翠，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十分华美。谁知赵匡胤一见她就说：“你把这件华服脱下，以后别再穿了。”

　　听到父亲的话，公主很不理解，撅着嘴巴说：“宫里翠羽很多，我是公主，一件衣服只用一点点，有什么要紧？”

　　宋太祖严厉地说：“正因为你是公主，所以不能享用。你想想，身为公主，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到处炫耀，别人就会效仿。过去，战国时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结果全国上下都跟着学，搞得紫布都贵了好几倍。今天，你的这件衣服上面有金丝线、孔雀羽，价格都很高，你知道制作一件要花多少钱吗？如果别人再效仿你，全国要浪费多少钱？你现在的地位和生活已经很优越了，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要十分珍惜才是。你怎么可以带头铺张浪费呢？”

　　听了父亲的批评，公主无话可说，只好默默地把外衣脱了下来，但心里仍然很不甘心。她想：你对我要求那么严格，我看你又对自己怎么要求？于是，她对宋太祖试探地问：“父皇，您做皇帝已经好几年了，进进出出总离不开那顶旧轿子，它也应该用黄金装饰一下了吧！”

　　宋太祖平心静气地对女儿说：“我是一国之主，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大权。我想把整个皇宫都用黄金装饰起来也能办得到，何况只是一顶轿子！可是黄金是国家的，我要为天下守财，绝不可乱用。古人说得好：‘让一人治理天下，不能让天下人供奉一人。’我应该这样做。倘若我自己带头奢侈浪费，必然会有很多人这样干。那天下的老百姓就会怨恨我，反对我，国家的事情也就难办了。你说我能带这个头吗？”

　　公主一边听着，一边琢磨着父亲的每一句话，再看看皇宫里的装饰也都很朴素，连窗帘都用很便宜的青布制成，觉得父亲的话确实很有道理。公主于是叩头谢罪，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今后要向父亲学习，勤俭节约，不再奢侈。

　　据史载，有一次，宋太祖半夜起来，突然非常想吃羊肝，可是犹豫了半天不肯下令。左右问他：“皇上有什么事就尽管吩咐吧，我们一定照办！”太祖回答说：“我若说了，每日必有一只羊被杀！”结果他硬是忍住没吃。

　　宋太祖如此节省，也有其苦衷。五代十国的国君几乎个个挥霍成性，官吏也跟着奢华，使民间经济非常贫弱。宋太祖当了皇帝后，决心改变社会风气，以解除民间疾苦。他的作为也的确产生了示范作用，北宋初期士大夫竞相以节约自勉：州县官上任时，奢侈浪费讲究排场的迎来送往都取消了；小官上任时，很多只穿草鞋、拄木杖，徒步而行。这种为天下守财的精神，的确使当时的宋王朝积累了不少财富。而通过征服天下的战争，又取得了降国不少的奇珍异宝。单就后蜀来讲，其储存的金帛水陆同时运输也要十年才运得完。宋太祖将所有财宝全数收藏在国库里，只有国防军需、赈济天灾时才拿出来使用。北宋建国不久，便已有32个国库堆满了金银锦帛珍玩。

　　然而，对自己和亲属极其节俭的赵匡胤，在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维护安定方面，却出手大方。久经沙场的他看多了刀兵相见、民不聊生的场景，登基后他凡事力争避免流血，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他认为军士及百姓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钱财能够解决的，他绝不动用武力。在这方面，他又是史上最慷慨的皇帝之一。为了国内安定，他力行文治主义，抑制了武将势力的膨胀。面对边界强敌威胁，他并没有劳民伤财地不断去打仗，而是拼命积累国家财富，以钱买地盘，从而避免双方交兵，如他曾想用“备价取赎”的手段，向契丹买回燕云十六州。

　　为了社稷的稳定，宋太祖也是很慷慨的。如杯酒释兵权时，他便是以钱财来交换军团将领的兵权的。“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尔”，“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都是当时他承诺的条件，最终使那些兵权在握的将帅们解甲归田，安分守己地度过余生。这比其他朝代为求安邦而大肆杀戮开国功臣的做法，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安邦治国，自然离不开能干的臣子。为了争取大臣的忠心以巩固皇权，宋太祖赏赐的钱财也相当惊人。如侍中（相当于宰相）范质生病时，宋太祖亲赐金器两百两、银器千两、绢两千匹、钱两百万；开国元勋赵普有病，赵匡胤又赐银器五千两、绢五千匹……这与太后以及皇后的七夕节礼金，其数量与价值简直是天壤之别，闻之令人动容。

　　唐末以来连续多年的军阀割据与民族大分裂，造成了社会的无比混乱，所有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几乎都是最恶劣的。但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大宋王朝，却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建立了相当稳定的政权，这不能不归功于赵匡胤这位大宋王朝开创者的大公无私及其独特的治国方略。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之风气，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正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天津日报)

近日，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挂牌改名为“真维斯楼”，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清华回应称，为校园建筑物命名是国内外学校筹集资金的通行做法。据悉，清华尚待认购的“冠名费”共计有7.5亿余元。

以募捐换冠名，在全国各高校早已不是什么奇闻逸事。就在上周，位于广州的暨南大学教学楼更名为“富力教学大楼”；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更有“中国移动通信教室”、“飞利浦照明教室”，据说礼堂的椅子也可以掏钱冠名。而在国外，大学获得社会捐赠越多，证明其获社会认可度越高。著名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捐赠收入有时竟占据其总收入的近四成。

因而，清华回应“真维斯楼”是通行做法，也是事实。其实，在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高校以募捐换冠名，拓宽融资渠道，不失为一个双赢举措。高校可以筹集办学资金，企业可以扩大知名度，再以更大的力度回报教育。特别是眼下，许多大学缺钱，不是盯着政府，就是盯着银行，在他们看来，政府或银行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当下，不少高校都陷入“以贷还贷”的恶性循环，扩大社会融资渠道，向企业要募捐，总比动辄伸手向政府要补贴强多了！再说了，教育部的规定只是说不能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那么以企业冠名的“真维斯楼”、“富力教学大楼”也不算违规。

可为何国内高校的募捐却惹来众多是非争议？这恐怕缘于以下两个原因：一、高校要想获得企业捐赠，必须在办学思路、办学措施上得到社会认同，而不能把企业捐赠的钱拿来盖豪华大楼；二、不是说什么企业都可以冠名高校的，必须在文化内涵上与高校的教育理念相近。这也许才是“真维斯楼”惹争议的原因所在。

《男人没了》，2011年第10期《新周刊》的封面上，赫然出现了这样的标题。

每隔几年，就会有媒体发出类似的声音，当个体产生失望情绪时，“男人”便成了盛放负面情绪的垃圾箱，也许，他们并不关注男人如何，他们只是想借此说出心中愤世嫉俗的声音。

于是，在人们的想象中，虚拟出这样的男人：投入尘世，却无世俗精神；承担道义责任，却轻视生命；孔武有力，却柔弱温和；忠诚，却多情……

这，究竟是理想，还是传说？是即将到达的明天，还是永远暌隔的彼岸？

在男人的传说中，我们分明看到一种文化传统，即：我们设计出一个又一个精神地标，永远无法达到，然后站在它之上，来臧否现实。我们明知道它经不起现实检验，也从来不存在那样的理想男人，可我们依然沉浸在自娱自乐中，随着一代代的积累，我们竟真的相信，世间确有某种理想人格，能照亮人性的幽暗。但，现实是没有的，古人才有，所以死无对证，我们还可以趁机痛惜一把传统的丢失。

太多中国式的批评，是这样的逻辑死循环。在海骂完一圈80后、教育、养狗、公益精神等之后，终于，又回到“现在的男人”、“现在的女人”这样无聊的话题之上。

明天我们怎样做男人

传统男人消失，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那么，明天我们该怎样做男人？方刚介绍说，西方“男性解放运动”分8个流派，有的认同男女平等，有的不认同，但整体上看，男性正日趋多元化。在不久的将来，也许真会出现“有多少男人，就有多少男性气质”的状况。

多元化，意味着你既可以当伪娘，也可以当施瓦辛格，并都应得到尊重。男人将不再是二元划分的产物，将不再垄断阳刚、勇敢、进取等气质。每个个体都不必再阵营分明地站在男人或女人的大旗下，被自己的身份所绑架。

“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声音。”方刚表示，在美国也一直有“拯救男人”的声音，但主流价值观屹立不摇，即：一切判断应以生命为基准。一个社会，越尊重生命，发展就越有保证。

“几年前大家还对伪娘好奇、挖苦，今天已非一边倒了，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更加尊重多元化。”方刚说。

男人之争

会遮蔽真问题

一个话题，每隔几年便会热炒一次，这堪称是当代中国社会最有趣的现象之一。

比如时下的“要尊严还是要生命”的争论，让方刚感到不可思议，他说：“这个问题还需要争论吗？生命当然是第一位的，难道连这个共识都没有吗？这岂不很可笑？”让他欣慰的是，今天认同“要生命”的声音已占了压倒多数。

郝晓辉则认为，这样无聊的争论可能会遮蔽真问题，“很多争论，其实是借题发挥。比如当我们遭遇犬儒困境，难以推动时，便乞灵于男人的勇敢精神，但这是药方吗？”

不谈本质内容，只好从现象入手，但热闹一阵，我们发现并没推动，于是，只好老话重提，进入自我重复的怪圈中。

事实是，发挥责任心与正义感，前提是要有大环境的支持，要有更开放的言论空间，更充分的自由选择，更有约束力的制度，更契合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氛围，单靠“男人精神”，意义不大。

“用现象来推动本质问题的解决，很可能造成戾气上升，因为共同的目标模糊了，反而将男人与女人对立起来，这体现出我们思维的误区。”郝晓辉说。陈辉/文

“男人”消失是必然趋势

“这个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学者方刚表示，个体不等于整体，不能根据个案就下结论说男人整体如何。但从这个话题看，传统社会对男性气概有某种共识，比如阳刚、勇敢等，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这些气质确实出现了某种危机，在消费主义时代，男人正面临着解构的风险，但这是发展的大势所趋。

应该正视：传统定位固然对男性提出更高的责任要求，但也带来酗酒、暴力、攻击性等问题，后者也被认为是“男人气概”，而在传统社会中，找不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仿照“女性解放运动”，西方社会出现了“男性解放运动”。它帮助现代男人从传统角色中挣脱出来，不认同男人应承担更多责任，认为男人不一定要阳刚之气，也可以温柔细腻。

可以这样看，现代社会主流文化对传统男人持否定、怀疑的态度，认同“男人”这种文化符号的消失，这和我们回到传统立场上去批判现实，有本质区别。

“就我的观察，今天中国社会大多数男人依然向往成功，愿意承担家庭责任，和传统价值观差别不大，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男人并没消失。”方刚说。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 宾：张颐武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文化的角度、思路越来越下移，越来越贴近平民百姓，这是一个大趋势。人们在围观他人的同时，也宽容了自己的弱点，这是平民化节目得以走红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

●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平民文化的新空间，现在已经向我们呈现了出来。从文化层面而言，现在看起来还有些粗糙、不入流，但它提示我们，这里有一个新的空间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和创造。

解放观点：第二季达人秀成了不少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展示的舞台。民间草根的踊跃参与，也令此类节目成为平民文化的最佳展示舞台。然而， “怪人”迭出， “虐人绝技”纷纷登场，反串者、山寨者的比比皆是，也让不少人产生疑问：中国老百姓的创造力真的只有这些？您怎么看这种声音？

张颐武：从物种多样性的角度来看，这种展示不能说没有价值。它主要表达的是，普通人也能掌握一门绝活。至于这些绝活能否登上大雅之堂，是否有很高的艺术境界，可能都谈不上。就像那位展示“耍牙”绝技的姑娘，从技艺本身来讲比较偏门，也很难从文化上给予很高评价，更不可能变成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但通过她的展示，人们能够看到一个普通的个体生命如何投入感情、投入奋斗，也就足矣。

文化的角度、思路越来越下移，越来越贴近平民百姓，这是一个大趋势。你看旭日阳刚是模仿者，但他比原唱者还要红，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们走红的基础，是今天的老百姓不再需要把自己压住的 “文化英雄”，人们欣赏的是有很多弱点、不足，和自己差不多的人。所以，从芙蓉姐姐到凤姐，一方面很多人对这种搞怪嗤之以鼻，但另一方面，通过对她们的这种关注，很多年轻人也宣泄了自己心中的压抑和不快。这既是挠到了社会的痒处，也触到了内心的痛处。人们在嘲笑中，有一种奇怪的欣赏，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矛盾现象。这背后的潜台词其实是：人们在围观他人的同时，也宽容了自己的弱点。我认为，这也是平民化节目得以走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

这样的好处是，每个人的心理都会相对比较平静——不为当大明星，只求三分钟闪光。但另一方面，这种平民式的短暂快乐文化，可能也会令个人的冒险拼搏精神、整个社会的奋斗意志有所减退。这也是值得引起关注的。

解放观点： 2005年超女的红火，让人们看到了娱乐业未来的希望。但达人秀 “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到底能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张颐武： 当年的超女，是为了选出大明星，选出青春偶像。因为在当时中国的电视文化里，青春偶像是相对比较稀缺的资源。所以2005年超女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下子选出了像李宇春这样的超级青春偶像。后来很多选秀节目也想跟风延续这个路线，可是这个效用后来逐渐递减了。当 “选拔大明星”的功能逐渐丧失后，选秀节目就必然面临着转型，于是转成了带有一定竞赛性的，变着法地讲述普通人故事的节目。

这种改变还体现在，比赛色彩的淡化。当年超女让 “PK”成为年度流行词，可见竞赛对抗色彩之浓。但我们今天看达人秀、 《我爱记歌词》之类的选秀节目，其实已经是 “文无第一”，很难谈得上是一个比赛了。因为这样的选秀根本没有标准，大家看的就是眼缘、感动。一半是表演、一半是故事，选秀节目要素和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解放观点：这种改变，会带来怎样的文化影响力？

张颐武：这种改变昭示了一个大趋势：平民文化的受关注和崛起。目前它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生产平台的转化上，而不是原创力上。所以现在就连写作也逐渐转移到微博上，这都是一脉相承的。只要140个字，真正实现了人人都可以书写。这和谁都能唱歌，谁都能站出来秀一把，本质上是一样的。娱乐业正处在一个深刻转型过程中，平民文化的形成也在摸索之中，至于未来如何，我们尚不清楚。

但我们会发觉，最近几年几乎都没有诞生新的超级明星。这一方面和选秀节目的半衰期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整个文化生态发生了改变。在平民化网络的冲击下，原本依靠销量支撑的唱片业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不景气。而今流行的都是神曲曲风，凤凰传奇一类的口水歌，它们通过网络实现低成本的传播。当平民化的路径替代传统唱片业的传播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表现。因为这种通过大规模生产、廉价方式流行的文化，正在冲击娱乐业传统的生产模式，导致经典作品、超级明星的出现变得越来越难。视频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人制作的影视也有用武之地，如《老男孩》等的影响。这都会让自娱自乐在今天变成新的文化创意的空间，这种潮流会不断蔓延。

不过问题总是有两面性的，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平民文化的新空间，现在已经向我们呈现了出来。而且它关怀弱者，它让每个人都能在镜头前展示三分钟，也可以说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众生平等，具有一定的社会安慰功能。

解放观点：我们的有些平民文化似乎总也摆脱不了山寨、口水的影子，从文化资源的角度，我们该如何看待其中的文化价值？

张颐武：是的，就像旭日阳刚虽然很感人，但再怎么样，他们也只是一个模仿者，只能借助别人的东西来表达自己。还有像赵本山，本来他是模仿平民的，但现在很多人却要靠模仿赵本山来证明我一介平民的本事。可以预见的是，模仿既有的超级明星、主流文化，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将成为中国平民文化中的重要一部分。

关于中国平民文化的形成，我认为也不用操之过急。毕竟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人生于忧患，非常不易。面临的社会压力很大，一般人都不能很好地放松，儒家文化也让人很“端正”，我们还不太擅长这种放开、搞怪的东西。其实现在已经比以前放开得多，当然还很不够。我认为，目前它的价值更多在于精神层面，让大家能够互相温暖，让生命能够相互借鉴，让彼此对生活有更多体验。从文化层面而言，现在看起来也许还有些粗糙、不入流，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建设，而在于提示我们，这里有一个新的空间还有待我们去发掘，有待于水准高的人不断去创造。中国的平民文化展现出自己的灿烂光华，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现代社会已达成了基本共识—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自由、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而这种权利的存在是天然合法的，是不容任何权力和个人来侵犯的，这种权利的获得，需要建设一个公正、有序、积极的公众社会。

程序正义破解“被精神病”

享用安全食品的权利、受教育权、生存权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公民权，而与之同样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独立，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5月5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在走向低智商社会吗？》的文章，（5月5日《华尔街日报》）迅即，作者提出的这一问题在国内引起热议，联想到最近国内发生的多起“被精神病”案，“低智商社会”与“被精神病”究竟孰为因、孰为果，还真是一个说不清的话题。

5月6日，深圳市福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市第二人民医院护士郭俊梅诉单位案件作出一审判决，郭俊梅胜诉，设置陷阱使其成为精神病患者的院方被判道歉、赔偿。（5月10日《京华时报》）这一事件与判决，让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媒体热议并深感愤怒的“被精神病”现象看到一丝曙光，并更加坚定了媒体与一些人士开出的药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中国社会的“被精神病”问题。

而面对法院判决不彻底和此案中精神病医生的回避态度与相关医院的辩解，媒体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精神疾病判定者及其行业的职业伦理操守上面，拷问此类事件中精神病医生的滥权问题，追问这些医生的道德与法律责任，特别是为泛滥公权力凌虐个体背书之恶。更是提出要设立主诊医生回避、设置独立或第三方复核等措施。(5月11日《南方都市报》)如果再加上此前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救治立法、保护病人的司法救济权利，严格尊重亲属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对于律师介入救助也应当给予有力保障等改进对策，几乎已经为解决这一社会痼疾想尽了一切办法。

不过如果跳出来看看，这似乎是一场“游戏”。对阵双方都知道，无论护士还是消防员，实际上都是正常人，最多是过分较真，用“明规则”（法律）对抗“潜规则”，以个体之力对抗单位乃至政府的某些不义行为，执着于“讨个说法”，而所谓“精神病”云云不过是整人的手段。但是这些东西自然无法明言，于是，大家都围着精神病打转，用口水笔墨浇灌之。无论博弈结果如何，这次系列“被精神病”事件的曝光与讨论，显示出以程序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路径在当下有效，这于媒体和公众而言，恐怕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近年来，大众文化的雅俗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文化学者李春青认为，大众文化无雅俗之分，它是人类追求审美平等的一种努力，对凝聚社会共识、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至关重要。这些观点对我们开阔思路、正确对待大众文化、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无裨益。现将此文发表，以期引起讨论。

近年来大众文化迅猛发展，大众文化的“雅”与“俗”成了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然而，何为“雅俗”， 应该如何评判大众文化的功过是非？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雅俗之分的历史渊源

我们先来看看“雅俗”问题。人类文化原本没有“雅俗”这种价值尺度，也就是说，“雅俗”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在中国漫长的远古原始社会，本没有“雅俗”之见，即使西周的贵族文化中也还没有“雅俗”的观念，因为那时贵族文化过于强势，贵族与平民之差异宛若鸿沟，贵族阶层无需借助“雅俗”来作为不同阶层身份差异的标志。贵族掌控的主流文化与政治上的贵族等级制紧密契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也就不能构成“雅”与“俗”的二元对立模式。

只是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产生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的主体之后，“雅俗”才成了衡量文化艺术的重要标准。这是因为，“文人士大夫”是一个游走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社会阶层，具有“官”与“民”双重身份特征，他们为了使自己与一般的平民百姓“区隔”开来，于是极力打造一种“雅”的趣味，并且把产生民间的自然朴实的文化形式判定为“俗”。于是“雅”与“俗”就成为评价性的，具有重要阶级“区隔”功能的价值范畴。

“大众文化”超越雅俗

现在在文化上还存在着差异和不平等，“雅俗”观念因此也还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问题是用“雅”与“俗”来评价大众文化是否恰当？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何为“大众文化”。综合中外学者的解释，我们可以说，符合下列条件的文化形式即为大众文化。其一，技术上，大众文化主要载体是现代传媒，即电视、电影、广播、音响、网络等所谓大众传媒。其二，大众文化的生产动机是商业利润，即通过生产、制作、销售等资本运作过程，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其三，大众文化受众的接受目的是满足精神娱乐的需求。简言之，那种借助于现代科技，以满足大众精神娱乐需求为手段，以谋求资本利润为目的文化形式就是大众文化。

那么何为“大众”呢？ “大众”不是指社会大多数，也不是指平民百姓，它不是一个阶级范畴，“大众”是相对于“大众文化”而言的，就是说，无论是谁，无论是学者或官员，凡是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一律属于“大众”范畴。大众文化是一种新型的娱乐文化形式，它与传统的，或精英式的精神娱乐形式——欣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或者听古典音乐，读经典小说等等——分别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形态，因此，不应把大众文化与雅文化对立起来。

因此就基本性质而言，大众文化是一种非俗非雅、亦俗亦雅的新型文化形式。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以商业利益为主要推动力的文化生产方式，大众文化必然力求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喜闻乐见。所以，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就必须尽量平衡、兼顾、综合各种不同趣味、各种价值取向以扩大受众面。从文化资源的角度看，大众文化是在传统的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共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新型文化形式，它既不是传统精英文化的纯正血脉，也不是传统民间文学的嫡传，它具有兼容并蓄、统合“雅”、“俗”的特点，它是“雅”的“俗”化，是“俗”的“雅”化。这就是说，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切有意义的文化因素，无论雅俗，都可以成为大众文化的宝贵资源。

这是“大众文化”的理想状态，实际上由于从业者素质良莠不齐，目前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就存在了两种类型的有悖于其“基本性质”的现象。一可名之曰孤芳自赏、故作高深型。有些怀揣精英主义意识的人，虽然从事的是大众文化的创作，却像古代文人吟诗作赋一样深陷自身的个人化情趣之中，以至于其产品根本不具备适应社会大众口味的质素，也许很精致，也许很深刻，却无法得到大众青睐。二可名之曰唯利是图，以丑为美型。一些从事大众文化制作的人员，大大低估了社会大众的道德水准与审美能力，误以为只有凶杀、色情、能刺激耳目口腹欲望的东西才会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结果制造出一大批毫无艺术性的文化垃圾，为广大受众所不齿。这些人至少应该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大众文化不是精英文化，也不是自生自灭、口无遮拦的流俗文化，它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评价系统。其中最为基本的，或者说“准入”的标准是：在给人愉悦的基础上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共同体的健康发展。

娱乐也承担历史使命

从大众文化的基本性质必然会引申出一个“利”与“义”的关系问题——大众文化如何在获得利润与承担社会责任两者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首先，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需要广大受众的自觉选择。如果没有或者很少受众，固然无“利”可图，而其“义”即社会效益也同样没有实现的可能。而娱乐性乃是“义”与“利”的共同基础，只有真正具有娱乐性的作品，才能“义”“利”双收，而欲真正具有娱乐性，除了在制作上精益求精之外，切近社会大众之心理，发其所未发，言其所欲言才是根本。像《唐山大地震》这样的影片，庶几近之。

在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上，人文知识分子容易出现两种偏颇：一是站在传统的精英立场上对大众文化持轻蔑态度，自以为高雅，视大众文化为低俗，这种态度不仅表现出对文化发展趋势缺乏历史的洞察，而且也表现出现实文化参与能力的孱弱，结果只能是自我边缘化。二是全然放弃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准则，把大众文化仅仅看成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看不到大众文化所承担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精英文化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社会主流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大众文化同样是历史的产物，那么它的伟大使命是什么呢？ 首先，以娱乐的方式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水平。由于大众文化容纳、综合了人类以往的各种文化因素，故而人们的轻松愉快的接受过程就可以接收到各种文化信息，从而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准。其次，在感性的或审美层面培养一种平等意识。人应该是平等的，但在现实中却存在着无数的不平等现象。应该说人类追求平等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社会革命、政治改革等是在政治制度上寻求平等的努力，而大众文化则可以视为人类在娱乐与审美上寻求平等的一种努力。大众文化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精神娱乐方式的长期垄断，大大丰富了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出一种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娱乐文化。这种娱乐文化在感性或审美层面上与社会平等的政治诉求有着共同的历史根源。大众文化可以在社会大众心理上培养起相近的审美趣味，进而培养起相近的道德感与共同体的认同意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大众文化给广大受众以精神愉悦，使他们在闲暇时间轻松自如地得到心理的和精神的快乐。最后，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大众文化还可以承担批判社会之丑陋，建构符合大众利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重任。由此可见，大众文化绝对不是什么“俗文化”、“通俗文化”，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娱乐方式，大众文化是一种承担着重大历使命的新型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对社会政治、经济、其他文化形式都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因此无论是大众文化的从业人员，还是从事各种专业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应该对大众文化给予高度重视。

●每个人都有一种紧迫感和焦虑感，言谈之间，迫使人们总想去把握这个时代，但是很难做到。一旦发现有人把握住了某些世道变换，就会激发共鸣。

●网络语录带给人情绪上的共鸣，而非思考的深度。过去的语录却不是这样，而是经过很长时间，反复思考体验，仍然觉得有道理，才会成为语录。

●主持人：本报记者 龚丹韵

●嘉 宾：徐珂（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解放观点：最近有媒体人编选了一本微博语录，收录了蒋方舟、姚晨等十五人的话语。其实，网络上早就流行收集语录。比如 “按揭就是把你按在地上一层层揭你的皮”。一些受学生欢迎的大学教授，在网上也有粉丝收集课堂语录，如“上我的课从来没有人睡觉。上我的课还要睡觉那只能说明你确实要睡了”等。您对这些网络语录怎么看？

徐珂：语录是人们生活智慧的结晶。传统社会，一个人必须有极高的声望，其智慧的语言才能被弟子传播出去。一般名人还不行，需要名人中的名人，比如四书五经那样。过去，普通人也可能妙语连珠，但缺乏传播渠道，只能成为民间谚语箴言口耳相传。但即使如此，流传下来的也是极少部分。可以说，传统语录的渠道是不畅通的，局限于少数精英群体，成为精英话语的一种。

而现代社会，大家阅读能力越来越高，文字信息铺天盖地。随着网络的普及发展，民间出现的智慧话语有了广泛渠道，容易被积累和传播。所以当代的语录，已经贯通于草根精英各个群体，不分名人还是普通人，只要话语本身有点意思，就能流行。

解放观点：因而，现代语录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似乎正逐步消解。读者心态上，更多只是碎片化的消遣。

徐珂：当代的语录离生活特别近。一方面，必然是和大众生活贴近，才有可能被记住。但是另一方面，也与时代特点有关。现代社会变化之快，令人难以把握，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新遭遇，带来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有一种紧迫感和焦虑感，言谈之间，迫使人们总想去把握这个时代，但是很难做到。一旦发现有人把握住了某些世道变换，就会激发共鸣。如果社会生活一成不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人们也就没有如此大的表达欲和共鸣度了。

但话又说回来，古代经典语录，内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比如《论语》传达的智慧，其实和人们生活非常贴近，至今都能共鸣。但古代科举制度用的是注六经的方式，学子为考试而背诵，为注解而注解。导致接触经典语录的时候，总觉得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没什么直接关系。现代生活相比传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容易觉得经典语录远离生活。其实未必如此。

解放观点：信息时代，似乎只有短小精悍的浅阅读才是主流，长篇大论不再受欢迎。语录碎片成为常态，究竟好不好呢？

徐珂：短阅读的流行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资本以逐利为目标，卖得更多更快，识字的人都能看懂才好。于是下降欣赏门槛，争取更多的受众，变短就是一种常用方式，也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毕竟，当代人已远离了悠闲生活。对学生而言，下了课塞上耳机就能听音乐，那只能是几分钟的流行音乐。如果是交响乐，一个序曲都没听完，又要上课了。可以说，现代大众文化，如流行音乐等，都是面向大众的定制品。

长此以往，这就逐步摧毁了大众阅读长篇的能力。交响乐听一个小时会睡着，看一部厚厚的书会没耐性。人们越发迷恋自己能把握的、能力范围以内的东西。微博的快速发展或许就是一个例证。

有意思的是，一两句话的语录体，要赢得人们的关注，似乎需要一种特别的属性。我有一个写博客的学生曾说：网络关注你的人多，未必是好事。因为网上越极端的内容，越容易被关注。流行语录，很多反而是没有骂对地方，把骂和自嘲走向极端，才容易被记住。比如有一句网络语录是 “现在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作者自己也知道这句话并不符合事实，可走向极端后，恰好逢迎了某种社会情绪。不是思考得更理性周全，而是把话说得非理性，契合网络情绪，更容易成为当代语录。带给人情绪上的共鸣，而非思考的深度。过去的语录却不是这样，而是经过很长时间，反复思考体验，仍然觉得有道理，才会成为语录。

当然，现代社会的建构，就是要给人情绪发泄的合理渠道。在此意义上，自嘲嘲人的语录，就像社会的安全阀，好与不好，都看从什么角度来看。

解放观点：平时讲道理的人，一上网也开始不讲道理，网络跟帖留言充斥着情绪话语。您怎么看待这种集体心理？

徐珂：中世纪时，西方民众一言不合就容易动刀子。现代化以后，人们对情绪的管理越来越文明，习惯在各种场合控制自己，不表现情绪。这些都是在三四百年中慢慢改变的。而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文明管理，中国知识分子早就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基层并非如此。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讲道理，不是胡闹。可一旦上网，他忽然发现自己可以做一回不讲道理的人，发泄一下负面情绪。

语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洞见，同时也是社会偏见。一些拥有固有观念的人，在网上会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网友，于是越发自信于固有成见。大学基础人文学科的教育，有一个好处，就是给你一次观念的洗礼，让你知道同一件事情，总会有其他视角，不同的观点，各有各的逻辑成因和内在价值。了解清楚种种观念的不同之后，再做独立判断。没有经历过类似教育的人，通常都认为自己的道理一定是对的，别的道理都是错的。用对错来区分道理，坚持自己的成见，这种情况下，网络反而会帮助你固定成见。而经历过大学人文训练的人，看到不同的观点会有反思的余力。这种能力是大学教育应该赋予的。

进一步说，同一种理性得不出同样的行动。比如常说的经济理性，假定人是趋利的，凡事都按利益进行选择。然而，真当你做什么都如此 “经济理性”时，从别的方向看必然显得十分 “非理性”。所以社会学家韦伯认为，现代人遵从理性之时，也是自相矛盾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