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柏格森，曾把我们的文明称为“激发情欲的文明”。当然，这样一种看法并不十分公允，但是，我们如果看看人类历史上不同的阶段，出现的那些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的绘画和雕刻中的裸体表现，庸俗不堪的流行的爱情小说，加上爱情“调味品”的电影艺术，杂志封面设计、广告宣传热衷于使用美女照片，以及那一种被称为“最粗俗也最兽性的”的色情艺术等等，则无不证明柏格森的这句话，还是很有一部分道理的。

如今，是商业时代，在这个被称为“欲望的社会”里，这个特点决定了它的文化工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很多是刺激感官，重视官能享乐，诉求欲望本能，消费至上，娱乐至死，带有浓重的商业文化气息……

8月30日《新京报》刊登名为《重口味电视剧很难长久》的文化批评，文中对目前一些影视文娱作品中越来越流行乃至越来越泛滥的所谓“重口味”现象的批评，很令人深思。现在，娱乐文化工业总是倾向于给受众提供更刺激的享受和更强烈的快感，让人们欲罢不能，长期浸泡其中而习焉不察。闪耀在荧屏上的电视剧，纷纷加入了“雷”、“虐”、“黄”等各种调剂，从情节到台词，口味都在持续加重。纯爱的言情剧，被拍得像恐怖片，像性教育片，甚至“情节以虐取胜”。《国色天香》里，男二号还将女主角绑架、鞭打、凌虐，最后把她的骨灰加水喝了；《新还珠格格》里太后喊五阿哥回宫“圆房”的一段戏太直白、露骨，以致有“台词涉黄”之说；《新水浒传》中的香艳“床戏”尺度之大，十分罕见。在这样一些电视剧中，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创作者都倾向于给观众提供更大的刺激和快感，让观众的欲望始终处于不断膨胀的进程中，而这又召唤着创作者的快感革新……

当下影视艺术创作中这样的一味追求“重口味”的现象，很有代表性，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显然，这种文艺创作，走的是为了商业利益，市场原则第一，收视率第一，激发情欲，刺激感官，重视官能感受的路数，但这样的文娱产品又怎能叫做文艺上的“革新”呢？

中国新闻网8月29日刊登《舞剧<金瓶梅>启用性道具，场景似春宫图》的文化报道：中国四大禁书之一《金瓶梅》一向令人“闻之色变”，将这部作品搬上芭蕾舞台，在国内乃至世界都是第一次。该剧公布巡演以来，就因“情色”话题备受关注，甚至在门票上都注明了“18岁以下观众谢绝”的字样。芭蕾《金瓶梅》以潘金莲作为叙述的支点，从她对武松的渴望和对西门庆的野心，将武松、武大、西门庆、瓶儿与春梅等人物带上舞台。全剧舞美分“白”、“红”、“黑”三幕，力求每一个场景就像一张油画《春宫图》。道具上，更是大胆启用了“摇床”等古代性道具……该剧片花很早就在网上流传，性感唯美的舞蹈，令网友连呼“惊艳”。有的观众说，光看那些美得浓艳的宣传剧照，就已经足够撩得心痒痒。但也有人质疑，这“只看出赤裸裸的情色”……

或许不能否认，芭蕾《金瓶梅》经过了精巧的构思、精致的设计、丰富的舞蹈语汇表现这样的艺术化的处理，甚至采用富于宗教色彩的寺院钟铃声来衬托剧情……但在这样的艺术表现背后，本质上透露的仍然不过是一种“激发情欲”的内容，或者借用卢梭的一句话说，不过是“一种精装的纵欲罢了”。

文艺中的这些“重口味”，不管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好，一种艺术趣味也好，或者作为一种艺术的观点也好，都牵涉到了欲望、情色这些内容，这是一种本能的、情色的、不正常的、纵欲的、享乐主义的思想、情绪和趣味，这种文艺倾向，正在侵袭和浸染我们的文艺观念、文艺创作乃至文艺传播。这种文艺，很难说会有在美学上、人文上的追求，对精神升华、人性培养的渴望，更不会注重道德责任和伦理上的义务，它最终带来的只是欲望的冲动，感官的满足，它只是一种“欲望”的文艺，“欲望”的文化。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欲望”文艺、“欲望”文化，如果任其流行泛滥，不仅人们的人格系统、行为模式会受到影响和支配，我们社会的文化结构也会受到它的污染……

目前，我们不少文艺批评指出：如今，不少文艺作品中尤其是一些影视作品中涉及的主题思想、道德底线等不够清晰，甚至是非不分、善恶不明……而文艺中的“重口味”，不就是其中表现之一吗？对此，我们的文艺该引以为戒了！

近日，著名钢琴家石叔诚谈论他对中国目前音乐文化现状的担忧。纪力元 摄

近日，著名钢琴家石叔诚带着他的钢琴独奏会来到沈阳，并于下午3时30分左右做客辽沈晚报，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在半个多小时的访谈中，石叔诚侃侃而谈，道出了对中国钢琴现状以及中国钢琴教育的独特见解。

音乐会中和观众聊天更能听得进去

根据现在听众的特点，石叔诚总结了一些钢琴音乐独奏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以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法进行讲解：“在钢琴音乐会中，我们见到的大多是一个钢琴家按照节目单，按次序弹完了就结束了，一般国际上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的钢琴音乐会听众多数还不太了解钢琴，而且多数都是学习钢琴的学生和家长，我希望他们能够通过音乐会理解、热爱音乐，增加他们这方面的感觉，拉近他们与音乐的距离，所以会在演奏会中与观众做一点交流，带有一点聊天的性质，这样就可以在每个曲子之间做一个画龙点睛式的小细节，这样能够保证整场音乐会，特别是孩子们能够听得进去”。

这次音乐会的乐曲也是秉着让多数听众能够理解的想法来选择曲目的，“本身这个音乐会就带有一点学习性质的，所以曲目要两头兼顾，既不能让大家听了后不知道在说什么，也不能让大家觉得太浅显，太没有内涵了”。

不带功利性去学音乐误区就会更少

“我们国家在音乐方面欠账欠得太久了，现在中国的音乐水平在世界上可能是倒数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音乐会上还要告诉观众要保持安静，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孩子们来学习钢琴，学习音乐，让我们共同努力来改变我国音乐文化的现状！ ”

石叔诚还强调，现在四五岁的孩子学习钢琴时，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这种误区不利于音乐事业的发展。“当然这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需要我们去宣传、引导。现在还有一些20多岁，30多岁的年轻人开始学习钢琴，对于这些人我很钦佩，因为他们是更纯粹的对音乐的喜爱，他们不具有功利性，学习音乐的误区就会更少”。

黑洞产生震动波

　　据国外媒体报道，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模拟早期宇宙中太初黑洞在穿过一颗恒星时，所产生的各种时空效应，从而对暗物质的组成进行理论上的假设。图中形象地显示了当一个太初黑洞在穿过一颗恒星核心区域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振动波的情形。不同的颜色的区域对应太初黑洞的密度分布以及其所产生振动效应的强弱程度。在银河系中大约存在着千亿颗恒星，如此大的样本前提下，科学家认为可观察到相当数量的该现象。相关的研究结果已经发表在本月初的《物理评论快报》期刊上。

　　这项新的研究是通过观察发生于恒星表面的波状涟漪，来间接发现惊人难以捉摸的暗物质存在证据。根据参与该项研究的科学家称：当我们在实验模型中设定一个太初黑洞穿过一颗恒星的中央核结构时，其所产生的振动就可以反映出关于暗物质的信息。这些振动不仅携带了暗物质的信息，同时也会在恒星表面上发生涟漪效应，观察发生于恒星表面的异常活动正式本项研究的关键之处。暗物质对于宇宙学家而言，被认为是构成了宇宙中超过80%的物质，而且至今在天体物理学界从未直接探测到暗物质的存在。

　　我们对暗物质进行研究，这个过程中所得出的任何结果都使我们对宇宙早期物质的了解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寻找暗物质的发现历程中，宇宙学家认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宇宙，即能被人类通过各种手段观测到物质，比如星系、恒星、星团等等仅仅是宇宙中总物质含量的4%，其也被科学家称为“宇宙中正常的物质”，而剩下的即是所谓的“不正常亦或不寻常的物质”，这些奇怪的物质就是与宇宙暗能量和暗物质存在重大关系。

　　虽然暗物质被认为是宇宙的主宰，在一定程度上说，其是统治着整个宇宙，我们所能看见的宇宙中的物质仅仅是沧海一粟。但是，探测暗物质并不是通过正常的观测手段，由于暗物质不与电磁力发生相互作用，所以用传统的电磁波天文观测无法发现其存在，只能间接地通过引力效应来推断其存在。研究人员认为：这项新的研究可以帮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暗物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其统治着宇宙，却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科学家通过模拟在早期宇宙中出现的太初黑洞穿过一颗恒星时，研究这个过程终究会发生什么情况。太初黑洞在宇宙学中被认为存在于大爆炸发生后密度较高的时期，也就是处于宇宙加速膨胀的早期阶段。我们目前知道，今天的宇宙诞生于137亿年之前的一次大爆炸。因此，暗物质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在宇宙演化过程中哪个阶段出现的，都是科学家需要了解的问题。参与本次实验的研究人员认为：对于实验中出现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这些奇怪的宇宙结构可能是暗物质的来源之一。

　　由于太初黑洞比目前宇宙恐怖的黑洞要小很多，其体积甚至比原子核还要小，因此不会将整个恒星吞噬掉，自然也不会把光也掩没了。与此相反，由于太初黑洞体积太小，与恒星发生碰撞等接触时，会导致恒星表面上出现明显的振动现象。然而，暗物质与恒星发生接触是一种怎样的场景呢？美国纽约大学研究人员迈克尔科斯登（Michael Kesden）认为：你可以想象一个巨大的水球，然后尝试着将其戳出一个小洞，这时候里面流出的水形成的波状流动就类似于恒星表面出现的情况。迈克尔科斯登同时也是该研究论文的主要作者。

　　通过观察恒星表面出现异常运动，我们就可以弄清楚在恒星内部正在发生着什么情况。同理，如果一个太初黑洞穿过一颗恒星中央核结构，我们就可以通过观察其表面的振动来了解恒星内部的相互作用。现在，对于本次研究的科学家而言，可能仅仅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研究人员模拟一个太初黑洞具有多大体积，才可以使得其与恒星发生接触时造成恒星表面出现明显振动波纹。结果发现，当质量达到一个典型的小行星水平时，才可符合这个要求。如果仅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初黑洞，科学家认为能够在一些离散分布的点上发现异常情况。

　　研究人员迈克尔科斯登同时也指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太初黑洞可以在恒星表面产生可检测到的振动现象，我们现在尝试着观察在比太阳更大的恒星上会出现何种情况。仅仅是银河系中的恒星就有一千亿颗的数量级，在这么大的基础样本前提下，如果我们知道银河系中哪儿会发生这类现象，每年估计可以看到一万个左右此类的事件。（Everett/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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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城市模拟图

设计图纸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邮轮

　　科学网(kexue.com)讯 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许多以前只有在科幻电影中看到的场景逐渐变为了现实。近日一个“海上城市”就横空出世，当然这不是电影，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做保证，你在这里入住不是没有可能。

　　近日在摩纳哥的游艇展上，这么一个与游艇相差百倍的产品横空出世，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它也不可能称之为游艇，设计者给了它有力的名字，“海上乌托邦”。设计者表示：“11层甲板，360都得可是空间，4个直升飞机停机坪，码头，多个游泳池，它们组合成了一艘巨大的邮轮，而且说邮轮似乎都不能完全的形容它，它更可以称之为‘海上城市’。”

　　据了解，直径打到65米，共设计了13层观景台。酒店，餐厅和酒吧将同时出现在海上城市中。巨大的体积也使得如何浮在海面上成为了难题，而为了保持海上城市的平衡，设计者用了四个巨型的推进器，不过为了安全，它的速度会相对缓慢。

　　游艇总设计师詹姆斯-罗伊认为：“制造它就是为了挑战传统，打破传统的造船的理念。以后游艇不再是一种运输形式，这是全新的设计。而我们的乌托邦不仅仅是一艘怪异的船，它将会是一个旅游地点。如同一座岛屿一样。我们利用全新的思路设计出这个项目，现在我们的设计团队都是出类拔萃的设计师，外加上先进的技术，不久它就能深入到我们的生活。”

　　科技不断的创新，邮轮也在不断地发生这变化。古代邮轮是邮政部门专用的运输邮件的交通工具之一，很少用来运送旅客。之后开始逐渐改为运送乘客，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飞机开始走进生活，无论是富人们图新鲜还是移民们节约时间和金钱。飞机都优于邮轮。看得出邮轮时代已经渐渐没落了。而现代邮轮是旅游性质的，就像是流动型的大酒店。船上娱乐设施应有尽有，可谓是海上天堂。

　　目前世界最大且造价最昂贵的“海洋绿洲”号邮轮历经6年时间建造，已经建造完成。于2009年10月28日在芬兰的图尔库港口举行了盛大的交接仪式，并于12月1日首航。 这艘巨轮设计别出心裁，带有剧院、赌场、商店、游泳池、露天公园以及攀岩场地。

　　(科学网kexue.com 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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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5日，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谈方教授发起成立了“搀扶老人风险基金”。王商绘

“最美大妈”薛明秀、“最美女孩”余书华、“最美妈妈”吴菊萍、“撑伞仙女”……无数平民英雄的义举让我们明白，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仍是社会主流，基本的价值观和善恶判断标准一直存在，我们的社会仍然充满着阳光和正气——

看到有老人不幸跌倒了，在以往，很多人可能都会不经过大脑思维，出自本能地伸手去扶一把，将老人安置照料好。如今，在南京彭宇案余波未平、天津许云鹤案尘埃未定之际，福州、武汉等地近日接连发生的老人摔倒而无人帮扶事件，让人们的内心很是“困惑”。

分析导致人们内心“困惑”的原因不难发现，如果从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来说，几乎没有人会对伸手帮助摔倒老人持否定意见，真正让人们“困惑”的，是怕因为自己的伸手援助，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某网站最近所做的一项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参与投票的1883人中，44%的网友表示今后不会搀扶老人，38%的网友选择了“不好说”，18%的网友表示“肯定会扶”。一位网友说：“以前觉得自己一定会扶，因为过不了良心这关；现在肯定不会扶，因为过不了责任这关。”

这位网友的话虽然朴实但却真诚，道出了民众不愿意帮助“摔倒者”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内心不愿意帮，相反是很愿意的，之所以不敢伸手，确实是怕“惹祸上身”。

民众为何会因为怕“惹祸上身”而置“扶危济困”传统于不顾呢？这又不得不从1年多前南京“彭宇案”的审判结果和今年6月天津“许云鹤案”一审判决结果分析起。

在这两起影响深远的案件审判中，广受人们诟病的，是法院在审判这两起案件中采用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方式，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法院运用“疑罪从有”的断案思维，让被告承担了一定的民事责任。这样的司法行为，看似“不偏不倚”，实则“贻害无穷”。这种“贻害”正如新华社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诚然，司法活动不应被舆论左右，道德审判也不能取代法律裁决，但司法活动如果偏离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轨道，显然与国家设立司法制度的初衷相悖。‘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不容有丝毫扭曲。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以所谓的‘常理’为基础推断出的判决，也许在个案中有利于年迈体衰的‘弱者’一方，但从社会普遍意义上审视，必然伤及社会公平正义，使其他年迈体衰的‘弱者’在身临险境时因缺乏及时救助而险上加险。”

在现实中，做了好事反而被诬告，这样的事情有没有？确实有，但在每天发生的数以万计的扶危济困事件中，这样的个案终究只是小概率事件或者是特例。从概率学上说，甚至于可以小到忽略不计。我们应该深思的是，为何一个小概率事件或者说是极端个案会演变成社会公众事件，并出现了道德越位审判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媒介的角色和作用也应该深入反思。以最近发生在天津的“许云鹤案”为例，此案件最初引发社会关注，源于一个网帖：《天津车主搀扶违章爬马路护栏摔倒的老太反被讹10万》，从这个标题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不言自明：就是做好事反被讹。此后，各类媒体大量跟进，“‘彭宇案’重现”、“好心司机救人反被诬”等夺人“眼球”的标题便频频见诸一些媒体。事实上，在当时，这仅是一个司法个案，车主撞不撞人，是一个依据证据来确认责任的法律问题。可在媒体上几乎一面倒的是，原告王秀芝老太太被当做一个白眼狼式的人被抨击，这种情况在一审宣判后，体现得更为明显。但事实是，随着案件进入二审程序，最终决定二审结果的依然应该是证据。因此，媒体上这种脱离事实依据而出现的未审先判的道德式审判，影响极其恶劣，它既可能干扰司法、影响案件审理结果，更容易强化“好心没好报”的负面预期，让人在扶与不扶时内心更为“困惑”，以至于有人发出了“许云鹤案”让道德倒退三十年的极端感慨。

对于上述案件引发的社会不良后果，我们确实应该深刻汲取教训，但也不必对此过于悲观。我们应看到，与每天发生的数以万计的好人好事相比，上述案件仅是极端个案。我们更应看到，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具有扶危济困传统美德的民族，几千年来，“推己及人”、“与善仁”、守望相助、自强不息的中华传统美德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国民精神的基石所在。这些传统美德不会因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过时，更不会因为偶尔出现的“救人官司”而褪色。当然，我们也不必讳言，在扶助别人反而被诬告的风险面前，在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冲击下，面对需要帮助的人，帮还是不帮？有的人可能会感到“困惑”，有的人可能会保持“冷漠”，甚至于有的人可能会临阵“退却”，但这并不能代表社会的“主流”。

五位获奖作家张炜、刘醒龙、莫言、毕飞宇、刘震云（从右到左）在颁奖典礼上王觅摄影

9月19日晚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国家大剧院举行。8月20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经过五轮评奖产生五部获奖作品：《你在高原》（作者：张炜）、《天行者》（作者：刘醒龙）、《蛙》（作者：莫言）、《推拿》（作者：毕飞宇）、《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刘震云）。在颁奖晚会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致辞说：能够传世后世的经典作品是由作家写出来的，也是由千千万万的读者读出来的，可以说伟大的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们共同完成的。五位获奖者分别发表了获奖感言。

获奖感言

张炜：写得越久面临的问题越多

茅盾先生那一代作家提出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这在今天仍然对我具有深刻的意义，其实一个写作者写得越久面临的问题越多。比如说现在能否在文学风气已经迥然不同的现实环境中，仍旧学习那一代杰出作家所秉持的精神，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一部书工作了那么久，多少有点像一场文学马拉松。其实对我来说长长的跋涉早就开始了，而且还要继续下去。所以我会珍视各种援助、倾听各种声音，只为了将来能够写得更好一些。我一直沉迷于写作之中，想让自己所具备的一点点想象力，以及稍稍不同的文学个性都不足以让我走的更远。显而易见，将来我还需要更大的勇气，做出更大的努力。

刘醒龙：天赋之上还有无限的天职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需要对本土文学特质的坚守和坚持，文学不是自生自灭的野果，而是代代相传的星火。在写作中追求天赋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还要记住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无限的天职，当天职被忽略和遗忘时，最终的受害者将是我们自己。今天是我老父亲86岁生日，刚好20天前我回到了距离黄州只有20公里一个叫做刘家湾的小地方，在爷爷长眠的那个小山上为年迈的父亲寻找最后的安身之地，在爷爷的坟头上我长跪不起，父亲在说着我这个爷爷最爱的长孙的点点滴滴，那时候我不能丝毫记起文学，等到我一步一步离开茅草和水稻，十里百里朝着城市远去，才发现缭绕在身前身后的是文学情愫。一个人的生命之根，是感恩的依据，也是文学情怀的根源。每个读书人都有永远摆脱不了的情结，于我而言这情结的名字就叫文学，无论文学是辉煌还是寂寞，也有它永远摆脱不了的情结，这个情结的名字就叫诗意。此时此刻无望无际，生命之上诗意漫天！谢谢。

莫言：“将自己当罪人写”

沈从文先生曾说过：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这是经验之谈，浅显，但管用。浅显而管用的话，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我改之为“盯着人写”，意思与沈先生差不多，但似乎更狠一点，这是我的创作个性决定的。

《蛙》出版已近两年，期间多次接受过媒体采访。许多人也曾问我：这部小说到底是写什么？我说：写人。写“姑姑”这样一个从医50多年的乡村妇科医生的人生传奇，她的悲欢与离合，她内心深处的矛盾，她的反思与忏悔，她的伟大与宽厚，她的卑微与狭窄。写出她与时代的和谐与冲突，写出她的职业道德与时代任务的对抗与统一。写的看似一个人，实则是一群人。

《蛙》也是写我的，学习鲁迅，写出那个“裹在皮袍里的小我”。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写它人，写外部世界，这一次是写自己，写内心，是吸纳批评，排出毒素，是一次“将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

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容易，揭露自己的内心阴暗困难。批判他人笔如刀锋，批判自己笔下留情。这是人之常情。作家写作，必须洞察人之常情，但又必须与人之常情对抗，因为人之常情经常会遮蔽罪恶。在《蛙》中，我自我批判得彻底吗？不彻底。我知道。今后必须向彻底的方向努力，敢对自己下狠手，不仅仅是忏悔，而是剖析，用放大镜盯着自己写，盯着自己写也是“盯着人写”的重要部分。

《马克斯·韦伯》，[英]弗兰克·帕金著，刘东、谢维和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25.00元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一代学人贺麟就曾将韦伯学说介绍到中国。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韦伯再度“降临”中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至今不衰。韦伯学说曾经被作为反思中国传统拥抱蓝色文明的锐利思想武器，也曾经被学界看做中国问题的“伟大的外行”而给予负面评价。而在本文作者看来。“随着（国人）为之欢呼的‘现代化’逐渐转变成为之踌躇的‘现代性’”，韦伯所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学界将得到更加深入的讨论；“我们还没有完全领略韦伯的妙处，对他的真正阅读才刚刚开始”。——编者

《马克斯·韦伯》是我跟当年社科院博士班的同学谢维和合译的，算起来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往事了。我们当时所使用的底本，是英国Ellis Horwood & TAVISTOCK PUBLICATION公司的1982年版。此书译出是在1987年，收入了正在势头上的“走向未来丛书”，初版下来就印刷了不下10万册。——不过由于时间的剥蚀，也受到那个时代的图书印制水平所限，真在书架上留存下来的恐怕并不很多。

当然，也曾见过一个印制较好的本子，可惜那件事却更加败兴，我早已在文集《浮世绘》中“立此存照”了，不妨当个笑料再讲一遍：

说来也巧，前几年我曾在歌德学院的图书室里，偶尔翻拣到了由“结构群”印行、由黄丘隆主译的《马克斯·韦伯》，当时顿觉满心欢喜，因为自己一直对这位社会学大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还亲手译过一本同名的书。我原以为，既然台湾的学者在韦伯研究方面起步得较早，他们一定会比自己选得更精、译得更准；可没曾想到，才粗翻数页我就瞧出了几分破绽——此书不仅跟自己的译本在选题上“撞了车”，而且还居然句句都翻得“所见略同”！我此时虽已心起疑窦，却总还不敢相信世风能败坏到这种地步，遂不得不揉揉眼睛仔细查看。此事还是请列位看官来明断罢：这位黄丘隆先生当然是有可能碰巧和我选译了同一本书的，但他何至于把所有的文句都译得跟我那个本子毫厘不爽呢？特别是，他又何至于同样犯下了那几处我自己后来才后悔不迭的错误呢？而尤为匪夷所思的是，他又何至于同样想到要在那几段较为费解的文字下面添加本属可有可无的“译注”呢？所以，既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如此之巧合，我也就有理由很快地做出判定：这本书虽白纸黑字地标在别人名下，却千真万确地就是自己那个译本的更加无耻的海盗版！（《贼胆真大》）

此番，幸得译林出版社的朋友襄助，重新买到此书的中文版权，使我们终于有机会去订正那些“后悔不迭的错误”了！回想起来，当初动笔翻译此书的时候，内地学界对于韦伯还知之甚少，而他那些招牌式的观点和术语，也都还未能构成普遍的知识背景。正因为这样，如今听起来恐怕难以置信，其实只是在上下文的不断冲撞中，我们才突然想到，“calling”一词在韦伯的行文中，大概是有“天职”这一层意思的；至于在书中偶然出现的“media”一词，我们则翻遍了手边的英汉词典，也想不到它竟然可以译成“媒体”，来泛指一切刊载新闻的传播工具，——当然还老老实实地以括号附加了原文，以便要是理解有误的话，别人也可以一眼就能看出我们的错误。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以现在的计量标准看，当年的那种印量已经足可算作畅销书了，可我们这个早出的译本，却在彼时方兴未艾的“韦伯热”中，并没有受到什么追捧。——其中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在于，它并没投合当时的社会心理，去塑造一个可以替代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再度作为真理化身的“马克斯”；恰恰相反，它倒是从来都没有忘记，在扼要概述韦伯思想的要点之后，只要是有话要说，就马上提出理智的质疑。

后来从网上读到，来自伦敦城市大学的社会学家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有一句评论，说此书带有“巨大的趣味性和不恭敬”（Enormously entertaining and irreverent）。不过我们当初翻译它的时候，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倒觉得其中充满了平衡感：一方面，用原书编者彼得·汉密尔顿的话来说，无论在什么地方讲授社会学，韦伯的“名字总是跟涂尔干和卡尔·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家的三位现世的神明”；而另一方面，再用原书作者弗兰克·帕金的话来说，“‘所有针对韦伯的写作其实都出于敬畏。’而我试图不让自己对韦伯成就的敬畏蜕化成为崇拜。”

这位弗兰克·帕金教授，既敢这么“人人平等”地向祖师爷叫板，其本人也自非等闲之辈。这位早岁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后来荣休于肯特大学的学者，也是当今英国社会学的一位名家，尤以研究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而著称。除了这本普及性的小册子，他还出版过不少更加厚重的论著，如《中产阶级激进主义》（Middle Class Radicalism，1968) 、《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1971)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一书，还曾列入我后来向译林提交的书目，作为《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备选项目，只可惜至今也未能落实。

我们这个译本问世之后，此书在英文世界里，又由Routledge于1992年推出了修订版，而作者也为此写了新序。眼下，趁着中文世界也将推出新版，我们正好把这篇新序也翻译出来、增补进去。大家从中可以读到，尽管从旧版到新版，只短短地相距10年，但那个短暂的历史的瞬间，却可以说是地覆天翻，以至于在作者本人的心目中，所谓“马克思”和“马克斯”这两位神明，其权重也发生了悄悄的倾斜——“随着事态的发展，韦伯的思想看来远比马克思及其助手的思想，更能经受住时间的剥蚀。由于社会主义体制在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后者的可信性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害。”

还应向读者交代的是，尽管此书的主旨并不是去推销韦伯，而是把他放到理性的天平上精确地衡量，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它反而向我展示了韦伯思想的活力。——甚至可以这么说，恰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再度落入迷信，我反而觉得韦伯周遭的一切都更加迷人，以至于它对我此后的心智发展，起到了相当的吸引和诱惑作用。对这一点，我曾在《用书铺成的路》一书中有所回顾：

实际上，我对于社会理论的日趋浓厚的兴趣，恰恰是从阅读、乃至于动手翻译（或组织翻译）韦伯开始的。这位社会学大师之深具原创性的不朽著作，以及由此衍生的针对这些著作的永恒争论，曾使我涉入了一个崭新而独立的智力领域：它已不再只是本体论或认识论体系的某种附庸或推绎，而照样可以满足最激越的想象和施展最透辟的思力；另外更重要的是，它已不再要求把终极关怀寄托在实际生活之外，而足以使之结成某种精神的超越存在形式，来同须臾不能稍离的人间问题构成持续的紧张。坦率地说，这种取向跟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心灵的潜在祈求是恰好相通的。（《韦伯情结是中国学界的“共通心病”》）

饶有趣味的是，回顾起来，恰又因为韦伯对自己的吸引，并不是来自他的哪一个具体结论，而是来自他那既难有定论、又至关紧要的论域，我对这位社会思想家的兴趣，才未曾随着外在的潮起潮落而沉浮。因而，尽管也许再没有哪位思想家会像韦伯这样，由于中国自身语境的快速变迁，竟在短期之间就被意义相反地“再发现”了两次——“先是在‘文化热’的讨论高潮之中，被引证为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某种决定性证伪；后又在‘市场化’和‘世俗化’的裹挟之下，被列举为对于东亚历史发展轨迹的某种典型性误解”（《韦伯情结是中国学界的“共通心病”》），但我的心情却并未忽冷忽热，相反倒是坚执这样的信念：我们还没有完全领略韦伯的妙处，对他的真正阅读才刚刚开始。

基于这个理由，此番在这个修订版之后，我也附上了一篇自己的论文，它这原是自己1998年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讲稿。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围绕着对于韦伯的影响-接受之轴，梳理了韦伯的当代中国的几次“降世”与“再降世”，并且充满热情地寄望于在一种跨文明对话的氛围内，能够借助于对于韦伯后期作品的阅读，而寻找到中西文明之间的契合点——

只要儒家传统在未来命不当绝，就必须涌现出一批深怀紧迫现实感的儒学家，像韦伯当年那样，从自身不可替代的研究视角，对于“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的严峻命运投以深切的关注。由此，他们的表达与结论虽未必与韦伯重合，却总要跟韦伯共享相似的问题域。而且，如果在儒家与韦伯的以往遭遇中，国人往往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压，而未能心平气和地解读和发挥韦伯，那么，随着为之欢呼的“现代化”逐渐转变成为之踌躇的“现代性”，许多困扰韦伯的更为深层和更为繁难的问题，都会慢慢嵌入中国的学术语境甚至日常语境。于是，作为当今世界诸神之一的儒家思想，究竟会对现代社会的诸多难题给出何种回应，就会成为相当迫切的思想任务，从而韦伯与儒家就更会你我互渗。（《韦伯与儒家》）

就这一层意思而言，尽管当初译出这本书的时候，可以说它是“生不逢时”的，并没有赶上“韦伯热”的浪潮，可如今把它重印出来的时候，我们却生出一点希望：说不定读者们竟会发现——这本书现在读起来正好！因为，跟20年前的阅读环境不同，眼下已经熬到了既悉心汲取、又全面反思西方理论的时代，缘此我们已经有可能做到，既继续领受西方思想的冲击与激发、又不再仅仅因其神秘与晦涩就盲从迷信它了！

最后要说的是，校读这样一部旧稿，心情自然难免要沉入怀旧，自然要生出无限的人生慨叹：回想当时选译这本书的时候，我和老谢都多么年轻而单纯啊！在那样的人生阶段，尽管相对来说更加无知，但摆在前头的道路，却觉得千百倍地宽广，简直想要做什么都行！而无可奈何的是，随着波涛汹涌、泥沙俱下的历史大潮，所曾享有过的那种种可能性，都不得不兑换成了坚固的、冷冰冰的现实性，——就算两人都还不是毫无所成，可面对着从指缝哗哗流走的时间，又岂能不记起曹孟德所谓“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慷慨悲歌？

资料照片：西单磕头王

视频截屏：西单磕头王

在街头、景点等人多之地，看到有老年和重度残疾人行乞，我通常会给个硬币，但见年轻力壮者，尤其是背包蹲跪地上乞讨“路费”、“饭钱”的，“给父（母）治病”之类的“学生乞丐”，一概不给。因为如今的职业乞丐特别是诈乞者，越来越多。

不过，昨日江西电视台《新闻早报》播发，经多家网站视频转播的“西单磕头王”，引起了网络的高度“围观”。据称，该男子在路边磕头乞讨，“最多时一个小时磕头磕出4000多元”。女播音无不感慨：拿工资的每天8小时工作，一个月辛苦下来连人家一个小时的收入都没有，实在是有些惭愧。她说有网友算了一笔账，就按平均每小时1000元、每天干5小时、每月工作20天算，年收入120万啊，还不用缴税，每个施舍他钱的人都没他富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今后遇到乞丐到底还给不给钱？这是一个问题”。

这确实是个问题，但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以及很多人想问的问题是，真有这么个“磕头致富”的乞丐大王吗？屏幕和视频上，观众可以看到的“真相”，只是一张该男子赤膊跪在路边乞讨的照片，而且照片上的行人都是顾自匆匆前行，没人给他钱，更见不到他身边有什么钱，地上只有几件包包裹裹。除此之外，只听到播音员一个人在解说：他带着母亲和两个儿子纵横北京西单，多年来收获颇丰，家里有4辆私家车、几套北京房产，他母亲浑身金银首饰，儿子更是一身国际名牌……

如果这不是天方夜谭的话，“传说”起码也算得上吧。真的一个小时能乞讨4000元，那多套房产、多辆私车也不为稀奇了。问题是，一张跃出屏幕的图片就演绎成一个离奇的致富故事，跟道听途说、听风是雨没啥两样。反正我是不信。

不信的理由基于小学算术：1人给1元，1小时中得路过4000多人；就算每人给100元，那也得40多人，即每1.5分钟有1人施舍。可能吗？可信吗？

有网友评论，一天讨400元可以信，一小时4000元要么是抢劫了。更有网友直截了当，这是个假新闻，就凭一张图片谁信啊。甚至有网友称，这是在误导人们不要去同情与施舍弱势群体和真正需要善行帮助的乞讨者。我想，片图只语在当今网络“泛信息”时代，已经很难告诉我们它们全都是真相，很多时候“哥只是个传说”。当我们在种种传说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是否忽略了生活的真实与本真呢？

携《西游记》亮相云南卫视推介会

本报讯 （记者 林芳） 前日，张纪中携新版《西游记》剧组亮相云南卫视推介会，该剧定于明年1月30日在云南等四家卫视播出。谈及此前《西游记》在地面频道播出时遭受的质疑，张纪中显得十分激动，直言《西游记》是一部关乎理想的作品，不应该受到如此“待遇”。而当被问及此前与“蜘蛛精”的潜规则传闻时，大胡子更是怒斥其胡说八道，“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真是非常无聊。”

新版《西游记》“出生”以来波折重重，先是地方台被延播广电总局勒令修改，随后张纪中又遭遇“潜蜘蛛精”绯闻缠身，而播出后又被网友质疑“台词坑爹，动画粗糙”。当天，张纪中及这些“波折”十分hold不住，向记者大吐苦水：“我们用近5年时间来做这一切，请大家不要侮辱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说句实话说我们动画粗糙的朋友，有没有把全集看完？不要看到一个镜头不满意就否定整部作品。”张纪中更直言，电视剧的代名词就是粗糙，“你说《阿凡达》十全十美，但它花费了3.5亿美元，我们比不了，我们一集才20多万美元。”

做工精细的人工手

足可以假乱真

　　据外媒21日报道，在美国举办的假肢协会会议上，英国苏格兰一家义肢公司展出了目前世界上最逼真的仿生手，这种仿生手不仅外表看上去和人手极其相似，细节也非常出众，连手上的毫毛、斑点甚至指甲的修饰都没有漏掉。仿生手功能也很齐全，能做出拖拽、支撑等动作，甚至还可以打字。

　　这款产品名为“活皮肤”，由高质量的硅树脂制成，外表是手工绘制，力求与真手外形接近。产品包括手指的一部分、整根手指、手和手臂。根据每个人体态的不同，厂商会检查每个人的身体特征，专为其定制合适的假肢。

　　义肢公司的发言人丹尼-萨利文表示，他们已在100位残疾人身上安装了假肢，反应均良好。“客户们都比较满意，尤其是‘皮肤’的颜色方面。我们的目标就是越真越好。”萨利文还称自己的产品制作时间更短，“自动成像系统会帮助我们缩短肢体的制作过程，而且效果会更接近客户需求，还不容易出错。”萨利文说。

　　目前，这种逼真的仿生手还在试验阶段，该义肢公司希望，世界上能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有残缺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