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游戏》 场景

　　据国外媒体报道，电影《饥饿游戏》三部曲描述了在未来的高科技世界中，少年战士通过浴血奋战而获得生存的故事，其中预测了许多未来将出现的尖端技术。除此之外，还重点揭秘了未来人类可能出现的“超级气垫船”、隐形的力场还有通过生物工程、基因工程制造出的神奇生物。这些顶级尖端科技装备被用于消灭“施惠国”（Panem）各区中的反抗势力，该国位于北美洲，即现在美国与加拿大，由在经历了大灾变之后的未来人类所建立。

　　未来城“施惠国”有一个汇集精英的都城，其所有的资源补给都有其他区域的提供，其中包括了专门开采矿物的区域，农场区里的工人、还有工业生产区等，他们共同支撑起未来城的一切运转。虽然细心的影迷会发现《饥饿游戏》三部曲中出现的未来技术存在“失调”的现象，比如在北美这块“后世界末日”时代的大陆上，人类已经拥有先进的文明，却还是利用煤矿作为发电的能源，而且似乎还不存在网络时代，但这些小问题不足以挡住三部曲的受欢迎程度。

　　在经历世界末日式的灾难之后，未来人类开始研制出已经“失踪”的军事装备，比如空天飞机、轨道卫星还有机器人无人驾驶飞机等，包括那艘气垫船在内，都属于这个范畴。在科学与技术史学家眼中，未来技术的“失调”不能用以衡量“施惠国”中各区域的差距。未来社会所掌握的高科技核心技术是基于他们特殊的经济、政治或者文化情况，如果某些技术不能服务于未来人类社会，那么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未来技术。根据明尼苏达大学科学与技术史学家约琳·泽皮采夫斯基（Joline Zepcevski）介绍：一种技术并不能预先判断是否是更好的，只有当所处社会认为该技术是进步的、先进的，才可被称之为“先进技术”。

　　据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技术史的助理教授玛丽·希克斯(Marie Hicks)认为：在二十世纪初，电动汽车才开始在美国出现，然而在消失了近一个世纪后，现在它又出现了。而1976年投入运营的“协和”号超音速客机，在2003年便被吊销了适航许可证。在日本和中国大规模兴起的高速列车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轨道交通系统之一，但其未能在北美大陆上流行。而《饥饿游戏》中提及的未来人类社会依然保留了一个高速铁路系统。

　　为什么幻想中的“施惠国”未来城被赋予了展现先进技术的使命，而不是其他各区呢？根据印第安纳大学信息学助理教授伊登·梅迪纳（Eden Medina）介绍：帝国的统治者希望集中最先进的高新技术来维护其统治地位。其中列举了各种恐怖的未来技术，比如通过基因工程、生物工程改造过的“机器狗”成为了极具震慑力的武器，该武器被用于“施惠国”12个区每年都举行的“死亡之战”竞技，其目的在于控制各区的反抗势力，所有人员也被限制使用任何类似互联网的联系工具。

　　这场“死亡之战”是“施惠国”未来世界的都城制定的，计划每个管辖的区各派遣一位少年战士，在特殊的竞技场中进行生存格斗，设计人员可自由地控制该区域内的天气等各种环境，还有重力墙的隔离，参与“死亡之战”的战士可以进行任意行动而求的生存，因为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来。

　　从《饥饿游戏》三部曲对未来世界科技的前瞻性探索可以看出，都城与管辖各区在技术水平上的不平等导致它们在社会以及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比如“12区”是故事主角凯妮丝縠宂丁(Katniss Everdeen)的家乡，相当于现在位于美国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区，情节中那儿的人们不仅贫困、饥饿，身处煤矿采集工作中，并有电力短缺的问题。据弗吉尼亚大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系教授伯纳德·卡尔森（Bernard Carlson）等对未来世界技术的研究人员认为《饥饿游戏》中描述的未来科技不一定值得庆祝，一个社会的技术选择则是统治阶级动机的反映。（Everett/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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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5日，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谈方教授发起成立了“搀扶老人风险基金”。王商绘

“最美大妈”薛明秀、“最美女孩”余书华、“最美妈妈”吴菊萍、“撑伞仙女”……无数平民英雄的义举让我们明白，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仍是社会主流，基本的价值观和善恶判断标准一直存在，我们的社会仍然充满着阳光和正气——

看到有老人不幸跌倒了，在以往，很多人可能都会不经过大脑思维，出自本能地伸手去扶一把，将老人安置照料好。如今，在南京彭宇案余波未平、天津许云鹤案尘埃未定之际，福州、武汉等地近日接连发生的老人摔倒而无人帮扶事件，让人们的内心很是“困惑”。

分析导致人们内心“困惑”的原因不难发现，如果从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来说，几乎没有人会对伸手帮助摔倒老人持否定意见，真正让人们“困惑”的，是怕因为自己的伸手援助，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某网站最近所做的一项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参与投票的1883人中，44%的网友表示今后不会搀扶老人，38%的网友选择了“不好说”，18%的网友表示“肯定会扶”。一位网友说：“以前觉得自己一定会扶，因为过不了良心这关；现在肯定不会扶，因为过不了责任这关。”

这位网友的话虽然朴实但却真诚，道出了民众不愿意帮助“摔倒者”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内心不愿意帮，相反是很愿意的，之所以不敢伸手，确实是怕“惹祸上身”。

民众为何会因为怕“惹祸上身”而置“扶危济困”传统于不顾呢？这又不得不从1年多前南京“彭宇案”的审判结果和今年6月天津“许云鹤案”一审判决结果分析起。

在这两起影响深远的案件审判中，广受人们诟病的，是法院在审判这两起案件中采用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方式，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法院运用“疑罪从有”的断案思维，让被告承担了一定的民事责任。这样的司法行为，看似“不偏不倚”，实则“贻害无穷”。这种“贻害”正如新华社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诚然，司法活动不应被舆论左右，道德审判也不能取代法律裁决，但司法活动如果偏离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轨道，显然与国家设立司法制度的初衷相悖。‘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不容有丝毫扭曲。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以所谓的‘常理’为基础推断出的判决，也许在个案中有利于年迈体衰的‘弱者’一方，但从社会普遍意义上审视，必然伤及社会公平正义，使其他年迈体衰的‘弱者’在身临险境时因缺乏及时救助而险上加险。”

在现实中，做了好事反而被诬告，这样的事情有没有？确实有，但在每天发生的数以万计的扶危济困事件中，这样的个案终究只是小概率事件或者是特例。从概率学上说，甚至于可以小到忽略不计。我们应该深思的是，为何一个小概率事件或者说是极端个案会演变成社会公众事件，并出现了道德越位审判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媒介的角色和作用也应该深入反思。以最近发生在天津的“许云鹤案”为例，此案件最初引发社会关注，源于一个网帖：《天津车主搀扶违章爬马路护栏摔倒的老太反被讹10万》，从这个标题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不言自明：就是做好事反被讹。此后，各类媒体大量跟进，“‘彭宇案’重现”、“好心司机救人反被诬”等夺人“眼球”的标题便频频见诸一些媒体。事实上，在当时，这仅是一个司法个案，车主撞不撞人，是一个依据证据来确认责任的法律问题。可在媒体上几乎一面倒的是，原告王秀芝老太太被当做一个白眼狼式的人被抨击，这种情况在一审宣判后，体现得更为明显。但事实是，随着案件进入二审程序，最终决定二审结果的依然应该是证据。因此，媒体上这种脱离事实依据而出现的未审先判的道德式审判，影响极其恶劣，它既可能干扰司法、影响案件审理结果，更容易强化“好心没好报”的负面预期，让人在扶与不扶时内心更为“困惑”，以至于有人发出了“许云鹤案”让道德倒退三十年的极端感慨。

对于上述案件引发的社会不良后果，我们确实应该深刻汲取教训，但也不必对此过于悲观。我们应看到，与每天发生的数以万计的好人好事相比，上述案件仅是极端个案。我们更应看到，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具有扶危济困传统美德的民族，几千年来，“推己及人”、“与善仁”、守望相助、自强不息的中华传统美德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国民精神的基石所在。这些传统美德不会因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过时，更不会因为偶尔出现的“救人官司”而褪色。当然，我们也不必讳言，在扶助别人反而被诬告的风险面前，在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冲击下，面对需要帮助的人，帮还是不帮？有的人可能会感到“困惑”，有的人可能会保持“冷漠”，甚至于有的人可能会临阵“退却”，但这并不能代表社会的“主流”。

《马克斯·韦伯》，[英]弗兰克·帕金著，刘东、谢维和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25.00元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一代学人贺麟就曾将韦伯学说介绍到中国。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韦伯再度“降临”中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至今不衰。韦伯学说曾经被作为反思中国传统拥抱蓝色文明的锐利思想武器，也曾经被学界看做中国问题的“伟大的外行”而给予负面评价。而在本文作者看来。“随着（国人）为之欢呼的‘现代化’逐渐转变成为之踌躇的‘现代性’”，韦伯所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学界将得到更加深入的讨论；“我们还没有完全领略韦伯的妙处，对他的真正阅读才刚刚开始”。——编者

《马克斯·韦伯》是我跟当年社科院博士班的同学谢维和合译的，算起来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往事了。我们当时所使用的底本，是英国Ellis Horwood & TAVISTOCK PUBLICATION公司的1982年版。此书译出是在1987年，收入了正在势头上的“走向未来丛书”，初版下来就印刷了不下10万册。——不过由于时间的剥蚀，也受到那个时代的图书印制水平所限，真在书架上留存下来的恐怕并不很多。

当然，也曾见过一个印制较好的本子，可惜那件事却更加败兴，我早已在文集《浮世绘》中“立此存照”了，不妨当个笑料再讲一遍：

说来也巧，前几年我曾在歌德学院的图书室里，偶尔翻拣到了由“结构群”印行、由黄丘隆主译的《马克斯·韦伯》，当时顿觉满心欢喜，因为自己一直对这位社会学大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还亲手译过一本同名的书。我原以为，既然台湾的学者在韦伯研究方面起步得较早，他们一定会比自己选得更精、译得更准；可没曾想到，才粗翻数页我就瞧出了几分破绽——此书不仅跟自己的译本在选题上“撞了车”，而且还居然句句都翻得“所见略同”！我此时虽已心起疑窦，却总还不敢相信世风能败坏到这种地步，遂不得不揉揉眼睛仔细查看。此事还是请列位看官来明断罢：这位黄丘隆先生当然是有可能碰巧和我选译了同一本书的，但他何至于把所有的文句都译得跟我那个本子毫厘不爽呢？特别是，他又何至于同样犯下了那几处我自己后来才后悔不迭的错误呢？而尤为匪夷所思的是，他又何至于同样想到要在那几段较为费解的文字下面添加本属可有可无的“译注”呢？所以，既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如此之巧合，我也就有理由很快地做出判定：这本书虽白纸黑字地标在别人名下，却千真万确地就是自己那个译本的更加无耻的海盗版！（《贼胆真大》）

此番，幸得译林出版社的朋友襄助，重新买到此书的中文版权，使我们终于有机会去订正那些“后悔不迭的错误”了！回想起来，当初动笔翻译此书的时候，内地学界对于韦伯还知之甚少，而他那些招牌式的观点和术语，也都还未能构成普遍的知识背景。正因为这样，如今听起来恐怕难以置信，其实只是在上下文的不断冲撞中，我们才突然想到，“calling”一词在韦伯的行文中，大概是有“天职”这一层意思的；至于在书中偶然出现的“media”一词，我们则翻遍了手边的英汉词典，也想不到它竟然可以译成“媒体”，来泛指一切刊载新闻的传播工具，——当然还老老实实地以括号附加了原文，以便要是理解有误的话，别人也可以一眼就能看出我们的错误。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以现在的计量标准看，当年的那种印量已经足可算作畅销书了，可我们这个早出的译本，却在彼时方兴未艾的“韦伯热”中，并没有受到什么追捧。——其中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在于，它并没投合当时的社会心理，去塑造一个可以替代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再度作为真理化身的“马克斯”；恰恰相反，它倒是从来都没有忘记，在扼要概述韦伯思想的要点之后，只要是有话要说，就马上提出理智的质疑。

后来从网上读到，来自伦敦城市大学的社会学家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有一句评论，说此书带有“巨大的趣味性和不恭敬”（Enormously entertaining and irreverent）。不过我们当初翻译它的时候，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倒觉得其中充满了平衡感：一方面，用原书编者彼得·汉密尔顿的话来说，无论在什么地方讲授社会学，韦伯的“名字总是跟涂尔干和卡尔·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家的三位现世的神明”；而另一方面，再用原书作者弗兰克·帕金的话来说，“‘所有针对韦伯的写作其实都出于敬畏。’而我试图不让自己对韦伯成就的敬畏蜕化成为崇拜。”

这位弗兰克·帕金教授，既敢这么“人人平等”地向祖师爷叫板，其本人也自非等闲之辈。这位早岁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后来荣休于肯特大学的学者，也是当今英国社会学的一位名家，尤以研究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而著称。除了这本普及性的小册子，他还出版过不少更加厚重的论著，如《中产阶级激进主义》（Middle Class Radicalism，1968) 、《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1971)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一书，还曾列入我后来向译林提交的书目，作为《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备选项目，只可惜至今也未能落实。

我们这个译本问世之后，此书在英文世界里，又由Routledge于1992年推出了修订版，而作者也为此写了新序。眼下，趁着中文世界也将推出新版，我们正好把这篇新序也翻译出来、增补进去。大家从中可以读到，尽管从旧版到新版，只短短地相距10年，但那个短暂的历史的瞬间，却可以说是地覆天翻，以至于在作者本人的心目中，所谓“马克思”和“马克斯”这两位神明，其权重也发生了悄悄的倾斜——“随着事态的发展，韦伯的思想看来远比马克思及其助手的思想，更能经受住时间的剥蚀。由于社会主义体制在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后者的可信性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害。”

还应向读者交代的是，尽管此书的主旨并不是去推销韦伯，而是把他放到理性的天平上精确地衡量，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它反而向我展示了韦伯思想的活力。——甚至可以这么说，恰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再度落入迷信，我反而觉得韦伯周遭的一切都更加迷人，以至于它对我此后的心智发展，起到了相当的吸引和诱惑作用。对这一点，我曾在《用书铺成的路》一书中有所回顾：

实际上，我对于社会理论的日趋浓厚的兴趣，恰恰是从阅读、乃至于动手翻译（或组织翻译）韦伯开始的。这位社会学大师之深具原创性的不朽著作，以及由此衍生的针对这些著作的永恒争论，曾使我涉入了一个崭新而独立的智力领域：它已不再只是本体论或认识论体系的某种附庸或推绎，而照样可以满足最激越的想象和施展最透辟的思力；另外更重要的是，它已不再要求把终极关怀寄托在实际生活之外，而足以使之结成某种精神的超越存在形式，来同须臾不能稍离的人间问题构成持续的紧张。坦率地说，这种取向跟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心灵的潜在祈求是恰好相通的。（《韦伯情结是中国学界的“共通心病”》）

饶有趣味的是，回顾起来，恰又因为韦伯对自己的吸引，并不是来自他的哪一个具体结论，而是来自他那既难有定论、又至关紧要的论域，我对这位社会思想家的兴趣，才未曾随着外在的潮起潮落而沉浮。因而，尽管也许再没有哪位思想家会像韦伯这样，由于中国自身语境的快速变迁，竟在短期之间就被意义相反地“再发现”了两次——“先是在‘文化热’的讨论高潮之中，被引证为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某种决定性证伪；后又在‘市场化’和‘世俗化’的裹挟之下，被列举为对于东亚历史发展轨迹的某种典型性误解”（《韦伯情结是中国学界的“共通心病”》），但我的心情却并未忽冷忽热，相反倒是坚执这样的信念：我们还没有完全领略韦伯的妙处，对他的真正阅读才刚刚开始。

基于这个理由，此番在这个修订版之后，我也附上了一篇自己的论文，它这原是自己1998年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讲稿。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围绕着对于韦伯的影响-接受之轴，梳理了韦伯的当代中国的几次“降世”与“再降世”，并且充满热情地寄望于在一种跨文明对话的氛围内，能够借助于对于韦伯后期作品的阅读，而寻找到中西文明之间的契合点——

只要儒家传统在未来命不当绝，就必须涌现出一批深怀紧迫现实感的儒学家，像韦伯当年那样，从自身不可替代的研究视角，对于“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的严峻命运投以深切的关注。由此，他们的表达与结论虽未必与韦伯重合，却总要跟韦伯共享相似的问题域。而且，如果在儒家与韦伯的以往遭遇中，国人往往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压，而未能心平气和地解读和发挥韦伯，那么，随着为之欢呼的“现代化”逐渐转变成为之踌躇的“现代性”，许多困扰韦伯的更为深层和更为繁难的问题，都会慢慢嵌入中国的学术语境甚至日常语境。于是，作为当今世界诸神之一的儒家思想，究竟会对现代社会的诸多难题给出何种回应，就会成为相当迫切的思想任务，从而韦伯与儒家就更会你我互渗。（《韦伯与儒家》）

就这一层意思而言，尽管当初译出这本书的时候，可以说它是“生不逢时”的，并没有赶上“韦伯热”的浪潮，可如今把它重印出来的时候，我们却生出一点希望：说不定读者们竟会发现——这本书现在读起来正好！因为，跟20年前的阅读环境不同，眼下已经熬到了既悉心汲取、又全面反思西方理论的时代，缘此我们已经有可能做到，既继续领受西方思想的冲击与激发、又不再仅仅因其神秘与晦涩就盲从迷信它了！

最后要说的是，校读这样一部旧稿，心情自然难免要沉入怀旧，自然要生出无限的人生慨叹：回想当时选译这本书的时候，我和老谢都多么年轻而单纯啊！在那样的人生阶段，尽管相对来说更加无知，但摆在前头的道路，却觉得千百倍地宽广，简直想要做什么都行！而无可奈何的是，随着波涛汹涌、泥沙俱下的历史大潮，所曾享有过的那种种可能性，都不得不兑换成了坚固的、冷冰冰的现实性，——就算两人都还不是毫无所成，可面对着从指缝哗哗流走的时间，又岂能不记起曹孟德所谓“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慷慨悲歌？

如何还原真实鲁迅？ 严家炎：他的精神并没有过时

9月25日，是鲁迅诞辰130周年。近年来，民间对于这位现代历史上不可绕过的文化名人有过一些争议。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教授严家炎接受采访时表示，鲁迅在今天没有过时。所谓“去鲁迅化”的言论，是将鲁迅简单化了。

“战士”鲁迅也有温情一面：称夫人“小刺猬”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坐标”的文化人，鲁迅连同他标志性的胡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为“战士”的代名词。不过，那幅广为流传的冷峻肖像背后，文字之外的鲁迅又有怎样的温情？生活中他是如何对待妻儿的？诸如此类的细节，在公众层面少有人知。

在很多人心里，似乎鲁迅就应该永远是冷峻的，随时准备以笔为枪，刺向敌人的。不如此，便不是鲁迅了。

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对于鲁迅的面容，鲁迅之子周海婴生前曾公开发表演讲认为，鲁迅身上的批判性固然重要，但不能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形象，形象是双眉紧蹙严峻凝重的，思想是革命化战斗化的，没有个性和生活，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这样的鲁迅我不认识”。

鲁迅是爱生活的。周海婴生前回忆，“生活中的鲁迅其实是个爱开玩笑、非常幽默和蔼的人。”鲁迅在和许广平的通信中亲昵地称夫人为“小刺猬”，称自己是“小白象”。

另据报载，鲁迅不仅是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个热衷于观赏中外影片的影迷。他喜欢看风土人情片、科教片、侦探片等，特别爱看反映世界各地土著生活的影片，如以北极爱斯基摩人生活为背景的《蛮岛黑月》。每次看完电影，还会记日记。

谈到公众对鲁迅的种种误解，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杨阳表示，鲁迅本质上来说还是个文学家。之所以会出现对他的一些误区，主要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把鲁迅“革命家”方面的特质放大了。

那么，该如何还原鲁迅？杨阳表示，要把鲁迅从“神”的位置上解放出来，还原到人间鲁迅的地位。

已故的鲁迅之子周海婴和长孙周令飞曾经举办过一个针对鲁迅课本教学讲授教师的全国“海选”活动，目的就在于减少中小学语文老师对鲁迅的“误读”，还原鲁迅。

周令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海选活动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他将会继续通过开展讲座、展览、出版《回忆录》等形式，让“还原鲁迅”的脚步继续走下去。

“去鲁迅化”原因何在？严家炎：把鲁迅简单化了

近两年来，关于鲁迅文章从中学语文教材“撤退”的消息屡见报端。教材中增加了哪些篇，调整了哪些篇，各地不尽相同，相同的是都会引发不小的争议。到最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也不得不出来澄清：改版的课本“只是撤下了鲁迅的一篇文章并换上了另一篇文章，只是非常小的微调。”

谈及由教材引发的“去鲁迅化”风波，杨阳说，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来自中学的教师表示：他所在学校的教材中，鲁迅的文章就只剩下了3篇，原来是很多的。为什么会不受重视？那位老师回答说，因为“高考没有鲁迅的内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位老师还建议，鲁迅学术研究界应该认真探讨一下鲁迅作品在教科书中的作用、地位等。

严家炎则认为，所谓的“去鲁迅化”，实际上就是把鲁迅简单化了，倒不一定是完完全全的“去鲁迅化”。他表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因为对鲁迅有误读的地方，把鲁迅的一些方面过分夸张。持这种观点的人，“对鲁迅本身并不了解，认为鲁迅要不得，好像他对中国的传统全部否定。”

严家炎说，实际上，鲁迅对于旧学了解得很深，“他自己也是从这方面走过来的”。严家炎认为，不能说鲁迅完完全全反对中国的传统。他感受到中国传统中的一些矛盾、问题，确实有对人民群众有伤害。特别是在过去，对妇女、儿童这样一部分人，伤害得更多，比如《三国演义》的“刘安杀妻”。

鲁迅看到了传统中不好的、很过分的东西，所以他才会写出《狂人日记》这类作品，但他并不认为整个中国社会就只是“吃人”。

鲁迅精神是否过时了？今天该如何继承鲁迅遗产

鲁迅的作品和精神是否已经过时？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而言，鲁迅的遗产有何现实意义？此类讨论近年来也常见于报刊、网络。

对此，严家炎表示：鲁迅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在整个21世纪都是很有意义的。

他认为，鲁迅主张文艺家应该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如果在社会问题、现实问题中“有所感”的话，可以抒发出来，可以去监督社会和政治。文艺家、知识分子应该发挥监督的功能，促使社会进步。

鲁迅本人，通过他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批评，进行了很多监督。

初读美国作家乔纳森·勒瑟姆的《枪，偶尔有音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可能会不太适应，因为它虽名曰类型小说，却糅合了黑色推理、科幻和反乌托邦等各种元素，读起来远没有读一本单纯的类型小说来得那般轻松、随意。

对于勒瑟姆而言，推理故事显然只是一个躯壳，他要诠释的东西远比一个推理故事深刻、复杂得多。所以阅读《枪，偶尔有音乐》，不仅需要时时思考推理故事背后的寓意，同时，还要反复玩味作者真实的思想与意趣。这既使得勒瑟姆的小说从思想意义上超越了一般的类型小说，也使得阅读他的小说具有了一定的挑战性。

作为一部科幻推理小说，《枪，偶尔有音乐》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但故事发生的背景却颇有意思：在美国西海岸的一个未来世界里，人们靠吸食各类毒品过活，动物能够像人一样说话行事；广播里播放的是音乐新闻，问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禁忌。管理这个世界的是异端调查局，一旦发现有人偏离“主流”，就会扣除他们的摩羯点数，或者直接投进冰箱里冷藏。主人公是一位私家侦探，一桩凶杀案让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为了寻找真相，他穿行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与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然而，就在他即将揭晓真相的时候，却因为耗尽了所有摩羯点数，被投入冰箱，身陷囹圄。6年之后，恢复自由身的他开始重新调查这桩案子，案件的拼图一块一块地接近完整，而各种光怪陆离、令人匪夷所思的社会场景也在他查案的过程中展示出来。

剥开类型小说的外衣，《枪，偶尔有音乐》其实是一部揭示社会真相的小说——它所揭示的社会真相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照本宣科，而是直逼社会本质的抽象现实。

如果说勒瑟姆笔下与凶杀案相关的种种社会场景，映射着当下的社会生态与生存法则，那么，会说话的动物、功效神奇的毒品和衡量个人生命力的摩羯指数，则分别象征着一个人的生存困境、对应策略和他应该享有的天赋人权。

事实上，在勒瑟姆的小说中，一只无形的大手时时掌控着每个人的生存自由，而标示着“生命能量”的摩羯点数，也正是对每个人生存状态的一种暗喻——每消耗一点摩羯，即意味着丧失一点权利，而当你的摩羯点数耗尽为零时，你的人身权利也终将被剥夺殆尽。那么，面对这种个人生活被监控、人身自由遭劫持的生存现实，是奋力抗争，还是忍辱偷生？勒瑟姆本人给出的答案是：“要么是我，要么是剩下的整个世界，反正有一个应该被扳回正轨。也许两者皆是。”

一般而言，推理小说家大都会把侦探的过程与结果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的小说往往只是为了破案而破案，真相揭晓即意味着大功告成。但勒瑟姆显然不屑于此，他似乎更加注重侦探的过程——在过程中撇去假象、展示真相，固然是勒瑟姆推理小说想要达到的目标，但他笔下的真相却决不局限于案件本身，他借助侦探的过程观察社会、感悟人生，进而通过案件的真相来揭示社会真相和人生真相。

□王淼

查尔斯·狄更斯

2012年是英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诞辰200周年。17日，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举行的“透过文学看当代中国”讲座上，数位中国作家表示，狄更斯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独特性，我们的时代需要狄更斯这样的作家。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这是查尔斯·狄更斯所著《双城记》的经典开头。据了解，狄更斯是第一位描绘城市工业化的作家，这位当时的新生作家以其细致、写实和宏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独到地捕捉到当时伦敦的城市扩张对人性的影响，赢得了世人的关注和认可。

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小说原著作者鲍十指出，狄更斯看到了那个时代存在的社会问题，并且用自己手中的笔勇敢的表现出来，这一点值得中国的作家学习。“在这个写作的圈子里，投机取巧的写作比比皆是，有太多撒谎的作家和拍马屁的作家，许多作家并没有起到其作为社会良心的作用”。

鲍十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内地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在经济繁荣之下却潜藏着不少社会问题。作家在经历这种社会变迁时，应当用自己的方式将之记录下来，但当代作家做的远远不够。鲍十表示，值得庆幸的是，内地当代文学正在不断发展，在对待当代文学的发展上，希望有更多善于发现的眼睛和包容的心。

“狄更斯对当时所处的时代不回避，敢于如实表达，这恰恰是很多中国作家所缺乏的。” 和狄更斯的经历有相似之处的王十月是中国“打工文学”的领军作家，王十月16岁进入社会，在社会底层浸泡多年的他，对狄更斯有特殊的崇敬。

“作家可分为三大类：告诉人们我们曾经怎样活的作家、告诉人们我们正在怎样活的作家和告诉人们我们可以怎样活的作家。狄更斯属于第二类，他需要极大的勇气批判这一切。”王十月认为，中国应当有更多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作品出现。

“两三百年后，人们还能不能从文学作品中看到现在这个社会的真实情况，就像我们现在通过看《红楼梦》去了解那个时代一样，这是个问题。”王十月说。(廖丽丽)

刘醒龙

记者：中篇小说《凤凰琴》及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在时隔多年之后，您又重新聚焦乡村民办教师这个群体，写出了长篇小说《天行者》，这是出于怎样的动机？

刘醒龙：真的、美的人和故事，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对乡村知识分子的重新聚焦，原因不少，包括对目前社会上风气的反思。香港人有句口头禅：连张国荣都要熬十年。任何卑微的生命都有它的意义。很多事情可以做，也必须有人去做，但因为它是卑微的，不起眼的，在很多人看来是无意义的，结果就没有人去做。一个社会就像一部机器，缺少了某个零件，这部机器就要坏掉了。内地从教育阶段开始，到人生各个阶段，所出现的好高骛远，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社会上所流行的价值判断。

文学要体现时代精神。当拜金、拜官和拜色之风盛行时，这种价值偏移会使社会向不良的方向发展。也正因为有这种价值偏移，才凸显作家的存在意义。《天行者》描述了界岭小学这一群处在社会最底端的乡村知识分子，写他们的人生状态，写他们的生活操守，本身就表达了文学对时下价值偏移的一种批判。

小说必须反映当下的社会生活，这是小说的生命力所在。将《凤凰琴》续写为长篇小说《天行者》有其必然性。对比从前的一些文学作品，就能看到中国当代小说成熟的过程。从《凤凰琴》到《天行者》，也体现了小说从广度到深度的进步、从内容到文体的成熟。

记者：张英才这个人物很有代表性，作为界岭小学的一个外来者，他对这个小世界的态度经历了从怀疑到认同的变化；他的生命也经历了来而复去、去而复返，最终决心扎根于此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人物的心理发展逻辑是怎样的？

刘醒龙：我不习惯写那种异峰突起的东西。我在写作中比较喜欢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徐徐进入。看似随意为之，其实精心布局。经过多年的写作，我体会到，看似平淡的写作其实很难。当我写一个细节的时候，背后有众多细节做支撑，它们是小说细节的色彩、基石或者营养成分。

张英才不是孤零零一个人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的经历都会被放到张英才这个形象上。我有一种隐秘的心态不曾说过：我现在不敢回到我曾经工作过10年的工厂，因为我缺少面对从前同事们的勇气，感觉好像自己占了太多的便宜，尽管我将最值得追忆的10年青春年华交给了这座工厂，并且从没有从他们那里“偷走”过任何东西。那个工厂有200多人，后来破产了，被几个青年工人买断，成了私人财产。从前叫师傅的一些工人，在街头修自行车、开烧饼店、摆水果摊。虽然他们未必不幸福，但是对我来说，起码我的收入比他们高出很多，社会地位也要高很多。然而，当初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我更有活力，更为强势。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他们依然如此。在小说中，年轻的张英才离开界岭小学多年，一直不敢回去看看，他所表达的情感中，就有我自己的元素。

我们不能说张英才是皈依和感化了。在某种程度上，他陷入到绝望之中。他在教育局亲眼目睹民办教师转公中的一些丑行，因为不满而受到排挤，待不下去了。犹太人有句话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去找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他们依然会继续帮你。这是人生中非常通俗的哲理。所以，张英才重回界岭小学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觉得这些人更靠得住。

记者：转为公办教师可以说是乡村民办教师的核心利益，然而在《天行者》中，您塑造了这样一群民办教师，他们出于人性的“善”，在现实的核心利益与道德操守之间选择了后者，并默默承受由此带来的苦难。这种对于“善”的张扬是否代表了您的价值观？

刘醒龙：从早期的《凤凰琴》《分享艰难》开始，我便偏执地固守自己的文学立场。《分享艰难》在《上海文学》发表时，周介人主编在卷首语中写道：刘醒龙的小说里有一种大善。小善是爱憎分明，而大善却是对恶的包容和改造。《分享艰难》里有一种非常善的东西，像主人公孔太平的舅舅，就是一种大善。有时候对于一个人精神的审判，远远比肉体上消灭他更重要。再比如《圣天门口》中，梅外婆有句很精彩的话：以人的眼光去看，普天下全是人；以畜生的眼光去看，普天下全是畜生。古语云“冤冤相报何时了”，当善与恶相互惩罚时，恶是不会停手的，只有善的一方忍痛自我牺牲，才会终止这类恶性循环。

日常社会不能没有伦理，伦理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基础、一种起码的要求，它是法律所不可替代的。我相信善，相信爱，相信善和爱是不可战胜的，是最有力量的。在《天行者》中，孙四海以三票战胜了不得人心的村长余实，余校长最终也得以转为公办教师，便是爱与善的胜利。

记者：从成名作《凤凰琴》开始，到被文坛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分享艰难》等作品，到本次获奖的《天行者》，您在创作中一直表达着对现实的关切。现实主义是否一直是您的文学信念？

刘醒龙：在我看来，现实主义其实是一种精神，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长期以来，因为“工具论”的不良影响，现实主义在中国被妖魔化了。

我自认为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作家，或者说具有浪漫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在骨子里，我的小说更多的是表达对现实的质疑。《天行者》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张英才将界岭小学的情况写成了一篇新闻稿投给报社，报社派记者暗访核实之后，许诺要把这些感人事迹在省报的头版头条刊登出来。结果是，这篇报道虽然发在报纸的头版，却不是头条，头条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这个细节其实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批判，用一句通俗话说：乡村知识分子竟然连猪都不如。作家要做的事就是把人物写好，把细节写好。直接喊出来就不是文学了。小说不是大字报，现实主义更不是大字报。(饶翔)

举报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既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一种具体形式，也是公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打击违法犯罪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举报的范畴不断扩大，作用日益加强，社会效应也广泛延伸。近日，正是因为民间文保人士曾一智的实名举报，才揭开了“刘老根会馆”涉嫌破坏文物的冰山一角。

可是，举报人曾一智近来有些心神不安，主动找到媒体希望报道，“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的信息被透露给了被举报人”，“如果不通过媒体报道此事，一是无法对破坏文物的事情进行制止，二是我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曾一智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此前因为保护文物，她在拆迁现场被殴打过两次，相机被抢过三次，恐吓信、恐吓电话、被跟踪就更多了。

有类似经历的举报者并非曾一智一人。现实中，举报，成为一种高危行为。这不仅影响了公民举报的积极性，制约了举报权的行使，而且阻碍了国家事务的顺利进行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

剥开表象我们发现，其实质在于我国目前举报人保护制度的软弱。这种软弱，一方面表现在没有专门的举报人保护法和专门的保护机构。虽然保护举报人的规定散见于各类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中，但“龙多不治水”，在实践中，这些法律法规缺少具体的可操作性，容易导致职责不清，“保护”“登空”；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泄密者和打击报复者的惩治缺乏威慑力。尤其是对泄密者，《信访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将信访人的检举、揭发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给被检举、揭发的人员或者单位。违者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可以看出，这项规定相当的“温柔”。而举报人遭受到打击报复的严重后果，很多与被举报受理机关“出卖”脱不开干系。如果被举报人根本就不知道举报人是谁，何来的打击报复？所以，“泄密者”在举报人被打击报复案件中，是一个“关键词”。

弥补我们立法领域的明显缺陷和疏漏，建立完善的举报人保护制度，有很多成熟的国外制度可以借鉴。香港特区的廉政公署平均每年有近3000宗贪污举报，由于实行严格“单线联系”制度，至今没有举报者因资料外泄而遭报复。美国“水门事件”中的关键线人“深喉”，直到2005年当事人临终前自己说出真相，才最终揭开谜底。这也得力于美国举报人保护法律。

保护举报人就是保护“社会的良心”。回到“刘老根会馆”事件，举报人曾一智两次举报，随后均接到被举报人电话，称要“沟通”，明眼人可知，这多半是有“内鬼”作祟。我们不禁要问：谁是那个泄密的“内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