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

最近,有一项调查显示,只有不足一成的人还自认为读书很多。更多的人不仅读书不多,而且恐怕也已经不拿读书多当作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来看待了。

读书很多的人,叫做饱学之士,在汉语中曾经有不少美好的形容,比如博学之儒、学富五车、腹笥丰赡等等,这样的词汇,如今日见稀少。稀少的原因不但是饱学之士已经成为稀有物种,而且词汇本身是否还受社会钟爱也值得怀疑。当VIP、身价、富豪、什么什么级、点击率成为社会的评价标准和追捧目标时,谁还会在乎“饱读”呢?

“饱读”需要社会的支撑。过去的那些个年代,文盲虽然占很大的比例,但崇尚读书是社会风气,一个人或许目不识丁,却能对读书心存一份温情与敬意。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不仅仅是他的诗通俗易懂,更在于那是个崇尚诗歌的时代。今天是个文盲与饱学之士同样稀少的时代,人人都能阅读,却不以“饱读”为荣,究竟是什么原因?其实,只要你比较一下,在机场候机楼里的大众座椅中埋首阅读受人尊敬,还是昂首挺胸走进贵宾休息室靠在沙发上喝杯免费饮料更受注目?是挤在地铁车厢里捧一本书有意义,还是开辆宝马更具吸引力?便可看出个大概。

“饱读”是做学问的基石。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你能知道这是遍阅隋唐史料、反复考证的结果;读黄仁宇的明史研究著述,你可以发现这是仔细翻阅《明实录》后的一份厚重心得;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立誓通读三遍《二十四史》,虽然只及一半,却已是成就斐然;通读“前四史”是从前文人的基本,没有这样的根基就别做什么学问。可是现实中,我们的教学和著述都不需要“饱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每年出书的数字才是标准,而这些的背后与“饱读”又多半无关,涉嫌抄袭还是一大景观,连许多大学教授都未必读过“前四史”。

阅读还要经得起诱惑,是苦读经典名著有意思,还是每天晚上对着电视机傻看电视连续剧更带劲?是一字一句地细读清史著作有价值,还是欣赏明星表演的“康熙大帝”、“雍正王朝”更有乐趣?而两者之间有着质的区别,盯着荧屏绝对培养不出饱学之士的。

“饱读”讲究潜心,然而,年年月月需要面对的职称、级别、住房、收入都不允许你潜心,不随波逐流就意味着清苦,在这样的环境中,“饱读”还有多少吸引力?饱学之士多半成不了富豪,“饱读”追求的是境界,这只是对个人而言,但对社会来讲,应该提倡阅读,鼓励阅读。为了让大家多读,就需要创造阅读的条件,至少不能让教师、研究者因“饱读”而贫而苦,保持中等生活水平是必要的基础。他们只有“饱读”才有后劲,只有“饱读”才能培育人才、创造更高深的成就。

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阅读方式,阅读内容是第一位的,但如今的网络在线阅读和手机阅读的内容最多的是信息和娱乐。十多年前乘飞机,聊天和打牌的比较多,如今进了一大步,读报纸和时尚杂志的比较普遍,但在很多国家,飞机上、地铁里、休息室中,读书的更多一些。读信息、看娱乐与读书的结果根本不同,对人的精神培育完全不一样,如何提升国民的阅读层次,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历朝历代的饱学之士,曾经是我们文化的一种宝贵财富,“饱读”也曾经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今天,阅读的内容尽管可以改变,阅读的方式也不妨更新,但“饱读”仍然不能被遗弃。事实上,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里,阅读的多寡依然是多数人对生活质量的评判标准和人生境界的衡量尺度。有一年,我在厦门鼓浪屿游览,游客们都在海边嬉戏和餐馆享受美味,但就在一栋小房子前面的花园里,却坐着两位异国的男孩,十七八岁的模样,一人捧着一本书,沐浴着海风,静静阅读,那情景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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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讯 广东阳江以“锤头笠”许建强、“卤味钦”林国钦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轰动一时。2007年该组织落网;2010年两头目终审判死。结案两年后,该组织“黑保护伞”浮出水面。

  昨日,阳江检察机关公布了三起该案所涉公职人员违法犯罪情况,即将向法院提起公诉。三人分别是阳江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冯仕儒、阳江市财政局原副局长曾纪雄和阳春市国家税务局原局长欧开业。

  通报称,在开展“三打两建”专项行动中,该市检察机关把查办涉黑职务犯罪案件作为突破口,集中精力查办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冯仕儒(副处级)、阳东县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姚亮洪、市财政局原副局长兼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曾纪雄(副处级)、阳春市国税局原局长欧开业(副处级)、阳春市国税局征收分局原局长钟智、阳春市地税局春城分局原副局长陈承允、广东省农信联社阳江办事处主任谢绍聪(正处级)、阳东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叶桂靖等一批案件。

  通报称,以许建强、林国钦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坐大成势、称霸一方,最重要原因是长期在阳江地区公然开设赌场、聚众赌博,非法敛财,累积经济实力。攫取“第一桶金”后,为谋求更大经济利益,该组织便转型从商,垄断经营。

  此过程中,有关职能部门官员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帮助、包庇其低价取得国有资产、偷逃税款,违法放贷,严重破坏公平竞争和正常交易秩序。其中,阳江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冯仕儒还出资250万港币,伙同林国钦、许建强等人在澳门开设赌厅。

  典型案件

  1

  阳江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冯仕儒

  收受黑社会性质组织800万

  涉徇私枉法等多项罪名

  1997年至2005年,冯仕儒在担任阳江市公安局巡警支队防暴大队副大队长、巡警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林国钦、许建强所开的赌场提供庇护。其明知这些赌场的幕后老板是林国钦和许建强,仍指使属下不要深挖幕后老板,不要对两人进行调查,放纵了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赌博犯罪活动,使该组织最终独霸一方。

  冯仕儒还先后多次收受林国钦、许建强等人的贿赂,共计人民币800多万元,另有300多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此外,冯仕儒在任职期间,明知佘建辉是以许建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骨干,仍违法帮助其办理了暂予监外执行手续。其为抢占曾纪回的采沙场生意,在许建强指使手下杀死曾纪回后,徇私枉法以涉嫌犯罪为由指使属下抓捕了曾纪回沙场管理人员黄某、李某等十人,并对根本不构成刑事犯罪的黄某刑事拘留三十天,最终迫使曾的亲属交出沙场经营权,并转其弟管理经营。

  经查实,冯仕儒的行为已涉嫌受贿罪、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

  2

  阳江市财政局原副局长曾纪雄

  收受黑社会性质组织35万元

  2000年,阳江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对阳江市阳春春潭水泥厂整体产权转让举行了公开招标,林国钦属下的阳江市信诚投资有限公司中标。时任阳江市财政局副局长兼国资局局长的曾纪雄,在负责处理阳春春潭水泥厂的资产差异过程中,没有对该厂的固定净资产进行实地清点,也没有对该厂的实际资产进行核查,仅凭某会计师事务所做出的两份审计报告就主张减免春潭水泥厂资产差异339.83万元。事后,曾纪雄收受了林国钦委托其手下经手给的人民币35万元。(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3

  阳春市国家税务局原局长欧开业

  偷税、漏征税费4480万余元

  欧开业在担任阳春市国家税务局局长期间,为牟私利,明知提高春潭公司电耗监控指标会导致国家税款损失,而违反《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擅自决定同意并指使有关人员按春潭公司提出的虚高电耗对其进行监控管理,并故意放弃监管职责,任由春潭公司采用增大各明细消耗指标,调增生产成本,调减账面利润;设立内外两套账及开设私人账户隐瞒销售收入;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等手段大量偷税,少征增值税、教育附加费等共计4480多万元,并造成其他国家税款特别重大损失。

  在此期间,欧开业共收受林国钦人民币32万元。此外,欧开业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5万多元。其行为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贪污罪。

  采写:南都记者 周松柏 通讯员杨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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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被誉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其“神性写作”成为小说界的一个独特现象,著有《北村诗集》,小说《周渔的喊叫》、《长征》、《公民凯恩》,电影作品《周渔的火车》等。

网民对“公知”评价不高,觉得“公知”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教化自己,有些高人一等,其实有所误会。《圣经》中有这样的故事,上帝想传话于人类,就让驴开口说人话,其实,“公知”和这头驴的社会价值完全等同,无非是传播真理、真相的工具罢了,谁比谁更高呢?

如何重建坐标

北京晨报:其实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一直都有品德方面的课程,如何提高它们的教学效果?

北村:设置这些课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应更多参考国外的先进教育经验。许多国家的道德品德课并不多,而是通过信仰、历史、人文、哲学等等课程,引导孩子们向前人学习,在有价值系统引导的传统中,得到对现实生活的感悟。此外,国外一些相关课程有社工劳动的内容,必须完成社区服务多少小时,才能毕业,在这个过程中,孩子能学到很多精神品质的东西,这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如果仅仅是课堂灌输,恐怕效果不会太好。

北京晨报:许多中国学校也有社会实践课,可为什么一些孩子觉得收获不大?

北村:关键在于社会与教育不能脱节,两者的价值取向应该一致。如果全民都只想赚钱,只要求孩子们学习道德,这就不可能成功,因为两者是不同道上跑的车,根本统一不到一起去。要想重建孩子们的价值坐标,一个社会也要有基本的价值坐标,这就是不应把物质追求、经济发展看成是唯一的目的,要把精神价值放到第一位,这样才能自然而然地树立起榜样,而不是人造一个速成榜样。

不能走两个极端

北京晨报:您说的都是常识,可如何贯彻呢?

北村:关键是不能走两个极端,一会儿把人的精神看得高高在上,完全无视物质的存在,一会儿又只看重物质,完全忽视精神的存在。漂移来漂移去,其实都是在用一元化的视角看问题,在道德上,如果只有一个标准答案,那是很可怕的。

北京晨报:那么,多元化是不是能避免道德暴政呢?

北村:不是。只强调多元化,忽视了统一的内在力量,那么,多元化成了唯一的价值,它就会成为新的道德暴政,可问题是,多元化是无法取得共识的,一个社会可能因此而分裂。要避免这种风险,还是要依靠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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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玛雅人性别关系 男尊女卑无可争辩
玛雅人性别关系 男尊女卑无可争辩

  要了解一个社会,那么,了解一下其内部两种性别之间关系,大概最有助于获得真切的感受。在男女关系上,一个社会会把它开化、文明的程度准确反映出来;社会的经济生活、人际关系、道德伦理各方面也都具体化地呈现在观察者的面前。

  总体上说,玛雅男性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男尊女卑无可争辩。妇女被禁止参加宗教仪式,不得进入玛雅庙字,这大概是初民社会男女两性分属不同的社团,各自有各自秘传的教义、规则、权益、神灵,不少文化人类学家对此已有论述。玛雅妇女不许在街上正视男子,相遇时必须侧肩而过,这也许是“两性战争”(借用一下60年代法国女权主义者的语汇)的结果,是主宰与臣服的象征。至于男女不同食,虽说不能完全比附于古代中国的“男女七岁不同席”、“授受不亲”等等,但是,其本质还是相通的。社会要以一种最为日常的活动来确立并日复一日地强化男尊女卑的观念,无论是玛雅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自觉不自觉地这样做了。无论辈份如何,性别从整体上区别了等级地位,这是一种团体的地位。从男人们先行就餐的顺序可以看出,不仅长辈在先,即父亲先于女儿,平辈间兄先于妹,而且不同辈份之间也同样如此,儿子先于母亲,弟先于姐.家中男性成员心安理得地接受女性的服侍,训练培养了整个社会的纲常伦理。小男孩从小就懂得了自己的性别角色,小女孩也潜移默化受到了性别角色教育,以使她们长大后顺应整个社会男尊女卑的关系结构。吃饭小事,竟然是关乎社会结构秩序的大工程,文化机制的巧妙,正在此处.关于这一点,读者诸君不妨参看本书《洗澡洗出法律》节,那洗澡比吃饭更见奥妙。

  著名的玛雅文化研究专家莫利(SylvanusG.Morley)曾说过:“儿童的培养,更多地是靠他们自己顶应那套复杂的精心策划的社会实践的愿望,而不是靠苛刻死板的规矩。”他实际上已经从玛雅人的儿童教育中隐约地看到了一种文化塑造上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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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 收藏专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畅销书作家。

我一直认为,人一生中应该是系统地读书的,像我们这种完全凭着个人兴趣去读书的,不是人生读书的必然途径。

读书是人一生中的必由之路,我们要想在社会上能够有质量地生存,读书是一个捷径。

那些无书可读的日子

我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上过中学。1966年的时候我11岁,“文化大革命”刚开始,1978年的时候,我23岁,改革开放开始,这人生中最该读书的黄金12年,我不上课,随着父母去干校劳动,回家待业,然后又去农村插队,最后回城当工人,完成了这样奇妙的人生旅程,这期间没有系统读过书。

我一直认为,人一生中应该是系统地读书的,像我们这种完全凭着个人兴趣去读书的,不是人生读书的必然途径。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天父亲带回来一本书,书是淡黄色的封面,写着三个大字,叫《天演论》,我拿起这本书懵懵懂懂地去读,也没读大明白,但是知道了作者叫赫胥黎,那一年我只有13岁。

从东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邻家的一个女孩偷偷地借给我一本书,你们知道那个年月是没有书可读的,她偷偷借给我的这本书叫《红楼梦》。 我那时才知道人生还有一种感情叫爱情,也可以如此惊心动魄,那一年我16岁。

后来我下乡,百无聊赖,心中苦闷,偶然在一个农民家里看到一本书,它是用来糊墙的,这书没有封面封底,甚至没有书脊,因此没有书名,我拿到这本书呢前后都缺很多页,拿回去之后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几个馒头,一壶热水,看了一天一夜,看完了很久,我才知道这本书就叫《简·爱》。那一年我只有19岁,今天读书的人不会体会到我们那个年龄,我们那个年月没有书可读的苦衷的。

读书是人生中的必由之路

后来我就回城了,回城后相对比较宽松,我有一个表哥,比我大几岁,他带我去了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先生家,当时我大概20岁的样子,我跟他的孙子叶桑武混得很熟,他们家有一些书,我在他们那儿厚着脸皮借出来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这本书扉页上,翻译家傅雷先生亲笔用毛笔写着圣陶先生校正,傅雷。那是我在十年动乱期间读的最奢华的一本书,硬封面,精装。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的序幕,巴尔扎克一生中写了将近百部小说,他描绘的是法国社会的宏大的生活画面,《高老头》这本书是序幕的开始。

这本书我后来借给了一个朋友,我看到书时非常兴奋,跟他炫耀,他就厚着脸皮从我这儿借走了。借走后,他夹在自行车后架上弄丢了,这个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从这以后,我就理解了古人为何永远在书架上写一行字,书与太太恕不借人,不能随便借,容易丢掉。

后来我到了航天工业部的工厂做工人,那个工厂有一个非常大的图书馆,但是那个图书馆里是没有人的,我生活中能挤出来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图书馆里度过的。

再后来,我就调到了出版社,因为写小说,那时候全社会刚刚改革开放,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没有途径,只有靠手中的这一支笔,所以我写了小说,小说很快发表了,我就因此调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它前身是太平书店,跟中国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并称为民国时期三大出版社,解放后跟青年出版社合并,成为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到这个出版社去做编辑,那时书越来越多了,但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人生就是这么奇怪,当你有机会获得这个机会,你就知道,读书是你一生中最应该早做的事情。

读书是人一生中的必由之路,我们要想在社会上能够有质量地生存,读书是一个捷径,古人把自己的智慧通过书本流传下来,延续文明,我们去读书也是为了延续这种智慧,我们都试图在生活中,一个人独立于社会的时候,希望自己能有高质量的生存,那么只有通过读书这个最经济的捷径,我们获得知识,获得生存的本领,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书本获得知识,另一个是靠经验去积累,经验一定是你自己积累的,别人告诉你的只是知识。

最美不过读书声

人生有两种乐趣,一种是物质,一种是精神,物质的乐趣很容易填满,但是物质生活的改善一定是有边界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种边界在哪儿。

多好的饭,你吃完了后不想马上吃下一顿,物质空间非常容易填满,但是一个人的精神空间永远填不满,在学习当中就知道知识永远不够。中国文化浩如烟海,一个人在某领域中有所建树就非常不易,不要说在各个领域,读书一定是先苦后甜,当你能够感受到读书的甜度的时候,这就是你人生中一个极大的进步。

古人过去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是每个人听到这句话时就能够深刻地理解,我小时候看书,坐半宿,躺着看半宿,一直到天亮,很长一段时间晚上不敢拿书,只要拿起一本书,只要没读过,一定读到天亮,一读书就非常兴奋,不容易入睡,后来我发现如果我想睡觉,读已经读过的书,就容易入睡。今天回忆起这些都成为遥远美好的记忆,今天拿起书来我估计读不到三十分钟就困了,就要睡了,但年轻时不是这个状态。

今天想想,凡是能够熟知,随手就说出来的事情,往往是年轻时读的书。

宋代一个大臣叫倪斯,关于读书有一段高论。他说自然的声音,人为的声音,都是很美妙的声音,但这其中,读书声为最。他最后总结,人间之事凡事都是利害相伴,有利就有害,只有读书,有全利而无一害。

人生读书有三个阶段

古人对读书做过一种规划,就是人生读书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十年。第一个阶段就是你6岁到16岁,这个时候要诵读,你懂不懂都要背下来。第二个十年,16岁到26岁,这个时候读书要加进自己的研究,边读边要想。第三个十年,26岁到36岁,是涉猎,要广泛地去读书。

今天,不管你学什么,一定要读一些其他类型的书,如果你是学文科的,不妨读一些理论的书,多枯燥都要读,要弄懂它。如果是学理科的,也该去读一些文学书,建立自己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

一个人今天要走向社会,有时候跟人家不沟通,或者觉得别人不跟你沟通,是为什么呢?是两个人不在一个逻辑上,没法去沟通。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要锻炼自己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能力,这十年涉猎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走过人生读书的这三个规划后,再读书一切变得游刃有余,就会理解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人生只要有书相伴,你又愿意读它,就会知道你的人生道路,虽崎岖也平坦,即便你一生清贫,依然有乐趣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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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

前不久,台湾新任行政团队名单揭晓,龙应台接任“文建会”主委。从权利外围以说真话为傲的文人圈,到吵吵闹闹、谎言漫天的政治中心,进入公众、媒体和时代的聚光灯下,“官员”龙应台能否交出让“文人”身份的她满意的答卷?

2009年,第一次见到龙应台,是在台北的中山堂,“科学与人文相遇”的演讲结束后,记者与龙应台进行了一段短暂的交谈。她言谈温雅,但是“野火”时期的那股“气”,还是可以在一字一句间感受得到。对龙应台的第一印象,一如她呈现给公众的两面:憨胆和温柔。

1985年,台湾解严前夕,龙应台的《野火集》出版。这一把“野火”,迅速烧遍全岛。台湾文学评论家杨照曾以台语的“憨胆”形容之,龙自己也承认,写《野火集》时非常天真,“虽说这本书是天真的正义感的产物,但一个社会若无这种天真的正义感,就难以进步。”

她拥有华人世界无可替代的话语影响力--同一天、一篇文章会在华文世界的六个地方同时发表;更有知识分子“独立”的文化立场--从不代表任何一方发言,赞美与批判都源于她对历史、对时代独立思考的真诚。

从野火一路走来,龙应台直言憨胆的本色依旧,只是多了一份世事洞明的迂回和柔韧。“社会更需要知识分子担当的,是沉稳平和的声音,而不是当年那种亢奋的、激昂的、革命式的声音。”龙应台如是说。

马英九当年在跨洋“三顾茅庐”请龙应台出任文化局长时,亦特别承诺会尊重龙应台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Q&A:说真话要放眼世界,也要脚踩泥土

芒果画报:您这种全球化的视野和独立的文化立场是如何形成的呢?

龙应台:我其实是从台湾南部的农村中成长起来的小孩儿,你提到的所谓“视野”和“立场”,当然是因为我大学毕业了会出国,出国后对国外的世界抱持着巨大的好奇心。同时有了美国经验之后,又有机缘让我在欧洲生活了十三年,所以是从生活体验里头出来的。

芒果画报:那年轻人应该如何扩大全球化视野?

龙应台:我其实很鼓励我们的年轻人有机会出国旅游或读书,那个机会是不能错过的,尤其是出国读书,是很需要的。

芒果画报:独立的立场,与您基于汉语语境的文化思考有关吗?

龙应台:对我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是一个基本。譬如说我们现代人都写白话文,但我认为,白话文写的最好的人,其实都是因为他在古典文学或文言文上有很深的感觉或素养。再扩大一点说,如果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上面有很深的认识,当你在面对外国文化的影响时,那种融会贯通的能力会和你完全没有自己文化基础是有相当大差别的。我总是觉得你如果要扬帆而走四海,总要从一个村落作为起点,这个村落是你走遍了全天下,都是你心中最结实的东西,如同脚踩的泥土,那个其实就是传统文化。

龙应台真话录: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文史哲》: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重估价值是多么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文化是什么?》: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我的“中国梦”:从乡愁到美丽岛》: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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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在全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成果 深化改革 推动建立惠及全民符合国情的医药卫生体制

  新华网北京4月18日电 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出席全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巩固三年医改成果,全面实施“十二五”医改规划,突出重点,攻坚克难,加快形成病有所医的制度保障,努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会上,北京、吉林、山东、河南、陕西、青海等省市政府负责人分别发言。大家认为,医改是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和民生的重大改革。三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各方迎难而上、协力同心,探索符合国情的医改路径和体制机制,取得了明显进展,五项重点任务如期完成,构建起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保网,促进了社会公平,人民群众特别是基层困难群众得到了实惠。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李克强指出,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没有现成模式可循,已取得的成效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但下一步任务仍然艰巨,医改已进入“深水区”,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一步深化医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紧迫任务,是把转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的重要内容,是关系人人的重大民生和发展工程。三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医改不仅可以增进十几亿中国人的健康福祉,解除后顾之忧,而且有利于激发内需活力,创造更大消费空间,增强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要充分认识深化医改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奋力打好这场攻坚战和持久战。

  李克强强调,“十二五”时期,深化医改要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基本理念,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坚持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循序推进的基本路径。抓住医保、医药、医疗三个重点环节,实行“三轮驱动”,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李克强说,在医保方面,要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医改的主要内容。要稳定扩大基本医保覆盖面,提高医保补助标准和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医疗支付方式改革,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和医疗救助即时结算。探索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逐步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全民医保体系。

  李克强说,在医药方面,要稳步推进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建设。这是改革的关键一环,涉及到多方面利益调整。要通过完善基本药物采购制度、规范药品生产流通秩序,把药价降下来,把质量保障好。推动基本药物制度拓展延伸到村和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鼓励公立医院优先使用基本药物,使更多群众从中受惠。

  李克强说,在医疗方面,要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鼓励多元办医。这是保障群众基本医疗需求和适应多样化需求的有效途径。要按照“四分开”的要求,以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为重点,做好逐步破除以药补医、创新体制机制、推行便民惠民改革举措三篇大文章,探索走出公立医院改革的路子。认真落实好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措施,在织牢基本医疗网的基础上,推动非基本医疗服务产业加快发展,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带动大量就业。李克强指出,在抓好上述三个重点环节的同时,还要统筹推进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医疗卫生和医保信息系统、抓好人才培养等配套改革。

  李克强强调,深入推进“十二五”时期医改工作,任务重,责任大。各级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周密安排,落实各项责任。进一步增加资金投入,中央、省级财政要加大对困难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把钱花在有用有效的地方和制度建设上,促进形成合理、可持续的投入和医疗运行机制。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密切合作,增强改革合力。各地要因地制宜,大胆探索,创造新的经验。

  李克强指出,进一步深化医改,要充分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他们作为改革主力军的作用。医务人员要珍惜职业价值,提升医德医术,更好为患者服务。同时,要在全社会倡导尊医重卫,优化医务人员执业环境,完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多方共同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政府和新疆建设兵团负责人,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会议。

  蓟门决策第2期:我国医改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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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事业单位改革 漫画:事业单位改革

  本报讯 一份涉及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的4000万“事业人”的改革文件,昨天由新华社对社会正式公布,这意味我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在试点和探索整整20年后,正式开闸。意见明确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整体思路框架和改革的时间表,其中,5年内事业单位将剥离行政和生产经营的职能,而其公益服务职能将进一步加强。

  据了解,这份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文件已于2011年3月1日印发,昨天由新华社首次对社会公布。

  意见称,事业单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提供公益服务的主要载体,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有统计表明,我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共计3000多万正式职工中,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从业人员三项相加,占总人数的3/4,其中教育系统人员即达到一半左右,另有900万离退休人员,总数超过4000万人。

  因此,这份关系几千万人利益的改革方案,一经发布,即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意见对事业单位改革进行了总体设计,明确其推进改革的总原则,即“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其目的则是,“进一步增强事业单位活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公益服务的需求。”

  鉴于事业单位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意见将总体目标时间设定到2020年。届时,将建立起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

  而今后5年则是专家眼中的“阵痛期”,要将最艰难的清理分类问题放在5年内完成。意见明确,5年内,在清理规范基础上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的改革基本完成。这意味着,占事业单位约20%比例的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都将在5年内完成从事业单位中的剥离。同时,意见明确,今后不再批准设立这两类事业单位。

  此外,对于事业单位的“主力军”——从事公益服务事业单位,5年内要在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险、财税政策和机构编制等方面改革取得明显进展,管办分离、完善治理结构等改革取得较大突破,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的制度环境进一步优化,为实现改革的总体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总体解读

  剥离“两头”留下公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总体思路还是一如既往,但是从此次中央对于这一思路的具体实施措施上来看,其突出了一个主导理念,就是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

  在汪玉凯看来,实际上,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就是将当下有的事业单位上承担的行政职能和生产经营职能剥离出来,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为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这两部分占整个事业单位的20%。剩余80%的事业单位是从事公益服务,对这一部分要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而他们也将是未来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事业单位存在三大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满足人民群众公益服务需求的任务更加艰巨。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意见明确了事业单位存在的三大问题:

  一些事业单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机制不活;

  公益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方式单一,资源配置不合理,质量和效率不高;

  支持公益服务的政策措施还不够完善,监督管理薄弱。

  这些问题影响了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加以解决。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事业单位没有为纳税人提供最完美服务产品。“因此对于事业单位的改革当然是非改不可了。”

  □分类步骤

  第1步:撤并

  具体举措:对未按规定设立或原承担特定任务已完成的,予以撤销。

  对布局结构不合理、设置过于分散、工作任务严重不足或职责相同相近的,予以整合。

  第2步:分类

  具体举措: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

  第3步:细分

  具体举措: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方式等情况,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细分为两类: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二类。

  □北京情况

  清理工作基本完成

  北京市现有事业单位约1万个,编制近53万名,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空编。

  北京早已打响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第一战”——冻结北京事业单位总量与事业单位编制,禁止新增。同时提出,事业单位改革期间,严禁突击提拔干部、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严禁违反规定提高干部职级待遇。事业单位清理规范期间,不再新增事业单位,不再新增事业编制。清理工作于2012年2月基本完成。

  □记者观察

  事业单位改革20年终破冰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按照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不同特点,逐步建立健全分类管理的人事制度。

  时至今日,这一分类推荐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思路没有变化。只是20年间,有关这一思路的实践历程确属磕磕绊绊,也曾一度遇到瓶颈。

  实际上,早在1991年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时,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试点亦随之启动,“但20年过去了,可以说根本没有启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

  的确,事业改革到2000年以后才开始有所动作。中央相继明确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以及明确了聘用制度等相关政策规定。

  一位参与制定改革方案的官员坦言,分类改革本身就困难重重。尽管从单位性质上看,要进行分类划分并不困难,但由于所有事业单位都与政府行政机关有着密切的关系,为平衡和照顾各方利益,要进行公平有效的划分争议极大。

  党的十七大召开以后(2007年),推进改革的步伐加快。在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分配制度方面均有相关制度文件出台。而关注度最高的养老问题,则被视作事业单位改革的“深水区”。

  早在2008年初,国务院出台《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试点事业单位养老制度及分类改革。然而,这一改革方案受到以教职工为代表的事业单位从业者的反对。其集中表现在,因改革设计方案使得退休金待遇差异较大,以高校教职工为代表的公益类事业单位内,掀起了一股提前退休潮。

  种种尴尬面前,分析普遍认为,有关部门及全国各地对这项艰巨的改革任务,仍未做好准备。

  对于这些“准备”,人社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提出其总体思路是,要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建设放在前面来做,实现事业单位聘任制、绩效工资和岗位管理,由此来推进改革。

  2011年11月底,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该条例即解决了上述问题。其在实行事业单位员工岗位聘用制、绩效考核、工资福利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做了相关制度建设的规定。如条例拟明确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应当公开招聘。

  在种种铺垫条件几近成熟之时,如今这份事业单位改革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兼具的指导意见问世,被舆论视为对事业单位改革实质破冰。也因此,公众公众对其实施寄予厚望。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孙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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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栏目: 中国新闻

对话社会学家李银河,说同性恋研究,忆王小波先生,谈奇书《太后与我》——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以性研究,尤其是中国的同性恋研究蜚声海内外。她,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李银河还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已故中国当代文学家王小波先生的妻子。今年4月11日,是王小波逝世15周年祭。

与此同时,近日一本名为《太后与我》的奇书风行大江南北。这本书由已去世69年的英国人埃蒙德·巴恪思爵士撰写,以自传体回忆录的形式详尽叙述了作者晚清时寓居北京期间与慈禧之间的性爱关系。作者本人是个著名的男同性恋者,书中大量同性性行为、虐恋、以及同性恋男妓等的描写,也颇具性学价值。

基于以上双重理由,4月9日,本报记者专访了李银河。

关于《太后与我》——

性学价值大于史学价值

记者:你认为,在历史真实中,慈禧恐怕真的并不是守身如玉的。据你所知,有没有这方面的史实证据?

李银河:这方面的历史我还真不熟悉。这样说,只是情理之中的一种猜测。你想想,太后这样一个君临天下的人,连当时的皇上在她面前都哆哆嗦嗦的。如果她有这方面的需要,应该说也是正常的。

记者:作者与太后交往时是30多岁,太后已是70岁上下。你在书评中说,在这种年纪还保持旺盛性欲,应当说是比较惊人的,但是从性学角度看,并非全无可能。按照两性交往的一般年龄规范,年轻的作者是相当屈辱的。正是从这点上看,书中所写可能是真事。换言之,仅从年龄规范上看,作者把这些写出来,并没有给自己贴金增色,反而是自曝其丑,如果不是真有其事,又何苦来呢。

有两个问题,一是作者书中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相反,一方面他享受与太后的性爱。另一方面,他非常尊重和爱戴太后,视其为伟人。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推出,作者不但不屈辱,反而以此为荣呢?

李银河:太后与作者的身份差很多,得到太后垂青,看起来好像是他被宠幸。但不要忘了,巴恪思本人是一个男同性恋。从一般的性心理上讲,他喜欢的只是男人。与太后的交往,只是他在为别人服务,享受不到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的乐趣。每次与太后发生性关系,他都是靠吃药来进行的。我所说的屈辱,主要是这个意思。

记者:另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巴恪思本人具有超强的想像力,记忆力和联想能力,他有没有可能把发生在西方的事情以及他在其他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加在他与太后关系的描写中?况且作者在这方面已有前科,他的另一部作品《太后统治下的中国》所依赖的主要资料——所谓的《景善日记》,已被证明是伪造的。

李银河:《太后与我》完全有可能就是一部小说。

记者:你认为,《太后与我》这本书即使不是记录真实历史,而只不过是虚构的作品,但它对于想了解彼时彼地的性风俗、性观念以及一般百姓和社会上层人士的性活动状况的人来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这就是这本书除史料价值、文学价值之外的性学价值。

如果作者是把大量的东西方的东西交汇而成,有的还是凭空想像的,那么除了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外,本书的史料价值乃至性学价值是不是就大打折扣呢?

李银河:如果它仅仅是一部小说,那么它的史学价值基本为零。但它的性学价值,还是比较大的。

书中所写的关于同性恋的内容,既有世俗社会中同性恋男妓的活动,又有宫中太监的同性恋类性活动,写得相当翔实可信,比如当时同性恋类买春活动的嫖资细节,以及对活动的详尽描写。史家有一种说法,解释清末同性恋类性交易的兴盛:由于当时政府禁止官员嫖娼,所以不少官员转向少年,大城市中出现了很多相公堂子,以及被叫做“相公”、“像姑”的男妓。社会学界的老前辈潘光旦先生在相关著作中亦有提及。这至少能证明,当时同性恋不是非法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非法过。不像西方,有的国家历史上曾判处同性恋者死刑。英国作家、同性恋者王尔德还被判入狱。

《太后与我》特别有性学价值的是有一章专门写兽交,其中涉及多种动物,包括狗、鸭、鹅、猴、牛、羊、狐狸等等。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对兽交的态度和规范。从书中的描述看,当时的人们对此类活动视为寻常事,并无任何焦虑感或负疚感。性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是“原欲”,宣泄出去就好,无论对象。很多皇帝有男宠,但并不是说皇帝就是男同性恋。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福柯的一个说法,东方国家都有各自的性爱艺术,唯独西方有的是事事要分出对错的性科学。

发表在栏目: 文化

1983年,《推销员之死》在首都剧场首演,一时轰动。将近30年后,经典重排,依然那么富有现实性。

高高的阳台从灰白的墙面上伸出来,空洞而冷漠。绚烂的无根之树悬浮在舞台右方,脆弱而无助。一束强烈的光线仿佛一扇门,走出来的是推销员威利,一个在这个行业干了三十几年已经老了的威利,疲倦,恍惚。故事开始了,所有的观众在进入剧场的时候都知道最后的结局,而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看着他怎样死去。

1983年5月7日当《推销员之死》在首都剧场首演的时候,中国观众还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有房有车,还那么穷困潦倒;而现在当李六乙重排这部作品的时候,分期付款、推销、保险已经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常态。但这部作品并未过时,已经形成的中国中产将会在这部戏里发现自己的影子:拼命工作以换取体面的生活,怀揣梦想随时准备跃入上流社会,年华老去被冷酷的资本主义抛弃。

是的,威利老了,开车不能集中精力,思维跳来跳去,唯一的一点幽默变成了唠叨。妻子最担心的就是他有一天会自杀。当老威利去散步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正在卧室里聊着天。比夫,一个不断遭遇挫折的失败者,不断反省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哈皮,周旋于纽约女人之间玩世不恭的流氓,忽然发现自己想要一个像妈妈那样忠贞的女人来结婚。两位年轻的演员并未躺在床上,而是坐在椅子上,为自己不停地解释、抱怨、幻想,在舞台上疾走。既然这是一部充满了表现主义风格的戏剧,谁还管他俩在剧中是不是睡在床上呢!他们是威利曾经的梦想和寄托,如今也像威利一样一事无成。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

其实威利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是个社会的失败者,但其心里一直非常自卑,以至于他要靠多年不见的那位17岁进丛林的发财的哥哥,来支撑自己的梦想;甚至对每一个成功的人士,他都满怀希望地讨教成功的秘诀,“你是怎么做到的”。终其一生,威利都没有成功,他甚至没有像比夫那样觉悟,发现一个真实的自我,现实和虚荣毁了他。这不是一个成功学的教学课,说到底,老威利崇拜的丛林生存哲学,已经被资产阶级的城市法则代替。他的失败是注定的,除了他以积极自杀完成的那场向城市法则的挑战。

阿瑟·米勒坦陈自己的剧本受到表现主义影响,新版的《推销员之死》也在舞台设计上与英若诚版做了决裂,抛弃了老版的写实主义风格,让整个舞台的情节转换更加流畅。不过,坦白地讲,丁志诚扮演的老威利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感觉他其实不是一个推销员,而更像一个得了老年痴呆症的精神错乱者。尤其在下半场,高潮来临时,丁志诚扮演的老威利,一下子竟然衰老到丧失了那种中产阶级生活训练出来的有条不紊,惊慌失措地奔向死亡。他内心的那种被抛出世界的凄苦、失败感被慌乱所代替,他的死没能做到中产阶级的体面和尊严——而死亡恰恰是他用来挽救家庭,挽救个人声誉的一种方式。

□MR.WHO(北京媒体人)

发表在栏目: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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