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8日电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今日在卫生部例行发布会上回应称，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委托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调查报告》是非常权威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媒体对调查结论等的报道非常不全面。

　　邓海华称，该调查的调查方法、调查内容以及调查目的都是非常权威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也是一个第三方调查。具体的调查结果、调查的方法以及得出的结论，媒体有一点点报道，但是非常不全面。

　　组织参与这次调查的总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邱泽奇在会上指出，所谓的2/3满意、10%不满意这个数字，是来自于2010年到2012年这个期间，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所组织的医改满意度专门调查的结果的一部分，2/3满意是一个总体概念，10%不满意也是一个总体概念。

　　邱教授说，该调查是一个全国按人口规模、比例的一个抽样概率调查，是一个可外推的代表性调查，涉及到全国90个区县、360个分区、4792个家户中的4792个人。调查在全国90个区县的360个分区一共抽了4792个家户，每个家户中抽取一个16岁以上的成人。这个样本筐来自北京大学从2006年开始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该设计比较好地代表了全国95%的人口，25个省、市、自治区，有6个省、市、自治区未包括在其中，主要是因为跟踪调查的难度。

　　关于数据的情况，他指出，实际调研共获得3998个样本，这3998个样本中，有349个中心是完全面访，一对一地去访问的，另外有11个中心是通过电话来访问的。

　　他指明，在满意度调查中，我们把满意度分解为三个层次的满意度，第一个层次叫医护药技，第二个层次叫医疗服务机构，第三个层次是叫医疗服务体系。调查把这三个体系分解成了18个指标，这18个指标分别针对个体、机构和制度。

　　他解释称，第一个层次的满意度是针对个体的，针对医生个体的满意度，涉及到诊疗时的细节、诊疗方案的咨询等等，大概有75%左右。第二个是涉及到机构的。第三个是涉及到医药卫生体系的，主要是涉及到了住院和报销的问题。这18个问题，按照个体、机构和体系的排序，最满意的是对个体的满意，其次是对机构的满意，再其次是对体系的不满意。

　　他指出，在“不满意”中，最不满意的是三项费用，检查费用、药品费用、就医总费用。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医疗服务体系的制度性问题。医疗服务跟其他任何服务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个风险服务，没有办法看到服务提供本身质量如何去衡量、质量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如何计算。正因为如此，患者对于价格的敏感性、对于费用的敏感性是受个人体验和对费用的承担能力多方面来影响的，而不简单是一个绝对的高和低。

　　中新网5月8日电 据卫生部网站消息，中国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今日表示，医患矛盾是转型期社会矛盾在卫生行业的集中体现，要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最根本的还是要通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解决好群众的看病就医问题。

　　最近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布通告，卫生部随后又发布了落实通告的通知，其中包括在二级以上医院设立警务室，邓海华回答记者有关此事的提问时表示，医疗机构是广大医务人员履行救死扶伤职责、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一个重要场所，通告的印发是为了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它表明了政府对于维护医疗机构的正常诊疗秩序的态度和依法严厉打击涉医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这种决心。

　　邓海华称，通告不单是在为医生说话，在通告的第二条、第四条，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严格执行医疗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诊疗技术规范，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优化服务流程，增进医患沟通，积极预防、化解医患矛盾，并且要按照医疗投诉管理的有关规定解决患者的投诉问题。

　　邓海华强调，一方面要通过积极有效的措施来预防和化解医患矛盾，通过客观、公平、公正的途径和办法来调解已经形成的医患纠纷。另一方面，要对于扰乱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给予严厉的打击，保护医务人员和就诊患者的人身安全。

　　邓海华指出，在二级以上医院设立警务室只是卫生部在贯彻落实两部门通告时的一个具体的意见建议，具体设置与否、怎么设置，还是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由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进行具体的协商以后，由公安机关来决定。

　　邓海华称，调解医患矛盾、化解医患纠纷、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医患矛盾是转型期社会矛盾在卫生行业的集中体现，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医疗服务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有体制机制、医疗保障、社会环境等方面的问题。要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最根本的还是要通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解决好群众的看病就医问题。同时，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医患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机制。

　　首先，要深化医改逐步解决深层次的矛盾。通过深化医改，提高基本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加强和改善医疗服务能力，落实惠民利民便民措施，可以从体制机制上逐步消除医患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使人民群众能够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这是预防和化解医患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根本所在。

　　其次，要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从源头上防范医疗损害。医疗机构和广大医务人员要严格按照医药卫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临床诊疗指南和技术操作规范开展医疗工作，要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开展“医疗质量万里行”、“三好一满意”等专项活动，进一步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强医患沟通，增进医患互信，加强投诉管理，保障患者权益，从源头上防范医疗损害和医疗纠纷的发生。这是预防和化解医患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

　　第三，积极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制度。2010年1月，司法部、卫生部、保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已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门组织1358家。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网络地市级以上全覆盖，县级覆盖面达到73.8%。2011年1月到10月期间，全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门组织共调处医疗纠纷14976起，其中，调处成功12218起，调处成功率81.6%，调解满意度在95%以上。全国已有30个省(区、市)启动了医疗责任保险工作，覆盖238个地、市、州和90个省(市)直管区县，参加医疗责任险的医疗机构数达10113家。各地要进一步推动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大调解机制，有效化解医患纠纷；同时，要组织公立医疗机构统一参加医疗责任保险，鼓励和支持其他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建立起完善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这是预防和化解医患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制度创新。

　　第四，深化“平安医院”创建，维护正常诊疗秩序。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以《通告》的贯彻执行为契机，加大医疗机构安保投入，严格落实人防、物防、技防等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医疗机构内部安全保卫工作。加强与公安机关的联系和沟通，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活动，对犯罪分子形成有效震慑，切实维护正常的诊疗秩序。

　　第五，要加强卫生行业文化建设，弘扬新时期的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同时，希望新闻媒体能够支持和帮助医疗卫生部门，加强生命科学、医学知识的宣传报道，引导公众科学认识疾病，正确看待医疗风险，理性维护合法权益；同时，呼吁新闻媒体在涉及医院暴力、医患纠纷、医患关系的新闻报道时，能够秉持媒体的社会责任，进行客观、公正、科学、全面的报道，共同营造全社会尊重生命、尊重医学科学、尊重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良好舆论氛围。

　　中新网5月8日电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今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制定婴幼儿配方食品标准的首要原则是安全性，牛初乳对婴幼儿不是传统食品，也不是必需食品，目前缺乏牛初乳作为婴幼儿配方食品原料的安全性资料。

　　邓海华称，牛初乳是乳牛产崽后7天之内的乳汁，属于生理异常乳，其物理性质、成分与常乳差别很大，产量低，工业化收集较困难，质量不稳定，不适合用于加工婴幼儿配方食品。我国对婴幼儿配方食品的原料采取严格的安全性评估制度，列入婴幼儿配方食品相关标准后方准许使用。

　　邓海华指出，目前，牛初乳未列入婴幼儿配方食品标准及相关标准中。国际上也未允许牛初乳添加到婴幼儿配方食品中。我国进口的牛初乳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澳大利亚将牛初乳作为补充类药物管理，新西兰规定添加牛初乳的膳食补充剂类食品不得用于0-4个月婴儿。

　　邓海华说，根据以上情况，从审慎原则考虑，经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部门和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卫生部作出了婴幼儿配方食品不得添加牛初乳以及用牛初乳为原料生产的乳制品的规定。同时，为实施以上规定，设置2012年9月1日为过渡期限。

　　新华网北京5月8日电 (记者 贾钊 吕诺)中国卫生部发言人邓海华8日在回答媒体关于“人肉胶囊”的问题时表示，尚未发现国内有此情况。卫生部将根据近期媒体报道线索，会同公安、工商和海关等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日前，韩国媒体报道称，韩国海关查获了从中国入境的大量由死胎或死婴制成的“人肉胶囊”，引发各方关注。邓海华对此表示，去年8月份媒体曾有类似报道，卫生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过回应，地方有关部门做了详尽调查。针对这次媒体报道所点出的几个地方，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一有结果会向媒体通报。

　　据了解，中国对于婴儿遗体、胎儿遗体以及胎盘的治理和处置有严格规定：医疗机构必须将婴儿遗体、胎儿遗体纳入遗体治理范畴，严禁将婴儿遗体、胎儿遗体按照医疗废弃物进行处理，严禁医疗机构及其工作职员进行患者尸体的买卖和各种经营性的活动，严禁任何人、任何单位买卖胎盘。

　　本报武汉5月2日电 (记者张翀 通讯员吴忠新)武汉市治庸问责办的工作人员以及市民志愿者组成的暗访组，4月28日在暗访25家单位是否存在“庸懒散”情况时，意外地遭到一家单位门卫拦阻。而在另一家单位门前，暗访人员甚至被挂着“拆迁办”工作牌的人员围攻。武汉市治庸问责办负责人今天表示，正就暗访中反映的“庸懒散”现象以及阻碍暗访等情况进行核查，并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4月22日，12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武汉市民成为该市党风政风监督志愿者，“五一”前的这次暗访是这批志愿者首度参与的暗访。暗访发现了一些问题：4月28日上午，已过了规定的上班时间，市商务局仍陆续有迟到的工作人员走进大门；9点30分左右，江汉区行政服务中心里，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11号窗口、国土资源和规划局1号窗口的两名职工埋头玩手机；11点左右，武昌区行政服务中心4楼大厅92号民政窗口的工作人员脱岗……

　　4月28日下午4点左右，暗访组来到东西湖区卫生局，发现公共卫生法规监督科科长李新德不在办公室。办公室工作人员称，李新德“去区政务中心办事了”。暗访人员随即拨打李新德的手机，佯称要找他办事，却意外得知李新德正在棋牌室打牌。暗访人员和东西湖区卫生局办公室主任一起，在棋牌室找到了李新德。

　　引人注目的是，暗访组遭到了个别单位工作人员的阻挠。4月28日8点35分，暗访人员进入武汉市水务局大门时遇到门卫阻挠，即便出示市治庸问责办证件仍不得通行。当日下午2点45分左右，暗访组在武汉市民政局门口暗访时，一群胸挂“江汉区西马街鲩子湖城中村拆迁办公室”工作牌的人起哄，几人欲抢夺摄像机，且态度恶劣地推拉暗访人员阻挠调查，直到有人报警才散去。

　　武汉市治庸问责办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暗访遇到的突发情况与暗访中发现的违规现象，正在进一步核查处理中。此前，治庸问责办已于5月1日发布通报称，李新德已被撤职，其所在的东西湖区卫生局党委及相关领导均被要求书面检讨。

　　据介绍，去年4月6日，武汉市委实施“治庸计划”。截至今年4月6日的统计数据显示，治庸一年共有812人被问责，其中局级干部16人，处级干部142人。仅今年1至3月，全市便问责52人。

　　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提到武汉治庸风暴时说，“领导干部松松垮垮，人民就会遭殃。”他强调治庸问责关键是要消除一些干部干不好又不交“枪”的“第三种状态”，有责必负，赏罚分明。

　　该市治庸问责办表示，武汉治庸将常态化。经过一年探索，如今的重点是以“问题为导向”发现和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并通过开展电视问政、网络问政等让治庸制度化。

　　随着医改的顺利推进和成效的初步显现，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加快公立医院改革成为“十二五”深化医改的重要任务。取消“以药补医”机制，推进医药分开，是确保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进一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环节。

　　一、统一思想，深刻认识取消公立医院“以药补医”机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以药补医”机制是我国公立医疗机构以药品加成政策为基础而形成的一项经济补偿机制。自1954年开始，我国对公立医疗机构用药实行顺加15%的差价率作价的政策。改革开放以后，公立医疗机构对药品加成的依赖逐步增强。一方面，多年来政府对卫生事业投入相对不足，2008年财政直接补助收入只占公立医院收入的7%。另一方面，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长期低于成本，且未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动态调整。药品加成政策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公立医院和医务人员多用药、用高价药，加之医疗服务具有高度专业性、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等特点，药品加成政策逐步演化为“以药补医”机制。

　　当前，公立医院“以药补医”机制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严重损害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成为人民群众和医务人员最不满意的突出问题之一，成为医疗卫生领域必须革除的机制性弊病。

　　取消“以药补医”机制是深化医改的必然要求。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的提供主体，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主要发生在公立医院，如果“以药补医”弊端得不到彻底革除，医药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就无法得到根本遏制，群众医药费用的负担就难以减轻。同时，基层首诊、双向转诊、防治结合、急慢分治、医疗机构间分工协作的机制也难以形成。

　　取消“以药补医”机制是广大群众的热切期盼。公立医院是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承担着向全体居民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任务。“以药补医”机制催生大处方、高价药等现象，损害了群众利益，不利于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广大群众热切期盼取消“以药补医”机制。

　　取消“以药补医”机制是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共同愿望。医疗卫生行业是一个崇高的行业。在“以药补医”机制下，我国公立医院的建设、发展及医务人员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靠药品加成解决，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有的。加之行业、医保及社会等相应监管机制不健全，“以药补医”机制逐步滋生出“以药腐医”机制，损害了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形象。广大医务人员希望能够从体制机制上加以解决，通过劳动和奉献获得合法的、有尊严的收入，维护公立医院的社会公平和道德伦理，向社会呈现医疗卫生行业的真实本质。

　　取消“以药补医”机制是医药行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医药行业涉及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国家的卫生安全。在“以药补医”机制下，出现一些药物的不规范、不合理使用现象，影响了医疗安全质量，导致抗生素滥用，给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带来了威胁。同时，“以药补医”机制扭曲了医药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导致医药企业反常的价格行为，加剧了药品回扣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药购销领域的乱象，影响了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坚定信心，抓住改革的有利时机

　　当前是深入推进医改的关键时期，也是取消“以药补医”机制、推进公立医院医药分开的有利时机。

　　改革政策日渐明确。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发布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明确提出：推进医药分开，逐步取消药品加成，不得接受药品折扣。医院由此减少的收入或形成的亏损通过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解决；2011年卫生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取消“以药补医”的政策要求和实施路径；2012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提出：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为关键环节，推进医药分开，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

　　改革经验日渐丰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以来，一批国家级和省级试点城市从药品购销、收支管理、支付制度以及加成政策等环节入手，探索了多种取消“以药补医”机制的具体做法，日渐形成丰富经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经有19个省(区、市)600多家县级医院启动了综合改革试点，浙江、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自治区)将在2012年实现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全覆盖，其核心是全面取消所有县级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减少的收入主要通过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予以补偿。

　　改革条件日渐成熟。当前，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实施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按照规定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行零差率销售，取消了“以药补医”机制，患者用药负担大为减轻。同时，以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为突破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编制管理、岗位设置、人事分配、绩效考核等方面的综合改革得到有效推进，促进建立了基层运行新机制。在此基础上，公立医院取消“以药补医”机制面临许多有利条件：一方面，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实现广覆盖，医保资金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责任更加明确，财政投入持续增加，为取消“以药补医”机制提供了重要财力保障。特别重要的是，我们有各级党委、政府对深化医改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和医务人员的理解、支持和拥护，有基层医改实践取得的宝贵经验，这些都为全面取消“以药补医”机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三、完善政策，全面取消公立医院“以药补医”机制

　　取消公立医院“以药补医”机制，涉及到医院、患者、医保机构以及药品生产流通企业等多方利益调整，涉及到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建设，关系到医改全局，任务十分艰巨复杂。为此，我们必须全面落实国务院“十二五”医改规划，强化顶层设计和总体制度、政策安排，同时总结经验，坚定信心，统筹推进，力争早日取得成效。

　　要按照中央关于公立医院改革的总体部署和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质的要求，以县级公立医院为重点，以减少群众医药费用负担为基本原则，以建立综合补偿机制为主要内容，取消公立医院“以药补医”机制。医院减少的收入主要通过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予以补偿，并将医保资金作为公立医院主要收入来源，实现医院可持续发展。实施以取消“以药补医”机制为抓手的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要在2012年实现300个左右的试点县先行推开，2015年实现县级公立医院改革阶段性目标，全面推动城市公立医院改革。

　　取消“以药补医”机制，必须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部门间和政策间的衔接，抓住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一是以县级医院作为改革突破口。县级医院在县域内医疗卫生单位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在满足群众看病就医需求、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县级医院率先推进改革，可以为整体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探索和积累经验，同时通过增强能力和水平，分流患者，缓解城市大医院的压力，为城市大医院改革创造条件和动力。取消“以药补医”机制在县级公立医院实现突破后，逐步向城市大医院延伸。

　　二是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要遵循医疗技术服务的内在规律，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体系，降低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价格，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价格，合理提高诊疗费、护理费、手术费等医疗服务价格，使之体现医疗服务合理成本和医务人员劳动价值，使公立医院通过提供优质服务获得合理补偿。

　　三是大力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支付制度是控制医疗费用的重要手段。我国现行的按项目付费机制是导致费用上涨、控制费用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原因。实行总额预付以及按项目、按病种、按人头等付费方式改革后，药品变为医院提供医疗服务的成本，从而改变医院用药的激励机制，引导和促使医院及医务人员主动控制成本。从我国财力和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等因素出发，将加快支付方式改革与取消“以药补医”机制同步推进，是公立医院改革的优选途径。随着我国基本医保制度的全覆盖，支付制度改革的条件也已日趋成熟。要注意发挥卫生部门统筹管理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的管理和专业优势，将控制医疗费用和保证服务质量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是继续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全面落实和完善政府对公立医院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等公共服务的投入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医院长期债务，减轻医院运行压力。中央财政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取消“以药补医”机制的顺利推进，地方财政也应相应加大投入力度。

　　五是注重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保护好、发挥好、调动好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既是深化医改的重要任务，也是取消“以药补医”机制必须考虑的重点。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培养周期长、劳动强度大、职业风险高，但长期以来劳务收入明显偏低。取消“以药补医”机制，一方面，要让医院和医务人员摆脱对药品收入的依赖，消除药品流通过程中的回扣等不正之风和商业贿赂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符合医务劳动特点和规律的薪酬制度和绩效考核与激励分配机制，解决好医务人员的福利待遇、职业发展、执业环境等利益关切问题。

　　六是强化行业监管。强化政府对医疗资源的调控机制，加强区域卫生规划的刚性约束，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建设规模、标准，控制中心城区医疗资源过度增长，控制大型医疗机构单体规模的无序扩张。强化对公立医院医疗费用的监管机制，加强对公立医院服务质量、财务运行、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等方面的监督。完善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信息公示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七是统筹推进各项综合改革。取消“以药补医”机制是一项综合、复杂、艰巨的工作，必须统筹推进。要把增强对农民健康的风险保护作为巩固完善新农合制度的突出重点，建立稳定的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要提高统筹层次，积极推进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新农合，推动新农合制度由扩大范围转向提升质量。抓住落实投入政策、规范采购供应、严格零差率销售等关键环节，推动基本药物制度的健康有效运行，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由强筋健骨转向全面发展，继续巩固基层综合改革成果。加强上下联动，推进便民惠民服务常态化、机制化，实现公立医院改革由局部试点转向全面推进。加强政策协同，改善服务结构和效率，促进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由重硬件转向重服务，不断筑牢城乡居民看病就医的保障网。

　　(作者：陈 竺，卫生部部长；张 茅，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中新网4月30日电 据俄新网29日报道，乌克兰卫生部新闻处日前称，在狱中服刑的乌克兰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患有“急性椎间盘突出”的消息与实际情况不符。

　　德国柏林查利特医院的院长卡尔·马克斯·艾因霍伊普尔28日表示，该医院对季莫申科进行过三次体检的医生们诊断她患有“急性椎间盘突出”。

　　乌克兰卫生部新闻处援引曾为季莫申科体检的国际医疗委员会成员叶夫根尼·佩达琴科教授的话说，“媒体援引德国同行的话公布季莫申科患有急性椎间盘突出的诊断，同德乌专家委员会会议的鉴定不符。此外，从医学角度讲，在媒体上讨论对病人的诊断是不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