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川，南京中山文理学院前院长，一次上课因为模特临时有事不能来，自己赤膊上阵而落下个“裸模院长”的外号。近日，他一系列描绘中国人性行为的油画在美国展出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一张表达民工性压抑的画作更是引起广泛讨论。

老实说，对杨先生我是怀有几分敬意的，原因有三：第一，他的油画《和平飞天》世博期间被联合国馆展览，但是他接受采访时称自己的画都是垃圾。第二，他的梦想是一百年之后，有人看了他的画、翻了他的书，能够说声画得真好、写得真好。根据我的判断，基本能确定他说的是真话，这说明他相当有追求。第三个原因有点八卦，嘿嘿，他长得很帅，一个美男还有这样的追求，怎能不让人顿生敬意呢?

杨林川又说，他不想做凡·高，言下之意他不想生前贫困潦倒、死后才声名远扬。那么杨林川又是裸模、又是性压抑，又是垃圾、又是凡·高，他心理到底是怎么想的？这里有个背景我要先介绍一下，中国的美术圈是中国少数几个需要原创性才能混出头的地方——所以画家的头等大事是要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就是为什么杨林川说“我现在还是在别人的后面走”、“还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变”。

问题是，怎么变？又怎样才能做到生前就能出名、身后还有几个人叫好呢？绘画创新大体有风格创新、材料与形式创新和题材创新。可能有人不知道，毕加索早期的写实绘画其实已经有相当的高度，只是毕加索一想，前面还有那么多高山，我哪一天才能超越呢？另辟蹊径吧，这才有了后来的毕加索主义。相比而言，题材创新似乎更快捷和容易，所以杨林川在题材上动起了脑筋，对，性！我最烦有人把性说成是纯粹的艺术，除非人类没有性欲，否则性的艺术永远不会纯粹，永远具有眼球吸引性。加上中国古代房中术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连李安都在《色戒》中借鉴它们，媒体评论说，让见多识广的老外们都大开了眼界。

就在这时，杨林川无意中看到媒体在讨论农民工的性压抑问题，多好的题材呀！刘小东、贾樟柯关注三峡移民的绘画、电影作品先后走红国外，因为中国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带有些负面色彩的最能忽悠老外。

连张艺谋都是靠性压抑起家的，我们为什么要苛求杨林川呢？（作者为《广州日报》专栏作家）

　　社会上关于转基因农作物以及食品的争议越来越多，而政府层面对于转基因商业应用尚未有明确的政策。

　　“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个转基因产品的安全立法。”一位科技部转基因专家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有消息称，转基因立法的前期启动工作将由科技部负责。

　　记者了解到，近期一家国内转基因科研机构已经着手起草建议，准备递交上级主管部门，其主要内容是提出“在中国建立非转基因区。”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转基因标识是焦点

　　“在转基因立法中，争议最多的是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题。”一位参与立法讨论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有关转基因立法的问题早在去年11月底，就由有关部门召集专家进行过讨论，“讨论非常激烈，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由国家最高决策机构来定。”

　　据了解，转基因立法讨论中主要涉及的问题即转基因农作物生产的下游产品是否要标注转基因标识。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商务部一位副司长向记者透露，“尤其是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题，一定要严格标注。”

　　目前，转基因农产品到底有害还是无害的问题，在社会上的争论非常激烈。反转基因的社会团体、专家与支持转基因的人士观点针锋相对。“因为还不能确定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所以我们能做的工作就是要加强管理，进行标识，以区分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上述人士表示，“一旦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产品混在一起，就难以分开了。”据了解，商务部也是参与转基因立法和管理的部委之一。

　　而国际最大的转基因公司孟山都则认为，特别标注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将使消费者产生歧义。

　　孟山都中国区王春玲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转基因食品的标签允许不标或者采取由食品公司自愿决定的原则，美国的管理办法认为，如果企业生产的食品标签上写着“非转基因食品”或者“不含转基因食品”的信息，实际上隐含着非转基因食品比转基因食品要高级、优越，这是不允许的，因其可能对消费者产生误解。

　　“很多转基因农作物的下游产品是我们无法测试出来的，比如转基因大豆油，根本没有办法检测出来。所以标识非常重要。”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吉萍向记者透露，“普通消费者早已开始食用转基因食品，比如蛋糕所用的酵母和酶等，都是含有转基因的。而保健品中的维生素E也大都是从转基因作物中提取的。”

　　不认识的种子

　　据知情人士透露，“相继有一批专家为国家高层领导进行传授转基因知识讲座，国家高层已经非常重视转基因问题了。”

　　“现在对转基因是否有害的问题还很难评说。”一位国家部委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我们曾经和农业部的专家进行过接触，大部分人反对转基因，但也有少部分支持。”

　　虽然是与非还未有定论，但是管理问题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很多农民在种植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种的是转基因的种子，只知道是国外的东西来了。”一家国际转基因公司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抗虫害和高产是他们最看好的。”

　　而转基因的种子，“通过背包就可以带进国门。”上述人士表示。

　　记者就相关问题咨询农业部转基因管理部门，相关人士承认有这种现象的存在，他表示，非法带进中国的转基因种子属于非法种子，“一些出现问题的转基因种植都是类似的方式获得种子，试着种一点的。”

　　农民的想法与农业部的想法截然不同。

　　黑龙江农民温壮种了一辈子的国产大豆。“我们都在等着种转基因大豆呢，因为转基因大豆产量高。国产大豆种植成本太高，而且现在转基因大豆便宜，使得国产大豆的价格也上不来。一年都赚不上什么钱。”

　　温壮的想法代表了许多农民的心态。他认为，之所以还没有种上转基因大豆的原因是，“我们这里还很落后，好的东西还没有传过来。”他并不知道，种植转基因粮食作物是违反规定的。

　　监管“严”“疏”悖论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对转基因作物监管较严厉的国家。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晓光教授介绍，“国外主要是三种转基因产品，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还有转基因菜籽油。我们国家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首先是要在国外取得国外上市的证书，取得证书后，还要按照我们国家评价的标准对它进行评价。”

　　记者致电中粮米业下属粮食加工厂，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我们每一批大米都在实验室中进行测试，其中包括转基因测试，现在还没有发现转基因大米。”

　　“人人都参与到食品安全的监测中，将是对食品安全的重大推动。”政府部门人士向记者透露。而LifeTechnologies公司大中华区总裁Kadia博士表示，虽然科研人员正在朝这一方向努力，但是监测设备还是不够廉价。

　　虽然，中国一直没有放行孟山都这样的转基因公司在中国销售转基因种子，但是吉萍认为，目前转基因食品“污染”的范围已经非常广，“现在进行转基因标识的工作已经非常复杂了。”因为诸如大豆油这样的产品只含有少量转基因物质，很难测出转基因的片段，而当务之急，“就是要在中国建立非转基因区，即在该区域内，从田间到餐桌的所有生产环节，都不使用任何转基因产品。”

　　“换一种思路，我们还是可以马上展开非转基因的认证工作。”吉萍是国内唯一获得美国和欧盟机构授权的非转基因产品认证专家，“现在，在国外，非转基因产品能够卖更高的价格，但是国内还没有一家非转基因的认证机构。”

　　而更全面的转基因立法还有待时日，“立法工作基本还没有启动，”一位与科技部联系密切的转基因专家向记者表示，“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一次立法前的广泛的调研，这种调研的工作量将是非常庞大的。”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名单公布以来，这几天，舆论显得很热闹，各种质疑的声音几乎都针对着“茅奖”忽略或轻视了哪些作品。比如网络文学入围的标准问题，青年作家数量太少的问题，《盗墓笔记》何以落选的问题，等等，于是指责“茅奖”门槛儿太高，标准太苛刻云云。

这届“茅奖”在征集作品时就做出了一种姿态，表示要更加公开透明，入围作品也更加多样化，特别强调要接纳网络文学作品。但毫无疑问，“茅奖”应该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审美尺度，它不可能，也没必要把所有的长篇小说创作都囊括在麾下。它当然是开放的，但也是有标准，有门槛儿的，这个标准和门槛儿甚至不应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为标榜自己的开放、宽容而有所降低。屈从于权力的干涉有可能毁了这个奖，同样的道理，屈从于所谓民意，也有可能毁了这个奖。

如果一个奖项可以面对所有作品，那么，事实上也就取消了这个奖项自身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所以，“茅奖”不应承担不属于它的那一部分职责，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它额外地负担更多的职责。维持它的品质与个性，常常比让它扩大一些评奖范围更困难。

我们这里有两种倾向是特别值得警惕的，一方面，我们希望一个奖承担所有的责任和功能；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求所有的奖承担一种责任和功能，这样做的结果，既使评奖不堪重负，又取消了各种评奖的个性和区别，最终使各种评奖沦为同质化，也就取消了评奖的意义。我们只消看看这些年几个电影奖项的命运，就不难理解其问题的严重性。前几天看到关于《大众电影》生存艰难的新闻，这本当年发行八九百万的杂志走到这一步，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想一定和“百花奖”的衰落有关。而“百花奖”之所以日见其衰落，原因之一恰恰是失去了“大众”这个最鲜明的特征。

我更希望“茅奖”能够坚守自己的门槛儿和标准，不管风从哪边刮来，都毫不动摇。（作者系文化批评家）

4月8日，天津北疆电厂的海水淡化项目，吸引了一些参观考察者。吴伟

　　今年初，严重缺水的天津市在全国率先试验将海水淡化水成规模输入市政供水管网系统。天津市把海水淡化作为产业发展以解决城市供水需求，目前已建成的海水淡化工程总量，约占全国的41%。专家认为，海水淡化是避免过度倚赖地表引水工程的战略补充。

　　不过，从天津的实践来看，成本、技术、政策等一系列原因，仍是海水淡化产业的瓶颈，而这些问题尚无经验可循。而公众关注的津水济京的问题，也显得遥远。

　　据报道，国家发改委正在制订《海水淡化“十二五”规划》以及一系列鼓励发展海水淡化的政策，有望在下半年陆续推出。

　　“我头疼怎么把水卖出去。”天津市水利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周潮洪，陷入了“困境”。

　　每天，约有6000吨的海水淡化水输入天津市汉沽区的市政供水管网，每吨价格为8.15元。而天津市民用水价每吨4.6元。

　　周潮洪说，如果只在汉沽区涨水价，显然对这里的居民不公平。

　　在一次天津水资源内部会议上，天津市水务局下属的滨海水业集团代表抱怨：“这水我们真不想要，但还得接着。”每接一吨水，亏3.55元，他们暂时对每天输入的高价海水淡化水的差价，挂账处理。

　　5月22日，周潮洪说，目前对于淡化水的使用还没有相关政策，水价以什么标准，是否进行政策补贴等细节，还在等待国家发改委给出指导意见。

　　【缺水】

　　缺水逼出节水城市

　　“像电影《少林寺》里的僧侣练功一样。”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下称海淡所)退休所长李长建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和一帮市民常拎着大铁桶，浩浩荡荡去天津市啤酒厂排队打水，“打了好些年”。

　　海河水口感苦涩，当年民谚“天津四大怪”之一，“自来水，腌咸菜”。

　　当时天津市限制开采地下水，以防地面沉降和海水渗入。但啤酒厂不受限，因为用海河水没法酿酒，于是大家都到啤酒厂打水。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海河上游建起了为北京供水的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为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供水的水库也相继建立，困扰海河的水患基本没了，但下游河道也基本干涸。

　　连喝咸水都难以为继，天津市民怨声载道。国务院遂启动引滦入津工程。

　　在1983年的引滦入津工程通水典礼后，政府发给每户市民一包茶叶，媒体描述，当时“天津人掉着泪”，喝上了久违的茶水。

　　但缺水问题仍未缓解。

　　天津市水利局长王宏江介绍，经天津入海的水量，已由上世纪50年代的年均140亿立方米，降至现在不足10亿立方米，且污染严重。

　　天津市科委数据显示，目前天津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60立方米，为全国的1/16、世界的1/50，属重度缺水地区。即便加上外调的水源，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也只有370立方米。

　　2000年春大旱，上游供水只能维持到当年10月，国务院决定引黄济津，自山东输水以解燃眉。

　　缺水的天津，多次提高水价，实行不同行业不同水价。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已达87.9%。

　　2010年底，天津成为中国首个“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市”。周潮洪百感交集，“这是让缺水逼的”。

　　【寻水】

　　南水北调不如渤海寻水？

　　引滦入津、引黄济津工程，是当下天津主要的城市水源，滦河水和黄河水分别需奔流234公里、440公里入天津市。

　　引滦工程目前年输水能力10亿立方米。据国家水利部网站数据，2010至2011年度，引黄济津向天津供水4亿立方米。

　　这仍不够。在4月6日举行的“2011海水淡化及水再利用国际研讨会”上，天津市科委副主任李宝纯说，到2015年天津市年需水量约45亿立方米，仅滨海新区需水就达6亿立方米。

　　尽管缺水，不过天津对终点为天津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兴致不高，并曾在本世纪初用文件形式提出，不用东线水。这条长约1156公里的输水线，流经苏北、山东一些污染已成顽疾的地区。因治污问题通水计划推迟5年，预计在2013年通水。

　　2001年，时任水利部部长的汪恕诚在发言中表露，天津“对南水北调东线的水质不放心，对水污染能否治理好不放心”。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仍在建。据《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天津市在中线工程分水量为10.15亿立方米，世纪可收水8.63亿立方米。

　　天津大学教授王世昌认为，蓄水、跨流域调水等传统措施，只能实现水资源的时空位移，解决部分地区缺水问题，不能增加水资源总量，难以全面解决缺水的根本问题。

　　另一个则是水价高昂的问题。据《光明日报》2000年的报道，时任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局长的张国良透露，南水北调工程实施后，长江水流到北京，每立方米水将达20元以上。当时另有媒体估算，引水成本达18元每吨。

　　因南水北调中线的工程造价分摊，天津市水务局今年初再次上调水价。

　　天津市科委社会发展处的工程师杨超英认为，南水北调水价高，水量也有限，迫使天津将目光移往东方，向渤海寻水。

　　【“B计划”】

　　淡化水价“高得离谱”

　　上世纪70年代，为缓解天津的饮水难题，除引水济津工程，中央政府还有一项“B计划”———就近利用海水、淡化水。

　　当时，中国已着手尝试海水淡化技术，解决海岛、军舰的饮用水问题。海淡所前所长李长建说，那时技术不成熟。1979年，海淡所立项，1984年成立，是中国惟一专门从事海水利用技术和发展战略研究的国家级科研机构。

　　李长建介绍，海淡所刚成立，便遇到引滦入津工程竣工，海水淡化遂成为“战略储备技术”。而关键原因是，当年海水淡化成本极为高昂。“高得离谱”，李长建回忆，以当时的成本约为20元每吨。

　　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海水淡化成本降到一吨七八元，但居民月工资不过70元至100元。若一个家庭一月用10吨水，就要花掉一个月工资，“显然太贵了”。

　　还有观念问题。李长建说，当时水资源还没在社会上提到“危机”高度。

　　在很长一段时间，自来水是社会福利，长期维持在8分钱一吨。没洗衣机、热水器，一个家庭一个月用不了5吨水。水费是象征性支出。上世纪90年代之后，自来水价格逐渐上涨，涨到4毛、8毛、1元，到现在4元多。

　　此外，当时大家对淡化水也有担心。上世纪80年代末，李长建到大连长海县推广技术，遇尴尬“他们害怕喝了海水淡化水，头发会变红，眼睛会变蓝。”

　　几十年来，世界海水淡化技术获突破性进展，成本迅速降低，至今日仅为5元/吨的水平，水质也大为提高。

　　“海水淡化水和南水北调来水成本一比，反而优势很大了。”李长建说。

　　国家海洋局副局长陈连增日前介绍，中国海水淡化产能已从10年前的每日3万吨增至目前的60万吨。浙江、山东、天津等沿海省市相继建成一批日产万吨至十几万吨的海水淡化工程。

　　【现状】

　　工业用得多居民喝得少

　　目前，在天津的超市，货架上摆有灌海水淡化水的瓶装水，价格与普通矿泉水差不多。数据显示，目前天津市场上约有25%的桶装水是淡化水。

　　但其产量与城市用水相比，微不足道。海淡所总工程师阮国岭说，仅天津市主城区的日用水量就约为160万吨。

　　海淡所副总工张耀江介绍，目前天津已建成的海水淡化工程总量为21.7万吨/日，约占全国的41%。主要由4个比较大的海水淡化项目构成。

　　其中，北疆电厂已建成日产10万吨海水淡化设备机组。其大股东国投电力公司工作人员4月9日说，一期工程另有日产10万吨机组即将建成，而预计兴建的二期工程日产20万吨。

　　建成后，北疆电厂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海水淡化项目，除小部分企业自用外，大部分将面向工业及民用用户。

　　天津市水利科学研究院总工周潮洪介绍，正是这套设备的产水进入了汉沽区的市政供水管网。

　　由新加坡投资7.5亿元建设的大港新泉海水淡化公司，于去年投产，装机容量日产淡化水10万吨，主要面向工业客户“大乙烯项目”供水。

　　另有天津开发区的日产1万吨能力，以及大港电厂的日产6000吨能力。

　　不过阮国岭说，现在这些淡化水基本就地消化，还谈不上向天津主城区居民供水。

　　【症结】

　　高昂的成本

　　“还是太高了！”3月30日，南水北调政策及技术研究中心官员考察海水淡化水状况后，对水价发出感叹。

　　北疆电厂目前海水淡化每吨水成本约4元，通过水处理，用专用输水管网运往自来水厂原水池，运行成本增加了3.6元，目前售价暂为8.15元/吨。

　　天津市水务局的数据显示，现在引滦入津的原水价格为1.75元/吨，加上处理工序、管网折旧，总成本约4元/吨。今年的居民用水价格为4.6元/吨。

　　贵了几乎一倍的淡化水，被供水企业抵制。

　　滨海水业集团代表在调研会议上提出，高出的价格谁来消化，由政府补贴，还是分摊到消费者水费中？他说在国家发改委未给出明确答复前，水务企业不可能大量接收这样的高价水

　　目前，日生产能力10万吨的北疆电厂仅向汉沽区日供水6000吨，且采取挂账形式售水。

　　北疆电厂一名依姓工程师介绍，目前项目主要面向正在发展中的滨海新区，作为水资源储备，供应给未来有需求的工业企业、民用水厂。

　　工业用水价格方面，大港新泉海水淡化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杜文华介绍，该公司与“大乙烯项目”的协议水价为6.1元/吨，暂低于天津市工业用水价6.6元/吨。

　　杜文华说，但其海水淡化成本是7.6元/吨。他们希望谈判调价至7.6元，不过对方抵制，谈判陷入僵局。

　　还有一些因素左右海水淡化水的成本，

　　据阮国岭介绍，海水淡化成本中，能源成本占到了1/3。“海水淡化就是以能源换水源”，能源价格上涨，海水淡化成本也跟着上涨。

　　阮国岭和张耀江均表示，渤海湾由于水体污染严重，如使用反渗透膜技术，相对水质更好的广东、海南，每吨成本要高0.6元至1元。

　　膜技术是中国的短板。张耀江介绍，目前国内的反渗透膜技术还达不到世界尖端水平，成本及渗透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

　　周潮洪认为，价格问题已成为“可解决的问题”，中国缺水是客观事实，淡化水成规模进入市政供水管网是迟早的事，“天津走到了全国海水淡化的最前列，面对的一些情况尚无经验可循”。

　　【旧疾】

　　老管道难流新水

　　因今年春节前几次检测出水质不稳定现象，滨海水业集团决定临时停用淡化水，春节后，又恢复了供水。该集团的代表说，如果老百姓喝水后肚子疼，公司就完了。

　　海淡所副总工张耀江称，目前使用的蒸馏及反渗透膜技术，出来的海水淡化水比一般的水还纯净，不可能出现细菌污染情况。

　　但因过于纯净，与普通自来水相比PH值更接近7，也就是相对更酸，因此在传统铁管中输送时，可能会溶解铁管内部的碳酸钙或铁锈，造成出水有杂质或水色黄。

　　周潮洪说，这需要对市政供水管网进行现代化的PVC改造，取代老旧的铁管输送。而这是一个庞大的、任何企业都无法单独完成的工作。

　　目前，天津市水务系统对进入汉沽区水厂的淡化水，实行海水1普通水3的比例，进行混合，以减少其对管网的腐蚀。滨海水业集团代表说，由于没那么多普通掺混水，汉沽区水厂每天最多能接收1万吨淡化水。

　　海淡所技术开发处处长王国强介绍，目前，世界上使用海水淡化水较为成熟的为澳大利亚、西班牙、美国等，其掺混比例通常是1:5以上，有的甚至在1:10以上，这样混出来的淡化水与普通水几乎没区别。

　　此外，海水淡化水的后期处理也是专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工程院院士高从堦的研究结果表明，海水淡化后的高盐度海水排放，“直接影响生物的生理功能”，“干扰食物链”。

　　目前，天津北疆电厂向其附近的海水盐场免费送浓海水，从浓海水中可提取钾、溴等工业原料。

　　王国强担心，沿海地区土地寸土寸金，不可能有那么多盐场去消化更多的浓海水。而如果浓海水排放问题不解决，将会限制海水淡化产业的规模。

　　【未来】

　　可与自来水竞争？

　　天津市水利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周潮洪介绍，海水淡化水尚未进入市政水资源的统一部署，水质出厂标准、水价补贴等政策都未出台。相关发展规划还没有具体方案。

　　据了解，相关政策细节仍在国家发改委讨论阶段，尚无明确信息。

　　根据国家《海水利用专项规划》发展目标，到2020年，中国海水利用对解决沿海地区缺水问题的贡献率将达到26%～37%，全国海水淡化能力将达到每日250万至300万吨，基本能与自来水相竞争。

　　水利部部长陈雷今年4月15日在中国水战略与水安全高层论坛上表示，中国将严控用水总量，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大海水淡化、中水回用、雨水集蓄利用等非常规水资源开发。

　　海淡所总工程师阮国岭说，海水淡化产业在巨大的机遇面前，也存在一定风险和不确定性。

　　中国脱盐协会秘书长郭有智认为，海水淡化对于国家水安全能起到很好的战略补充作用，国家应予以政策方面引导和支持。

　　今年两会期间，天津市长黄兴国强调天津仍把海水淡化作为产业发展方向，“将来完全能够做到在更大范围内提供淡化海水”，由此，媒体也再次聚焦天津向北京输送淡化水的可行性。

　　李长建介绍，2002年曾有北京的相关单位搞过一个论证，结果认为超过50公里以上的输水管线会导致水价成本较大上升，除非绝对缺水，否则不可行。

　　北京市水务局宣传部门官员就此接受记者询问时表示，尚未看到类似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而且跨省区输水需要上级统一安排。

　　他说北京水务系统目前正以每吨1元多的价格向企业推广再生水，6.8亿吨的量占到北京总用水量的18%，海水淡化水“让天津先做着吧”。(吴伟)

故宫建福宫又开了扇“解雇门”。有消息说，因怀疑泄露建福宫修建豪华会所的机密是内部人所为，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除了所有员工。倘若消息确实，也不令人奇怪，我们文化中的那些恶劣成分使然。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天价酒”曝光之后，他们不也是毫无反思悔过之举，相反却热衷追查“内鬼”吗？故宫的庭院之深是人所熟知的，但“庭院深深深几许”？还要开启几扇“门”才能“触底”？有形的自然谁看得到，而无形的，从目前来看显然还是个未知数。

当然，就算真的开除了所有员工，也像“错字门”一样，都是下属干的，领导没什么责任。可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就一个建福宫变身私人会所也就罢了，偏偏“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从承德、从南京分别传来了性质一模一样的消息。承德避暑山庄的蒙古包，经过“抢救性修复”之后变成了“避暑山庄皇家会馆”，今年6月中旬就要试营业了，目前正在招募尊贵会员，首批限量发行会员卡100张，每张价格初定为20万元。该会馆倒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毫不隐讳地对外宣称他们那里拥有总统套房、豪华商务套房、特色豪华蒙古包等各类房型40余间……皇家御宴、法式大餐，饕餮奢华餐品，至尊体验，会员独享。相形之下，南京美龄宫像建福宫一样有点儿偷偷摸摸。美龄宫把二楼原本的会客室变身成为一间开阔的宴会厅，以“蒋、宋喜爱的特色菜肴”为招牌，且已存在七八年之久，但一直没有对外公布订餐电话，只有直接联系经理才能订餐。避暑山庄、美龄宫与故宫一样，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可移动文物所核定的最高保护级别啊，就这么被那些有“尊贵癖”的极少一部分人给霸占了？虽然霸占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也不行吧。

黑色幽默的话，故宫的“失窃门”才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坏事变成好事”。由它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可谓“拔出萝卜带出泥”。首先，我们因此知道故宫还有建福宫的“变质”问题；其次，因为建福宫的问题，我们才知道避暑山庄、美龄宫同样如此或已然如此。很遗憾，像官员的落马往往出自意外或偶然一样，这三起性质并无二致的事件的曝光，也都与主管单位了不相涉。眼皮子底下的事情硬是看不到，还能看到什么？由此也可推知反腐败的难度，那可是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呢。不过，难道他们今后就只是通过网友爆料才去被动地发现问题、才不得已地去正视问题吗？他们当定了鸵鸟，把头钻进沙里自以为平安无事，或者翘着二郎腿理所当然地“民不举、官不究”吗？

我不大相信全国只有这三起“变质”事件，果真如此，倒是国之大幸了。我国有文物普查制度，借此发现未知的文物，全面掌握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基本情况，以及最后厘定保护级别。现在，文物保护单位显然需要借鉴之，进行另一种普查，那就是全国究竟有多少文保单位“变质”，先查查问题有多少，再查查问题有多严重，就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查起好了。总之，我们不能在讲“文化”的时代，不断闹出没文化的笑话来。

传统印象中，贪官与“潜规则”鱼水情深，想不到的是，不是所有贪官都如此，有些贪官甚至害怕“潜规则”。这两天，重庆展演贪官忏悔录。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在庭上忏悔时即表示：在房地产规划、开发领域中存在的“潜规则”让我感到害怕（5月17日《重庆晚报》）。

据称，梁晓琦利用职务便利，采用调整容积率和用地性质等方式，为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谋取巨额利益，先后88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589.3836万元。梁晓琦所得所贪，显然都来自于“潜规则”；没有“潜规则”，则没有这么一个千万级贪官。这样一个久经贪场、堪称健将的贪官，竟然会对“潜规则”感到害怕，可见这个“潜规则”海洋有多深。

当我们把这一切称为“潜规则”时，其实是很矛盾的。“潜规则”是什么？是那些见不得阳光的，在阴暗中进行的勾当。按照率先提出“潜规则”概念的吴思先生的说法，“潜规则”而今越来越隐蔽。事实却非如此。先后担任过重庆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重庆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贪官王斌，对此有着更多感慨。王斌介绍，一些房地产投资商有着一整套相当讲究的行贿手法：先是小额见面试探求助，事成后再加大筹码感谢；无事也保持小额相送，有事求助更方便；你怕收，他安慰你，甚至对天发誓，其实背后将账记得一清二楚；不收钱送物也行，只要你不推辞。王斌坦言，“我就是一个俘虏”。

从中不难看出，现在的“潜规则”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潜规则”，越来越明朗化公开化。这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已有认知，什么时候“潜规则”也像公开化的制度一样，已经行走于阳光之下？

过去老鼠不敢上街，现在老鼠不仅上街，而且公然调戏猫。这只能说明两点，现在的老鼠太猖獗，现在的猫太软弱。老鼠的猖獗，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猫的软弱。如果不是猫一再退让，视而不见，何至于老鼠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大街之上？好比现在的房地产“潜规则”，地球人都知道房地产市场问题重重，虚高的房价里叠加了太多的腐败成本，然而这一现象，一直没有根本性扭转。是没有办法查明吗？开发商行贿的胆量很大，但手段未必高明，嘴风未必严谨。房地产开发有一套完整的链条，在这个循环中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上追下溯，顺藤摸瓜，能够牵出一大堆问题。这些年来房地产领域查出来的问题大多如此，一点突破，全局打开，沿着开发链条下去，抓住行贿商人不放，不难铲除房地产领域存在的“潜规则”。

“潜规则”的复杂之处在于，有人厌恶憎恨，有人喜欢享受。或许正是由于此一特性，导致现在的“潜规则”如同失去天敌的老鼠一样，逐渐公开化起来。而这，才是最让人害怕之处。

毛建国

易中天

继《书生傻气》之后，易中天近日为读者送上了《书生傻气》的姊妹作《公民心事》。易中天表示，撰写关于社会良知和公民责任的书并非说他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没有做什么为民请命的事，他只不过是在讲常识罢了。在他看来，讲常识讲成个事，这本身是个“杯具”。

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是公民

从百家讲坛登坛伊始，易中天为公众所熟识，关于他的身份的讨论从没有停止。更多的人愿意称他为“公共知识分子”，在这本新书中，易中天明确说出 “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公民！学者也是公民，可以关起门来做学问，也可以打开窗户说亮话。”他特别赞成邓晓芒教授的看法，易中天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没有做什么为民请命的事，易中天只不过是在讲常识罢了。在易中天看来，讲常识讲成个事，这事情本身是个“杯具”。

因为是公民，讲出了自己的心事。那么如果心声和意愿的表达得不到回音，是否继续发声？易中天用“心里有事不说出来，你不憋得慌吗？”来形容。

更为期待的是“不用再说”

在这本写出来的“心事”中，易中天选取了10张切片观察中国：民众、官家、教育、媒体、抄袭、逝者、三国剧、反三俗、公共知识分子、中国梦。糊涂的拆迁，农民工子弟卑微而心酸的理想，贵州的绿丝带与杭州的红跑车，中国教育与中国足球等，易中天的心事非一己之心事，乃万众百姓之心事。他坦承，因为这些文字，大多因时因事，有感而发。“这样一来，恐怕又会得罪人。在某些人看来，纯属‘多管闲事’。但在我，却是‘不能不说’。”

《公民心事》是一本有关权利、责任、常识的书。现在中国每发生一起事件，差不多都会牵涉到常识问题。易中天认为，反复言说常识，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更为期待的是“不用再说”。

不知道自己下一站在哪里

读过《书生傻气》的想必还记得易中天用大篇幅记述了对李泽厚、陈寅恪等逝者的怀念以及对其学术的敬仰。在新书《公民心事》中，同样有这样带着怀念味道的一辑，柏杨、王元化、吴冠中、蔡定剑等，一一落于笔下心底，甚至与一位18岁未曾谋面的少年“我与黄珂的生命之约”。在易中天的文字中，我们总能在带着些许诙谐犀利的文字背后找到那么柔软的地方。现在拍三国题材的电影很多，四大名著也都被拍烂了，最近又出来一个《关云长》，张大胡子据说还要融资3亿美金拍《孙猴子》，对此怎么看？易中天认为，问题不在于拍历史题材或者改编文学名著，“关键在于怎么拍怎么改编，在你的作品当中，传达的是一种现代观念，还是尸臭，这才是最重要的。”

从“品三国”到“公民心事”，是否意味着以后会更多地关注公民道德？易中天表示说不准，“你们都知道我是流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逮着谁便是谁，我也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站在哪里。”

　　最近，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的垃圾危机再次卷土重来，上千吨垃圾堆积在街道上无人清理。意政府不得已出动军队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自2008年以来意大利军队第二次被部署到那不勒斯清除垃圾。看似简单的垃圾问题为何会在那不勒斯成为久拖不决的“老大难”？而政府又为何在此时动用军队？实际上，意大利垃圾危机的背后既有政治硝烟弥漫，也有看不见的“黑手”在操纵。垃圾、权力和金钱已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画面。

　　出动军队清理垃圾

　　这次那不勒斯的垃圾危机已经持续了数月之久，共有约3000吨垃圾堆放在街道上无人清理。由于天气逐渐转暖，这些垃圾散发出令人作呕味道，让当地居民无法忍受。愤怒的居民多次点火焚烧垃圾，平均每天都会由此引发数十起火灾，导致那不勒斯城内火警不断。还有些人在垃圾堆上竖起大牌子，上面写着“我们已经与这些垃圾产生了深厚感情，请别动他们！”以讽刺政府在垃圾危机面前的不作为。

　　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承诺派军队进入那不勒斯市去清理垃圾。从5月9日开始，约有170名士兵和70辆卡车抵达那不勒斯参与垃圾清除工作。但是他们只能将垃圾清理到车上并运往垃圾填埋场等待处理，最终的清理还要看填埋场的工作效率如何。当地公共卫生官员帕洛·贾克梅里认为，军队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的作用也有限。

　　垃圾场上的政治斗争

　　贝卢斯科尼在2008年选举中曾承诺解决那不勒斯垃圾问题，之后他也确实派遣部队清理垃圾，兑现了承诺。而此次贝卢斯科尼政府再次出动军队，正是在意大利即将于5月15日开始地方选举之前。这个举动简直和上次如出一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是否又在将“垃圾场”作为“政治秀场”，故技重施为地方选举造势拉票。

　　其实从技术层面来看，垃圾问题的解决并不困难。目前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垃圾填埋厂已经是满负荷运转，政府需要新建处理厂才能解决这个矛盾。但关键也在这里，就像贾克梅里所说的，“我们的致命弱点就是缺乏协作”。以那不勒斯为首府的坎帕尼亚大区是意大利左派力量的传统势力范围，贝卢斯科尼领导的中右翼政府在这里总是面临掣肘。贝卢斯科尼曾计划在那不勒斯周围小镇再建一座欧洲最大的垃圾处理厂，但各市镇政府就是不松口，当然居民对环境污染和健康威胁的担忧也是政府面临的压力。两派政治力量相互较量，一方指责“你在作秀”、一方指责“你故意使绊”，而那不勒斯人在垃圾中一晃就熬过了好几年。

　　黑手党垄断垃圾行业

　　针对令人头疼的垃圾难题，有意大利学者提出了一个不牵扯政治因素的解决办法：提高现有的垃圾回收处理能力。目前那不勒斯的垃圾回收率比较低，政府每年花费1.6亿欧元用于垃圾分类，但当地的垃圾分类处理率却只有10%。这种落后的公共管理能力进一步加速了垃圾危机的爆发。那不勒斯一所大学的公共卫生学教授玛利亚认为，只要达到50%的回收率就可以解决垃圾问题，而且回收废品的销售收益还可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过，这个大有“钱”途的方案却有人捷足先登，那就是臭名昭著的黑手党。

　　有分析认为，那不勒斯垃圾问题无法根治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黑手党，因为他们把垃圾看得“像黄金一样值钱”。卡莫拉家族是与西西里黑手党齐名的黑社会组织，他们在从事其他犯罪活动的同时，也渗入到包括垃圾处理在内的公共事业领域。

　　据报道，卡莫拉家族用威胁、利诱等手段，非法承包或以其他形式控制了那不勒斯至少一半的垃圾运输和处理业务，不仅借此大量侵吞公共资金，还将回收废品简单清理后偷偷运往非洲和亚洲销售，从中谋取巨额暴利。而为了垄断垃圾处理行业，他们还阻止和破坏尚未被他们掌控的垃圾处理公司的正常运作。(

生活就像奥林匹克赛会；聚到这里来的人们通常抱有三种目的：有些人摩拳擦掌以折桂，有些人做买卖以赢利，但还有一些人只是单纯做旁观者，冷眼静观这一切。

———毕达哥拉斯

生活就像公开演奏小提琴，在演奏的同时学习这门乐器。

———塞缪尔·巴特勒

生活的意义问题不是那种需要或能够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你对它的看法从多方面决定了你未来生活的走向。比如说，你抱着生活就是“狗咬狗”和人人为我的态度去经商或上学，那么你就会把所有人都当作自己的威胁和对手；你不会做到完全诚实，而且无论如何都不会从与他人的交往中得到乐趣。人们会逐渐察觉到你的竞争敌意，开始不信任你，甚至会偶尔用一些让你恼火的行为来检验你的意图。于是，你不久就将发现自己的确深处一个“狗咬狗”的气氛中———这种气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你自己造出来的。

所以生活意义的问题并非只是发现的问题，它也是一种重要的创造活动。你自己的哲学仅仅在部分程度上是对你已有世界观的表述和澄清，因为你所提出的哲学也将为这种世界观的形成助一臂之力。于是，有些对世界持一种晦暗的悲观情绪的哲学家，会故意把他们的哲学表述得甚为欣喜和乐观，这不是为了欺骗自己，而是为了改变自己，其中的确有一些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下面，将简要描述几种关于生活的主要看法。当然，这张清单不可能完整，你也可以把自己的某些看法加进去，说不定会比我们列出的几种还要好。

生活作为一种使命

基督徒经常教导说，生活是种使命，是一种把他人也变成基督徒的使命。然而，把生活当作一种“召唤”的并不仅仅是基督徒。

比如，德国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就把自己生活的使命描述为诗歌创作，以使德国人获得一种文化身份；哲学家黑格尔则把法国大革命之后用哲学来澄清世界的意义当作自己的使命；政治激进分子经常声称，自己生活的使命就是解放被压迫的人民，或是反抗自己国家的暴政；科学家有时会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增加人类的知识或治疗某些可怕的疾病；有了孩子的人经常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好好培养自已的孩子，尽力使他们生活得更好。如果一个人的使命首先是道德上的，那么这种使命就会依据其道德哲学进行表述。一个像边沁那样的功利仁义者，会把一切行动都基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目的之上；而一个像康德那样的伦理理性论者则会说，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我们的道德人格，通过履行理性所规定的义务来使世界变得更好。

生活作为欲望

把生活看作欲望，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为了他的欲望而活着，当一个欲望被满足时，它马上就会被另一个欲望所替代。生活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无休止的欲望。一个只求“挣钱能够养家糊口”的人最后会发现，他其实还想要更多的东西，于是这又成了新的生活目标，直到它被满足为止；但到时又不够了，他发现自己还想要更多的东西，于是只好这样无止境地走下去。这并不是说生活就是受挫，因为这些欲望通常都能得到满足，而是说生活就是永无休止的欲望，人不可能最终获得满足。正是欲望和欲望的满足才赋予了生活以意义，没有欲望便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