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
周三, 04 5月 2011 20:44
胡翌霖：SCI与学术公正
□胡翌霖
去年中国SCI论文数跃居世界第二，EI（工程索引）论文早就是世界第一了。不过，论文的品质一直是令人忧虑的。例如中国SCI论文的平均被引率仍然在一百名开外。许多论文只是追随学界热点的跟风之作，有些论文则是一篇拆成几篇发表。令人堪忧的是，SCI在西方只是一个衡量标准之一，用到中国来却几乎成为唯一标准。
这种情况类似于三聚氰胺的出现：我们用氮含量作为指标可以来检测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如果大家都是把它当做一个额外的检测手段，这个手段一般而言是准确的，而且本身没啥坏处。但是如果是大家都为了追求指标而追求指标，而不是为了蛋白质而提升指标，怪现象就出来了，三聚氰胺这样的问题就会在中国出现。
又好比说如果一个人的目的是要减肥，那么有一把秤时时来帮他衡量体重状况就会很有帮助，但是如果说他的目的是要“看到秤上的数值变小”，那么他就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身体而想方设法在秤上做手脚去了，即便说难以在秤上作弊，也总可能有其他异化的手段，例如你可以干脆剁掉一条腿，保证读数降低，但这和健美身体的初衷就南辕北辙了。
SCI和GDP等衡量指标也是类似的道理，西方人看重它，根本目的是学术影响力而不是引文数据，根本目的是发展经济而不是GDP增长率。所以在西方对衡量方法的重视从来没有异化到中国这样的情况，即衡量辅助手段反过来变成了最终的结果，最重要的学术写作和学术交流本身倒成了手段了。
因此，且不说重大的基础科学成果出得不多，即便出了这样的成果，我们必然会主动第一时间把它发到SCI上，从而为全人类共享，最终从中开发出实际的经济利益的多半是西方或日本。结果是，即便论文数量数一数二，“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依然达50%以上（发达国家均在30%以下，美国、日本则仅有5%左右）”。
事实上，理论突破只是科技创新的第一个环节，理论成果只有经过了复制、转化、推广和产业化等等一系列环节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一次“创新”。后续的这些环节需要更大的投入，但并不要求发表论文，在中国始终缺乏足够的重视。
当然，学术的追求本来应该是纯粹的、超功利的，但是大量发表SCI论文的并不是那些真的淡泊功利、超越国界的人，事实上那些拼命发表论文的人大多都是被逼的，为了追求（个人的、学校的、国家的）名声和利益才要发表SCI的。
既然要讲功利，那么就该算清楚这笔账——在不重视二次研发和市场开发的情况下，为了英语读者发表大量原创性SCI，对目前的中国而言除了是打肿脸充胖子之外毫无益处。
当然，对“唯SCI主义”的反省和批评也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为什么就是扭转不了呢？因为SCI在中国扮演着一个对学者的水平进行衡量的尺度。要公平公正地衡量学者的科研能力，用精确而客观的数据是再好不过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于是SCI指标就像高考制度那样，虽然饱受诟病，但仍然不得不贯彻坚持，因为没有人敢反对它所保证的“公平”二字。
但是为什么那些同样讲究公平和法制的西方国家，却并不需要，或者并不那么看重类似的衡量指标呢？
首先或许是中西方关于公平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中国人往往把公平看做一个结果、一个标签，或者一个最终输出的数值。但西方人更看重的是循之达到结果的“程序”。中国人做一件事情如果结果是好的，那么手段变通一些、取巧一些、强硬一些都可以，但西方的法制就更讲究程序正义，再好的事情也得通过一定的流程办才行。国内高校的一些运转程序始终都不明晰，而又要保证评审的公正，就只能引入一个外部的标签了。
其次，学术界在西方历来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学术界内部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学者的地位在学界内部就会受到足够的考验和评判。这种学界内部的远不只是指匿名的“同行评议”，更包括公开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任何人的学术成果都会摆在明处让同行随时去“攻击”，优秀的成果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在广泛和自由的学术交流环境下，优秀的学者自然会崭露头角，鱼目混珠的人自然也会最终身败名裂。
而现在的情况仍然是，中国人并不关注学术交流的过程，还是只关心最终的学术地位。如果某个领域国内的同行太少，交流不起来，那么当然可以用英语发表论文和国际同行交流，但是如果始终只面向英语读者发表文章，那么即便国内的“同行”再多，也难以形成一个健全的交流环境了。
当然，当务之急并不是在国内建立一个类似于SCI的评价系统，人文学科已然有了这样一系列国内的“核心期刊”。但如果人们的根本目的始终只是为了SCI数值而去发文章，那么即便是用母语发表也不会多大地促进学术交流。发文章的根本目的在于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力，而不是在于获得一个衡量数值。
只有端正了目的才可能改变科研环境。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根本取消SCI或类似SCI的评估方式，选拔和任用时的评估工作让各院校和机构的学者进行自治表决就可以了。只要学术圈拥有足够的自治权，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又得以持久和充分地展开，学术评价的公正性最终还是会得到维持。学术环境最需要的并不是抽象的公平，而是自由和交流。不要让“公平”成为止步不前的借口。（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
《科学时报》 (2011-04-28 A2 观察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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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 04 5月 2011 20:44
主人突发奇想给宠物龟相亲 养20年感情深厚(图)
图为这只可爱的太平洋乌龟。
“相亲啦，相亲啦，它是只龟公子，很通人性的，我想为它找个配偶。”昨天上午，家住南京华侨路附近的市民顾先生告诉记者，他有一只养了20年的乌龟，很通人性，跟自己朝夕相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现在想给它找一个伴。
顾先生告诉记者，这是一只太平洋乌龟，他养了20年，从一点点大养起，如今，养成了一只大龟。在日常的喂养与交流中，这只乌龟已有点通人性了。比如，顾先生要是出门上班，它会追着一直送到门口，好像是送他上班；而下班到家时，只要在门口的脚步重一点，打开门就会发现，它已爬到门口等候，好像迎接他下班似的。
“而且它能辨别出我的脚步声，不会出差错，真的很神奇。”顾先生说，这只乌龟小的时候，带着它坐车，居然还晕车。而且见到生人也害怕，吓得躲了起来。而现在不仅不晕车，也不怕人了，对着不喜欢的人，它还会追着咬。而它喜欢的人，也会用嘴咬，但不会让你觉得疼，而是觉得痒。
此外，这只乌龟还特别爱干净，如果顾先生两天没有给它洗澡，它会以绝食的方式抗议，直到洗完澡，这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顾先生说，和这只龟相处久了，越看越喜欢。顾先生告诉记者，这只龟还喜欢在夏天趴在他的脚背上，和他一起，抬头有滋有味地看电视。有时，它还会用小脚乱蹬，好像是在手舞足蹈，像是看懂电视一样。
“正因为它懂事，我就想给它找个伴，让它多下点蛋，好孵出更聪明的下代来。”顾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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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周五, 29 4月 2011 19:57
泰坦尼克著名乘客"无名小孩"真实身份 结论或错
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公共陵园中有一个碑文上刻着“无名小孩”的坟墓，近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究这个“无名小孩”的真实身份。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他会激起世界科学界如此长久的兴趣？原来，他就是在“泰坦尼克号”上除杰克外最著名的乘客之一，近百年来，“无名小孩”是所有随“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幼小生命的象征。本世纪初，科学家们曾经做过90年的研究，在DNA技术的帮助下，确定他为13个月大的芬兰儿童埃伊诺-帕努拉。
而10年后的今天，最新一期美国《探索》杂志(Discovery)刊文称，之前的结论并不准确，这个“无名小孩”其实是19个月大的西德尼-古德温。
报道称，早在2001年，当科学家打开水手们为这个“无名小孩”建造的墓穴时，科学家们对遗体的牙齿进行检测，表明它们属于一名儿童。而后，科学家对“泰坦尼克号”所有6名身份不明的遇难儿童进行排查，并排除了4名年龄较大的儿童，最后剩下两个可能：一个13个月大的芬兰儿童埃伊诺-帕努拉、一个19个月大的英国儿童西德尼-古德温。当年，在多家美国电视频道的资助下，科学家找到了这些婴儿的活着的亲属，进行DNA对比测试。来自芬兰的退休银行职员玛格达被证实是“无名小孩”的亲戚。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沉没时，埃伊诺才13个月大。
10年后的今天，最新一期美国《探索》杂志揭开了一个重大发现，当年的研究并不准确，“无名小孩”其实应该是最后两个可能中的另一位，19个月大的儿童西德尼-古德温。报道称，加拿大安大略基因起源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席赖安-帕尔领导的研究小组在牙齿和腕骨之外发现了一双属于这个“无名小孩”的皮鞋，从鞋子的大小来看，“无名小孩”不可能只有13个月大。为了再次确认，研究人员还又一次进行了更精确的DNA测试，而测试结果也与西德尼-古德温更为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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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周五, 29 4月 2011 19:18
"大头"鸟类更易适应城市生活 机智开拓生存资源
生活在城市的鸟类必须要适应环境，因为这里并不是其天然的生存场所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4月29日消息，科学家们发现，生活在城市中的鸟类往往都拥有相对身体较大的大脑，因为它们必须更机智的在城市环境中寻找到更多的生存资源。
据国外媒体报道，生活在城市的鸟类必须要适应环境，因为这里并不是其天然的生存场所。它们必须开拓新的方式来养活自己。该研究首次提出，大脑的大小是决定鸟类城市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对于鸟类来讲是一个极富挑战的生存环境
科学家们发现，比较适应城市生活的乌鸦，山雀和鹪鹩等鸟类，都来自于哪些有着大脑相对身体比例较大的种类。其它一些大脑相对较小的鸟类，如燕子虽然也在城市中活下来，但并没有很好的适应这里的生活。
该研究的首席研究员，亚历克斯-马克拉科夫(Alexei Maklakov)博士称：“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对于鸟类来讲是一个极富挑战的生存环境，其需要适应多样化的食物和觅食方法，另外还要想法在一些非标准的筑巢地点安家，不过恶劣的环境也能带来一些益处。”
在城市较好生存繁衍的鸟类，拥有着占身体比例较大的大脑
亚历克斯和瑞典乌普萨拉进化生物学中心(Evolutionary Biology Centre in Uppsala)及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多纳纳生物站(Donana Biological Station)的研究人员，一同对22科的82种鸟类进行了研究。他们将研究重点范围放在瑞士和法国的12个城市，以期望了解这里的鸟类大脑大小与其生存之间的关系。
研究人员发现，在城市较好生存繁衍的鸟类，拥有着占身体比例较大的大脑。此外一些大脑相对较小的鸟类尽管也能在城市生存，但其可能只是很幸运的在城市中找到了与其自然栖息地比较接近的环境。据科学网(kexue.com)了解，该项研究结果已经在《生物学快报》中发表。
(科学网-kexue.com 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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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28 4月 2011 19:22
《千手拂云 千眼观虹》：一代同龄大师的“比”与“兴”
《千手拂云 千眼观虹——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黄万里的人生比较》，卞毓方著，作家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定价：35.00元
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譬如以朝代更替为框架，譬如以重大事件为核心，譬如以社会发展为经纬。我不是搞历史的，写不来那些“学”“术”并重的论著。我写散文，一般只对人物感兴趣，涂鸦之余，兴之所至，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事迹，把他们从时间的深处请回来，组合排列，纵向展示，横向比较，在我看，亦不失为断代史的两三注释，三五补白。
这是2007年7月13日的事。那天，在位于京城西郊的301医院，笔者看望住院治疗的季羡林先生，趁兴谈道：“您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元老，在清华读书时就受吴宓的启发，把陶渊明和一位英国的浪漫诗人加以分析研究，我现在受您的启发，也想作一篇关于您那一代人的比较文章。”
季先生转过头来，寿眉上挑，目光似乎有点警惕：“我那一代，你怎么比？”
“您是1911年生的。”我说，“当初，为了写您的生日，我查了很多资料。对于您，1911年有两件大事，一、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二、清华正式建校（之前是清华学堂）。1911年诞生了很多名人。” “那范围太大了，你没法比。”季先生说。
“我只挑与清华有关的。”
“你都挑了谁？”
“第一个是王竹溪。”我说，“他是1911年6月7日生的，大您两个月。1929年进清华，高您一级，学的是物理。1933年毕业，入清华研究院，当周培源的研究生。1935年8月31日，王竹溪与您，还有乔冠华等六人一起去欧洲留学。您在《留德十年》中说，王竹溪是象棋高手，你们五个人，单独跟他下，不管下多少盘，总是输。输急了，五个人联合起来跟他较量，结果还是失败。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忙，在车上的八九天中，你们就没有赢过他一局。”
“王竹溪这人很好，学问大大的有。他象棋厉害，但不是清华顶尖的，顶尖的是彭桓武，他只是老三。”季先生说，“前些年我碰到彭桓武，说起当年清华园的象棋比赛，彭桓武奇怪，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是王竹溪讲的。”
“当年六人同行，您去德国，王竹溪去英国，他比您先回，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是杨振宁、李政道的导师。”我说，“这事很出名。”
“当然啦，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季先生欲说还休，粲然一笑。
“我的所谓比，是比当事人一生的轨迹。”我说，“山不转水转，1952年院系调整，王竹溪转入北大物理系，又与您成为同事。‘文革’中他去了江西鄱阳湖鲤鱼洲‘五七干校’，在那儿患上了血吸虫病。”
“我没有去鲤鱼洲，不是不想去，是不够格，留下来，当批判的靶子。”季先生停顿，没有继续说下去。 “杨绛也是1911年的，生日是7月17日，比您大半个月。”我说。
“她入清华时叫杨季康。”季先生记得清楚，“她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
“杨绛1932年入清华，先是借读，第二年考上清华研究生。”我说，“她研究生没有念完，1935年陪钱锺书出国留学，杨绛和钱锺书去的是英国。”
稍等，我又说：“钱学森也是1911年出生，生日是12月11日。他大学不是清华，是上海交大。1934年毕业，1935年去美国留学。”
“钱学森跟清华没关系吧？”季先生反问。
“有关系。”我讲，“他1934年从上海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当年留美公费生。2001年清华九十周年校庆，在历届学生中选出二十位知名学者，其中就有钱学森。”
“噢，你弄得很细。”季先生说，“你想比的，还有谁？”
“还有侯仁之。”我答。不待我说下去，季先生就讲：
“侯仁之我知道，比我小四个月。”
“您记得很准。”我笑了，“您生日是8月6号（公开的说法实际是8月2号），侯仁之是12月6号。”
“他不是清华的。”季先生说。
“侯先生是燕京大学历史系出身，念书时旁听过清华的地理课，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又兼过清华的《市镇地理基础》课。1952年转到北大。去年（2006）年底，侯先生和您，以及其他十位教授一起荣获北大首届‘蔡元培奖’。”我答。
“林庚去年10月走了，要是晚走俩月，‘蔡元培奖’应该有他。”季先生神情转为黯然。
冷场。双方都没有说话。我想到林庚，他是1910年出生的，1928年上清华，先学理科，后改文科，林庚个性鲜明，和季先生渊源很深，要是小一岁的话，倒是个理想的比较对象。
过了一会儿，季先生问：“还有吗？”
“陈省身。”我说，“他上学早，1930年就从南开大学毕业，然后到清华任助教，并读研究生。1934年研究生毕业，去德国留学。回国后，任清华教授。”
“我们见过，在南开大学。那一回，是出席范曾搞的一个活动。”季先生笑笑，“是为范曾撑腰，壮门面，碰上的。陈省身已经过世了吧。”
“是2004年。”我答。
鉴于讲话时间已长，我赶紧长话短说：“还有黄万里，黄炎培的儿子，清华水利系教授，‘右派’；还有钱钟韩，钱锺书的堂弟，他考上清华，没上，念了上海交大；还有孙毓棠，清华历史系的，诗写得很好，在文学圈里相当活跃；还有董同龢，音韵学家，他1932年进清华中文系，担任过《清华周刊》编辑，以及中国文学会主席，后来去了台湾。不谈了，不谈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黄炎培我熟悉，黄万里不清楚，孙毓棠熟悉，钱钟韩、董同龢知道一点，不多，你点的这些人，都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我等着看你的文章。”季先生微笑颔首。
然而，2007年下半年，外加整个2008年，我已移情语言文字探源，且在推出《季羡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之后，又完成了一本《季羡林图传》，同时趁热打铁，着手撰写《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因此，前面所说为季先生那一代同龄大师作比较文学的事，一直没能提上日程。其间，也曾把题目交给我的学生赵枫莲女士，她作了努力，写出部分初稿，后因故未能完成。2009年岁初，我做美国之行，便中探访、游览了钱学森、陈省身、黄万里当年留学、工作之地，往事袭来，怦然心动，遂决定亲自动手，以上述与季羡林先生的谈话为契机，写一本比较文学的专书。
在1911年出生，而又与清华有关的名人中，我最终挑选了六位，分别是：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与黄万里。王竹溪其实是个好例子，才气好，人品也高，但在写了一半以后搁下，原因在于他去世太早，只活了七十一岁。七十一岁，拿“古尺”衡量，也是过了“古稀”，高寿了，但在今天，只能算中寿，和上述六位比，更是小来兮。本书最终确定的六位主人公，都活到九十岁以上，而且在笔者着手“比较”的时候，其中四人业已九十晋八，百岁在望——光凭这一大把年纪，就够“巍巍乎高哉”的了；按生日先后排列，分别是杨绛、季羡林、侯仁之和钱学森。以上六位大师，都是二十世纪漩涡湍流中的砥柱，在历史的花名册上，是要用粗犷的字体特别标示的优秀分子。他们都是与清华学校同庚，大学毕业后转向海外，而后又叶落归根，在各自的领域撞响黄钟大吕。鉴于出身不同，秉性迥别，机缘殊异，他们的人生曲线，既有交叉，重叠，更多的则是犬牙交错，参差不齐。所以阅读他们，就像从直升机上鸟瞰一场高水平的马拉松赛，道路的每一处转折、倾斜，选手的每一程战术、发挥，都看得一清二楚。
六位大师，每一位都是一部大书，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写，工程未免庞大，我投机取巧，只挑他们关键时刻的典型表现——即便如此，有一些地方，也只是点到为止，有那个意思就行了。现在干什么事都讲究互动，我把更多的思考留给读者，我相信读者的眼力。
（本文为《千手拂云 千眼观虹》自序）
《科学时报》 (2011-04-28 B3 社科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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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28 4月 2011 18:55
辽宁滨海公路将穿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海豹核心栖息地
2009年盘锦斑海豹保护协会解救的斑海豹幼崽，放归大海。
斑海豹是唯一在我国繁殖的鳍脚类动物。它们害羞、喜静，对声音非常敏感。现在，滨海公路工程的推土车停在了离它们仅数百米的地方。
核心栖息地面临切割威胁
滨海公路开修在即的消息，是辽宁盘锦斑海豹保护协会会长田继光3月18日在盘锦市政府网页上看到的。
这条公路全长1400余公里，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点建设项目。按照辽宁省滨海公路盘锦市唐海线至三道沟道路工程规划，公路将横跨辽宁双台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这里，是辽东湾斑海豹的核心栖息地。
凭着专业敏感，田继光立刻行动起来，向各有关单位发传真、打电话，告知斑海豹栖息地情况。“设计单位、环评单位、建设单位都联系了，但基本没什么有效回应。”田继光说。
无奈之下，田继光发表了一篇题为《辽宁滨海公路将穿越斑海豹的栖息地》的博客，旋即被某门户网站推至首页。
依借网络力量，田继光的呼声终于得到回应。“听说文章是一个滨海钓鱼网站转载后，被盘锦市政府发现的。”
据田继光介绍，了解到滨海公路建设可能会影响斑海豹生存环境后，盘锦市委书记和市长马上作出批示，要求认真对待。
3月30日，由盘锦市交通局主持，盘锦斑海豹保护协会、盘锦市公路管理处、盘锦市环保局、盘锦市海洋与渔业局、工程环评部门共同召开会议，试图找出解决办法。
此时，滨海公路的先期准备工程已经起动，两辆挖土机在斑海豹栖息地数百米外停了下来。
“目前工程暂停了，但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还在研究。”田继光说。
被嘈杂围困的“家”
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韩家波多年从事斑海豹研究，据他介绍，斑海豹属我国二级保护动物。辽东湾斑海豹是一个独立种群，从遗传学和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说，保护这一种群具有重要意义。
韩家波介绍，斑海豹出现频率最多、经常休息的地点，在距双台子河入海口10公里处的一段河岸以及河中的一个淤泥滩。该河岸长2公里左右，河岸的横截面成台阶型。“雌斑海豹分娩时需要爬到岸边或海冰上，如果没有岸冰，种群繁衍都会受到影响。”
然而，辽宁双台河口自然保护区发现了石油，辽东湾内港口的开发致使河口附近人员、车辆和船只快速增加，斑海豹栖息地逐渐缩小。最近的钻井平台距斑海豹栖息的河岸不足1公里。对双台子河支流的拦截使得一些河道淤积，也影响了斑海豹的沿河上溯。
调查数据表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辽东湾有斑海豹8000只左右；七八十年代，降到2000只；1983年之后只有1000只左右。
声音干扰对斑海豹的影响也无处不在。人类活动导致的海洋噪音，包括商业航线、声纳、地震探测、水产养殖等声响，除了会导致海豹捕食和交流不畅外，还可能让它们无法逃离天敌的伤害。
目前有关公路、桥梁等工程建设在施工期及运营期间产生的噪音对海洋哺乳动物生理生态影响的研究较少，而公路的建设施工期很长，爆破、削割等都会产生极大噪音；公路建成后，大量汽车运行导致的共振，对海豹来说更加难忍，这些声音如果正好与斑海豹的听力域对应，那么，“将对它们产生致命影响”。
韩家波说，韩国很重视斑海豹保护，2014年仁川亚运会的吉祥物被称为“斑海豹三兄妹”，“其实，那就是辽东湾斑海豹”。根据辽宁海洋水产研究院等单位2010年的卫星定位追踪研究，韩国白翎岛海域实为辽东湾斑海豹的度夏地之一。
如果双台口海岸不能再成为斑海豹的栖息地，它们是否会彻底“搬家”到别处，甚至种群生存是否会受到影响，目前还没有更多的研究给出结论，韩家波表示。
两全其美不容易
在既有规划的基础上，针对斑海豹保护的调整方案有两个，但各有利弊：相关路段的滨海公路如果往海水方向移动，将巨幅增加成本，跨海大桥的造价是滨海公路的近百倍；如果往海水反方向移动，又将进入另一个湿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日前，《科学时报》记者与田继光再度取得联系，他表示，环评单位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院迄今还没有滨海公路和跨海大桥的确切经纬度。环评单位是否将咨询斑海豹研究专家，目前也没有明确的答复。
事实上，盘锦有着辉煌的野生动物保护成绩。在2007年滨海公路盘锦段公示的时候，由于盘锦黑嘴鸥保护协会的努力，成功使滨海公路绕开了黑嘴鸥栖息地。田继光也因此保持着乐观，他想，斑海豹会有一片栖身之所的。
田继光还在等待盘锦市政府下一步的联系与计划。
《科学时报》 (2011-04-28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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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28 4月 2011 18:42
资金紧缺致美搜寻地外文明受挫
世界首个专为搜寻地外文明设计的艾伦望远镜阵列自投入运营以来，一直是天文学家寻找外星生命的重要工具。但修建这一阵列的美国“搜寻地外文明计划”（SETI）研究所日前宣布，由于缺乏资金支持，研究所不得不关闭这一设施。
美联社援引研究所资深天文学家的话说，无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的拨款都锐减，艾伦望远镜阵列也因此无法运作下去。
艾伦望远镜阵列是“搜寻地外文明计划”研究所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射电天文台共同修建的设施，项目获得与比尔·盖茨一起创办微软公司的保罗·艾伦资助，因此这个设施也以他的名字命名。目前，设施内包括42个碟形天线，在2007年投入使用。
据美联社报道，运作这项设施每年要耗资150万美元，主要用来支付在设施内工作的8至10名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薪资。另外还需100万美元来收集和传送望远镜获得的大量数据。
研究人员此前一直利用这一射电望远镜设施搜索宇宙深空中各类可能来自外星生命的信号。研究所的资深天文学家塞斯·肖斯塔克说，关闭这一设施让天文学家失去了寻找外星生命的一项利器。
不过，关闭这一设施并不意味着整个“搜寻地外文明计划”也会被终止。肖斯塔克说，搜寻作业会利用其他射电望远镜来进行，比如位于波多黎各西北部、目前全球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阿雷西博。
只是这样就不可能像以往一样每天进行搜索地外文明的作业。肖斯塔克说，研究人员如果使用阿雷西博望远镜，一年里也就有两周时间能把望远镜指向选定的宇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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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28 4月 2011 18:38
IDG捐赠1000万美元建设清华大学人脑研究院
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日前与清华大学签署清华大学—IDG麦戈文人脑研究院捐建协议。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将捐赠1000万美元与清华大学共同建设清华大学—IDG/麦戈文人脑研究院。此外，IDG及IDG资本管理团队还将分别设立“IDG中国基金会”与“和谐基金会”，为该研究院提供长期的支持与资助。
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创始人及兼董事长、麻省理工学院（MIT）麦戈文人脑研究院创始人麦戈文（Patrick McGovern）表示，人脑研究院设立后，全面认知人脑将不只是梦想。他相信今后10年内，研究院将会产生一系列治疗脑疾病的科研成果。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希望在未来的多年内，清华大学与麦戈文夫妇、IDG以及MIT麦戈文人脑研究院的合作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IDG是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出版、研究、会展与风险投资公司。麦戈文夫妇一直致力于对教育与科研事业的支持，特别是在脑科学研究领域。2000年成立的麦戈文人脑研究院致力于提高人类交流水平，专门研究人脑的工作机理及相关疾病，包括孤独症、帕金森氏症、精神分裂症、语言障碍等。
清华大学发挥综合性的学科优势，在脑科学研究领域包括神经生物学、神经工程、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及脑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医学研究等方面已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研究群体。这次与IDG的正式合作，标志着清华大学在脑科学研究领域与世界知名企业及一流科研机构的合作又迈出了新的一步。（赵路）
《科学时报》 (2011-04-28 A4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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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28 4月 2011 18:20
评论：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多头拿钱势头当止
当前，多渠道筹措科研经费已成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重要工作内容乃至追求，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多头拿钱，越演越烈，弊端丛生，此现状应有所改善，其势头当止。
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日益重视，对科研经费的投入越来越多，我国已跻身世界科研经费投入大国之列。2000年以来，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以年均23%的速度增长，去年中央财政科技投入达6197亿元。一方面科研经费迅速增长，另一方面，科研经费在配置上存在分散现象，部门各自为政，条块分割，客观上为多渠道申报科研项目和多头拿钱提供了土壤。
多头拿钱导致的弊端明显。一是不利于科研单位和学者个人形成有特色和稳定的学术方向。在各渠道项目的引导和诱惑下，许多科研单位将发展目标和学科方向凝练到项目指南及项目其他相关信息上，研究单位间趋同式发展，缺少特质和特色，乃至定位不清。对科研人员来说，拿到大项目者，层层分包，很少做具体研究工作，做具体研究工作的，难以抵抗多方拉拢，禁不住多种渠道橄榄枝的诱惑。尤其是许多年轻学者，在从事科研生涯的早期和黄金时期，即追逐和围绕多个渠道的项目在转，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工作缺乏连续性，低水平重复，造成目光短浅，缺少沉淀，不利于形成自己独特、稳定的学术方向。
二是使科研人员不能专心致研。许多科研人员多头建议和申报项目，同时承担多个项目，将有限的精力用在“铺摊子”上，忙于应付项目建议、立项论证、检查评估、考核验收等项目进展和管理的多个环节，“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打“飞的”满天飞，撰写好Word文字材料，还要美化PPT报告，奔波辗转于各种场合，忙得一塌糊涂，分身乏术，难以集中精力于科学研究。
三是助长了学术浮躁和浮夸风气。一方面收入多、项目多的单位和人员显得风光无限，项目多似乎就表明单位和个人发展好，工作做得好，导致单位、科研人员之间相互攀比项目承担量和经费到账量，“向钱看”的风气日渐浓厚。承担过多的项目和任务，只能是蜻蜓点水，对每个项目都不能很好地深入研究，缺少系统的学术总结，学术风气日益浮躁。另一方面，多个项目必然要求多头交账，同一成果或类似成果向多个部门交差，造成国家总体科研成果的浮夸。表面上看，国家总体上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但许多领域因为经费投入存在着严重的重复设置，各部门投入产出和统计成果存在着大量重复，致使总体上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造成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多渠道申报项目、多头拿钱的原因，既有国家科研经费重复设置等方面的体制因素，也有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个体因素。
对政府部门来说，好的项目建议孕育和产出好的成果的可能性大，各部门都会有兴趣予以支持，甚至有时候明知其他部门已有重大项目在支持，为了表明自己部门设立的项目将来能产出好成果，能有投入产出的高效益和大的显示度，也要继续立项支持。这既减少了项目立项和执行的风险，又可免于将来在重要成果的发言权上落后于人。项目管理过程中对评估和验收环节的轻视，也是重要原因，往往立项环节还较为认真，可行性论证把关较严，但对项目结题验收则相对较松，严进宽出，“没有通不过验收的项目”，助胆了研究单位和专家个人到处拿钱。
对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来说，有时会把好的项目思路到处建议，说服多部门立项（往往一个部门支持的经费也确实不足以充分地支持研究工作）。很多情况下，一个好的项目建议，在并没有多少变化或稍稍“改头换面”后，建议到多个部门，即用来申报不同渠道的项目，得到立项和多头支持；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科研经费使用的一些政策和规定并不尽合理，尤其是对劳务成本限制过低，造成科研人员仅靠单个项目难以支撑研究，难以养活科研团队，无奈之下，只得多渠道申报项目。多头拿钱也实为无奈和被逼之举，再加之有些科研单位对项目经费量有约定和鼓励政策，项目申报越多，给科研人员的实质性奖励越高，甚至科研人员的收入直接与到账的经费量挂钩，更加刺激了研究人员广辟项目渠道来源，哪怕是与自身专业并不对口的项目，也有积极性去建议和申报。
多渠道申报项目、多头拿钱的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确实有必要加以适当引导和调整。应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使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对多头拿钱“不能、不敢、不想”。相关建议如下：
一是从项目立项的源头上避免重复支持，避免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多头申报和承担相似的研究任务。政府科研经费应充分发挥好引导作用，所设立的科研项目应主要用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前沿科学问题、社会公益性技术创新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不同部门设置和支持的项目应设定和遵循好不同的定位，减少重复，国家投入的科研经费也应注重总体上的投入产出比，尽量避免分散到部门中形成重复支持。进一步加大项目申报的查重力度，如科技部近年来在国家科技计划的立项管理上加大了查重力度，对与重要项目重复的情况进行把关。以中科院为例，近期启动的一批“战略性先导专项”，对多头拿钱也予以明确限制。当前，重要的是需要加大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多源头查重，跨部门间核对检查，避免完全类似和相同的项目在不同部门间得到支持和立项，使研究单位和个人“不能”多头拿钱。
二是改革评价、考核、激励机制。不以承担项目的经费量来衡量和评价，而是重在考核单位和个人的系统性成果和实质性产出，要考察评估成果产出与经费支持量的投入产出比，变评价、考核、激励的资源导向为成果导向。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承担的项目多，并不代表着其水平高，对其成果的要求必须更加量多质高。强化项目的评估和严格进行验收，重在考核项目的实质性成果，不鼓励面面俱到的“铺摊子”和多点浅尝辄止，批判低水平重复。国家层面上，统一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登记平台，加大对多头重复交账的监督和曝光，使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不敢”多头拿钱。
三是加大稳定支持力度。国家层面上应进一步加大对公益性科研单位的财政支持，尤其要逐步建立起适合基础研究特点的长期稳定资助模式。对一部分从事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予以相对稳定的支持。适当提高劳务成本在经费使用中的比例。如美国在科研经费投入中，劳务成本约占45%，而我国的劳务成本平均只占其一半，仅靠一个渠道的经费，难以支撑正常的科研活动。对此，可允许适当提高劳务成本在经费使用中的比例，解决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改变多头拿钱，才能更好地改善“多头拿钱才能养活科研团队、项目越多收入越高”的状况，使项目承担和经费获取与收入脱钩，科研人员“不想”多头拿钱。
对多渠道申报项目、多方拿钱，实应当头棒喝，“钱多未必是好事”！《大学》有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科研单位和广大科研人员只有立志于高远的学问境界和长远的学术追求，踏踏实实，静下心来，沉潜致学，摒弃浮躁浮夸，才能真正提升学术水平，才能更好地产出科研成果，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需求。
《科学时报》 (2011-04-28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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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 27 4月 2011 15:06
果蝇心脏钙信号活体成像技术首次建立
近日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IMM）与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展开合作，首次建立果蝇心脏钙信号活体成像技术，并将这一新技术应用于心脏疾病致病基因研究。 合作论文“A method to measure myocardial calcium handling in adult Drosophila”于4月15日在线发表于《循环研究》杂志上。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林娜为论文第一作者，课题由杜克大学医学院Matthew Wolf，Howard Rockman，Nenad Bursac和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程和平教授共同指导完成。
心脏疾病尤其是心力衰竭中的很多致病基因并不清楚，在哺乳动物中难以进行大规模的筛选。果蝇较短的繁殖周期、低廉的培养成本、丰富的突变体库使其成为用遗传学高通量筛选致病基因的理想模式动物。论文作者构建了表达钙荧光蛋白探针的转基因果蝇，采用高速显微成像系统采集果蝇管状心脏搏动时钙兴奋波，研究了野生型果蝇心脏钙信号动态及其离子机制。同时，与一种有类似哺乳动物扩张性心肌病的肌钙蛋白I突变体果蝇进行了对比，发现后者心脏钙信号上升和下降速率都变慢，时程变长，与哺乳动物扩张性心肌病的钙调控异常十分类似。新方法及实验结果表明果蝇模型可用于高通量筛选哺乳动物心脏中进化上高度保守的一类致病基因。（来源：生物通 何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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