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夜间爪子呈现荧光色

外貌与普通狗相同

　　科学网(kexue.com)讯 照片中的小狗看上去和普通的宠物狗没有区别，可是到了夜里，你就会惊奇的发现，他竟然有荧光 的爪子，而且它荧光的爪子竟然还有“开关”。

　　韩国科学家曾利用基因复制工艺，让狗狗的鼻子、脚掌能在黑暗中发出萤光，据了解，这些萤光犬 有助于找出人类疾病，如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的治疗方案；现在这项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他们 可藉由药物，将萤光犬关灯,不在发亮！

　　韩国首尔大学兽医学院于2009年，成功繁殖出一只带有红色萤光蛋白(RFP)基因的米格鲁鲁皮(Ruppy)；在经过2年研究后，研究团队则让另一只具有绿色萤光基因(GFP)的米格鲁泰宫(Tagon)，能够切换开关灯方式。

　　科研组负责人李秉春(Lee Byeong-Chun)说：“塔根的出现为我们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因为通过注射令狗狗发光的基因，可以用来取代引发致命人类疾病的基因。”他表示，他们利用体细胞 核移植技术培育出塔根，该大学科研组2005年曾利用该技术培育出世界首只克隆狗史努比。科学家表示，由于人和狗拥有268种共同疾病，因此培育出一种可以通过人工方法令其表现出这些症状的狗，将有助于寻找用来治疗折磨人类的多种疾病的方法。

　　据研究团队指出，人类与狗有268种疾病是共通的，因此利用基因工程工艺，让狗狗的细胞发出萤光，便能使研究者容易观察实验过程与结果，如干细胞修复及器官、组织再生是否起作用等。

　　(科学网kexue.com 乔尔)

对地质结构以及沉积物的研究可以探寻行星内部活动的演化史

　　科学家发现在加拿大北部以及西格陵兰岛上出现洪流玄武岩岩层包含着古老地球的原始地幔痕迹。美国华盛顿卡内基研究院地磁学部科学家马修杰克逊（Matthew Jackson）和波士顿大学研究员理查德卡尔森（Richard Carlson）最新的研究提出，在过去的2.5亿年内，世界上最大的6个火山活动中残存的遗迹中包含着古老地球的原始地幔线索。这些原始的地幔与如今地球的地幔存在着不同点，通过对原始地幔的研究，可以为了解到地球化学变迁的整个历史过程。相关的研究成果已近发表在7月27日的《自然》杂志上。

　　在地质历史上，定期会出现玄武岩熔岩的喷发，覆盖了大片的土地以及大洋底部，玄武岩熔岩最后会变硬而形成洪流玄武岩岩层。卡尔森和杰克逊对这些地幔痕迹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情况，这些巨大的火山岩沉积物存在不明来源，是否也是通过在早期地球的火山活动所产生的呢，这些都需要卡尔森和杰克逊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同时也将这个研究范围进行扩大。

　　关于原始地幔的信息，科学家认为原始地幔存在于地核形成之后，但这个时候，地球外层岩石结构还未分化成地壳和贫化地幔。科学家希望通过研究这个时期的岩石结构以了解当时在地球形成初期的地球化学特征，以及地球如何会演化到目前的状态。

　　直到最近，科学家认为，发现于加拿大北部以及格陵兰岛的原始地幔遗迹，与一种陨石非常类似，极有可能是其的一个种类，这种陨石被称为炭质球粒陨石。但是，通过在地球与陨石样本之间的钕元素的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这两者之间存在差异，没有达到预期的实验结果。这表明了现在地球的地幔与原始的地幔不同，可能在另一种未知的演化方式以及途径。

　　美国华盛顿卡内基研究院地磁学部科学家卡尔森和美国波士顿大学研究员杰克逊共同检测了洪流玄武岩的同位素特征，以确定其是否形成于原始地幔，如果这个岩层不是由陨石形成的，那就极有可能与原始地幔存在着某种联系。

　　他们使用了钕和铅同位素的地球化学技术对比了地球上两个地方的玄武岩样本。第一处玄武岩样本是来自加拿大北部巴芬岛和西格陵兰岛的演化自原始地幔的玄武岩，其具有6200万年的历史，记录着当时地球的地幔活动情况。另一处则为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上发现的玄武岩，这块玄武岩形成于地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山喷发。通过对比分析这两处玄武岩样本，他们发现两者并不存在较大的差异，只有在细微结构上存在些许不同，并没有超出他们原先的估计情况。

　　同时，他们也对比了地球上四处不同地方的玄武岩样本，分别是博茨瓦纳，俄罗斯，印度和印度洋，这几处地方被地质学家认为存在着巨大数量的火山岩积累样本。而之所以选取上述几处的火山熔岩样本，除了累计数量巨大以外，更重要的是在这几处的火山熔岩被认为较少与地壳发生相互作用，可以保留了比地球其他地方熔岩更为“纯洁干净”的原始信息。经过钕和铅同位素法的确认，结果显示其与地球早期形成的原始地幔有着较大的相似度。

　　而对这些记录这地球早期信息的洪流玄武岩研究表明：目前世界上最活跃的几个大火山活动都源自同一地质时期，这与在巴芬岛和西格陵兰岛的发现相类似。这种原始地幔非常炙热，由于具有较高浓度的放射性元素，因此，与地球上其他地区的地幔相比较，其更容易被熔化，所以可以较为容易地随着火山的喷发形成玄武岩。（Everett/编译）

徐友渔

一、眼前的利害得失不是那么重要，生命只有一次，追求它的价值最大化不一定追求世俗的实际利益

二、在很多方面，人们可能生来就处于假象之中，因此，人生的一个最大任务就是摆脱神话与谎言

三、知识很重要、很有用，但智慧更宝贵，而与智慧最相关的并非聪颖，而是勇气

□傅小平

徐友渔

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为杜任之、洪谦(维也纳学派领导人石里克的学生)。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86—19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指导教师为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达梅特。徐友渔在哲学研究处于前沿地位，其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在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与人合著的《语言与哲学》在国内和海外均获得较高评价。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中国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和加拿大科学家的最新研究发现，体罚会降低儿童的情商，并且削弱儿童自制力，导致他们的行为表现更加糟糕。

　　美国和加拿大科学家是通过对西非两所学校中的63名5-6岁儿童进行测试得出这一结论的。其中一所学校对违规学生实行体罚，另外一所则采用非体罚措施管理学生，所有的孩子生活的地区和家庭背景都大致相同。研究人员通过让这些孩子完成一系列任务测试其行为能力。

　　研究结果显示，长期受到体罚的学生行为能力明显不如未受过体罚的学生。这表明严酷的体罚可能损害儿童的表达能力和行为能力，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儿童的情商会受到负面影响。

　　研究人员称，体罚能使儿童迅速服从，但不能使他们明确理解规则和标准，所以可能导致儿童的自制力随年龄增长降低。体罚并不能教会儿童适当的行为，也无助于改善他们的学习。

　　科学家正进一步研究长期处于体罚环境是否会造成儿童形成说谎等不良习惯。
 

继17日中国经济报刊协会表示协会公章被冒用后，18日，“中华脊梁”活动另一“主办方”———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守家也表示，有人冒充该研究会，伪造并发布了“中华脊梁”活动文件。活动承办方、北京国发中科信息技术研究院称，文件是一个临时工伪造的，该人工作不到1个月，于5月份辞职。(据7月19日《新京报》)

“中华脊梁奖”事件持续发酵。起初，主办方都不承认收费，在有人曝出红头文件的情况下，承办单位不得不承认有收费这回事儿。后来，几家主办单位又先后表示“被冒充”了。现在，承办单位竟然又称“中华脊梁”活动文件是临时工伪造的！

又是“临时工”！这个法律上早已被取消的称呼，近年来时常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比如，行政执法中打人了，或者发生安全事故了……但凡出现了无法推卸的糗事儿，当事单位往往都说那是“临时工”干的。因此，北京国发中科信息技术研究院祭出“临时工”这个“法宝”并不让人意外，不过这个“临时工”格外的可疑———

一，临时工能掌握单位的公章吗？“中华脊梁”活动文件中都盖有大红公章，而公章在任何单位都由负责人或者核心职工掌握，一名工作不到1个月的临时工怎么可能掌握单位的公章呢？如果这名临时工能享受到掌握所在单位的公章且有权下发文件，那他简直可以称为“史上最牛临时工”了。

二，临时工伪造文件的动机是什么？但凡作假、伪造等，行为人都是有利可图的。可是“中华脊梁”活动文件中的收款人是主办单位，而不是那个临时工，那他伪造文件图个啥？

三，主办方为何到现在才说伪造之事？7月10日颁奖，作家李承鹏随即提出了质疑并引起舆论关注。如果文件是伪造的，当事单位应该立即指出来，为什么要等到舆论哗然数日之后才说呢？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所谓“临时工”不过是临时找出的替罪羊而已，甚至这个“临时工”根本就不存在。

伪造公章及公文是一种犯罪行为，受害单位应该向司法机关报案，警察应当将这名“临时工”缉拿归案！

这名“最牛临时工”究竟是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模式

——邓正来教授在比利时根特大学的讲演

要真正实现“知识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生存性智慧”既是一个可能会引发人们质疑的概念，但也是一个一直为我们忽视的概念。它是我为了推进“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领域的深入研究，专门建构的一个概念。

我一直在论证和呼吁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的命题。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显而易见，这种“知识转型”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必要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然而，要真正实现“知识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其中之“重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中国研究，而毋宁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其中之“发现”，绝没有预设一个具有某种实质规定性的、本质主义的“中国”，而毋宁是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伦理性的文明体；其中之“中国”，亦不是排他性地聚焦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卓越表现的“当下中国”，而毋宁是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为此，我们必须身体力行地在相关论题上做出我们的学术努力。

在今天的讲演中，我想围绕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这一论题，主要阐释“生存性智慧”概念，并将其同中国发展经验相结合，初步建构一种我所谓的“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生存性智慧”既是一个可能会引发人们质疑的概念，但也是一个一直为我们忽视的概念。为了避免习见的“立场先行”所导致的深入探究的缺位，我将悬置对“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的规范性评价，而聚焦于对此一模式的理论分析和解释。

关于“生存性智慧”的一般观点

“生存性智慧”在时间上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甚至也是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并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默会知识”。

“生存性智慧”是我为了推进“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领域的深入研究，专门建构的一个概念。我关于“生存性智慧”的观点，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七个要点：

第一，就当下所有的中外讨论而言，大都是“知识导向”而非“智慧导向”的。这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预设在根本上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都是由知识建构而成的，因而也必定是可以通过知识而被认识和解释的；但是，这种研究预设却在根本上无视甚或否定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生存性本能以及由其生成的“生存性智慧”的揭示和解释。

第二，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大都是先行价值判断或有意识形态承诺的,而不论其是规范性研究，还是所谓“科学”的经验性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却根本无法探及(更不用说认真审视)人类社会与自然赖以存在的“生存性智慧”及其背后作为基本支援的哲学，也无法探及和分析那些“去价值判断”的以生存或演化为根本的“生存性智慧”。

第三，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都内在趋向追求“知识增量”，因此，大都是在知识框架内部展开的概念或逻辑游戏；离开了知识框架，这些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于是，我们至今没有一种研究是针对这种于现代性以降更加强势的知识框架本身的反思和批判。

第四，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从内在上讲大都是建构的、逻辑的、原则性的。任何这样一种研究都内在地隐含一种普遍性诉求。但是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生存性智慧”在时间上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甚至也是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并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默会知识”——我更愿意称其为一种传统的、当下的和未来的“默会智慧”复合体。

第五，“生存性智慧”是知识框架以外的、与知识紧密相依和互动的智慧。“生存性智慧”不注重原则,但是有自己的原则(“生存性原则”)，不关注普遍价值或道德，而遵循具体价值或道德。

第六，“生存性智慧”是地方性的,但又区别于格尔兹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它是活生生的、有效的、灵活的、可模仿传播的；它是家庭教育和人际聚分的结果,而非学校教育的知识、学科、科学范式的产物；它的品格和有效性都是具体的,受时空限制。它对任何一个人而言不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承诺,它在各自的有效范围内展开。

第七，任何一种关于社会研究的知识在内在上是以人为本的，是以国家、社会、国际为基本限定的，在根本上还是排除自然的，是以自然为客体或对象的，即使关注自然生态，也是将之作为外部存在而予以关注的。但是“生存性智慧”本身却是生态的，是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而加以关注的；它是不以国家、社会或国际为限定的。

对既有“中国模式”论说的检视

我认为，以“生存性智慧”与“未意图后果”为关键词对“中国模式”进行“实践导向”的解释，可谓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一个较为可行的路径。

我们知道，自乔舒亚·拉默于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以来，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研究被冠以“中国模式”的论题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界最为热门的问题之一。因此，要想对中国发展经验进行解释，必须首先对既有“中国模式”论说进行检视。

大体而言，当下国内对“中国模式”主要有如下两种相对的立场：以秦晖、邓晓芒和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等为代表的论者或对“中国模式”进行批判性的解读，或直接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另一方面，以潘维、姚洋等为代表的论者不仅赞同中国模式的提法，更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制度主义范式”的初步阐释。

在我看来，上述两种观点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它们讨论的却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所谓“中国模式”都是一系列具有明显特征的制度化要素，亦即区别于其他模式(特别是前苏联和西方模式)的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安排、决策政策等等。既有的此类研究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强调制度性要素，并假定其在自上而下执行过程中的一致性、自洽性和整体性。就中国的改革实践而言，我们必须注意中国社会转型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制度的不完备性及其形成的历史性，二是改革本身实是利益分化和重组的历史进程。中国的改革实践(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实践)是在对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和西方主流发展模式双重诀别的前提下展开的，是在没有任何既定目标模式和改革路径等情况下主要由实践推动而形成的。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在学理上进行提炼和分析的那些制度性要素实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主义理念下历史性地形成的。实践中的“中国模式”绝非铁板一块，仅从国家层面由宏观战略、制度、政策和法律等制度性要素来界定“中国模式”，是看不到这些不同利益单位是如何解释、甚至歪曲这些制度化要素的真实景象的。

第二，无论是赞成抑或反对“中国模式”的论者，他们都是在制度层面寻找、辨识与西方不同的方面。无论是赞成抑或反对“中国模式”的论者，西方的制度化要素都构成了他们的参照或评判标准，他们之间的不同仅仅在于：赞同“中国模式”的论者实是根据西方的标准辨识我们在制度层面有什么它们所没有的方面(比如官民一体的“社稷”社会模式等)；反对“中国模式”的论者则根据西方标准辨识我们还缺少何种制度要素。然而，中国改革(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的改革)的特点之一是：无论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都不是以西方为标准；相反自1990年代以后，事实上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告别西方”的趋势，转而主要根据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推进改革进程。

　　一些研究人员12日说，研究温室气体排放时，除考虑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外，不应忽视城市绿化的吸附作用。

　　全球4%的土地面积被城市占据，随着人口不断增加，这一数据可能进一步上升。英国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研究人员佐薇戴维斯告诉法新社记者：“现在，我们一提到城市，就认定这片土地吸附二氧化碳的能力为零。”

　　“不过，我们的研究成果显示，情况不是这样，城市绿化可吸附大量二氧化碳。”

　　研究人员以英国城市莱斯特为研究对象，评估城市公园、废弃工业区、高尔夫球场、学校足球场和河畔等地的二氧化碳吸附能力。

　　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吸附能力是预想的10倍，可抵消15万辆轿车的排放量。

　　戴维斯说，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公共用地种植绿草，如果这片土地中的10%种上树木，整座城市吸附二氧化碳的能力将提升12%。

　　另外，多种树还可降低城市温度，阻止“城市热岛效应”发生。

　　7月7日，海归大熊猫“苏琳”在四川卧龙大熊猫野化培训基地产下一对双胞胎。这是“苏琳”的第一次生产，也是2011年全球出生的第一胎熊猫宝宝。

　　“苏琳”于今年3月16日在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与雄性大熊猫“武岗”完成了配种，3月19日被送到卧龙参与野化放归培训试验。近日来，“苏琳”出现了明显的产前行为，卧龙放归培训基地的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24小时的不间断监控和精心护理。

　　7日凌晨五点“苏琳”开始努责，10时10分破羊水并于12点36分在初期野化培训场的石质巢穴里顺利产下第一仔。由于是初次生产，面对在地上的幼仔，“苏琳”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大约三分钟后，强烈的母性还是促使“苏琳”将宝宝叼起来抱在怀里。幼仔声音洪亮，外观目测健康。13点12分，“苏琳”再次产下一仔，工作人员随即取出检查，发现是一只尚未发育完全的死胎，体重仅40克。

　　本次“苏琳”产仔也是人工繁殖的大熊猫第一次在野外环境里产仔，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将对这只幼仔和去年出生在野化培训基地的大熊猫“淘淘”的生长发育过程进行对比研究。由于幼仔出生后的第一周属于高度危险期，对幼仔和妈妈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也是大熊猫回归自然的必经之道；工作人员计划在24小时内将幼仔取出进行一次全面体检。

　　由于近来卧龙遭受暴雨、泥石流，道路和电力设施损毁严重，野化放归基地物资相对缺乏，研究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柴油发电确保临时电力供应，动员全体人员采用多种渠道满足熊猫食物需求，确保基地内的熊猫妈妈们生产顺利。相关部门也正在通过各种努力恢复供电和物资供应。

　　“苏琳”在2005年8月2日出生于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父亲“高高”、母亲“白云”，2010年9月26日回到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苏琳”体态优美，是公认的熊猫界美女，在全世界拥有众多“粉丝”。至此，“苏琳”正式完成从美女到辣妈的蜕变。

冰人最后的晚餐

　　冰人奥兹5000年前在蒂罗尔州阿尔卑斯山脉(Tyrolean Alps)迈出人生中的最后一步至少2个小时前，吃下他的最后一顿饭——野山羊肉。这是科学家上周在第七届木乃伊研究世界大会上给出的结论，他们通过对奥兹进行新的基因组测序和详细的牙齿分析，还断定这个冰人长着棕色眼睛，可能并不太爱刷牙。

　　1991年，德国旅行者在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脉发现冰人奥兹，这距离他死亡大约已经有5300年，这一发现一直被科学界视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信息，研究人员已经对他的装备——铜斧、兽皮和皮革做的衣服、其他随身物品，以及他的身体进行了大量研究。以前对奥兹最后吃的东西进行研究主要着眼于从他的肠道里提取的排泄物。分析结果显示，他在去世前的大约4个小时内吃了马鹿肉，可能还有谷物。然而，由意大利博尔扎诺市木乃伊与冰人研究所的微生物学家弗兰克-麦克斯内尔领导的一个科研组最近对2005年的计算机断层扫描结果进行重新研究，首次发现冰人奥兹的胃。

　　研究人员在会议上说，这个器官已经上移到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而且它看起来很鼓。他们收集一些胃内物质的样本，并对动物纤维的DNA进行测序分析后发现，奥兹在死亡前的30分钟到120分钟内吃了阿尔卑斯山野山羊肉，这种动物通常生活在高海拔地区，身体的特定部位曾被认为具有药用价值。哥本哈根大学法医学专家内尔斯-里恩鲁普表示，这一发现非常“尖端”。他说：“现在我们正在慢慢接近冰人的最后时刻。”

　　在一份独立报告中，苏黎世大学进化医学中心的牙科医生罗杰-塞勒尔和解剖学家弗兰克-瑞利对冰人的口腔健康进行了研究，发现他是在35岁到40岁之间去世的。以前研究人员检查他的牙齿的放射图像时，并未发现任何龋齿迹象和其他牙齿问题。但是这个瑞士科研组制成了奥兹齿系的新三维立体图，发现他在死亡前几天内牙齿间出现钝力损伤(可能是口部遭到殴打所致)，并患有牙周疾病和龋齿。塞勒尔表示，龋齿表明奥兹的饮食富含碳水化合物，例如面包和谷物，这说明他的“牙齿上滋生了大量细菌”。

　　木乃伊与冰人研究所的遗传学家安吉拉-格里芬在此次会议上说，他们已经成功测出冰人的整个基因组序列。科学家通过他的基因组发现一些令人吃惊的结果。初步发现显示，冰人可能长着棕色眼睛，而非艺术家创作的很多面部复原图呈现的蓝眼睛。格里芬及其同事还研究了奥兹的DNA，看一看他是不是具有疾病遗传易感性，例如容易感染关节炎，其他研究人员已经根据放射扫描和其他证据对其进行了诊断。

　　里恩鲁普将对冰人进行的新型遗传学研究称之为“一个重要转折点”。苏黎世大学的分子人类学家克里斯蒂娜-瓦林恩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她认为最佳转折点还未出现。她表示，去年一个科研组对保存在格陵兰永冻土里的一具距今已有4000年的古人的头发进行基因组测序。“(在了解一些遗传疾病方面)真正的跳跃会在我们不只有一两个，而是有数百个远古基因组时发生。从科技方面来说，这距离变成现实并不太遥远，不过目前我们还只处在这一过程的开始阶段。”

　　北京时间7月29日消息，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一项最新研究本周表示，同地球上的很多居民一样，地球正变得中间越来越粗。格陵兰和南极冰架融化，是导致它中间隆起的原因。由于自转，地球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球形。就如同一名溜冰者的裙摆在她用脚尖旋转时上下飞舞一样，地球上的水更多积聚在赤道附近，而非两极。

　　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多分校的航空航天工程师、一份有关地球膨胀的分析报告的联合作者史蒂夫-纳勒姆表示，大约2.2万年前，有数英里冰覆盖在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随着冰融化，积冰产生的向下的压力减小，冰下的陆地出现“回弹”，这导致地球变得更圆。他说：“它有点像海绵，它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重新恢复原来的形状。”多年来科学家一直观测到地球的膨胀部分正在收缩，但是最近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注意到，这种倾向发生逆转，地球开始变得越来越丰满，目前它的情形就像一个两端被挤压的皮球，但是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

　　质量决定重力，因此地球的形状发生变化会影响质量的分布，从而对它的重力场产生影响。重力测量和气候实验(GRACE)获得的数据，有助于科学家检测以下理论：积冰减少正在改变地球的形状。重力测量和气候实验是2002年发射升空的一对姊妹卫星，它们的主要职责是对地球的重力场进行精确测量，监控冰的质量、海洋里的水量和大陆水量变化。该卫星每30天给地球表面拍摄一次照片，以便研究人员监控由重力场变化引起的积冰质量变化。

　　他们发现，格陵兰和南极洲的冰川融化是导致地球中间变粗的最大因素，因为大量水被吸引到赤道附近。据研究人员说，这两个地区每年总共损失3820亿吨冰。这两个大陆上的冰量减少，将导致陆地反弹，使地球变得更圆，这一过程需要几千年才能完成。与此同时，地球中部的隆起速度大约是每10年0.28英寸(7.11毫米)。纳勒姆称，现在地球赤道的半径大约比两极的半径大13英里(20.92公里)。这意味着地球表面距离地心最远的点不是珠穆朗玛峰峰顶，而是一座厄瓜多尔火山的山顶。这些都是地球正在发生变化的强信号。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空间研究系主任拜伦-塔普雷并未参与这项最新研究，他说：“这是气候正在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强指示器。质量如何在地球体系里起作用，这是一个动态过程，通过(重力测量和气候实验)将近10年的记录结果，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地球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纳勒姆表示，这项研究以后可能面临的威胁，是这两颗姊妹卫星很快就会失灵，也许这种情况今年就会发生。虽然美国宇航局正打算发射另一颗卫星，但是要到2016年以后我们才能用到这项技术，在这期间有关地球变化的科学数据会出现一段空白。(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