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

  去过酒吧的人一定会有一种感受:如果酒吧嘈杂,交谈时不得不提高声音,以使对方听到。最近,海洋生物学家对鲸的求偶呼叫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鲸鱼向情侣发出的求偶信号越来越大———几乎是50年前的十倍。而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越来越吵闹的海洋环境。
 

  研究者们在英国周边海域深入观察了鲸鱼是如何应对越来越喧闹的海洋环境的。
 

  被选择进行研究的海域里,有大量的海上钻井平台,有繁忙的海上运输,还有声音巨大的海洋风力发电厂,那是世界上最嘈杂的海域之一。
 

  海洋生物学家皮特·泰克发现轮船和海上平台发出的声音有着跟鲸类叫声相同的音频。于是,鲸类尝试改变它们发出的声音音量和频率,使叫声更大更加具有穿透力,就像是原来唱低音的歌手转向高音。
 

  鲸鱼的歌声能够传播到几百英里之外的海域,这对它们的求偶活动非常重要。但是由于海洋变得越来越嘈杂,给鲸类的交配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鲸 类的呼叫变得不如以往精细,而且需要多次重复,因而交流当中消耗了相当多的能量。由于有些鲸鱼被迫改变了叫声,不仅改变了音量,还改变了音阶,造成它们的 同类误以为它叫错了自己的“名字”,鲸鱼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偶越来越难了。
 

  海洋噪音,就是人类给鲸鱼制造的尴尬。(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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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恒星流可能是近期被银河系所吞噬较小星系的残骸
 

  天文学家观测到一个未曾发现的恒星流穿过宝瓶星座,他们认为该恒星流可能是近期被银河系所吞噬较小星系的残骸,该恒星流位于图片粉色部分。
 

  被吞噬的矮星系是“陈旧发酶的点心”

  现已探测到银河系内存在十几个恒星流,它们是被银河系引力撕碎和吞噬的卫星星系残骸。多数恒星流环绕在盘状银河系平面,颇似章鱼触角攀爬在餐盘上。但是最新发现的宝瓶座恒星流非常独特,这是因为它嵌入在银河系平面上。
 

  宝瓶座恒星流是迄今发现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流,距离地球1500-30000光年的区域,该恒星流的延伸方向朝向宝瓶星座。同时,它也是最年轻的已知恒星流,可能形成于7亿年前一个矮星系被撕碎的过程中,这一时间对于宇宙而言仅是瞬间而已。
 

  德国波茨坦天文协会博士后研究员玛丽-威廉斯(Mary Williams)是该项研究负责人,她说:“该恒星流自身非常古老,或许有100亿年历史。这就相当于一个非常古老的小星系被吞噬,我猜想这就如同一盘陈旧发酶的点心。”
 

  “恒星移民”拥有奇特轨道

  玛丽和她的研究同事在“R放射性速度实验(RAVE)”中发现这个奇特的恒星流,据悉,RAVE实验迄今已测量了银河系内50万颗恒星的移动变化。
 

  玛丽说:“目前有大量的恒星需要进行真实地科学研究分析,比如近期发现的宝瓶座恒星流。”该研究小组能够揭示宝瓶座恒星流并非起源于银河系,这 是由于它以独特的方式移动在银河系中心周围。她指出,我们发现一群恒星反常地穿越太空,多数情况下,恒星轨道环绕在星系中心,这就如同行星环绕在太阳轨道 运行。但是宝瓶座恒星流聚集在一起运行,其形态颇似玫瑰花的花瓣。
 

  目前,玛丽带领研究小组已探测到该恒星流处于其中一个“花瓣”的顶端,这些恒星调转轨道方向,从向外变至向内,朝向银河系中心。
 

  通过研究宝瓶座恒星流和其它银河系曾经的“食物残骸”,科学家不仅能够理解银河系的起源,还能进一步洞悉其未来变化。玛丽说:“当前我们认为银河系形成基于吞并其它星系,最终它将形成一个更大体积的星系,天文学家预测,未来50亿年后,银河系将与仙女座星系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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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生活迫使很多人压缩自己的休息时间
 

  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倾向于晚睡,工作和生活迫使很多人压缩自己的休息时间,以使自己能做更多事情,但这样做会严重伤害到身体的健康。不过同时有一点也要注意,睡眠时间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之前也有研究发现,睡眠时间过长同样也容易患上心脏病。
 

  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睡眠时间经常不足6小时的人,比正常人患上心脏病的风险要显著增加。他们相信睡眠不足将对生长激素释放肽(ghrelin) 和瘦素激素(leptin)产生影响。差的睡眠往往导致吃的更多,并且更容易肥胖,因此使人面临更大的高血压和心脏病风险。专家们建议成年人每晚至少要保 证6~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但现实是很多人都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做到这一点,还有许多人饱受失眠之苦。
 

  研究人员调查了之前涉及包括英国、美国、日本,瑞典和德国在内8个国家,共约47.5万人的15项类似研究。据科学网(kexue.com)了 解,此项研究发表在了《欧洲心脏病杂志》(European Heart Journal)中,结果显示哪些睡眠时间经常少于6个小时的人,比正常睡眠水平的人多48%和15%的风险患上或死于心脏病及中风。睡眠不足影响着生长 激素和瘦素激素,使人更容易引发食欲并在不知不觉中吃的更多。
 


经常睡眠时间超过9个小时可能是心脏病早期预警信号
 

  华威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Warwick Medical School)的弗洛西斯科-卡普乔(Francesco Cappuccio)教授说:“如果你每晚的睡眠时间少于6个小时,就会更容易患上心脏病或中风。晚睡早起是一个对我们健康有害的定时炸弹,所以人们需要 采取行动来减少这些威胁生命的行为。比如平衡工作与生活,保持积极的心态等等。”
 

  不过科学家们也警告,由于心脏疾病往往使得一些患者容易感到疲劳,所以对于一些经常睡眠时间超过9个小时的人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心脏病的早期预警信号。
 

  (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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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末年初科学界的盘点不断展开,去年年初曝光的井冈山大学论文造假事件屡被提及。


  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为责任人,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被一次性撤销。这起中国SCI论文饥渴背景下的疯狂案例曾令国际舆论哗然。
 

  实际上,即便在我国最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或国家部委高层次的评审中,算数量、比速度,也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一些还算好但并非真正突出的发现,因为其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尖杂志,就被国内领导和部门作为突出贡献而庆祝并给予极大的支持。
 

  近年来,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科学界如何潜心学术、摒弃急功近利专访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他一直坚持科研的质量、回归科学本质,秉持“慢”的理念。
 

  2007年,时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他曾任该校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其实验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动物发育的分子信号。饶毅的回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记者:在国内的学术圈中,您的论文数量似乎并不多?
 

  饶毅:论文是发表你的科学发现。论文可以看数量也可以看质量。如果用《让子弹飞》来比喻,你可以算很多次枪声后击中很多目标,但也可以看看子弹 击中了什么目标。中国现在可能主要看枪响后报捷的喜报用什么材料,就是问发表在什么杂志,而很少人能判断打下的目标到底多重要。
 

  我自己的论文数量比较少,自从2004年有独立的国内实验室后,发表过3篇原始文章。其中,两篇是神经发育:2005年《细胞》报道GSK参与极性形成,2007年《发育生物学》报道ILK参与极性形成;一篇是行为,2008年《自然神经科学》报道鱆胺参与争斗。
 

  另外2005年我应邀在《自然神经科学》发表过一篇述评,评论同期一篇文章,虽然不是我们的研究,但我挺喜欢这篇文章,它对原研究者的结果提出不同的解释。
 

  而2006年、2009年、2010年,我在北京的实验室论文数量为零。
 

  这是国内实验室中发表论文特别慢的活标本,可供批判。
 

  记者:我发现有个很矛盾的现象,您经常在中国报刊写文章,好像不低调,但对科学却很有耐心,又很低调。


  饶毅:不矛盾。我写的中文文章,是为了推动改革、为了改善科学文化、为了让青年学生少受不良风气误导,所以数量不能太少。而科学是我的本行,无需在公众中谈。我自然有我的科学交流对象,而且我主张研究过程中积极交流,而不仅限于交流已经发表的工作。
 

  记者:很多人对您个人实验室的情况也很好奇?


  饶毅:我的实验室,无论是以前在美国的实验室,还是后来在北京的实验室,迄今为止,速度都不算很快。
 

  在我的实验室,做实验完全取决于做实验者的喜好和自身动力,学生、技术员都有很大余地,而且他们多半很有主见。前不久的组会上,一个学生在回答我建议时说“好”,实验室其他人员惊讶了半天:好像是第一次听学生说“好”而不是反驳我。
 

  一般来说,我的实验室不依赖速度的竞争,而是需要多想,多探讨,选择别人不太做的领域。
 

  在美国时,我实验室做得最多的是神经导向分子,特别是1999年发现Slit蛋白质是神经纤维排斥性导向分子。这是我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orey Goodman、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Marc Tessier-Lavigne同时发现的。
 

  他们都是比我年资高的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Goodman的年资可以做我老师,Tessier-Lavigne是新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因为1994年证明第一个导向分子的工作闻名于世。1999年我们三个实验室的论文发表在同一期《细胞》杂志上。
 

  我的实验室当年还有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自然》和《神经元》,报道Slit参与神经细胞迁移的导向作用。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才能在该 领域做下去。后来,从1999~2009年十年,我们共发表约20篇论文,全部集中在神经导向,以Slit为主,也做过其他两个分子,所有这些都集中理解 一个问题:导向的分子机理。
 

  记者:回国以后呢?


  饶毅:我希望在中国的工作和我在美国的工作一样。我回国的时候,估计能做到这点。但是,从发表的论文看,我在中国的实验室,论文数量特别少。即使如此,我现在也有信心把国内的工作做得比美国的好。
 

  这几年我的实验室研究方向从发育转到行为。实验室一些学生探讨和摸索了不同的行为范式,最后我们决定做社会行为的分子和细胞机理,用遗传学和分 子生物学的途径,剖析动物间相互作用的机理。这种转型,本身需要时间。我们进入新领域,行为领域的人不熟悉我们。行为和发育不同,有很多人工观察的部分。 我不放心,重要实验,我都至少看两个以上学生重复的结果,不能出纰漏,必须严谨。所以,对于自己实验室的“慢”,我觉得至少在目前是必需的。
 

  记者:如何解读这种“慢的标本”?


  饶毅:科学研究的慢,不是偷懒不做,而是指重要的结果出现慢,但研究者积极思考,积极推进研究。
 

  是否慢与个人风格和特色有关,也和研究的性质和领域有关。我们实验室因为研究性质、转型、风格、时期等多种综合因素,不可能快。我们不是故意追求慢,是速度不能做我们的目标,质量和高度更受重视。
 

  在科学界,有少数科学家个人的产出可以既快又好。或许可以说,这是学术界都喜欢的“西施”,我们实验室很尊重和羡慕做得既快又好的科学家。
 

  但是,我自知不是“西施”,而是有很多缺陷的研究者,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什么都做好,不可能很快,也就不宜“东施效颦”。
 

  记者:论文发表的杂志好像大家觉得很重要,您如何看?

  饶毅:在哪个杂志发表,说明当时一些同行对论文质量和重要性的看法。但是,它并非所有同行的看法,而是几个审稿人的看法,有时可以出现偏颇,而且有时间问题。所以,虽然发表的杂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文章的重要性,但是也会出现不准确的时候。
 

  比如,神经生物学近年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发明是光遗传学,就是用光来操纵分子,发明技术的两篇关键论文,值得获诺贝尔奖,但它们在《自然神经科学》和《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而很多相关的后续文章发表在《自然》、《科学》和《细胞》上。
 

  这是因为刚刚出来时,几个编辑和审稿人没有马上意识到其重要性,而后来大家很快都意识到重要性,所以后续的文章刊登在更显眼的地方。其他领域也 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所以,一定要看内容、做学术判断,而不能单纯看发表杂志的名称。如果只看杂志名称,那么我们各个单位就不用科学家,而可以请初中生来评 价科学了。
 

  记者:您是否也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饶毅:目前中国科学界比较求快,对我也不例外。
 

  有人讥笑我老得不行而回国,有人认为我只能写博客不能做科研,有人认为我做不出科研成果才谈政策……不一而足。
 

  也有人好意告诫我发表论文比发表议论重要,而且应该又快又多。实验室的学生也有善意的担心。我不愿骚扰实验室学生,不会经常催结果,而是有问题就讨论。
 

  但我不可能做到又快又好,只能有选择。
 

  好在我已有工作基础,而且2005年在中国发表过一篇《细胞》论文,我得到的支持可以持续一些时间,只要我不怕喝倒彩的压力,不脱离自己的特点转而追求急功近利,还可以承受慢一些带来的压力。
 

  记者:对于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您有哪些建议?

  饶毅: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目前比较难,如果做得慢的,在国内压力会比较大。
 

  我现在愿意出来讲这些不是我自己需要特别支持。我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就是想提供一个标本,希望国内多一些单位能选拔和支持一些慢的人,特别 是一些年轻人。在目前情况下,选择优秀的人、有潜力的人、积极工作的人,即使他们“慢”,也支持他们,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支持快的人,支持错了,也没人责 怪。而支持慢的人,也可能有搞错的时候,作为各级资源掌握者、决策者,这很不容易。
 

  但是,世界科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今后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既可能出自快的途径,也可能出自慢的方面。因此,不同的科学工作者根据各自特点,有所选择,有得有失。  本报记者 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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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研究人员日前报告说,他们研制的一种新型艾滋病疫苗在雌性猕猴身上实验成功。实验结果表明,疫苗能够有效防止艾滋病通过性途径传播。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以及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美国最新一期《免疫》杂志上报告说,为了验证疫苗的有效性,研究人员对5只雌性猕猴进行了鼻部和肌肉注射。结果显示,在疫苗的保护下,雌性猕猴对阴道感染艾滋病产生了免疫,其血清化验始终呈现阴性。此外,进一步的实验表明,这种新型疫苗对预防普遍存在于欧美和印度的艾滋病B亚型和C亚型病毒效果明显。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摩根·邦塞尔表示,这种疫苗目前仅在雌性猕猴身上实验成功,而且获得这一结果的前提是实验对象的阴道没有创伤,如果要进一步确认疫苗的有效性,还需要对雄性猕猴展开实验。(李学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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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发现的一块早期人类足部骨骼化石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早期人类足部第四跖骨证实足弓的存在


生活在320万年前“露西”的3D模型


露西生活在370万年前-290万年前,当时的早期人类可以直立行走

  科学网(kexue.com)讯 2月11日消息,古代猿人的直立行走的一小步,却是人类进化史上最重大的一步!近日,美国科学家最新研究证实,人类祖先放弃树居生活在陆地行走的时期始于3百万年前。

  据国外媒体报道,这是改写人类进化历史的突破点,研究人员发现的一块早期人类足部骨骼化石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该项研究结束了数十年的一项争辩——人类祖先什么时候结束了像猴子一样在树林之间攀爬,并开始像现代人类一样双腿直立在陆地行走。目前,这项最新研究发表在最新出版的《科学》杂志上。

  科学家在埃塞俄比亚Hadar地区发现的足部骨骼是一个完整的第四跖骨,这是连接脚趾至足底的最长一节骨骼。该骨骼化石属于南方古猿,1974年发现的著名“露西”骨骼就属于这一分支。

  此前,考古专家认为生活在180万年前-7万年前的直立人是最早从树居环境转变为陆地直立行走的早期人类,但这项最新研究将该日程表向前追溯了100万-200万年。

  考古学家表示,露西的足部骨骼具有足弓,这一特征仅存在于能够奔跑和长途行走的现代人类。美国密苏里州大学的卡罗尔-沃德(Carol Ward)博士负责此项研究,他说:“目前,我们知道露西和她同时代生活的早期人类具备了足弓特征,这将很大程度地改变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包含饮食习惯和如何避开掠食性动物。”

  足弓的形成奠定了现代人类的直立行走基础,这是因为早期人类放弃了利用第四跖骨攀爬树木,见证了早期人类如何放弃树居环境,来到陆地上直立行走。

  露西生活在370万年前-290万年前,当时的早期人类可以直立行走,然而,研究人员却并不知道是否他们多数时间是四肢行走,还是选择直立行走。

  沃德博士表示,足弓是人类直立行走的关键性特征,因为足弓能够吸收行走时的震动,提供一个很难弯曲的足部支撑平台,让人类能够轻松地向前行走。 随着对早期人类进化的足弓深入研究,将证实这种人类足部独特结构是人类运动的必要条件。

  (科学网-kexue.com 蜘蛛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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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2月11日消息,一些人由于繁忙的工作安排或忙碌的家庭生活,经常过着晚睡早起的生活,而日前一份研究表示,如果一个人每天的睡眠时间经常低于6个小时,将提高患上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


工作和生活迫使很多人压缩自己的休息时间

  据国外媒体报道,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倾向于晚睡,工作和生活迫使很多人压缩自己的休息时间,以使自己能做更多事情,但这样做会严重伤害到身体的健康。不过同时有一点也要注意,睡眠时间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之前也有研究发现,睡眠时间过长同样也容易患上心脏病。

  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睡眠时间经常不足6小时的人,比正常人患上心脏病的风险要显著增加。他们相信睡眠不足将对生长激素释放肽(ghrelin)和瘦素激素(leptin)产生影响。差的睡眠往往导致吃的更多,并且更容易肥胖,因此使人面临更大的高血压和心脏病风险。专家们建议成年人每晚至少要保证6~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但现实是很多人都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做到这一点,还有许多人饱受失眠之苦。

  研究人员调查了之前涉及包括英国、美国、日本,瑞典和德国在内8个国家,共约47.5万人的15项类似研究。据科学网(kexue.com)了解,此项研究发表在了《欧洲心脏病杂志》(European Heart Journal)中,结果显示哪些睡眠时间经常少于6个小时的人,比正常睡眠水平的人多48%和15%的风险患上或死于心脏病及中风。睡眠不足影响着生长激素和瘦素激素,使人更容易引发食欲并在不知不觉中吃的更多。


经常睡眠时间超过9个小时可能是心脏病早期预警信号

  华威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Warwick Medical School)的弗洛西斯科-卡普乔(Francesco Cappuccio)教授说:“如果你每晚的睡眠时间少于6个小时,就会更容易患上心脏病或中风。晚睡早起是一个对我们健康有害的定时炸弹,所以人们需要采取行动来减少这些威胁生命的行为。比如平衡工作与生活,保持积极的心态等等。”

  不过科学家们也警告,由于心脏疾病往往使得一些患者容易感到疲劳,所以对于一些经常睡眠时间超过9个小时的人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心脏病的早期预警信号。

  (科学网-kexue.com 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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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儿童早在3岁时所表现出的过分活跃、注意力不集中或易冲动行为将使他们长大后面临许多问题。而破解之道在于在成长期间学会自我控制。

  日前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在对1000名新西兰儿童进行跟踪研究后发现,在自我控制方面得分低的孩子在长大后将会面临财务、健康和财产等方面的问题。

  缺乏自我控制主要表现为对挫折的低容忍度,对达到目标缺乏坚持,难以集中于一项任务。其他研究指标还包括过分活跃、不加思索就行动、难于等待、 焦躁不安以及不认真等。“根据得分高低的整体走势,孩子长大后的行为结果就变得可预测了,”首席研究者、杜克大学心理学家特里·莫菲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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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际《金瓶梅》研究会和杭州冰凌文化策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首届国际《金瓶梅》研讨会”近日在杭州落下帷幕。与会专家学者合理地解释了《金瓶梅》作者起的“兰陵笑笑生”笔名的含义,回答了作者为什么要隐姓埋名的原因, 同时为如何理解《金瓶梅》的问世及如何阅读作了深入探讨,为《金瓶梅》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何人

《金瓶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世界文学领域一部杰出的文学巨著,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率先以市井人物与世俗风情为描写中心的长篇小说。毛泽东主席曾经高度评价《金瓶梅》描写了真正的明朝历史。但是,长期以来《金瓶梅》研究存在着两大瓶颈,一是作者为何人?二是该书是否是“淫书”?这次研讨会聚焦于作者问题的探讨,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进展。

在《金瓶梅》留下一个四百多年未解的悬案中,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一直是个谜。在以往的各种说法中,“王世贞说” (以下简称“王说”)流传时间最长,流传范围最广,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说法。首先,明、清两代的文献资料有直接、也有间接阐述《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其次,《金瓶梅》的手抄本源于王世贞家。

2009年3月,浙江学者陈明达先生的论文《作者蔡荣名考》在新华网上发表,接着,国际作家书局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徐仁达、陈明达、赵颂平、夏吟四人合著的《作者蔡荣名说》和《作者蔡荣名说的立论依据》两本书。一个关于《金瓶梅》作者的新说——“蔡荣名说”(以下简称“蔡说”)在海内外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而“蔡说” 能后来者居上,除了“蔡说”以“王说”为立论基础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徐仁达、陈明达等所提出的“蔡说”,以许多史料为依据,丰富和发展了“王说”。他们认为蔡荣名是王世贞的门客,是王世贞聘请来做“枪手”完成《金瓶梅》作品的。蔡荣名在王世贞的指导下,以王世贞的思想、不幸经历以及授意为核心,创作了《金瓶梅》。这一学说使人眼前一亮,合乎情理地解释了王世贞亲自策划创作《金瓶梅》的可能性,同时也呼应了金学界关于《金瓶梅》可能出自一位才子的猜测。

国际《金瓶梅》研究会会长徐仁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凌鼎年和学者黄匡等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反映中国农耕社会的大百科全书,书中人物的衣、食、住、行,以及讲述的故事和宣传的文化,都说明其创作地在浙江黄岩弇山园。专家所指出的六个论据中,尤以在《四库全书?弇洲续稿》和蔡荣名的《芙蓉亭诗钞》都记载着王世贞赠给蔡荣名的两首诗最有说服力。这两首诗记录了《金瓶梅》从初稿到成书的整个过程,是“蔡说”最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诗的题记和诗文的内容,记录着王世贞把蔡荣名请到自己的家里,住在他的私家花园——弇山园里整整两年。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王世贞交给他的任务,王负责出版,蔡荣名同意隐姓埋名。“蔡说”讲述论证的就是以上整个《金瓶梅》的创作过程。因此“蔡说”认为:在创作《金瓶梅》的过程中,王世贞的角色是“制片人”、“导演”、“发行人”,蔡荣名仅仅是执笔者、编剧而已。

此外,《金瓶梅》中特有的黄岩方言,江南特色的饮食文化和黄岩特有的食品,台州黄岩历史名人,以及书中的天台山历史文化,都从不同的角度共同论证同一个命题,在逻辑上可以相互印证和互补,形成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集,使“王说”和“蔡说”的理论体系更加科学和完整,所以说《金瓶梅》作者是蔡荣名是非常合乎情理的。

“蔡说”的两个重大发现

徐明达和赵颂平 在《金瓶梅》的研究中,还对“蔡说”的两个重大发现有所论述。一是“主要影射讽刺对象新说”。《金瓶梅》在社会上流传以后,人们早就看出它是一部“指斥时事”的书。可是几百年来,人们只知道书中影射讽刺谩骂的对象是严嵩父子。可是,学者们在研究《金瓶梅》时发现:王世贞虽然与严嵩父子有杀父之仇,但是,王世贞已经利用创作戏剧《鸣凤记》,把严嵩父子骂够了。在《金瓶梅》中,王世贞要骂的不一定是严嵩父子,可能还另有其人?学者们在研究王世贞时还发现,王对张居正也积怨颇深。王世贞和张居正是同年进士,张居正掌权时拉笼王世贞,因政见不同,不相为谋。此外,两人之间还发生了一些个人恩怨。

王世贞恨张居正,在他的作品中有攻击张的蛛丝马迹。《金瓶梅》创作时,虽然张居正已死,但王世贞的文学地位以及他的修养都决定了纵然对张居正有诸多不满,也不便公然指责这位故去的内阁首辅。于是只能请自己欣赏的蔡荣名通过隐姓埋名的方式进行《金瓶梅》的创作,抒发对张居正的愤恨之情。作者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挖空心思地将“张居正”写进《金瓶梅》中,进行无情地鞭挞。张居正可不比严嵩,为此唯有把作者姓名隐去,方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发现《金瓶梅》影射讽刺的主要对象为张居正以后,《金瓶梅》中有些谜题,如作者为什么要隐姓埋名的原因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是兰陵笑笑生笔名新解。在万历刻本《金瓶梅词话》中,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指明书的作者为“兰陵笑笑生”。中国人重乡土观念,在署名时挂上郡望(即籍贯),可说是中国古人的通例。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兰陵当作地名,但结果是无论山东苍山县兰陵镇,还是古时曾名兰陵的江苏武进县,山东峄县,都找不到笑笑生,也就是说只有兰陵而没有笑笑生。

兰陵不是地名,哪是什么呢?“蔡说”认为:“兰陵”是酒的代名词,就像“杜康”一样。那么笑笑生呢?学者们认为笑笑生是同音假借,小生是南戏中的男主角,“笑”黄岩读音近于小,笑笑生即小小生,也就是现在说的小青年。“兰陵笑笑生”就是嗜酒的小青年,贱称酒徒。这里要说明的是,嗜酒现代人认为是陋习,称为“酗酒”,而古代人可不这么看,喝酒是男子汉的本色,就像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竹林七贤个个烂醉如泥,他们的嗜酒轶事,历来都被人们传为美谈。

“蔡说”认为,《金瓶梅》作者是明代黄岩人蔡荣名,他以兰陵笑笑生为笔名,以酒徒自诩,是其性格使然。从蔡荣名存世的诗集《芙蓉亭诗钞》中可以看出,蔡对大文豪王世贞十分崇拜,以能得到王的赏识为荣。由此我们推断,兰陵笑笑生是蔡荣名从王世贞的赠诗中得到启发而拟定的,王世贞诗曰:“吾怜蔡去疾,不去陶陶酒人疾。”去,古义为离开,陶陶,快乐的意思,陶陶酒人,即快乐的酒徒,也就是说你离不开一个快乐的酒徒的本色。蔡荣名就以笑笑对陶陶,以兰陵对酒人,兰陵笑笑生,也就是快乐的酒徒之意。

《金瓶梅》作者蔡荣名精通古文辞,还可以用古文辞破译兰陵两字。《尔雅?释草》《说文解字》解释:“兰,香草也。”“陵,草名,苕,陵苕,一名为陵时(现在叫凌霄花)。”“蔡,草名。”原来,兰、陵、蔡都是草名。因此,作者挑了兰陵作谜面,蔡为谜底,让后人射虎。《尔雅?释草》说:“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草的花谓之荣,这句话说的多好啊,如果兰陵两个字,“兰”诠释为草名的蔡,“陵”亦当做草名,草谓之荣,草名谓之荣名,兰陵就是蔡荣名,兰陵笑笑生就是蔡荣名笑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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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过酒吧的人一定会有一种感受:如果酒吧嘈杂,交谈时不得不提高声音,以使对方听到。最近,海洋生物学家对鲸的求偶呼叫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鲸鱼向情侣发出的求偶信号越来越大———几乎是50年前的十倍。而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越来越吵闹的海洋环境。

  研究者们在英国周边海域深入观察了鲸鱼是如何应对越来越喧闹的海洋环境的。

  被选择进行研究的海域里,有大量的海上钻井平台,有繁忙的海上运输,还有声音巨大的海洋风力发电厂,那是世界上最嘈杂的海域之一。

  海洋生物学家皮特·泰克发现轮船和海上平台发出的声音有着跟鲸类叫声相同的音频。于是,鲸类尝试改变它们发出的声音音量和频率,使叫声更大更加具有穿透力,就像是原来唱低音的歌手转向高音。

  鲸鱼的歌声能够传播到几百英里之外的海域,这对它们的求偶活动非常重要。但是由于海洋变得越来越嘈杂,给鲸类的交配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鲸类的呼叫变得不如以往精细,而且需要多次重复,因而交流当中消耗了相当多的能量。由于有些鲸鱼被迫改变了叫声,不仅改变了音量,还改变了音阶,造成它们的同类误以为它叫错了自己的“名字”,鲸鱼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偶越来越难了。

  海洋噪音,就是人类给鲸鱼制造的尴尬。(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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