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来自达芬奇故乡的著名家居品牌“达芬奇”，原来不过是将在国内的产品运到意大利“旅游”一番，再回到中国却摇身一变，成了“原产意大利”的奢侈品。不良商家的这个“国际玩笑”引发声讨巨浪，网友甚至将“达芬奇”负责人在发布会上“哭诉”的形象植入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名曰《达芬奇的哭泣》，以戏谑之作尽表气愤与嘲讽。“达芬奇”的西洋镜确实值得猛力打破，但我们似乎更应该追问：“达芬奇”此前的“成功”，是不是说明了热捧者在文化上的不自信？

这样的追问十分必要，因为“达芬奇密码”绝对不是孤例。随便一想，我们的眼前就会出现无数披着“洋皮”的“狼”：火爆名牌“德国欧典地板”却产于北京通州；自称意大利顶级品牌“吉诺里兹”服装实为中国制造；声称源自美国的阿诗丹顿热水器其实只不过是穿了身美国“马甲”；标榜为丹麦国际知名音响品牌“香武仕”却产自东莞卢村……在当下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的时代，中国产品起个有点儿国际色彩的名字原本无可厚非，但如此弄虚作假且形成风潮，其中的“洋品牌崇拜”颇值得忧虑。

而“洋品牌崇拜”的背后，正是对本民族文化不自信的最直接直观的表现。“品牌”是市场经济范畴内本土文化的集中展示，一个自信的民族，总是强力输出代表自己文化的品牌。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之于美国，本田、索尼、哆啦A梦之于日本，无不成为各自国家文化的形象代言。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也应该立足本土文化，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品牌文化。这才是中国企业的王道。笔者绝不是要中国百姓抵制洋品牌，因为那是另一种文化的不自信；我们要反对的是以洋品牌甚至假洋品牌来包装中国品牌，是假冒伪劣的文化赝品，是追捧洋品牌的消费思潮。

品牌的竞争最终是文化的竞争。就在各国思想家、艺术家纷纷到中华文化中寻找灵感，寻找解决人类矛盾的新思路的时候，我们的某些商家却“以洋为尊”，“以洋为美”，我们的某些消费者却“唯洋为大”，“唯洋是从”，实在是值得警惕。如果说“达芬奇”这样披上显性“洋皮”外衣的假货我们尚可识别并痛斥指责，在验明正身后撕下其虚伪的皮囊，那么渗透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对民族文化的隐性伤害不仅难于发现，更是难以治愈，因为这种伤害源于民族文化自信的失落导致的民族文化精神遭遇的深度蚕食。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绝对不可能靠各种假冒“达芬奇”得来，因为那绝对是“豆腐渣”工程。

所以，呼唤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绝不是一句空话。

漫画：方舟子

最近，方舟子的微博俨然变成了网上的“生活百科”或“生活大调查”，从坐月子是否科学，到火车为什么没有安全带，从煮玉米是不是全谷，到吃西瓜为什么不容易上火？打假斗士似乎有向在线答疑专家“变身”的意思。

其实，方舟子做科普工作已经很多年，前前后后出版过不少科普著作，他说：“我们现在的社会，缺少的是一种专业精神，即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做的意识。如果有这样的精神和意识，可能会少一些人上当受骗。”

面对一些生活、健康小常识中的问题，人们在第一时间往往只关注信与不信，却忘记向专业人士咨询，这恰恰给骗子创造了机会。

生活小常识不被重视

方舟子的微博上，最近经常讨论的不再是打假事件，而是一些生活小常识，粉丝和网友们也常常问一些科普知识。

方舟子说：“很多时候，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和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但人们却常常陷入误区，这种误区可能是传统遗留，可能是人云亦云，但是很少有人去寻根追底，其实道理并不复杂。”

很多时候，错误的认识并非出现在重要或者前沿的科学领域，反而是常识的缺乏。比如民间广为流传“受创后不能吃发物”等说法。

对此，方舟子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更加注重人文教育和人文环境的培养，不大重视技术专业，并没有系统的专业性的科学培养体系，因此对于一些生活、健康中的小常识，往往就会人云亦云，相信名人、大师之类的。因为老百姓往往觉得，一个人如果在某一方面很厉害，那在其他方面自然也很厉害，这算是通才教育的一种表现。比如医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医生，历来是没有专业培养的，有时候连师傅都没有，一些读书人做官不成，读一点医书，就成了医生，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民间有些所谓‘神医’往往是一朝顿悟，便当上了医生。”

咨询专业人士避免受骗

方舟子提倡培养社会的“专业精神”或“专业意识”，他说：“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可能就会少付出不少代价。”

从去年到今年，养生大师、神仙道士等新闻充斥着人们的眼睛，大众为科学知识的贫乏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方舟子说：“没有全能的人，每个人都有不知道的东西，碰到这些问题时，应该去咨询专业人士。如有关健康的问题，就应该去问国家认证的专业医生。专业意识的好处，第一，会让人敬业，每个人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不必要去涉及太多的领域；第二，不容易出错，专业人士当然也会出错，但是相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出错的概率较低，很多不必要的错误一般会因此得以避免；其三，不容易上当，很多时候，对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容易让人上当受骗，其实只要稍微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就可以避免了。”

没有专业意识，人们面对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意识往往是信或者不信，而不是去咨询专业人士。因此，骗局便假此而得逞。方舟子说：“遇到事情咨询一下，其实并不难，难的是树立这个意识。”

自古喜好通才缺乏专才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常识缺乏的社会。一百多年前，传统的中国社会还看不起“奇技淫巧”，然而当今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仍旧缺乏常识？

方舟子说：“首先，传统的影响非常深远，并不那么容易改变，即便是尽最大的力量去推动它转化，也未必尽如人意。其次，我们并非一直都奋勇向前，也走了不少弯路，比如“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对知识的错误认识等。其三，改革开放以后，向科学进军，其实是把科学变成了一项群众运动，而非专业运动，这也是我们出现了那么多所谓‘民间科学家’或者‘科学妄想家’的原因，诸如‘谁造出来永动机，破解了哥德巴赫猜想’等，动不动就是惊世骇俗的创举。其四，思想界的传统意识问题，我们的思想界仍旧有传统思想的遗留，对待科学家、工程师等与人文科学仍旧残留着不同的态度。”

专业精神的缺乏，不仅仅是社会，包括教育领域也同样如此，方舟子说：“中国人更多追求的是通才教育，一个人要博学多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才好。像我们所说的博士学位，字面上是指博学的人；而硕士中的‘硕’是大的意思，同样也是指博学。可实际上，西方设立博士、硕士学位，是把科学研究划分得更加专业、更加细化，而不是各方面都知道一点的通才。”

常识本不艰深，然而专业意识的缺乏却成了常识普及的难关。

知识分子参与科普不够

对于树立专业意识，方舟子明白这并不容易，他说：“这不是一个容易看见效果的工作，它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做更多的工作，潜移默化才有可能。”

对于普通人来说，最难的是观念的改变。方舟子认为：“对于整个社会的科普工作，最重要的不是教会人们知识，而是培养人们的意识，即对不懂的东西不要轻易下结论，不要随大溜，而是要向专业人士征询。首先应该从教育开始，我们现在从中学就开始分文理科，本科时的专业划分已经很细，可到博士或硕士则又要求博学、全面，这与西方现代教育正好相反。”

这是一个需要更多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参与的工作，然而并非所有的专业人士都愿意参与其中。方舟子说：“知识分子应该关注公共事务、社会事务，让公众了解你的工作。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做研究的钱，是来源于公众的，因此有责任也有义务让公众明白你在做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就做了科学普及的工作了。而现在知识分子参与得很不够，他们不知道怎样把专业知识讲给非专业的人听，这也说明我们虽然追求通才教育，但并不成功。”

晨报记者 周怀宗

《洛丽塔》英文版书影

当下国内对纳博科夫《洛丽塔》的研究汗牛充栋。但我以为，许多评论家在论及这本小说的主题，特别是涉及主人公“亨伯特·亨伯特”的人格特征及其爱情悲剧时，恰恰就受到了纳博科夫狡黠的愚弄。问题多少就出在他以“评论人”“小约翰·雷博士”的名义写下的那篇《序文》上。我断言，这正是纳博科夫的“圈套”——那些专门诱惑人们（包括评论家）误入歧途的言论：“作为一份病历，《洛丽塔》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一本经典之作”；“他是道德败坏的一个突出典型”；“他凶残奸诈的罪恶”；“这部书对严肃的读者所具有的道德影响”——诸如此类。还有，纳博科夫1956年写的作为附录的《关于一本题名〈洛丽塔〉的书》，也起到了某种圈套的作用。

这样一来，国内时下许多评论文章认为，亨·亨的人格特征是“病态”的，他患有各种各样的人格障碍。他首先表现出的是一种倒置性的障碍——恋童癖。对性感少女的疯狂迷恋，是他最典型的特征，并且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减。他把“性感少女”定义为：9岁到14岁之间，不一定要漂亮，但别具魅力。“我占有了她们，她们并不知道”。亨伯特还患有其他的人格障碍。他经常产生一些古怪反常的想法、态度和行为（尽管按现在的标准，还没有达到精神病的程度），他几乎很少有社交兴趣，表现出与他人的距离感和极度冷漠。他还有轻微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普遍怀疑，同时倾向于把他人的行为理解为故意的威胁或对自己的蔑视。例如，带着洛丽塔在美国到处旅游的途中，亨伯特老是产生这样的幻觉：有人跟着他们，想把洛丽塔从他手中抢走；他不允许洛丽塔与外面的人搭话，不希望洛丽塔跟同龄的孩子玩，生怕暴露了他继父情人的身份……

在我看来，如上俗套而又平庸的评价，恰恰是中了纳博科夫圈套的结果。假设一下：我们怎么就不能把亨·亨看作一个正常人，一个追求自己爱情和欲望的成熟的正常男人呢？首先，什么人正常，什么人不正常或异常，或者说某人变态，其实就连心理学家也搞不清楚，因为他们也提不出区分“正常”与“变态”的明确标准。一个人的某个行为，到底算是一种“功能障碍”，还是属于一种“功能正常”的反应，很难有划分的标准。既然在科学上——据说心理学是自然科学——都没有定论，干嘛我们搞文学评论的，就一定要给亨·亨带个“变态”的帽子呢？

可问题还不在这里。亨·亨把形容一个男人最卑鄙龌龊的词汇都套在自己头上，表面上看起来，他是想赢得读者的同情，最终让读者原谅他。但我认为，这正是纳博科夫的圈套。而我们往往容易上这个圈套，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理解纳氏小说的基本手法——诙谐模仿（Parody）——的强大威力。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发现“诙谐模仿”与纳氏的圈套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

我所说的纳氏圈套，正是由于他运用诙谐模仿的结果；如果不理解他的诙谐模仿，就很容易陷进他的圈套。

纳氏的模仿之所以是诙谐式的，主要是指模仿的对象是其他的艺术作品，或者是它自己模仿自己——“自我模仿”。纳氏经常把乔伊斯、普鲁斯特、福楼拜、波德莱尔等作为他小说中的模仿对象。比如，《洛丽塔》中一个诙谐模仿的例子——“长沙发上的那场戏”，亨伯特所哼唱的那首歌词，就是模仿梅里美的小说《卡尔曼》的：“哦，我的卡尔曼，我的小卡尔曼！真美好，真美好，那些美好的夜晚，有星星，有汽车，有酒吧，还有酒吧间的男招待……”此外，《普宁》中模仿托尔斯泰的例子——“列文和吉梯比渥伦斯基和安娜在时间上整整落后一年”的“文学里的相对论”。

而《洛丽塔》中诙谐模仿最多的，莫过于弗洛伊德的文本了。甚至可以说，亨·亨这个人物，实际上是对弗洛伊德进行诙谐模仿的产物。我觉得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理解纳氏“诙谐模仿”的实质乃至走出“圈套”的关键。

弗洛伊德不是有个所谓“恋母情结”理论吗？那好，我现在的亨·亨根本就无所谓这个问题。他的母亲在他三岁那年因野餐会上遭电击而死。三岁，刚好是幼儿恋母情结开始的时期（至五岁结束）。纳氏选择这个年龄让亨·亨的母亲去世，显然是特意安排的。既然母亲没了，“除了保留在最最黑暗的过去中的一片温暖，在记忆的岩穴和幽谷中，她什么也不存在了”。那么，对亨·亨来说，就不存在什么他想要独占母亲的爱、并杀死父亲的强烈愿望（这正是“恋母情结”的要害之处）。事实上，他并不排斥他父亲，而且关系还不错。在他13岁的时候，他父亲把他认为亨·亨需要了解的性知识都告诉了他。所以，亨·亨不存在所谓童年期“创伤性的经验”，相反，他“在一个有着图画书、干净的沙滩、橘树、友好的狗、海景和笑嘻嘻的人脸的欢快天地中长大，成了一个幸福、健康的孩子”。

既然亨·亨并不存在一个恋母情结发展不善的问题，那么弗洛伊德相应的“创伤固着”理论，也就用不到——套不上——亨·亨的头上。“固着”，是英文fixation的汉译。在弗洛伊德那里，是关于儿童心理——特别是性心理——发展的一个特征。其简单的意思是指，儿童将自己的性能量（“力比多”）贯注在某一个对象上而不能改变。这样，所谓创伤固着，就是指患者固着于过去的某一心理创伤情景，而不能使自己从其中解脱出来。

这样一来，我们若稍不小心，又会落入纳氏的另一个圈套。叙事者亨·亨说，“要是有年夏天我没有爱上某个小女孩儿的话，可能根本就没有洛丽塔。”这就很容易使读者产生这样的看法：与安娜贝尔的相爱——特别是她死于斑疹伤寒——就是亨伯特的童年创伤性经历；他无法从这桩经历中走出来，所以，他就很自然地迷恋年幼的女孩，他潜意识里希望能回到过去，重温他和安娜贝尔的爱（因为洛丽塔与她，都不过是“同一个孩子”）。

这里，纳氏实际上是在诙谐地模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治疗理论。那个“能干的精神病大夫”——暗讽弗洛伊德——急于要亨·亨带着洛丽塔到海边去，让他最终在那儿彻底摆脱那种“潜意识的困扰”——幼儿时与安娜贝尔那“未完成的恋情”。可是，据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使这个“治疗”方案泡了汤。一是尽管亨·亨带着洛丽塔到了几个似乎不错的海滩，结果不是被恶劣的天气给完全搅了，就是洛丽塔身上粘满了沙子——像一头海牛似的，亨·亨第一次对她“不再有什么欲望”。这怎么能最终满足他对性感少女的欲望呢？又怎么能够治好他迷恋少女的“病”呢？再一个原因就是，纵然亨·亨找到了“一片合乎心意的”海滩，那也为时已晚。因为他“真正的解放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在那个破旧的门廊上第一次发现洛丽塔的时候。

至此，我们总算摸到了诙谐模仿的要害了。我对评论家们的真诚建议是，要从纳博科夫的诙谐模仿手法中，去研究《洛丽塔》的主题，探讨亨·亨这个人物形象，包括他的人格特征及其他与洛丽塔的爱情悲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终走出纳氏的“圈套”。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身生成、传承过程中，记载和传承了诸多人类的精神和思想。但是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往往都有一个最初的内涵，只有挖掘和认识到这个最初的内涵，这项遗产才更加充实和生动。所以，在认定某一非遗项目的时候，应该重视寻找其原本内涵。

不久前，我们在抢救挖掘科尔沁郭尔罗斯文化遗产时，发现当地一种馅饼的制作技艺。当时在申报文本中，对这项“馅饼制作技艺”是这样介绍的：这种馅饼面非常稀，不好包馅，这为每一个做这种馅饼的人带来难度。因此这里的每一个姑娘在出嫁前都要先学会这种馅饼技术，生怕到了夫家被笑话。而且这种馅饼做好后先不吃，而是“闻”，大家一齐喊“好”，然后供给祖先，之后一家人才可以吃。

在分析这项遗产时，我们觉得，这种做馅饼的技艺背后，应该还有着更深的文化内涵。那么，这项遗产的原本内涵是什么呢？原来，这与当地的民俗有关。

农历立秋之后，牧草籽粒成熟，很多蒙古族群众收割牧草时，注重收割、晾晒、留存一些柔软的红毛公、碱草，用作慢火烙制馅饼的烧柴。进入农历腊月后，半农半牧的郭尔罗斯地区的人们开始宰杀年猪、肥牛、壮羊，蒙古族妇女们精选、留存足够的上好肉品，备用于“祭火”“祈月节”“查干萨日”（正月）期间的日常食用和祭祀。

到了正月初二，各家各户拉开了做馅饼的序幕。清晨，妇女们身着节日的盛装开始忙碌，其中厨艺最高的人亲自动手和面，其他人有的剁肉馅，有的熬制奶茶、分装各种奶食品，有的准备柴火和厨房配料；青年男子则抬肉担水、饲喂畜禽、清扫院落；父辈们看孩子、清理室内卫生等，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祖父母备碗筷，准备祭祖碟盘和果品，之后便依次坐在火炕上的饭桌前，饮奶茶、吃奶食和果品，等待着儿女们呈上诱人的蒙古族馅饼。

做馅饼的过程也有讲究。妇女们先和面、剁馅、包馅，然后将馅饼半成品放入软柴烧热的铁锅内边拍边烙。为了省面，包肉面和得非常稀，烙制馅饼的关键技能是“和面”和“手拍”，所以馅饼也被称为“手拍馅饼”。手拍馅饼要分批烙熟、分批过油或水烹。在第一批馅饼出锅时，家族主事的老人率先选出一张又薄又圆、又白又亮、熟时凸起、香气袭人的馅饼，这张馅饼被称为“德吉”。老人要格外小心地用盘子装好“德吉”，亲自端到祭祖的供桌上摆好。在他端着“德吉”从厨房锅台到内室供桌前的过程中，孩子以及年轻人都围着这位老人随行。在给先祖供奉好“德吉”馅饼后，老人口中念念有词，祈祷家族团圆、家业兴盛。随后，全家还要依次向祖先行叩拜大礼。叩礼毕，方可上桌吃饼，但是妇女和孩子们不能上主桌品尝第一批烙饼。

蒙古族馅饼的最佳吃法是边吃边烙。过去，团聚一起共同品尝热馅饼，是很多家庭一年中最祈盼、最幸福的时刻。郭尔罗斯地区至今还有许多故事描绘当时的热闹场面，人们将烙吃馅饼的这一天称为“馅饼节”。

正月初二早品尝完香甜的馅饼后，人们还要赶往周边村屯去看望亲朋，祝福新年。这一天傍晚时分，全家人又一次团聚欢宴。太阳落山前，老人们还要催促着家人站在院落的高处，在新月初现的时刻，举家遥望，共同祈福新年。此时，虔诚的人们专注地望着天空，口念祈福词。草原上的喇嘛寺庙，也在这一天举行祭神大会。因而，人们又将正月初二称为“祈月节”，企盼风调雨顺、农牧丰收、人间吉安幸福。

另外，馅饼节还有一些讲究。比如人们吃馅饼时忌讳将饼切割开，此意不仅是要保存馅饼的香气，也是忌讳切割后破坏家族团圆的象征。在接受别人送上的馅饼时，要品尝后才能放下。人们把第一张“德吉” 馅饼视为奉给祖先的圣品，十分珍惜，任何人不能手抓，更不能食用。

所以，在确定这项技艺的类别时，我们决定把它放在民族节日类别中。因为它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艺，其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民俗内涵。馅饼节这一民俗虽然产生在郭尔罗斯蒙古族的原始信仰中，蕴含着的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游牧民族接受农耕文化是这个民族向文明发展的靠近，馅饼节习俗恰恰记载和保留了游牧民族从原始的、单一的生活方式向丰富多样的农耕文化过渡和转化时的思想历程。捕捉这一历程，挖掘这种记忆，从中去发现人类生存过程中的珍贵认识和积累，才是对遗产的自觉保护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

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其实就是认识人类自己的生存历程。寻找人类生存历程中那些难忘的探索岁月，才能把文化的生动意味挖掘出来，我认为，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文化发现”。文化发现不是随意拔高遗产的思想性、类别性，而是不忽视遗产的本真性和思想性。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去认识遗产所传承的本真性，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意。如果缺乏对遗产认真调查、分析的认识过程和态度，就会对许多遗产“误判”，这是我们今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挖掘、申报、研究和保护工作中应该时刻要注意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组长）

滑翔机飞行员加文-麦克拉吉从莫桑比克巴扎鲁托群岛上空飞过。

这张图片显示的是莫桑比克绵延数英里的海岸，这里没有一个人类脚印。

这幅令人震惊的俯瞰图是飞行伞运动者第一次从该地上空飞过时拍摄下来的。

35岁的摄影师乔迪-麦克唐纳家住温哥华，她正借助风筝板和滑翔伞，在世界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些地方飞行。

　　北京时间7月20日消息，飞行伞运动者乔迪-麦克唐纳和加文-麦克拉吉首次从非洲莫桑比克巴扎鲁托群岛上空飞过，这里的沙丘高达500英尺(152.4米)。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麦克唐纳拍摄到39岁的麦克拉吉从沙丘上空大约300英尺(91.44米)的地方飞过的画面。这里是大自然的真正杰作，风会不断改变这片沙地的形状。

　　他们二人正在借助风筝板(kiteboard)和滑翔伞进行环球航行探索，他们在世界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些地区飞行，拍摄精美照片。来自美国西雅图的麦克拉吉和麦克唐纳的每次飞行仅持续15分钟。他们利用绳索和绞盘把自己绑在船“SV Discovery”号上，等飞到3000英尺(914.4米)高空后，他们脱离该船，借助飞行伞在沙丘上方滑翔。他们利用气流和对飞行伞进行调控，可以控制飞行方向及高度。

　　35岁的麦克唐纳家住温哥华，她说：“我们从马达加斯加飞行到这里时，我们获得惊人发现。人们早就知道这些沙丘，但是从没有人认为它是一个飞行场所。它们拥有只有飞行员才能看到的特殊特征，非常幸运的是，我们是第一批确认它具有这种潜能的人。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是第一个，而且很有可能是全球最佳海岸飞行场所之一。这里是一个飞行的天堂，在这里不用头盔，甚至也不需要鞋子。”

　　她说：“巴扎鲁托群岛受到保护，但是飞行对它不会有影响，我们非常受欢迎。从海岸上的这片沙丘飞过，我们发现这里杳无人迹。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人。绵延20英里的沙滩没有一个脚印。这里的风景像是一幅超现实主义画作，似乎现实中根本不会存在，即使你就站在它上面，也会感觉自己恍如置身天外。这里的沙丘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每天风都会雕刻出不同形状的山脊。我们留下的脚印会很快被流动的沙子‘抹去’。巨大的潮汐令这片海滩成为一个惊喜不断的地方。它就像一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的油画巨作。”

　　麦克唐纳说：“在这里就像置身在一个梦幻世界。有时我很难相信自己眼前的景象是真的。我们都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在世界各地都飞行过，但是在这里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懵懂少年，眼前的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它就像我们拥有的一个大沙盒。为了来这里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我们的小游艇发动机坏掉了，我们只得整夜一前一后地睡在飞行伞的机翼两侧，我们的皮肤被晒成古铜色，而且很长一段时间缺水断粮。但是我们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飞行总是很迷人，但是这里更加梦幻美丽，简直令人心醉。”

　　这项探索活动是由二人成立的近海奥德赛(Offshore Odyssey)公司组织的。巴扎鲁托群岛上犹如外星世界的风景是由多种环境因素塑造的，其中包括莫桑比克周围巨大的潮汐流。(孝文)

■书名：《君子爱财：历史名人的经济生活》

■著者：李开周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6月

■读家：韩浩月

■推荐指数：★★★★☆☆

李开周是那种喜欢在故纸堆里淘宝的专栏作家，思维又超乎寻常的现代，语言活泼俏皮，因此多年前在报纸副刊读到他的文字，即觉此君非比寻常。和另外几位吃古人饭的作家不同，开周写文章爱用短刀子，刀刀见血，也刀刀让读者看得痛快。

《君子爱财：历史名人的经济生活》是李开周的专栏精华，他是当下玩专栏的人当中，春秋笔法用得最好的一位，他的文字带读者忽而进入深邃的历史深处，忽而把读者放倒在灼热且焦躁的现实空间，其语言兼具嫩滑与老道之味，品后余香袅袅。

李开周式的春秋笔法，最常见的是左右挪移、古为今用、翻转嫁接，前面还在谈李白一年的薪水、赞助和稿费可以买一套房子，后面就联系到了当今白领在放假面前流露的窘态。

在李开周的“考证”之下，曹操是个勒紧裤腰带过活的倒霉蛋，在曹操当上丞相之后，月薪也不过7000元，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灰色收入，年薪也不过25万，仅相当于大城市企业普通员工的年薪，要知道曹操可是贵为丞相的人物。曹操年薪的数据，李开周是从权威读本《后汉书》中得到的，按理说有一定说服力，但历史上的事情谁说得清呢？果如李开周所言，那曹操可谓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高官之一了。

不过在本书里，李开周写到的大多数历史名人，活得远比我们想象的滋润。比如他说白居易一生五套房，如果炒房、租房获益的话，所得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清官包公年薪过千万，这有点让人大跌眼镜；岳飞月薪48万，出乎人们的想象……在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忍不住想，古人收入的多寡究竟能证明什么呢？他们在所处时代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活质量？也许作者并没想那么多，他的最大想法是想影射当下，让现代读者借古人故事唏嘘感慨一番罢了。

读本书时，也特别留意了一下，古人是否也都是物质狂？答案是明显的，这些历史名人获得财富的方式，大多数是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的，君上赏赐也好，粉丝赠予也好，写诗作文捞点润笔也好，这些古人还坚守着脸面，没挣昧心钱。合上书页，终于懂得作者用意，其实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用八个字就足以说明白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新京报漫画/林军明

和历史的遴选相比，只能说，如今那些评选“脊梁奖”和参选“脊梁奖”的人，不是荒唐就是无知。一个人稍微有点自知之明，就不会和他们的“脊梁奖”扯上半分关系。

“中华脊梁”已被一地鸡毛包围。

最新的进展是，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相继否认组织评奖，有的声称公章遭盗用。

真相仍然未清，但是，不管这个活动合不合法，都不过是一场闹剧。“中华脊梁”、“共和国脊梁”———这些名头都太大了。如果有人不顾天雷滚滚，硬要成为什么“脊梁”也就罢了，问题是，谁又有资格把这“脊梁奖”给他/她呢？谁有资格代表“中华”来评选、颁奖？哪一个中华儿女又给了他们授权？

“脊梁”不是评出来的，也不是拿钱砸出来的，而是历史遴选出来的。一说到“脊梁”，大家都会提到鲁迅那句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取法的人，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脊梁。”不管这话说得有多好，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是鲁迅先生的标准，仍然不是历史的标准。不过，我们一定相信，历史的遴选肯定只会比鲁迅先生的更加严格，更加准确。众所周知，真相可能会被当代隐瞒，但是历史不会说谎。在经过数十年、成百上千年的时光之后，历史人物的优点和缺点、功绩与过错，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呈现出来。最苛刻的历史遴选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因为有些人的价值确实需要时间的检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也是一套严密的防作弊程序———它能防止那些通过造假、欺骗、威胁、贿赂等手段在当代获得“脊梁奖”的人，拿到历史颁发的“终身成就脊梁奖”。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脊梁奖”的遴选都如此困难，要经过若干年才有结果，只要将其放在历史中去定位、比较，最起码也得看看是否获得了公众广泛的认可。所以，某些人物能否获得“脊梁奖”，或许非常容易判定，并不需要经过太长的时间。也许鲁迅在世，会这样说：“我们从今以来，就有喜好把自己上升到国家高度的人，有敢于颁发各种奖项的人，有敢于接受各种奖项的人……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山寨脊梁。”

和历史的遴选相比，只能说，如今那些评选“脊梁奖”和参选“脊梁奖”的人，不是荒唐就是无知。一个人稍微有点自知之明，就不会和他们的“脊梁奖”扯上半分关系。

大国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在于教育的普及。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很好地传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更难以面向世界，汲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说到学习文化知识，辞书往往被誉为“看不见的老师”，《新华字典》就是社会公认的一位非常称职的老师。

《新华字典》自1953年出版以来，已发行四亿五千余万册，成为亿万群众读书识字、学习文化的良师益友，为我国的全民教育、文化普及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用现代汉语编写的新型字典、词典奇缺，《新华字典》几乎是将现代语文工具书的重任担当于一肩的唯一一部辞书。从高级知识分子，到初学识字的儿童，工、农、兵、学、商，各界大众都借助这部字典学习语文知识，它甚至成为周恩来总理回赠给外宾的礼物。因此，有的学者把当年这种情况概括为“大国家，小字典”。一部小小的《新华字典》曾经这样地给力，这样地辉煌。

大国文化的代表是精品。对辞书而言，一部广受读者欢迎、历久不衰的字典的魅力何在？就在于它的质量。《新华字典》上世纪50年代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先生主持编写，编写者中不乏学识渊博的教授学者，他们有深厚的语言文字学养，有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出力的热情和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因而能够编写出科学严谨、内容丰富、编排便于使用的好字典。几十年的应用实践证明，《新华字典》的编写者和历次修订者以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科研作风，精益求精、十年磨一剑的坚韧意志打造出的这部字典，是一部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精品力作。在对《新华字典》的众多褒扬中，诸如“大学者编小字典” 、“小字典，大学问” 、“字典小，作用大”等等，言简而意赅，堪称经典。

大国文化不竭的源泉是创新。《新华字典》历近60年而不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与时俱进。从1953年至今，前后修订11次，每次都在继承和保持《新华字典》原有长处和特点的基础上有所完善，有所创新，有所进步。这次面世的《新华字典》第11版，以全面贯彻执行国家各项语言文字规范为重点，同时又在通读、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化、读者的需求和字典本身的学术规范等，对全书的体例和内容进行了谨慎而系统的修订。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次修订的幅度是比较大的一次，在“老字典”中展露出“新面貌” 。

大国文化的活力在于它的开放性。它一方面要从博大精深的民族优秀文化中汲取养分，另一方面还要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同时，这种开放是双向的，不只是我们吸收引进优秀的外来文化，另一方面，也要推动我们的优秀文化走出去，在国际上广为传播，以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在世界各地逐渐形成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遍及全球。《新华字典》是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学习中华文化的好帮手，它篇幅小，便于携带；它内容丰富，语言平易；可谓：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一册在手，疑惑得解。我们期待它在中华文化和我国通用语言文字的国际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一些研究人员12日说，研究温室气体排放时，除考虑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外，不应忽视城市绿化的吸附作用。

　　全球4%的土地面积被城市占据，随着人口不断增加，这一数据可能进一步上升。英国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研究人员佐薇戴维斯告诉法新社记者：“现在，我们一提到城市，就认定这片土地吸附二氧化碳的能力为零。”

　　“不过，我们的研究成果显示，情况不是这样，城市绿化可吸附大量二氧化碳。”

　　研究人员以英国城市莱斯特为研究对象，评估城市公园、废弃工业区、高尔夫球场、学校足球场和河畔等地的二氧化碳吸附能力。

　　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吸附能力是预想的10倍，可抵消15万辆轿车的排放量。

　　戴维斯说，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公共用地种植绿草，如果这片土地中的10%种上树木，整座城市吸附二氧化碳的能力将提升12%。

　　另外，多种树还可降低城市温度，阻止“城市热岛效应”发生。

　　目前风力发电约占20%的丹麦，日前再度发豪语，称将在2050年以前领先全球，成为100%倚赖风力发电的国家。

　　人口约为550万的丹麦，目前全国上下倚靠风力发电比率占二成，不过根据丹麦政府公布的策略计划书中提到，未来在9年之内，风力发电比例将提高到4成以上，最后预计在2050年前，完成全球第一个全部风力发电的国家。

　　根据丹麦能源署资深顾问哈斯拉吉表示，“我们希望在2050年时，全国能源都是来自风力。”

　　除了政府带头宣誓外，目前冬季寒冷，因此丹麦家庭对于暖气需求长达半年以上，丹麦政府为了鼓励民众使用电器上节能减碳，除了大量鼓励改装太阳能发电外，还针对旧暖气推出旧换新享30%折扣优惠，另一项高耗电的电冰箱，也一样祭出最高5成政府补助的优惠。

　　对于传统燃油发电，丹麦能源部也已经开始召集国内主要石油公司举行会议，希望能讨论出有效使用石油或天然气的方案，根据能源部部长弗瑞丝(LykkeFriis)表示，“我们知道从仰赖传统石油改到风力发电需要时间，未来几年仍将透过传统方式发电，但2050年前，丹麦一定可以完全不必倚赖燃油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