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


黄石公园表面迅速隆起

黄石公园火山或将喷发?

  科学网(kexue.com)讯 看过电影《2012》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影片里的所有灾难都是从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超级火山喷发开始的,这这样可怕的场景或许要变成现实。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一座沉睡了64万年的超级火山,于过去7年来以破纪录速度隆起,恐怕会发生史上第4次爆发。若真的爆发,厚达30厘米的火山灰将笼罩1600平方公里的区域,届时美国将有2/3地区无法居住,航空交通瘫痪,数百万计居民无家可归,植物也可能消失殆尽。

  黄石公园位于美国怀俄明州,报道指,该座超级火山在过去210万年中,总共爆发过3次。科学家自1923年起,开始纪录火山隆起速度,单是过去3年每年就上升了7.6厘米,前所未见。由于数据不够全面,研究人员暂不敢断言第4次爆发何时发生,不过若爆发,影响将比去年4月爆发的冰岛火山还要大。

  (科学网kexue.com 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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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在哥伦比亚的国家公园内拍摄到的褐蛛猴一只在哥伦比亚的国家公园内拍摄到的褐蛛猴(图片来源: WCS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2月1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褐蛛猴是蜘蛛猴的一种,它们是世界上最罕见的灵长类物种之一。但是本周,科学家们在南美洲哥伦比亚的席尔瓦·弗洛伦西亚国家公园(Selva de Florencia National Park)发现了它们的踪迹。在最近的一次考察中,科学家们在这一公园内发现了的一个亚种。这一亚种和另外一个亚种的蜘蛛猴之前一直被认为生活在马格达莱纳河的另外一侧,而不是这一侧。这条河纵贯席尔瓦·弗洛伦西亚国家公园境内。

  褐蛛猴被国际自然保育联盟认定为极度濒危的物种,据估计其在南美洲北部栖息地内的种群数量在过去的45年间已经下降超过八成,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非法狩猎和栖息地丧失。根据此次的最新调查数据,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项目组研究人员内斯特·罗坎希奥(Nestor Roncancio)估计此次发现的褐蛛猴亚种(A. hybridus brunneus)在这一地区的分布密度小于每平方公里30只。在最近的这一考察中并未发现其它蜘蛛猴亚种。

  意外的惊喜

  当2005年这一国家公园成立时,并没有任何褐蛛猴的目击报告。当时科学家们认为这一物种在当地已经灭绝了。由于这一地区的特殊地形以及常年的武装战乱,当局很难组织深入的野生动物调查行动。但是在2011年11月,一位当地农民报告称他看到了褐蛛猴。这一消息让科学家们决心组织一次短途考察以确证这一发现。

  罗坎希奥说:“我们感到非常惊喜,因为尽管我们心里知道这种猴子确实有可能存在于这一地区,但是我们并不奢望能在这样一次短途考察行动中能亲眼目睹它们的行踪,考虑到这里复杂的地形,就更加显得困难重重了。因此当我们真的看到它们时,我们激动不已。”

  这次科学家们发现的种群是褐蛛猴在分布地区上最靠南的纪录,也是唯一一群生活在保护区内的这种猴类。

  罗坎希奥和他的同事们现在正在制定一项保护计划,以期在整个地区实现对这些灵长类动物的保护。(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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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血荒”报道不时见诸报端,然而科学家们的最新研究表明:输血所需要的血浆,未来可能可以在稻田里“种”出来。科学家成功改造水稻的基因,让米粒能够制造人体血液中的一种关键蛋白质,未来有望利用水稻为人类供应血清。这一研究成果刊登在近期的《美国科学院院报》上。

  在医院里,捐献的血液会被分成三种成分,即红血球、血小板和血浆。血浆的主要成分是一种被称为人血清白蛋白(human serum albumin)的蛋白质,主要用于供血给失血过多的伤者或病人。

  人血清白蛋白大多数从血浆中提取,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受到血浆供应的限制,而且还具有携带病毒传播的高风险性。

  中国武汉大学、加拿大国家研究理事会和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科学家联手取得这项科研突破。经过改造的水稻能生产一种含有人类基因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可以用来治疗烧伤的伤者,以及供血给失血过多的伤者。

  科学家说,这种转基因水稻将能为医院提供大量及安全的人血清白蛋白。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代常说:“人血清白蛋白是一种重要的蛋白质。全球对这种蛋白质的需求每年达到500多吨。转基因水稻种子能以安全和经济的非动物性方式,生产这种成分。

  研究小组也在研究改造水稻基因,生产类似胰岛素的蛋白质。胰岛素可治疗糖尿病。英国布里斯托尔皇家医院的心脏科医生墨菲指出,这项研究突破有望对医疗供血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他说:“这是开创性的成果。不过,他们至今只在老鼠身上验证了成果,真正的考验是证明它对人类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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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已被海草覆盖

盘子仍在水池中

船内标示依稀可见

船内走廊

船头已经生锈

酒杯依旧存在

  科学网(kexue.com)讯 近日考古学家对曾经名极一时的泰坦尼克号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探测,在两英里的海底拍下了一些珍贵的镜头,展现了沉海多年的巨轮现状,也令人依稀回想到当时这艘巨轮的壮观景象。

  通过镜头可以看出,曾经的巨轮早已没有了船只的样子,古怪的地形犹如月球景观,偶尔出现的海洋生物增添了别样的气氛。在看到船头的那一看,相信许多人都能够联想到当时电影中亲密情侣站在那里的场面。也能令人想在在100前那个恐怖的夜晚,这里发生的悲惨景象。

  当年的泰坦尼克号是世界上最大的船只,18吨的排水量在当今也实为罕见,它称得上最美丽的船只。即便在仙子,所有人都回对它表示尊敬。虽然沉入海底许久,但青铜制的三叶螺旋桨也就保存完好。在沉没百年即将来临的时候,世界上只有最先进的潜水设备才能看到它的风范也令人遗憾。

  (科学网kexue.com 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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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角硬币还小的新蛙种Paedophryne amauensis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雨林里比一角硬币还小的新蛙种Paedophryne amauensis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雨林里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1月17日消息,据国家地理杂志网站报道,一项最新研究称,目前已知的世界最小脊椎动物是一只像家蝇那么大的蛙。最新发现的这种名叫Paedophryne amauensis的蛙,平均体长只有7.7毫米,比以前的最小脊椎动物世界纪录保持者——东南亚的印尼露比精灵灯(Paedocypris progenetica)鱼种稍微更小一些,后者雌性的体长大约只有7.9毫米。

  最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部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期间,科学家发现P. amauensis和另一种新种蛙Paedophryne swiftorum,它的体长大约是8.6毫米。保护国际的两栖动物专家罗宾-摩尔并未参与这项研究,他说:“他们继续找到越来越小的蛙类,这令我感到非常吃惊。”它们显然“已经适应了一个其他动物无法适应的小生境”。论文联合作者、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家克里斯多佛-奥斯汀称,事实上这些蛙进化出小个头,是为了吃小型无脊椎动物,例如螨类,这些害虫均被更大的食肉动物忽略了。

  这种蛙类是在2010年发现的,但是直到今年1月11日才公布结果,所有种类的Paedophyrne genus都是小个儿,它们生活在新几内亚雨林地上的落叶里。科学家通过倾听它们的叫声,然后努力锁定声音来源,最终查找到这些微型动物。找到它们并不容易,因为它们的叫声音调很高,因此人类凭借听觉很难锁定声音来源。奥斯汀和研究生埃里克-里特梅耶闻声赶忙去抓地上的落叶,并把它们放入一个塑料袋,这样尝试了4次,他们才发现这些蛙。奥斯汀表示,科学家仔细查找袋子里的落叶,直到“最终我们看到这个小东西正在一片树叶上跳跃”。

  这些蛙很小,而且拥有与地面颜色一样的皮肤,因此利用裸眼很难看到它们,因此奥斯汀只得不断利用数码相机拍照,然后把照片放大。但是给这些两栖动物拍照像寻找它们一样困难。奥斯汀把相机放在眼前准备拍照时,他的目标物往往已经跑掉了。该研究成果发表在1月11日的《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上,奥斯汀表示,这些新蛙“非常擅长跳跃,它们的跳跃高度比它们的体长长30倍”。作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奥斯汀及其同事还给这些小蛙做了全球基因比较。该科研组发现,全球的小蛙单独进化了11次,几乎只生活在热带雨林里,因为那里的空气潮湿,蛙的皮肤不会变干,而且食物充足。(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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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月15日从南开大学获悉,由南开大学统计制度与方法研究中心承担的课题《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于1月15日召开学术成果发布会,一套全方位体现中国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的指标体系首次公布于世。
南开大学统计制度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课题组负责人逄锦聚教授指出,自科学发展观提出并用以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面临国内外急剧变化的新局势,进一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依然任重道远。建立和完善科学发展统计指标体系,发挥统计评价的导向作用,对于中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作用。
逄锦聚强调,该指标体系的特点是既强调了第一要义是发展,又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核心,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有利于矫正和弥补片面追求GDP增长速度的弊端,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结果显示,从总体看,2005年至2010年我国科学发展状况呈现向好的趋势,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2008年科学发展指数增速有所放缓,但在我国积极应对下,科学发展指数仍保持上升趋势,这反映了科学发展观正在得到贯彻和落实。
据了解,南开大学发布的“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由4个一级测度要素、16个二级测度子要素、40个更次一级的具体测度要素组成。通过该指标体系,可以构建用于评价全国和各地区的科学发展指数,包括以人为本指数、全面发展指数、协调发展指数和可持续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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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楠)记者从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了解到,我国新一代“人造太阳”实验装置EAST中性束注入系统(NBI)测试台近日在进行大功率离子束引出实验过程中,首次成功获得兆瓦级强流离子束。
负责这项研究工作的研究员胡纯栋介绍,EAST中性束注入系统(NBI)测试台在实验过程中,成功获得束能量50千伏,束流22安培,束脉宽106毫秒的引出束流,离子束功率达到1.1兆瓦。测试结果圆满达到了ESAT-NBI兆瓦级强流离子源研制的阶段性计划目标。
这表明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台兆瓦级强流离子源以及大功率中性束注入器实验装置,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性实验成果。
据介绍,“EAST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辅助加热系统”是“十二五”大科学工程,2010年7月正式立项。其主要包括低杂波电流驱动系统、中性束注入系统这两大系统。中性束注入系统广泛涉及等离子体物理、强流离子束、精密机械制造、高真空、低温制冷以及辐射防护等多学科技术领域。
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NBI工程团队的科研人员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夜以继日地对基于NBI综合测试平台的强流离子源装置进行放电测试、老化锻炼、子系统联调等逐项实验,在首先获得离子源100秒长脉冲等离子体放电的基础上,终于首次达到了兆瓦级强流离子束研制的阶段性计划目标。
胡纯栋介绍,此次实验结果将为下一阶段长脉冲高能量的离子束调试打下坚实基础,并为EAST辅助加热系统最终目标——2~4兆瓦中性束注入系统的研制提供强有力的可靠支持。
中国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的参与国之一。EAST是由中国独立设计制造的世界首个全超导核聚变实验装置,2007年3月通过国家验收,并在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实验成果。其科学目标是为ITER计划和中国未来独立设计建设运行核聚变堆奠定坚实的科学和技术基础。
《中国科学报》 (2012-01-16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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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至今仍无定论。
图片来源:昵图网
 
■本报记者 龙九尊
从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出来,刚刚怀孕的林女士走进旁边一家孕妇服装专卖店。作为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林女士担心,公司的台式电脑会“辐射”到小宝宝。
“电脑辐射是否伤害小宝宝?要不要穿防辐射服?”在网上搜了大量的文章后,林女士发现,这些文章并没有明确的看法。最近央视播出孕妇防辐射服的调查报道后,林女士更加焦虑。
面对扑朔迷离的防辐射真相,林女士觉得买件防辐射衣服穿着最稳当,“花钱落个心里踏实”,不必每天对着电脑恐惧。但她希望专家能给准妈妈们一个明确的建议。
林女士并不知道,关于手机、电视、电脑等产生的电磁辐射是否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在学术界也存有争议,例如对于手机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科学家们也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
缺乏证据
 
所谓电磁辐射,是能量以电磁波的形式通过空间传播的现象。微波炉、节能灯、电吹风、手机、电视、移动通信基站等都能产生电磁辐射。在日常生活中,电磁辐射无处不在。
据介绍,电磁辐射与人体健康发生关联,主要由于电磁辐射的生物效应:热效应和非热效应。热效应类似于微波炉加热食物,生物体受电磁照射后温度升高,从而影响生物体蛋白质的表达。非热效应则是热效应以外所有效应的总和。
生物效应与电磁辐射强度、时间、频率、暴露面积等因素相关。例如,电磁辐射强度越大,对生物体影响越大。在频率方面,我国标准认定频率范围为30MHz~3000MHz的电磁辐射对人体影响较大,相应的标准限值也较严格。
上世纪90年代前后,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成为科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不过多年以来,这一问题还未得出明确的科学结论。仅从科学家在电磁辐射对妊娠及子代影响的莫衷一是就可以看出问题的复杂性。
2002年,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人员发表电磁辐射对妊娠及子代影响的综述文章。文章对于孕妇暴露在VDT(视频显示终端)下是否会引起流产、子代先天畸形等情况,给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答案。
针对同一主题,2010年,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则提出:有研究表明,暴露于VDT下可能引起先天畸形、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等。但这一结论仍然不是定论。
上述例子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针对电磁辐射对妊娠及子代影响的研究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如果说研究得出了某种结论,那就是——要么有关系,要么没有关系。
中科院电工所研究员、生物电磁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宋涛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关于电磁辐射对健康影响的问题,至今仍存在较大争议。
对此,有科学家干脆指出,之所以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存在差异,或者研究方法不科学。
例如,有研究者对200例早期自然流产的妇女与200例生育正常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找出两组人群在怀孕早期使用电脑、微波炉、手机、看电视的差异,最终得出结论:怀孕早期经常使用微波炉、手机的孕妇发生异常妊娠的相对危险性分别是不使用者的2.23倍。
有研究者批评说,这一研究方法显然不科学,因为问卷调查的内容太具有倾向性,如果把问卷内容换为早孕期间是否多说话,则会得出多说话与异常妊娠存在关系的结论,这显然十分荒谬。
“世界卫生组织是这样说的: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有一些证据存在,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有不利的影响。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一位研究人员也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电脑、家用电器、手机等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影响。他进一步解释,国内在民用防辐射方面的研究开展也比较少,因为没有需要。
“多余的”防辐射服
等不来权威的科学结论,很多像林女士一样的准妈妈们力图找一份心里踏实:买一件防辐射服穿上,省得每天因为用电脑、微波炉、看电视而“步步惊心”。
然而央视关于孕妇防辐射服的一期报道,让穿防辐射服的准妈妈们再度不安起来。
央视报道中,工程师在现场演示,当孕妇防辐射服面对多点的辐射源时,它并不能有效屏蔽辐射,反而会把辐射吸进衣服里层,在内部不断反射,成为辐射“聚增器”。
该实验立即遭到国内唯一一家防电磁协会——上海防电磁辐射协会的反驳。该协会称,该实验是“非专业场合由非专业人士用非专业的方法得出的结果”。
对于此次实验,上述未具名的疾控专家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和实际生活中,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可能的。“穿了(防辐射服)可能是10个单位的暴露,不穿可能是20个单位,或者反过来,穿了可能是20个单位的暴露,不穿是10个单位。两种可能性都有。”
“我没有否认防护服有屏蔽的作用。”该人士强调,“我的观点是不需要穿防辐射服。一般公众接触的环境根本不需要穿这种防护服。”
清华大学辐射防护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朱立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电磁辐射都在国家标准范围之内。
此外,朱立等专家曾对高压线正下方的环境进行过长达6年的电磁辐射监测,都没有发现有超标的情况。目前我国输电系统使用的频率为50Hz,也称为工频,以磁感应强度100μT(微特斯拉)作为行业标准。
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高攸纲对此提出异议:“这个标准不大合适。因为100μT就是在50万伏的高压线底下也达不到100μT。这个标准有等于没有。”他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没有超标,与标准本身的问题有关。
但是不管如何,对于工频电磁场对生物体和人体健康的影响,目前还没有明晰的结论。1999年,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协会对有关工频电磁场对生物体和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报告,分别给出肯定和否定的结论。
据专家介绍,人体最易受影响的电磁辐射频率范围为30MHz~300MHz,出于谨慎考虑,我国在1988年制定的《电磁辐射防护规定》国标中,进一步将频率范围扩展到30MHz~3000MHz,以保护更多的人群。
在吸收剂量方面,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据此取0.08W/kg剂量值制定国际标准。而我国取0.02W/kg剂量值制定标准,比国际标准严格4倍。
采访过程中,专家们强调要科学认识电磁辐射,合理使用各种可能产生电磁辐射的设备,但没有必要恐慌,因为由于不正确认识而带来的心理恐慌对身心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电磁辐射本身对人体的影响。
朱立认为,上班族的准妈妈们并不需要穿孕妇防辐射服。“当然从心理作用觉得穿了安全,觉得没有危害了,倒是也可以”。
《中国科学报》 (2012-01-16 A3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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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过去一年中,有多位中国科学家先后逝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我国各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奠基人。他们奉献毕生精力,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然而我们不妨试问,今日公众知晓其名者,究竟能有几人?
科学是无止境的前沿,知识日新月异。如此,科学家何以能够被世人铭记,甚而流芳千古?科学家留下的宝贵遗产,在今日又当如何被理解与传承?
围绕上述话题,本报记者对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刘兵教授进行了采访。
 
■本报记者 郝俊
《中国科学报》: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何泽慧、吴阶平、朱光亚、王大珩等对中国科学贡献卓著的老一辈科学家先后去世。有人认为,“这些科学巨匠的离世,在社会上却是悄无声息”,这反映出“人们对科学正在冷漠和疏远”。对此,您怎么看?
刘兵:的确如此。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科学确实在今天受到了公众的冷漠和疏远。仅仅从当下科学普及和科学文化类图书的印数之少,也可以看出公众对科学的不关心。
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有很多种原因。例如,当下社会更加重视物质化的发展,更加关心经济,更加关心眼下的享受。而科学,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基础性的、文化性的、精神性的东西,即使与技术的发展有关,也只是部分的、间接的。公众对于不能马上带来现实利益的科学的冷漠,恰恰与崇尚物质化发展和眼前利益的社会风气相一致。
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口头上、形式上,我们似乎又特别地推崇科学。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因素。其一,当我们在大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时,其实主要所指的更是技术,而非原本意义上的科学。这与前面所说的“物质化”情形又是一致的;其二,我们又经常会把科学“意识形态化”,当做“真理”的代名词和标签。这也超出了科学原有的含义。在这样两种情形下,对科学表面的尊重,实际上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像华罗庚、陈景润等科学家成为“全民偶像”,那又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另外一种非正常的表现,也与对科学的“意识形态化”有关。
我们现时最需要的,实际上是对科学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重视与支持。
《中国科学报》:我们也看到,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科学大师至今不被世人遗忘,您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刘兵:少数科学大师没有被人们所忘记的情况,值得更深入、细致地分析。可以追问,人们所记住的,究竟是他们身上的哪些方面?一些科学大师作为“名人”,或“公众人物”,为人们长久地崇拜本是很正常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广大公众却不一定真正对他们最核心、最有价值的思想有所了解。
这些科学大师,因其思想的独创性和对科学的杰出贡献,为人类认识自然能力的增加、为人类知识的增长、为人类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同时,他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精神遗产。这些遗产,已成为我们今天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它们可以说是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但是,就当下公众对这些遗产的理解而言,却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
《中国科学报》:科学家的影响力,是否能够超越科学共同体自身,从而作用于更广泛的社会公众?
刘兵:科学的核心内容在于科学知识。但是,除了科学知识之外,理念层面上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确实也是科学为社会增加的文化财富。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内容不仅仅为科学共同体所独有,同样也可以传播到社会上更广泛的公众之中。
当然,科学并非人类唯一重要的知识,但却肯定是重要的知识之一。对于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掌握和适当利用,对于社会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更广泛的公众掌握了这些内容,可以在恰当的场合,以恰当的方式将其应用于自身和社会;可以避免那些有害的、非科学的东西带来的损害;同时,也可以尽量避免不恰当地应用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
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文化,这些涉及科学同时又成为社会文化组成部分的内容,既可以通过正规教育中的科学教育、通识教育来实现其作用,也可以通过非正规教育以各种形式在社会上普及。
《中国科学报》:这些科学遗产,是否也有被忽视和遗忘的危险?
刘兵:一般而言,科学知识会通过专业的科学教育、通过科学研究的延续和发展,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传承。但在传承中,其实也会有选择和淘汰。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所说的科学方法、科学理念、科学精神等,也应当通过科学教育等各种形式传承下来。然而在现实的实践中,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地忽视。
这种传承,也可以从目前培养科学家的具体实践形式中看到。例如研究生的学习过程,不再像本科生那样以听课为主,更多地,是在导师的亲身带领和指导下学习并从事研究。这种体制本身,就蕴涵着将包括科学规范在内的方法、精神、文化等理念层面的内容,潜移默化、言传身教传授给学生的意味。
另外,对科学文化进行专门研究的科学史等领域,又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将更多有关于科学的知识和文化遗产保留下来,为科学家和公众的学习提供了重要基础。
《中国科学报》:有人认为,在今天的“大科学”时代,“师承传统”已削弱。对此,您怎么看?
刘兵:由于时代的不同,学术思想的传承方式有所变化本应是正常的。在今天的“大科学”时代,科学知识与文化的传承有了新的特点。但正如当前的研究生培养体制,呈现出了学术思想传承的意义,因此,我们并不能说“师承传统”已削弱。
应该说,科学知识和文化的理想传承,本来就不该只有一种模式。在多种模式并存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传承的理想。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中国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遗产,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刘兵:科学和社会都在随时代发展。相应地,对于科学的知识和文化而言,其内容及传承方式也都会有不同。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简单地随波逐流,而是应当有必要地坚守,同时还要有开放的心态。
在老一辈科学家身上,有着不计功利研究科学、献身科学的理想主义传统;严谨、求实、不以从事科学来追求非分私利的传统。这些传统都更加需要倡导。而这种倡导之所以必要,恰恰说明老一辈科学家身上的优良传统,在今天已经受到了相当程度地损害。
《中国科学报》 (2012-01-16 B1 思想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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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洪蔚
2011年是一个值得科学界肃穆回首的一年,一位又一位杰出的中国科学家离我们而去。
每次当一位杰出英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总会留给我们一些可供传承的财富。而2011年辞世的科学家,他们中很多人,用一生造就的是一个科学时代,他们无愧于中国科学的历史标志这一称号。
当这些科学史的标志,一个又一个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所代表的时代,他们在时代中磨砺出来的优秀品格,是否也随同他们一起离去了呢?
为了人民的科学
1947年,当罗沛霖带着生平第一套西装和500美金,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他执行的是党的一项“秘密任务”——学习电子。
此时的罗沛霖已经35岁了,自言在学习上比不了年轻人。然而,他还是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拿下了博士学位。回国后,成为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从早年奔赴延安,在延安创建通信材料厂,用电台支援抗日,到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士科学家”是人们对罗沛霖的经典总结——战士、博士、院士。他在科学史上留下了“红色科学家”声誉。
1950年,就在罗沛霖完成了秘密任务,准备回国的时候,正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学的朱光亚,也正要起程奔赴新中国,他在起程前,撰写了《致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对留美同学发出了热情号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们”,“现在我们还不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自己的人民吗?”
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随着时代的不同,更新着对科学与国家的认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科学救国”,再到罗沛霖、朱光亚这一代科学家,他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科学使命,明确提出了“建设祖国”、“服务人民”的科学使命。
回顾那一代科学家的科学历程,为了国家的需要“几度变化专业方向”的情形,出现在很多科学家的经历中。2011年1月,分析化学、半导体化学家沈天慧辞世,熟悉她的人说:“在数十年的工作生涯中,她三改专业,以一生的行动,实践着自己对党、对祖国诚挚的爱。”
在“自由探索”与“国家需求”之间,他们坚定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生前曾说:“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这或许是对那一代科学家科学人生的平实、真切的总结。
新中国的拓荒者
 
1958年,当施雅风第一次登上中国西部冰川时,他开拓的是一片名副其实的荒芜国土。几年的时间他足迹遍布天山、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前后24年,他编写出了世界唯一一部冰川编目——《中国冰川目录》,被称为中国冰川之父。
回首2011年辞世的大师们: 董玉琛,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奠基人;黄翠芬,我国生物工程奠基人、我国基因工程创始人;王大珩,我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吴阶平,中国泌尿外科的先驱者;罗沛霖,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新中国的科学在他们的手中,从无到有地创建、发展起来。
此外,更多的“研制第一台(架)XX”、“创建第一家XX”、“填补我国XX空白”的字眼,留在了在2011年离去者们的身后。
有人说王大珩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光学的成长史”,在70岁的时候,王大珩曾自填一阕道:“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参驰,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搞这般专业很称心!”
1948年,满怀科技强国的梦想,王大珩从国外回到祖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应用光学在中国几乎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没有光学,没有光学玻璃,就无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测量设备,国家实力的增强也就无从谈起。
直到今天,在中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战略科学家
2009年,杜祥琬主编了一部朱光亚传记,称朱光亚为战略科学家。2011年陨落的大师中,享有这个称谓的不只朱光亚一人,罗沛霖、王大珩都曾被称作战略科学家。
在杜祥琬看来,朱光亚不仅是核物理学家,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他不仅为我国核武器、为我国国防科技作出了贡献,也为我国科技建设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863”计划、“中国工程院”这些中国科技界已经不可缺少的“词汇”,就是在这些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们的努力下横空出世的。
1986年3月,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追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针对世界高科技迅速发展的紧迫现实提出:要全面追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制定中国高科技的发展计划。
如今经过20多年的实施,“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的起步、发展和产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高技术研究发展的一面旗帜。
在度过了“拓荒年代”后,随着中国科学的稳步发展,很多老一代科学家,都把完善中国科学的组织建设,当做一种责任。
罗沛霖生前回顾自己一生时,“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催生了中国工程院。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就中国科技界当时的认识而言,对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及基本技术的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对技术科学的理解就谈不上那么清晰了。
从1978年,罗沛霖就开始思考成立中国工程院的事,上世纪80年代,他多次撰文在媒体上介绍国外相关经验。1994年他正式起草给中央的建议,并联合王大珩、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共同提交。
在6人的倡议下,1994年5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科技史上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对此,罗沛霖生前曾说:“包括我在内的一批老科学家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成就了人生得意之笔。”
女科学家的道路
2011年6月20日,何泽慧在北京逝世。对她的一生最多的评价是“低调,淡泊名利”。有人说,在钱三强的光芒下,她作为科学家的光辉被遮蔽了。
在筹建“两弹一星”团队时,人选名单里原本有何泽慧,但因为她是钱三强的夫人,又是女性,最终与研究团队擦肩而过。
“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是钱三强为中文版《居里夫人传》所做序言里的一句,在这句话之后钱三强写道:
“在科学的道路上,有时,特别是妇女工作者,可能会遇到不应有的压抑和歧视,但只要有信心,有脚踏实地的忘我工作精神,保守的枷锁和禁锢是打得破的。”
1980年,何泽慧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成为我国第一位女院士、“中国的居里夫人”,她自己的人生就是对钱三强所说的“信心与忘我的工作精神”的注解。
2011年还有4位杰出的中国女科学家走完了自己“脚踏实地”的科学人生,她们是:王涛、黄翠芬、沈天慧、董玉琛。
女人做事业很难,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18岁时何泽慧打破禁锢冲进了女人的禁区,进入清华大学攻读物理;26岁时,她又突破了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实验弹道专业不招外国人、不招女生的防线。
然而,就是这些打破了种种“枷锁”,冲破了种种“禁锢”的“女生们”,给人们留下的却是“纯净”、“安详”、“低调”、“温暖”的感受。
熟人都管黄翠芬叫“蜜蜂妈妈”,他们说:“她内心的从容、宁静你只要走近,就能感觉到。”从求学到科研都曾经历种种艰难的沈天慧,则有着一种“让人崇敬和亲近的魅力”,“就像一个邻家的祖母”。
她们用自己的人生,成功地塑造出中国一代科学女性的雕像。她们用坚韧、淡定的品格,开辟了中国女性的科技道路。
杰出科学家的品格
 
杰出科学家离去,当我们自问:“谁可以接过大师的衣钵”时,最难的也许是传承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磨砺出来的优秀品格。
翻开1965年的《中华外科杂志》,《精囊肿瘤》一文作者署名只有“郭应禄”一人,当时的郭应禄是吴阶平的研究生。
当年,吴阶平为一个来自武汉的病人进行手术,郭应禄也跟着来到了手术台。术后,郭应禄写了一篇论文,请吴阶平指导。论文完成后,吴阶平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每次说起这件事,郭应禄都感慨万千,“我当时就是参加者,后来整理了材料而已,没想到最后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虽说王大珩的一生就是中国光学的成长史,然而他生前最不满的就是总有人称他为“中国光学之父”,“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他们?”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光学学会加入了国际光学学会后,不少人举荐王大珩出任国际光学学会的领导。王大珩婉拒道,他从解放后一直从事科技组织工作,很少具体参加科研工作,很少发表文章,学术上在国际影响不大,还是推荐学术研究有成就的人去担任。
现在,提起“863”,公众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大手笔,大资金,乃至大回扣等充满铜臭味儿的字眼,知情者评价说,这多少会让它的倡议者王大珩等人心寒。
2011年去世的科学家们,很多年逾90,他们安详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当中国科学的拓荒者们,一个接一个离去的时候,我们脚下的大地也日渐丰饶。
中国科学从无到有,在他们手中成长起来,他们可以笑对自己的人生。而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科技强国”的梦想,却远没有终结。他们把这个梦想,留给了我们。有人在网上写道,愿大师们“天堂安息”——或许完成未竟的事业,恰恰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他们不是明星
在2011年人们哀悼一位又一位中国杰出科学家辞世的时候,也有一种愤慨的声音同时响起:“为什么大师们走得那么安静,为什么明星们的绯闻,比大师的离去更让公众关注?”
在这种愤慨声面前,我总感觉愕然:为什么要把“大师”和“明星”相提并论呢?
所谓明星,就是那些可以娱乐大众的人。科学不是用来娱乐大众的,科学家的人生,也不具备大众娱乐性,更不是用来供媒体炒作的。
有人回忆何泽慧说,她冬天总是一件老式棉布袄,她的家居陈设简陋。——这样的生活,应该不会给大众太多的谈资。
他们的光芒是内在的,他们默默无语地离去,和他们默默奉献的一生,也应当是相符合的。
送别他们最好的方式,不是喧嚣,而是肃穆。肃穆和敬意——或许就足够了。
接下来我们应该想想,怎样继承他们留在身后的事业?
《中国科学报》 (2012-01-16 B1 思想周刊)
发表在栏目: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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