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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入五万算“中产”？具体标准还得与国际接轨
有房、有车、有孩子、有保姆，又能外出旅游，人均年消费至少要能达到5万元左右，家庭年收入15万元以上———这是北京社科院给出的“中产标准”。在广州，哪个阶层算中产？广州市社科院科研处处长彭澎将个人年收入标准放宽到5万-50万元，并估计广州的中产阶层将占全市人口比例的一半以上。对此，很多市民表示那是“被中产”，他们每天在经济线上奔忙，中产这个美丽的愿景对于他们来说，更应该是一种生活状态———收入稳定，对生活现状满意，具体“标准”还要与国际接轨：有房、有车，读得起书，雇得起保姆，出得起门去旅游。（5月3日《羊城晚报》）
年收入五万也能是中产阶级的起步价？定这样起步价的人是不是还生活在20年前？
对多数城市居民而言，五万元也许还买不起住房中的坐厕位，付不起家庭保姆的年薪及其生活费用，支付一辆车的费用也只略有盈余……
中产阶级是一个中胖形，起码也是微胖形的身材，而五万元年收入也太骨感了吧？
解决了温饱，挣脱了贫困，又奔过了小康，翻过了一山又一山，如今8亿中国人都成功登顶“中产”，网友形象地说，一个出租房里就住了12位中产阶级，满大街骑着自行车啃着烧饼的都是中产。只是这样的中产又能带给人们怎样的荣光与体面？不过是一丝苦笑，满脸愤慨，甚至要怀疑是不是别有用心。
单纯就收入的标准，或已中产，但中产的收入并没有带来中产的生活，表面的高薪与实际生活负担远不成比例。而所谓的专家却漠视眼前的现实，热衷搬弄概念忽悠民众，结果只能是收获一堆板砖，令人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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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机制导致过度医疗 以药补医被称"万恶之源"
日前，广东东莞一名患胆结石的女工住院28天去世，留下了一张45万元的“天价账单”。尽管这些费用主要发生在重症监护期间，但对于一个打工者来说，如此高额的医药费，显然超出了其经济承受能力。此事引发了社会对过度医疗的热议。
近年来，类似的“天价药费”事件并不罕见，不仅在民营医院屡屡发生，而且在公立医院也频频上演，集中暴露出我国医疗体制的弊端。
专家认为，公立医院是我国医院的主体，也是百姓看病就医的主要场所。由于实行自负盈亏的经济政策，很多公立医院为了多创收，鼓励医生多开药、滥检查，从而使医患之间形成严重的经济利益对立。因此，过度医疗的根源在于公立医院扭曲的补偿机制。
1.由于挂号费和手术费低廉，而且多年不调整，医生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有尊严的合法收入，这就使得部分医生铤而走险，收取药品回扣等不正当收入
以药补医是我国公立医院的一大弊端，被称为“万恶之源”。这一制度原本是为了弥补公立医院的收入不足，政府允许医院在药品进价上加成15%—20%，但实际上却演变成了过度医疗的“推手”。
我国公立医院的补偿结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药品收入、检查收入、劳务收入和财政补助。目前，在各级医院的总收入中，财政补助只占10%左右，而药品和检查收入占了绝大部分。在这样的体制下，医院为了增加经济效益，就必须多开药、多检查。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说，目前，北京市医生的挂号费都是执行1999年制定的标准，分别是5元、7元、9元、14元。而在北京协和医院周围，一碗牛肉面是16元，一次证件快照是20元。由于挂号费和手术费低廉，而且多年不调整，医生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有尊严的合法收入，这就使得部分医生铤而走险，收取药品回扣等不正当收入。
尹佳告诉记者，一个大夫如果认认真真看初诊，一上午15个患者就很饱和了，加上复诊取药的也不应该超过30人。如果病人太多，看病质量肯定上不去。发达国家一般是根据病情复杂程度来制定收费标准，医生按照劳动量来收取诊疗费。而我国不分病情轻重，无论初诊还是复诊，诊疗收费都一样，医生看病越细收入越低。
物的价值超过人的价值，是我国医疗收费的一个突出问题。据北京市卫生局2010年公布的医院成本核算数据显示，超过50%的医疗项目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以朝阳医院为例，针灸科、儿科等都是亏损较严重的科室，越是基本的、人力成本高的医疗项目，定价越低，亏损越严重。如骨科脊柱侧弯矫形手术，因手术难度高、危险性大，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患者瘫痪，所以每次至少需8名医护人员合力完成，这样一台耗时5个小时的手术收费是1700元。如果医生不多用高值耗材，不多开药，手术越多越亏本。
此前，北京市曾对8家三级医院进行调查，共核算医疗项目18257项，其中盈利的为43%，亏损的为57%。从总体收益看，8家医院都呈现较严重的亏损状态，盈利的医疗项目收益不能弥补亏损的医疗项目带来的损失。其中，护理费、治疗费、门诊挂号诊疗费、住院诊疗费全部亏损，手术费盈亏不一，有些手术盈利很高，但多数手术亏损。盈利的项目主要是化验费、检查费。在亏损项目中，有4919项是政策性亏损，即医院无法通过加强管理提高效率而扭亏为盈，需要得到政府的补偿，这部分项目占到了总医疗项目的27%。
为了扭转这一现象，北京市卫生部门今年制定了新型财政补偿政策。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分成三部分：经常性补偿、鼓励性补偿和专项补偿。其中，经常性补偿包括对亏损且无保本点的项目进行补贴，对离退休人员全额保障；鼓励性补偿是对成本管理控制好的医院进行奖励；专项补偿是对设备更新和重点学科予以支持。
2.公立医院几乎都在给科室下达创收指标，按收支结余分配奖金。如果科室完不成创收任务，就会被扣罚奖金。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医生必然会靠诱导消费增加收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代涛认为，很多公立医院背离了公益性质，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原因就在于绩效考核机制导向错误。目前，公立医院几乎都在给科室下达创收指标，按收支结余分配奖金。如果科室完不成创收任务，就会被扣罚奖金。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医生必然靠诱导消费增加收入。
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一位医生说，院长考核科主任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经济效益。因此，很多科主任热衷于引进新技术，增加服务项目，以获取更大收益。例如，胸外科引进液氮冷冻机，用于术后病人的肋间神经冷冻，以达到暂时止痛目的，价格是每次2000多元，属于自费项目。其实，这项技术完全没有必要。对于外科医生来说，只要改进一下缝合方法，如采用保留肋间神经关胸术，即可避免神经损伤和疼痛。这样的缝合方法虽然有利于病人，但无法给科室创收，因此很难普及推广。
如今，很多医院都热衷于引进赚钱的项目，制造了很多“无效的需求”。例如，北京某医院肿瘤科引进了一项“基因检测技术”，医生极力推荐术后病人把病理组织交给一家公司进行检测，以便更准确地选择化疗药物。事实上，这项技术还很不成熟，疗效尚缺乏验证。但是，科室为了增加收入，总是诱导患者自费检测，每次是8000多元。
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心脏支架有两种，一种是两三千元的金属裸支架，一种是上万元的药物支架。这两种支架各有利弊，不同的病症应该选择不同的支架。但我国几乎全部使用药物支架。这主要是因为便宜的支架利润空间小，贵的支架利润空间大。卖贵的支架，从医院到科室到个人，都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各种利益链的存在，最终伤害的是患者利益和公众健康。
3.医院盲目追求“世界一流”，医生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是过度医疗产生的一大“温床”。“技术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医学越来越昂贵
医院盲目追求“世界一流”，医生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是过度医疗产生的一大“温床”。近年来，随着CT、核磁共振、PET等高端检查仪器的普及，廉价的X光、黑白B超等设备在大医院几乎绝迹。例如，一名怀疑骨折的患者，本来只需要花几十元拍张X光片，如今却不得不花几百元拍CT片。虽然成像效果更清晰了，但在临床诊断上并没有更大的实际价值。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CT冠状动脉成像本来只适用于胸痛病人的检查，但现在被普遍运用到高端体检中。心脏植入式自动除颤器本来适应症是针对已发生过心脏骤停的病人，但现在已广泛用于预防中，成为恶性心律失常的治疗手段。研究显示，该技术对九成心律失常者没有效果。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20年前，胃癌诊断通过纤维胃镜、常规活检病理诊断等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需要2830元，如果使用核磁共振等诊断技术，所需的花费则上升至8000元—10000元。胃癌化疗从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已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然而，费用的上升并没有带来胃癌5年生存率的提高。研究显示，1975—1980年，三期至四期胃癌病人5年生存率是43.2%，1991年—2000年却是41.1%。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指出，医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一些医生认为，有了新技术你不用，就代表你技术不行。这种“技术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医学越来越昂贵。
韩启德认为，技术的发展要以社会和个人经济承受能力为衡量指标。价格低、效果好的适宜医学技术，不应该在新的治疗手段出现后被抛弃，一味追求新的、昂贵的技术，而丢掉了最简单有效的手段，违背了医学价值。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说，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许多高成本的医疗技术被引进我国，但其中不少是可以被更加便宜、更加经济的技术替代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路线，是当今发达国家面临医疗成本压力的重要原因。对于我国来说，必须坚持适宜技术、适宜药品的道路。
英准王妃"订婚玩偶"上市 设计十分逼真价格颇高
仿英国准王妃凯特•米德尔顿样貌所制造的玩偶
仿英国准王妃凯特•米德尔顿样貌所制造的玩偶现已在伦敦著名玩具店哈姆雷斯(Hamleys)进行销售。
这款时尚限量版“凯特订婚玩偶”由Arklu公司制造，玩偶身着凯特著名的订婚礼服——蓝色Issa连衣裙。限量版玩偶的售价是每个35英镑，虽然很贵，但玩偶的设计者表示玩偶的摸样非常逼真。
“英国的时尚产业每年为英国经济创造220亿英镑的收入，这么大笔的收入量从某种意义也说明，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是在把英国本土设计师推向世界，同时介绍英伦风给世界，”Artklu总监露西•福莱特表示。
国税总局原副局长建议发布农民工和公务员CPI
本报讯 （记者文静）昨天，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表示，目前统计部门发布的CPI统计的是全民的。他建议CPI应分农民工CPI、公务员CPI等，这样更合理。
许善达认为，不同生活水平的群体肯定是不同的CPI，比如月收入两万元的人群和月收入两千的人群，消费投入肯定是不一样的，消费品的重点也是不一样的，低收入群体可能食品是每月的最大支出，而高收入群体则不同。他建议，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建立不同的样本，分别抽样测算。“这样出来更多的CPI，就会让百姓感觉到与实际生活相符合了”。
李东生：个税起征点提高至5000获多数代表支持
李东生
文/记者杨进、王飞、陈翔、赵琳琳、柳建云、何道岚
昨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在提案中建议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目前议案已受理了。
“仇富现象其实被夸大了”
当问到现在社会上不时传出仇富的现象时，李东生认为，这种所谓的仇富现象被媒体报道夸大了，“仇富心理不是社会价值观和民意主流。”他说，历史上看，大部分人对商人、富人，为官者并不仇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为社会发展作了重要贡献，在就业等方面承担了不少社会责任，特别是过去10年民营经济增长非常快，“社会上不会产生这种仇富、对非公经济有看法。”
不过他也向民营企业家或者所谓成功的商人建议，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不能把唯利是图、赚钱作为唯一的目标。
“其实5000元的个税起征点是多数网民和选民的意见。
大部分城市个人生活费已经是3500元至5000元，还不包括供养父母和子女的费用，5000元收入左右的人占到了工薪阶层的主力部分，该起点能让更多人受惠。
得到多数代表支持
“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我是做了深入调查的。”李东生透露，在“两会”前，他通过微博网络征求民众关注的热点意见，通过1个多月的调查发现，要求提高个税起征点意见非常集中，收到13000位“粉丝”回应，“因为这个呼声高，所以就将这个项目作为今年的议案，而且拿到分组会上讨论时，几乎得到了所有代表的支持。”
他告诉记者，其实5000元的个税起征点是多数网民和选民的意见，“来的时候我开始还不知道国务院也在考虑提高个税起征点。”他介绍，有人提出起征点为10000元，但他认为5000元对中低收入群有实质帮助，又能让财政收入能够承受。
他认为，大部分城市个人生活费已经是3500元至5000元，还不包括供养父母和子女的费用，5000元收入左右的人占到了工薪阶层的主力部分，该起点能让更多人受惠，“我的建议很快得到35个代表签名，形成议案，现在已经受理了。”
众议“个税改革”
目前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政府规定，并无法根据个人实际情况作必要的调整，实际上无法保证低收入者免缴个人所得税的权益。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今年有两个方面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一是随着近年物价的上涨，老百姓的基本工资仅是日常开支就消费掉了，低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加重人民的负担，必须提高起征点；二是要构建真正合理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其中就包括要考虑一个家庭需要抚养的人数。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
解析低收入女性7大特质 做好八步变身高薪财女
许多人以清贫度日而自豪，似乎穷比富有更崇高、更值得尊敬。她们认为，不仅有钱人不 是好东西，钱本身也不是好东西。下面看看低收入女性的7大特质：
多半情况下，甚至意识不到这些工作竟是无偿的
一、“低”收入女性习惯于忍受低收入
“低”收入女性所以能接受收入较低甚至无法满足基本需要的工作，通常是因为这种工作能给她们带来“自由”。一位靠替人打杂(如修剪花木、照顾孩 子、粉刷房子)谋生的女士说：“我一直觉得，高收入的工作意味着我得放弃自由，经常加班。”但实际上，她现在总在抱怨：“我不停地干活。总在干活，没别 的。”
高收入女性认为，报酬必须与工作时间相当。但“低”收入女性却很少想过(也不感兴趣)自己的收入也能高上去。高收入女性通常会选择收入更丰厚的职业，希望自己的工资水涨船高。“低”收入女性却连想也不敢这么想，不相信自己也可以挣上一大笔。
从未想过自己可以挣得更多
“我也可以挣得更多？这个问题从来没想过。”可供我们选择的职业很大程度上还只限于护士、教师或打字员。即使是今天，大多数女性仍集中在收入很 低的行业。在这些行业里，低薪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一半以上的职业女性只能找到传统上多由女性来做的低收入工作，尤其是文秘和服务性行业。她们也许很少想过 这样做是否明智，更没想过要向传统开战，目光短浅，任人摆布。
有人说过：“脑子里想什么，眼睛看见什么。”锤子的眼睛，看见的肯定是钉子。“低子”收入女性的眼睛，看见的都是荆棘。
我国今年拟投入423亿元用于扶助和促进就业
摘自“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首次以专栏的形式提出“改善民生行动计划”，明确十大举措。城镇年均新增就业900万人、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3600万套(户)……一个个具体数字，生动地诠释着“改善民生行动计划”，让人备感温暖。一项项民生举措，勾画出充满希望的民生画卷，让亿万群众真切看到党和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决心。
促就业：
调整中解决“两难”
本报记者 罗艾桦
423亿元
今年中央财政拟投入423亿元用于扶助和促进就业。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一方面沿海地区用工难，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当下就业形势凸显的两难局面广受代表委员关注。
广东省是就业大省，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欧真志代表认为，部分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招工难”现象，并没有改变我国“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的格局。
目前，一些地方出现的“招工难”现象远没达到“用工荒”的程度，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总体保持平稳。局部的缺工现象反映了经济总体回升向好，企业用工需求确实在增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绩。
随着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特别是东北振兴、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中西部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强，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总量有所减少。同时，随着国家惠农政策深入实施，农村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不断上升。此外，经过多年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转移就业，农村可转移的劳动力也逐步减少，这些使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深层次变化。
“两难问题进一步凸显下阶段经济结构调整和人才培养的紧迫性。”欧真志认为，当前劳动者技能素质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相适应的矛盾仍然突出，部分地区、部分企业用工需求与劳动力供给存在结构性失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中央财政拟投入423亿元用于扶助和促进就业，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首位，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这一系列举措将有力地促进两难问题的解决。
保住房：
政府要勇担责任
本报记者 卞民德
3600万套
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3600万套(户)。
——摘自“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
“安居才能乐业，保障房建设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需要政府舍得花钱，勇担责任。”江西赣州市市长王平代表说。
“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保基本，解决好中低收入及‘夹心层’家庭住房困难问题。一手狠抓保基本，建设以公租房为主的保障性住房，扩大保障覆盖面；另一手抓房地产市场调控，两手都要硬，才能达到稳房价、保供给的目的。”这在许多代表委员中形成共识。
“许多地方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往往以财力不足为借口，延缓保障房建设。但实际上，欠发达不应该成为保障房建设落后的借口。”王平说。他同时提出，保障性住房建设需要的资金巨大，单单依靠政府投入确实远远不够，这就更需要政府勇担责任，勇于创新，用新思路、新办法来解决问题。
代表委员建议，适度的市场化运作是必要的，应探索将政府直接掌握的土地、交通运输、供水供气等资源进行整合，力求打造一个完善的融资平台，再引进战略合作伙伴进行资本运作，多渠道融通资金，推动保障房建设。
制定并向社会公布年度住房建设计划，在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中，单列保障性住房用地，严格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有效遏制投机投资性购房，建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可以看出，今年的房地产调控将在出实招、抓落实上下功夫，让更多百姓住有所居。”王平说。
调收入：
分配秩序更合理
本报记者 侯琳良 颜 珂 彭 波
年增超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
——摘自“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
收入分配是老百姓的“钱袋子”工程，如何进一步提高百姓收入，代表委员纷纷献计献策。
“与‘十一五’相比，‘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涉及收入分配的内容增加了许多，不仅单设一章，而且在住房保障、就业、农民增收等多章中都有提到，这说明国家对老百姓‘钱袋子’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张德明代表说。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里提到的两个数字令许多代表委员振奋，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和“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大家认为，这说明国家正在谋求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让老百姓切实享受发展的成果，相信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将得到逐步扭转。
“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政府必须加快由单一救助到多元引导的角色转变。”河北省廊坊市市长王爱民代表说。他认为，一方面，政府在社会保障上要多管齐下，另一方面，政府在市场引导上要多策并举，通过积极的就业和创业政策等，引导企业增加就业岗位，推动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对于当前收入分配中出现的问题，代表委员们建言。“当前劳务派遣用工制度滥用，导致干同样的活，却拿不一样的钱。”3月7日，在湖南代表团小组讨论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周玉清说。他建议，国家应尽快制订与劳动合同法相配套的《劳务派遣用工实施办法》，明确劳务派遣用工的准入岗位、待遇等，规范劳务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单位以及劳动者三方的权利、义务。
便出行：
寻求质的新飞跃
本报记者 汪志球 黄 娴
8.3万公里
国家高速公路网通车里程达到8.3万公里。
——摘自“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
出行问题，一头牵着经济发展，一头牵着百姓生活，也牵动着代表委员们的心。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彭伯元代表回忆，在贵州省湄潭县的一个边远村寨，从前老百姓去县城要走上一天，带点物资必须“人背马驮”，碰上下雨天，泥泞的山路还经常发生事故，村民“宁愿窝在家里，也不愿走出大山。”“这一现象在‘十一五’时期得到了很大改观！”彭伯元高兴地对记者说。如今，贵州省96%的乡村修了通乡油路和通村公路，“湄潭的老百姓告诉我，路一通，茶叶销路、旅游市场就兴旺起来，不仅能很快脱贫致富，甚至把附近的小城镇发展也带动起来了。”
“十二五”期间，我国还将加大道路交通建设力度，仅国家高速公路网通车里程就将达到8.3万公里。
“‘十二五’期间我国交通建设将要寻求质的飞跃。出行安全、舒适、绿色、畅通，将是我国交通发展追求的目标。”彭伯元说。
“当前解决百姓‘出行难’，不仅需要继续加大资金投入，还需要更高明的交通管理智慧。”贵州省平坝县高峰镇麻郎村党支部书记刘乔英代表说。她在调研中发现，现在农村有很多“断头路”，她建议加强农村公路网的整体规划，提高农村公路建设质量。
城市交通管理的问题也受到代表委员们的高度关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城镇化快速推进，我国的城市规模急剧扩张，这对交通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别无高招，唯有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彭伯元说。
财政部：个税起征点上调将照顾中低收入者利益
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记者 王宇、郑晓奕)财政部副部长李勇7日表示，个税起征点的上调已没有悬念，在考虑各方意见后，个税起征点上调将充分照顾到中低收入人群利益。
全国政协7日举行小组、界别联组讨论，国家有关部委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讨论。李勇在参加全国政协工商联界联组会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起征点上调会充分照顾到低收入人群利益。他认为，国家对低收入人群不但不应征税，而且还要对其基本生活进行保障。李勇还表示，个税改革也要关切到中等收入人群利益。今年将分步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解学智在联组会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个税调整方案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总体上看，个税起征点上调会遵循公平公正原则。
这是财税官员近期首次就个税起征点上调发表看法。两会召开前夕，国务院决定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修改，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调整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级次级距，但未公布调整的具体内容。
今年将分步推进个税改革 合理调整税率结构
2011年3月7日下午14时30分，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举行主题为“财政政策和有关问题”的记者会。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出席记者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道琼斯金融通讯社记者]:谢谢给我们外国记者提问的机会。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问一下谢部长，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的政策会有哪些具体的改变？比如说最低的起征点现在会定到什么水平？第二个问题，铁道部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现在面临负债比较高的问题，中央政府会不会在负债表上体现这一点？将如何应对这一问题？谢谢。
[谢旭人]:今年我们将会分步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着重考虑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这个方案现在国务院已经讨论，并原则通过，经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之后，将会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到时候大家也就会知道内容。
[谢旭人]:适当提高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需要根据居民工薪收入水平变化、物价因素、基本生活费的开支等因素，综合统筹考虑来确定。前些年已经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到2000元。这次还要做适当的提高。大家知道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税种，根据“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或不缴税”的原则设计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之后，通过国家预算安排，拿这个收入去给低收入者进行必要的补贴，同时又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增加对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的支持。这也体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所以在上调起征点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具体怎么调，调多少，等方案进一步提交人大审议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