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民主宪政的年代，不必再用三纲作为儒学发展的基本结构。如果还是这样带有专制意味地恢复儒学，它也可能带来新的灾难。

“公民儒学”是我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在公民社会年代继续发展的儒学。时代变化了，儒学也要与时俱进。可以简单地把“公民”和“君子”两个概念做对比。儒家强调成为“君子”，而我讲，现代社会必须先成为“公民”然后再谈成为“君子”。什么叫“公民”？从伦理角度讲，最基本的你应该先做到，你想着权利时，应该记着义务，先做好公民，再谈君子修养，才是真君子。在公民社会的年代，“君子”应有新诠释，但公民是最基本的。

台湾有个事情做得不错，就是“统一发票”。买什么东西都要求给发票，起码要有收据，才不能逃税。这是新的公民概念。我捐款一定要收据，并不是计较，而是功德，捐款有了发票，款价就清清楚楚。养成这个习惯，就是“公民意识”。

当代社会培育“公民意识”非常重要

来深圳，我看到有个标语非常好，叫做“有红灯的约束，才有绿灯的自由”，很有“公民意识”。谈“公民儒学”，最重要的就是“公民”放在儒学前面谈。君子儒学强调内在的自我完善，公民也并不是不注重内在自我完善，而是人的自我完善要放在社会场域，放在天地里面。道家说，天地有道，人间就有德了，天地无道，人间就很难有德。社会整个公民意识够了，公民自然而然就会做好。

比如，各位坐在这里，很守秩序，不需要人管理。因为整个场域的设计，你来到这里后就有舒适感。不需要内在自我反省该当如何。

从广州坐火车过来，跟我20年前坐火车的经验完全不一样，国民素质明显提高了。火车上大家彬彬有礼，有人要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旁边人会热心帮忙。这很清楚地印证了一句俗话，叫“习与性成”。国民性可高尚也可低劣，公民意识有个慢慢提升的过程。公民意识提升后，各种制度、各种结构的综合作用下，人也会发生变化。

深圳闯红灯的人很少，我问，闯一次红灯罚多少钱？500元。现在酒醉驾车的也很少有了。为什么？因为必须关起来，很厉害。严法酷刑就好吗？不完全是，法律是限制和约束，但光限制不行。在“法”之前就是“规范”，这个规范叫“礼”，“礼”再往前就是一种法则，叫“义”，“义”再往前有一种真实的关怀叫做“仁”，“仁”再往前就是“德”，“德”就是本性，再往前，就是“道”了。这就叫有道、有德、有仁、有义、有礼、有法。“道”为“根源”，“德”为“本性”、“仁”为“感通”（意即一方的行为感动对方，从而导致相应的反应）、“义”为“法则”、“礼”为“规范”、“法”为“限制”、“刑”就是“强迫”。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年，辛亥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告别了“帝皇专制”，进到了“民主宪政”的年代。毕竟过了100年，我们正朝民主宪政的大路上继续前进，而民主宪政必须要有非常丰厚的公民社会做底子。

不是大多数人决定就叫民主，民主是有高瞻远瞩的知识分子提出理念，经由文化教养的历程，让人们了解到这个理念是什么。把理念拿出来，看大多数老百姓是否同意这个理念。如果没有经过民主文化的教养历程就谈民主，多数决就容易变成民粹。

民主除了服从多数，还要尊重少数。儒学有非常可贵的东西，把它放在公民社会里实践，我认为非常好。在帝皇专制的年代，在父权高压、男性中心的年代，在一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年代，儒学会隐含一些问题。在21世纪民主宪政的年代，不必再用三纲作为儒学发展的基本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君臣、父子、夫妇就变成没分别了，只是可能重点不在于夫妇有别，而在于夫妇有爱。“五伦”其实是好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不能再提带有专制意味的三纲。如果还是这样带有专制意味地恢复儒学，它也可能带来新的灾难。

有人就问了，现在进到公民社会年代，儒学还有什么好恢复的？儒学很重要的内容是孔老夫子所说的“仁”，它代表人跟人之间最真实的情感关怀，一种存在的道德真实感。这个最真实的关怀从何处来呢？来自“家庭教养”、来自对父母的孝敬，《孟子》就说“仁者，事亲是也；义者，敬长是也”。从“孝”讲仁，从“悌”讲义。从而可以讲礼、讲信、讲智，仁义礼智信都有了。

发挥公民意识，从小事做起

现在谈仁义、谈孝悌之道，跟以前有什么不同？有。现在做孝子会不会比以前容易一点？容易多了，兄弟姐妹之间的亲爱容易多了。大陆的年轻朋友会跟我说，哪里容易？现在都没有兄弟姐妹了。我们可以把它扩大出去，“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朋友之伦如同兄弟一样。

现在我跟我儿子的关系，一定不会是我跟我父亲以前那种关系。我对我父亲非常敬畏。我跟我父亲有很多话说，但是我不可能在父亲面前跟他接近于平等对话。在新时代，必须重新调整，该怎样倾听子女的声音，子女怎样体谅父母？要重新思考新五伦关系，乃至必须有一个第六伦。台湾李国鼎先生以前提到过第六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之外，还有“群己”关系，主要内涵是：人与陌生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团体的关系。如果说“五伦”是儒家的传统“等差之爱”，“第六伦”则是“大爱”。

在公共领域，作为参与者，作为公民，该怎么办？这很重要。学术界讨论学问时，你依据公民的良知，依据了解到的知识，可以提出意见公开讨论。这个时代，儒学可以更坦然、明白；更平易、自然；更可以畅所欲言。不必考虑太多上下长幼尊卑，种种复杂的人情人际关系等。公民儒学提倡“公民”的重要性。

“共变”这个词，是我从陈原的《社会语言学》中学来的。作者说，“共变是现代语言学常用的一个新术语”，“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也是一个变数，语言和社会这两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接触而引起的互相变化。”（陈原《社会语言学》北京，商务，2004年2版，页3）社会语言学就是研究这两个变数的互相关系的。

我不懂语言学，但是对“共变”却多有体会。比如，近十年来，“老师”的称呼泛滥成灾。不管干什么的，只要一上电视，就都成了老师。我的邻居在外企当会计，物业对他也是一口一个老师。形势所迫，我也“老师”起来——去采访导演李文化，张嘴闭嘴李老师，而李文化的太太也就成了侯老师。

有人说，杨澜是始作俑者。她在电视上一口一个赵忠祥老师，把“老师”推向了全国。“老师”之泛化，电视作用巨大，不过，如果它传播的语言在“共变”之外，恐怕也推广不开。

批评杨澜的人的理由是，赵忠祥的职业是电视主持，不是老师。其实，“老师”这个称谓身兼数职，它既是职衔称谓，又是关系称谓。职衔称谓说的是职业，关系称谓说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就关系而言，杨澜称赵为师，并无不妥——在主持上，当时的赵忠祥确实可以做杨澜的老师。

新世纪以降，“老师”成了社交称谓。被称为老师的，大多数不是干教育的，称呼者跟他也没有师生关系。“老师”成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敬称。这种敬称与古代的“公”有些类似。“公”本来是对有贵族爵位者的称呼，比如秦庄公、齐桓公、宋襄公。后来，演变成跟爵位毫无关系的敬称。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苏东坡的话：“凡人相与呼者，贵之则曰公，贤之则曰君。其下则尔汝之。”“老师”比“公”进步，还包括女性。无论男女，在“老师”面前人人平等。

每一类称谓都有自己的交际功能和适用范围。“老师”适用于比自己年纪大，不适宜称哥道姐的人身上。公务员、白领尤其是文化人最容易被“老师”。“老师”具有表示亲热、套近乎之功能，称人为师者，虽然不像称哥道姐那样可以拉上血缘关系，但也可以挤入门生故旧之列——天地君亲师，我把你放在五伦之内，你还不关照关照我吗？

但是，与真正的老师不同，这种泛化的称谓不产生连带效果。比如，学生到导师家去，管导师的夫人叫师母。而泛化的老师之夫人则享受不了这种待遇。她们得到的称呼，多半还是“老师”。这里似乎透露出一个消息：人家称你老师只是出于礼貌客气。就像前面说的那个“公”一样，“虽王公之贵，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则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容斋随笔·卷十五·“呼君为尔汝”》）即使授业解惑的老师，学生们当面叫老师，背后尚且直呼其名，何况那些跟你套近乎者呢。如此说来，被老师者也别真的好为人师起来。

这种泛化的老师在使用上也有讲究，它似乎一生下来就上了城市户口，纵然腾于众口，也就只用在城里人身上。没见过哪位主持人或记者走基层时，管村民们叫“老师”的，而村民之间再客套礼貌也不会称对方“老师”。倒是那些见过世面的村民，看到走基层的媒体人会称他们“老师”。你看，城乡差别多么精明，连这些细微处也不放过。近些年，好些地方都搞“城乡一体化”，如果真搞成了，“老师”就会跟着“共变”——打破城乡界限，纵横于村民之口。

为什么国人这么热衷于“老师”呢？有人说，这是因为教师成为全社会受尊敬的职业，所以，“老师”就跟着走俏。还有人说，这是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过去讲究的“天地君亲师”躬逢如今的太平盛世，重新焕发了青春。我的看法，略有不同。

本来属于职衔称谓和关系称谓的“老师”，不但跑到了社交称谓里夺城劫地，而且磅礴万里，深得人心。这说明什么？说明原有的社交称谓不够用了。你看，“同志”萎缩了，“师傅”下岗了，“老板”适用面太小。按理说，先生/女士应该大行其道了，可是，这种称谓除了太正式之外，还有个大缺点：太平等。中国的称谓系统以等级为核心，等级以尊卑为内容。因此，社交称谓的第一要务就是在谦敬上下工夫。说白了，就是千方百计地贬低自己以及与自己有关的一切事物：在下、鄙人、荆妻、贱役、犬子、拙著、寒舍……与此同时，想方设法地抬高对方及与对方有关系者，阁下、大人、令夫人、令郎、令嫒、贵庚、府上……先生/女士的称谓，缺乏尊敬感。

更重要的是，先生/女士不能与时俱进。近些年来，所有的社交称谓都在使劲地套近乎，张嘴张哥，闭口李姐，“亲”也从淘宝网，走向了纸媒。先生/女士板着面孔，冷冰冰的，一点亲热劲也没有。落后于时代潮流，难以担当交际之重任。

社交称谓不够用，就需要外援。既有尊敬感，又有亲热劲。既符合传统，又适应潮流的“老师”入选。称谓市场上有了这个生力军，先生/女士就只好退避三舍。

其实，先生女士在以前很有市场的，北大数学系教授徐明曜先生告诉我，他在北京四中上学的时候，老师们上课提问，都管学生叫先生。这让我想起了美国电影中的场景，一个小屁孩，大人也管他叫先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西化，曾在中国扎根，深入到了中学生的心目中。

语言学家说，称谓是时代的风向标。为什么半个世纪后，“老师”走俏，“先生/女士”受冷落呢？这种文化现象透露出什么信息呢？称谓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社会等级结构。这个关系和结构是文化系统的一部分，“老师”插足社交称谓，说明称谓的紊乱，而称谓的紊乱，又表明了文化系统的张皇失措，一个社会的不成熟亦由此可见。

因此，我相信，“老师”这一称谓不能长久。

《说狐》，(美)康笑菲著，姚政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38.00元。

《四大门》，李慰祖著，周星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25.00元。

栗月静

□媒体人，北京

《围城》里的孙柔嘉用一张红嘴和十个尖而长的红指甲画出了汪太太的“提纲”。虽然提到狐狸精人人会意，寥寥数语却难以刻画其精髓。不过明朝小说《封神演义》里那段对苏妲己临死前的描写估计正好契合男人心目中的狐狸精形象：

“话说妲己缚绑在辕门外，跪在尘埃，恍然是一块美玉无瑕，娇花钦语，脸衬朝霞；转秋波无限风情，顿歌喉百般妩媚……那军士见妲己美貌，已自有十分怜惜，再加他娇滴滴，叫了几声将军长，将军短。便把这些军士，叫得骨软筋酥，口呆目瞪，软痴痴作一堆麻，酥酥成一块，莫能动履。”

虽然如今都认为媚人、惑主、祸国的苏妲己是个九尾狐，但是康笑菲在《说狐》一书里告诉我们，在汉代的文献里，九尾狐是吉祥的征兆。据成书于西汉的儒家经典《礼记》所载，因九尾狐在死去时会将头朝向其出生的巢穴，可见其不忘本，是仁德的典范。给《山海经》作注的晋朝人郭璞本身也是出名的预言家，他有一首著名的《九尾狐赞》：“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祥见，出则衔书。”(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不但有着颠覆性的改变，中国的狐仙信仰还模糊不清。虽然主要以美丽女人的形象留在文学故事里，但是《说狐》一书还告诉我们，狐精的形象，亦男亦女，亦老亦少。狐精活跃于各个角落，骚扰住家、旅店和官署中的人。狐仙承担着不同的神职：财神，个人家庭灵媒的保护神，娼妓和优人的守护者，监守官印的大仙，有时是碧霞元君的侍者，有时候是其使者。在这位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笔下，狐仙信仰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棱镜，通过这个棱镜可以透视、理解中国的宗教和中国的社会文化。

狐仙的田野调查

古生物学的研究发现，中国全境几乎都有狐狸存在，但是，自中古时代以来，华北地区的人就相信狐狸具有灵性。现存的中古狐精传说，几乎都以华北为背景。即使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狐仙信仰已经流传到中国的其他区域，但是特别兴盛的狐仙信仰还是在华北地区。(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20世纪30年代末，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大学生李慰祖对当时北京郊区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虽然受到国民政府的打压，但是包括狐仙信仰在内的四大门依然香火旺盛，从最近出版的《四大门》一书来看，北京城郊简直到处是狐精。就在燕京大学男生宿舍楼后面曾经有一个狐狸练过丹，蔚秀园(北大西门对面)也有一对狐狸炼丹。燕京大学宗教楼西边有一个小土丘，里面住着一个得道的狐仙，往往在午后一点左右，到土丘附近一个荷花塘去饮水。在圆明园里面，有许多的狐仙，时常化作老人的形状，到附近的店铺中买杂物，携着物品走到烧毁了的殿基下面就不见了。

《说狐》一书虽然以笔记、志怪、小说、方志等古代文献为主，不过也有1997年在陕北榆林地区一个名叫波罗的村子里所做的田野调查。波罗村里有座香火久远的寺庙，名为波罗接引寺。与别处的寺庙相似，这里也有金刚像，七大金刚个个面目狰狞，手持武器，身穿铠甲。但是另有一座金刚是身着儒袍和冠冕的中年人的模样，这尊金刚竟然是狐仙。名为金禅老祖，曾经一世为狐。

作者还采集了当地狐巫雷武的故事。1927年出生的雷武，不识字，直到20岁还在替人放羊。这时，来自波罗接引寺的狐精首次找上了他。每当狐精附体时，雷武必定发疯，在最寒冷的冬夜，赤裸着身子到处乱跑，在夏天最热的大太阳下，穿着厚重的外套，并睡在肮脏的粪堆中。当他回过神来，全然不知发生的事情。两年后，狐精要雷武成为一个灵媒，一开始，雷武和他的家人都反对狐精的要求，但是狐精持续作祟，让他的屁股的疮越长越大，连走路都成问题。没办法，雷武只有答应。此后雷武一直为人治病，收取费用，据说狐精可以据此修成正道。

康笑菲是在北京听着母亲讲的狐精故事长大的。与本土的研究稍有差异，像本书作者这样在中国长大，后到海外留学，并依然在中国做田野，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华人，犹如水陆两栖的族类，他们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来回审自己的母文化，有了对母文化的陌生化的敏感。所谓的“另外的眼光”主要是指，他们戴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眼镜再来透视传统的中华文化，以纳入西方的解释体系。

狐仙的社会学阐释

18世纪中国官员和文人纪昀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说，人物异类，狐则在人物之间，幽明异路，狐则在幽明之间，仙妖殊途，狐则在仙妖之间。一语道尽狐精的复杂与丰富，可以说，狐仙信仰为理解中国的宗教和文化滋养了一块多重意义的大肥肉，开启了许多阐释的可能性。

《四大门》的作者李慰祖深受涂尔干社会学的影响，认为狐仙信仰是一种社会制度，有其存在的功能和理由。康笑菲则认为，狐仙为追求不分是非、个人和地方利益者提供了机会，让人们免受官方权力和道德的干扰。比如狐仙信仰庇护了游走在道德灰色地带的欲望追求，像是性交易或是偷这家给那家。狐仙在中国文化中具体呈现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定义的“官方”秩序和“非官方”习惯之间的张力。

狐精的祭坛通常设在不重要且私密的场所，像是后院、门边，或者卧室，而且是以像木箱、无名的木牌，或是干草堆等极为简略的形式来呈现。在传统上，中国官方对于奉祀狐仙的行为，视之为淫祀(意思是非法的，不道德的，不成体统的)。据《宋史》记载，金人入侵之际，有狐狸进入宫禁，据御榻而坐。宋徽宗因此下诏摧毁全国的狐王庙。但是事实证明，类似的官方作为始终是徒劳无功的。

因为，国家、僧、道和儒家精英也无法针对狐精提出一致性的阐释。狐仙信仰中不只是夹杂而是水乳交融地包含着佛教、道教等诸多复杂因素。比如，从道家的观点来看，狐精是修炼成仙的灵物。从萨满、灵媒的观点来看，是专事魅惑的精怪。狐文化虽然发端于古代的民间俗信，生长于民间文化的泥土之中，但是历代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了相关的创作。袁枚的《子不语》就有40余篇，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多达180多篇。

狐仙信仰正是通过精英、官僚、僧道和平民百姓，在地方、区域和国家的不同层级上，以崇拜、驱逐、讲述和记载的方式才兴盛起来。(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外国也有狐仙

东亚儒家文化圈和西伯利亚的文化中都能发现狐仙信仰和狐精故事，不过《说狐》告诉我们，最突出的是日本的狐狸崇拜。稻荷神是日本神话中的谷物和食物神，主管丰收。商人们也向稻荷神祈求成功和财富。这个神的佛教形式是一个跨坐在白狐上的女菩萨，虽然法师坚称狐狸是稻荷大神的灵界信差，但有神道教背景的日本信徒一般都将狐狸作为稻荷本身来崇拜。《说狐》中的比较视野仅此而已。

虽然从形式和丰富性上，中国的狐仙崇拜独一无二，但是如今狐狸精的核心代表着“人们企图控制无止境的性欲望而不断挣扎的镜像”。从《聊斋志异》收录的83则狐精故事来说，大约有36则记述的是凡人男子和狐女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而狐女式年轻美貌和仁慈者，占到30则。

从这个意义上，别的文化中也有中国狐狸精的对应物，比如欧洲的女淫妖(Succubus)，源自中世纪的传说认为她们会在男子睡觉的时候降临并与之交媾，一般形象为有翼有尾的妖艳女子，会吸取男人的精气。在北美民间传说中，女淫妖依靠吸食凡人男子的性能量来积蓄力量。加拿大播出的灵异剧《妖女迷行》正是以此为基础。因为《哈利·波特》而为人所知的媚娃(V eela)，产生于东欧民间故事，是一种能够变形的女精灵。迷恋上她们的男人会忘记世界的一切，不吃不喝，不睡觉。

美国评论家温特顿(B radleyWinterton)认为，在美国当今唯一能跟狐仙一较高下的恐怕就是外星人了。狐仙和火星人都无可争议的有些可怕，也有些吸引人。这两种神话传说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性交行为，但是两者都不太有高教育水平的人涉及其中。被狐仙或者火星人附体或许是一种补偿，没成为一名儒家学者或者拥有一张哈佛文凭，如果拥有一段被广泛报道的经历，或许能增加社会性筹码。

火星人的传说也许还将在美国民间流传，但是狐仙要想重回人间，只能等到中国的生态环境恢复到一百年之前了，而这一天也许永远都不会到来。

叶小文：要重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第五届中国介休清明（寒食）文化节于4月1日在山西介休绵山开幕，并围绕“孝慈文化与道德复兴”主题进行对话。凤凰网现场对话参与主题对话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

绵山对话

凤凰网：慈孝文化建设在当代中国复兴的难点是什么？

叶小文：从根本上来说，慈孝在农业社会根深蒂固，成为代代相传的血脉，只是近代以来，社会巨大变革，慈孝文化受到冲击。现代社会转型，一定要有合理的动力，慈孝是人类的共性，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动力，成为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染上封建的传统，不去掉不行，好东西则要和现代社会结合，怎么样结合起来，难点在这里。

凤凰网：二者结合的过程中应该着眼于哪方面？

叶小文：首先，要毫不犹豫地发展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体制，把好的东西调动起来。好的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尊重平等的。但现在的市场经济有很多弊端，亚当斯密就提出来，不能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社会，把所有事情都作为一种交易。这个时候，就要从传统文化好的东西，以及人类的本性，找到一种结合点。

问题最难的就是怎么简明易懂，让人人都理解，都去行动；背信弃义，人人谴责，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曾经我们说，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好猫，现在，它不仅是黑猫白猫，而且是一只绿猫，爱护环境的猫，是一只善良的猫，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吧。

凤凰网：刚才你提到城乡二元化加剧了道德的分化，你认为道德在农村与城市如何融合？

叶小文：这实际上是农业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结合，最好的就是重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曾提出过这个观点。探索一个人人都愿意，既能和市场经济相融合，也符合人人意愿的框架，我认为就是重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周东旭）

李银河

在刚刚落幕的全国“两会”召开之前，著名女社会学家李银河发表微博，公开征集愿意递交同性婚姻提案的人大代表。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这不过是她所做的又一次没有结果的努力。

不过她似乎并未因此心灰意冷，依然有滋有味地前往广州散心、会友，享受刚刚退休后的自由生活。瞅准她短暂回京、准备前往英国参加学术会议的间隙，本报记者奔赴北京，对她进行了专访，试图还原这位时常语出惊人、备受争议的知名学者的此时此刻。

2012年的3月，对李银河有些不同寻常。这位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刚刚年满60岁，在同事和学生们的欢送下，正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荣休”。

虽说生活似乎将要归于平静，自诩“五分之一个堂吉诃德”的李银河却仍然满怀热情地继续挑战“风车”。她宣称，目前正在尝试写一部论文式小说，这部论文与小说的混合体，是她的理想国，是她心目中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

在传统文学面前，热衷挑战固有规则的李银河发问——谁规定东西只能怎样写了？她说，没必要按定例裁剪自己的爱好，而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按自己的爱好来创造新的形式，纯文学不是唯一标准。

李银河的确有着堂吉诃德式的固执，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她更是一个永不疲倦的挑战者。在刚刚结束的“两会”，她寻找递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的代表再度未果。对她而言，这已经是11年来的第4次失败。

类似的挑战，类似的碰撞，类似的失败，在李银河近20多年的生命里，其实是一种常态。

像她的学术榜样，暮年的法国大哲学家福柯一样，从1998年起，李银河的每一次讲座、每一种言论，都可能引发新闻。因为在我们须臾不得脱离和超越的现实中，她竭力为之争取权利、大声为之辩护、试图将其从罪孽的指控和混沌的仇恨中解救出来的行为，比如同性恋，多边恋，一夜情，换偶等等，如此超前，如此前卫，甚至，有时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

我们能看到的是，李银河同情、理解的，是社会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也是主流社会断然排斥，至少接受起来无比困难、羞愧难当的行为。因此，除非保持缄默，她的观点一定会与大众的惯性常识激烈相撞。而在这样的碰撞中，伤痕累累的必然是前者。

显然是早已经习惯了这一切，60岁的李银河继续端着“优雅而温柔”的生活态度，只轻轻说了句：“我不急，过10年20年再看”。

对这种事，我一点也不急，我会坚持下去，哪怕10年20年呢，我。

关于提案

相信总有一天会成功

读+：今年“两会”召开之前，您征集愿意递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的人大代表，这事最后又是没有结果吗？您觉得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帮您递交提案？您会一直坚持到什么时候？

李银河：对，这应该是我11年来的第4次努力，但还是没有什么结果。之前找过张晓梅，她本来答应了，后来又不知道什么原因，说不能递交这份提案。社会变迁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因为传统力量往往太过强大，所以在理论研究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文化滞后的现象。对这种事，我一点也不急，我会坚持下去，哪怕10年20年呢，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读+：其实在很多发达国家，同性婚姻合法化也并未实现，您觉得目前在中国提这个问题，是不是太过超前？

李银河：我觉得并不算太超前吧。过几天我要去英国曼彻斯特参加LGDT的研究会议，你知道这四个字母是什么意思吗？它们分别代表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现在在发达国家，哪个政治家如果不懂得这4个字母的含义，他真的没法混下去了。当然，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有8个国家会对同性恋判处死刑。我觉得从历史上来看，在对待同性恋这个问题上，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方面阻力还算小的，我的提议应该算不上特别脱离现实吧。

读+：有位澳大利亚的知名大法官自曝是同性恋，并称您为“My hero”，也有国内的同性恋者称您为“李妈妈”，您跟同性恋人群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李银河：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我就开始接触同性恋者这个弱势群体，当时我是把他们当成单纯的研究对象。但经过这20多年接触下来，我真正走进了他们的生活，我会把他们当成朋友一样来往。我所能做到的，就是替他们争取更多的理解，为他们发声吧。

读+：您觉得20多年来，同性恋人群在中国的境况有改善吗？

李银河：当然有改善。很多年前，同性恋是可以归入“流氓罪”的，但现在同性恋是不会归罪的，社会歧视也相对减轻了很多。现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同性恋酒吧，同性恋组织的活动也比较活跃，其实他们这群人的生活态度非常积极。很多名人也“出柜” （即公开说明自己是同性恋）了，比如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崔子恩，举办电影“金扫帚”奖的程青松等。

读+：很多人有一个担心，那就是一旦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会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引导更多的人成为同性恋，你对此怎么看？

李银河：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根据有关研究表明，决定一个人是否成为同性恋，主要是先天因素。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对同性恋极为严厉的阿拉伯国家，还是对同性恋较为宽松的西方国家，同性恋人群的比例都是稳定在3%-4%左右。

有些女人更为男性化，有些男人更为女性化，这是社会变迁的自然结果，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关于界限

读+：您一直坚持“自愿、私密、成年”的性权利三原则，您也经常说“存在即合理”，但作为一个研究边缘人群和前沿问题的学者，您宽容或不宽容的界限在哪里？

李银河：我说的这个性权利三原则，是在法律层面上来谈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违背这三个原则，就不能归罪。我向来是反对婚外恋、“包二奶”的，这都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因为这些人没有违背性权利三原则，就不应该把他们抓起来判刑之类。道德上的不宽容，与法律上的不宽容，应该是两回事。现在很多人说我提倡婚外恋、换偶之类，这都是歪曲了我的本意。

读+：最近几年，农民工性问题、老年人性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您对这些进行过调查与研究吗？

李银河：特别深入的研究没有，但有所关注。比如说农民工性问题，我听说在一些很贫困的农村，男“光棍”的比例高达1/3，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进城打工的男性民工，在性方面也存在着问题，所以“买春”之类的行为在这些人群中较为普遍。我觉得政府应该把这个问题视为民生问题，想办法加以解决。

至于老年人的性问题，我在写作《中国女人的感情与性》时，进行过调查，由于男女生理的差异，老年男性的确存在性需求可能得不到满足的情况，这在国外，是通过心理疏导、夫妻辅导等手段来解决的，现在我们国内有些地方也有性心理门诊了，可以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读+： “春哥”与“伪娘”现象的增多，引发很多人对当代年轻人性别模糊问题的讨论，这被您称为社会的“中性化焦虑”，请具体解释一下。

李银河：人们对于性别气质都有一个刻板印象，即女人应该啥样，男人应该啥样，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一定的性别规范。我们现有的性别规范，早在很久以前形成，那时“男主外、女主内”，女性穿长裤都会被视为异类。但现在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生活，与男性一样地进行生产劳动，这就决定了女性越来越具有一些“中性化”的气质。

性别规范其实不仅压迫着女人，也压迫了男人，人的性格是多元化的，有些男人天生就是柔弱的，为什么要用性别规范逼迫他强悍呢？有些女人更为男性化，有些男人更为女性化，这是社会变迁的自然结果，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读+： 您发出“惊人之语”时，考虑过后果吗？为何觉得非说不可？又是如何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的？

李银河：看到有不对的事情，总得有人说啊，我为什么不说？每天在网上给我的留言成百上千条，我没法都看都回复，但我感觉还是支持我的人多。有些人素质太差，在网上对我破口大骂，那些语言有时候甚至都把我给气乐了，我实在懒得理会这些人。

可爱的童花头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文联副主席陈祖芬多年不变的“造型”，笑弯了的月牙眼又让所有接触她的人都感受到她的热情与亲切。因为感冒，陈祖芬委员的嗓子沙哑，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在接受读书报采访时表示，衡量社会发展应该增加一个可爱指数。“我爱人人、人人爱我，人人可爱，社会才能和谐。”陈祖芬说，现在的青少年有很多问题，容易自私、顶撞父母，失去了可爱之处。

可爱是一种由心生发出来的气质和姿态，是一种超越年龄界限的童真和优美。我们社会里可爱的人比比皆是，善良的人随处可见，如果我们善于发现生活中美的人、美的事，让孩子们从点点滴滴的小事中得以熏陶，我们的孩子们会更加可爱、善良。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子，可爱比GDP更重要。一个城市的可爱比GDP更重要，可爱指数提高了，幸福指数就提高，社会就和谐了。

2012年2月4日，赵本山家乡艺术团“东北二人转大型综艺晚会”在南通举行。图为艺术团演员在表演手帕绝活。

1990年赵本山第一次上春晚，二人转从此火了起来；2009年春晚“小沈阳”一夜成名，又为二人转添了一把柴。如今在全国，不仅有赵本山开的“刘老根大舞台”，由梨园剧场、工人俱乐部、军人电影院等“转行”的二人转剧场，还有一些走南闯北东拼西凑的二人转草台班子。

如何看待二人转红遍大江南北这一现象，如何规范引导这一娱乐产业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把二人转这门艺术打造成“百年老店”？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所所长曲彦斌给出的药方是：坚持通俗、切忌庸俗、坚决抵制低俗。

要通俗、忌庸俗、不要低俗

曲彦斌认为，二人转这种乡土艺术的红火是“新娱乐经济时代”的必然，是在文化娱乐消费市场这个“无形杠杆”调控之下的产物。无论社会各界如何评说和接受与否，这种现象以及相关的文化产业都已成为“新娱乐经济时代”的重要文化产业形态。

“然而，二人转这门艺术今后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接受文明规范，就得坚守要通俗、忌庸俗、不要低俗这个健康、文明的文化底线。否则，无论今夜星光如何灿烂，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曲彦斌分析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化经典，无不走过通俗化的历程，都抹不去通俗化的“草根”胎迹。中国的《诗经》、《乐府》，国外的许多著名史诗，莫不如此。因而，莫怕人家说“通俗”，通俗并不丑恶，丑恶的是庸俗、低俗和恶搞。

曲彦斌说，传统二人转舞台在民间，难免有“荤口”和粗口，一旦登上“大雅之堂”，就应在不失其艺术本质的前提下有所规范。要允许其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跑偏”，更要在实践中培养其自我“纠偏”的自觉性和能力。应时刻切记“娱乐经济时代”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是“文明的娱乐经济”。

要多出经典通俗作品

曲彦斌认为，文化是多元的，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相信作为主导的“雅文化”、“精英文化”自有其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近年来的“国学热”已经显示了这种文化的自我调整机制和公众的文化自觉。社会的和谐，需要各种层面文化及其需求的和谐。通俗不是庸俗、低俗，通俗的本质是大众化。无论哪个国度，大众化都与通俗化密不可分。提倡积极健康向上的通俗化，就会贴近大众，就会最大限度地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回应。所以，把握舆论导向，引导、培养艺术作品、艺术家与受众文明规范的自觉性，让更多的通俗作品自觉地融入“主流文化”元素，这是一种积极的面对。

规范、提升演员们的自身素质

出于对二人转演员们自身素质的关注，应当采取必要的积极措施，为二人转演员顺畅地进入主流文化领域创造必要的条件。曲彦斌建议不妨采取诸如中国作协的“作家讲习所”，文联的“文学院”，电影学院的“明星班”，一些大学的“市长班”、“高管班”等方式，由地方党委或政府指定有关文化单位，采取MBA（工商管理硕士）类型兼具速成性质的办学模式，联合高校试办适宜民间艺术明星群体、领军人物的培训机构，为其专门设置课程，并为其开设文化创意、文化产业管理等实用课程，同时在“金鸡百花奖”、“山花奖”等相关大奖之外，为民间艺人量身设置一些奖项。

引导成功者珍视发展机遇、爱惜荣誉、反哺社会

少数休闲娱乐文化产业的领军人物，一朝成功便忘乎所以，不知自爱，或是“小富即安”不再创新进取，很快就走向了衰败，明星成为一瞬即逝的流星。曲彦斌认为，要通过适当的方式，让成功的民间艺人时刻清醒地懂得，根植于“草根文化”的民间艺术始终要保持本色，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根本和发展的可能，就难以可持续发展。特别不应与“高雅艺术”胡乱攀比，要保持艺术本身的受众基础，在符合自身艺术特点和市场需求定位的基础上谋求发展，回报社会、反哺社会，保持作为民间艺术应有的品位，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本报记者 毕玉才 特约记者 刘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