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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世界科学节”上,好莱坞明星大卫·摩斯、麦吉·吉伦哈和列维·施瑞博一起朗读科学著作。


“酷工作”单元,发明家展示“蜘蛛人装备”。


帕特·麦瑟尼在讨论即兴演奏。

  想知道“即兴表演”时,大脑里发生了什么?世界上杀死无数人的剧毒青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D大调会让人感到悲伤……在6月初纽约举行的“世界科学节”上,这些问题的讨论让观众大饱耳福,在这场包括霍金在内的全球最顶级科学家和好莱坞演员捧场的大会上,从青少年到成人,都享受了一场“科学盛宴”,了解到,原来科学是可以很酷,很感性的。

  科学工作可以酷

  “我就像阿姆和大卫·爱登堡一起做的自然秀/我的工作是让书呆子们酷起来”……

  这不是诗歌,不是朗读,而是科学传播工作者巴巴·布瑞克曼用“科学饶舌”来给“酷工作”节目做的开场白。在他的说唱中唱到,“科学饶舌”也是此前没有的职业,现在却奇酷无比,可以见到世界各地各种酷酷的科学家。

  巴巴一边“饶舌”,一旁还有一名帅帅的年轻人做着口技节奏伴奏,原来他是一名救援设备工程师,曾经做客过电视节目《流言终结者》。受漫画的启发,他发明了一种可以让人像蜘蛛侠一样以高速垂直攀爬的技术。

  紧接着,上台了一位美女,她竟然是来自卡内基梅隆机器人学院的博士,通过传感技术,她做出了电影《阿凡达》里面那样的发光电子植物,人走过去的时候,“植物”会随着人的移动而摇摆、晃动、伸缩。

  “酷工作”是“世界科学节”中抢眼的一档专题活动,邀请了各类有着不同寻常科研工作的年轻人。比如,年轻的神经科学家安德鲁·菲顿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给实验对象的脑袋上带上各类探测器,然后观察人类在进行各种大脑活动时脑电波的变化。白胡子的狄更斯·代斯庞米亚是一名医学生物学家,这个工作没几个人听说过,而他研究的则是叫做“垂直农场”的项目,把多年来对一种蠕虫的研究运用到城市建筑中,让人类学习生物的功能,可以在城市建筑中搭建自给自足的农田。

  “寻找地外生物”项目的天文学家吉尔·塔特则在演讲中告诉人们,虽然已经进行了50年,但寻找外星人还是有希望的,“我们把一滴水倒在盆里,以为可以在这滴水中找到鱼,”她说,“但事实是,一滴水并不能代表海洋。”工作是海量的,接下来,科学家们还会建更多的无线望远镜,探测更广大的宇宙,以期找到人类的同伴。

  电影演员来捧场

  “世界科学节”是探索科学的节日,但也得到了不少文艺人士的捧场。第一天的开幕式上,好莱坞明星、奥斯卡获奖演员艾伦·艾尔达,《风流老板佻秘书》主演麦吉·吉伦哈,好莱坞老戏骨苏珊·萨兰登等人走上了科学的红地毯。麦吉朗读了艾尔达创作的戏剧《辐射:居里夫人的激情》。这出戏从居里夫人与物理学家保罗·郎格文的爱情开始,描写了她作为一名情感丰富的女性科学家,在一个没有女人从事科学的时代中取得成就的矛盾心历。

  “科学节”第四天,来了一名著名的吉他手帕特·麦瑟尼,在表演了一段即兴演出之后,他与一些神经科学家坐在了一起,讨论“即兴演出”的概念。原来,“即兴演出”也是有着科学依据的。大脑对于喜欢的事物,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方面,人们总是会回应一些熟悉的现象,来进行预测,做出决定,另一方面,太多的熟悉感又会让人感到厌倦,大脑同样很喜欢新鲜的事务,喜欢惊喜和不同寻常,而人在倾听音乐的时候,也总是一方面希望听到熟悉的旋律,一方面又渴望着不同。

  “你演出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主持人问帕特。“和弦,旋律的基本结构,怎么从这个音调调到另一个音调,”帕特回答道,过了一会,他又说,“不过事实是,我没怎么想这些东西。”

  脑神经科学家很快接了茬,把帕特的话作为实验对象分析:“这是我们大脑运作的另一个双重性,即意识和潜意识同时在工作。”一位神经科学家兼小提琴手说,我们大脑中大部分的运作都不是意识,而是自动地在进行。不过,即使是即兴演出,也不代表随意胡拉,只有在多年训练,熟练掌握了各种音乐结构和规律之后才能让潜意识自由发挥。“如果你想从悬崖上飞下去,你得知道悬崖在哪儿才行。”

  电脑、蚂蚁都添彩

  在2011年“世界科学节”上,诞生了很多值得回忆的时刻,2011年的“电脑当服务员”和“蚂蚁能说些什么”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科学节的展示中,一台微软的计算机变身为一家公司的前台招待小姐。“您好,请问您到哪个房间?”电脑问。“我也不清楚,我们去哪个房间?”“我想是9号楼吧!”两名访客在屏幕前讨论着,与此同时,电脑前台迅速对两人的谈话,面部表情进行数据分析。“那你们是去9号楼了,请稍等。”她迅速做出了答复。

  在另一场对话中,世界上最权威的蚂蚁研究专家威尔逊将蚂蚁世界的故事讲给人们听:“成千上万的蚂蚁王国是神奇的生物王国,看起来它们像在一篇混乱之海中,但他们总能一同工作,创造有秩序的家族。”“我们人类能看,能用手干事,蚂蚁不是这样,他们用味觉、触觉来进行沟通,他们会说,‘小心,危险!’‘来这儿,干活!’”那么,蚂蚁能说多少个单词呢?威尔逊说:“蚂蚁的单词大约有10-20个,主要是‘小心’、‘来这儿’、‘我是一名士兵’‘我是生育王国的成员,你是吗?’”

  (金煜)

  ■ 活动名片

  “世界科学节”的来龙去脉

  自2008年开始,《世界科学节》每年夏天在纽约城举行,主要活动包括专家讨论、现场科学实验、科学辩论、多媒体演讲、户外科学展示、科学展览等。该活动由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教授布莱尔·格林和其妻,曾获艾美奖的电视记者特蕾西·黛创立。

  今年的“世界科学节”于6月1日至5日举行,有包括物理学家霍金、生态学家威尔森、“DNA之父”詹姆斯·沃森、英国科学打假斗士西蒙·辛格等多位著名科学家出席,以及来自生物学、生命科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各领域的年轻科学家带来的各类前沿科学研究,同时,也有来自电影界、戏剧界、音乐界和艺术界的各类艺术家带来现场表演。

  如同“TED演讲大会”一样,“世界科学节”的大部分视频都免费在网络上公开。

发表在栏目: 科学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
吴家玮,1937年在上海出生,14岁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留学,为物理学专家。1983年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是美国第一位华裔大学校长。1988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2001年卸任。香港回归前,中国政府先后委任吴家玮为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备工作委员会和筹备委员会委员。现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香港与内地科技合作委员会主席、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提起南方科技大学,很容易会想到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曾将香港科技大学视为自己的创校模板和标杆。2011年5月23日,新出炉的QS亚洲大学排名中,建校20年的香港科大已经超过香港大学位居亚洲第一。复制香港科大的成功,想必是朱清时和深圳市政府共同的期望。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作为深圳市政府高级顾问,在南方科大创建过程中提供了建议。而今,相比南方科大创校至今陷入的困局,吴家玮总结自己的创校经验,惟“一步一步去做”,“我对自己没很大信心,深知自己能力有限,因此只敢一步一步去做。”
已卸任的吴家玮至今仍每天于办公室工作。在他看来,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都不一样,南方科大的办学模式,与香港科大不尽相同。就他回忆,香港科大筹建时期,殖民政府相当坚硬死板,而他们采取的对策,则是靠着智囊团队,主动制作科学详尽的办学方案,让对方看到可行性。以将近4年之力,完成包括起草规章制度、进行院系设置和课程规划、聘请人才、与港督府沟通等工作,然后才进行招生办学。
吴家玮表示,他曾向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建议,组织智囊团队,解决与政府沟通等问题。而朱清时也表示,他在今年4月访美时,除了招聘教授,也在物色智囊团队成员。
“南科大越来越不像香港科大”
东方早报:你作为深圳市政府的高级顾问,在南方科大创建过程中提供了怎样的建议?
吴家玮:十几年来我都在推动深圳市建立新的大学,1400万人的一个市,怎么可能就一所深圳大学呢?之所以最后确定要建设一所科技大学,可能是领导考虑深圳是以科技起家的。
开始筹划的时候,每一步我都以客观的身份参与。但是在参与过程中,我发现内地的一些做法跟香港以及国际的做法不大一样。比如我是南方科大校长遴选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委员会只开过一次会,放在国际上,那是要开无数次的会的。也一直有说法说,南方科技大学以香港科技大学为标杆,是照科大的模式办的。但我需要澄清的是,其实并没有按照香港科大的模式。南方科大可能参考了香港科大模式,但并没有按照香港科大模式,并且现在越来越不像香港科大。
“南科大校长就算全球招聘,限制也很厉害”
东方早报:遴选委员会唯一的那次会议是什么情况?
吴家玮:现在一直说南科大校长是全球招聘,几百个候选人,因为我不是猎头公司,所以对这里面的过程不是很了解。但就算是全球招聘,限制也应该是很厉害的。因为大陆跟香港情况不同,中国的校长是学校法人,据我了解,必须是中国公民,而在海外待了很多年的人,一般都入了当地国籍的。
国外就算找猎头公司遴选校长,也不是让猎头公司确定人选,是遴选委员会主导,因为委员会的成员对学界的情况会更内行,而猎头公司是负责后勤的,比如在确定人选后,搜集情报、处理文件等等。学界还是比较透明的,如果被原单位知道你在候选名单上,候选人十之八九都是会退出的。所以要靠猎头公司去打听,做文件工作,并且严格保密。我们开的那次会,就是猎头公司提了6个人名字,但很明显的,遴选委员会成员对这些候选人的熟悉、了解程度远远高于猎头公司。
东方早报: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朱清时任校长的?
吴家玮:我跟朱校长认得也有20多年,我们都是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的成员。我挺喜欢这个人,我们觉得他敢言,有理想,有改革决心,也肯出来讲话。不过我们还没有机会在学术方面探讨,也没有谈过他怎么管理中科大的经验(朱清时曾任中科大校长)。
“筹建香港科大时常争得面红耳赤”
东方早报:当时筹建香港科大的时候,你仍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筹建过程是否特别辛苦?
吴家玮:我在回香港之前的10个月,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那时候我还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每天晚上8点钟回家,准备就靠回家以后以及节假日的时间。好在有很多朋友帮助我做这个事情,都是有志之士,做义务的顾问。最多的时候,这个队伍有八十多人,核心的有十多个人。
东方早报:这些朋友主要在哪些方面协助了你?
吴家玮:开始港英政府给科大定下理、工、工商管理三个学院,一个人文通识教育中心,经过我们强烈要求,最后人文中心也成为人文学院,总共四个学院。但我是念理论物理的,对电子、化学、金融什么的并不了解,人文也就自己看看书,怎么设置专业,点将教书?所以就在自己的人际网络里,找朋友帮忙。比如说每个系多大,收多少学生,配多少教师,能不能找到学科的领军人物,找到领军人物我们养不养得起,建一个专业实验室要多少钱,特别贵的设备哪些必须买哪些可以不买……就是这样一群朋友,贡献各自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起草规章制度、进行院系设置和课程规划、聘请人才、与港督府沟通,等等。那时候还没有email,大家都在夜里互相传真讨论。核心的十来个朋友,都是正教授,有三分之二的人把工作停了来参加科大的筹建。这是我回香港之前的准备。
东方早报:你能提供一些香港科大的筹建过程中的可借鉴之处吗?
吴家玮:回来之后三年,我们把学校规章制度全建立起来了,我们这批人都是老海归,除了我年龄大一点,很多人都是台湾的留学生,学问很成功,民族意识也很强,但是一直没有贡献自己的机会。筹建科大的时候,给了他们这个机会,很多人就来了。这批人对国外大学的规章制度了解相当清楚,但香港的情况跟国外不一样,常常得做修改,比如院系怎么定,怎么进行课程设置,政府给你多少教师,怎么分配,招聘老师时候怎么招聘……讨论得非常仔细,一伙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很多东西一开始就得定好,比如根据专业设置,要建微电子实验室的话,为了绝缘,地下基石都得事前规划好,不能先造再拆。你得根据专业告诉建筑师怎么去设计,这些是学校需要自己进行的准备工作,跟政府、跟教育部没关系的。
然后就是找人,找到合适的人很关键。研究型大学起点一定要高,学科带头人一定要是国际一流大学的人,所有的教师一定要有一流大学的博士学位,因为来了就要立刻能做博导。每个系、每个专业怎么找人,找什么人,就是靠人际网络里的推荐,研究型大学里好的教授肯定是推荐来的,申请的不算数。推荐了,我们还要考虑,人好不好,学术前景如何,有没有心——1997年对香港人来说,面临走还是留的选择。这就需要很多懂行的专家。
政府本来给我们7年时间准备,因为政府不可能一下子拿出整笔钱来,后来马会愿意承担一部分建设校园的费用,所以最后改成三年。时间缩短这么多,非常紧张,一开学就需要100位符合要求的教师。相当于每个月都要增加10位教师,压力非常大。我跑美国去招聘,开车从哈佛到哥伦比亚,7天去了9个地方,都有那边的朋友给安排好接机、路线、交通……都是靠人际网络。
有一种说法是,有学问有成就的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都去找过了,如果没找到你就是你还不够资格。而且招人也不是一招就来的,我们要招的,都是有学问,也有心的人,我跟他们讲香港的前途,讲我们的做法。
这样的准备工作我们做了3年,加上之前近一年,4年之后,我们开始招第一批学生,除了没有食堂和运动场,课程、老师、仪器、实验室等等统统齐备。开学前一晚,图书馆馆长还跟工作人员通宵把所有的书码到书架上,让同学们一开学就能用。第一年学生几百个人,吃饭就靠外卖,运动场没有,就在户外停车场装2个篮球架子,师生打篮球比赛。我们是觉得都准备好了,不会对不起学生,才开始招生的。
香港科大开办经费总数约40亿港元,与有些报道所说的“当初香港政府拿出500亿港币建立基金会”,数字上差了十几倍。政府也从来没有为大学建立过基金会。
“我们挑选最有用的规章制度给朱校长参考”
东方早报:这方面的经验,有没有向南方科大传授过?
吴家玮:有啊,主要是给朱校长吧。朱校长找我,我们就介绍相关的人跟他谈。比如学校的规章制度,香港科大是用英文写的,这么多年也有改动,20年所有的文件都在一个光碟里,我们就推荐一个负责这方面的,也是参与创校的美国人,挑选最新的最有用的规章制度,找人翻译,让朱校长当参考。
香港科大的几位教授,有理科的有工科的,也给他写过不少学科建设上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被采用到南科大的课程设置当中去。但我们一直是愿意提供帮助的。
我曾经给他一个建议,是不是可以先考虑合作办学的方法,比如跟有博士点的大学先合作,人家发学位我们发文凭,当教育部允许设博士点的时候,再由文凭到学位。既不冲击现有制度,又能达到目的。当然我认为教育部也该鼓励南科大尽早招生。
“自主招生要看自主在什么地方”
东方早报:现在人们有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即对目前的教育体制、考试制度不满,因此大家对教育方面的改革还是充满了期待。
吴家玮:对高考、对现有的考试制度,人人都抱怨。中国人就是考试多,香港学生也抱怨一进入预科就几乎学不到新东西,还要再考一次,但是高考有它的必要性,不进行高考,全部自主招生,那走后门的人可能太多了。其实我认识的每一个校长,都想自主招生,都想进行改革,都有教育的理想。但其实,如果没有准备好必要的规章制度,突然就允许自主招生了,你也可能交不出什么东西。比如一些大学,已经有扎实的基础,很强的专业队伍,那可以办个学院,拿出一部分的资源进行实验,尝试自主招生,这样的方式其实是教育部支持的,已经有大学开始做的。但如果准备了哪些东西都没有公布,就说要自主招生,你是教育部你敢不敢?
自主招生是很重要,但要看自主在什么地方,考试要考,分数要有,不然你怎么判断学生质量?自主在于不同学校不同院不同系,可以设定不同的分数线,上线的学生还要进行面试,这是在政府定的规章里面,一部分的自主权。不然怎么选拔学生呢?不参加高考,自己出卷,三五个人出的题目,是不是就一定比高考命题组的质量好?内地对高考的现状不满意,其实香港人也不满意自己的考试,美国也不满意他们的SAT,但不是几个人出的题就能胜过这么多年的专家班子。出错了怎么办?高考出错了大家都在网上骂,但是(自主招生)这样的选拔方式,进不来的人是不是也会骂?如果今年先暂时招一批学生,明年换个办法,后年再换个办法,是不是不公平?
大家的心态,我也是很理解的。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总比国家、社会要着急。如果我有孩子到了高三,我也会急得要死。但大家还是应该在透明公平的情况下,一起寻找教育的出路。
对任何单位来说,还是得先制定出一套规章制度,可以进行有效的约束。在政府很紧的规章里面,先把能自主的做到最好。不满意的地方,在不违反规章的情况下,寻找新的空间。不是照死规矩做,大家一起商量,把大学办好,一定能找到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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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

2010年是我入行20年,也是《杨澜访谈录》10周年的纪念,有一位朋友不经意当中说,这一年正好是我的2010。还真是有这个巧合。10年也好,20年也好,在人生中不长也不短。

回头一看,其实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赶路,顾不上停下来。借这个机会我停下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天空,是件好事。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我也想证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去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采访了500多位精英人士后,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身边的人,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们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曾接到一条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大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萧伯纳曾经说过:“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会想去改变环境适应自己。但历史是后一种人创造的。”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张海迪以残障之身刻苦学习、终有成就的故事固然让我敬佩不已,更让我感动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当有关领导告诫她应该把烫成大波浪的长发夹起来以符合“英雄模范”的标准形象时,她在进入人民大会堂、进入聚光灯中心之前的一瞬间,果断地取下了发夹,让一头秀发瀑布般地披在肩头。她不要做被造型的英雄,她要做真实的自己。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群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开放、更公平、更温暖,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

从美国学习回来以后,1998年我加入了凤凰卫视,作为制片人和主持人制作《杨澜访谈录》的前身《杨澜工作室》。我当时就是希望能做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其实那个时候自己也不过才27岁,不乏幼稚之处,但是我很有热情。当时香港电台有一套纪录片给我的影响很深,叫《杰出华人系列》。这个系列是以纪录片的方式寻访了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杰出的华人,从李嘉诚到贝聿铭等等。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把优秀的华人所做出的杰出的成就通过访谈的形式记录下来。所以在最初的两年,基本上谁成功我就采访谁,而采访的内容不过就是讲你怎么成功的,是因为刻苦、坚持,还是因为有伯乐等等,讲的是一个个成功者的故事。

直到1999年我采访华裔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观念才发生了转变。那是个初春的雨天,天气很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安详宁静,小松鼠上窜下跳地觅食嬉戏。崔琦是沉静的,毫无喜形于色的神情,甚至还有一点害羞,一再为已经生疏的中文抱歉。他试图用最简单的语言向我这个门外汉解释他和其他两位科学家共同发现的“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强磁场中共同相互作用的电子能形成具有分数分子电荷的新型粒子。我听得一头雾水,还含含糊糊地点着头,心想如此悬殊的知识结构,这个采访可怎么做啊?

我试图进入他的人生经历,他告诉我他出生在河南宝丰县,乳名叫“驴娃儿”,直到10岁也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每天帮助父亲做农活养猪放羊。12岁的时候,他的姐姐介绍一个机会可以让他到香港的教会学校去读书。他的父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觉得家里就那么一个儿子,已经到了帮着干农活的时候,不愿意放儿子走。但他的母亲对儿子有更高的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小崔琦舍不得离开家,母亲就安慰他说,下次麦收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然后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粮食给他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这样小崔琦就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到了香港。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他的父母就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了。我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等。但是他却说:“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

我听了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诺贝尔奖也好,科学的成就也好,社会的承认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失去和永远的心痛。而如果我做节目还停留在讲述人们的所谓成功故事的话,我们也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所以是不是能够让一次访谈带有更多人性的温暖,就成为我和团队有意识的追求。

(《一问一世界》,杨澜、朱冰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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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奥斯陆6月8日电,专家们说,联合国计划升级能够帮助全世界应对太阳风暴的“太空天气”预报。如果太阳再次喷发1859年那样的巨大耀斑,可能会造成2万亿美元的损失。

  世界气象组织说,太阳黑子周期约为11年,太阳当前正进入活跃期,预计活跃程度将在2013年达到顶峰。电力供应、空中交通管制、通讯和卫星都可能受到太阳风暴影响。

  设在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太空天气项目负责人芭芭拉瑞安对记者说:“我们越来越受到太空天气的影响。”她说,有必要对预报工作进行协调,并升级对即将到来的风暴的预警。

  她说,“没有哪个国家单独拥有足够的资源……我们需要来自全球的观测。今后几年,我们需要致力于制定一个共同的警报预案”,以控制太空天气造成的影响。

  太阳风暴在爆发后半天至5天时间内就会抵达地球。单中国就拥有20个地面监测站来追踪高空大气、电离层和太阳。

  拥有189个成员的世界气象组织在5月16日至6月3日召开的大会上一致同意,要与国际空间环境服务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加强在太空天气上的国际合作。

  世界气象组织说,目标之一是“改善包括航空在内的主要应用领域的太空天气预警”。世界气象组织将鼓励共享数据并帮助协调研究。

  提前预警可以让各国改变航班行程,避开极地航线,关闭不必要的电力设备或改变一些变速器的频率。长远来看,研究还能改进设计来保护精密设备。

发表在栏目: 自然

火星脸:所谓的“火星脸”存在区域的透视图。
火星脸:所谓的“火星脸”存在区域的透视图

珀西瓦尔-洛维尔描述的火星运河。
珀西瓦尔-洛维尔描述的火星运河

2007年,“勇气”号火星车拍摄的一张照片上,似乎出现了一个人身穿长袍跪下祈祷的场景。
2007年,“勇气”号火星车拍摄的一张照片上,似乎出现了一个人身穿长袍跪下祈祷的场景

  一段由轨道飞船拍摄的火星表面视频近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视频上出现的一些不明建筑结构被一些人假想为秘密的火星基地,他们认为基地内居住着生命或火星人。不过,严格的科学论证最终证实,这些所谓的建筑结构事实上并不存在。该事件也代表了数百年来人类对火星生命的探索与美好想像的延续。

  火星阿尔法生物站

  近日,一份关于火星生命的模糊证据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一段Youtube视频中,乍一看内容似乎能够证明火星上存在生命的理论。一位自称为“扶手椅子宇航员”的人声称,他已经在火星上发现了一个人类(或外星人)基地。这个所谓的基地被他命名为“阿尔法生物站”。“扶手椅子宇航员”表示,在“谷歌火星”中,火星表面存在一些神秘的线性建筑结构。所谓的“谷歌火星”是指根据火星的卫星照片形成的一个新型地图程序。

  天文学家很快发现,这种所谓线性建筑结构(实际上呈白色的条纹状),其实是由相机上的图像传感器积聚宇宙光所形成的。美国亚历桑那大学月球与行星实验室行星地质学家阿尔弗雷德-迈凯文解释说,“在我们的磁气圈外拍摄太空照片时,经常会看到这些宇宙射线的痕迹。”

  宇宙射线是由太阳发射出的高能粒子。当它们穿透相机时,会在相机像素上积聚电荷。在拍照的瞬间,就会在照片上形成白色条纹。迈凯文解释说,在“谷歌火星”中,许多原始图片被转换为JPEG格式文件,压缩过程会导致宇宙射线形成的图案变得更加规则,变成了所谓的“阿尔法生物站”外观。通过对谷歌所使用的原始图像进行识别,其中确实存在明显的宇宙射线痕迹。在文件处理过程中,这些宇宙射线痕迹就变成了被“扶手椅子宇航员”误认为火星基地的建筑结构。

  其实,数百年来,人类对火星表面奇怪现象的探索从未停止过。从18世纪至今,哪怕是一些最细微的模糊迹象都被认为是火星生命存在的证据。在此过程中,人们总是通过探测到的蛛丝马迹,甚至是一些错觉来美化和完善自己对火星的幻想。

  火星陆地与海洋

  1784年,著名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曾经写道,火星表面的黑暗区域是海洋,而较明亮区域则是陆地。赫歇尔推测,火星上肯定有智慧生命存在,“它们或许与我们地球人差不多。”赫歇尔的理论流行了一个多世纪,甚至其他一些天文学家也附和称,在一些颜色较亮的区域可以观测到植被。

  运河与沟渠

  1877年,当火星靠近地球时,意大利天文学家乔范尼-夏帕雷利通过望远镜发现火星表面存在运河或沟渠。夏帕雷利的理论使得英语世界的许多人都相信,火星上存在智能生命,它们已经建立起水路系统。

  一位名叫珀西瓦尔-洛维尔的天文学家于1895年在一本名为《火星》的书中通过素描绘出假想中运河的图案,该书使得这一误会在当时非常流行。后来,洛维尔又通过第二本书《火星:生命的住所》详细地论证了自己的理论。因此,错误仍在继续。

  直到20世纪初,这一错误理论才被揭穿。经论证,这些所谓的“运河”不过是光学错觉产生的。通过效果较差的望远镜,一些突出地形,如火星山脉或陨坑,看起来会交错到一起。后来,通过对来自火星光线的光谱分析发现,火星表面根本不存在水系。

  外星人无线电信号

  1921年,首个无线电报系统发明者古列尔莫-马可尼声称,他听到了可能来自火星人的信号。到第二年以及1924年,当时火星距离地球较近,美国政府要求所有无线电台保持沉默,以保证对火星无线电信号的监听。但是,外星人无线电信号似乎也在保持沉默。

  火星面孔

  到1976年,美国宇航局发布一幅关于火星山脉的图片。图片注释这样写道,“这处地形似乎长有眼睛和鼻孔。”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火星面孔”产生了许多传说和阴谋论。许多人相信,这是由远古火星文明建造的人工建筑。在这幅俯瞰图中,山脉上的阴影确实像一副面孔。不过,从其他角度看,山脉非常清晰,根本不像一张脸。

  “空想性错视”是被用来解释“火星面孔”的科学术语。波士顿大学视觉科学实验室这样解释到,“我们对人类面孔了解很多,因此我们超量学习人类的面孔,对于一些不存在的事物,我们也能够看出它像是人类的面孔。”

  火星人

  2007年,“勇气”号火星车拍摄的一张照片上,似乎出现了一个人身穿长袍跪下祈祷的场景。当然,最终证明这只是一块岩石。在我们的大脑中,由于空想性错视,它变成了人体结构。(彬彬)

发表在栏目: 自然

韩群凤受审。痛定思痛,我们期盼国家能在体制上进行更多的探索。

核心提示:东莞母亲溺毙脑瘫儿案出现如此一边倒求情的局面,更加凸显出其悲剧性。悲剧之为悲剧,就在于其吊诡性:当事人并非恶人,他们善良、慈爱,勇于担当,却得到最残酷的回报,因为爱,因为善良,所以走向毁灭。生活难道如此荒谬?或者,面对荒谬生活,人类如何找寻意义?

韩群凤1973年生于东莞寮步,曾是当地某银行的职员。夫妻恩爱,买了房买了车。1998年,韩群凤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孩子出生后几个月,两个儿子即被诊断出脑瘫,日后生活将不能自理。从此,噩梦降临,韩群凤夫妇走上了漫漫求医路,一步步沦为“医奴”。12年后,2010年11月20日,韩群凤写下遗书,趁丈夫外出之时,在浴缸溺死两个儿子,随后服下“乐果”等农药自杀,被发现后送往医院抢救,几天后醒来。

因为爱,所以毁灭

今年6月2日,此案在东莞第一人民法院开庭一审,社会各界予以广泛关注。韩的丈夫向法院递交了求情书,寮步镇西溪村上千名村民签名、按手印支持。一些公益团体也组织了相当数量的各界人士签名,吁请法院从轻判决。据东莞一家网络媒体的调查显示,有98%的网友希望轻判韩群凤。

韩群凤的爱心,韩群凤的坚强,超逾常人。多少年来,奔波治疗,虽然屡屡无效,甚至多次受骗,亲友们劝她放弃,韩群凤总是那句话:“全世界都可以看轻我的儿子,可我还是坚信,总有一天,我可以让我的儿子走路出现在大家面前!”据韩的姐姐介绍,她对小孩的照顾达到了十分夸张的程度:不让小孩喝白开水,都是用上好的芝麻熬成糊喂给孩子喝,帮孩子煲汤,也不用店面上包装好的药材,而是自己到中药店里抓原材料,自己蒸熟晒干,再用来煲汤。韩群凤只有1.5米多,而且很瘦,可每次都非要亲自抱起两个儿子,帮儿子洗澡、喂饭,而后还得整晚整晚地陪着两儿子睡觉,担心他们在睡觉的时候不小心摔着。

可是,十余年的艰辛付出,奇迹并没有出现,反而每况愈下。到2010年,两个病儿都出现了肌肉萎缩症状,生命机能愈发衰竭。“工作没了,钱也没了,儿子也没了,我没希望了。”韩群凤最终崩溃。

我老了,谁来照顾他们?

对韩群凤,人们固然可以说她心胸不够广阔,缺乏乐观主义精神,没有看到祖国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等,但是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社会的心理辅导工作不到位。据说,在国外,人们看心理医生就像看感冒发烧一样。在2010年11月的那几天,很可能,韩群凤的精神确实出现了一些异常。所以,如果心理辅导、政治思想工作到位的话,可能在当时确实可以阻止悲剧的发生。有关部门也顺应民意,确认她当时处于抑郁症状态,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因而轻判理由充分。有律师也已作出预测,说韩群凤可能会被判10年左右有期徒刑。

然而,一个让文明人惊异、而让我们麻木的事实就是,韩群凤十余年来,含辛茹苦,花费上百万之巨,靠的都是自己的力量、家庭的力量,我们这个公有制的社会几乎没有给予他们什么资助。是他们不缺钱吗?当然不是。在小孩刚发病的那几年,他们夫妇的工资加起来也只有两千多元。后来,她辞工专职照料两个孩子,经济状况更差。

韩群凤长期不去给儿子办理残疾人证,以便领取救济金,固然是因为她始终心怀希望,不愿接受儿子是残疾人的事实,但更重要的原因,我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这就是那点救济金相对于庞大的医疗费用,不过是杯水车薪,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据当地民政部门介绍,韩群凤家的情况月均能享受200元补助,节日还能收到200-500元的慰问金。

事件曝光后,有很多脑瘫儿妈妈对韩群凤表示同情、理解。有位妈妈说:“出现人伦悲剧的根源,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治疗费用的高昂。我给孩子上了多种保险,但是因为这个病治疗时间长、花费大,所有保险都不给报销,基本上是全由个人负担。”

沉重的治疗费用令人崩溃,还有更让人绝望的。6月2日的审判中,陪审员问:“杀死小孩是对于前景担忧,还是家庭负担?”韩的回答:“担心两个小孩前途,他们越来越重,走路都成问题,但是我年纪越来越大。”

呜呼痛哉!我老了,谁来照顾他们的下半辈子?儿童福利院?湖南祁东县、贵州镇远县、湖南隆回县…… 福利院与有关部门,与人贩子勾结的贩婴案件,让人心寒齿冷。

来自广州的脑瘫儿妈妈沈女士已48岁,她向记者表达了愿望:如果有完善的收养机构,“我们这些父母就会有盼头了。至少我们知道,在我们扛不动的时候,会有人把我们的孩子接过去”。

当韩群凤为孩子的前途担忧的时候,相信她也想到了这一点。可是,最终带领儿子走上了绝路。搜索新闻,韩群凤这样的父母竟然不在少数:2007年,江苏一位母亲捂死了自己20岁的脑瘫女儿;2009年,深圳一位母亲携脑瘫儿跳湖自杀;2010年,贵州一位父亲杀死长期患病的女儿后自尽……难怪,据权威数据,我国脑瘫患者总数已达600余万,且每年新增4万余例。

这些带领儿女走上绝路的父母,不是冷血杀手,不是偏执狂,不是避害趋利,恰恰相反,他们是因为爱太重。

帕斯卡尔说,人就是一根芦苇,但至少,韩群凤不是芦苇,她是一根坚强的树枝。但是,再坚强的树枝,没有母体给予的有力支持,也会枯败,轻易就被风吹雨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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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

本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了一篇题为《美国经济,1937年的错误》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当年由于过早取消了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才使得美国经济复苏早早夭折,经济大萧条继续。此文的作者艾格尔逊(Gauti Eggertsson)还指出,目前的经济环境是产量在增加,价格回升,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这些都与1936–1937年时的经济状况惊人地相似。照这么说的话,难道我们的决策者们还会犯与当年一样的错误吗?

艾格尔逊先生认为同样的错误不会再次出现,因为如今的经济学家比那时懂得更多。然而我却并不这么认为。实际上,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我们已经在重复 1937年的错误了。我将它称之为“美国经济,2010年的错误”:即过于关注其他问题而忽略就业,现实的经济数据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策。

在我看来,问题很有可能继续恶化。

早在2009年,奥巴马总统的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之时,我们中的很多人就曾警告,这份计划范围太窄,时间也太短。不仅如此,经济刺激的效果到2010年还会逐渐减弱。由于经济危机通常会带来长时间的衰弱,到2010年,还想保持有活力持久的复苏状态是几乎不可能的。

很明显,到了2010年初,这些担心都逐渐变成现实。然而不知为何,决策者和专家们却似乎结论一致,他们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促进就业,反而认为即将出现财政紧缩的趋势。

之所以有这种结论,是因为人们担心美国债务市场上即将出现信心缺失的情况。利率每上升一次,都会让人以为“债券整顿行动”即将到来。不仅如此,新闻媒体一般都将其作为既定事实来报道,而非一种假设。

比如说,2010年3月,《华尔街日报》就发表了一篇名为《债务恐慌导致利率上升》的文章。这篇报道认为,美国长期的利率已出现上升。该文没有任何证据就断言,利率上升了3%-9%,反映出人们对预算赤字的担心。实际上,它反映的可能只是人们对就业机会的担心。而就业机会一旦上升,人们对经济复苏的信心度也上升。

传统观点认为财政赤字而不是失业率才是最大的全民公敌。这种观点使新闻报道把重点总是从失业问题转移到赤字问题上。媒体的报道使这种观点更加根深蒂固。至于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早已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2011年的中期。事情进展如何呢?

“债券整顿行动”仍然只存在于想象之中。长期利率随着人们对经济的乐观和悲观预期出现波动。近期的一些不利消息也使长期利率降到了约3%,这已经接近历史最低点。

一些消息也不容乐观。当经济刺激效果减弱,人们对于经济强劲复苏的信心也逐渐减弱。的确,政府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但是其增长速度却远远无法跟上人口的增长速度。美国人就业率在2007—2009年之间出现急降,自从那时就几乎没有出现大的改变。近期的数据显示,有限的就业增长也在逐渐消失。

因此,我认为我们在重复1937年的经济刺激政策的错误,太早撤出财政对于经济复苏的支持,使得失业率持续上升。

不仅如此,更糟糕的事情也许还在后头。

在财政方面,共和党人要求尽快减少开支,提高债务限额。如果他们的敲诈得逞,将会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大量声音要求美联储及其海外分支提高利率,以阻止所谓通货膨胀威胁。但是,正如纽约美联储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数月的消费物价上涨(目前涨幅已出现降低的迹象)只是一些临时因素造成的,潜在的通货膨胀率仍然很低。像艾格尔逊先生这样睿智的经济学家知晓个中原因。然而,欧洲中央银行已经在提高利率,美联储也处于提高利率的巨大舆论压力之下。现在想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实现经济扩张几乎不可能。

在经历2010年的错误之后,也许还会出现更大的错误。即便这些都不发生,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政策非常不力,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不愿从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我们也不例外。也许现在所经历的未必是当年那次经济大萧条的重演,但对于数百万美国家庭来说,这场危机已足够严重,而且,一切还远未结束。

马欢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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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三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夏天来了,不少年轻女孩减肥的心情更加急切。有听说过节食减肥、药物减肥、运动减肥,但是,如今却流行起“蛔虫减肥法”,不少商家在网上宣传“你想怎么吃都不会胖,而且一个月能瘦十几斤。”

  蛔虫减肥是一种病

  据悉,这种减肥方法十年前曾在香港盛行,这也是娱乐圈女明星“骨干身材”的不传之秘,如今更是受到不少年轻女孩的追捧,许多不满自己身材的女生也在网页上询问或者寻求虫卵。很多医院门诊也反映,有不少女孩来向医生打听此法是否安全可行。蛔虫卵一般行情为200—600元不等,更甚者有卖活蛔虫,3元每条。

  据悉,面对不少“卖家”所说的人工饲养经验丰富,保证安全性和成功率,甚至是“长出来的虫子傻傻的,只会吃”的标语,采用此法减肥的人对其反映也各不相同,一部分人大肆宣称效果很好,减重很成功,另一部分人则称自己的体重完全没有改变,肚子还经常不舒服。那么,蛔虫减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查询网站,发现有河南“卖家”在网上发帖“要想买蛔虫卵,先打电话联系”,笔者顺藤摸瓜打电话咨询了一下该蛔虫卵卖家,其介绍到吃虫卵减肥是非常有效的,“一般蛔虫卵在人体内的存活率是70%,所以只要虫子存活了,减肥的几率是100%,就是基本上平均可减20到30斤。”

  当笔者问及这样减肥是否有利健康时,该“卖者”回答:“它就是利用人体的营养不良来减肥,压根就对身体不好,这就是一种病!”但为了打消记者的“顾虑”,该“卖家”又说:“这比吃减肥药好,减肥药通过加强人体肝和肾脏的新陈代谢,一般女孩子吃了可以瘦,但到了更年期状况就慢慢出来了。而且得蛔虫病开刀的机会是千分之三,只要是减下去了,病可以慢慢治好。”

  对此,南京市中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金小晶表示:“蛔虫一直是一个古老的疾病,在过去很困扰人们的健康,现在由于我们使用有机化肥代替粪土肥料,截断了蛔虫的传染源,蛔虫病似乎也离我们很遥远了。确实有人来医院咨询蛔虫减肥的相关问题,但从医生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疫病。”

  “疾病可以慢慢治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蛔虫寄生在人体内,确实可以让体重下降,但同时也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最直接的,蛔虫可以寄生在整个消化道内,包括食道、胃、肠、胆囊等。患者通常会感觉肚脐周围隐隐作痛,这就是蛔虫蠕动引起的。而且蛔虫吸收人体的营养,越长越大。”

  蛔虫对人体危害很大

  金小晶介绍:“肥胖者想让多余的营养被蛔虫吸收掉,但是蛔虫有钻孔的特性,喜欢在人体肠道系统内四处钻动,很有可能会钻入胆道等部位。而且单纯的为了减肥,不吃打虫药,任蛔虫在体内生长,最后蛔虫被养的肥肥,导致肠道梗阻。当蛔虫钻入阑尾或肝脏,导致蛔虫性阑尾炎,此时病人服用驱虫药就已经无效了,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有昏迷的病人,蛔虫会从喉部钻入气管,引起窒息,甚至危害生命。”

  北京同仁医院营养科张谦医师听到这种减肥法后,直呼“真不敢相信,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减肥的”,她介绍说:“用这种方式来减肥是不对的,这大大摧残人的身体。蛔虫属于寄生虫,在肠道内会造成肠梗阻以及消化障碍之类的疾病,作为一个营养科医生,我认为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蛔虫也会引起人体慢性营养不良。”

  “过去,由于食物的不洁,卫生条件和设施的限制,人们容易患上蛔虫病。现在,通过这种方式,虽然可以使肥胖者的体重下降,但同时体内的维生素、矿物质、身体蛋白等也都会下降,破坏身体营养机能和免疫功能,损害人体健康的基础。”张谦还认为:“这种减肥不会造成身体体重迅速的下降。”

  健康才是根本目标

  对于利用吞食蛔虫卵甚至生吞蛔虫的减肥方法,张健告诉笔者,减肥应当采取健康合理的方式:“从营养上讲,我们应当追求健康体重,采取科学合理的态度和方法来减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合理膳食调整,均衡饮食结构以及合理运动,例如,女性一天卡路里的需求是1800千卡,但是通过营养搭配,摄入相对少量的食物——女性每天1500千卡,并结合少量活动,就可以实现较好效果的减重。”

  金小晶也介绍说:“肥胖的根本原因就是吃的多而运动的少,肥胖靠蛔虫可以缓解,但只是暂时的。多吃少动永远是肥胖的病因,所以我们不能纵容病因,而应该针对病因来治疗,如适当限制饮食,增加运动,这才是科学合理的做法。不然通过蛔虫,体重减下去了,人们贪吃的喜欢没有改变,最终还是无法解决肥胖。”

  “所以我们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病因上采取根本的治疗方法。无论是蛔虫减肥还是其他的减肥药减肥,都可能会造成人体体质下降,营养紊乱,健康遭到损害,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平衡。在蛔虫减肥和减肥药减肥这些方面,他们所追求的是‘形体的美丽’,这仅仅是瞄准了人体的外形。但是人生的目标是健康,我们不能偏离这个目标。”金小晶意味深长地告诫道:“蛔虫减肥,方向是迷失的,身体健康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彭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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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M-17天鹅星云,借助新启用的望远镜和2.68亿像素相机,科学家们首次获取了这张细节分辨率惊人的照片

  这是一台新望远镜进行观测工作后发布的首张照片,揭示了一个星云前所未有的细节。这张照片展示的是一个恒星新生区M-17,即“梅西耶17”,一般也被称为Ω星云,或天鹅星云,它位于南天的人马座。

  这片天区充斥着气体,尘埃和炙热的年轻恒星,它们位于银河系的核心方向。而这张清晰度惊人的照片的拍摄设备则是最新投入使用的欧洲甚大巡天望远镜(VST)。这是欧洲多台超大型天文望远镜中的最新成员,而这张照片则是它的最新力作。

  这台采用了最新技术的望远镜口径2.6米,装备了一台2.68亿像素的相机,它可以捕捉到夜空中黑暗角落中隐藏的星光,也因此能快速精确的进行巡天观测。这台新望远镜将和另一台红外巡天望远镜“Vista”协同工作,获取一些清晰度前所未有的星空照片。这台新设备安装在智利北部阿塔卡玛沙漠中的帕拉那天文台,这里还有另外4台大型望远镜。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拥有这颗星球上最清澈的天空之一。

  蒂姆·祖维(Tim de Zeeuw)是欧洲南方天文台的主管,他表示:“我很高兴看到VST拍摄的首张照片发布。它和Vista望远镜的合作将能够让更多我们感兴趣的目标以更高的细节分辨率进行观测,随后我们就能用甚大望远镜(VLT)进行后续的进一步观测了。”(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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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总是感觉到冷的人可能会笑得最后,因为根据一项新的研究,他们注定要长寿的。据6月8日《印度时报》引述近期出版的《衰老》杂志发表的研究称,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低的体温与更长的寿命相关联。

  他们还发现,相比较于吃得多的人,那些吃得较少的人的体内温度也较低一些。他们怀疑是荷尔蒙的变化导致能源和热量的减少,通过减缓新陈代谢,从而延长生命。为了发明长寿药丸辅平了道路。

  这些新发现是建立在数十年的对动物研究,包括极端的动物饲料与动物的寿命之间的关系等研究。例如,消减30%的实验鼠的热量会导致它比正常多活50%的时间。

  科学家正试图找出在饥饿的近似点,在此时可以发明出来药丸,模仿不用节食来能够产生剧变,最新的研究着眼于如何减少核心体温的热量所带来的影响,内部的体温是平均为摄氏37度,一般比皮肤表面温度要高。

  他们也给了一组正常饮食的人,另一组为长跑运动员。食用限制卡路里的食物的人被发现体内的温度较低一些。

  “限制热量的人大约体温要平均低0.2摄氏度,这看上去是一个合适的降温,这类似于我们长期观察的长寿的限制卡路里的老鼠。”首席研究员路易·吉丰塔纳说。

  “我们还对运动员的耐力有兴趣,同样的年龄,同样的瘦,但却没有出现体内温度降低的现象。”他说。“我们知道,限制热量饮食的人一般会感到冷,因为此时代谢水平较低,体温也降低了。”路易·吉丰塔纳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将热量多多地减少或者其它类似的处理就可以降低体内温度。但他认为,能否降低体内温度是能否长寿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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