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贝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珍· 古道尔对人类的“重新定义”，而在于她为野生猿类的行为研究建立了新的、极高的标准，在关注个体特征的同时着眼群体行为模式。她创立了一个研究项目，建立起一套草案与规范，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实际上，她在科学界与黑猩猩群体间搭起一座桥梁，而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当时女性的能力范围。冈贝项目在多个层面上得到扩展，经受了危机的考验，所发挥的作用是珍和路易斯· 利基始料未及的，所引进的研究方法(卫星测绘、内分泌学、分子遗传学)和提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动物行为研究的领域。比如，不需捕捉或接触猩猩，便可采集粪便标本，对标本进行分子分析，可带来有关猩猩之间遗传关系的新启示，并在某些猩猩体内发现病菌。然而，在这一科学壮举实现50周年之际，一个尖锐的讽刺仍然萦绕在其中心——我们对冈贝黑猩猩了解得越多，就越为其延续生存的严峻形势感到忧心。
有两样发现尤其令人担忧，一个是地理问题，另一个是疾病问题。人类最热爱、研究最深入的黑猩猩种群被隔离在一片孤岛般的栖息地上，这片生境范围太小，无法维持猩猩群的长期生存。同时，如今有些成员看似正死于猩猩艾滋病。
从野外生涯一开始，珍· 古道尔就一直面临如何对黑猩猩进行研究，以及根据观察到的行为可做出何种推断的问题。在她结束第一个野外考察季后，路易斯· 利基告知她下一个塑造其职业生涯的伟大设想：他将帮她拿到一个剑桥大学动物行为学专业的博士研究项目。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博士学位都让珍可望不可即。首先，不管怎么说，她毕竟连本科文凭都没有；其次，她一直立志成为博物学者，或者记者，但“科学家”的头衔是她做梦也没有想过的。“我当时甚至不知道动物行为学(ethology)是什么，”她前不久告诉我，“好长时间以后，我才弄明白，它指的就是对行为的研究。”被剑桥大学录取之后，她马上发现，自己与学界前辈和权威专家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得知自己之前的做法全然错误，让我颇为震惊。以前的做法被全盘否定。”当时，她已获得在冈贝15个月的野外考察资料，其中大部分来自对黑猩猩个体的耐心观察。她给这些猩猩取名白胡子大卫、迈克、奥吕、菲菲等等。这种把猩猩人格化的做法在剑桥却不吃香——为非人类的动物赋予个性与感情是拟人论，而不是动物行为学。
“所幸，我回想起儿时的第一个老师，它告诉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她的第一位老师是她养的狗，拉斯蒂。“与某种大脑高度进化的动物共度一段生命时光，你一定会发现，动物也是有个性的。”她奋起反驳主流观点(温婉有礼的珍在立场上却从不退让)，并于1966年2月9日成为珍· 古道尔博士。
1968年，小小的保护区也经历了自己的毕业典礼，成为坦桑尼亚冈贝国家公园。此时，珍已开始获得国家地理学会赞助的研究经费，她结了婚，做了母亲，成为举世皆知的名人。其成名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她为本刊撰写的报道，以及在电视节目《古道尔小姐与野生黑猩猩的故事》中亮相时清秀且自信的形象。为使野外考察营获得资金援助，持久运作，她把其改组为“冈贝河研究中心”(GSRC)。1971年，她出版了《黑猩猩在召唤》一书，其中记载了她在冈贝的早期研究与历险，后来成为畅销书。大约在同一时期，她开始收学生和研究员，来帮助她在冈贝进行数据采集等研究工作。
路易斯· 利基对珍在灵长类动物学中的影响力大肆夸耀，而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冈贝同僚们则默默无闻地延续她的事业，其中包括理查德· 兰厄姆、卡罗琳· 蒂坦、克雷格· 帕克、蒂姆· 克拉顿-布罗克、盖佐·泰莱基、威廉·麦格鲁、安东尼·柯林斯、谢德拉克·卡门亚、吉姆· 莫尔和安妮· 普西。其中最后一人，普西，现在是杜克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及系主任，同时担任珍·古道尔研究会(成立于1977年)灵长类研究中心负责人，她的一项职责就是监管长达50年的冈贝野外黑猩猩研究中积累下的资料——包括笔记本、日记册页、检查表等，有英语的，也有斯瓦希里语的，装了满满22个文件柜。
50年的研究历程中遭受过一次灾难性打击。1975年5月19日晚，从扎伊尔跨过坦噶尼喀湖而来的士兵绑架了三个美国年轻人和一名荷兰女性，四名人质最终得到释放，但冈贝河研究中心招募海外研究员和助手的行为似乎已经不再保险。
英国人柯林斯当时是一名年轻的生物学家，留着络腮胡，对狒狒有着浓厚的兴趣——狒狒是冈贝另一种易见的灵长类。除了狒狒研究之外，他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还阶段性地在珍· 古道尔研究会和冈贝河研究中心扮演重要的管理者角色。他如此回忆1975年5月19日：“那一天，就冈贝而言，整个世界陡然巨变。”那晚柯林斯不在现场，但之后立即赶回，帮助处理后续事务。“也不完全是坏事。”他告诉我。坏消息是，外籍研究员无法在冈贝继续工作了，珍自己在许多年里也不能在那里工作，除非有军队护送。“好消息是，第二天，数据收集的工作就立即由坦桑尼亚当地的野外考察团队接手。”当时，这些坦桑尼亚人在数据收集方面都已接受过至少一年的训练，但仍然仅仅发挥着追踪仪的作用，帮忙找猩猩、辨认植物，并且保证白人研究员在天黑前安全回到营地。随后就发生绑架事件。“从那天起，接力棒就传给了他们。”柯林斯说。只遗失了一天的数据。今天冈贝黑猩猩研究团队的带头人是加博· 保罗，监督着美多迪· 维亚姆皮、马贡贝· 叶海亚、阿姆里· 叶海亚等23名坦桑尼亚人的野外观察和数据收集工作。
对冈贝造成影响的灾难不仅仅是邻国蔓延而来的人类武装矛盾，黑猩猩内部的政治关系也常充斥着暴力。1974年开始，卡塞克拉群落(冈贝研究的重点)对一个叫做卡哈马的小群落发起一系列血腥袭击，这段侵略时期在冈贝年鉴中被称为“四年战争”，这场战争导致部分黑猩猩死亡，卡哈马群落遭彻底歼灭，其领土被卡塞克拉兼并。在卡塞克拉群落内部，雄性为争夺首领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同样充满政治和暴力色彩，而雌性中也出现过若干起母猩猩杀死竞争对手幼仔的案例。“刚到冈贝的时候，”珍写道，“我以为黑猩猩比人类更友好，但时间证明并非如此，它们有时和人类一样邪恶。”
冈贝从未有过伊甸园般的安宁，疾病也不时入侵。1966年暴发一种致命病毒(很可能是从附近人类身上感染的脊髓灰质炎)，导致六只猩猩死亡或失踪，另有六只局部瘫痪。两年后，一种呼吸道疾病(流感？细菌性肺炎？)蔓延开来，白胡子大卫和另外四只黑猩猩失踪。1987年，又有九只黑猩猩死于肺炎。这些事件反映出，猩猩极易受到人类所携带病原体的感染，同时也说明冈贝的科学家们为什么对传染病的研究课题极为关注。
这种关注因公园边界外发生的环境变迁而升级。数十年来，周边村民为维持基本生活而艰苦斗争——从陡峭的山崖上砍木柴，在山坡上种植作物，旱季时焚烧草场和灌木制成肥料，生儿育女并努力将其喂养成人。20世纪90年代初，森林砍伐和腐蚀把冈贝国家公园隔离成一座生态孤岛，受到人类的三面夹击，第四面则是坦噶尼喀湖。这座孤岛上生活着大约一百只黑猩猩，按照保护生物学标准，不论怎么说，这一数量也不足以组成能够长期生存的种群——无法规避近亲繁殖的负面影响，也无法抵挡下一场流行病的暴发，而这下一场疾病，可能比脊髓灰质炎更具传染性，比流感更加致命。珍意识到，除了继续对人类深爱的、即将走入绝境的猿类种群进行研究外，还必须做出些别的举措。而且，这些举措除了涉及黑猩猩，还应当考虑到当地人。
她在附近的镇子上遇到一个名叫乔治· 施特龙登的德国农学家，并在他的帮助下建立坦噶尼喀湖集水还林与教育计划(TACARE)，该计划在1995年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在24个村落中开辟苗圃。计划的目标是扭转山坡不断荒瘠的局势，保护村庄水域，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通过帮助村民种树，最终把冈贝与远处的一片片森林(其中一些也有黑猩猩居住)重新连接起来。比如，冈贝以东大约15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叫做奎坦加的树林，其中居住着一小群黑猩猩；东南方大约80公里外，有个叫做马西托-尤加拉的生态系统，给养着500多只黑猩猩。如果通过建设森林走廊，可以把其中一个区域与冈贝连接起来，便可增强基因流动、扩大种群，从而使猩猩群大获裨益。但同时，它们也可能因为互相接触而传染疾病。
不论怎么看，这都是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珍和追随者们谨慎且耐心地一步步前进，在社区合作、减少植被焚烧和天然林再生等方面已经取得一些鼓舞人心的成果。
造访冈贝的第二天早上，在珍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不定期居住的房屋上方，不远处的一条小路上，我碰见一群黑猩猩。它们沿着山坡闲晃，悠闲地找寻早餐，大部分时间在地上行走，偶尔窜到牡荆树上摘食深紫色的小浆果，看起来对我和坦桑尼亚研究员的存在视而不见。这群猩猩中有些成员的名字，或者至少其家族史，为世人所熟知。有小魔怪(梅丽莎的女儿，珍刚来时，梅丽莎还是只年轻的雌猩猩)、小魔怪的女儿盖娅(背着只幼仔)、盖娅的妹妹金光、帕克斯(因食用同类的肉而恶名昭著的派琴之子)和福芝(范妮之子，菲菲之孙，弗洛之重孙。深受爱戴、鼻子丑陋的女家长弗洛因珍的早期作品而知名)。同时还有泰坦，一头15岁的大块头雄猩猩，仍处在生命的上升期。
冈贝国家公园规定，不允许近距离接触黑猩猩，然而有时会出现的棘手状况是，得防止黑猩猩接近你。身材魁梧的泰坦自信满满地大步流星而来时，我们都躲到一边，让它昂首阔步地从近在几厘米的地方擦肩而过。泰坦一辈子都在与无害的人类研究员、他们的笔记本和检查单打交道，已经对此习以为常。
另一件反映黑猩猩对人类司空见惯的事实：小魔怪在小道上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大便，之后金光也排泄了一通。它们刚晃悠着走开，一名叫做参孙 · 谢德拉克 · 平杜的研究员立马戴上黄色乳胶手套上阵，他蹲在小魔怪纤维丰富的橄榄色大便旁，用塑料小铲取一些放入标本试管，在标签上注明日期、时刻、地点和小魔怪的名字。试管内装有一种叫做RNAlater的稳定剂，能够保存各种RNA(比如逆转录酶病毒的RNA)，以备之后进行遗传分析。研究员们每月都要从尽可能多的黑猩猩个体那里搜集粪便，装入试管，这些试管之后会运往比阿特丽丝· 哈恩在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的实验室，十年来，哈恩一直对冈贝的猿猴免疫缺陷病毒进行研究。
黑猩猩体内的猿猴免疫缺陷病毒在学术上称为SIVcpz，是HIV-1的前体和源头，而HIV-1正是导致世上多数艾滋病案例的罪魁祸首。(同时还有HIV-2。)尽管命名如此，但此前，还没人发现SIVcpz导致野生黑猩猩免疫系统衰竭的现象——直到哈恩把自己的分子遗传学专业知识与冈贝的长期观察所得数据相结合。实际上，以前人们认为SIVcpz对黑猩猩无害，这样的推测让人心生疑问：这种病毒是怎样在人类世界引发致命流行病的？或者说，为什么会引发？无害的猩猩病毒是否经历了几场重大突变，从而成为人类杀手？ 2009年一篇论文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后，这种想法就须重新考量了。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布兰登· F。基尔(当时在哈恩的实验室工作)，比阿特丽丝·哈恩和珍·古道尔在合著者之列。文中报告称，SIV呈阳性的冈贝黑猩猩与呈阴性的相比，在同一年龄段的死亡率要高10到16倍。同时还发现了三具SIV阳性的尸骸，其组织中(以分子水平的实验室结果为依据)显示出类似艾滋病的损害迹象。这暗示着一个残酷的事实：看起来，一种类似艾滋的病症正威胁着部分冈贝黑猩猩的生命。
把人类与黑猩猩联系起来的所有纽带、共同特点和相似之处中，这一现象恐怕是最令人不安的了。“得知现在的黑猩猩出现提前死亡的迹象，让人惊恐不已。”珍告诉我，“我是说，这种病毒存在有多久了？从哪里来？对其他种群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为了非洲各地黑猩猩的生存，这些问题亟需解答。
但是，与此同时，这项令人沮丧的发现中还暗含着针对人类艾滋病研究的潜在重要性。安东尼· 柯林斯指出，尽管在其他地区的黑猩猩群落中也发现了SIV病毒，但是“这些种群都不是习惯于人类观察员的研究客体，并且很显然都没有长时间的宗谱记录，而且都没有驯服到可以让人每月从每个猩猩那里采集标本的程度”。片刻之后，他又补充道：“病毒的存在令人遗憾，但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大量信息与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