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8月26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山地大猩猩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提供的数字，全世界大约有786只山地大猩猩，生活在刚果(金)、卢旺达和乌干达的山区。幸运的是，由于加强巡逻，防止偷猎以及保护它们的栖息地，这种猿类的数量正在稳步回升。但在数量稳步回升的同时，它们的生存仍面临可怕的威胁。疯狂的偷猎者猎杀成年大猩猩而后捕获幼仔并当成宠物卖掉，从中谋取暴利。

　　1.成功获救

成功获救（图片来源：MGVP, Inc。）

　　维龙加国家公园的官员表示，这只年幼的大猩猩在8月初摆脱偷猎者的魔爪，成功获救。偷猎者可能在刚果(金)维龙加国家公园的布基马地区捕获这只只有8个月大的大猩猩。他们企图将其偷运到卢旺达，最后被警方截获。这只获救的大猩猩被营救人员取名为“艾赫威”(Ihirwe，在卢旺达语中意为幸运)，可能是国际宠物贸易的受害者。至于如何被偷猎者捕获以及家人是否惨遭杀害，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在被警方营救前，“艾赫威”与刚果和卢旺达的偷猎者生活了6天，主要以香蕉和甘蔗为食。警方以非法占有大猩猩为由，将偷猎者关押在吉塞尼。随后，他们与一个名为“山地大猩猩兽医项目”的救助组织取得联系，请求派遣兽医前往监狱。兽医加恩-拉米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只大猩猩将被隔离30天。他说：“走进监狱时，我们看到一名偷猎者朝着大猩猩打喷嚏。它睡在一张床上，身体蜷缩成一个球。”

　　世界自然基金会负责非洲物种保护的高级项目官马修-刘易斯指出，尽管是一个幸运的结局，但这起事件也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暗示大猩猩面临着另外一种威胁。山地大猩猩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提供的数字，全世界大约有786只山地大猩猩，生活在刚果(金)、卢旺达和乌干达的山区。幸运的是，由于加强巡逻，防止偷猎以及保护它们的栖息地，这种猿类的数量正在稳步回升。但刘易斯指出：“现在还不是自满的时候，自认为我们取得巨大成功。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能有任何松懈。”

　　2.孤儿

孤儿（图片来源：MGVP, Inc。）

　　结束“山地大猩猩兽医项目”位于齐尼基的孤儿看护设施的隔离之后，“艾赫威”将被

　　送往另一家名为“塞恩克维克维”(Senkwekwe)的孤儿院，与其他孤儿生活在一起。这家孤儿院是维龙加国家公园的一部分，由刚果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刘易斯指出：“这个中心目前有4个孤儿。他们的目标是，在这些孤儿恢复健康之后将它们放归野外。我们很难预测最终能否成功。”

　　维龙加国家公园负责人以马利-德-莫罗德在自己的博客中指出，几名走私者仍在关押之中，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以确定此次偷猎是否还有更大的行动。德-莫罗德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只年幼的山地大猩猩的身体正在逐渐恢复，卢旺达警方捕获偷猎者是一项引人注目的胜利。这种行为无法原谅同时也让我们感到深深担忧。它折射出我们的巡逻人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2011年，共有11名巡逻员在保护公园时牺牲。我们正通过拆除陷阱、加强反偷猎行动以及进一步加深与当地社区的合作等手段强化保护措施。”

　　3.与工作人员在一起

工作人员在一起（图片来源：MGVP, Inc。）

　　获救的大猩猩与工作人员呆在一起。目前，东部低地大猩猩(一个亚种)的宠物贸易越发猖獗。令刘易斯感到担忧的是，山地大猩猩也会遭此厄运。他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有人居然将大猩猩当成宠物。要知道，它们的体重可长到400磅(约合180公斤)。”

　　很多时候，宠物猿成年之后便难于掌控，只能被关进笼子或者实施安乐死。“将它们当成宠物饲养最终往往是一场悲剧。”刘易斯指出，诱使偷猎者猎捕大猩猩的关键原因就是一些有钱人希望拥有一只大猩猩宠物。反偷猎人员很难找到这些买家，因为黑市交易通常无法追踪。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8月22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最近在象牙高昂价格的驱使下，肯尼亚地区的大量非洲象惨遭屠杀。多数象群均有伤亡，其中一些甚至没有成年母象。偷猎导致非洲象的数量迅速下降。

　　1.年长大象

年长大象

　　6月底，肯尼亚桑布鲁国家保护区的非洲象群的“女族长”卡蒂亚与象群里的其他成员站在一起，几周后它被偷猎者射杀，偷走了象牙。拍摄这张照片时，卡蒂亚正在忍受枪伤的痛楚，这是一次偷猎未遂造成的。它经过内罗毕非营利组织拯救大象的成员治疗后，幸运地存活下来。但是7月12日它再次成为捕猎目标，并最终被枪杀。

　　卡蒂亚去世时大约已有45岁。她撇下8头大象孤儿，其中3头雌性是它自己的女儿。据本周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里说，过去2.5年被偷猎的桑布鲁大象比之前的11年还多。事实上，2011年对桑布鲁的象群来说更为糟糕：今年的前5月出现有记录以来最高的偷猎率。拯救大象的科学主管、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那篇论文的联合作者乔治-维特梅尔说：“卡蒂亚其实是今年已知的第8或第9头被偷猎的大象。”

　　2.医疗救治

医疗救治

　　从今年夏季拍摄的这张照片上看，在被偷猎者射杀的几周前，身中麻醉枪的卡蒂亚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处于昏迷状态。拯救大象和北部农场信托的工作人员利用麻醉枪麻醉卡蒂亚，以便可以靠近它，清除一次偷猎未遂留在它身体里的弹片。该科研组还借这次机会，给它安装了一个无线电项圈。

　　维特梅尔说：“我们仅给被选中的大象佩戴无线电项圈。我们之所以给卡蒂亚安装，是因为我们想给它治疗伤口，监控它的健康状况，看一看它会去哪里，或许由此可以得知它是在哪里遭袭的。”科学家表示，现在卡蒂亚已经死亡，它象群里的8头孤儿(从4岁到大约12岁)以后的命运还不知道会如何。他说：“一个由更年轻、没有经验的母象带领的象群，一般死亡率会更高，尤其是在干旱季节。它们没有相应的生态学知识，在困难时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水和觅食，受到威胁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3.象群齐鸣

象群齐鸣

　　6月底，营救工作者正忙着把昏迷不醒的卡蒂亚体内的子弹取出时，它带领的8头年轻大象在距离较远的地方一直叫个不停。拯救大象的创始人道格拉斯-汉米尔顿表示，最近桑布鲁被杀大象的数量直线上升，这是受到亚洲对象牙的需求量增加的驱使。

　　汉米尔顿也是这周发表的有关桑布鲁大象遭偷猎的论文的联合作者，他说：“现在象牙的价格非常高，这促使当地罪犯开始偷猎大象。阻止(偷猎)的唯一方法就是降低人们对象牙的需求量。”

微博，如今已经成为信息发布以及情感表达的即时渠道，越来越多的人也因此渐渐成为了“微博控”，人们在通过微博更加便利的获知信息的同时，很多生活方式也悄悄的发生了改变。今日本报长假报道中有关微博的两条信息，就可以佐证微博的力量。

在A3版的长假报道中，由于中山陵当天人满为患，“南京路况直播间”通过新浪微博发出紧急信息，“请准备去中山陵的车友注意，由于中山陵内车辆饱和，目前暂时不能进入！”相信这样的微博发布后，会有很多人改变主意，另去他处。这就是微博的力量。

而在A4版的长假报道中，说的则是微博兴起后带来的另一个显著变化。过去，在长假期间，手机几乎总是要被各种短信所塞满，大家为此可谓是烦不胜烦。然而微博的出现，使得各种祝福短信迅速降温，朋友间的祝福全部用微博给@解决了。在新浪“微博庆十一”这一热门话题上，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半，已有2600多万条相关微博，国庆到哪出游、吃了啥好吃的、和亲友聚会，都成了网友热晒的话题。这同样是微博的力量。

微博慢慢的取代短信，成为朋友间亲人间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新方式，微博的力量也无需赘述。明天就是重阳节了，这是我国传统的“老人节”、“敬老节”，在这一天，我们可以通过微博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我们更需要走出微博，带着自己已经年迈的父母出去走一走，好好的陪陪父母和老人，我们不必去赶中山陵那些人满为患的地方，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表达情感，比如带他们吃吃饭休休闲，其实只要能够陪在父母老人身边，他们就是快乐的。

曾有诗云：“重九江村午宴开，奉觞祝寿菊花醅。明年更比今年健，共把青春倒挽回。”说的正是在重阳节这一天，晚辈们通过宴会赏菊等形式表达对老人们的祝愿。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优越的今天，我们需要摆脱网络世界，让微博成为感情抒发“添加剂”而不是“主战场”。

自从杨幂主演的电影《孤岛惊魂》票房成功后，一大批中小成本电影也将票房寄托在粉丝观众身上。片商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呢？《五月天追梦3DNA》的监制陈鸿元表示，粉丝电影的成功也要靠电影的品质，不能仅仅靠赚粉丝的钱，否则是“自杀”。而业内人士则建议，“只有注重电影质量的作品，才能让偶像名利双收。”

谈及该片的制作，监制陈鸿元告诉记者：“2006年迪斯尼制作的3D版《麦莉·赛勒斯演唱会纪实》，一开始也不被外界看好，结果却获得了上亿美元的票房，两年前我们启动‘追梦’计划，就是因为3D技术的发展得以把演唱会搬进电影院。”对于目标消费群体，陈鸿元坦言粉丝观众是他们在市场调研前期就重点考虑到的目标群体，“我们开拍前做过调查，五月天在内地的铁杆歌迷至少有100万，王力宏的电影《恋爱通告》票房可以拿到6000万元，《孤岛惊魂》仅凭杨幂就拿到9000万元。因此我们对《五月天追梦3DNA》的票房很有信心。”陈鸿元还透露，早在上映前，《五月天追梦3DNA》的广告就收回了80%的成本，所以在票房上并没有太大压力。

此外，陈鸿元还将“粉丝电影”归结为一种新的类型片，主打粉丝群体，对特定人群有着非看不可的意义。他认为“粉丝营销”是粉丝电影成功的重要环节，“《五月天追梦3DNA》粉丝包场观影活动的策划从始至终有条不紊，组织、召集、买票、买礼物以及与影院沟通等等细节都分工到位，还有粉丝反复看片，不亚于专业的宣传公司。而且，粉丝包场、反复观看对电影的意义，不仅仅是贡献票房那么简单，更重要在于形成社会话题。首先，影片本身的故事就充分考虑了‘讨好粉丝’，片中的三个故事不是凭空虚造的，是从粉丝来信中筛选出来的，然后进行加工、改编。”

陈鸿元希望粉丝间的竞争是良性竞争，“粉丝的竞争，对片方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五月天了解他们的粉丝，相比其他一些歌手的粉丝，五月天粉丝是偏理性的，不希望这种疯狂的状态出现。”不过，陈鸿元也认为，“粉丝电影”赚票房也要靠电影的品质，而不能仅仅是赚粉丝钱，否则只会是“自杀”。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粉丝电影”凭借人气偶像的出演能赚来可观的票房收入，但并不意味着能赢得好的口碑。只注重明星本身的力量，而忽略剧本、导演等要素的电影，终究不是成功的作品，而低品质的影片也会对参演的明星产生相反的宣传效果。唯有真正高品质的“粉丝电影”，才能帮助这些偶像真正“名”、“利”双收。

成都商报讯（记者 陈玲莉 摄影记者 卢祥龙）昨晚，成都工业文明博物馆二楼露台上，阵阵送爽秋风里，一场名为“特别文化区”的茶话会如期上演。参加2011成都双年展建筑展的荷兰组合“Go West Project”（西行计划）的两名成员——Michiel Hulshof和Daan Roggeveen，与数十名成都本土艺术家、文化人士围桌而坐，展开了一场有趣的对话。这两位荷兰友人提出了一个美妙的建议：既然可以有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概念推广开来，让成都成为下一个文化特区？

聚焦西部城市发展

“西行计划”是一个独立运营的跨学科研究智库，只有3名成员。昨晚现身的是来自荷兰的驻华记者Michiel Hulshof和建筑师Daan Roggeveen。两人3年前在上海创立了该组织，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西部新兴大都市的发展及变化。过去的2年里，两人足迹遍及武汉、西安、重庆、成都、昆明等16个城市，以建筑学和纪实的视角记录了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城市化现状，并集结成书《城市如何移向孙先生——新生的中国的大城市》。

“这本书3个星期前在阿姆斯特丹刚做了首轮发布，这次活动是在中国的首次发布活动。”Michiel Hulshof介绍，他和同伴Daan Roggeveen在各地看到了很多在城市建设中的独特、有趣的现象：在重庆，他们跟着住在建筑工地板房中的窦师傅（注：音译）同吃同住，观测到了城市“流动村庄”的生存实况；在武汉，他们重点调研该市的中央商务区建设，了解了这个旨在向伦敦商务区看齐的项目；在西安，他们跟着一个市民看房团跑去看未来的小区规划……“我们发现大部分新兴大城市之前把大量的力量投入到了商业街区、民用住宅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上，现在这些建设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联通这些建筑，也就说如何通过文化建设，让我们的城市居民有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更有品质的生活氛围、更美好的文化艺术享受……”

关注未来成都：

建议打造“文化特区”

建筑师Daan Roggeveen介绍，调研小组把文化建设这方面的重点研究放到了成都这座奇特的城市上，“关于文化生活的主题，我们选择了到成都来做，这是我们第4次来成都，现在和这里的很多人都成了朋友。我们也了解到了这里的方方面面的文化生活，有政府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比如这次的双年展；也有很多有特色的草根文化，比如说小酒馆的音乐、宽窄巷子的诗歌……”两人还兴致勃勃地提出了自己的构思，既然这些新兴城市都正在或将要面临文化建设上的发展问题，为何不效仿当初深圳的经济特区的概念，吃下“文化特区”这块美味的蛋糕？“中国之前的经济特区的概念世界闻名，比如说深圳经济特区，当时理念是非常先进的。我们借由深圳特区的理念来想文化，有没有可能在成都做一个文化特区？”

两位荷兰艺术家向昨晚到场的成都建筑师、艺术家、教育家、策展人、媒体人士们抛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命题：“如果要把成都打造成文化特区，还需要做些什么？”甚至较真地向每个小组发了个红包，红包里装着他们想出来的各种问题，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有用的答案。“这些答案我们会认真考虑，将来还会集结成书。”Daan Roggeveen表示，整个“西行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这些正在迅速崛起的但还不为世界所知的中国内陆城市推广给全世界。

昨晚参加“茶话会”的成都文化人们也非常有兴致地将讨论好的意见装到红包中送给了这两位热情的荷兰朋友，这些意见五花八门，正在推广独立电影“城市之光”项目的策展人董媛春希望政府能够多加支持公共文化场所的设备建设，而来自教育家们的建议则是希望在“城乡统筹”这一独特优势上作出特色文化。

　　科学家们已经发现，那些经常“一心多用”的人，恰恰有着最糟糕的记忆力。不仅如此，一心多用的人还容易患狂躁症、胃病、心血管病，甚至社交能力都会变差。 

　　“一心多用”只会让我们损失更多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怎么可以这么健忘。” 一位女士感叹自己因记忆力严重衰退，总是会漏掉一些重要的事，“从早上起床的那一秒，我就要同时做很多事———我要穿戴整齐，把孩子们从床上叫起来，同时规划当天的第一个会议———如果我不这么同时进行的话，这一天我很难完成那些我需要完成的事。有时候我真的担心自己会精神错乱，我总是因为忘记事情而犯错误，从而又有更多事情去处理。”

　　科学家们已经发现，那些经常“一心多用”的人，恰恰有着最糟糕的记忆力。不仅如此，一心多用的人还容易患狂躁症、胃病、心血管病，甚至社交能力都会变差。

　　信息量过多，接受速度会慢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埃亚勒·奥斐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他说：“一切都分散着人们的注意力。当人们始终在接受眼前的所有信息时，他们就难以令头脑中已存储的信息保持独立。”另一位科学家安东尼·瓦格纳也说，“无法过滤信息，意味着会受到无关信息的影响，导致处理信息速度变慢。”

　　研究人员利用层析X线照相法，去观察大脑的活动，发现人们在处理多件事情时，是大脑额叶前部皮层在发挥关键作用。额叶前部皮层能提高人的工作效率，但它只是在迅速调节两件事先后处理的顺序，有时这种转换速度可以快到让我们产生“同时进行”的幻觉。大脑处理两件事的转换需要时间，人们可以通过练习缩短转换时间，却不可能将其缩短到任意小的数值。而且练习所产生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事情的难易程度。

　　加州大学科学家马克的研究也显示，当人们在不同工作中换来换去时，他们工作速度的确快，但效率其实很低。

　　研究人员指出，除了一心多用处理工作事务，我们如今还有铺天盖地的新信息需要去消化和记忆。互联网、移动电话、电视和其它电子产品里，都源源不断涌现出新鲜事物，科学家估计，如今人们希望大脑一天之中可以尽量去处理完的信息量，相当于100年前，我们的曾祖母整整一个星期收到的信息量。“当不同信息同时涌现在记忆中，人们会无法筛选出与当前目标不相关的信息，甚至还会禁不住去思考那些尚未开始做的事情，于是会出现顾此失彼。”

　　长期一心多用，影响身心健康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边走路边说话会损害健康。由于说话和呼吸属于大脑同一区域控制，边走路边说话会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神经信号传输的中断，腹部肌肉活动减弱，脊椎等部位也易受损。同样，如果一边进食，一边思考问题，或一边进食，一边看书、看电视，由于大量血液要供应脑部工作，会直接影响胃肠道的血液供应。长此以往，会导致胃病发生。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一系列危险的精神问题，比如成年人的狂躁症，或者孩子的学习障碍和自闭症等。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学家厄尔·米勒研究证实，同时做两件或多件事需要付出更多脑力。他对志愿者进行脑部扫描，发现同时处理不同工作时，即使面前有很多看得见的物体，也仅有一两件会引起大脑的反应，这表明我们实际上只能集中精力做一两件事。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在处理太多不同工作时，只会来回忙碌，做无用功，因此容易导致大脑的处理能力透支并引发严重脑部问题。

　　澳洲中央昆士兰大学行为科学家艾伦·基恩博士认为，“一心多用”是狂躁症蔓延的重要因素。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大脑中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包括应激激素指标的长期增加。这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好斗并且容易冲动，同时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长远来看，“一心多用”引起的心理和治理损耗会导致更普遍的危害，年轻一代面临的危险尤其大。

　　年轻人“一心多用”时间越长，集中注意力能力就越差。边学习边做别的事，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因此美国神经科学家加雷·斯默警告说，在性格形成时期总是“一心多用”的孩子，社交能力会变差，他们会误解甚至无法理解那些微妙的、非言语的信息。

　　运动与睡眠，有助提高效率

　　研究人员认为习惯长期“一心多用”的人，可能要么是先天的注意力不集中，要么是因为一次性吸收太多东西，导致认知控制受损。

　　想要改善这种状况，首先要我们有意识地去主动停止一些“一心多用”的做法。比如你在查邮件，就别在那个时候接电话；如果你在阅读，就把电视关上……有时候最简单的方法最有效。

　　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让自己保证足够的睡眠，睡眠对于记忆至关重要，它能帮助我们消化和巩固白天获得的信息。以色列海法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上午学习一项新任务后，那些有90分钟午睡的人，在一天结束时能够回忆出上午学习的新任务的信息量，明显要比那些没有午睡的人多得多。

　　锻炼身体和活跃大脑也是一种自我救治的方法。任何身体锻炼，如每天慢跑或游泳，都可以促进身体产生一种可以提高记忆力的化学物质，做填字游戏或数独游戏则可以保持大脑活跃。当你保持充沛的体力与清醒的大脑，试问又有多少事可以难倒你呢？
 

　　这张示意图显示的是行星HD 85512b正围绕它的太阳HD 85512运行。这是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距离地球约35光年。行星HD 85512b的质量约为地球的3.6倍。关键的一点是它运行的位置大致位于宜居带的边缘，这就意味着它的表面或许存在着液态水，也因此可能会存在适合生命生存的环境

　　这是银河系核心位置的多波段图像。这里是银河系中恒星和行星密度最高的区域，但是这里同样有着更高频率的超新星爆发

这是一张想象图，显示一次近距离的超新星爆发将摧毁一颗宜居行星上的所有生命形式

　　北京时间9月30日消息，据美国太空网报道，我们当然可以确信银河系中存在着生命，那就是我们自己。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致力于更多的了解我们最初是如何出现在这颗星球之上的，以及我们的生存需要满足哪些条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在宇宙的其它角落，这样的条件是否可以复制？我们在宇宙之中是孤独的存在吗？实践显示，当进行这样的探寻时，应当将目光放眼整个星系，而非仅仅局限于某些可能适合生命存在的行星，或者只盯着我们自身所在太阳系中的宜居带不放。

　　银河系宜居带

　　我们的行星距离太阳距离的远近，我们的行星上的大气环境，碳循环模式以及液态水的存在，所有这些都告诉了我们诸多有关生命在这样一颗岩石行星表面起源和生存的重要信息。行星距离太阳的这一适当距离被称为“宜居带”，这样称呼是因为位于这一距离范围内的行星表面的水可以以液态形式存在。相比之下，如果距离过远，水会结冰，如果太近，则会蒸发。

　　哥白尼的理论告诉我们，我们的行星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行星系中的一颗典型的行星而已，毫无特别之处。这一概念启发了天文学家，他们开始从更宏观的角度着眼，目光所及越过了我们这个小小行星系的边界，投向了更加深邃的太空。

　　具体的说就是，天文学家们开始在更高层次上思考宜居带的概念：是否存在某种银河宜居带，在这样一个区域内更加容易形成适宜生命存在的行星系？出现这样的想法应当是非常符合逻辑的：既然太阳系中距离太阳的适当距离可以定义为太阳系层面的“宜居带”，那么在更高级别上，距离银河系中心的适当距离也应当可以定义一个“银河宜居带”。

　　有关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皮特·伍德(Peter Ward)以及天文学家和宇宙生物学家唐纳德·布朗利(Donald Brownlee)在他们合著的《孤独地球》(Rare Earth)一书中提出的。但这一概念实际上却是和哥白尼理论体系相对立的。

　　一些杰出的天文学家如卡尔·萨根和弗兰克·德雷克都倾向于采纳基于哥白尼理论模型的“生命普适”观点，这一理论支持这样一种观念，即宇宙中可以存在其它形式的复杂生命体。而伍德和布朗利则坚持认为在我们的银河系中，我们的地球以及允许生命存在的环境是罕见的，因此生命将是极其不寻常的现象。他们的这一观点基本上符合著名的费米佯谬的描述。即：如果银河系中充满了生命，那么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发现它们的任何蛛丝马迹？如果它们真的存在，它们在哪？对于这一著名的“费米之问”，伍德和布朗利给出的答案是：进化到微生物阶段以上的外星生命本就极其稀少，向复杂生命的进化需要极端苛刻的条件，而每一样这样的条件出现的可能性都是极其微小的，也就是说：生命根本不是普遍存在的，生命是罕见的现象。

　　简单的说，伍德和布朗利认为银河系中绝大多数区域是根本不适合生命生存的。他们认为银河系中仅有很窄的一道环状区域可能适合生命存在，即“银河系宜居带”。

　　自从这一理论被提出之后又许多天文学家对这一观点进行思考，看来并不是所有专业天文学家都同意伍德和布朗利有关“孤独地球”的观点。

　　银河中心部位更适合生存？

　　最近美国宇航局宇宙生物学研究所的麦克·古瓦洛克(Michael Gowanlock)博士和他的同行，加拿大特伦特大学的大卫·帕顿(David Patton)以及萨宾·麦克康奈尔(Sabine McConnell)进行了一项有关银河宜居带的研究就显示，尽管银河系靠近核心的区域确实环境险恶，但是却可能成为最适宜生命生存的环境区域。

　　他们的相关论文后来发表在了《宇宙生物学》杂志上，他们有关生命宜居的概念主要基于三个基本参数：超新星爆发率，金属性(即除去氢和氦之外的重元素丰度，这是形成行星的基本材料)以及复杂生命进化所需要的时间。他们的研究发现，尽管由于在银河系内侧(即距离银心8100光年以内)，这里的恒星密度要比外侧高得多，因而这里的超新星爆发频率也高得多。这样的爆发会摧毁很多行星上可能存在的生命，但是这里让生命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却要比银河系外缘高出10倍。

　　这一研究结果和之前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冲突的，如银河宜居带理论指出，只有距离银心大约2.28万~2.93万光年之间的区域才是可能适合生命存在的。我们的太阳系运行轨道距离银河系中心大约2.6万光年，正好位于银河宜居带之内，却远远位于古瓦洛克小组提出的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区域之外。

　　那么为何古瓦洛克小组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呢？古瓦洛克本人解释说：“我们将金属丰度和行星形成速率进行了关联。”重元素(天文学上称之为“金属”)是由死亡的恒星产生的，而恒星诞生和死亡，这样的循环发生的次数越多就会有越多的重元素被制造出来。从星系历史的角度看，恒星诞生和消亡过程发生频率最为剧烈的区域是靠近银河系核心的位置。

　　古瓦洛克说：“银河系内侧是金属丰富最高的，而银河系外侧这一指数就要低得多。因此银河系内侧位置行星的数量也应当远多于银河系外侧。因为重元素是形成行星的原始建筑材料，而在银河系核心区域这样的材料密度是最高的。”

　　然而在这一区域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超新星爆发。古瓦洛克的小组考虑到了这一因素并进行了计算机模拟演算。他们对两种最常见的超新星爆发模式进行了模拟，即两颗白矮星合并所引发的Ia型超新星爆发，以及大质量恒星塌缩引发的II型超新星爆发。

　　铝26是II型超新星爆发的常见副产品，通过对银河系中铝26同位素丰度的测量让天文学家们得以计算出这一区域II型超新星爆发的频率大约为每50年发生一次。而根据以往的计算数据，一次超新星爆发将彻底摧毁距离其半径30光年以内的所有生命。

　　古瓦洛克说：“在我们的模型中，我们假定氧气的积聚以及臭氧层的出现是保障生命存活的必要条件。超新星爆发可以摧毁行星大气上空的臭氧层，于是生命便会处于危机之中。”

　　研究小组进行的计算显示，我们银河系中的大部分恒星至少在其生命史中的一部分时间里将是沉浸在附近超新星爆发的辐射中度过的。只有大约30%的恒星可以幸免于难并具备发展出生命的环境条件。

　　古瓦洛克表示：“超新星爆发将可以摧毁距离其6.5~98光年范围内的生命，具体要取决于超新星爆发的规模和形式。在我们的模型中，这种毁灭起作用的距离并非固定不变，因为一些超新星爆发的威力要远大于另外一些。”

　　正是依据这些判据，古瓦洛克指出，尽管由于较低的恒星密度，以及更少的超新星爆发，在银河系外侧会更加安全。但是银河系内侧的高金属丰度意味着更高速率的行星形成，计算显示在银河系内侧找到幸存的，没有被摧毁的有生命行星的几率要比银河系外侧高出10倍。然而古瓦洛克小组的理论中没有排除银河系内任何一个区域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只是说其它区域“比较不可能出现生命”。

　　这样便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太阳系远远位于古瓦洛克圈定的范围之外。同时这一理论也给了“搜寻外星智慧生命”(SETI)项目以新的希望：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将搜寻的目光投向银河系的核心地带。

　　孰是孰非？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一理论观点。如伍德和布朗利便指出，太阳系所在的位置要比古瓦洛克模型中指定的区域安全的多，宜居的多。因为在银河系内侧，由于恒星密度过高，围绕恒星运行的行星轨道很容易遭遇从过于接近的距离上通过的其它恒星体引力的影响而偏离轨道，从而导致毁灭性的结果。其它科学家也对这一理论体系中所作的一些假设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如银河系内宜居行星的比例，以及处于潮汐锁定状态下的行星是否真的可以存在宜居环境等等。

　　吉姆·卡斯滕(Jim Kasting)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是《如何找到宜居行星》一书的作者。他说：“他们所作的一些假设可能太过自信了。他们似乎远远走在了其他人的前头，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仍在考虑这些问题，而他们已经给出了具体的假设。”

　　然而，也有支持这一理论的科学同行。列维·达特尼尔(Lewis Dartnell)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位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宇宙生物学家，他说：“这是迄今为止针对银河系宜居带问题所作的最为详尽的研究。它的结论是很有趣的，他们指出白矮星超新星爆发对宜居行星上复杂生命体的危害是大质量恒星塌缩引发超新星爆发的5倍，这很有意思。”

　　银河宜居带并非是一条静止的环带，古瓦洛克小组的论文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银河系的高金属丰度区域将逐渐向外侧扩展。他说：“这也是为什么形成时间较晚的恒星更加容易拥有类地行星。”这样看起来，或许我们银河系中生命活动的高峰期还没到来呢！(晨风)

最近浏览内地一份颇受欢迎的生活周刊网站，看到一个谈论近十年摇滚音乐的栏目。说来奇怪得很，十年当中，讲得最多的，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人和那几个乐团，而且不少人今天已届古稀之年，例如2001年谈到的伦纳德科恩，到今年已77岁；崔健则从十年前一直谈到去年的“跨界之年”，今年曾到北京和上海演出的鲍勃·迪伦，更是年年都讲。

与年轻、反叛分不开的摇滚，是否已经变为化石？

事实上，从笔者电脑硬盘里储存的mp3以及角落里布满尘埃的CD，都在告诉我们，摇滚已好像是一个夕阳工业，如果没有一票古稀老人撑住，摇滚随时都可以下葬。

这或许是战后婴孩潮的集体怀古情怀所致，而娱乐事业的老板亦乐意推波助澜，从中牟利，这总比花钱栽培未来之星更可靠。所以唱片公司每逢过年过节，总会用崭新的数码科技重新发行老牌乐队的老唱片，将剩余价值榨取得淋漓尽致。

其实今天的新科技，也是造成摇滚一直活在从前的帮凶。今天人手一台的iPod、容量日趋庞大的电脑硬盘、快速轻便的数据传送，把我们剪不断理还乱的片片旧日情怀，很方便地装在一个几乎可以永保新鲜的小箱子里面，每到心血来潮，随便按一下，猫王就可以音容并茂地在你耳边倾诉“温柔地爱我吧”。甚至连YouTube，不管你要看多少年前的鲍勃·迪伦，它都不会让你失望。

这是一个极具讽刺的现象。我们现代人追求新科技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电脑速度越来越快、容量也是从megabyte到gigabyte到现在的terabyte，但我们要保留的，却仍是早前的眷恋和回忆。而正是这种怀古心态作怪，间接阻滞了现代流行文化的创新。不要忘记，有些年轻人也因为父辈的口味，恋上了足可做他们祖父母的摇滚歌手。

战后婴儿潮的爵士乐迷又何尝不是翻来覆去地听小号手米尔斯戴维斯的唱片，虽然戴维斯已作古整整二十年。他的官方网页今天还在推销他在1967年欧洲巡回演出的现场CD呢！

或许有人说，现代人玩摇滚音乐跟以前差远了，这可能是事实，因为今天无论如何，也很难再找到另一队披头四或滚石。这个情况，就好像我父亲说的，现在唱京剧的哪能跟马连良、周信芳比。

近期，艺术界一年一度的秋拍盛会正在预展和热身中，各大拍卖公司如苏富比、佳士得、中国嘉德、北京荣宝等都已推出重点主题或进行预展。这其中，中国当代艺术再次备受关注。2011年的春拍，中国当代艺术品迭创新纪录。尤其在苏富比春拍"尤伦斯专场"、"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专场"中，中国当代艺术强劲复苏，很多作品拍出天价，有的大大超过了古典艺术作品。资本对艺术品的疯抢，令人惊叹。

中国当代艺术春拍中的抢眼表现，让各大拍卖公司对其秋拍仍然抱着高昂的信心，佳士得等都准备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拍卖专场。那么，颇有泡沫味道的中国当代艺术为何身价暴涨？究竟是谁绑架了艺术品市场？而中国当代艺术的艺术价值又怎样评判？在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热的现象中，这些问题引人关注和思考。

为此，《法治周末》特地约访了近期回国讲学的艺术评论家段炼先生。段炼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威廉大学等美国高校任职，现为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教授，旅居海外20多年，一直从事现代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研究。他虽身在海外，但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却颇多关心。他对当代艺术商业性的分析和批评，几乎是一针见血；而对于陈丹青这样的画家，他将其比喻为"一条蚯蚓"。

段炼

中国当代艺术能够在西方具有一席之地，被他们写进艺术史，就是因为中国当代艺术被打上了政治标签，而不是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具有艺术价值。这个我们应该清楚。

法治周末特约记者朱航满

艺术市场，发疯了

《法治周末》：现在中国出现了当代艺术投资热，许多当代画家的画作屡屡被拍卖出高价，诸如刘小东，他的画作甚至比一些我们认为古代或现代的经典画作还要昂贵，这正常吗？

段炼：首先我可以说，这种现象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是面对这种现象，你要看到两种情况：一种是那么高的价钱，画家实际上并没有得到钱，这点大家要很清楚；另一种是画家得到钱了，但是画家并没有得到那么多。也就是在整个艺术市场买卖操作的背后，是有另外一种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画商。画商在那里操纵着整个市场，所以有刘小东的画拍出高价这样的事。

在当代，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刘小东都是很好的画家。他前两年有一张画《三峡新移民》，这幅画卖了近三千万元，刘小东实际上没有拿到那么多，拿大头的是背后操作这个事情的画商。而且好玩的是，这幅画的买主，是一个做餐饮业的北京商人。刘小东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评价是，发疯了。就是说整个艺术市场发疯了。

那么就有人问这个餐饮业的老板，你花近三千万元买这幅画，究竟是要干什么呢？打算怎么处理呢？因为这个价钱顶天了，几乎没有升值空间了，怎么办？买家说："我挂在餐厅里。"对于画家来说，近三千万元的画作，这个价钱就等于国宝了，而你挂在餐厅里等于完蛋了。

尤伦斯，耍了我们？

《法治周末》：今年四月份，尤伦斯美术馆拍卖了其在中国收藏的当代艺术作品，所有作品无一流拍，且不断刷新拍卖纪录，引发了人们对当代艺术的思考。你怎么评价尤伦斯的做法？

段炼：外国画商，通过低价购入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经过几番炒作，炒到很高了之后，再把它们出手。尤伦斯美术馆就是这样。而最后接手的是中国人，中国那些发财的人，拿着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看见艺术投资可以赚钱就去投资艺术，但等他们接了手之后就出不去了。这是当前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

尤伦斯在中国当代美术到了天价的时候，它突然宣布要撤退，中国当代美术界全都傻了。这个事情因为闹得太大，大家感觉似乎被人耍了。

最近我看到一个美术界的新闻，尤伦斯说它没有撤退，这个说法不过是一个策略而已。因为它撤退的时候，中国艺术已经被它炒到顶，赚不了钱了。现在，它把货全部抛出去之后，转移战场，到印度去如法炮制。

《法治周末》：这对于中国的艺术界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段炼：我们从尤伦斯的操作，再看刘小东那近三千万元的画，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商人接了这个单。所以我们说，当代中国艺术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刘小东肯定是个好画家，他的画也是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但是三千万元，这个太荒唐了，刘小东自己都认为是发疯了。

但是出现这么几个之后，就会出现一个跟风效应。很多人都会跟着他们，觉得我也会发点财啊，我发不了三千万元的大财，发点小财吧，三百万元、三十万元也可以吧。所以这种心理，会引发整个当代中国美术的爆发。

其实，我们应该有一种金字塔眼光，走在金字塔顶端的，毕竟是少数，越到底层越多。底层的人不但卖不了高价，甚至生活都很困难，你到北京宋庄去看看，夸张一点说，那里的画家多如牛毛。每个画家的作品要想都卖一千万元，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宋庄大多数画家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很多人生活得很窘迫。国外有些人，把他们称作饥饿艺术家。这个称呼也就告诉我们，靠艺术为生的人，毕竟是少数。

国内艺术界，分化得很厉害，做商业艺术的、做纯艺术的、做实用艺术的等各个方向都有。做纯艺术的，你如果在金字塔的底层，画卖不出去，可以说生存都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