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贝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珍· 古道尔对人类的“重新定义”，而在于她为野生猿类的行为研究建立了新的、极高的标准，在关注个体特征的同时着眼群体行为模式。她创立了一个研究项目，建立起一套草案与规范，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实际上，她在科学界与黑猩猩群体间搭起一座桥梁，而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当时女性的能力范围。冈贝项目在多个层面上得到扩展，经受了危机的考验，所发挥的作用是珍和路易斯· 利基始料未及的，所引进的研究方法(卫星测绘、内分泌学、分子遗传学)和提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动物行为研究的领域。比如，不需捕捉或接触猩猩，便可采集粪便标本，对标本进行分子分析，可带来有关猩猩之间遗传关系的新启示，并在某些猩猩体内发现病菌。然而，在这一科学壮举实现50周年之际，一个尖锐的讽刺仍然萦绕在其中心——我们对冈贝黑猩猩了解得越多，就越为其延续生存的严峻形势感到忧心。

　　有两样发现尤其令人担忧，一个是地理问题，另一个是疾病问题。人类最热爱、研究最深入的黑猩猩种群被隔离在一片孤岛般的栖息地上，这片生境范围太小，无法维持猩猩群的长期生存。同时，如今有些成员看似正死于猩猩艾滋病。

　　从野外生涯一开始，珍· 古道尔就一直面临如何对黑猩猩进行研究，以及根据观察到的行为可做出何种推断的问题。在她结束第一个野外考察季后，路易斯· 利基告知她下一个塑造其职业生涯的伟大设想：他将帮她拿到一个剑桥大学动物行为学专业的博士研究项目。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博士学位都让珍可望不可即。首先，不管怎么说，她毕竟连本科文凭都没有；其次，她一直立志成为博物学者，或者记者，但“科学家”的头衔是她做梦也没有想过的。“我当时甚至不知道动物行为学(ethology)是什么，”她前不久告诉我，“好长时间以后，我才弄明白，它指的就是对行为的研究。”被剑桥大学录取之后，她马上发现，自己与学界前辈和权威专家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得知自己之前的做法全然错误，让我颇为震惊。以前的做法被全盘否定。”当时，她已获得在冈贝15个月的野外考察资料，其中大部分来自对黑猩猩个体的耐心观察。她给这些猩猩取名白胡子大卫、迈克、奥吕、菲菲等等。这种把猩猩人格化的做法在剑桥却不吃香——为非人类的动物赋予个性与感情是拟人论，而不是动物行为学。

　　“所幸，我回想起儿时的第一个老师，它告诉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她的第一位老师是她养的狗，拉斯蒂。“与某种大脑高度进化的动物共度一段生命时光，你一定会发现，动物也是有个性的。”她奋起反驳主流观点(温婉有礼的珍在立场上却从不退让)，并于1966年2月9日成为珍· 古道尔博士。

　　1968年，小小的保护区也经历了自己的毕业典礼，成为坦桑尼亚冈贝国家公园。此时，珍已开始获得国家地理学会赞助的研究经费，她结了婚，做了母亲，成为举世皆知的名人。其成名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她为本刊撰写的报道，以及在电视节目《古道尔小姐与野生黑猩猩的故事》中亮相时清秀且自信的形象。为使野外考察营获得资金援助，持久运作，她把其改组为“冈贝河研究中心”(GSRC)。1971年，她出版了《黑猩猩在召唤》一书，其中记载了她在冈贝的早期研究与历险，后来成为畅销书。大约在同一时期，她开始收学生和研究员，来帮助她在冈贝进行数据采集等研究工作。

　　路易斯· 利基对珍在灵长类动物学中的影响力大肆夸耀，而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冈贝同僚们则默默无闻地延续她的事业，其中包括理查德· 兰厄姆、卡罗琳· 蒂坦、克雷格· 帕克、蒂姆· 克拉顿-布罗克、盖佐·泰莱基、威廉·麦格鲁、安东尼·柯林斯、谢德拉克·卡门亚、吉姆· 莫尔和安妮· 普西。其中最后一人，普西，现在是杜克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及系主任，同时担任珍·古道尔研究会(成立于1977年)灵长类研究中心负责人，她的一项职责就是监管长达50年的冈贝野外黑猩猩研究中积累下的资料——包括笔记本、日记册页、检查表等，有英语的，也有斯瓦希里语的，装了满满22个文件柜。

　　50年的研究历程中遭受过一次灾难性打击。1975年5月19日晚，从扎伊尔跨过坦噶尼喀湖而来的士兵绑架了三个美国年轻人和一名荷兰女性，四名人质最终得到释放，但冈贝河研究中心招募海外研究员和助手的行为似乎已经不再保险。

　　英国人柯林斯当时是一名年轻的生物学家，留着络腮胡，对狒狒有着浓厚的兴趣——狒狒是冈贝另一种易见的灵长类。除了狒狒研究之外，他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还阶段性地在珍· 古道尔研究会和冈贝河研究中心扮演重要的管理者角色。他如此回忆1975年5月19日：“那一天，就冈贝而言，整个世界陡然巨变。”那晚柯林斯不在现场，但之后立即赶回，帮助处理后续事务。“也不完全是坏事。”他告诉我。坏消息是，外籍研究员无法在冈贝继续工作了，珍自己在许多年里也不能在那里工作，除非有军队护送。“好消息是，第二天，数据收集的工作就立即由坦桑尼亚当地的野外考察团队接手。”当时，这些坦桑尼亚人在数据收集方面都已接受过至少一年的训练，但仍然仅仅发挥着追踪仪的作用，帮忙找猩猩、辨认植物，并且保证白人研究员在天黑前安全回到营地。随后就发生绑架事件。“从那天起，接力棒就传给了他们。”柯林斯说。只遗失了一天的数据。今天冈贝黑猩猩研究团队的带头人是加博· 保罗，监督着美多迪· 维亚姆皮、马贡贝· 叶海亚、阿姆里· 叶海亚等23名坦桑尼亚人的野外观察和数据收集工作。

　　对冈贝造成影响的灾难不仅仅是邻国蔓延而来的人类武装矛盾，黑猩猩内部的政治关系也常充斥着暴力。1974年开始，卡塞克拉群落(冈贝研究的重点)对一个叫做卡哈马的小群落发起一系列血腥袭击，这段侵略时期在冈贝年鉴中被称为“四年战争”，这场战争导致部分黑猩猩死亡，卡哈马群落遭彻底歼灭，其领土被卡塞克拉兼并。在卡塞克拉群落内部，雄性为争夺首领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同样充满政治和暴力色彩，而雌性中也出现过若干起母猩猩杀死竞争对手幼仔的案例。“刚到冈贝的时候，”珍写道，“我以为黑猩猩比人类更友好，但时间证明并非如此，它们有时和人类一样邪恶。”

　　冈贝从未有过伊甸园般的安宁，疾病也不时入侵。1966年暴发一种致命病毒(很可能是从附近人类身上感染的脊髓灰质炎)，导致六只猩猩死亡或失踪，另有六只局部瘫痪。两年后，一种呼吸道疾病(流感？细菌性肺炎？)蔓延开来，白胡子大卫和另外四只黑猩猩失踪。1987年，又有九只黑猩猩死于肺炎。这些事件反映出，猩猩极易受到人类所携带病原体的感染，同时也说明冈贝的科学家们为什么对传染病的研究课题极为关注。

　　这种关注因公园边界外发生的环境变迁而升级。数十年来，周边村民为维持基本生活而艰苦斗争——从陡峭的山崖上砍木柴，在山坡上种植作物，旱季时焚烧草场和灌木制成肥料，生儿育女并努力将其喂养成人。20世纪90年代初，森林砍伐和腐蚀把冈贝国家公园隔离成一座生态孤岛，受到人类的三面夹击，第四面则是坦噶尼喀湖。这座孤岛上生活着大约一百只黑猩猩，按照保护生物学标准，不论怎么说，这一数量也不足以组成能够长期生存的种群——无法规避近亲繁殖的负面影响，也无法抵挡下一场流行病的暴发，而这下一场疾病，可能比脊髓灰质炎更具传染性，比流感更加致命。珍意识到，除了继续对人类深爱的、即将走入绝境的猿类种群进行研究外，还必须做出些别的举措。而且，这些举措除了涉及黑猩猩，还应当考虑到当地人。

　　她在附近的镇子上遇到一个名叫乔治· 施特龙登的德国农学家，并在他的帮助下建立坦噶尼喀湖集水还林与教育计划(TACARE)，该计划在1995年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在24个村落中开辟苗圃。计划的目标是扭转山坡不断荒瘠的局势，保护村庄水域，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通过帮助村民种树，最终把冈贝与远处的一片片森林(其中一些也有黑猩猩居住)重新连接起来。比如，冈贝以东大约15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叫做奎坦加的树林，其中居住着一小群黑猩猩；东南方大约80公里外，有个叫做马西托-尤加拉的生态系统，给养着500多只黑猩猩。如果通过建设森林走廊，可以把其中一个区域与冈贝连接起来，便可增强基因流动、扩大种群，从而使猩猩群大获裨益。但同时，它们也可能因为互相接触而传染疾病。

　　不论怎么看，这都是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珍和追随者们谨慎且耐心地一步步前进，在社区合作、减少植被焚烧和天然林再生等方面已经取得一些鼓舞人心的成果。

　　造访冈贝的第二天早上，在珍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不定期居住的房屋上方，不远处的一条小路上，我碰见一群黑猩猩。它们沿着山坡闲晃，悠闲地找寻早餐，大部分时间在地上行走，偶尔窜到牡荆树上摘食深紫色的小浆果，看起来对我和坦桑尼亚研究员的存在视而不见。这群猩猩中有些成员的名字，或者至少其家族史，为世人所熟知。有小魔怪(梅丽莎的女儿，珍刚来时，梅丽莎还是只年轻的雌猩猩)、小魔怪的女儿盖娅(背着只幼仔)、盖娅的妹妹金光、帕克斯(因食用同类的肉而恶名昭著的派琴之子)和福芝(范妮之子，菲菲之孙，弗洛之重孙。深受爱戴、鼻子丑陋的女家长弗洛因珍的早期作品而知名)。同时还有泰坦，一头15岁的大块头雄猩猩，仍处在生命的上升期。

　　冈贝国家公园规定，不允许近距离接触黑猩猩，然而有时会出现的棘手状况是，得防止黑猩猩接近你。身材魁梧的泰坦自信满满地大步流星而来时，我们都躲到一边，让它昂首阔步地从近在几厘米的地方擦肩而过。泰坦一辈子都在与无害的人类研究员、他们的笔记本和检查单打交道，已经对此习以为常。

　　另一件反映黑猩猩对人类司空见惯的事实：小魔怪在小道上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大便，之后金光也排泄了一通。它们刚晃悠着走开，一名叫做参孙 · 谢德拉克 · 平杜的研究员立马戴上黄色乳胶手套上阵，他蹲在小魔怪纤维丰富的橄榄色大便旁，用塑料小铲取一些放入标本试管，在标签上注明日期、时刻、地点和小魔怪的名字。试管内装有一种叫做RNAlater的稳定剂，能够保存各种RNA(比如逆转录酶病毒的RNA)，以备之后进行遗传分析。研究员们每月都要从尽可能多的黑猩猩个体那里搜集粪便，装入试管，这些试管之后会运往比阿特丽丝· 哈恩在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的实验室，十年来，哈恩一直对冈贝的猿猴免疫缺陷病毒进行研究。

　　黑猩猩体内的猿猴免疫缺陷病毒在学术上称为SIVcpz，是HIV-1的前体和源头，而HIV-1正是导致世上多数艾滋病案例的罪魁祸首。(同时还有HIV-2。)尽管命名如此，但此前，还没人发现SIVcpz导致野生黑猩猩免疫系统衰竭的现象——直到哈恩把自己的分子遗传学专业知识与冈贝的长期观察所得数据相结合。实际上，以前人们认为SIVcpz对黑猩猩无害，这样的推测让人心生疑问：这种病毒是怎样在人类世界引发致命流行病的？或者说，为什么会引发？无害的猩猩病毒是否经历了几场重大突变，从而成为人类杀手？ 2009年一篇论文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后，这种想法就须重新考量了。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布兰登· F。基尔(当时在哈恩的实验室工作)，比阿特丽丝·哈恩和珍·古道尔在合著者之列。文中报告称，SIV呈阳性的冈贝黑猩猩与呈阴性的相比，在同一年龄段的死亡率要高10到16倍。同时还发现了三具SIV阳性的尸骸，其组织中(以分子水平的实验室结果为依据)显示出类似艾滋病的损害迹象。这暗示着一个残酷的事实：看起来，一种类似艾滋的病症正威胁着部分冈贝黑猩猩的生命。

　　把人类与黑猩猩联系起来的所有纽带、共同特点和相似之处中，这一现象恐怕是最令人不安的了。“得知现在的黑猩猩出现提前死亡的迹象，让人惊恐不已。”珍告诉我，“我是说，这种病毒存在有多久了？从哪里来？对其他种群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为了非洲各地黑猩猩的生存，这些问题亟需解答。

　　但是，与此同时，这项令人沮丧的发现中还暗含着针对人类艾滋病研究的潜在重要性。安东尼· 柯林斯指出，尽管在其他地区的黑猩猩群落中也发现了SIV病毒，但是“这些种群都不是习惯于人类观察员的研究客体，并且很显然都没有长时间的宗谱记录，而且都没有驯服到可以让人每月从每个猩猩那里采集标本的程度”。片刻之后，他又补充道：“病毒的存在令人遗憾，但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大量信息与启发。”

　　1960年，一个没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动物爱好者，怀着满腔热情在坦噶尼喀湖畔的冈贝河野生动物保护区扎下营来，观察黑猩猩的生活。如今，珍· 古道尔的名字已经成为黑猩猩保护的代名词。冈贝的黑猩猩研究是人类对野生物种进行的最长久、最细致的研究之一，如今仍不断揭示出有关黑猩猩的新知。

　　撰文：戴维· 夸曼 DAVID QUAMMEN

　　翻译：陈昊

　　大多数人不会在某个确切的时间点遭遇命中定数，珍· 古道尔却是如此。

　　1960年7月14日早上，她踏上坦噶尼喀湖东岸一片荒僻的卵石滩。当时，这里叫做“冈贝河野生动物保护区”，是1943年英国殖民政府建立的一个小型保护区。这是她初次造访此地，她带了一顶帐篷、几个马口铁盘、一个断把的杯子、一副劣质望远镜、一个名叫多米尼克的非洲厨子，还有她的母亲(人们担心她只身进入独立前坦噶尼喀的野地会不安全，坚持让她带一名陪同)。她来这儿为的是研究黑猩猩，或者说，至少抱着尝试研究的希望。局外人等着看她以失败收场，但有一个人——在北部的内罗毕招募她执行此项任务的古生物学家路易斯 · 利基，却相信她有胜算。

　　挨着渔网把帐篷扎在岸上的一群当地人对古道尔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帮助她们把设备运上岸。珍和母亲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把帐篷整理停当，傍晚5点左右，有人前来报告，说看见了一只黑猩猩。“于是我们就去了，”珍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然后便看到那只猩猩。”她只是远远地、不甚真切地瞥到一眼。“我们赶上围观渔民的当儿，它已经走了，尽管我们爬到邻近的山坡上，还是没能再看见它。”但她注意到，附近一棵树上有个用折下的树枝铺成的猩猩巢，并且将这一情况记录下来。这份资料，这最初的巢穴，开始了现代野生生物学最具重要性的伟大传奇之一：珍· 古道尔及同僚50年来对冈贝黑猩猩进行的坚持不懈、无比详尽的研究。

　　颇具神话色彩的科学史记载了这一传奇旅程中的精彩瞬间和标志性事件。年轻的古道尔女士初来乍到时没有任何科学方面的资历，甚至连本科文凭都没有。这位天资聪慧、干劲十足的英国姑娘毕业于一所文秘专科学校，打小就热爱动物，并梦想着在非洲进行动物研究。古道尔家生活拮据，家中女人挑大梁，见不到男人的影子。在冈贝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她与困难艰苦斗争，试图建立一套方法体系，却因为发烧(极有可能是疟疾)耽误了不少时间。这期间她在山林中徒步行走了许多公里的路，却没能看见几只黑猩猩。直到有一天，一只下巴上长着灰白胡子的雄性老年猩猩，出人意料地向她表示了试探性的信任。她把老猩猩命名为“白胡子大卫”，在它的帮助下，她观察到三种颠覆体质人类学常识的现象：黑猩猩吃肉(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它们是素食家)，黑猩猩会使用工具(把植物茎干插入蚁穴捉白蚁)，还会制造工具(剥去茎干上的叶片)——最后一样被人视为人类智能的独有特点。这三项发现中的每一个，都进一步缩短了人类与黑猩猩之间在智力与文化上的差距。

　　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对黑猩猩制造工具能力的发现，在人类学领域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制造工具之人”的说法占主导地位，几乎成为对人类的规范定义。路易斯· 利基对珍的消息感到震惊不已，他写信对她说：“如今，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重新定义‘工具’，要么重新定义‘人类’，要么把黑猩猩列入人类范围。”这番话具有纪念意义，标志着对人类本质的思索进入新阶段。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应该记住，那就是，这三项最受称誉的发现，不管其具备革命性与否，都是珍在野外考察的前四个月里实现的。她起步很高，但对于她在冈贝的工作，却不能用这么短的标尺来衡量。

　　循着历史的足印，深入传奇诞生的地方，探索茶、酒、烟之真味。

　　撰文：王烨

　　摄影：陈新宇 陈峰

　　嗜好的极致之境

　　味道在别处

　　我站在据说是世界第一流的香烟生产车间里。就像科幻电影中所描绘的未来世界：如高速公路凌空起伏、飞跃如织的，是传送带们，携着原料——烟丝、切割齐整的卷烟纸张、积雪般蓬松柔软的过醋酸纤维，送入一座座硕大无朋的过滤嘴香烟生产机器中。纸烟们像细胞分裂一样被吐出，塑封包装，成条，装箱，由机械手准确地抓起，码放，送入集装箱卡车，满载后，绝尘而去。厂房里几乎看不到工人，空旷、安静、一尘不染。

　　几乎所有科幻作品都源自对工业化大生产的恐惧，而眼前这座车间正集中展示了工业化的慑人之处：理性、精确、低损耗、高效率。陪同的人告诉我，如此规模的车间，每天最多可以产出5000万支香烟，而全球每天消耗的香烟数量是150亿支。冰冷高效的工业流水线尽头是翕张不止的人类的肺叶。

　　我费尽周折，终于得以与一位烟草专家面对面。李有义曾经在国内一家著名烟草公司任总工程师，如今已经退休回家，颐养天年。

　　饭桌上，刚一落座，李有义先讲了一个故事：“2002年的时候，世界烟草工业界泰斗、美籍华人左天觉老先生来云南视察，我作陪。当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您究竟对烟草怎么看？老先生回答我：‘我一生从事烟草理化研究，早在年轻时，已经通过反复亲身试验，确信烟草中存在尼古丁，对人体有害。因此在40年前，我已经戒烟了。’”

　　“吸烟有害健康。”李有义总结道，“这是我们今天谈话前应该先确认的基本立场。”

　　吸烟有害健康，这道理人人都知道，却并没有阻止人们继续炮制和享用它。中国拥有三亿烟民，数量居世界首位。而在全球禁烟的浪潮中，大部分烟草业人士面对公众都选择保持绝对的低调。

　　“那么你自己对烟草怎么看？”

　　李有义陷入沉吟，看上去像在琢磨怎样回答我才妥帖。这时他点燃了一支香烟。

　　一切人造物品中，没有哪样仅仅是用于自我戕害。人毕竟是一种生存渴望极其强烈的动物，这种渴望引领我们找到火种、食物，制造工具，一步步走到今天。吸烟既然公认有害却又正大光明地存在，一定有某种我们难以启齿的原因。

　　我见识过一种喝酒的方法。十几个人从傍晚开始，坐上餐桌先饮白酒。第一瓶是有来头的好酒，喝完之后，换廉价高度酒，再喝完，如果盘中餐未尽，续啤酒或红酒。然后转场，上一瓶洋酒、一瓶葡萄酒，慢慢喝，喝到午夜时分，换啤酒。再一直喝，到凌晨四五点天蒙蒙亮起来，大功告成，人这才散去。职业写字的人聚会，这样的场景很常见，尤其是诗人之间。

　　“酒量小的人写不出好诗。”这是诗人石光华的论调，可他又说：“酒确实难喝，太难喝了。”吸烟者也很少称赞烟有什么好味道，他们总是默默地吞云吐雾，默默地戒一阵子，又默默地吸起来。喝茶的人倒以为茶美，能喝出茶中有兰花、桂花、板栗、水果香。但在不嗜茶味的人喝来，所有茶水中唯有一种滋味最明显，那便是苦。咖啡当然也是苦的。

　　烟刺鼻又呛喉，酒是辣的，茶和咖啡是苦的——即使在人类花样百出的所有入口之物中间，它们的特殊之处也一目了然。

　　对烟、酒、茶一概免疫的人群是儿童，他们对葱、姜、蒜、辣椒等刺激性食物也统统拒绝。人类在婴儿时拥有最敏感的味觉，在这个阶段，人的味蕾数量最多，甚至分布在我们的脸颊上。而婴儿的喜好与人的原始本能相一致，他们最喜欢的味道是甜。

　　人只拥有四种味觉判断：酸、甜、苦、咸。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糖类、酸类和盐对生物体的机能最为重要，需要味蕾作为快速感受器，第一时间把神经信号传回大脑；而苦常常意味着毒性，因此也必须及时反应。

　　葱、姜、蒜、辣椒和烟、酒、茶的滋味对人而言都属于刺激性感受，爱思考的人总是想弄清楚自己是如何渐渐爱上它们的。美国博物作家黛安· 阿克曼推测说：“因为杂食动物必须冒险品尝新的口味，看看这些食物是否可口、有营养，结果常常由此喜欢上某些古怪的东西，比方说辣椒、烟草、酒精、咖啡、芥末。”

　　科学家则另有说法。他们通过对大脑的研究，得出结论：茶、酒、烟具有特殊的化学物质，能够直接进入血液循环，抵达大脑神经，产生作用。烟草中的尼古丁能使大脑内的乙酰胆碱受体释放出肾上腺素以及多巴胺，茶和咖啡中的咖啡因，以及酒精，也可以增加多巴胺的含量，酒精且更擅长于阻碍细胞对多巴胺、内啡肽的回收，使它们停留、徜徉在大脑的关键部位。

　　而多巴胺和内啡肽正是人们快乐、幸福感的源泉。

　　唯一的问题是，吃甜食也能使人们产生幸福感，甚至效果更直接，但甜食的魅力从不曾大到像茶一样引发人类战争，也无法像酒一样让人写出流传千古的诗句来。

　　让我们展开谨慎的想象：最初，我们的祖先大概就像阿克曼所描述的那样，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冒了冒险。他们去吃发酵了的果子，喝下它们析出的液体，发现有奇香，并能使人喜悦晕眩；中国西南的古人咀嚼了不认识的茶树的叶子，而美洲人咀嚼烟叶，结果发现前者令人精神气爽，后者能够安抚情绪、产生饱足感。

　　作为古埃及的标志性象征，少年法老入葬时佩戴的面具用黄金、玻璃和半宝石塑造出其不朽形象。现在，这件展品与其他出自图坦卡蒙之墓的宝物一起，保存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吸引汹涌人流前来观看。

　　为解开这些谜题，我们决定对图坦卡蒙以及另外十具怀疑是其直系亲属的木乃伊进行DNA分析。过去，我一直反对对皇室木乃伊进行基因研究，因为在不受现代DNA感染的情况下获得有效样本的几率小之又小，不值得去冒险侵扰这些神圣的古物。然而，2008年，几位遗传学家说服我相信，该领域技术已发展得足够先进，大有可能获得有用结果。于是，我们建起两座顶尖水准的DNA测序实验室，一座位于开罗市埃及博物馆的地下室，另一座在开罗大学医学院。研究将由埃及科学家主持：来自位于开罗的国家研究中心的叶海亚· 贾德和索玛伊娅 · 伊斯梅尔。

　　同时，我们还决定对所有木乃伊进行CT扫描，由开罗大学医学院的阿什拉夫· 赛利姆和萨哈尔· 萨利姆指导。另有三位来自其他国家的专家担当顾问：德国蒂宾根大学的卡斯滕· 普施、意大利博尔扎诺欧洲学会木乃伊与冰人研究会的艾伯特· 津克，以及博尔扎诺中心医院的保罗· 戈斯特纳。

　　其中四具木乃伊身份已知，包括仍躺在帝王谷坟墓中的图坦卡蒙，以及另外三具在埃及博物馆展出的木乃伊：阿蒙霍特普三世，还有其妻提耶的父母尤亚和图玉。身份不明的木乃伊中有一位在帝王谷神秘的KV55号墓穴中发现的男性，考古证据和文字记录显示，这具木乃伊很有可能是阿肯那顿或者斯门卡尔。

　　对图坦卡蒙母亲和妻子的搜寻聚焦在四具身份不明的女性木乃伊上，其中两具，昵称为“年长女士”和“年轻女士”的，发现于1898年，当时她们躺在阿蒙霍特普二世墓穴(KV35)一个侧室的地面上，身体裸露着，很显然是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新王国时代结束后由神职人员隐藏在此的。另外两具无名女性木乃伊来自帝王谷中的一座小墓穴(KV21)。这座墓穴的建筑结构表明它属于第十八王朝，而且两具女尸都左手握拳置于前胸，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王后的标志性姿态。

　　最后，我们将尝试从图坦卡蒙墓穴中两具胎儿木乃伊身上获取DNA——由于这两具木乃伊保存状况极差，所以此举成功的希望不大。但如果成功，我们或许就能把这延续五代的皇族谜题拼凑完整。

　　为获取可用样本，遗传学家们从几具木乃伊身体的不同部位提取组织，组织都取自骨骼内部深处，这样的话，标本就不可能受到前代考古学家DNA的污染，也不可能接触过当初制作木乃伊的埃及神职人员。同时，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处理标本，避免自己对其造成污染。标本提取后，需要把DNA与其他多余物质进行分离，包括神职人员用来保存尸体的油膏和树脂。由于每个木乃伊制作过程中所用的防腐材料不同，所以净化DNA的步骤也各不相同。处理每个标本过程中的每个步骤，都有可能对其中脆弱的物质造成破坏。

　　这场研究的中心人物是图坦卡蒙本人。如果提取和分离工作进行得顺利，他的DNA将被透明溶液获取，接受化验。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获得的初始溶液浑浊不堪，需要花六个月的时间找到清除污染物(制作木乃伊过程中使用的一些至今未知的物质)的办法，并获得可进行扩增和测序的样本。

　　从另外三具男性木乃伊(尤亚、阿蒙霍特普三世和神秘的KV55号墓穴之主)身上获取DNA之后，我们开始着手调查图坦卡蒙之父的身份。关于这一关键性问题，考古发现中记录得含糊不清。在图坦卡蒙统治期间的几处铭文中，少年国王称阿蒙霍特普三世为父亲，但不能以此盖棺定论，因为该词语也可解为“祖父”或“祖先”。而且，根据大众普遍接受的纪年法，图坦卡蒙出生前大约十年，阿蒙霍特普三世就已经去世。

　　许多学者认为，图坦卡蒙之父实为阿肯那顿，支撑这种说法的证据是阿马纳附近发现的一块断裂的石灰岩，岩石上的铭文中称图坦卡顿和安克珊帕顿为国王心爱的孩子。我们已知安克珊帕顿是阿肯那顿之女，因此可以推出图坦卡顿(也就是后来的图坦卡蒙)是他的儿子。然而，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为这一证据具有说服力，部分人提出，图坦卡蒙的父亲实际上是神秘的斯门卡尔。我个人一直倾向于阿肯那顿，但这也仅是一种假说。

　　一旦这些木乃伊的DNA得以分离出来，就只需把阿蒙霍特普三世、KV55和图坦卡蒙的Y染色体进行比较，便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互有亲缘关系的男性Y染色体中具有相同的DNA模式，因为男性基因组中的这一部分是直接从父亲那里继承。)

　　但要想弄清他们之间的确切关系，还需要进行更加精细的遗传学鉴定。在人类基因组的染色体中有些已知的特定区域内，不同个体之间的DNA编码(组成遗传密码的A、T、G和C)模式差异很大。这些差异导致同样的密码序列在不同个体中出现的次数不同。例如，一个密码序列可能在某人基因中重复出现10次，而在另一无亲缘关系的个体中，同一序列可能重复15次，第三个人重复20次，以此类推。如果这些差异性极大的区域中有10个都吻合的话，联邦调查局便可据此判断，犯罪现场留下的DNA来自某个嫌犯。

　　与侦破罪案相比，让失散3300年的家人重新团聚所需要的技术标准没有那么严格，仅需把这些染色体区域中的8个进行比对，我们的研究小组便得出结论，阿蒙霍特普三世是KV55墓主的父亲，而后者则是图坦卡蒙之父。这一结论的准确性是99.99%。

　　现在，我们找到了图坦卡蒙之父的遗体，但仍无法确定他到底是谁。主要的怀疑对象是法老阿肯那顿和斯门卡尔。KV55号墓穴中有一处秘窖，里面的物品据说是图坦卡蒙从阿肯那顿(或者斯门卡尔)之前在阿马纳的埋葬地带到底比斯来的。尽管棺木上的徽匡(内有法老名字的椭圆符号)已被凿去，但仍保留着阿肯那顿的特属称谓。然而并不是所有证据都指向阿肯那顿。大多数法医化验结果都显示，死者是年龄不超过25岁的男性——对阿肯那顿来说太年轻了，因为看似他在开始为期17年的统治之前，就已经生育了两个女儿。因此，大多数学者怀疑，这具木乃伊实际上是虚幻魅影般的法老斯门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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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9月19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9月19日报道，波多黎各大学动物学家因吉-阿格纳尔森(Ingi Agnarsson)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在马达加斯加岛发现了一种新蜘蛛种类——达尔文吠蛛(Darwin's bark spider)，而这种蜘蛛织出的蛛网宽度达81英尺(约合25米)，相当于两辆城市大巴的长度，令其成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坚实的蛛网。

　　1.蜘蛛网横跨河两岸

　　2008年，马达加斯加岛，护林员查看一个横跨河两岸的蜘蛛网。最新研究显示，这个蜘蛛网是用世界上已知强度最大的生物材料织成，属于一个新蜘蛛种类——达尔文吠蛛——的产物，这令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蜘蛛网。阿格纳尔森说，在安达斯比-曼塔迪亚国家公园，“护林员早已知道这种蜘蛛网的存在，我想他们曾向游客展示过。”但是，在阿格纳尔森研究团队对其详加研究以前，科学家对达尔文吠蛛及其破纪录的蛛网一无所知。研究结果将刊登在最新一期的《蛛形动物学期刊》和《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上。

　　2.世界上最大的蛛网

　　一个宽度大约为3英尺(约合1米)的达尔文吠蛛蛛网横跨马达加斯加岛河两岸。据参与这项研究的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大学生物学家托德-布兰克莱奇介绍，虽然达尔文吠蛛蛛网总体而言是世界上最大的，但也有其他种类的蜘蛛可以织出更大的圆形蛛网——中心为螺旋形结构。研究小组发现，达尔文吠蛛织的蛛网强度和大小类似于“蜘蛛侠”织出的蛛网，主要利用其捕食像蜉蝣和蜻蜓这样的小昆虫。阿格纳尔森开玩笑说：“按照我们的想象，我们希望它们能捕捉蝙蝠或鸟类之类的东西。”

　　据阿格纳尔森介绍，最大的蜘蛛网一般都是由雌性达尔文吠蛛织出来的。阿格纳尔森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研究与探索委员会成员。年幼的雄性达尔文吠蛛也可织网，不过，一旦步入成年，它们将放弃这种行为，转而将全部的精力专注于性。为了生存，达尔文吠蛛在进化过程中变成了色彩斑驳、锯齿状的外形，这种外形令其可以与树融为一体，达尔文吠蛛即由此得名。达尔文吠蛛已知仅存于非洲东南岸的马达加斯加岛。

　　3.蛛网基本结构

　　2008年，大量蜻蜓被粘在达尔文吠蛛的蛛网上。据阿格纳尔森介绍，达尔文吠蛛的蛛网基本上由两种蛛丝织成：“牵引”蛛丝被用于织出支撑股，支撑股将圆网一个个终点固定在外悬于河湖之上的树杈，形成蛛网的辐射状细丝；更具弹性和粘性的蛛丝则被用于织出捕获猎物的螺旋形结构。当昆虫撞上蛛网，它会粘在上面，它的挣扎引起蛛丝震动，提醒达尔文吠蛛有猎物上钩。达尔文吠蛛马上爬向被捕获的猎物，用蛛丝将其围成蚕茧状，最终慢慢享用。与多数蜘蛛不同的是，达尔文吠蛛有时会将多个昆虫尸体包裹成一个蚕茧，等到以后将其吃掉。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8月3日消息，据国家地理杂志网站报道，考古学家在秘鲁发现了人祭墓道，受害者是一位女性，这位妇女可能是献给该祭祀遗址的“供品”。

　　1.人祭

　　位于哈埃卡·班德拉遗址的这个 197英尺(60米)长的人祭墓道可追溯到公元前100年至公元800年秘鲁北部海岸的莫切时期，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出现的农业文明。此次出土工作的负责人、考古学家卡洛斯·韦斯特·拉托雷表示：“在人祭墓道发现的几处埋葬点显然是在该遗址被废弃后出现的，但这里仍不时出现这样的供品，以保持神殿的地位。”这具特殊的骨架头上佩戴铜饰，身边堆有陶品和海贝壳。容器里装有尼克樟属植物的种子，这是一种经常用于祭奠仪式的植物。

　　2.牺牲祭坛

　　在这个新出土的祭祀墓道主祭坛的上方残留着一些壁画遗迹，考古学家认为，祭祀仪式在现在的秘鲁伊利莫(Illimo)市附近举行。在兰巴耶克市附近的海因里希·布吕宁考古学和人种学国家博物馆馆长韦斯特说：“这个仪式也叫献礼，是一种将全身赤裸且被捆绑的战俘供奉神灵的仪式。”战场上的俘虏最可能成为人祭。砍杀战俘后，神职人员用碗接血，将鲜血献给神灵。韦斯特说：“用战俘祭祀取悦神灵是村落维持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的一种方法。”

　　3.女性骨架

　　上周发现的一个扭曲的女性骸骨和陶罐。这个女人是献给该遗址的祭品，但不是“献礼”祭祀仪式的祭品。

　　4.恐怖墓道

　　考古学家上周宣布，1000多年前，很多身体赤裸且被捆绑的战犯沿着这条仪式通道前行，到达秘鲁哈埃卡·班德拉遗址。两边祭坛排列，这条通道一直通向一个远方金字塔的坡道。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8月2日消息，美国国家地理网站公布了过去一周的精彩太空照片。这些照片集中展现了美国宇航局与欧洲航天局最新拍摄的火星“风向标”、“无水之地”戈壁沙漠以及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低温镜面等壮观景象。

　　1.火星“靶心”

　　是火星特殊的地质特征雕刻出这个同轴撞击坑，还是第二次撞击产生了这个“靶心”？这张照片是由美宇航局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上携带的HiRISE 相机于7月9日拍摄的，照片上显示，一个撞击坑的中央位置还有一个稍微偏离中心的大坑。这个大坑究竟是因撞击坑内结冰层和非结冰层的侵蚀形成的，还是因第 二次极为幸运的撞击事件形成的，专家尚无一个确切答案。

　　2.南极不平衡性

　　在这张照片中，细细的红线表明南极冰盾开始偏离陆地汇入大海的位置。照片属于美宇航局7月23日公布的由卫星数据绘制的新图像的一部分。在美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科学家的领导下，这个旨在绘制南极冰层的计划包括有关立体图的精确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南极洲沿岸冰块消失速度快于南极洲内陆降雪积聚的速度。这种不平衡性表明，南极洲冰层融化仍将是全球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原因。

　　3.火星“风向标”

　　火星南极的气候给人一种怎样的感觉？答案是，随风飘荡。正如美宇航局在7月28日公布的这张照片，黑色条纹状尘埃以多个方向穿越火星二氧化碳冰盖。季节性冰盖会在火星秋天逐渐消失，而大风会吹起暴露在外的一片片土壤的灰尘，产生奇妙的扇形结构。通过观察扇形结构随时间指向哪个方位，科学家可以解读火星南极周围的气候状况。这张照片是由美宇航局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

　　撰文：弗吉尼亚· 莫雷尔 VIRGINIA MORELL

　　摄影：蒂姆· 拉曼 TIM LAMAN

　　翻译：陈昊

　　唐纳德的塔楼是这片森林中最高的，虽没有另一位唐纳德的特朗普大厦( 地产大亨唐纳德· 特朗普的产业)那般雄伟，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是用它手头的唯一工具——鸟喙所建。唐纳德是一只冠园丁鸟，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阿德尔博特岭幽暗的森林中。在一片青苔中央，它用小树枝围着一棵树苗交错缠绕，搭成尖塔。它在塔底部布置成堆的坚果、甲虫和乳白色蘑菇，较低的树枝上还挂起了毛虫粪便制成的花环。打扮完毕之后，塔楼赫然耸立地面之上，高达1米左右，如灯塔般直指天际。唐纳德落在附近一棵树上，引吭向天。哒哒哒，它向空中呼唤，哒哒哒。

　　所有这一切——精心搭建的高塔、美丽的礼品以及刺耳的高叫——为的是一个目的：说服雌性冠园丁鸟，让它们相信，唐纳德是这片地区最棒的小伙儿，姑娘们就得选它做伴侣。唐纳德的漂亮高塔经得起考验吗？

　　“这是场终极考验。”堪萨斯大学鸟类学家布雷特· 本兹说。就是他为唐纳德取了地产大亨的名字。“好了，现在它的塔是附近最高的，咱们来看看它能不能招来个姑娘。”

　　已知的20种园丁鸟中，有17种都会为求偶而搭建工事，搭出的巢穴类似藤架或凉棚，屋前还有精心修饰的平台。本兹对他在这片森林中找到的所有冠园丁鸟的凉棚都进行了测量，因此，他可以权威地评判唐纳德的成绩。同时，本兹还对唐纳德及其他雄鸟的行为了若指掌，因为他在隐蔽处架起了摄像机，记录下鸟儿们的一切行动，包括其交配过程。

　　科学家对园丁鸟兴趣浓厚，是因为这种鸟清晰地展现了性选择的力量。这种进化过程中的影响力由查尔斯· 达尔文定义，为的是解释雄性动物用来招摇的遗传特征，比如叫声、明亮的体色、尖角等等。达尔文指出，大多数动物都是由雌性选择雄性，选择的标准则是雄性用来吸引它们的外形和派头。由于大多数的园丁鸟都是一夫多妻制，也就是说，一只雄鸟会与多只雌鸟交配，而且这些雄鸟会建起装饰精美的高塔，因此，它们是验证性选择学说的最佳物种。雄鸟不帮助雌鸟搭巢、孵卵或哺育雏鸟——它所给予的只有基因。因此，雌鸟在选择雄鸟时十分挑剔。

　　人们研究园丁鸟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与人类惊人地相像。进化生物学家贾里德· 戴蒙德称它们为“与人类最为神似的鸟类”。这种鸟儿搭建起类似洋娃娃之家的小屋，颇有艺术家风范地摆放花朵、树叶和蘑菇，有的会同时鸣唱另一物种男女二重奏的两个声部，还有的能轻松模仿笑翠鸟的沙哑笑声和链锯的轰鸣。另外，它们都会跳舞。再说说唐纳德布置的那堆甲虫：它为了单纯的装饰性目的而把它们杀死。已知的物种中，除园丁鸟外，只有人类会以这种方式处理动物。

　　鉴于园丁鸟这些天才的行为，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它们具有审美情趣以及模糊的文化意识，这些特征在除了人类以外的物种中极少出现。(现在的观念认为有些灵长类，比如猩猩，也具有文化传统，但没有审美能力。)

　　“雌性充当评委。”本兹一边拨开遮挡物，一边告诉我。我心中默默为唐纳德祈祷着，轻手轻脚地钻入掩体。此时天刚破晓，下着毛毛细雨，交配季节中，这种天气最受冠园丁鸟喜爱。透过遮蔽物，我看见唐纳德落在它平时展示歌喉的树枝上。挺不起眼的家伙：跟八哥差不多大，一身草绿色羽毛，头顶一道橘黄色条纹。它发出机关枪般的叫声，一片破败的黄叶落在它塔楼脚下的青苔上。唐纳德立即从树上飞下，清除落叶。姑娘们会欣赏这种做法，我心想。

　　所有的园丁鸟都是恪尽职守的能工巧匠，它们精心挑选建材，布置极为考究。在澳大利亚，一只双眼湛蓝的缎蓝园丁鸟在它用木棍和草叶搭建的“林荫道”前摆上蓝色的鹦鹉羽毛、白色的蜗牛壳，以及黄色和紫色的花朵。就搜集材料的用心程度来说，很少有能比得上生活在澳大利亚北部开阔林地中的大园丁鸟的。雄性大园丁鸟攒集数千块白色和灰色鹅卵石、蜗牛壳、羊椎骨、成堆的绿色和紫色玻璃片、子弹壳、彩色塑胶条、电线、瓶盖、锡纸、镜子等等——总而言之，一切明艳闪亮的物件，甚至还有CD光碟。毫无疑问，这些东西起到讨好异性的作用，但同时，鸟儿还利用它们互相竞争。“它们互相争斗，偷对方的装饰品，还捣毁对手的房屋。”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研究员娜塔莉· 多尔说。

　　冠园丁鸟也会发起类似的争斗，但今天没有对手来唐纳德的塔下挑衅。它飞回枝头，加快了鸣叫的频率——这是它发现异性的信号。但附近的雄鸟也开始唱起相思小曲——它们都在树上为这只雌鸟展开竞争。

　　唐纳德上演一出鸟叫与树蛙叫声交替出现的演唱，然后从树上跳下，落到它的青苔坪上。它在尖塔后弓起后背，把嘴朝向树梢轻声啁啾。突然，塔前出现了另一只冠园丁鸟，与唐纳德羽色相同，但头部更圆。是只雌鸟！

　　好了，唐纳德成功招来一只雌鸟，现在，它要努力把姑娘挽留下来。

　　唐纳德与雌鸟开始玩起捉迷藏。它展开之前隐藏起来的橘黄色羽冠，斜张着翅膀突然向雌鸟冲刺，之后又迅速撤回，收起羽冠。它的羽冠如尖钉般耸立，鲜红似辣椒，样子有点像“摇滚铁公鸡”洛·史都华。它双脚紧抓青苔地面，上下左右地晃动身体，一面啁啾鸣唱，活像个摇滚巨星。然后它跑回塔后，再从另一侧跳出来冲向雌鸟。它们俩绕着尖塔你来我去，唐纳德冲向它爱慕的对象，后者又跑到另一边，要把追求者的模样和火红的羽冠看个清楚。

　　如果雌鸟选择唐纳德，它们就会在这青苔坪上交配，但是十分钟后，雌鸟走到青苔边缘，展翅飞走了。它显然没有示意唐纳德追随，因为后者留在塔下，反复鸣唱，音调越来越高。唐纳德哪里做错了？

　　“也许什么也没做错。”我躲回掩体后，本兹说，“我猜这不是它第一次拜访唐纳德。而且我打赌，它还会再来的。”

　　可能唐纳德也这么认为。又或者，它期待另一只雌鸟的到来。不管怎样，它都没有浪费时间，又重新回到工作中。它收起狂欢的羽冠，在尖塔脚下闲逛，不时捡起掀翻的青苔和断裂的树枝。它重新摆放好坚果，又清理了甲虫堆。最后，它调整了一下毛虫粪便做成的装饰品。它退后几步，注视整个建筑，仿佛得出结论，尖塔已做好再次接待来客的准备。然后，唐纳德飞回枝头，重新开始鸣唱。哒哒哒，它呼唤着，哒哒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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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盐滴

　　2010年6月，Asse II的一名员工使用聚光灯照射岩石移动导致Asse II核废料储藏设施出现的裂缝。废盐矿内出现的裂缝导致水渗入并溶解岩盐。政府现在担忧的是，这一地区的地下水已经被放射性废料污染。目前，每天从废盐矿抽出大约3170加仑(约合12万公升)饱和盐水，以阻止与泄露的核废料混合在一起。诺丁说：“但我们不知道这种措施还能继续多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抓紧时间移除这些废料。”

　　8 核废料“翻筋斗”

　　拍摄于上世纪70年代，鱼眼镜头下的Asse II内部景象，一辆装卸机将一桶桶的核废料推过一道筑堤。当时，这些来自核电站的废料仍堆放在这个废弃的盐矿。低放和中放放射性物质包括有毒铀、铑以及钚。诺丁表示，由于缺少存放记录，没有人确切知道废盐矿内储存着多少桶核废料，因此也就没有人知道负责移除的人员可能面临多大的健康风险。他说：“矿内的放射性物质对工人来说可能太过危险，不能进行移除工作。我们必须确定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

　　9 吊架控制

　　2009年6月拍摄于Asse II其中一个密封储藏室，装填站的一个吊架控制设备已经废弃。德国联邦防辐射办公室计划在2010年年末或者2011年初对储藏室进行钻孔，以检测内部环境，这是30年来第一次进行这种检测。工作人员将检测辐射和毒性水平以及爆炸性气体。由于危及人类健康，大部分核废料可能由远程遥控设备进行搬运。

　　10 辐射检测

　　一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Asse II核废料储藏室密封入口附近对辐射进行检测。联邦防辐射办公室已经为这个核设施的退役敲定了最后期限，时间为10年。但据诺丁透露，还没有找到新的地点储存从Asse II搬运的核废料。他说：“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核废料运出盐矿，而后建造一个大型临时储存设施。核废料将在这个设施储存多年直到我们找到合适的地点。”(孝文)

　　4 环境部长视察

　　2009年9月，德国环境部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尔造访Asse II核废料堆放场。2008年的一份报告对Asse II过去的管理工作表达不满。在这份报告公布之后，加布里尔曾用“欧洲问题最严重的核设施”这样的话语描述这个核废料堆放场。

　诺丁表示，在上世纪60年代投入使用时，政府曾告知公众这只是“一个临时实验性设施”。他说：“但当地居民却被误导。在以一种方式将核废料储存在盐矿后不久，政府并没有制定移除计划。”

　　5 地上地下两重天

　　正如在这幅2008年6月拍摄的照片中看到的那样，一个旧采矿设备的部分耸立在德国乡村中部，告诉人们它的下面就是Asse II核废料堆放场。由于效益不景气，这个盐矿被废弃。

　　上世纪60年代，德国政府以较低的价格买下了这个盐矿，作为德国不断发展的核能计划一个实验性废料储存解决方案。现在，这个废盐矿已处于不稳定状态，里面充满水，促使政府采取措施移除核废料并在Asse II倒塌前找到另一个储存地点。

　　6 特洛伊木马

　　2009年9月，抗议者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面聚集，进行反核示威活动。Asse II已经成为核能长期危险性的一个强有力符号。联邦防辐射办公室的诺丁说：“我们需要将这些核废料储存数万年或者数十万年。处理这些废料危险性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