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暑期档，一部纪录片“黑马”——法国导演雅克·贝汉的电影《海洋》从诸多大片中脱颖而出，凭借持续一个月的上映和超过2000万的票房，给中国的纪录片市场注入了一针兴奋剂。昨天，由搜狐视频主办的第六期“搜狐娱论·观察”论坛请到《海洋》宣发负责人王宏、纪录片研究学者张同道、百老汇电影中心负责人吴婧、纪录片《归途列车》导演范立欣等业内专家，以“院线能否拯救纪录片”为议题，掀起了最新一轮剑指国内纪录片市场的热烈讨论。

营销基本靠口碑

《海洋》刚上映时排片情况很不理想，正是靠着观众口耳相传的好口碑，才让影院经理们对这部纪录片“另眼相看”。对于这股观影热潮，张同道认为这恰恰证明了纪录片并非无人欣赏，“纪录片不是没有观众，只是不像商业大片有那么多，每个人都会去看。但是纪录片有一个特别大的特定人群，如果这个人群真的发动起来也是很可观的。因此，一部好的纪录片票房卖到两千万到三千万人民币是很正常的。”他认为现在纪录片市场最大的问题是，想看的人看不着，不知道到哪看。“我觉得还是影院系统粗放式经营，由于资源少，排期都给了商业大片。”

范立欣执导的纪录片《归途列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虽然片子2009年就拍摄完成了，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纪录长片奖，但却迟迟未能在国内院线公映，直到他遇到了百老汇电影中心的吴婧。作为内地唯一一家艺术影院，小众的《归途列车》在百老汇电影中心找到了知音。吴婧介绍说，“连《海洋》这样的大片都要控制宣发成本，《归途列车》更是没有钱做宣发，所以只能靠网络，只能靠口碑传播。因为是独家放映，所以导演会经常过来跟观众交流，基本上变成每个周六办一场看片会，导演会在现场和观众们交流。”在每次交流会的最后，范立欣总是不忘对观众说，“如果觉得这个电影可以，请告诉你的朋友，让你的朋友来看。”

放映讲究细水长流

和《归途列车》的长线放映一样，《海洋》也将档期一延再延，计划放映至10月10日。虽然在场次上不能和商业大片相抗衡，但这类影片凭着好口碑在上座率上一直占据优势。王宏总结了《海洋》的放映规律，“《海洋》就是固定某几个时段，观众来看《海洋》，先查好什么时间，在几点比较合适，然后去买票。这样的话，《海洋》虽然放映场次不多，但是它的上座率高。其实影院喜欢这样的电影，好安排，收益高。但是像那种商业大片，有很多即兴消费的成分，让观众等半个小时，说不定他就不看了。”

除了长线放映、固定时段，包场也是纪录片放映的重要手段。张同道执导的《小人国》到现在累计放了一千多场，靠的就是包场。“家长、幼儿园、师范学校、幼儿教育团体经常会包场。纪录片的放映模式跟商业大片是不一样的。商业大片是一次性的，这个季节过了就过了，再放就没有什么人看了，恰好纪录片是细水长流式的。”

纪录片进院线前景不乐观

有人形容《海洋》的火爆预示着中国纪录片市场的春天即将到来，而张同道对此却并不乐观，“屋里养了一块巴西木很茁壮，这不是春天，这是温室。中国的纪录片我一直不太想用春天来形容。万紫千红才是春，我觉得真的春天是每天有五部到十部有市场能力的纪录片进入电影院，但目前多数不具备进电影院的能力。”

据统计，2010年中国出品16部纪录片电影，进入院线放映的有13部，无一通过票房收回成本，13部纪录片总票房不过1000万元。其中《复兴之路》以超过200万元、《海上传奇》以60万元、《外滩佚事》以50万元的票房名列前三名。对于如此惨淡的成绩单，张同道认为，纪录片进入院线仍需谨慎。“中国要想进电影院的纪录片，首先要想这个题材能不能进影院，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是观众必须去影院看的。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影像紧缺的时代，而是一个影像泛滥的时代，手机都可以拍电影。所以把纪录片推进电影院最好慎重一点。”导演范立欣则呼吁政府给予纪录片更多的支持，“纪录片导演要学会讲好故事，要学会选好的、和观众更贴近的选题。希望政府也好，或者行业也好，能够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给真正有能力有才华的导演更大的创作空间，这样才能为院线提供更好的产品。”

一方面纪录片发展受限于院线，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专家也在新媒体领域看到了曙光。张同道表示，“新媒体的参与将为纪录片的发展以及接触受众，提供更为开阔的通道。”也有专家指出，“传统院线本身因为固有的硬件成本包含在内，所以成本会高出很多，但新媒体可以合理地规避这些，因此也可以预言，纪录片在新媒体市场将会逐渐被捧热。”本报记者李俐J203

心情糟糕时总是喜欢暴饮暴食

　　科学网(kexue.com)讯 当你感到心情沮丧的时候，有没有过拼命把食物塞到肚子里的经历？有些女孩在伤心时，喜欢吃冰激凌和草莓蛋糕来安慰自己，而另一些人则会吃辣到流眼泪的食物来麻痹自己，还有一些人难过时会把冰箱里的各种食物统统放进嘴里。究竟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情绪如何影响我们的饮食选择呢？

　　康奈尔大学一项有关食品消费的调查发现，许多人在心情郁闷时都会比正常状态下吃更多的垃圾食品。研究人员让38名志愿者分别观看一部喜剧电影和一部悲剧电影。在观看两部片子时，研究人员为试验者提供了热黄油、咸爆米花和无核葡萄。在观看完电影后，研究人员发现，观看悲剧电影的试验者比观看喜剧电影的试验者多吃掉36%的爆米花。而那些看喜剧电影的人则吃掉更多的无核葡萄。

　　研究人员进而发现，造成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是，当感到快乐时人们希望留住这种快乐，因此会选择一些感到舒适，具有更高营养价值的食物；而感到悲伤时，则希望尽快摆脱这种负面情绪，因此会选择那些味道较为浓郁的食物，这样可以借由食物带来的瞬间满足感转移负面情绪。

　　为了进一步分析食物和情绪的关系，研究人员让试验者去完成各种任务，诸如抄写和阅读。当他们边做这些事情边吃爆米花时，那些觉得工作枯燥因而感到情绪低落的人吃的爆米花是那些工作愉快的人的两倍，这说明感到愉快的人会自发的降低食物消耗量。尽管我们都会选择让自己感到舒适的食物，只是当我们忧虑时，我们会不由自主的吃的比较多。(科学网kexue.com 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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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威尼斯影展前瞻：看的是电影 也是演员

只在九月初的双周，电影是这间欧洲的客堂间里最显眼的货品。囊中羞涩的威尼斯影展很是要靠票房收入来平衡收支，于是，电影要好看、要有明星阵容，成了影展选片必须的考虑。

威尼斯是一个没有太多电影氛围的城市，本岛上影院寥寥，一年365天，除去影展的十来天，电影在这个城市是弃儿。只在九月初的双周，电影是这间欧洲的客堂间里最显眼的货品。因为预算年年吃紧，囊中羞涩的威尼斯影展很是要靠票房收入来平衡收支，于是，电影要好看、要有明星阵容、要让游客和本地观众心甘情愿地掏出票钱，成了影展选片必须的考虑。

开幕之夜的红地毯上，有朋自好莱坞来，不亦乐乎，所以我们丝毫不用诧异乔治·克鲁尼自导自演的《三月十五日》被选作了开幕片。《三月十五日》的剧本原作是百老汇话剧《法拉格北站》，法拉格广场是华盛顿市里的一处广场，法拉格北站则是附近的一处地铁站名。剧本原作者博·威廉曼曾在2004年美国大选初选阶段担任了民主党候选人霍华德·迪恩的竞选幕僚，《法拉格北站》就是根据那段经历创作。剧中男主角是总统候选人的新闻秘书，一段露水情缘的丑闻，牵扯着政客们翻云覆雨的密室政治。起伏种种，无非是权力的诱惑与代价，醉心权力场的人们最终被权力吞噬。权力和谋略是怎样绞杀了活生生的“人”，这是乔治·克鲁尼会偏爱的主题，他近些年主演的《辛瑞那》、《迈克尔·克莱顿》多有此意，所以选中《法拉格北站》这个剧本，不算出格的挑战。克鲁尼的演技不用质疑，对于他的导演能力，我们持谨慎的观望态度，不过看《三月十五日》的主演——瑞恩·高斯林、菲利普·塞默·霍夫曼和保罗·吉亚玛提，加上克鲁尼本人，美国中生代和新生代最会演戏的男人都在这儿了，好剧本和好演员都齐全。

参赛片里以演员阵容取胜的何止一部《三月十五日》。托马斯·阿尔弗莱德森这个名字到目前为止还稍显陌生，而这个职业履历表上只有两三部长片的瑞典年轻导演，他的新作也许是本年度最让人心动过速的电影：改编自英国作家勒·卡雷同名小说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冷战荒诞残酷的岁月，铁幕两侧，牛津剑桥最后的遗少，帝国斜阳的挽歌，倾覆的理想和扭曲的乌托邦，勒·卡雷的小说本身就是“可看性”的保障，何况还有一个华丽到炫目的演员阵容：约翰·赫特、加里·奥德曼、科林·费斯、马克·斯特朗，英国男演员老中青三代精锐尽出。

大卫·柯南伯格的《谈心疗法》是另一部被赋予太多期待的电影。20世纪初的维也纳，心理分析学说的滥觞期，年轻的荣格曾追随导师弗洛伊德的脚步。风雅的衣角遮掩着欲望的风暴，学术的原点是内心的无限黑暗，心理分析是一颗同时被暴力和脆弱浇灌的种子。丝毫不用怀疑，柯南伯格是最适合拍这个题材的导演，至少在预告片里，维果·莫腾森和迈克尔·法斯宾德分饰的弗洛伊德与荣格，是能让人信服的。

他们都老了啊

愿意与否，都必须承认，影展上年复一年撑场面的是老人家，他们都老了，但很少失手，常常还带来些惊喜。

艺术，情爱，死亡，永恒，这些定义了《炎夏》的关键词，也能定义了加莱尔从前甚至今后的电影，他这一生，只拍这一部电影。

菲利普·加莱尔，16岁拍短片震惊了法国电影圈的天才少年，让人惊艳的“电影兰波”，俱往矣，那是40多年前的往事。早年的才子偏爱长镜头、超现实，用朦胧的隐喻探索存在的孤独。年过而立后拍出了可看性颇佳的剧情片，譬如《爱情的诞生》和《狂野天真》。才子老去，人到中年的加莱尔在早年的实验风格和文艺剧情之间游走着寻找支点，而几十年来，他的主题始终延续——内心无法治愈的不安，生命中刻骨铭心的孤独。

这次入围主竞赛单元的新片《炎夏》，又一次找来儿子路易主演，路易·加莱尔扮演年轻的画家，莫妮卡·贝鲁奇是他的演员妻子，故事的开始，是画家死于自杀性车祸，而后回忆交错，拼图般凑出一段热烈短暂的情史，如狂风暴雨，席卷了生命。谈论《炎夏》时，老加莱尔这样形容：通过艺术，我们追求永恒，但艺术和艺术家本身又注定毁灭。艺术，情爱，死亡，永恒，这些定义了《炎夏》的关键词让人想到加莱尔之前的《拂晓之际》，或许，这些词汇也能定义了加莱尔从前甚至今后的电影，也许他这一生，只拍这一部电影。

困局中的人，是波兰斯基最擅长刻画的，黑色幽默的慧黠，他不缺，唯一让人好奇的，是这个由女人写就、女人占据戏剧冲突最中心的剧本，换了男人的视角会呈现怎样的风景。

今春，凯特·温丝莱特和导演托德·海恩斯合作的迷你剧《幻世浮生》在HBO播出时，她正在巴黎拍波兰斯基的新片。现在，海恩斯的剧会在威尼斯影展上做特别放映，至于凯特主演的波兰斯基新片《杀戮之神》，则入围了竞赛单元。《杀戮之神》是一出黑色幽默剧，原作者是法国新锐女作家雅思米娜·雷乍，英国导演马修·沃尔彻斯执导，2008年起在伦敦西区公演，2009年获得托尼奖最佳戏剧、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演三大奖项。

波兰斯基改编的电影，以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为舞台，开始于两个孩子的纠纷，两边的家长互相指责，不欢而散。这段家庭教育的插曲，如蝴蝶的翅膀煽起风暴，触到禁忌的暗礁，通往夜晚的漫长一天在登峰造极的混乱中结束，只有结束，没有平静。困局中的人，是波兰斯基最擅长刻画的，黑色幽默的慧黠，他不缺，唯一让人好奇的，是这个由女人写就、女人占据戏剧冲突最中心的剧本，换了男人的视角会呈现怎样的风景。

以《浮士德》终结的“历史四部曲”，四部电影是四个不同的切面，它们聚焦在同一个主题：权力面具后面掩藏的“人”的面目和心灵。

索科洛夫是个别扭的人，几年前《亚历山德拉》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他担心拿不到奖，干脆不露面。这次《浮士德》入围威尼斯竞赛单元，不知这位传承了诗意电影的俄罗斯汉子会不会在丽都岛上出现。

《浮士德》是继续《莫洛赫》、《遗忘列宁》和《太阳》之后，“人的力量”系列电影的终结篇。“人的力量”系列也称“历史四部曲”，描写20世纪历史上几个曾经站在权力巅峰的人物。《莫洛赫》的主角是希特勒，索科洛夫把这个被盖棺论定的狂人塑造成“莎士比亚样式的现代历史人物”，他关切的不是重塑希特勒的个人形象，而是凝视着被权力机器异化的人性深处。之后的《遗忘列宁》，故事开始于病榻上垂死的列宁，一个被神化、被歪曲、最后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的领袖，一个生前死后被误解的人，世纪初的风云动荡退在背景色里，索科洛夫关切的列宁作为“人”——一个追求过权力也获得了至上权力的人——的内心。《太阳》则是试图接近在“天皇”这身傀儡戏服下的裕仁。到《浮士德》终结的“历史四部曲”，是彼此的延伸，也是四个不同的切面，它们聚焦在同一个主题：权力面具后面掩藏的“人”的面目和心灵。

就像那双一直让我难以忘怀的莹绿涂鸦LV鞋，乍一看它出现在北方老爷们赵本山的脚下，觉得各种奇怪，但慢慢地你会越看越喜感，越看越妥帖。

钱德勒

2011年8月16日傍晚，北京前门簇拥的人潮中，赫然是章子怡、张柏芝、张艺谋、李宁这样级别的大腕，不管是身负报道任务的娱记、围观的群众，还是大腕们，捧的都是一个人的场，那就是德高望重的赵本山。那天，他宣布刘老根会馆正式营业，为的是让各方的朋友有个吃饭落脚的地儿。

网上赫然打出标题，声称会馆的奢华程度堪比 “天上人间”，我相信本山大叔的品位断不至于此。上一次见他的时候，大叔脚下蹬的是莹绿涂鸦LV鞋，亮闪闪的，藏都藏不住—要知道，爱LV的人都好面子，“天上人间”之流怎能入他法眼，新建的会馆里有个赵家大院，最低消费是18万，并且在两百多年的四合院建筑里生生挖出一个大概六七十平方米的游泳池。在某种程度上，刘老根会馆逼近了拥有国际名流拥趸的安缦酒店—恰好在刘老根会馆的西北方向，颐和园里就深藏着安缦颐和，同样是借了一些古意博个私密、品位的名声。从这点上看，我更加佩服赵大叔，一个年轻时落魄到要在坟头、葬礼上唱演的民间艺人，能够到达今时今日的地步，的确相当了不起，尽管这种突破换个角度想，确乎有些许报复性的意味。

上次见本山大叔的时候还在2006年11月，那是他为自己出演的电影《落叶归根》做宣传。大叔相当豪气地包下飞机请各地娱记前往沈阳参加关机仪式，一起去的还有导演张杨、宋祖英、宋丹丹、刘金山。当我走下飞机的时候，当时就震惊了：当地的警车开道、警察维持交通秩序。而最终也没能够抓住大叔采访，他一脸谦笑地推辞所有的记者，口口声声说有台湾来的客人要去陪，后来才知道他要陪的是刚刚离婚的伊能静，据说她新开了一家电影公司。总之你可以得出一条规律，在中国，谁红谁上报纸最多，谁就会出现在本山大叔的旁边。而后的几年（尤其是在他在春晚捧红爱徒小沈阳之后），本山基地就像一个罗马城一样伫立北方名利场接受各方神圣的朝拜，当然，那里也以各种高规格的礼遇迎接这些高贵的客人，以至于我在沈阳出差时，当地记者说起大叔都一脸敬重，能在北国小城见上这么些个北京大腕多半要托大叔的福。

大叔带来的不仅是明星大腕，也带动了沈阳的国际化，至少沈阳也有了LV专卖店。公众人物常说的一句话是，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只有最深谙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才可能成为最国际化的人。这么一说，放眼望去，内地娱乐圈也只有两个人能做到，一个是拍电影的张艺谋，另外一个就是演小品拍电影也拍电视剧的赵本山，恰巧两人也惺惺相惜。张艺谋在奥运开幕式上的那一阵捣鼓往小里缩，再添点黄土花布，那就是《三枪》，然后再扭一下腰，那就是赵本山心心念念的二人转；赵本山的兼收并蓄，连王家卫晚上都不肯摘下来的大黑超、张柏芝鸡同鸭讲的广东腔都能忍，往大里放，再添点文艺腔，那就是《十面埋伏》，再拧一下气场，那就是《印象》系列，你能说不民族么，按照那个越怎么样就越怎么样的逻辑，你能说不国际么。

本山大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狡黠最智慧的人物，他懂得在如何突破身份局限的同时，又能时刻利用这个身份赢得一些从容的空间，进可攻退可守。面对诸如炫富、财大气粗的质疑时，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农民天然爱热闹爱喜庆；而他雄心勃勃建立一个刘老根的艺术帝国，你又不得不佩服他日益精进的国际化。当你嘲笑他在春晚老老实实演小品时，还真别小看人家，财源达三江朋友遍四海的人，怎么会连春晚这么旧的格局都看不穿，人家那是海纳百川。

就像那双一直让我难以忘怀的莹绿涂鸦LV鞋，乍一看它出现在北方老爷们赵本山的脚下，觉得各种奇怪，但慢慢地你会越看越喜感，越看越妥帖。这昭示着一件事，只要身体健康，赵本山大叔一定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玩的事儿，因为他的心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潮，那么国际化。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就像那双一直让我难以忘怀的莹绿涂鸦LV鞋，乍一看它出现在北方老爷们赵本山的脚下，觉得各种奇怪，但慢慢地你会越看越喜感，越看越妥帖。

2011年8月16日傍晚，北京前门簇拥的人潮中，赫然是章子怡、张柏芝、张艺谋、李宁这样级别的大腕，不管是身负报道任务的娱记、围观的群众，还是大腕们，捧的都是一个人的场，那就是德高望重的赵本山。那天，他宣布刘老根会馆正式营业，为的是让各方的朋友有个吃饭落脚的地儿。

网上赫然打出标题，声称会馆的奢华程度堪比 “天上人间”，我相信本山大叔的品位断不至于此。上一次见他的时候，大叔脚下蹬的是莹绿涂鸦LV鞋，亮闪闪的，藏都藏不住—要知道，爱LV的人都好面子，“天上人间”之流怎能入他法眼，新建的会馆里有个赵家大院，最低消费是18万，并且在两百多年的四合院建筑里生生挖出一个大概六七十平方米的游泳池。在某种程度上，刘老根会馆逼近了拥有国际名流拥趸的安缦酒店—恰好在刘老根会馆的西北方向，颐和园里就深藏着安缦颐和，同样是借了一些古意博个私密、品位的名声。从这点上看，我更加佩服赵大叔，一个年轻时落魄到要在坟头、葬礼上唱演的民间艺人，能够到达今时今日的地步，的确相当了不起，尽管这种突破换个角度想，确乎有些许报复性的意味。

上次见本山大叔的时候还在2006年11月，那是他为自己出演的电影《落叶归根》做宣传。大叔相当豪气地包下飞机请各地娱记前往沈阳参加关机仪式，一起去的还有导演张杨、宋祖英、宋丹丹、刘金山。当我走下飞机的时候，当时就震惊了：当地的警车开道、警察维持交通秩序。而最终也没能够抓住大叔采访，他一脸谦笑地推辞所有的记者，口口声声说有台湾来的客人要去陪，后来才知道他要陪的是刚刚离婚的伊能静，据说她新开了一家电影公司。总之你可以得出一条规律，在中国，谁红谁上报纸最多，谁就会出现在本山大叔的旁边。而后的几年（尤其是在他在春晚捧红爱徒小沈阳之后），本山基地就像一个罗马城一样伫立北方名利场接受各方神圣的朝拜，当然，那里也以各种高规格的礼遇迎接这些高贵的客人，以至于我在沈阳出差时，当地记者说起大叔都一脸敬重，能在北国小城见上这么些个北京大腕多半要托大叔的福。

大叔带来的不仅是明星大腕，也带动了沈阳的国际化，至少沈阳也有了LV专卖店。公众人物常说的一句话是，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只有最深谙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才可能成为最国际化的人。这么一说，放眼望去，内地娱乐圈也只有两个人能做到，一个是拍电影的张艺谋，另外一个就是演小品拍电影也拍电视剧的赵本山，恰巧两人也惺惺相惜。张艺谋在奥运开幕式上的那一阵捣鼓往小里缩，再添点黄土花布，那就是《三枪》，然后再扭一下腰，那就是赵本山心心念念的二人转；赵本山的兼收并蓄，连王家卫晚上都不肯摘下来的大黑超、张柏芝鸡同鸭讲的广东腔都能忍，往大里放，再添点文艺腔，那就是《十面埋伏》，再拧一下气场，那就是《印象》系列，你能说不民族么，按照那个越怎么样就越怎么样的逻辑，你能说不国际么。

本山大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狡黠最智慧的人物，他懂得在如何突破身份局限的同时，又能时刻利用这个身份赢得一些从容的空间，进可攻退可守。面对诸如炫富、财大气粗的质疑时，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农民天然爱热闹爱喜庆；而他雄心勃勃建立一个刘老根的艺术帝国，你又不得不佩服他日益精进的国际化。当你嘲笑他在春晚老老实实演小品时，还真别小看人家，财源达三江朋友遍四海的人，怎么会连春晚这么旧的格局都看不穿，人家那是海纳百川。

就像那双一直让我难以忘怀的莹绿涂鸦LV鞋，乍一看它出现在北方老爷们赵本山的脚下，觉得各种奇怪，但慢慢地你会越看越喜感，越看越妥帖。这昭示着一件事，只要身体健康，赵本山大叔一定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玩的事儿，因为他的心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潮，那么国际化。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纵观世界电影史，像《哈利·波特》这样首尾相连的系列电影十分罕见，“哈利八部”完全是按照统一的拍摄方案执行的，其集数之多、投资之大、影响之广、连续性之强，都堪称影史罕见。而演员与片中角色的合体，也成就了世界影坛的一段佳话。

一切都是从那个神秘的国王十字车站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开始的，十年前，当11岁的幼齿哈利推着小车直愣愣从那里闯过去时，没人会预料到，十年后，它将会成为人类电影史上的经典场景。毋庸置疑，在许多年后，当某个知名电影节给白发苍苍的雷德克里夫(编注：即哈利·波特的扮演者)颁发终身成就奖时，这一场景一定会重现在舞台后面的大银幕上，此时，台上台下，你我一定都会稀里哗啦———如果我们还能活到那一天的话，我们一定会为怎么给小孙女解释这看起来巨脑残的一幕为什么会在我们的记忆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而绞尽脑汁。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一个苏格兰的单亲妈妈百无聊赖生活无着时，在一家咖啡馆的小纸片上开始了漫无目的的写作，她笔下无非是些孩子气的童稚幻想，天马行空但并无新意的魔法桥段，既不史诗也不巨制，而且主人公只是一群童男童女，怎么看都不具备成为经典的潜质，但不管怎么说，这位单亲妈妈笔下的“眼镜少年”已经成为儿童文学殿堂里的一个经典形象。时至今日，当我们说起哈利·波特，他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文学符号，而是像贾宝玉、孙悟空、福尔摩斯一样，人人都没见过，但人人心里都有一幅标准像。

显然，这幅标准像也得归功于华纳公司的再创作，不喜欢过度开发的罗琳阿姨拒绝了可乐巨头的商业邀约，但她没办法拒绝来自电影的诱惑，时至今日，电影几乎成为公共文化形式的王者，当罗琳笔下的人物真正在银幕上活起来时，或许她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在创造一个时代的文化偶像。

小说早就结束了，但悬念尽失的剧情依然吸引了无数影迷。《哈利·波特》最终集不断在创造着商业电影的新纪录，没什么可说的，在商言商，胜者为王，在历经了《混血王子》和《死亡圣器(上)》的惨淡口碑后，叶茨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华纳，更是为电影，赢回了足够的尊严。

《哈利·波特》已经红成一种“现象”了，对“现象”级的电影作品来说，任何一种单一视角的评论都将是索然无味的。我们能从电影中找到的意义太多了，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情感，关于信任，关于种族主义，关于极权政治，几乎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从电影中搜寻到阐释的依据，甚至有人还写了本名为《哈利·波特与国际关系》的书，而这些被评论出来的意义，恐怕大都非罗琳阿姨的初衷。

纯粹从商业片的角度来看，《哈利·波特》的成功，当然首先是剧本的成功，在小说到电影剧本的删改中，悬念设置被保留得十分完美，每一集都有一个集中的分悬念，分悬念解决后，立马会跟最后决战的总悬念结合起来，从不让观众悬着的心掉下来，这显然成为了能让观众们注意力集中十年而不转移的核心秘技。而魔法与现实世界交织的时空设置(包括时光倒流)，则成为呈现视听奇观的绝佳演武场。此外，魔法电影在西方文化中的独特气质也成为《哈利·波特》独步天下的不二法门。一般来说，在基督教的语境里，拿这些“异端”魔法说事的电影只能归入邪典B级片的序列里，但华纳成功地保持了《哈利·波特》的主流身段———披上一件儿童片的外衣，很多敏感的信仰问题都被消弭于无形了。

纵观世界电影史，像《哈利·波特》这样首尾相连的系列电影十分罕见，“哈利八部”完全是按照统一的拍摄方案执行的，其集数之多、投资之大、影响之广、连续性之强，都堪称影史罕见，早期电影史上层出不穷的系列短片与之断不可同日而语。而演员与片中角色的合体，也成就了世界影坛的一段佳话(这无疑使得邓布利多的换角更具悲剧性)。

说一千道一万，其实什么电影都没有我们曾经的十年光阴更有意义。在这十年里，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老师、敌人们共同成长，而《哈利·波特》的读者和观众也在升学、毕业、就业、失业、结婚(离婚)中谱写着自己的人生。蓦然回首，一生中最有朝气的十年就这样悄然逝去了。魔法只是浮云，唯有实实在在的记忆才是我们最可宝贵的东西。这个夏天，哈利·波特即将离我们而去，这意味着一代人的青春结束了。

导演张猛

影片《钢的琴》剧照

放映厅里只坐着4个人，空荡荡的。财经作家吴晓波看完了一部名叫《钢的琴》的电影。

7月的一个晚上，吴晓波无意间在杭州一家电影院的海报上发现了这部以下岗工人为主角的电影。这部投资只有500多万元的小成本影片，夹在《建党伟业》和《变形金刚3》之间短暂的空当儿上映，显得很不起眼。

《钢的琴》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男主角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在国企转制的年代下了岗。妻子改嫁富裕商人，陈桂林独力抚养女儿。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中年人和几个老工友一起组成了一支小乐队，专门做婚丧嫁娶的生意。

生活本来就要这样凑合着过下去，可正在读小学又极其喜爱弹钢琴的女儿提出要求，父母谁能送给她一架钢琴，她就和谁生活。穷困潦倒的陈桂林拿不出这笔“巨款”，便忽悠了曾经是工友，如今分别是女歌手、全职混混、退役小偷、落魄大哥、退休工程师和猪肉贩子的几个人，硬生生地在已经废弃的车间，用钢造出了一架“钢的琴”。

中国目前约有8000块银幕，留给《钢的琴》的很少，它仅仅挤进了几十家影院。可编剧宁财神去看电影的前一天晚上，还是忍不住称心情“很紧张”，毕竟，这可是一部“迄今‘零恶评’的电影”。几天后，这位著名的编剧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影评：“祝愿未来能出现更多这样的作品，输了现在，赢了未来，10年后，许多商业电影都从碟店消失，但《小武》和《钢的琴》这样的电影，还会继续卖下去。”

在吴晓波看来，《钢的琴》带给当今中国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停留在电影领域。“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2000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

但正是这部电影直面了几乎快要被这个社会遗忘的人群。“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承担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吴晓波写道。他这篇影评的标题，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林青霞

“不要叫我大美人，不要叫我大明星，我现在是作家作家作家！”——曾经的大美女和大明星林青霞在香港书展上推介自己的处女作新书时如此说道。虽然没亲临现场，但还是从这句话中读到了江雁容式的娇嗔，1973年，因出演琼瑶小说《窗外》里的江雁容，林青霞大获好评，2011年，林青霞出版图文集《窗里窗外》，35年，林青霞始终没有离开属于自己的那扇“窗子”。

林青霞早期出演的电影如《窗外》、《我是一片云》、《月朦胧，鸟朦胧》的时候，内地人还被大饥荒的阴影笼罩着，肚皮中一点油水都没有，怎谈精神享受？她真正的大红大紫，还是上世纪90年代《新龙门客栈》、《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白发魔女》、《东邪西毒》等在录像厅反复播放之后。她的纯真与朴实、性感和细腻，让当时无数青少年为之心动。

在早期，林青霞是琼瑶的银幕代言人，琼瑶时代也需要这样一个完美、年轻的女子，通过银幕来传递人们情感复苏后的心理需求。如果说琼瑶用她的文字给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造了一个曼妙的梦，那么林青霞就是这个梦的代言人，让人们无所寄托、虚无缥缈的情绪有了明确的寄托。林青霞和秦汉这对组合，身上既有对传统式才子佳人的继承，又有新时代人物敢于表达和追求的勇气，难怪会成为“言情时代”当之无愧的最佳代言人。

鼎盛时期，林青霞选择出演大量武侠片，由她主动寻求演技突破的原因，但更多是电影消费潮流将她推到了另一个领域。观众惊奇地发现，以往在言情电影中柔弱无比、楚楚可怜的林青霞，居然在武侠电影里可以如此英姿飒爽，这种形象上的差异感无疑对塑造偶像林青霞大有帮助，她也因此达到事业顶峰。林青霞和张曼玉，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女星，她们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如同宋丹丹在小品中所说的那句“我十分想见赵忠祥”一样，在林青霞急流勇退之后，很多影视作品都借助角色形象甚至台词的方式表达了“十分想见林青霞”的愿望，这是对一个传奇女星特殊的致敬方式，人们把林青霞送到了“女神”级别的位置，国际小行星中心将38821号小行星改名为林青霞，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这样的待遇，给了林青霞荣耀，也给了她巨大的压力，乃至于每次复出传闻，最后都没有变成现实，也许，作为女神最好的结局就是，退隐之后永不复出，保持那种神秘姿态。

但林青霞还是复出了，只不过是以作家的身份，而非大美人、大明星的身份。物是人非、美人迟暮，即便辉煌如林青霞者，重归影像也不会再有多大的竞争力，但文字是没有容貌且不受时间限制的。林青霞采取了最好的复出方式，她书写得好与坏不重要，如同我们不能要求宋丹丹、倪萍的书有多高的文学性一样，作为明星，亦不要对林青霞的书有过高期待，事实上她写了、出版了，就是件好事，通过她的文字，可以还原当年娱乐圈往事，成为读者的一辆怀旧列车，如此已经足够。

导演张猛

影片《钢的琴》剧照

放映厅里只坐着4个人，空荡荡的。财经作家吴晓波看完了一部名叫《钢的琴》的电影。

7月的一个晚上，吴晓波无意间在杭州一家电影院的海报上发现了这部以下岗工人为主角的电影。这部投资只有500多万元的小成本影片，夹在《建党伟业》和《变形金刚3》之间短暂的空当儿上映，显得很不起眼。

《钢的琴》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男主角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在国企转制的年代下了岗。妻子改嫁富裕商人，陈桂林独力抚养女儿。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中年人和几个老工友一起组成了一支小乐队，专门做婚丧嫁娶的生意。

生活本来就要这样凑合着过下去，可正在读小学又极其喜爱弹钢琴的女儿提出要求，父母谁能送给她一架钢琴，她就和谁生活。穷困潦倒的陈桂林拿不出这笔“巨款”，便忽悠了曾经是工友，如今分别是女歌手、全职混混、退役小偷、落魄大哥、退休工程师和猪肉贩子的几个人，硬生生地在已经废弃的车间，用钢造出了一架“钢的琴”。

中国目前约有8000块银幕，留给《钢的琴》的很少，它仅仅挤进了几十家影院。可编剧宁财神去看电影的前一天晚上，还是忍不住称心情“很紧张”，毕竟，这可是一部“迄今‘零恶评’的电影”。几天后，这位著名的编剧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影评：“祝愿未来能出现更多这样的作品，输了现在，赢了未来，10年后，许多商业电影都从碟店消失，但《小武》和《钢的琴》这样的电影，还会继续卖下去。”

在吴晓波看来，《钢的琴》带给当今中国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停留在电影领域。“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2000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

但正是这部电影直面了几乎快要被这个社会遗忘的人群。“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承担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吴晓波写道。他这篇影评的标题，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其实我对豆瓣影评比对同行的影评更有兴趣，前者代表社会心态、社会话语，后者则是专业的、规范性的东西。”昨日在“电影批评：理论演武场”的谈话中，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笑着表示。

在这场谈话中，电影学者戴锦华与中国电影基金会副会长崔君衍聊及电影环境、影评功用、女性主义等多个话题。戴锦华认为，作为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漂亮的、有钱的女性，享受到的自由和权利比原来多得多。“但是女性作为社会整体的状态在下滑。”

戴锦华作为一名文化研究学者，电影对她而言更是文化研究的对象。“现在一提女性主义就好像被贴了标签，我大概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说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人。”以女性主义解读各类文本一直是戴锦华所擅长的。

戴锦华认为，女性主义理论进中国一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是个看到西方理论就觉得应当引进的年代，二是解放后中国妇女在法律上成了全球享有最高权利、最平等的群体，但在极高的法律地位之外，是所有性别言说的空间被封闭，“社会地位空前高，性别意识空前低。”而做了几千年的“第二性”后，女性突然被放在这样的地位上，是需要调适、学习的，这也是她们当时将Femalism翻译成女性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的原因，因为要侧重意识，而非权利。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中曾出现《红色娘子军》海报，但戴锦华认为，父权意识仍是各类叙述的潜在编码。改革开放后，这一情况又出现变化，女性意识增强，但是现实地位下滑。戴锦华认为，拨乱反正的性别实践就是男权重建，其成功导致女性整体社会地位随之下滑。“更准确地说，是女性整体被分化，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漂亮的、有钱的，享受到的自由和权利比原先多得多。但是女性作为社会整体的状态在下滑，比如在整个职业分布和就业当中公然出现的性别歧视。从整体上看，是个持续倒退的过程。”

另外，两人还对如影评人是专职“开电梯的人”的无用角色这种说法进行了讨论。崔君衍将其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进行认知，认为影评人的作用不是开电梯，而是手持钥匙去打开不同的滑动门，带给观众不同的理解与认识。电影诞生过程中，受到许多理论的推动，新浪潮电影就是典型案例。戴锦华则将此问题置于当下语境，在市场意义上，观众作为消费者，需要专业影评人扮演有信誉有操守的消费指南，可以看作消费市场的必然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