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晖

在《大秦帝国》之后，孙皓晖这次带给我们的是厚厚的三卷本《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新书里他第一次提出了“原生文明”的概念，他承认这本书在思想上其实是《大秦帝国》的延续。一直力挺秦文明的他，这一次想要说些什么呢？

新书 《大秦帝国》史观的延续

新京报：如果说《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在思想上是《大秦帝国》的延续，你同意吗？

孙皓晖：这两本书是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的。《大秦帝国》以历史文学的形式呈现了中国原生文明最高峰的时代。而《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是以理论的形式全面理清了前三千年的文明史，其中也包括了对秦帝国的梳理。两者在史观上是一致的，都是大时代的问题，整个原生文明的问题。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了原生文明这样一个概念，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孙皓晖：原生文明是我在理论上新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指的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的整个演变中那一段生长、成熟、沉淀、稳定的时期，这就叫做原生文明。这种文明就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一样，一旦形成，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比如中国统一文明之后，就在两千多年之中没有变化，所以中国统一文明就是中国原生文明的最高峰。

新京报：那秦朝之后的两千年呢？

孙皓晖：后两千年，从西汉独尊儒术开始，我们的文明就渐渐走下坡路，可以说是一种瀑布式的巨大的落差。尤其从宋明理学开始，中国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体系，我们的思想便越来越僵化。所以前三千年的最大不同，就是它的创造性、它的跨越性、它的时代原创性，都非常浓烈。而后两千年虽然也有一些技术性的突破，在社会化方面是比之前发达了，比如局部的科技，四大发明等，但在以政治文明为核心的整个文明形态上我们并没有大的跨越。

新京报：你觉得历史上对秦朝的评价总体上是不公的？

孙皓晖：历朝历代想客观地看待秦，为秦说几句好话的人也有，但都被“暴秦论”的主流所淹没。后世客观评价秦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近代以来，对秦的态度虽然有所改观，但都不是震荡性的，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文革”期间，曾经对秦帝国对法家作出了正面的肯定，几乎在当时来说是达成了全社会的共识，但是因为它是革命化的、阶级斗争化的、政治化的简单方式，后来这些观念也就被否定了。很多知识分子回到了传统的非秦道路上去了。对秦的彻底否定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悲剧，现在我们对秦还刚刚重新审视，对秦形成局部肯定，但在整体上，还远未形成共识。

今年是海子逝世23周年。此前的3月21日是世界诗歌日，是联合国在海子离世10年后设立的一个纪念日，与海子祭日只差几天，然而，大多中国诗人并不关心这个日子。他们心中另有一个属于诗歌的神圣日子，就是3月26日，这是海子用死亡与中国诗人订立的盟约。

海子生于安庆怀宁，与我的老家安庆太湖属邻县。不过这些年，我未去过海子墓祭奠，也很少与人开口谈起他。西川编的那本黑封皮《海子诗全编》，一直静静地立在我的书架上，像一座纪念碑，这些年来，我翻开它的时候也不多，但它在我的书房中，却会永远伫立着，别人能拿走我其他的书，这本一定要留下。我想，它会一直立在那里，用它肃穆的黑色提醒我，我曾有过一份怎样的青春时光。

每当我翻开《海子诗全编》，只需看几眼其中的字句，泪水就会像当年一样盈满眼眶。我的泪水已变得浑浊，这些字句依然如此纯净，透出青春热血才有的神圣气息。这是诗歌的力量，海子的生命其实一直保存在这些圣洁的字句中。它的音韵是海子的眼神，它的节奏是海子的呼吸，它的意义是海子的头脑，这些分行的文字早已替代了海子青春闪光的肉体。诗人永远在他的诗中活着，所以诗人才会渴望在夜里死去。对这个时代来说，诗才是一生过错，诗才是悲欢离合。

我们都碰见过那个埋他的人，或者，我们自己就是埋他的人。我们埋藏海子，只是为了顺手埋掉我们自己纯粹而神圣的青春。他像强烈的日光，像打在诗人身上的鞭子和血。只有诵读他的诗歌，我才能发现自己的血液里满是杂质，让我羞愧的杂质，它们肯定不属于诗和诗人。虽然这也是成长，却成长得如此惨痛和决绝。这么多年来，海子已成了很多诗人不愿面对的伤口，那是他们自己青春的伤口，也是他们自己诗歌的伤口。

海子离世时，我还在念大学，那时没有网络，他逝去的消息却传得飞快。我记得那是我最孤独、也最痴迷于诗歌写作的时光，那时我坚信雪莱所说，诗人是世间未被公认的立法者。我已忘记如何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只记得四处搜罗他生前发表的诗作来读，很快就被那些纯粹的字句震动。不久，南京诗人周俊编的《海子骆一禾诗选》出版了。很长一段时间，只要遇见熟悉的朋友，我就会为他们诵读书中的短诗。很多朋友从不读诗，但无一例外都会为海子的诗而动容，常有人听得眼眶发红。我觉得这些诗句仿佛是我自己写的，他们的感动也让我陶醉。这种狂热持续了几年，直到我远离故乡，去了广东。

《海子诗全编》出版时，我已回到故乡埋头写诗多年，一连数月，再次沉浸于海子诗中。这些诗，让我清晰了诗人在世间的意义。诗人，或者成为人类纯真天性的继承者，或者成为它的捍卫者。海子无疑是一位继承者，这使他的诗如此与众不同，像从人类纯真的天性中自然喷涌而出的，他的声调、他的语言和精神状态，都恰好与这种天性吻合在了一起。所以他的诗句发乎天然，却又无比精确，使现代汉语中的纯真与良善，在人间重新找到了它的代言人。海子的诗，就是海子自己，就是青春本身。这是独一无二的海子，也是现代汉语发展到今天，唯一形象完整的诗人。而我们却在成长过程中就被损坏了，在他的诗歌面前，在他自足的生命和精神面前，永远只是一个仆人。

这种纯真天性，注定海子要在青春时代就早早地逝去。他永远青春的形象，和他诗歌圣洁的形象，就这样完美地凝为了一体。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活着一个诗人，每个人的青春血液中都涌动着一个诗人，海子为今天中国人保存的，正是这样一个珍贵的标本。

20多年了，我依然不敢怀念他。读他的诗句，就会看到自己人到中年的污浊与卑微。我们的青春、我们血液里的诗人，竟被尘土和世俗掩埋得那么深。怀念他，只有让我更加羞愧。 □叶匡政

叶匡政，著名诗人，学者，文化批评家，作品入选 《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中间代诗全集》等60多种诗歌选本，主编有“华语新经典文库”等多种丛书。

“杜甫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之光，我们决不允许抵毁杜甫形象。”河南省诗歌协会会长马新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杜甫是世界上伟大的诗人，我们应该尊重他、敬仰他。现在是娱乐时代，网友涂鸦诗圣杜甫画像，也可能没有恶意。如果网恶搞他，是非常不应该的。

他说，杜甫是1300年来，为数不多的为底层老百姓鼓与呼的伟大的诗人。如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大庇天下俱欢颜”等他的精典诗句都是在为底层老百姓呐喊，他也的诗句也最能代表最底层老百姓的心声。他不但是1300年来威望最高的诗人，而且还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诗人之一。

“如果是有人恶搞杜甫，恶意丑化杜甫形象，说明他是无知的、浅薄的、低俗的。”马新朝说，我们绝不允许诋毁杜甫形象。恶搞文化、穿越文化不能没有民族低线，不能没有精神之光。我们要尊重杜甫，敬仰杜甫文化，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发扬光大。

1832年3月22日，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歌德在魏玛去世。这个180年前去世的德国人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姑且不论在这个崇尚140字简短信息的微博时代，有多少人还会捧读大部头文学作品，即便是文艺青年，想必也会对那动不动就哭哭啼啼、最后竟因为得不到一个女人而自杀的维特感到厌烦。至于浮士德博士，在我们这个出门离不开的石油不断涨价，钱包也因为物价上涨渐渐被掏空……的时代，又有多少人还会去关心他与魔鬼梅菲斯特之间的交易，谁又会去在意他的灵魂最终归了谁？歌德以及与他相关的一切都变得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即便是德国人也在慢慢地对他们的大文豪失去兴趣。

尽管现实已经快要完全挤占我们心灵的空间，但是，如果我们还有夜晚的时间，还有做梦的自由，那么，就应该为歌德留下一席之地，也应该隔着遥远的时间距离向180年前逝去的伟大诗人致以敬礼。

如今，遍布全球的歌德学院和孔子学院是分别由德、中两国为推动各自的语言、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而由官方举办的文化机构。然而在此之前，早在18、19世纪之交，歌德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孔夫子。此后，他更是通过小说、诗歌等接触了中国文学。而歌德逝世后的100年内，他的文学在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魏玛的孔夫子”

德国人把歌德称为“魏玛的孔夫子”（Hans Ewers：《Goethe-der Konfuzius von Weimar》），主要是为了说明歌德的伟大及其对后世影响的深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借此说法以表明歌德与中国之间不可忽视的渊源。

歌德之所以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遥远的中国，与欧洲在启蒙运动前后兴起“中国热”这一背景密不可分。在16、17世纪，从欧洲到中国海上航路的开辟，使中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基督教传教士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儒家“四书”以及多种中国戏剧、小说、诗歌被介绍到欧洲。

歌德所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书，一类是游记和报道，如《马可·波罗游记》，另一类则是中国的哲学作品，主要是儒家经典。根据歌德日记的某些记录，有学者猜测，歌德年轻的时候，在斯特拉斯堡曾读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虽还不欣赏，但对儒家的教育主张留下了深刻印象，到其晚年，则明白无误地对孔子倡导的孝道表示赞赏。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曾指出，中国道德的出发点和歌德的人类教育的出发点是相同的，特别表现在歌德开启成长小说先河的《威廉·迈斯特》中。

对歌德影响最为深刻的中国书籍则是文学作品。他在创作中明显受到中国文学影响的有两部作品，一是在1781年将《赵氏孤儿》改编为悲剧《哀兰伯诺》，但这个悲剧只写了两幕，未完成；二是在1827年，歌德在读《花笺记》和《玉娇梨》两部小说以及《百美新咏》中的一些诗歌的同时，写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对歌德影响深刻的文学作品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相反，却是一些可以说不入流的“戏曲”、“小说”等。歌德曾对清代长篇小说《好逑传》大加赞赏。他的秘书艾克曼在《歌德谈话录》中记载了歌德在1927年1月31日提及他阅读《好逑传》的感受：“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歌德通过对一部中国三流小说的解读所发现的中国社会状况与其说是歌德对中国的理解，不如说是晚年歌德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状况。也正是基于对中国的感受，歌德进而预言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1827年是歌德与中国文学发生关系最多的一年，也是他最频繁地谈论“世界文学”的一年，可见中国文学在其中所产生的促进作用。然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即是歌德对中国文学的重视，其实是在他“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框架下进行的，不一定是对中国文学本身有特别的兴趣。

歌德译介热

据钱锺书考证，在中国文字里第一次公开出现的关于歌德的记述，是在驻德公使李凤苞出版的《使德日记》中，提到了“德国学士巨擘”和“诗伯”果次（即歌德）及其小说《完舍》（即《少年维特之烦恼》）。但李凤苞对歌德的生平介绍，存在一些事实上的差错，更谈不上对这位德国“诗伯”有多少了解了。第一个真正懂得一点歌德的中国人是曾做过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他曾将不断进取的浮士德精神解释为中国的“自强不息”精神，并以此作为“中西一辙”的证据。

第一个将歌德作品翻译成中文的，是清末民初学者、政治活动家、诗人马君武。1902-1903年之间，马君武选译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主人公所读的爱尔兰诗人莪相的诗歌。此后，诗人、作家苏曼殊翻译了歌德的诗歌《沙恭达罗》。

在歌德的作品开始被翻译成中文的同时，也有人开始介绍歌德本人。1903年上海作新社印行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中就对歌德做了详细介绍。1904年，王国维在他写的《红楼梦评传》中，将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歌德的《浮士德》相提并论，称它们都是“宇宙之大著作”。鲁迅也在其介绍浪漫派文学的《摩罗诗力说》（1907）中把歌德称为“日耳曼诗宗”和“德诗宗”，并提到了他的《浮士德》。

中国介绍和研究歌德的高潮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始于田汉、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这本集子收录了三人在1920年1月至3月间的数十封通信，他们在里面交换了关于歌德的看法和评价，并对自己热心阅读歌德并为之倾倒的情形给予了描述。而随着1922年，由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文坛上正式掀起了“歌德热”，并在1932年、歌德逝世100周年纪念时达到高潮。“歌德热”在中国的兴起，也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涌现的书信体小说。而在茅盾创作于193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子夜》中还出现了与“维特”相关的场景。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想了解中国，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媒体。北京奥运会、世界媒体峰会、上海世博会、西安园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国际盛会，都给了中国向世界更好地展示自己的机会。通过本国和国际媒体的报道，中国的国家形象不断向世界传播。

新闻媒体在传播国家形象中作用最显著、快捷，所以中国加大力度提高媒体的传播能力。《人民日报》扩大海外记者数量、新华社CNC(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英语台开播、央视旗下CNTV(中国网络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旗下CIBN(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成立，这些国家级主流媒体的变化都在见证中国的努力。

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最终要体现出传播效果，这就涉及到传播方式以及对谁传播，也就是受众分析。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受众分析到位，才能更好地实现传播目的，它是传播内容、方式、效果的基础。

受众因素不可忽视

国际传播作为一种国际性的传播活动，既具有一般大众传播的特点，也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他所面对的基本上是跨国受众。①国际范围内的传播，要看不同区域、国家受众的不同，即区域的平衡性。对认同我们、国情相似的国家，传播可多涉及经济、政治等方面，而一些对我们有抵触的国家，形象传播应偏重社会和文化等软性内容。过去中国改革开放注重吸引西方投资和技术，现在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更需要市场和资源。所以在国家形象传播方面，欧美受众只是一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考虑除欧美以外，其他地区、国家受众的平衡性。

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其实是一种国家主导的政治传播，这要求我们深刻了解国际受众的政治倾向和认同。发展中国家自然是想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背后的奥秘，从中汲取经验;发达国家希望看到我们的社会和谐、稳定、民主;宗教国家更愿意看到信仰自由和文化多元的一面，环境遭受污染的国家则喜欢看到环保治理的一面;因此国际受众构成不同，国家形象传播也就没有一个笼统的、适用所有国家口味的统一标准，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不同受众制定相应的传播策略。

一国内部受众的构成，因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也存在差异。年长者偏好文化交流，更喜欢看电视等传统媒体，年轻人则喜欢通过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看到现代中国的形象，受过良好教育的受众喜爱以深度阅读、演讲等形式获取信息。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国际传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受众角色、反馈方式愈加多元，信息碎片化愈加严重，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媒体发言人，媒体互动大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塑造国家形象更应注重互联网的使用。

受众影响着传播效果

然而对于大规模、大成本、运动式的对外传播，是否得到了应有的传播效果，各界对此十分关注。最近，有学者和媒体对商务部“中国制造”广告和国新办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令人深思。

不久前在广州举行的“2011公共外交年会”上，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孔庆勤博士与中国民间智库“察哈尔学会”，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对外宣传片的调研报告。孔庆勤认为，商务部广告总体有效，因为内容属商业范畴，不试图改变对方观点，因而容易被对方接受。对于形象片，他引述很多美国人的话说，看了这个广告很紧张，第一个想法是：中国人来了，而且来了这么多;这一国家形象片传播效果并不理想，让西方观众感到更多的是压迫感。

“一味把自己认为好的信息呈现出来，而不顾及西方语境下的释读，会令我们试图传达的信息大打折扣。”孔庆勤博士认为，“用尊贵显赫的社会精英诠释中国形象，对奉行平民主义的欧美民众而言是很难接受的。”

英国广播公司(BBC)全球扫描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以上观点。BBC调查显示，广告播出后，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上升了10个百分点，达到51%。著名专栏作家谭飞在其博文《国家形象》中也认为，孔庆勤的研究数据与BBC的数据基本吻合。

人们不仅评估国家形象传播的效果，也在讨论形象传播思路。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发文“最好的国家形象展示是善待国民”②、葛剑雄教授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软实力对内而不是对外”③，均认为国家形象建设应充分考虑国民的感受。

国家形象传播要做到受众认同

在国家形象建设上，付出和收获会有如此之大的差距，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对孔庆勤博士关于国家形象片的研究应该如何看待?以下三点值得考虑：

第一，国家形象片应基于事实。

就像法庭判案，面对错综复杂的案情，各方往往众说纷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更有庭外的“媒体审判”、“道德审判”干扰诱导。这时法官就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方能体现公平公正。可见事实是审判的基础。同理，从新闻学原理的角度来看，事实(fact)也尤为关键。涉及到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更应注重事实。只有依据事实拍出来的片子，才能真正诠释国家形象。

作为国家形象宣传片，将自己优秀、引以为傲的一面展现给他人无可厚非，个人交往中谁都愿意他人看到自己美好的一面，进而促进更多的合作交流，国家亦然。然而，这里就存在一个观念差异的问题。中国式的传播爱突出领导、名人、政治，而这些对西方受众可能会很陌生，或不易接受。除了精英，欧美观众更希望看到中国百姓的面孔、普通人的工作生活，有了他们的国家形象片，才会更加完整、全面、客观。我们同外国人对话，并让他们听懂，关键在于以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阐述我们的事实。

第二，“坏消息才是好消息”。

国际新闻界盛行“坏消息才是好消息”的原则，只有负面事件、有冲突、有争议的新闻才值得关注。我们由于国情和媒体性质不同，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和国际媒体有同有异。中央电视台著名的“新闻联播”反映了这一异同，即所谓的“前边的十分钟中国领导很忙，中间的十分钟中国人民很幸福，最后的十分钟其他国家很乱”。想一想我们在报道外国的时候，也偏好负面的新闻，那外国人又怎么能接受我们的正面报道呢?

另外西方主流媒体，至少在形式上独立于官方，具有监督政府、批评官员的传统，以社会的守望者和公众的看家狗自居。私有的媒体不代表国家，一般也不会做正面的宣传。欧美受众习惯了西方的新闻观和独立的新闻体制，看到中国官方运作的正面宣传“形象片”，自然就不易理解和接受。因此，中国形象片的传播效果在欧美不如想象的好，也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新闻观和媒体性质不同，但人性总有相通的地方，比如突出对人的关爱、有趣的画面、自然风光、文化览胜等相对中性、满足人情兴趣的内容，要比负面不愿意拍、正面没人看的形象片好。

第三，淡化国家形象片的作用。

拍摄国家形象片实际是国家形象构建的一部分，这就涉及到新闻传播中的“形象塑造”(Image making)问题。美国新闻学界的泰斗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经典著作《舆论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具体而言，就是大众传播媒体创造了我们对于世界的印象。尽管他指出，新闻界提供的形象常常是不完整和扭曲的，然而这些反映却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④虽然传播媒体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认为一部国家形象片就能彻底改变国家形象，未免过于天真。

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是一种心态。成熟的国家不会太在乎塑造国家形象，例如北欧诸国，是国民幸福指数高的代名词，多少年来也没见他们在形象片上有什么大手笔。真正的国家形象是随综合国力的增强而增强的，并不是看谁的形象片拍得好。正如邓聿文在文章中所说的，最好的国家形象展示是善待国民。这既有政治、经济硬实力的增强，也有文化繁荣、法治建设、社会福利方面的改善。国民的幸福感增强，对国家的认同随之提高，别人的看法也会相应的改变，自然无需过多的宣传。所以如何更好地建设国家，才是真正塑造国家形象的落脚点。⑤

(作者单位：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注释：

①刘燕南、史利：《国际传播受众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页。

②邓聿文：“最好的国家形象展示是善待国民”，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1-11-18/111420420.html。

③葛传红、徐向科：“葛剑雄：软实力对内而不是对外”，《时代周报》，2011年11月24日。

④乔木：《鹰眼看龙：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与中美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第190页。

⑤李正国：《国家形象构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

网页链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5110,

请注明：转载自《法治新闻传播》2011年第6辑

曲黎敏携新书与著名学者周国平展开对话

周国平：内心觉悟离苦得乐

现场，曲黎敏、周国平和主持人梁冬三人谈笑风生，通过种种社会现象畅谈2012文化焦虑和两性婚姻等话题。《生命沉思录》一书中，曲黎敏笔触极广，从爱情谈到婚姻，由成功话及智慧、宗教、哲学、修身、养性，对人们最为关切的男欢女爱、命运、成功、幸福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开出心灵药方。书中更多地用小故事、小典故形象表达观点，不刻板说教，看似清浅让人发笑，实则蕴含深意。对于新作从养生到养心的华丽转身，曲黎敏解释道：“医药只能部分地解决人肉体层面的问题，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养心和养神。要想‘离苦得乐’，还要内心的觉悟。”

养生为表养心是本

周国平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学者、作家，他坦言此前对曲黎敏是“久闻其名，但一无所知”。他说：“因为我不太看电视，不太关注养生，我觉得养生是顺其自然的事，不用特别关注。”看完《生命沉思录》后，他坦言很吃惊：“这本书谈的不是养生，而是灵魂、文化的问题。书中内容很丰富，有很多新鲜、大胆的提法。”

对于很多观点，周国平和曲黎敏颇有共鸣。周国平说：“比如，书中谈到最重要的事情是爱自己所爱的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跟我的人生观十分吻合。”他称赞说，曲黎敏虽然一直在谈养生，但骨子里更注重灵魂的修养，“众所周知，养心对养生特别重要。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容器，里面装的是灵魂，灵魂是根本。如果光谈养生的话，那会特别表面、肤浅，真正能起作用的是养心，是丰富自己的灵魂。”

□关键词·2012

2012代表反思契机

书名提到“2012文化焦虑”，曲黎敏认为：“对于2012，大家有种潜意识的焦虑，焦虑是对未来不确定性产生的一种感觉。到底2012年宇宙会不会大变化？是不是末日？最后可能这一年悄无声息的。最大的变化是，以往我们对物质的追求，并没带来很大的幸福感，然后我们开始关注其他层面。”

她称，2012应该是一个反思的契机，“我们要不断反思生命的意义，反省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摒弃最无奈的，把生命时光投入到最想做的事情上，这也是《生命沉思录》的立足点。”

曲黎敏认为，“变”是2012年的主题词，“我们就拿它当一个界标，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不能为2012活着，但是可以因此改变自己。原先活得太实际的话，现在可以变成仰望星空，怀着纯洁的心灵去仰望内心的星空。”

人生有限要懂舍弃

对于2012这个数字，周国平直言他并没有特别的感觉，“我觉得是‘狼来了’的感觉。探讨2012末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可以提醒大家，人类是有末日的，个人是有末日的，所以大家要有危机感。人生是有限的，抓住重要的事情，扔掉不重要的事情。”

□关键词·婚姻

婚嫁错位导致焦虑

《生命沉思录》中，曲黎敏用很大篇幅讲述了她对情感和婚姻的看法，她透露新书最初想定书名为《男欢女爱》。她认为，如今的婚姻问题特别严重，“很多人得病就是因为夫妻关系出了很大的问题，现在的病可以说95%以上都是‘情致病’，都是内心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而造成的。”

她认为，婚嫁从一开始就错位了，“女人嫁的是灵魂，是爱；男人娶的是生活。所以，没有痛苦的婚姻是奇迹，不迟钝到一定境界是不会有这个奇迹的。女人要爱情，男人都要累死了，还要回家给你爱情，想什么呢？所以导致了集体焦虑。”

曲黎敏推荐婚前和婚后的女人都应该读《生命沉思录》，“这本书是我用心去写的，而不是在电视

上讲的，放床头随便翻一页都可以学到很多。对于婚前的女人，看完后你要想能不能履行自己的责任，如果你不能容忍他，你得知道在哪方面磨砺自己。”

对于婚后的问题，她忠告说：“既然选择了婚姻，就要承担婚姻的好和坏。女人，无论你多累，都给你那拖着疲乏的脚步回到家的男人一个温柔的笑脸吧，这不仅是在拯救他，更重要的是在拯救自己的生活。男人，无论你多累，当你的老婆开始抱怨时，去抱抱她，女人很简单，也许就因此恢复了元气，焕发了精神。”

婚姻难题只能认命

周国平坦言，婚姻是件特别难的事儿，“有句话是鲁迅说的，女人身上有女儿性、母性，但是没有妻性，妻性是被逼出来的。男人身上没有丈夫性，但也不是儿子性和父性，是雄性。实际上，性、爱情和婚姻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性是生理学，追寻的是快乐；爱情是美学，追寻的是理想；婚姻是社会学和经济学，追寻的是现实。婚姻最大的困难，就是把这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曲黎敏在书中指出“婚姻是违背本能的”，对此，周国平表示认同：“我同意在一定的程度上婚姻是违背人性的，但是没有办法，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男女相爱，延续后代。”对于种种婚姻中的难题，他表示无奈：“该认命的事就得认命，别跟自己过不去。人性这个东西很矛盾，又想要自由，又想要稳定，最终只能选择稳定，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妥协。”

□“曲”解词语

焦虑

“焦”字，上“隹”下“火”，小火烤小鸟，属于慢慢地煎熬。“虑”为远虑。一切焦虑源于对未来的不确定和难以把握，而产生的煎熬感。在生命的最深处，我和你可能都是绝对的悲观主义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积极乐观地活着。正是前者，决定了我们快乐生活的内涵与界限。

超越

这是个凶险的词，“走”是跑，“超”是在刀口上跑，“越”是在斧钺上跑，都是玩命的事，唯有胆大心细、训练有素的人才可以绝处逢生。所以生命的超越亦如是，要心无旁骛、历尽千险，方能百炼成钢。

孤独

幼而无父曰孤。父亲代表理性，母亲代表感性。“孤”就是活在感性与心灵之中的忧伤的成长。“独”指不群之犬，它不同于温顺的羊群，而是保持着好斗的精神，独而不群。所以孤独是一种伟大的存在，它游离于世俗之外，以不妥协捍卫着高傲的特立独行的尊严。

学者梁文道

●英国从来没有刻意同化香港，所以香港人学英文，学到英文是套工具语言，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没有多少用英文写作的好作家。

●香港在变，香港在重新怀疑过去，而且重新定义什么叫做香港。

●香港以前的年轻人说是政治冷感，只想赚钱。但今天香港年轻人的政治性却浓烈过以前任何一代。

梁文道谈香港，似乎已是老话题。但梁文道在“反蝗虫”事件后谈“重新认识南方，重新认识香港”，却让人不得不驻足。上周六，近千观众挤满方所。讲座晚上七点半开始，梁文道一路追溯“南方海洋中国”的变化。在他看来，“辛亥革命就是一场南方海洋中国的北伐”，而过去的一百年，南方海洋中国向北方重新输入各种各样的观念和想法，构成一浪又一浪的冲击。至于香港的“反蝗虫”等事件，梁文道联系到香港最近谣传内地人来拐卖香港儿童时说，“纳粹兴起前，德国也谣传他们的纯种小孩被日耳曼人掠夺去了，这背后的心理便是社会受到了威胁”。

2008年，梁文道写下《一个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自白》，为香港回归十周年建言，如今，又过去了四年。演讲结束后，他与南都记者谈到了香港的今天。

香港的价值观

南都：讲座中提到香港殖民和反殖民斗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何理解殖民文化？

梁文道：这个东西在香港从来没有被认真梳理过。我觉得殖民文化远比一般人所讲的复杂，我们都以为殖民文化就是一个殖民地的人民被教育成了要认同殖民国，不认同自己本来的身份；我们都以为殖民文化的意思就是殖民地的被殖民者非常钦佩、崇敬、仰望殖民者；我们都以为殖民文化的意思就是殖民者把自己的一套东西带来本地，使得本地的这个文化彻底地被改造，乃至于接近了殖民者自身的文化。这三点都是错误的。

香港人不认同自己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国民的身份，有趣的是英国人也不想你这么认同，这是香港非常独特的地方。香港属于后殖民地时期，当初在威海，英国人来了之后首先建了一个大型建筑，这个公共建筑就是法院，这是告诉当地人，我们英国人的统治靠的是这个，就是法院。你不要说我来欺负你，我来压迫你，我给你讲法的。

大部分香港人是逃难来的，但他也不愿意认同这个殖民族，他认同一种文化中国的概念，而且这个文化中国的概念可以表达得非常极端，甚至激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从李小龙到霍元甲，香港拍的一切武打片、武侠片我们不要忘记其中永恒不变的主题，那就是中国人用功夫打鬼佬。香港导演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什么呢？中国就是功夫。一套传统文化神秘的，对付你们这帮船坚炮利，真枪子弹，所以香港人是这样的状态。

第二点，我们以为他会仰慕西方殖民者，在香港我们有部分人会认为今天英文讲得好，很是一回事，的确我承认在这点上香港被内置了一套关于语言的价值观，觉得英文是最好的。英国从来没有刻意同化香港，所以香港人学英文，学到英文是套工具语言，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没有多少用英文写作的好作家。相反你看印度这样的地方出很多英文很好的作家，因为对他们来讲英文不只是个工具，而是文化跟思考的一部分，是高雅文化。但在香港我们用中文，我们为什么需要用英文来写文学呢？所以你写创作文学的头号选择就是你自己的语文。

最后，殖民时期香港的教育教学生中国历史，但是仿佛把它当成别的国家历史来教。而英国历史他根本不教，他没有教你效忠英女皇，也没有教你要好好当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包括忠诚、牺牲、爱国、荣誉。那是非常独特的一种教育，全世界不会有的。因为所有国家的教育再怎么自由它都有一个公民教育、国民教育的部分。香港的市民理论上是最典型的市民，强调实际、利益的交易，这恰恰是香港人最核心的东西。英国的殖民造成了这个状况，而且英国人有心有力或者是无心无力地推动了香港的这种实际的经济挂帅的倾向。而且英国在香港实行了一套连英国都不会永远实现的制度———所谓“放任经济”。这些东西围绕起来就构成了香港的价值观。

年轻人在改变香港

南都：2008年，你写《一个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如今是否有些许变化？

梁文道：我想讲，最近几年变了，这个变我觉得就是香港的年青一代非常不一样，他们更多的是横向联结。这是因为“九七”后香港面对过好几次大型的政治、经济的危机，比如说“非典”等，这么多事件，加上香港本土越来越拉大了贫富差距，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问香港到底是什么？香港是谁的香港？

香港在变，香港在重新怀疑过去，而且重新定义什么叫做香港。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主力就是这群年轻人，这群年轻人他们不再相信过去成功模式是现实的，那个模式是上一辈的人或者我这代人好好努力念书，好好工作、努力往上爬，你有机会又聪明迟早有一天你能上到社会最顶端。做不了李嘉诚，都做李嘉诚之二、二副手这样的。有一个社会流动的阶梯，很清楚的。但现在年轻人觉得这个阶梯并不存在，就算有他也不想这么走。他们觉得不可能，你上不去了，它已经形成一个垄断的差距拉大的格局。然后对于政治也是一样，香港以前的年轻人说是政治冷感，只想赚钱。但今天香港年轻人的政治性却浓烈过以前任何一代。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些年轻人他们会有很多横向的联结，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现有好多艺术家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今天在香港你从事文化创作就等于意味着你必须要参加社会运动，在年青一代身上，他们整个途径变了，在香港这几年我看到最正面跟积极的变化就是说香港年青一代很有朝气，很有希望，不知道前途如何，乐不乐观，但他们想改变香港。

我该打的仗已经打过了

南都：你自身的感受呢？

梁文道：我那时候的悲观主要是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香港政府跟社会，跟经济体制的不满，我觉得这个体制对文化从来不友善，从来不帮忙，非常糟。而且我是有对比的，因为我曾经有十几年时间写很多谈文化政策的东西，我跟朋友们的那些谈论，甚至已经影响了台湾，而香港是寸步难进；第二我是觉得香港这个地方的文化人不必要再混在香港这个地方，这一点就不是那么悲观的事情，我在想象一种新的空间概念。

过去香港作家，总会觉得我就是香港作家，他很少想到我可以是个住在香港的中国作家。就等于苏童他不会说我只是南京作家，不是中国作家，他是住在南京的中国作家。我换这样的想法意思是说，我们可以住在香港、写香港，但是舞台或者整个心里面想的那个空间概念是扩及到整个中国的。为什么不行呢？谁规定说纽约作家只能是纽约作家，或者巴黎导演只能是巴黎导演，却不能是法国导演那不是很奇怪吗？

过去，我看很多电影奖或者杂志选中国最了不起的十个导演，一个台湾人跟香港人都没有，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侯孝贤、王家卫就一定比不上冯小刚呢？不是，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把你算进去。所以我那篇文章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算进去。我们要进入那个世界，但同时我也表达对香港整个主流体制的不满，那种对它的愤怒。

我觉得今天情况没有变，香港的政府、商界对文化的态度有一点点的进步，但其实不是太明显。真正比较有希望的其实还是什么呢？底下的市民百姓。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年轻人，他们的变化，他们开出一片新天地。但是这也恰恰证明了我当年常讲的一样事情，我觉得我能够为香港文化界做的事已经做完了，我想不到我还能做什么，我尽力了。我该打的仗我打过了，那接下来该是下一代人去做。果然他们做到了我们当年做不到的事情，想到了我们当年想不到的事情。

李银河

在刚刚落幕的全国“两会”召开之前，著名女社会学家李银河发表微博，公开征集愿意递交同性婚姻提案的人大代表。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这不过是她所做的又一次没有结果的努力。

不过她似乎并未因此心灰意冷，依然有滋有味地前往广州散心、会友，享受刚刚退休后的自由生活。瞅准她短暂回京、准备前往英国参加学术会议的间隙，本报记者奔赴北京，对她进行了专访，试图还原这位时常语出惊人、备受争议的知名学者的此时此刻。

2012年的3月，对李银河有些不同寻常。这位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刚刚年满60岁，在同事和学生们的欢送下，正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荣休”。

虽说生活似乎将要归于平静，自诩“五分之一个堂吉诃德”的李银河却仍然满怀热情地继续挑战“风车”。她宣称，目前正在尝试写一部论文式小说，这部论文与小说的混合体，是她的理想国，是她心目中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

在传统文学面前，热衷挑战固有规则的李银河发问——谁规定东西只能怎样写了？她说，没必要按定例裁剪自己的爱好，而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按自己的爱好来创造新的形式，纯文学不是唯一标准。

李银河的确有着堂吉诃德式的固执，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她更是一个永不疲倦的挑战者。在刚刚结束的“两会”，她寻找递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的代表再度未果。对她而言，这已经是11年来的第4次失败。

类似的挑战，类似的碰撞，类似的失败，在李银河近20多年的生命里，其实是一种常态。

像她的学术榜样，暮年的法国大哲学家福柯一样，从1998年起，李银河的每一次讲座、每一种言论，都可能引发新闻。因为在我们须臾不得脱离和超越的现实中，她竭力为之争取权利、大声为之辩护、试图将其从罪孽的指控和混沌的仇恨中解救出来的行为，比如同性恋，多边恋，一夜情，换偶等等，如此超前，如此前卫，甚至，有时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

我们能看到的是，李银河同情、理解的，是社会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也是主流社会断然排斥，至少接受起来无比困难、羞愧难当的行为。因此，除非保持缄默，她的观点一定会与大众的惯性常识激烈相撞。而在这样的碰撞中，伤痕累累的必然是前者。

显然是早已经习惯了这一切，60岁的李银河继续端着“优雅而温柔”的生活态度，只轻轻说了句：“我不急，过10年20年再看”。

对这种事，我一点也不急，我会坚持下去，哪怕10年20年呢，我。

关于提案

相信总有一天会成功

读+：今年“两会”召开之前，您征集愿意递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的人大代表，这事最后又是没有结果吗？您觉得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帮您递交提案？您会一直坚持到什么时候？

李银河：对，这应该是我11年来的第4次努力，但还是没有什么结果。之前找过张晓梅，她本来答应了，后来又不知道什么原因，说不能递交这份提案。社会变迁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因为传统力量往往太过强大，所以在理论研究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文化滞后的现象。对这种事，我一点也不急，我会坚持下去，哪怕10年20年呢，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读+：其实在很多发达国家，同性婚姻合法化也并未实现，您觉得目前在中国提这个问题，是不是太过超前？

李银河：我觉得并不算太超前吧。过几天我要去英国曼彻斯特参加LGDT的研究会议，你知道这四个字母是什么意思吗？它们分别代表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现在在发达国家，哪个政治家如果不懂得这4个字母的含义，他真的没法混下去了。当然，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有8个国家会对同性恋判处死刑。我觉得从历史上来看，在对待同性恋这个问题上，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方面阻力还算小的，我的提议应该算不上特别脱离现实吧。

读+：有位澳大利亚的知名大法官自曝是同性恋，并称您为“My hero”，也有国内的同性恋者称您为“李妈妈”，您跟同性恋人群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李银河：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我就开始接触同性恋者这个弱势群体，当时我是把他们当成单纯的研究对象。但经过这20多年接触下来，我真正走进了他们的生活，我会把他们当成朋友一样来往。我所能做到的，就是替他们争取更多的理解，为他们发声吧。

读+：您觉得20多年来，同性恋人群在中国的境况有改善吗？

李银河：当然有改善。很多年前，同性恋是可以归入“流氓罪”的，但现在同性恋是不会归罪的，社会歧视也相对减轻了很多。现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同性恋酒吧，同性恋组织的活动也比较活跃，其实他们这群人的生活态度非常积极。很多名人也“出柜” （即公开说明自己是同性恋）了，比如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崔子恩，举办电影“金扫帚”奖的程青松等。

读+：很多人有一个担心，那就是一旦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会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引导更多的人成为同性恋，你对此怎么看？

李银河：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根据有关研究表明，决定一个人是否成为同性恋，主要是先天因素。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对同性恋极为严厉的阿拉伯国家，还是对同性恋较为宽松的西方国家，同性恋人群的比例都是稳定在3%-4%左右。

有些女人更为男性化，有些男人更为女性化，这是社会变迁的自然结果，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关于界限

读+：您一直坚持“自愿、私密、成年”的性权利三原则，您也经常说“存在即合理”，但作为一个研究边缘人群和前沿问题的学者，您宽容或不宽容的界限在哪里？

李银河：我说的这个性权利三原则，是在法律层面上来谈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违背这三个原则，就不能归罪。我向来是反对婚外恋、“包二奶”的，这都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因为这些人没有违背性权利三原则，就不应该把他们抓起来判刑之类。道德上的不宽容，与法律上的不宽容，应该是两回事。现在很多人说我提倡婚外恋、换偶之类，这都是歪曲了我的本意。

读+：最近几年，农民工性问题、老年人性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您对这些进行过调查与研究吗？

李银河：特别深入的研究没有，但有所关注。比如说农民工性问题，我听说在一些很贫困的农村，男“光棍”的比例高达1/3，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进城打工的男性民工，在性方面也存在着问题，所以“买春”之类的行为在这些人群中较为普遍。我觉得政府应该把这个问题视为民生问题，想办法加以解决。

至于老年人的性问题，我在写作《中国女人的感情与性》时，进行过调查，由于男女生理的差异，老年男性的确存在性需求可能得不到满足的情况，这在国外，是通过心理疏导、夫妻辅导等手段来解决的，现在我们国内有些地方也有性心理门诊了，可以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读+： “春哥”与“伪娘”现象的增多，引发很多人对当代年轻人性别模糊问题的讨论，这被您称为社会的“中性化焦虑”，请具体解释一下。

李银河：人们对于性别气质都有一个刻板印象，即女人应该啥样，男人应该啥样，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一定的性别规范。我们现有的性别规范，早在很久以前形成，那时“男主外、女主内”，女性穿长裤都会被视为异类。但现在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生活，与男性一样地进行生产劳动，这就决定了女性越来越具有一些“中性化”的气质。

性别规范其实不仅压迫着女人，也压迫了男人，人的性格是多元化的，有些男人天生就是柔弱的，为什么要用性别规范逼迫他强悍呢？有些女人更为男性化，有些男人更为女性化，这是社会变迁的自然结果，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读+： 您发出“惊人之语”时，考虑过后果吗？为何觉得非说不可？又是如何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的？

李银河：看到有不对的事情，总得有人说啊，我为什么不说？每天在网上给我的留言成百上千条，我没法都看都回复，但我感觉还是支持我的人多。有些人素质太差，在网上对我破口大骂，那些语言有时候甚至都把我给气乐了，我实在懒得理会这些人。

【张剑峰】终南文化行者，2008年于终南山下创办《问道》丛书并发起创建传统文化传习基地--终南草堂，著有《寻访终南山隐士》一书。

一个真正向往桃源的人，重要的不在形式而在内心有山水，成为一个隐士犹如行云流水，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每个人都愿意选择让自己和周围人更加自在喜悦的心态来生活。他们住在山中之所以可以这样明净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参悟了生命的真谛。

张剑峰：内心有山水，桃源则得矣

采访王颖娇口述张剑锋

隐士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几年以前无意中看到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关于在中国寻访隐士的书《空谷幽兰》，一口气读完，我内心震撼了，那些文字像一道闪电，梦然照亮了我的生活。那些隐居者的生活正是我向往的，他们的家园就像我久违的家，而那本书中所提到的隐士大部分就住在距离我生活的城市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这本书使我既悲又喜，悲的是我们的文化要一个异国人来指引，而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陌生又不自信，喜的是有这个机缘使“隐士”这个被忽略已久的文化开始显露，自古以来隐士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那些隐逸在山里的人，崇尚道德，过着朴素的生活，活得智慧而有尊严。虽然他们有的甚至像原始人一样住在山洞里，也许在一部分都市人眼中他们可怜如乞丐，但他们大多数都很愉悦，是那种因为远离了欲望而从内心深处升起的对生命自身的喜悦。他们很少依赖固定的经济来源，住在山中自己种菜，他们可以吃得很少，或者阶段性的不吃，有时候甚至有野菜和松树叶子就够了。

寻访隐士的过程就是寻找自我的过程。什么是“道”？其实就是作为人对于真我的探寻，对于生命的态度，对于生活的认知和对于这个社会的观察方式。我从隐士们那里获得的东西使我犹如重生，在山中我看到很多隐居者从来不锁门的，他们对每一个人都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古老而朴素的传统美德，我认为那是全人类都渴望的生活方式。

不可能都去追求速度的生活

一个真正向往桃源的人，重要的不在形式而在内心有山水，这样的人成为一个隐士犹如行云流水，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古代，功成身退名遂是天之道，每一个有智慧的人都会这样选择，基本上没有哪个伟大杰出的人是在繁华中走到生命尽头的。古代有品德的那些人得意的时候会归隐，失意的时候也会归隐，汉宰相张良功成归隐，陶渊明失意归隐田园，他们都是著名的隐士，《易经》中既有“潜龙”也有“飞龙”，我们华夏民族是龙的传人，我们的文化人格中一直体现着龙的特性：龙小可以藏于芥子，大只能见首不见尾，隐士自古以来被称谓人中龙凤，老子就是最著名的人中龙。

当全球范围内不是物质匮乏而是人类对于自然的索取已经到了最危险程度的时候，隐士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就会值得都市人反思。隐居者对于物质的依赖很少，他们热爱自然，不会造成自然的破坏，他们虽然不创造物质但也没有给物质社会带来危害。更重要的是，隐士们保留着一种即将消失的美德，这些美德正是我们缺失的。不谈物质和精神的话，隐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极其普通，它是人对生活追求所呈现的一种自然状态，生活方式本来就应该多元化，不可能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拥挤到城市中去追求速度的生活。

穿越得失，笑看云卷云舒

如果将隐士和我们都市中大多数人对照，就会发现大多数都市人容易患得患失，焦虑。即使成功了，却未必真正幸福，而隐士们的目光会穿越得失，悠然地喝茶，听风，笑看云卷云舒。生活的意义不会绑定在一个具体的事物上，大多数隐士要做的就是如果心灵上有灰尘，那么就时刻洗涤灰尘，给生活中的人和事物更多微笑。

自古以来衡量一个社会是不是最理想主要看人们生活的整体环境和人的精神气质，我们之所以向往汉唐时期，提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因为那是一段精神和物质结合得接近完美的时期，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感叹人心不古，是因为所有人都会认为只有道德社会才是符合人性，并且使人们能更多获得幸福感。

之所以我们开始反思或者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那是我们不小心走了极端，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化讲“中”，我们的民族也是“中华”，可是我们却一度被现象迷失了，在追逐物质和科技文明的路上一路狂奔无法停下来，尽管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失控的马车会很危险。

一切事物达到良好状态都离不开平衡，现代的两种力量一个是加速向前，一个是慢下来，这两种力量在相互较劲，我们需要争取更多人加入到平衡正在失衡的力量中去，这必然会成为一种主流，但确实需要我们具体去做。

1933年在北平

1999年早春，季羡林访台，祭扫胡适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相隔半世纪后重逢，“心情不足为外人道也”。

20世纪一前一后两位“大师”，一个是当年的校长，一个是当年的学生，于1948年12月北大50周年校庆之际别过，从此分道扬镳，天各一方，承接各自的命运。

季羡林回望自己“八十多年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而胡适后来在大陆的待遇，他是亲历者，“……到了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这是一场缺席批判。……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乱哄哄一场闹剧”。

20世纪尚未走完，胡适渐渐被“苏醒”、被“还原”，终至正面登场。

三个多月前，学者周质平在纪念胡适诞辰120周年时感慨：胡适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和中国人重见的时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温和，再度成为中国思想界久旱之后的甘霖……一个“五四”时期的“应时之人物”，一变而成改革开放初期的“先时之人物”，不是胡适思想进步了，而是中国社会倒退了。

张爱玲面对“适之先生不在了”，有暗喻：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禁忌不再，新史料浮出，只是提供了胡适生命旅程的整体图像。重读七八十年前胡适先生的那些言论主张，不知应该鼓舞还是沮丧：话还是那些话，问题还是那些问题，结还是那个结。

今天，面对胡适不曾面对过的错综复杂的现实，我们还想从他那里找出省思当代中国及其未来进程的何种答案？

201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借此机会，我们祭奠这位姓名可直译为“向何处去”的故人，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显得进步了——他的思想在青年时代就已成形，再未更改——而是正当关于中国道路和问题的分歧日渐显明之时，正当众声嘈杂之时，我们不妨回到中国现代思想的源头，回到最初的争执与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