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墩遗址发掘现场 本版均为资料图片
 

 
瓮棺葬用的釜，里面装有婴儿遗骨
 
 

 装有婴儿尸骨的瓮棺 

 骆驼墩遗址中的人体骨架 

 平底釜 

 圜底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位于宜兴市新街镇的一座砖瓦厂在骆驼墩一带取土时，工人们从土中挖出了大量石器、陶器和玉器，这些造型各异的器具都是当地居民们未曾见过的，后来文物部门来此普查，认定其为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就是骆驼墩遗址。

　　在遗址中，考古学家挖出了很多奇怪的瓶瓶罐罐，而在有的烧饭的罐子里，竟然出现了婴儿的尸骨。为什么婴儿会出现在这里？是野蛮的祭祀，还是遇到了“食人族”？除了这些，遗址中还发现了一处约300平方米的贝壳堆积物，先民们要用它们来干什么？近日，宜兴市文化部门将邀请全国知名文保考古专家召开专题研讨会，进一步论证骆驼墩遗址的考古价值，为人们揭开这里更多的秘密。

　　谜团一

　　婴儿为什么要埋在炊具里？不排除是一种亲人烹饪煮食的墓葬文化

　　骆驼墩遗址南北两区发掘面积总计1309平方米，包括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52座，瓮棺葬39座，灰坑5座，房址3座，大型贝壳类堆积遗址1处，祭祀遗址4处以及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墓葬和灰坑多座。另外还发现较为丰富的广富林文化遗存和印纹陶时期的文化遗存。发现石器、陶器、骨器等400余件，各类动物骨骸标本2000余件，碳化稻米2000多颗。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评选为2002年度全国六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随着遗址的挖掘，距今7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生活场景由此一一被呈现在世人面前。“骆驼墩考古发现，最为独特的就是瓮棺葬。”虽然已有十年，但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至今仍对这个奇特的现象记忆犹新。

　　那些装有婴儿尸骨的陶罐叫陶瓮，高20多厘米，宽10多厘米，不打开盖子，没有人会知道，里面竟然装着婴儿的尸骨。专家说，这些陶瓮是当时人们专门用来埋葬婴儿的“棺材”，所以这种棺材又被称之为瓮棺，他们从骆驼墩一共发现了39座瓮棺葬。

　　在宜兴存放骆驼墩出土文物的库房，林留根打开其中一个陶釜，里面露出了一具婴儿的尸骨，林留根向记者指点，“这是婴儿的头颅、这是他的手臂骨和腿骨。”令人揪心的是，这名婴儿的腿骨居然只有一根小树枝那么纤细。瓮棺葬的主人竟然都是几个月大的婴儿！

　　“婴儿的骨骼有的保存相当完整。我们从骨骼上判断，他们的年龄都不到一岁，甚至有些可能是还未发育完全、流产的胎儿。”林留根说，婴儿的性别已无从知晓。

　　这些婴儿究竟是怎么夭折的？林留根认为，他们死亡的原因目前尚不明确，但应当不是被用于祭祀。“原始社会人是第一生产力，当时的生活条件差，人的寿命短。一旦出生率过低，部落可能遭遇灭顶之灾。因此当孩子夭折后，大人尤其感到痛惜，就用陶釜把婴儿的遗骸装起来，在一个墓葬区里集中安葬。”在一个陶釜的上端，记者看到有十几个小孔，“这可能是故意钻的孔，可以让婴儿的灵魂升天，转世重新投胎。”

　　据介绍，用作瓮棺的葬具都是陶釜。在当时这些陶釜都是作为炊具使用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装在陶釜中？林留根认为，原始社会有食人的风俗，因此不能排除婴儿死后，亲戚朋友将他们烹饪煮熟后分而食之，仅剩下骨头落葬，以此作为一种纪念。也有的风俗认为，将敌人吃下，可以让自己更勇敢。

　　谜团二

　　为何有6具尸骨是俯身埋葬，有一具还站着葬？和信仰、祭祀有关

　　在骆驼墩遗址中，除了这39座婴儿墓葬外，还有52座成人墓葬，这52座墓葬和马家浜文化差不多处于同一时期，墓主多为成年男女，老、中、青壮年都有。奇怪的是，其中6座墓葬的主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俯身葬，和我们后来看到的面朝天的仰身葬不同，为什么这些人都是俯着身埋葬的呢？原来，在同一时期的马家浜文化遗址中，那里的人们都是俯身葬，这可能和当时的信仰有关，是对大地的一种敬重。

　　但到了骆驼墩遗址这里，大部分墓主实行的就是仰身葬了，并且头向均朝东偏南方向，约为108度。为什么葬礼的规矩又改了呢？宜兴市文管办主任黄兴南认为，墓葬风俗应当与宗教信仰有关，先人崇拜太阳，因此朝天仰身埋入土中，并且头朝向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们希望自己在阳光下获得新生。他同时认为，头向还可能朝着部落的标志物或吉祥物。从现场来看，东南方向是山，先民们从山上狩猎获取食物，山对他们来说是生命的依赖，也是他们的吉祥地。

　　出土的墓葬中大多没有随葬品，仅出现几具猪、狗的骨架。“这说明当时的先民们没有出现剧烈的阶层和财产分化，贫富差距不大。”林留根说，地层中曾发现大量的动物骸骨，其中以大型动物为主，有牛、麋鹿、梅花鹿、猪、狗等，水生动物有黿、鲤鱼以及大量的贝类。随葬的猪、狗从嘴部等骨骼来看和野猪、野狗已经有区别，说明当时的先民们可能已经掌握了驯化技术，将这两类动物圈养。

　　此外，在祭祀遗迹中还发现一具侧身四肢弯曲，身体斜向插入地层之中的人骨，与墓葬群的头向不同，这具人骨的头向东北。从他特殊的落葬姿势，黄兴南分析称，这应当是祭祀人牲，“此人可能是部落交战的俘虏，被作为人牲杀死后祭祀。”

　　链接

　　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3000年

　　马家浜文化：距今6000~4000年

　　崧泽文化：承接马家浜文化

　　良渚文化：承接崧泽文化

　　骆驼墩文化：距今7300～3000年

　　谜团三

　　300平米的贝壳堆有什么用途？用来制陶、铺路、盖房子

　　在遗址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处贝类及螺壳的堆积物，实际面积达到300平方米左右，中心最厚处深有1.6米。堆积物表面不平，周边还有人为取用形成的凹坑。经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鉴定，这些都是吃剩的废弃物。而先民们为什么将它们集中堆放在一起呢？

　　原来，这些螺壳磨碎了可以被用做制造陶器的掺和料，先民们发现，这些磨碎的贝壳有助陶土成形、透气，经过高温烧制不易变形；烧成灰或砸碎后用来铺地铺路、造房子，还可以干燥防潮。这在当时是非常好的建筑和制陶原料。

　　除了贝壳，先民们还发现来自火山岩缝中的一种特殊物质，这被考古学家称作“原始沥青”。 将它涂在器物的表面，可以美化气孔，不渗水，不被吸附。即使在几百摄氏度高温下，只有在器物底部的部分“沥青”被熔化，器物的四周仍然保留着。

　　“可见当时的人们就已经懂得并且实践环保、低碳经济。”林留根说，陶器破了，人们会打两个孔粘起来使用，不轻易废弃；把蚌壳磨成刀具、用动物的骨头做成针线、椎子、匕首……生活中的用品几乎都可以循环利用，人与自然有机和谐地相处。

　　原始先民的炊具有讲究，已考虑燃料的多少

　　“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炊具不仅仅是人们做饭的工具，伴随着相应的饮食习惯，更体现着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而奇怪的是，这里挖掘出的烧饭工具“釜”几乎都是平底的，平底釜的类型多种多样，有直筒形、罐形、尊形等。而在骆驼墩附近的马家浜文化遗址中流行的可都是圜底釜，圜底釜底部是圆的，需要借助石块等三角架支起来才能使用。

　　平底釜和圜底釜各有优缺点：平底釜放在地上更稳当，考古人员还发现平底釜有专门配合使用的灶。灶的造型是直口斜腹，腹部圈足之上有灶门。灶门上檐及下沿都向外挑，下沿用来防止烧柴脱落，上檐上翘遮掩灶门，可以防止烟熏或釜内食物溢出浇灭火焰。同时也起到装饰作用。灶口内还贴有泥条，为的是与釜的接触部分留出缝隙，增加空气的流动有利于燃烧。林留根说，有了陶灶，釜就可以移动使用，不再局限在某一处挖坑烧火，人们的生活和活动的半径明显扩大。

　　虽然平底釜使用方便，但由于受火面积大，煮同样多的食物，所需时间比圜底釜长，燃料也用得多。“不过正是由于这里的资源丰富才使得平底釜能大量使用。”

　　骆驼墩是太湖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发源地

　　骆驼墩遗址分南北两区，遗址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实际发掘面积仅1309平方米。此前考古发现只是冰山一角。

　　在遗址至今仍可以看到半环围绕的河道，它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古河道，当时应当是作为这一中心部落的护城河，一方面用来排涝，也可作为水源，同时还可围界并抵御外敌入侵。这里还发现了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古河道，既深又阔，在淤积层中还有倒塌的大树等。太湖是在8000年左右前形成的，而骆驼墩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7300多年前。林留根等一些考古学家对骆驼墩遗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是太湖西岸重要的历史地理坐标，它的发现推动了太湖西岸文明起源的研究。同时确立了太湖流域新石器文化新的文化类型骆驼墩文化类型，丰富了马家浜文化，重新划分了马家浜文化的次文化区。

　　他认为，骆驼墩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是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共同开发了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加速了长江下游的文明化进程，最终导致良渚文化踏上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巨型诸城暴龙

　　记者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该所研究人员在山东诸城首次发现一种霸王龙的亲缘属种——巨型诸城暴龙，该研究成果近日刊载于国际著名学术刊物《白垩纪研究》。

　　据介绍，巨型诸城暴龙产自山东诸城，从标本保存的上颌骨和牙齿系列来看，研究人员推测这种暴龙长达11米、高达4米，体重达6吨，是世界上最大的暴龙类恐龙之一。暴龙类属于兽脚亚目中食肉类恐龙，前肢短小,前肢有二指，用后肢行走，巨大的颌骨具有强大的咬合力，以猎食或腐食为生，主要发现于北美和东亚，生活在白垩纪晚期，距今约99至65百万年前，霸王龙是暴龙类恐龙的典型代表。

　　研究人员发现，诸城暴龙的上颌骨上升突基部侧面有一平台，上颌窗前缘有一圆形凹缺，还有一套独特的特征组合，这些特征区别于暴龙类的其他所有属种，因此是一种新的暴龙属种，可谓霸王龙的“亲戚”。

第谷超新星遗迹中铁元素的分布

　　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曾在1572年时发现一次超新星爆发，当时他发现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颗从没看到过的“新星”。但其实是一颗非常暗弱的星球突然爆发，亮度瞬间增加数千万倍。这颗“新星”被命名为“第谷超新星”。后来美国宇航局钱德拉X射线空间望远镜观测到了当年爆发留下的痕迹。而最近，科学家们相信找到了第谷超新星形成的原因，这张图像可能为科学家们提供关键证据。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科学家们相信该案例证明在双星系统中，其中一颗星发生超新星爆发时，另一颗星可以不至于同时摧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尔·王(Daniel Wang)是该课题的研究人员，他称：“看起来这颗成员星距那次爆发很近，但却相对完好的保存下来。不过当伴星爆炸时，它还是受到了严重冲击，加上它原先具有的轨道初速度，导致这颗恒星正高速穿行于空间之中。”

　　最近，一组科学家在对钱德拉望远镜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在第谷超新星遗迹中存在一个X射线弓形激波。有证据显示，这种弓形激波是当一颗白矮星发生剧烈爆发，强大的冲击力剥离其附近伴星表面的物质进入太空而形成的。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卢方军表示：“有关Ia型超新星爆发的起因一直是一个疑问。但我们必须搞清楚触发这样爆发现象的机制。”

科学家们相信图中左下方的蓝色弓形激波是证明超新星爆发中伴星可幸存的证据

　　目前一种流行的理论，认为Ia超新星的爆发源于两颗白矮星的合并。不过根据这种理论，那么不应有任何伴星或由于爆发而剥离伴星表面物质的现象发生。

　　还有一种流行理论认为，Ia超新星的爆发是由于在双星系统中一颗成员星是白矮星，它的强大引力从伴星上夺取物质，导致自身质量上升直至点燃自己，引发失控热核反应，将自己炸毁。其实这两种状况只要具备合适的条件都可能发生，但这一次钱德拉的观测似乎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另外此次对第谷超新星的研究发现一个现象，恒星似乎非常“顽强”，如此近距离的爆发竟然只剥离了这颗伴星的一小部分物质。此前天文学家们也曾在超新星遗迹中观测到一颗极高速运行的单个恒星，这样看起来其很可能属于某个已毁灭的双星系统。

　　根据观测到的X射线弓形激波形态及幸存伴星的性质，研究小组计算出那次可怕的超新星爆发之前，该双星系统中两颗成员星的绕转周期及轨道距离。计算显示，这两颗恒星绕转周期约5天，距离约1/100万光年，这大致相当于太阳到地球距离的十分之一不到。

这是一张艺术想象图，描绘了根据此次的研究，第谷超新星遗迹中X射线弓形激波的形成过程

　　这个弓形激波的特征显示它是由伴星表面剥离的物质形成的。如这一遗迹的X射线辐射观测显示在弓形激波区附近存在一个“阴影区”，这里激波被阻挡。这很显然是当物质从伴星表面被剥离时，由于其星体阻挡而形成的屏障区。

　　卢方军说：“这是一个关键证据，证明第谷超新星是由一颗正常的伴星表面物质被炸离形成的，我们现在似乎找到了这个证据。”

　　这个弓形激波的形态很特殊，和遗迹中其它的结构不一样。在其它部分先前也发现了一些纤维状结构，但形状非常不同，这可能是由于受到宇宙射线加速导致的。有关研究的详细论文奖发表在5月份出版的《天体物理学报》中。

　　4月的鄱阳湖小矶山草长莺飞，两名妇女正低头采摘野生藜蒿。不经意地一抬头，悚然发现一只大“老虎”正端坐在几米之外，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近日，都昌县都昌镇望仙李村两名妇女在鄱阳湖畔遭遇“老虎”。这两名妇女看到的真的是老虎吗？26日，记者来到鄱阳湖小矶山，进行了一番实地探寻，果然发现一些踪迹。

被撕咬过的死牛

　　惊魂

　　两妇女与“老虎”擦身而过

　　小矶山是一座面积仅1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山，每年鄱阳湖丰水季节，小矶山就成了鄱阳湖中的一座小岛屿，而等到枯水季节水退后，山周围则是一片绿油油的大草原。

　　半个月前的一天早上，望仙李村两名50多岁的妇女王赛凤和高梅娥来到小矶山脚下的草地里采摘野生藜蒿。她们俩低头采了一会儿后，王赛凤有点累了，就直起身子，抬头向前方望了望，这不经意的一望，却把王赛凤吓得魂飞魄散：只见几米外的一个小沙包上，竟然端坐着一只大“老虎”，睁着灯泡似的眼睛，正直勾勾地望着她们俩。“看上去，它比出生半年的小牛犊还大，脑袋圆圆的，有脸盆那么大，眼睛放着绿光，三角形的耳朵竖起来。”王赛凤向记者描述着“老虎”的样子。

“老虎”蹲坐出来的沙窝

　　和这个就在几米外的大家伙对视了十几秒，王赛凤终于反应过来，一边对高梅娥大喊：“老虎，快跑！”一边拔腿就跑。高梅娥见王赛凤跑了，也转头朝小沙包上看了一眼，顿时也大惊失色：“一只老虎一样的东西坐在那里正对着我，身子有一人那么大，我连它的肚皮都看得清清楚楚！”高梅娥说，她惊叫一声，扔下篮子，也撒腿就跑。但是，因为浓密青草绊住了她们，两人仅仅跑了几步就跑不动了，只好呆呆地站在草丛中，哆哆嗦嗦地看着“老虎”。

　　两人的惊叫声也惊扰了“老虎”，只见“老虎”一跃而起，蹿到山脚下，然后在距离两人不到10米的沙滩上悠然漫步。“它边走还边对我们呲牙咧嘴的，獠牙有手指那么长！”王赛凤和高梅娥回忆到：“它走路时，个头有大半人高，身上的颜色是麻黄色的，还带有黑色的斑点，胡须差不多有筷子那么长！”

　　大约一两分钟后，“老虎”终于跃上山坡，钻进了树林中。两人这才捡起篮子，慌不择路地逃离了现场。

　　探寻

　　记者探寻现场发现踪迹

　　26日9时30分左右，记者来到望仙李村找到王赛凤，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下，她最终同意带记者到遇见“老虎”的地方去看看。

　　鄱阳湖小矶山区域的岸边距离望仙李村约4公里。在王赛凤的带领下，记者拨开齐腰高的青草，绕开泥沼地，艰难地向小矶山走去，草丛中不时飞起一只鸟儿，或者蹿出一只野兔。王赛凤告诉记者，这附近的山上还有大量的野猪，一到晚上就出来找东西吃，有的还跑到村子里。

　　在经过了近1个小时的“跋涉”，记者才到达小矶山脚下。但是记者发现，眼前的小矶山植被并不茂密，还有很多地方裸露出岩石，并不像能藏住大型动物的地方。“山上还有很多大洞，估计平时‘老虎’都是藏在洞里！”王赛凤说。

两排脚印

　　在距离山脚约20米的一片青草中间，有一个面积约30平方米的小沙包，王赛凤告诉记者，当时老虎就是坐在这个小沙包上看着她。记者来到小沙包上，果然发现上面有许多清晰的梅花状脚印，大如五六岁小孩的拳头。小沙包上还有两个小脸盆大小的浅沙窝，其中一个沙窝还有湿迹。“你看，这沙窝就是‘老虎’用屁股蹲坐出来的！”王赛凤说。她告诉记者，由于前两天刚刚下过雨，因此这些脚印和沙窝肯定是这两天出现的，而且那个有湿迹的沙窝证明，这里的沙子刚刚被拨弄开不久，“老虎”很可能就在记者到达前不久还来过这里。

　　在紧靠山脚的一片沙滩上，记者发现了更多的梅花状脚印，其中两行脚印间距约50厘米，一直延伸到十几米外的山坡上。在一块大石头前面，记者又发现了一个蹲坐出来的沙窝。

　　在距离沙滩约300米的一处草丛中，记者发现一头小牛的尸体，只有牛头、牛腿和牛背的皮还有部分残留，上面有明显的撕咬痕迹，散发出阵阵恶臭。“去年12月份下大雪时，我们发现丢失了一头小牛！”一名放牛的老人对记者说，离现在已经四五个月了，但这头小牛不像死去那么久了，应该是最近一个月才死的，所以这头小牛应该不是当时丢失的那头。在死牛周围，记者还发现一些粪便。

　　经专家初步鉴定可能是云豹

　　采访中，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小时候去鄱阳湖里打渔，经常能看到豹子、豺狼等。豹子小小的圆脸，远看很像老虎，所以当地人也称豹子为“花面虎”。十几年前，被“花面虎”抓伤的事情还时有发生。

　　26日下午，记者带着拍摄到的脚印、沙窝的照片和收集到的动物粪便，来到九江市动物园，请高级兽医师陈北林进行鉴定。

梅花状脚印

　　根据王赛凤和高梅娥描述的大型动物的体貌特征，以及记者提供的照片、粪便等，陈北林初步推测，在小矶山发现的可能是一只成年云豹。

　　陈北林告诉记者，正如村民们所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鄱阳湖畔云豹等大型动物确实很多，甚至还有老虎，直到上世纪90年代，在都昌、彭泽、星子等地的鄱阳湖畔，还经常有云豹出现。近年来，随着鄱阳湖区退耕还林效果的显现，生态环境得到恢复，云豹等大型动物很可以又重新出现了。

　　在鄱阳湖边上，还有一座与小矶山相距仅3公里左右的大矶山，大矶山林深木茂，有利于大型动物栖身，同时山上野猪、野兔等也很多，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食物链。因此，小矶山一带有适合云豹生存的环境。(曹诚平)

　　日前，在黎城县西仵乡东水洋村发现了一座距今已有800多年的罕见金代古墓。这座仿木结构八角形砖雕古墓的发现，对研究中国的古建筑、特别是上党地区古建筑的营造特点提供了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考古价值。

　　村民迁坟意外发现古墓葬

　　昨天上午，记者赶到黎城县西仵乡东水洋村发掘现场时，只见工作人员正在墓室内对墓葬进行清理，地面上的墓穴两旁已堆起了高高的土堆，旁边空地上支起的一座帐篷是看守民警和发掘人员用来休息的地方。

　　据在现场的黎城县文博馆馆长赵小慧介绍，清明节期间，按照黎城当地风俗，老百姓有的要迁坟。4月3日，黎城县西仵乡东水洋村有一户村民在村东头一块没有封土堆的耕地上找自家墓地时，意外地发现下面有一座古墓葬，于是立即报告了当地文物部门。

　　长治市文物部门工作人员赶到现场经过初步勘查，认定这座墓葬为宋金时期的古墓葬。当地政府随即派驻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对这座古墓葬进行了保护。经省文物部门批准，4月6日起，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和长治市、县两级文物部门入驻工地进行抢救性发掘。

　　公安武警24小时保文物安全

　　手拿铁锹、满身泥土的黎城县文博馆馆长赵小慧告诉记者，刚开始进入工地发掘时，墓室内已经被淤土填了不少，这样给发掘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为了保护墓葬的安全，县政府派出公安民警和武警24小时在现场看守，一直到发掘工作结束，当地文化部门也派专人值班。“发掘队伍从上午8点开始工作，中午休息两个半小时，下午一直工作到7点。刚开始，雇用了十几个民工，现在清理墓室剩下四五个人了。工地上照明靠发电机发电，渴了用电热棒烧水，饿了泡方便面，值班人员或自带干粮在工地上吃饭，晚上在附近搭的帐篷里值班，挺辛苦的，夜间气温下降后仅靠一条被褥取暖。”赵小慧说。

　　八角形墓葬首现上党地区

　　记者在现场看到，穹窿的墓顶已开了大半个口子，该古墓位于地下约3米处，墓室坐北朝南，呈八角形，墓穴整个为砖砌手工雕刻。虽年代已久，但仍然可以显出当时匠人们精湛的建造工艺，墓室内全部是仿木结构。墓顶部是砖雕仿木建筑门楼，上砌斗拱、檐椽和瓦脊。在墓葬下面分别有5个砖砌的拱券式耳室，每个耳室大约1米多高，里面有侧室。

　　赵小慧介绍说，每个耳室均发现了火葬后的尸骨，已经炭化。从木结构的工艺和规模来看，墓主人应该是当时的大户人家。过去长治市也曾发现过类似的木结构古墓，但均为四角墓，像这种八角墓在长治地区还是首次。斗拱、底座都有明显的宋金时期的古建筑特点。

　　25日上午，随着考古发掘人员从3米高的墓室内铲出最后一锹土，为期20多天的黎城县金代古墓清理发掘工作宣告结束。考古人员从墓道里发现了一个陶盆的几块残碎片，在墓葬正中间除了发现一具完整的人体骨胳、一个陶罐和几个灯盏外，没有发现墓志铭，也没有发现其他随葬品。

　　文物专家点评金代古墓

　　据长治市博物馆副研究员王进先介绍说，金代墓葬虽受辽墓的影响，但更多的是继承北宋的墓制。金代墓葬大多以火葬为主，棺木多为木制骨灰盒。特别是山西地区的金代墓葬注重营造墓室，流行雕砖墓，仿木结构及墓壁装饰基本上与北宋后期相同，随葬品一般较少。像这座墓葬，它的建筑结构和做法与宋代李诫《营造法式》里的万佛堂建筑做法是完全吻合的，因此，对研究中国的古建筑，特别是上党地区古建筑的营造特点提供了重要资料。

　　河北邯郸市文物局26日透露，南水北调邯郸段文物考古发现了一批先商时期古墓群，出土了大量以陶器为主先商文物，为夏商周断代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考据。

　　据邯郸市文物局局长王兴介绍，南水北调邯郸段共发现遗址、墓群11处，文物丰富地段一处。其中在薛庄遗址、墓葬等多处发现先商墓葬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和骨器等。遗址、墓群密度之高，出土文物数量及种类之多，在中国先商考古史实属罕见。为中国夏商周断代史研究，特别是为商代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考据，为复原先商古民生活情景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实物。

　　据了解，在邯郸薜庄遗址及墓群考古中，共发掘先商灰坑209个、墓葬36座，灶1个、车辙一段。在滏阳营、湾漳营、槐树屯遗址及墓群考古中，共发掘先商灰坑31个，沟7条，道路6条，陶窑6座；清理墓葬73座，出土的文物有石器、骨器、蚌、陶器、铜、铁、瓷器等800余件。

　　邯郸市文物保护所所长乔登云说，此次发掘另一特点是，遗址多为不断代墓群。一个遗址囊括从先商、秦至明清时期墓葬，为系统研究华北地区各朝代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依据。以滏阳营遗址为例，出土了上至新石器时期、先商时期、北朝时期遗存，下至明清时期文物，时间跨度几乎囊括了中华文明发展史。(完)

杜鹃

褐头鹪莺

　　布谷鸟喜欢把蛋下在其他鸟的鸟巢里，冒充寄主的蛋，让寄主帮它孵化幼鸟。它的这种“偷懒”行为往往引起激烈的反抗。研究者发现，在如何造“山寨”蛋和如何辨识“山寨”蛋上，布谷鸟和寄主都在不断“练兵”，提高“技能”。

　　布谷鸟巢寄生“本领”越来越强

　　布谷鸟，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杜鹃。

　　这种动物，除了我们熟知的啼血的传说故事，其巢寄生的习惯也很出名。它会将卵产在其他鸟的鸟巢中，让别的鸟“代”它孵化和育雏。布谷鸟是现有80多种巢寄生鸟类中最典型的一种鸟，它可以把卵寄生在125种其他鸟类的巢中。

　　研究表明，它的这种“厚脸皮”的偷懒行为，也在不断“登峰造极”。在繁殖期，它会寻找与自己的蛋的孵化期和育雏期相似、雏鸟食性基本相同的宿主，它们多为雀形目鸟类。在宿主开始孵卵之前，乘宿主离巢外出时快速寄生产卵。它自己不会做窝，也不孵卵，平均每年产蛋2~10个，却把所产的蛋放在如画眉、苇茑等鸟的巢窝里，让这些鸟替自己精心孵化。而且它懂得不把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每飞到一个巢窝里只产一个蛋。在产卵前，它会把宿主原本的一枚卵移走，或全部推出巢外，迫使宿主重新产卵。而一旦巢寄生的雏鸟孵出，它也会将养父母的亲生子女推出巢外，独享义亲抚育。

　　寄主鸟两大反抗策略

　　布谷鸟发现了更好地模仿寄主蛋的办法，而寄主鸟儿们也相应地发生了协同进化，找到了新的办法来将自己的蛋和布谷鸟的蛋区别开来。寄主鸟有两种技巧来对付布谷鸟：一是提高自己的辨识眼力；二是改变自己蛋宝宝的颜色，以跟布谷鸟的蛋区别开来。

　　剑桥大学的克莱尔·斯波蒂斯伍德带领的科学家研究团队在南赞比亚进行了有趣的实验研究。他们将外来的鸟蛋分别放在三种相近种属的鸣鸟巢穴中，以对它们的反应做比较观察，看它们是如何辨识外来的冒牌山寨货的。结果发现，褐头鹪莺在辨识自己巢穴里的真假鸟蛋方面，视觉能力很差。但是它的蛋在色彩上非常斑斓，在形状上也保持多样性，靠着下出不一样的蛋的本事，它战胜了布谷鸟的假冒蛋。红脸扇尾莺则发展出了很好的辨识眼力，但其蛋外观多样性的变化就很少。而第三种鸟，轻捷扇尾莺，在这两方面的能力虽然都不拔尖，但都处在还算不错的中间水平。研究者们发现，布谷鸟从不将蛋下在轻捷扇尾莺的巢穴里。看来，轻捷扇尾莺的战略是最成功的。

　　重庆开县境内日前发现一株高约30米、围径2.37米的崖柏，成为全世界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高大、粗壮的崖柏。

　　重庆开县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王建修25日告诉记者，这棵“世界崖柏之王”位于开县关坪乡，据中国林科院专家的初步估算，其树龄约为100年。

　　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崖柏是与恐龙“同龄”的物种，曾繁盛于3亿年前的白垩纪。1892年法国传教士在四川首次采集到崖柏标本，此后100多年，尽管人们多次前往四川、重庆找寻，但崖柏仿佛凭空消失。崖柏也一度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宣布为世界极危物种，直到1999年在重庆城口县被重新发现。

　　王建修说，这次在开县发现的崖柏，不仅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高大、粗壮的崖柏，同时还可能改写植物志。他说，崖柏一直以来都被植物学界认为是小乔木，所发现的崖柏高度一般也在10米之内，这株约30米高的“世界崖柏之王”可能将使这一树种被归为大乔木。

　　据当地媒体报道，开县境内的崖柏一般都生长在海拔较高的悬崖峭壁之上，但这株崖柏生长在公路边却一直未被破坏。专家推测，可能是因为崖柏附近有一座古坟，信奉“风水”的当地村民一直在保护这株古树。

　　据悉，雪宝山自然保护区已委托当地政府对这株崖柏进行看护，不久后将挂牌保护。

考古人员对发掘的洞穴进行清理。

动物牙齿化石。

旧石器时代遣物。

疑似骨锥。

考古人员清理古人类火塘底部灰烬层。张晓理/图

　　核心提示

　　当今世界上古人类学研究有两大热门课题：一为人类起源，二为现代人类起源。人类起源于非洲已基本达成共识，而关于现代人类起源，国际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非洲起源说”，另一种是“多地区进化说”。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进化而来的。然而，在证实这一观点的过程中，缺失距今10万年至3万年前的考古资料。

　　值得庆幸的是，日前在栾川县发现的龙泉山古人类遗址正好处于这一时段，其所属年代距今5万年至3万年。

　　龙泉山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它的发掘过程又是怎样？在这里出土的大量遗物能否还原古人类的生活状态？它对研究现代人类起源有着怎样的意义？
曾被当作“恐龙遗址”保护多年

　　栾川县城关镇西北，有一座龙泉山公园。沿公园西大门北侧一条小路上山，前行50多米，有一个不起眼的洞穴。别小看这个洞穴——从今年年初开始，来自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栾川县文物管理所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文物工作者就会聚于此，对洞穴进行考古发掘。

　　经过3个多月考古发掘，日前，该洞穴地考古发掘工作已基本结束。发掘结果显示：此处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更新世晚期）古人类洞穴遗址。

　　20日上午，当我们随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周立一起来到该遗址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洞口北侧的一块写着“恐龙遗址”的石碑。

　　在场的栾川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庞海娇说，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附近村民在此发现不少化石，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把它们统称为“龙骨”。

　　据当地村民讲，20世纪80年代，当地进行了一次炸山崩石，之后更多的“龙骨”露了出来。栾川县建设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把这些化石拿到北京去鉴定，回来后，这里就立起了一块“恐龙遗址”的石碑。

　　文物普查“查”出“真实身份”

　　导致“恐龙遗址”身份发生变化的，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庞海娇介绍，从2008年开始，栾川县文物管理所开始对全县境内的各个文物遗迹进行普查，龙泉山遗址也在普查之列。

　　负责普查工作的是栾川县文物管理所书记李作献。他们对洞穴外围的堆积层和中部曾被炸毁的地方进行清理，发现不少化石和石器。

　　这些发现让李作献萌生了一个想法：此处向阳，离水又近，非常符合古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这里也许根本不是什么“恐龙遗址”，而是古人类生活的遗址？

　　李作献的想法得到了庞海娇的认同。由于近年来栾川县已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尤其是2008年在庙子乡发现的蝙蝠洞遗址，填补中原地区洞穴考古空白。结合蝙蝠洞的考古发掘情况，他们决定邀请专家再次认定龙泉山遗址的“真实身份”。

　　2010年1月，周立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杜水生来到龙泉山，对该遗址进行现场勘查。周立说，当时可以明显看到在坍塌的角砺石下厚约5厘米的烧石加灰烬层，洞穴中的堆积大部分已被侵蚀，仅在南壁坍塌的岩石下及西南洞壁处保留有部分堆积，最厚处40厘米～50厘米。根据现场勘查情况及发现的部分动物化石、石器，周立和杜水生一致认为，该遗址应属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洞穴遗址。

　　洞穴内发现1000多件化石、石器

　　今年1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栾川县文物管理所和北京师范大学三家单位开始联合对龙泉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负责现场考古发掘工作的市文物工作队工作人员顾雪军介绍，对龙泉山遗址的发掘，基本上按照四个区域来进行： A区为洞口南侧、B区为洞南侧与西侧交界处、C区为洞西侧、D区为洞北侧。

　　发掘工作首先从A区开始进行。最初进行发掘时，有两块巨大石头“盘踞”在这里，搬开巨石后，大量的烧石、烧骨“重见天日”，同时工作人员还在灰堆周边发现大量石英碎屑。根据这些遗物，工作人员推断，这里应当是古人类的一个火塘，而这个区域也是古人类在洞穴内的主要活动区域。发现这些烧石后，工作人员又对洞内进行探测，探测结果显示，向南1.5米~2米深的地方还有堆积层，工作人员继续向里“挺进”，进行发掘，之后又有大量石片、石核等石器出现。

　　发掘工作其次是D区。在这一区域，工作人员不仅发现了烧过的砾石、石核、石片，还发现一些疑似有人为加工痕迹的化石，可能为骨器。同时，这一区域发现最多的是大量的动物肢骨和齿骨化石，这些化石多属鹿、牛、犀牛等食草类及小型食肉类动物，总数500多件。杜水生告诉记者，经过对这一区域出土遗物的研究，可推断此处应为古人类的垃圾堆。

　　发掘工作最后是C区。C区发现的遗物不多，主要以石器为主。

　　由于B区为洞南侧与西侧交界，为保护洞穴，该区暂时没有进行发掘。

　　最后统计，该遗址发现各种遗物共有1000多件。

　　“还原”古人类生活场景

　　既然这里曾是古人类生活的洞穴，通过考古发掘，能否“还原”古人类在这里生活的场景？

　　杜水生告诉记者，该洞穴位于栾川县城这个小盆地和龙泉山之间，从居住学的角度来看，盆地和山脉的过渡地带适宜人类和食草类动物生存。此外，虽然洞穴中间部分被炸毁，但从遗留的痕迹来看，中间部分应当也处于洞穴之内，说明此洞穴的形式应当是檐厦式结构，也说明古人类在选择生活、居住地点时已经具有一定的主动性。而且，从洞穴内发现的大量动物化石来看，这些化石主要是鹿、牛和少量的犀牛的骨骼化石，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主动性地进行捕猎。此外，考古人员还在洞穴内发现了火塘以及炭块、炭屑等，这些也证明，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已具备生火、取火、用火的能力。

　　洞穴内还发现了大量的石片和石核。杜水生介绍，石片是一种打制石器，是古人类从石头上打制出来的一些石头片，主要用来分割动物；石核指的是打制石器时，为生产石片所使用的石料。

　　佐证现代人起源课题

　　龙泉山遗址的发现除了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人类的生活习性等外，杜水生认为，这为研究现代人起源补充了重要考古资料。

　　当今世界上古人类学研究有两大热门课题：一为人类起源，另一为现代人类起源。人类起源于非洲已达成共识，因为在非洲发现距今400万年至几万年的标本达数百件，且演化关系清楚。

　　关于现代人类起源，国际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非洲起源说”。国外一些学者根据化石特征、年代测定及遗传学研究等，提出世界各地的现代人都是非洲早期人类的后裔。根据这一学说，中国的北京人等在约20万年前消失，现代中国人及其中国的晚期智人，如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等，都是来自非洲人类的后代。

　　二是“多地区进化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步步进化而来的。中国不仅发现了800万年前、比非洲古猿更“靠近”人类的腊玛古猿头盖骨化石，还发现了200万年前的巫山人，80万年前的蓝田人，2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北京人，10万年至20万年前的辽宁金牛山人，1.4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等。

　　但这个进化体系存在关键缺失：没有10万年至3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这一时期恰恰是现代人起源的最关键时期，即“非洲起源说”推断非洲智人走向世界、取代各地早期智人的关键时段，这个关键环节如果没有考古资料加以证明，就难以肯定在此以前中国大陆上的古人类就一定是我们的祖先。

　　杜水生说，根据龙泉山洞穴内出土的遗物，可初步判断该遗址距今5万年至3万年，而这一时期是研究现代人类起源的重要时期，随着下一阶段更深入的研究，龙泉山遗址可望为东亚和我国现代人类起源直接提供证据。

　　丰富栾川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

　　龙泉山古人类洞穴遗址的发现，在栾川并不算偶然。

　　庞海娇介绍，近年来，栾川县已先后发现包括龙泉山在内的11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此次龙泉山古人类洞穴遗址的发掘对丰富栾川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今年3月举行的市文物工作队组织召开的栾川旧石器时代专家座谈会上，来自中科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和湖南、深圳等地以及我市文物部门的文物考古专家齐聚栾川，就该县发现的大量旧石器时代遗址的重要意义进行探讨。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指出，栾川的旧石器研究条件得天独厚，不仅发现了众多的旧石器遗址地点，遗址类型非常丰富，还发现了众多的遗物，有石器、疑似的骨器、动物化石、人类用火遗迹，这些遗物、遗迹是珍贵的科学资料，科研潜力非常巨大。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家荣指出，传统学术界对旧石器时代的研究通常以气候带秦岭淮河为分界。但由于各地的地质条件等因素各不相同，尤其是南、北两大区块的交汇点研究材料不够，情况更加模糊。而栾川县恰好处在两大区块的交汇处，对栾川旧石器的研究会对南方旧石器研究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指出，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而文明起源的根又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目前文物工作者在河南地区做的旧石器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河南东部，如许昌、郑州，栾川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对探索区域文化发展、区域性早期人类演化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采访结束时，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周立告诉记者，目前该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已基本结束，工作人员正在对遗址进行保护性回填、对遗址内出土的文物标本进行整理，随后他们将根据研究、整理结果决定如何对这一遗址进行保护、对文物标本进行展示；栾川县相关部门对该县发现的旧石器遗址也非常重视，相关研究、保护工作正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