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报告说，他们在一些携带卵巢癌基因的女性输卵管组织中发现了“可能发展为严重癌症的细胞”，因此他们决定在实验室内模拟卵巢癌形成过程。
 

　　输卵管是从女性卵巢连通至阴道的管道，包括中输卵管和侧输卵管，卵子经此管道排出。研究人员提取一些输卵管细胞并改变它们的基因片段，使其能够像癌细胞那样分裂。实验显示，和真正的癌细胞一样，这些“人造”癌细胞可以迅速增殖，并离开原发组织，在其他组织内生长。如果把这些“人造”癌细胞植入动物体内，它们能够催生在结构、行为和基因构成上与人类严重卵巢癌极其类似的肿瘤。
 

　　报告作者之一龙尼·德拉普金说，这一研究表明卵巢癌可能来自输卵管细胞，它将有助于寻找新的卵巢癌生物标记物，为今后的卵巢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资料图：江上青

自古英雄，凭苍宇、江山点索。

酬壮志、铁窗寒彻，泮池磅礴。

史岭红梅花沥血，芦沟晓月天飞鹤。

擎玉虹，魑魅冷相看，惊魂魄。

歌颍上，旗旆烁。驱稔寇，飙尘恶。

诉声声杜宇，孛星凋落。

春水绿杨风曼暖，秋山红叶日彰灼。

清明日、持酒告先灵，神州跃。

附录：

1939年江上青赠江树峰七律

过隙光阴逝白驹，

十年患难早相扶。

雄心拼付三期战，

别绪全凭一雁书。

春水绿杨思故里，

秋山红叶走征途。

天涯兄弟成劳燕，

互问风尘老病无。

1938年王者兰赠江上青七绝

易逝年华不复回，

枕边泪湿鬓颜摧。

天涯奔走风尘客，

杜宇声声可忆归。

江泽民

书于辛卯年清明

相关资料

江上青（1911——1939），江苏扬州人，原名江世侯，曾用名蕃臣。父亲江石溪擅长诗文音美，尤精医学，有爱国民主思想。江上青早年在南通中学、扬州中学学习时，就积极投身学生运动。1927年11月在南通读中学时，由刘瑞龙、顾民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秋，考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担任党支部书记，并创作了大量追求革命理想的诗歌。两次被捕，在狱中大义凛然，英勇不屈，用以《前进曲》为代表的诗篇表达革命情怀。1931年8月，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暨南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继续秘密从事学生运动。1932年2月，回扬州创办《新世纪周刊》。1936年，与于在春、顾民元等人创办《写作与阅读》杂志，宣传抗日主张。抗战爆发后，发起组织“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编辑出版《抗敌周刊》。1937年11月，和陈素、莫朴等人组织“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辗转4省17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11月起，利用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专员公署秘书，第五游击区政治部主任身份，在皖东北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担任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书记。他坚定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推动国民党六安县长盛子瑾抗日。创办《皖东北日报》；主办“皖东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建立由我秘密党员控制的抗日武装；作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奠基人，为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刘少奇同志高度评价说：“抗战初期，我党在皖东北与盛子瑾的统战，是一个成功的范例。”1939年8月29日，江上青在率队谈判返回途中，遭反动武装袭击，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江上青夫人王者兰，长女泽玲，次女泽慧。江上青长兄江世俊、长嫂吴月卿手足情深，按当地传统习惯，将次子泽民过继江上青为子。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在四川省宜宾市城西风景秀丽的翠屏山上，坐落着著名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纪念馆。纪念馆建于1960年，馆前是一尊汉白玉赵一曼的戎装全身塑像，正门上方是朱德题写的馆名。纪念馆以翔实的内容和展品向人们展示了这位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抗日女英雄为人民而战、为民族牺牲的战斗人生。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赵一曼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书刊，接受革命新思想。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村团支部书记，在家乡积极组织“妇女解放同盟会”。1926年夏，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帮助下，进入宜宾女子中学。她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抵制仇货”的爱国运动，成为当地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大革命失败后，赵一曼按照党组织安排转移到上海。9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进行党的秘密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她在一首诗里抒发了自己为抗日不惜牺牲一切的坚定决心：“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932年春，到沈阳。同年秋，到哈尔滨，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代理书记，曾参加领导1933年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她两次去海伦等地巡视工作，组织联系抗日队伍打击当地的伪自卫团，有力地推动了哈北地区的抗日斗争。1934年，任中共珠河（今尚志）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组织领导当地工人农民成立反日游击队，与日伪军进行斗争。

1935年秋，她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治委员。同年11月，她和团长带领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在一座山里。她沉着地协助团长指挥部队与日伪军激战，连续打退敌人6次进攻，但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无法打破敌人包围。突围中，赵一曼身负重伤。在珠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时，被搜捕的日军发现，战斗中她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马鞭抽打，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投降招供，她宁死不屈。日军问她为什么要抗日，她严词痛斥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为得到口供，日军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在医院监护治疗的几个月里，她教育争取中国籍看护人员。1936年6月28日，在看护人员帮助下逃出医院。6月30日晨，被日本军警追捕再度被俘。敌人对她施以更加残酷的刑讯，仍毫无所得，遂决定把她押回她曾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

1936年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在这最后的时刻，她给心爱的儿子写下遗书：“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旗帜……”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1岁。

禁赌治盗扫黄，“乡约”治理民风

近日，在登封市石道乡后河村新农村文化广场前，村委会主任李建森与众乡亲一起郑重矗立一通清代“劝告究过”石碑。“二百年前，祖辈立此碑移风易俗端正村规民约，二百年后，村民重立此碑，就是要乡亲们铭记祖辈良苦用心，发扬中华美德，根除社会丑恶。”李建森说。

李建森在擦拭规矩碑

200多年前 “乡约”立碑戒恶习

据村中的老人讲，先人们曾经在石牌前多次讲述立碑时的情景——清嘉庆十八年四月九日上午，在登封县王石里后河镇（今登封市石道乡后河村），“乡约”带领“地方”和乡里几个德高望重的白发老者，在三官庙前竖立一通青石“规矩碑”。

物换星移，在破“四旧”的浪潮中，石碑在三官庙轰然倒塌后销声匿迹。

“当时村里建学校，这块石碑就当房基石用了。”李建森介绍说，2010年底，后河村要建设新农村文化大院，扒校舍拆围墙，挖掘机挖出了这块石碑，把碑首碰掉了半截儿。碑身虽然伤痕累累，但拭掉尘土，擦掉污垢，石碑上的碑文仍然清晰可见。

规矩碑正告乡里 七宗罪不可饶恕

3月15日上午，记者来到后河村三官庙，一睹“规矩碑”真容。

碑石高128厘米，宽60厘米，厚16.5厘米，上有“劝告究过”四字，碑文通篇楷书，笔力苍健，刀工精准。书法雅气扑面而来，唯正文末尾字为书，左侧上方为“大清嘉庆十八年四月吉日立”，下方为“后河合地方建石”，碑文条款有7项：

一、犯坏人坟墓及诬人坏坟墓者乡约邻人察寔处明外，罚钱一千整。

二、犯酗酒滋事者处明罚钱五百文。

三、犯赌博，罚开赌人钱一千；罚赌者五百文及本地方人诬赌诬盗者察明，罚钱一千。

四、犯窝娼及驾土妓讹人者，察明罚钱五百文。

五、犯盗人物件者，察明将所盗物件包出外，罚钱五百文。

六、犯收进外来混徒滋生事端者，处明罚钱五百文。

七、犯一切讹诈等事者，乡约邻人察实察明外，罚钱五百文。

以上数条有不任罚者，俱送官法处，至于所罚钱文本年乡约经营以备公用。

“这是名副其实的‘规矩碑’。我们会好好保护这块石碑，它将伫立在后河村文化大院，晨钟暮鼓，永远警示后人。”李建森说。

“乡约”立规“劝告究过” 用心良苦

登封市嵩山文化研究学者陈占成说，明清两代，因为后河镇是洛阳伊川、颍阳、君召、送表等地到登封的必经之处，从光绪至民国期间，地理位置更为重要，故有“千年官道经后河”之说。所以，镇里开设有食堂、粮行、杂货店、染坊、旅店、停马所等，正月十三、正月二十二、四月十六、九月二十二起古刹会、唱大戏，四方客人云集于此，三教九流纷至沓来，繁华若都市。

据了解，明清两代的后河镇，村里饭店杂铺多设赌场，赌博之风猖獗衍生恶性循环链，危害甚大，严重影响了后河镇及周围乡民的正常生活。

大约两百年前，“乡约”禁赌、治盗、扫黄，以维护地方的民众生计和社会治安，深得开明人士和众乡亲的拥护。然而赌博、盗窃、色情陋习由来已久，很难根除。“乡约”为彻底禁绝赌博、盗窃、色情泛滥，维护该地民生利益，特意颁布“规矩碑”，辞短意深，文句威严，颇具震慑之力，并勒石刊碑，于嘉庆十八年（即1813年）立于三官庙前，永久示众。

登封市嵩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常松木说，虽然不知道这块“规矩碑”在当时到底起了多大的震慑和治理作用，但起码这种良苦用心是好的。

登封境内已发现5通“规矩碑”

后河村“规矩碑”尘封50多年后重见天日，引来当地百姓和文物部门的极大关注。一致认为此“规矩碑”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物研究价值，应予好好保护。

“从碑文就不难看出，清朝嘉庆年间，无论官府还是乡间，都是相当重视社会治安的综合防范的。”河南群达律师事务所陈光涛律师说，“碑文所蕴含的政治、历史意义在于，清承明制，除了官方维护社会治安组织之外，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主要力量，应该是家族、邻佑、保甲、团练等民间组织。里甲和保甲是当时社会普遍推行的准基层组织，清代用律例的形式进行规范，把他们纳入了维护社会治安的体系当中，以防范各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让他们承担起移风易俗的责任，将所有人都纳入王朝提倡的道德行为规范之内。”

常松木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登封境内唐庄、徐庄、君召等乡镇已发现清代乃至中华民国“规矩碑”5通。

历史上真实的谍战

俊男美女不适合情报斗争

从《暗算》播出开始，谍战剧成为了电视荧屏上的大热题材。近几年，不少受人关注的热播影视，都是以谍战作为背景的，包括《潜伏》、《风语》、《敌营十八年》、《黎明之前》等等，可谓是“谍谍不休”。近期各大卫视又在不约而同地播出一部谍战剧《借枪》。让谍战这个已经不太新鲜的题材继续保持着高曝光度。一部部谍战剧捧红了演员，打开电视机，就能看到电视荧屏上到处充斥着“潜伏”、“地下党”、“假夫妻”、“暗杀”等戏码。而真实历史并非如此，记者专程电话采访了曾经著有《中国秘密站》一书的作家郝在今，请他解密历史上真实的谍战。 记者吴萍

地下党活动不等于“谍战”

在很多谍战剧中，主人公都有一个同样的身份——“地下党”。他们为了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而潜伏在敌人中间，获取情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实际上，“地下党”参与情报工作本身就是个错误的说法。

著有《中国秘密站》的作家郝在今曾经采访过上百位在抗战和解放战争当中从事过中共情报工作的人物，也有机会查阅到第一手的资料文件，对于地下党参与谍战这件事，郝在今介绍说，谍战剧确实给观众带来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所谓的地下党，跟情报工作是两个概念。“从事情报工作的，当时叫做隐蔽战线，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从敌人那里获取情报，另外，还要防止敌人窃取我方的情报，也就是保卫工作。 ”

而地下党，则是另外一个概念，“地下党主要从事一些地下工作，例如一些群众工作，组织一些秘密的学生集会学习，或者是工人罢工活动等等。当然，地下党并不是不做情报工作，但是很少参与，这并不是他们工作中的重点。 ”

对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这样总结说：“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 ”从这里可以看出，秘密情报工作只是地下工作的一部分。

郝在今介绍说，按照规定，情报系统和当地党组织是不发生横向联系的，他们不允许搞公开活动，在这方面有非常严格的纪律规定。他们被称为是“隐蔽战线”，从事情报工作。

情报人员最好长相普通

在很多人看来，激烈的情报斗争，也就像电视里演的一样，情报人员都是俊男美女，活跃在上流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无所不能。但是实际上，参与情报工作的人员都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选拔。“太漂亮或者太丑都不行，因为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太漂亮的话老是被人看肯定不行，如果太丑了，人家都不愿意跟他交朋友也不行。 ”

郝在今把情报人员的选拔总结为三点，像战士一样勇敢，像学者一样智慧，像演员一样表演。既要有非常坚定的革命信仰，明确的历史背景，也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更要求情报人员有极高的文化素养，社会活动能力强。

另外，在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之前，要经过系统的培训。郝在今介绍说，训练班的课程同正规学校不同，没有教材，也没有系统的理论，但是，授课人都有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授课，比如，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会给学员介绍日本情报机构，介绍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活动能力。临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延安的李克农，会介绍如何利用不同身份，从事隐蔽战线工作。而刘鼎则向大家演示如何化装，如何利用不同的道具伪装自己的身份。他举的例子很生动，军统派往河南新乡的一个情报组，就是因为抽的香烟太高级被日本特务识破了身份。

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人员需要经过半年的训练，一个月的实习。根据不同时期的条件要求，会对学员进行相关的培训，如果学员毕业之后派往日军敌占区，培训一开始，学员就要学习一个月的日语。郝在今介绍说，训练班里最有意思的其实是实习，两组人员一组是情报，一组是侦查，情报人员打扮成一个卖菜的小贩，横在路中间叫卖，而侦查人员出来巡查，看到小贩挡着路做生意，于是就以为他是特务，因为两组人员互相都不认识，所以搞出了笑话，出现了自己人抓到自己人的情况。

隐蔽战线工作不允许暗杀

在很多谍战剧里，主人公除了要获取情报，有时候还要从事暗杀任务，暗杀的对象有的是内部叛徒，有的是敌方的要员。对于这种情节，郝在今也进行了解释说明，“严格的说，共产党不搞暗杀，或者说禁止暗杀。在早期，中共中央特科有红队，专门铲除党内的叛徒，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就连铲除叛徒也不允许了。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况，盲目去暗杀敌人，肯定会暴露自己，而且，共产国际也认为暗杀是不道德的行为，所以不提倡。 ”

暗杀行为并不是没有，在中共中央特科当中，就有专门负责铲除叛徒的红队。红队最早开展的锄奸工作，是在1928年，当时的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遇害案。而叛徒则是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为了惩治叛徒，也为了避免组织有更大规模的暴露，红队以放鞭炮作掩护，冲进了叛徒的住所，将何家兴击毙。

而红队最为出名的一次锄奸行动，是在历史上有名的“霞飞路上的枪声”，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五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随后被杀害，告密者是军委秘书白鑫，11月11日晚上，中央特科在法租界的霞飞路附近设下埋伏，连开了90多枪，击毙了叛徒白鑫以及特务保镖共5人。这件事当时轰动上海滩，也被传为佳话。

经费不足要自己想办法

最近电视荧屏上有一部热播的谍战大戏《借枪》，比起其他的谍战剧，这里的主人公显得很“另类”，不但要为了生计发愁，还要为了暗杀行动而到处去借枪。这种情节在一般的谍战剧中，确实显得很另类，不过，郝在今说，这在当时确实是非常普遍的状况。

“当时国民党是靠钱的，拿钱来收买人，或者是买情报什么的，相比起来，共产党就比较缺钱了，共产国际开始会给一部分费用，但是太少。 ”郝在今举了个例子，“当时中共特科管钱的负责人，他的女儿得了肺结核，要打一针十块钱的盘尼西林，连这钱筹得都很困难。可见他们的生活状况确实不好。 ”

因为经费不足，往往都要情报人员自己想办法，后来，在周恩来的提倡下，他们也开始在重庆做生意，一边负责筹集行动经费。所以，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人，平时一般不允许出入非常豪华的场合，也避免奢侈的生活。当时的叛徒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就是因为沉迷于上流社会奢华的生活，生活逐渐腐化，所以才被国民党收买，成了叛徒。

不但是经费有限，就连武器也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平时是不携带武器的，因为如果遇上检查，有武器，很容易暴露身份。”他们的武器，大多都是后方从敌方截获的，因为历经重重关卡盘查，只有当中极少数才能送到敌占区。“当时在上海营救彭湃没能成功，就是因为没能及时把武器送到，枪送到的时候黄油都没擦掉，根本不能用。 ”

敌方也有中共情报人员

在《借枪》中这样一个情节，为了获取日军的情报，熊阔海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策反日本特务机关里一个名叫鬼井的人。在实际的抗日斗争中，隐蔽战线确实也曾经有过这样策反日本情报人员的经历。

1905年，日本在上海开了一家东亚同文书院，实际上这里是一家间谍学校，当时的日本驻上海副总领事岩井英一就是这里的毕业生。他专门负责收集中国的战略情报。当时负责共产党上海情报工作的人是潘汉年。有一天，他的家里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这个人曾经是中央特科的成员，但是后来打入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又经常给岩井英一搞情报，这个人叫袁殊。后来，袁殊与中央特科失去联系，转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后来由日本关系营救出狱。

当时，为取得日本方面的情报，各方都在拉拢袁殊，尤其是戴笠、汪精卫方面，都亲自发来邀请，但是，袁殊还是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潘汉年对于袁殊的主动示好表示了接纳，在袁殊的引荐下，潘汉年化名为胡越明，与岩井英一会面，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就这样，潘汉年利用岩井英一的关系，用一些假情报骗取了对方的信任，并且，将情报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安排进了日本情报机关工作。其中有一个进步学生叫刘人寿，潘汉年假借为岩井工作，让刘人寿进入岩井公馆，还专门掌管了一部电台。刘人寿每天负责抄收延安发出的新华社电讯，选择部分内容交给日本人。他的隔壁房间就是个日本特务翻译组，遇到难字对方也来向刘人寿请教，刘人寿也可以借机获得相关情报。

不过，这样的工作确实是险象环生的，刘人寿在帮日本翻译解答问题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岩井英一，刘人寿刚走，岩井英一就询问：这人常来吗？幸亏这个日本翻译说，这人不叫不来，这才没有引起岩井英一的怀疑。除了刘人寿，岩井英一身边还有很多的中共情报人员，而且，这些人都是爱好和平，希望战争早点结束的日本人。这些日本情报人员搞到了日本御前会议记录、大本营扫荡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及时报到延安。这些情报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很多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