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男孩》可谓是近一年多来最成功的微电影作品。

刘烨、黄渤参加“7电影”项目发布会，演员当导演拍微电影已成趋势。《指甲刀人魔》（右上）是植入广告较为成功的微电影，而《再一次心跳》（右下）则植入广告生硬。

“微电影”三个字诞生至今，不过短短一年多。然而，这个充满中国特色的概念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在国内掀起了一阵“人尽可微”的风暴，优酷、爱奇艺等网站纷纷推出微电影“大动作”，从导演姜文、顾长卫、贾樟柯到演员黄渤、郝蕾等纷纷“下海”拍起了微电影。某协会还宣布推出“中国微电影发展蓝皮书”。日前，改版后的重庆卫视把在新媒体播放的微电影搬到了电视台播放，这一举措也引起关注———微电影火了，而由于概念过度滥用且被困在“广告长片”的局限里，微电影质量不高，佳作缺失。当过度消费后它是否还能继续保持生机？

■ 什么是微电影

2011年，随着《老男孩》《66号公路》《指甲刀人魔》等一批口碑之作问世，微电影概念应运而生，并日益成为影视制作者、视频网站和广告商眼中的“当红炸子鸡”。不过，面对形形色色良莠不齐的视频内容都打着“微电影”的名义行走江湖，难免会让人产生疑问：“微电影”到底是什么？

记者走访的业内人士普遍表示，通常而言，微电影指作品时长在3-30分钟，有完整故事情节，适合在新媒体上观看的视频内容。还有人把2005年胡戈炮制的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视作国内微电影的“鼻祖”。不久前参与“十二星座”微电影计划的导演陆川便直言，他认为微电影就是由以前的短片演变而来，只不过微博诞生后，短片也赶时髦换了个“微电影”的新名称。

《广告导报》总编辑、资深制作人凌平认为，既然美其名曰“微电影”，那就意味着品质比当年的网络短片更为高级、精良，在拍摄手法、要求、水准上与电影趋近，“简言之，微电影就是微型电影”。

■ 行业现象

尽管业内人士普遍把“电影化”当成微电影的重要指标，但对于许多“趁热打铁”一头扎进市场的试水者而言，“微电影”不过是一块“看上去很美”的金字招牌。例如不久前某牛奶品牌推出网络短片《不会说话的女孩》，片中用一大堆碎片式的“小清新”生活花絮来描述一对年轻情侣的恋爱故事，整部短片缺乏足够的故事性和完整的结构，看上去更像一支MTV或者加长电视广告片，冠之以“微电影”未免不适合。

无独有偶，女星王珞丹主演的4分钟短片《超极本来了》虽然力求营造“碟中谍”的气质，但全片仅仅搬弄了几个场景和小桥段，同时，广告商英特尔的“超极本”产品充斥画面，引来不少网友炮轰：这不是微电影，这只是彻头彻尾的英特尔长篇广告！

不仅如此，市面上还涌现出了名目繁多的财经微电影、环保微电影、星座微电影……其中混迹着诸多不符合技术标准，却生搬硬套“微电影”概念的玩意儿，不仅让网友产生审美疲劳，也透支了微电影的概念和价值。“所谓微电影，起码要用电影语言来制作，拥有完整的故事脉络和情节。如果什么都能叫微电影，那就乱套了”，凌平表示。

2012年4月22日，詹姆斯·卡梅隆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不到一个月前（3月29日），卡梅隆乘坐“深海挑战者”号，下潜至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约10898米）探险。单人完成这样的举动，在世界上是第一次。他接下来的计划还包括去看看中国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 （Jonah M. Kessel/图）

2012年4月22日，詹姆斯·卡梅隆到北京还不满24小时，便开始迎接连轴转的采访。

卡梅隆显然是北京国际电影季最抢手的人物。此前他的《泰坦尼克号》3D版，在中国创下首周票房过5亿元人民币的纪录。

采访前，他一再通过助理提醒各大媒体：请多多将采访重点放在他的公司（CPG）、3D和5D的话题上。

在酒店，卡梅隆翘腿坐在宽大的沙发上，浅蓝色衬衫和深蓝色西服，是他钟爱的打扮。虽然在北京，但他还是把采访机会先留给了美国媒体。对于CNN、纽约时报等媒体来说，卡梅隆是一个“重要”但非“大帝级”的采访对象。就像《泰坦尼克号》3D对美国来说，票房涨势不如中国强劲——对中国观众而言，《泰坦尼克号》是一次集体记忆。

《孙子兵法》导演胡波对卡梅隆来北京参加电影季帮了大忙。4月24日，CPG正式与《孙子兵法》签约，负责监制该片的3D部分。

CPG偶尔会收到一些来自中国的合作意向，卡梅隆再三强调，“参与3D电影的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如电影《雨果》和《变形金刚3》这样），是CPG的主要发展方向，在中国也不例外。”

对于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卡梅隆的态度和以前一样：百分百乐观。

“我必须尊重这个现实”

南方周末：《泰坦尼克号》3D版在北美没有特别的成绩，在中国却票房惊人，首周甚至超过了美国本土。你有没有分析过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所在？

卡梅隆：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一百周年那天（20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原版与3D版全球累计票房达到20亿美元，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中国票房的成功。至于首周票房中国超美国的原因……我不太确定。我想可能是过去几周里，美国上映了另一部非常卖座的影片《饥饿游戏》，虽然这部片子不是3D版的，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泰坦尼克号》的号召力。

1997年《泰坦尼克号》在美国首映时，掀起了影迷的狂热，在中国，当时更多的人只是看了碟而已，虽然票房也算成功，但如今，大概有两千八百多家影院放映。

当时中国几乎还是个未发掘的电影市场，中美市场并不具有可比性。有趣的是，虽然《泰坦尼克号》早有无数盗版，大部分中国观众也早已看过，它在中国仍然创造了票房奇迹。我想3D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南方周末：《泰坦尼克号》3D勾起了很多人的怀旧情结，你怎么理解这种怀旧？

卡梅隆：怀旧情结，我很理解。当年陪着你的那个人去哪儿了，是不是结婚了，是不是已经有了五个孩子……哦不对，在中国你不可能有五个孩子。

南方周末：中国的微博上流行一个说法，卡梅隆也被骗了，因为他误认为中国广电总局删掉3D版中裸戏的原因是怕男观众站起来伸手去摸，你在访谈里也这么说，你是真的信了吗？

卡梅隆：哈哈，当然不是。我是在科尔伯特的访谈节目（《科尔伯特报告》，CNN的一档脱口秀节目）里这么说的，可那是个喜剧脱口秀。我当然没被骗，我只是接着讲笑话罢了。

南方周末：但3D版的确被剪掉了一部分裸露镜头。你在科尔伯特的访谈里说：“只要有市场，他们喜欢怎么剪就怎么剪。”这也只是讲笑话吗？

卡梅隆：首先，没有任何电影人会喜欢自己的电影被剪。我做电影，是想让观众看到我希望他们看到的那个版本。删减镜头就好像你画完一幅画，还硬在上面再加几笔。但我并不想对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指手画脚。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必须尊重这个现实。

虽然我不喜欢我的电影被删减，但我必须说，在中国的删减，跟在中东、马来西亚等地的删减，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我打死也不想去看那些地方的版本。

中国只是删了几个裸露镜头，电影本身远远要比那几个镜头强大多了。如果有人只是为了看凯特·温斯莱特的乳房而来看这个电影，去他的吧。整部片子可看的内容太多太多了。

玛尔塔和埃玛

克里斯托弗和科尔

杰姬和杰茜卡

　　六岁的约翰娜-吉尔爱护地把一只手搭在姐妹伊娃的肩上。这对双胞胎都有轻微的自闭症，而这种疾病与遗传基因有关。

　　卡米尔-基特和姐妹肯纳利参与了这一部惊悚恶搞小电影的拍摄，但即便在不拍电影的时候，两人还是喜欢穿一样的衣服。这对双胞胎姐妹同时也是专业竖琴手，以前还一起当过跆拳道教练。

　　内德、弗雷德-米切尔兄弟迈着一样松松垮垮的步子，在南开罗莱纳州查尔斯顿的水边溜达。他们于1996年退休前，就在当地做维修潜艇的工作。对于像米切尔兄弟这样的双胞胎来说，二人同步的生活显得发乎自然。

　　当道格-马尔姆和双生兄弟菲尔遇见吉尔-拉森和她的同胞胎妹妹杰娜时，道格让拉菲“挑一个，以后可别换啊。”如今，两队夫妇同住在爱达荷州的一座大房子里，家里的成员还有菲尔和杰娜之子蒂姆，以及道格和吉尔之女赖莉。

　　每年夏天，八月的第一个周末，总会有成千上万对双胞胎齐聚于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双生堡，它坐落在克利夫兰市东南边，是近两个世纪前由一对同卵双生子给它命的名。

　　他们成双成对地到来，为的是参加“双胞胎节”，在三天里欢宴不休：野餐，才艺表演，还有面貌相似度比赛。这节庆已壮大成了全世界最热闹的一场双胞胎集会。

　　密歇根州芬顿市沃尔夫家的戴夫、唐两兄弟每逢此节必至，已连续参加了好几年。他们与来这里的大多数双胞胎一样，都很享受彼此共度的时光。事实上，这两名53岁、蓄着全无二致的垂胸长髯的重型卡车司机，在过去18年里已一同驶过了差不多500万公里的路程，动辄拖着装满从纸尿裤到浓汤罐头等各式商品的货仓横越全美。漫漫途中，一人把持方向盘，另一人便在其身后的铺位上打盹儿。他们收听同样的基督教乡村音乐电台，对联邦政府有着同样的保守派吐槽，大嚼相同的老三样公路餐——辣香肠、苹果、淡味柴达奶酪。休假的时候，他们一起打猎或钓鱼。这样的生活方式适合他们。

　　“肯定是双胞胎的缘故。”唐说。

　　节庆的这天下午，两兄弟顺道进了一间科研帐篷。主持这项研究的是联邦调查局、圣母大学和西弗吉尼亚大学。在这顶大大的白色帐篷里，技术人员用高分辨率相机给一对对双胞胎拍照，采集他们的指纹并扫描其虹膜，以检验最新的面部识别软件能否把他们区分开。

　　“虽说同卵双生子在咱们眼里可能一模一样，数字成像系统却能分辨雀斑、毛孔、眉毛弯处的微细差别。”圣母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帕特里克· 弗林说，但迄今为止，即便是市面上最先进的系统也会被光线的变化、面孔表情及其他干扰因素所蒙蔽，无论对双胞胎还是普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由于沃尔夫兄弟的大胡子遮住了半张脸，更是难以识别。他们俩似乎觉得这事儿挺逗的。“他们拍了我的照片以后，”戴夫说，“我问一个家伙，假如我出去作一桩案子，然后回家刮了胡子，他们能看出是我干的吗？他别别扭扭地看着我说，‘大概够呛。但你可别真出去犯罪啊。’”

　　先天与后天

　　弗林这帮人并非唯一来此调研的科学家。经活动组办者点头，好多科研队都在场地边缘的一片停车场上搭了篷子。在联邦调查局研究组旁边的帐篷里，来自费城的莫内尔化学感应中心的研究者让双胞胎们各饮一小杯酒，查看他们是否有着同样的味觉反应。再旁边是克利夫兰市“大学医院”的大夫们，正就女性健康问题对双胞胎姐妹进行问卷调查。场地另一边还有一名宝洁公司的皮肤病专家在向双胞胎们采访皮肤损伤方面的问题。

　　对这些科学家乃至全世界的生物医学研究者来说，双胞胎提供了一个分清基因与环境的影响——即先天与后天——的宝贵机会。由于同卵双生子是单个受精卵一分为二后各自发育而成，他们(她们)基本上拥有相同的遗传密码。二人之间的任何差别，例如其中一个拥有更年轻的皮肤，则应是缘于日晒之类的环境因素。

　　另一方面，通过比较同卵双生子与异卵双生子(来自不同受精卵的双胞胎，通常有一半DNA彼此重合)的人生经历，研究者便可量化基因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程度。如果同卵双生子在某种疾患上比异卵双生子有着更加接近的表现，那么人类对这种病的脆弱性肯定至少有一部分源自遗传。这两个分别掂量环境与遗传之影响的研究方向取得了不少关键成果，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先天与后天如何相互作用，逐步造就我们的性格、行为和对疾病的脆弱性。

　　然而，双胞胎研究的一些最新结果却令科学家们得出了一个激进的、近乎异端的新结论：在人成长中起作用的基本作用力并非只有先天和后天两种！根据近年兴起的一种表观遗传学学说，还有第三种产生影响的因素，它有时会充当沟通环境与基因的桥梁，在另一些时候则独立发起塑造生命的运作。

三联生活周刊：将个人经历的和自己的电影作品贴近，在中国电影中是很少数派的存在，很多人用“坚守”之类的字眼形容王小帅电影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其中诚实地从自我出发的态度是最难得的。

王小帅：确实是我们很少拿电影当艺术叙事工具来看，在我们的语境里，电影好像永远得和文学之类的叙事工具有决绝的区别，电影里不能说自己，要么娱乐观众，要么得说工农兵的事。但我觉得所有人都不能正视自己，反而是创作理念上的一个大漏洞，不看自己的内心，便不能把自己的内心在作品中相应地投射。

事实上我也是很懵懂地走上这样一条路。最早拍《冬春的日子》，还真的是为满足对拍摄感觉的迷恋，刘小东是朋友，就图方便拿摄影机拍他，当初他就是内心很苦闷，我也一样，也只好这么拍。当然后来也一点点发现以个人为出发点的价值所在，体会到个人的体验其实是组成历史、艺术景观的根本，也是其丰富性所在。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从来不会对主流商业片产生兴趣？

王小帅：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常常体现为一窝蜂，东风西风地吹来吹去，但我觉得自己性格里有自闭的一面，除了自己闷头做自己喜欢的电影，别的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这该算是无奈。前一段我读了一段黑泽明的访谈，好像黑泽明都遇到这个问题，有人说你赶快拍个商业电影，让老百姓看看，黑泽明说没办法、无可救药，我就喜欢这么做电影，《七武士》大受欢迎是碰巧和大众产生了共鸣。连大师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也没法过分要求自己（笑）。

三联生活周刊：显然《我十一》依旧用的是“电影书写”的方式来处理严肃话题，但不仅影片本身故事性很强，中间甚至闪过些好莱坞儿童探险片式的烂漫童趣，这无疑很大程度上舒缓了面对历史的沉重和痛楚，这种极好的平衡能力来自你的性格么？

王小帅：对，这也是我的毛病，就是中庸。我不是人们说的“艺术家疯子”那种，而且我觉得恰恰电影是需要控制和平衡的，比如想最大程度上传递你的概念，便需要控制，让观众在一种不要太传统，也不要太各色，同时也有作者趣味的情境里接受你的信息。

实际上《我十一》也在极力避免社会给大家传递的电影观念，我不欣赏要么笑抽了风、要么哭瞎了眼的电影表意方式，这是我所不认同的，也是我所避免的，我觉得电影书写中渗透的感动，是要心跟心地对应，不见得要哭出来。生活里，我看到别人哭是很害怕的，我会躲远，不打扰哭泣的人，所以我不愿用哭和笑来和观众交流，我更愿意在一种相对理性的角度，相对可控地、优雅地打动观众。

所以从第一个电影开始，总有些“专业人士”会为我惋惜和叹息，说“就差一点点，眼泪刚要出来你又给剪掉了，功力就差一点点”。但我始终想尊重观众自给自足自立，理性地看待我的作品，而不希望煽动别人的感情达到自己的目的。后来的很多阅读经历，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等，都使我更坚信自己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你的《扁担姑娘》，曾经因为没有通过审查而放弃了海外电影节的入围资格，当时这对于一位起步阶段的年轻导演的损失可想而知，甚至你也曾一度自嘲为“出手必伤人导演”，而如今看来《青红》、《我十一》这样的电影也都获得了市场的准入资格，这算是所谓的转暖迹象么？

王小帅：我觉得对于一个年轻导演或者是想做纯粹的电影的人来说，其实环境是越来越恶劣了。因为中国电影工业化其实刚刚开始，处于原始积累阶段，从10亿票房到30亿、50亿、100亿、130亿元，市场化速度确实惊人，也似乎空间无可限量，但工业化建设必须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大量的投入和精力，所以现在优秀的导演，有能力的制作和投资人，都在致力于这个，这是无可非议的。但这个过程中，我们容易忽略市场本身的健康、均衡和善意。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第六代”中难得态度温和而乐观的导演，相对于别的“第六代”导演对于体制和市场文化环境的控诉，你甚至反而常说自己是幸运的。

王小帅：我是幸运的。当初拍《冬春的问题》，虽然也有政策的问题，制度相对滞后，但特定的环境下也产生了一些所谓的影响，毕竟从一开始自己做的东西引起了关注，于个人成长意义重大，比现在很多年轻人拍出作品，便在商业大潮中淹没要幸运得多。

所以我始终用感恩和回馈的态度拍片，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市场，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资格。每个片子拍出来后，我都会“不要脸”地放到电影院去宣传，哪怕只能是碎碎叨叨地去传播，我也不放弃，因为观众给我拍电影的资格。

即便如此总有人会疑惑我怎么生存，我觉得是把对生存的期望放低吧，看别人拍电影拍出了十几个宅子的时候，能真心无所谓的话，那就也还可以活吧。我希望能做到把用成功换得的物质回报看低一点，从而不自欺地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也试过努着劲儿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比较难以坚持，而把内心想要拍的东西通过自己的三拳两脚拍出来，却是一种幸福的生命体验。

　　科学网(kexue.com)讯 著名导演卡梅隆最近可以忙并快乐着，刚刚探索马里亚纳海沟后，他来到北京出席北京电影节，而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打算，到小行星上去采矿。

卡梅隆欲探索太空、开采小行星

　　这不是电影中的场景，而是在未来真实的场景。近日在卡梅隆创办的行星资源公司发表声明，表示他们将开始一个小行星开采矿产计划。而在近日他们也将举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地点设在西雅特的航空博物馆。

　　根据介绍，行星资源公司探索太空有两个目的，也是开采小行星上丰富的矿产资源，其次是进行太空探索。他们希望日后可以出手小行星的矿产，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太空产业。

　　著名的太空企业家迪亚曼迪斯也参与了研究，他表示：“太空中有许多可以利用的资源，那里就像一座廉价超市，我们可以利用，而这样的举动最大受益者将是人类，我们不必在大肆掠夺地球上的能源，能对地球起到很好的保护。”

　　有专家表示，小行星中含有大量的氧气、金属，这样的物质我们可以带回地球加以利用，对地球资源是很好的保护。

卡梅隆探索马里亚纳海沟

　　这也是卡梅隆又一次大胆的举动，前不久他刚刚成为成功下潜马里亚纳海沟的第三人，不就后他的深海纪录片也将问世。近日卡梅隆在北京出席了北京电影节活动，活动中他也推广了目前科技成分较高的3D电影。相信如果探索太空计划成功的话，未来卡梅隆还将拍摄出关于太空的纪录片。

　　(科学网kexue.com 卡鲁)

　　相关阅读

　　卡梅隆独潜马里亚纳海沟 深海液压泄漏提前上岸

　　卡梅隆计划拍阿凡达续集 或将挑战海洋最深之处

　　组图-卡梅隆探马里亚纳海沟 成世界下潜第三人

　　声明：科学网(kexue.com)独家稿件，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图片取材自《我11》电影海报，右边是王小帅导演，左边是片中那位“11岁的我”。

早报记者蔡晓玮

这一次来到上海，王小帅导演的身份是第九届法国电影展的形象大使。另一方面，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法合拍片、王小帅导演的《我11》也即将于5月11日在内地上映，担任形象大使的王小帅也不忘为自己的新片加紧宣传。

受惠于2010年7月签订的一项合作计划，《我11》的法国上映日期也已经敲定，将于5月9日和法国观众见面。在合拍的过程中，法国政府对艺术片的一些操作手法和政策倾斜也给王小帅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政府干预而形成的商业片、艺术片、院线之间的平衡和循环。“那中国要怎么办？这就是一个问题放在那里，也是我们个人没法解决的。”王小帅说。

前晚，在等待和有“新浪潮教母”之称的阿涅斯·瓦尔达进行对谈的间隙，王小帅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面对这位84岁还在拍电影的老奶奶，王小帅表示了讶异也透露出羡慕，“法国所主张的这种艺术电影的诉求和工作方式可以让一个导演的艺术生命力这么长，令人惊讶。假如让老太太拍《泰坦尼克号》，她是拍不出来的。拍商业片你没有这个体力，早就把你踢走了。但是她做自己的电影，在海滩上做自己的纪录片，这种她是可以的。这是一种不一样的途径。”

生活要往前走，但作品可以穿越到过去

早报记者：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何平导演曾经透露因为中法合拍操作上的一些问题，你把自己的身家900万元都投入了新片《我11》。现在钱还在电影里吗？

王小帅：现在还在里面。这就要看5月11日上映的时候能不能收回一点钱，回不了的话那就赔一点。不过国外的版权现在还在卖，不至于完全不可能回本。压力并不是那么大。同时，这部片子除了市场，还有别的意义。因为这是一个“三线”题材的影片，作为亲历者，我不做就没有人做。而且国内的变化这么大，老城墙拆了，老宅子也拆了，这些“三线”的老厂，早就被夷为平地了。一些故事和素材再不做的话就更加抢不回来了。

早报记者：我对《我11》选择的时间点特别感兴趣。作为你的自传三部曲中的两部，《青红》还有一个名字是《我19》，选择19岁这个年龄段，而这次是11岁，为什么？

王小帅：我们是1960年代中期生人，跟我们玩得比较好的都是1963年到1966年生的这一拨人。这些人出生后正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奇怪，不像更早的那些人，“文革”发生的时候他们是知青，亲身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们并没有，我们那时是茫然无知懵懵懂懂的少年，对大人的世界并不懂。但是长到了10岁11岁，你回头看，家庭各方面还是受到了影响。所以，固然不知道，但影响仍然在。

孟京辉

代表作：《恋爱的犀牛》《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琥珀》。

谈到电影话题他自然想到了娄烨，因为他在影片中运用了“犀牛”的音乐，让孟京辉倍感亲切。不过他的最爱还是《教父》之类的世界经典。他说，蜂巢剧场每年圣诞节都举办通宵电影晚会。而2008年第一届晚会他就要求播放《教父》全集，于是从午夜十二点放到第二天上午九点，他虽然看了好多遍了，但仍津津有味。因为对他来说这部电影影响了他的世界观，是他的启蒙老师。

三联生活周刊：你打游戏吗？你平时使用互联网是什么状态？

谭盾：我的工作就像游戏，“1、2、3”三个音是可以有几亿种玩法，玩到哪天眼泪都掉下来了，你才发现玩到心里去了。30年来的搞音乐历程就是一个游戏的过程，对我来说，我的人生就是游戏，有时候是玩出欢乐，有时候是玩出悲伤。互联网就像毒药，是药都有毒，它是我的精神之药，同时我觉得互联网也是一条看不见的丝路，藕断丝连，形断意不断。

三联生活周刊：互联网会给音乐创作带来什么变化吗？

谭盾：我们现在可以把舞台缩小，也可以把录音的空间建立在任何一个地方。举个例子，前一阵子我做网络音乐Internet交响乐，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空间、任何地域跟任何你想沟通的人排练、合奏。我以前在YouTube上做过一个实验，我把我的指挥放到网上去，发现在收网的时候有200多万人在合奏，在这个指挥棒下，这个网络好像是一个巨大的交响乐团。

一个交响乐有100个声部、100个乐器，但是这100个乐器要合起来必须通过指挥，这个指挥像钟摆的时钟一样有物理的作用，更有精神的作用，物理的作用就是大家要在一起，精神的作用就是它有强弱、有快慢、有虚实，也有高低。如果你把这个钟摆的物理和心灵的钟摆演化成一种网络的形式，放在一个网络的指挥台上面，你就发现这个指挥是一个网络的时钟。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根据这个去参与你的交响乐音乐的合奏，做音乐的交流。

有游戏情结的人好玩，有游戏的人生更好玩，所以没有游戏情结的人和没有游戏的生命是非常枯竭和无聊的。互联网承载的全部都是年轻人，我希望我的音乐永远是被年轻人称赞，我的音乐也希望永远是写给年轻人的。

三联生活周刊：相对而言，互联网是一个比较肤浅的东西，你怎么看待互联网上的娱乐？

谭盾：没有互联网，娱乐化的东西也早就存在，比如说歌剧就是文学、美术、音乐、灯光、化妆、颜色、绘画、舞美各种东西的玩法，那时候电还没发明，等电发明了以后就成了电影了，歌剧就是原始的电影，而电影就是未来的歌剧。有了互联网以后，我就改了，我就不叫电影是未来的歌剧了，我说互联网是未来的歌剧。现在我们怎么玩？肯定玩法是不一样的。所谓严肃的作家、严肃的画家，严肃的音乐家、思想家，我觉得都要在新的时代放下沉重的负担，体力的、脑力的。我一直跟音乐学院的学生们讲，你们千万不要天天拼命地学要做新时期的贝多芬，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贝多芬了，你们学好贝多芬的目的就是要把游戏音乐做好，把电视剧的音乐做好，把电影的音乐做好，网络的音乐也要做好，这个平台变化了。我们有时候常常把不同的东西放在一个相同的界限上去评判它，会造成很短暂的脱离和隔绝，其实这个短暂的隔绝和脱离是一个局限。

三联生活周刊：20年来，你的音乐创作不断带来新奇和先锋的东西。你怎么保持了这种先锋性？

谭盾：我是浏阳河畔出生的，妇女们在河里洗米、洗衣、洗澡，我就跟着妈妈、阿姨、姐姐在浏阳河里玩。湖南民歌说浏阳河九道弯，我们家在七道半那个地方，小时候玩水成就了我玩交响乐的模式。这就是我的一种音乐游戏，叫有机音乐交响乐。其实就是李白的一句诗：“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我们长久以来一直觉得是内容影响形式或者是内容决定形式，21世纪的事情常常是形式决定内容，形式是携带内容或者形式会改变内容。我最近的想法是“网络歌剧”，网络歌剧怎么做？就是连锁性的、纪实性的、参与性的编剧，网络上的不分国界地选拔歌唱演员，舞美的设计可以是光、可以是影，作曲可以是小提琴也可以是水，可以是直接把长江当成琴弦，也可以把雷电的声音采样过来安到歌剧里，一切都是有机的；歌剧中的云彩采用了非洲的云彩，水乐直接引用长江的波涛，舞台第一布景就是老子诞生，我们可以在北欧那边采景，直接就传过来了，这样的东西只有互联网做得到。我的脑子在胡思乱想，但胡思乱想非常重要。

互联网能够成为新艺术的新样态，互联网这个形式会触动很多很多内容的变化。我原来去乡下采风，自己背着几十公斤的录音机，回来听听广播，广播就不错了。可我上一次去湖南和广西边界采集有关“女书”的起源那些东西，直接就在微博上直播，比如我发“瑶族的女人来了，今天晚上要唱《开天辟地》，喝瑶酒，唱瑶歌，瑶族的女人喝酒一个比一个厉害，不醉就听不到真声”。铺天盖地的评论就出来了，过了两小时以后，我发布我采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歌，大家都可以听到。下一次采风，我就可以有一个技术团队，就两个人，一个视频，一个音频，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即时的，几百万人跟着我在乡野里采风，这是多么壮观的事情。

魏德圣

魏德圣是台湾本土男人的典型，外表柔软得像只绵羊，内心却强大得像头狮子。工科毕业的他从电视台节目助理做起，经过15年场记、制片、副导演、编剧的磨练，终于在2008年拍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海角七号》，就是这部作品让他成为最受关注的华人导演。《海角七号》之后他拾起7年前被搁置的《赛德克·巴莱》，经过10个月拍摄形成近5个小时的史诗，影片将于今年5月10日在大陆上映。魏德圣喜欢的电影类型很杂，从影史经典、文艺小清新到商业励志作品无一不包，这些电影给过他从事电影事业的激情，更让他度过“小导演失业”的寂寞日子。

1.《屋顶上的提琴手》（美国）

导演：诺曼·杰威森

用喜剧包装屠杀迫害的悲剧，故事情节宽大而从容。

2.《红磨坊》（美国）

导演：巴兹·鲁曼

华丽而丰富的画面，目炫神迷的视讯特效与节奏感，让人非常的耳目一新。

3.《无人知晓》（日本）

导演：是枝裕和

看完之后有种莫名想要痛哭一场的情绪，而真实故事却比电影中更为残忍。

4.《阮玲玉》（中国香港）

导演：关锦鹏

透过这部电影，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很美的年代的氛围，因而对当时上海的环境感到神往。

5.《悲情城市》（中国台湾）

导演：侯孝贤

它是台湾第一部突破2·28事件禁忌的电影,是挑战权威最指标性的电影。

6.《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中国台湾）

导演：杨德昌

这部电影,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和人物，两者之间完全地融合，让人相信这些人物是真实地活在这部电影里。

7.《美国往事》（美国）

导演：塞尔乔·莱昂内

这是我决定入行的关键性的电影，看后感受特别强烈，对电影行业产生了许多的幻想。

8.《追梦赤子心》（美国）

导演：大卫·安斯鲍夫

对我个人而言，是非常激励自己的一部电影，在沮丧的时候，给予我很大的力量。

9.《四百击》（法国）

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

第一次看完这部电影时有点震撼，电影一直在展现一个孩子逃避大人世界的过程。片尾小孩子跑到海边回头看的镜头，作为观众的我好像变成了男主角，突然被问到，接下来该怎么办？

10.《红高粱》（中国大陆）

导演：张艺谋

这部电影让我看到中国电影的视野，看之前我从没来过大陆电影里的那些画面、辽阔的玉米林、大量的红色运用。这些东西让我和从小看到的历史书、地理书有连接点。

宁浩（娄启勇 摄）

《泰坦尼克号》创国内票房纪录 业内人士劝《黄金大劫案》改档期———

3D版《泰坦尼克号》自10日上映以来，票房呈现出疯狂的态势，已经刷新中国电影市场的多项纪录。由此，外界劝宁浩将24日上映的《黄金大劫案》的档期后移，避一避风头，但日前宁浩在与知名画家岳敏君跨界对谈时却坚定地表态：“我不会改期，都到家门口了，再跑，不合适啊，局势是这样了，这时必须迎难而上。”

昨日，导演宁浩和岳敏君把酒言欢，在宋庄大红大紫会所共同揭幕由岳敏君为宁浩喜剧冒险新作《黄金大劫案》专门打造的艺术海报，而宁浩首部著作《宁浩 混大成人：宁浩林旭东对谈录》也于当场发布。

尽管宁浩的《黄金大劫案》颇受关注，但目前市场仍在由3D《泰坦尼克号》主导，该片已经刷新中国电影市场的多项纪录。在14日，《泰坦尼克号》以1.22亿的票房超过《变形金刚》，创造中国单片单天的票房纪录。以至于下周的好莱坞影片《超级战舰》和《灵魂战车2》都会受到一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留给4月24日上映的《黄金大劫案》的空间实在有限，外界都劝宁浩将新片的时间往后排。 但宁浩面对外界的“谋略”却不为所动，他说：“这些提议都很善良，非常感谢，但是，局势已然是这样了，再跑就不合适了，这时必须迎难而上。”宁浩认为，中国电影不必谈好莱坞而色变，“中国电影有不同于好莱坞电影本身的特质,这么多年，虽然我们在电影工业的制作水平上是有不足的地方，但是中国观众对于自己这方水土上的文化和生活的感受，不是一个《泰坦尼克号》就可以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