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青霞说：“不要叫我大美人,做美人很累。”这话在不美者听来，难免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岂不闻，美貌是美貌者的通行证，美女在现实生活中通常可以享受各种便利，让不美者大感不公。如果说做美人很累，那么不美者又将情何以堪。

但是，我却愿意相信林青霞的话真诚可信。当然，这种感悟只有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才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当其豆蔻年华之时，断不会有很累的感慨，而是如其他美女一样，享受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幸福与荣光。美人迟暮，是一种沉甸甸的悲哀，当其时也，回想起过去种种，才惊觉所有的爱与被爱，是那么脆弱，神马都是浮云，除了斑驳的旧影，什么也没有留下。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早有红颜薄命、红颜祸水的认定，这有失公允，但美女大多经历坎坷，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美，她比常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同时，也因为美，她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更多的困惑与挣扎。首先，美色身边，往往不乏角力，比如海伦引发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陈圆圆惹得吴三桂冲冠一怒；其次，美色通常趾高气扬，但在金钱与权力面前，美色也要低下头来。李嘉欣如集邮般谈了N多个大款，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最后好不容易才情定许晋亨。林青霞和二秦纠缠多年，老大嫁做商人妇，总算老有所依。所以，美女确实不好当，如果自己悟性不够，定力又差，那几乎注定是悲剧的一生。潘金莲在西门庆死后被逐出家门，居然还幻想着和武松再续前缘，吴月娘就感叹，往后死在她小叔子手里罢了。果不其然。

有所谓的科学研究说，娶漂亮老婆的男性通常相对短命。依据何在，语焉不详。但如此说来，诸葛亮娶了那么丑的老婆，病死五丈原时，也才五十来岁。所以，男人短命，断不能归咎于美女，但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却也值得男性同胞警惕和自省。

《洛丽塔》英文版书影

当下国内对纳博科夫《洛丽塔》的研究汗牛充栋。但我以为，许多评论家在论及这本小说的主题，特别是涉及主人公“亨伯特·亨伯特”的人格特征及其爱情悲剧时，恰恰就受到了纳博科夫狡黠的愚弄。问题多少就出在他以“评论人”“小约翰·雷博士”的名义写下的那篇《序文》上。我断言，这正是纳博科夫的“圈套”——那些专门诱惑人们（包括评论家）误入歧途的言论：“作为一份病历，《洛丽塔》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一本经典之作”；“他是道德败坏的一个突出典型”；“他凶残奸诈的罪恶”；“这部书对严肃的读者所具有的道德影响”——诸如此类。还有，纳博科夫1956年写的作为附录的《关于一本题名〈洛丽塔〉的书》，也起到了某种圈套的作用。

这样一来，国内时下许多评论文章认为，亨·亨的人格特征是“病态”的，他患有各种各样的人格障碍。他首先表现出的是一种倒置性的障碍——恋童癖。对性感少女的疯狂迷恋，是他最典型的特征，并且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减。他把“性感少女”定义为：9岁到14岁之间，不一定要漂亮，但别具魅力。“我占有了她们，她们并不知道”。亨伯特还患有其他的人格障碍。他经常产生一些古怪反常的想法、态度和行为（尽管按现在的标准，还没有达到精神病的程度），他几乎很少有社交兴趣，表现出与他人的距离感和极度冷漠。他还有轻微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普遍怀疑，同时倾向于把他人的行为理解为故意的威胁或对自己的蔑视。例如，带着洛丽塔在美国到处旅游的途中，亨伯特老是产生这样的幻觉：有人跟着他们，想把洛丽塔从他手中抢走；他不允许洛丽塔与外面的人搭话，不希望洛丽塔跟同龄的孩子玩，生怕暴露了他继父情人的身份……

在我看来，如上俗套而又平庸的评价，恰恰是中了纳博科夫圈套的结果。假设一下：我们怎么就不能把亨·亨看作一个正常人，一个追求自己爱情和欲望的成熟的正常男人呢？首先，什么人正常，什么人不正常或异常，或者说某人变态，其实就连心理学家也搞不清楚，因为他们也提不出区分“正常”与“变态”的明确标准。一个人的某个行为，到底算是一种“功能障碍”，还是属于一种“功能正常”的反应，很难有划分的标准。既然在科学上——据说心理学是自然科学——都没有定论，干嘛我们搞文学评论的，就一定要给亨·亨带个“变态”的帽子呢？

可问题还不在这里。亨·亨把形容一个男人最卑鄙龌龊的词汇都套在自己头上，表面上看起来，他是想赢得读者的同情，最终让读者原谅他。但我认为，这正是纳博科夫的圈套。而我们往往容易上这个圈套，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理解纳氏小说的基本手法——诙谐模仿（Parody）——的强大威力。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发现“诙谐模仿”与纳氏的圈套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

我所说的纳氏圈套，正是由于他运用诙谐模仿的结果；如果不理解他的诙谐模仿，就很容易陷进他的圈套。

纳氏的模仿之所以是诙谐式的，主要是指模仿的对象是其他的艺术作品，或者是它自己模仿自己——“自我模仿”。纳氏经常把乔伊斯、普鲁斯特、福楼拜、波德莱尔等作为他小说中的模仿对象。比如，《洛丽塔》中一个诙谐模仿的例子——“长沙发上的那场戏”，亨伯特所哼唱的那首歌词，就是模仿梅里美的小说《卡尔曼》的：“哦，我的卡尔曼，我的小卡尔曼！真美好，真美好，那些美好的夜晚，有星星，有汽车，有酒吧，还有酒吧间的男招待……”此外，《普宁》中模仿托尔斯泰的例子——“列文和吉梯比渥伦斯基和安娜在时间上整整落后一年”的“文学里的相对论”。

而《洛丽塔》中诙谐模仿最多的，莫过于弗洛伊德的文本了。甚至可以说，亨·亨这个人物，实际上是对弗洛伊德进行诙谐模仿的产物。我觉得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理解纳氏“诙谐模仿”的实质乃至走出“圈套”的关键。

弗洛伊德不是有个所谓“恋母情结”理论吗？那好，我现在的亨·亨根本就无所谓这个问题。他的母亲在他三岁那年因野餐会上遭电击而死。三岁，刚好是幼儿恋母情结开始的时期（至五岁结束）。纳氏选择这个年龄让亨·亨的母亲去世，显然是特意安排的。既然母亲没了，“除了保留在最最黑暗的过去中的一片温暖，在记忆的岩穴和幽谷中，她什么也不存在了”。那么，对亨·亨来说，就不存在什么他想要独占母亲的爱、并杀死父亲的强烈愿望（这正是“恋母情结”的要害之处）。事实上，他并不排斥他父亲，而且关系还不错。在他13岁的时候，他父亲把他认为亨·亨需要了解的性知识都告诉了他。所以，亨·亨不存在所谓童年期“创伤性的经验”，相反，他“在一个有着图画书、干净的沙滩、橘树、友好的狗、海景和笑嘻嘻的人脸的欢快天地中长大，成了一个幸福、健康的孩子”。

既然亨·亨并不存在一个恋母情结发展不善的问题，那么弗洛伊德相应的“创伤固着”理论，也就用不到——套不上——亨·亨的头上。“固着”，是英文fixation的汉译。在弗洛伊德那里，是关于儿童心理——特别是性心理——发展的一个特征。其简单的意思是指，儿童将自己的性能量（“力比多”）贯注在某一个对象上而不能改变。这样，所谓创伤固着，就是指患者固着于过去的某一心理创伤情景，而不能使自己从其中解脱出来。

这样一来，我们若稍不小心，又会落入纳氏的另一个圈套。叙事者亨·亨说，“要是有年夏天我没有爱上某个小女孩儿的话，可能根本就没有洛丽塔。”这就很容易使读者产生这样的看法：与安娜贝尔的相爱——特别是她死于斑疹伤寒——就是亨伯特的童年创伤性经历；他无法从这桩经历中走出来，所以，他就很自然地迷恋年幼的女孩，他潜意识里希望能回到过去，重温他和安娜贝尔的爱（因为洛丽塔与她，都不过是“同一个孩子”）。

这里，纳氏实际上是在诙谐地模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治疗理论。那个“能干的精神病大夫”——暗讽弗洛伊德——急于要亨·亨带着洛丽塔到海边去，让他最终在那儿彻底摆脱那种“潜意识的困扰”——幼儿时与安娜贝尔那“未完成的恋情”。可是，据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使这个“治疗”方案泡了汤。一是尽管亨·亨带着洛丽塔到了几个似乎不错的海滩，结果不是被恶劣的天气给完全搅了，就是洛丽塔身上粘满了沙子——像一头海牛似的，亨·亨第一次对她“不再有什么欲望”。这怎么能最终满足他对性感少女的欲望呢？又怎么能够治好他迷恋少女的“病”呢？再一个原因就是，纵然亨·亨找到了“一片合乎心意的”海滩，那也为时已晚。因为他“真正的解放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在那个破旧的门廊上第一次发现洛丽塔的时候。

至此，我们总算摸到了诙谐模仿的要害了。我对评论家们的真诚建议是，要从纳博科夫的诙谐模仿手法中，去研究《洛丽塔》的主题，探讨亨·亨这个人物形象，包括他的人格特征及其他与洛丽塔的爱情悲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终走出纳氏的“圈套”。

前段时间，信阳某公司招聘采茶女一事，招来网上一片非议。招聘广告要求应聘者须处女之身，胸部大小为C罩杯。据说采茶流程是少女用口唇衔采下茶芽，然后放入置于胸间的小竹筐内，以使茶叶混合少女的体香。公司解释说，这是为了传承传统习俗。据我检阅到的资料，所谓口唇茶、体香茶之类，基本停留在民间传说层次，大多是为了神化某名茶的起源，从来就不是采茶劳作的实际过程。而在此公司的“民俗主义”式运作下，女性的身体被作为了茶叶制作中的具体工序。此茶若制成，想来定是天价；而这天价的理由，公司自然会列出处女、口唇、乳香等稀有因素。这些女性身体之特征和意象，成为茶叶之外更具魅力的欲求对象和消费对象，从而具有了极大的商业价值。

关于女性身体的这种运用方式，在我们的文化表述中是颇有传统的。也就是说，女性的身体往往不是作为女性自身主体性的表达，而是被抽离了女性自身的意志，作为客体、作为对象物，成为他人或曰主流社会（通常是男性和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之观念和价值的体现。若从性别对照的角度审视，我们会发现，男性的身体则很少这样被物化为客体。这是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男性是凝视者、行动者，女性则是被凝视的对象，是男性价值观的体现者。在此观念流传久远之意义上，信阳公司所说的“传承传统习俗”，倒也不谬。

这就让我从“口唇”想到了“缠足”。这一后天形塑出的女性身体部件，在不同时期都密集地汇聚了不同的象征涵义，几乎成了各种观念或价值观的容器。

大约起源于五代时期的缠足，对其起因，后人有各种解释。一为贞节说，谓缠足目的在于限制女子的活动范围，以体现内闱与外界的界限（这里，缠足成为男女-内外划分之象征）；另一为审美说，谓缠足在于使妇女的姿态更为美丽，所谓纤足所产生的“步步生莲花”之妙。至少从后人对缠足的描述看来，审美意味一直是很重要的因素。此后，“三寸金莲”作为混杂着审美与情欲的赏玩对象，逐渐成为女性美的标志。到清代，金莲崇拜竟至发展到“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的地步。

自宋以来，女人小脚的物化程度是在逐步加深的。这一方面表现为赏玩对象由足而转移至足上之鞋履。因此，各式的鞋样、华丽的弓底，鞋面的滚边和绣花，在明代以后尤其成为赏玩目光的焦点，清代甚至发明了以妓女之绣鞋（内的酒杯）行酒之乐。另一方面的表现为，小脚这一原本体现妇女娴静之“内”德的标志居然成了公开展示物。据说直到晚清时，大同还保留着一种叫“亮脚会”的习俗，妇女坐在自己家门口，伸出穿着各种精致绣鞋的双脚让过路人观赏品评（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在春秋两季的庙会上举行“赛脚会”，妇女们坐在搭成几级的高台上，伸出双脚供游人品评甚至把捏）。18世纪末期，模仿妇女缠足形态的“跷”开始登上京剧舞台，成为公开表演样式，风行了近一个半世纪。

小脚被赋予的这种审美性的文化尊荣，使之前还是一种都市化风尚的缠足，到清代逐渐演变成了一般妇女惯常的实践。以至于清初清廷虽下令禁止，但鲜有成效。清代文人钱泳描述当世的情形称，“举世之人皆沿袭成风，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者”。一位女子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缠裹扭曲之足所达到的标准。

然而，女性在这整个过程中的个人经历、主观感受，在主流话语中往往是阙如的。高彦颐是位致力于在中国历史脉络中倾听女性主体声音的美国学者，可以想见，这类研究包括很艰苦地搜寻非常见文献及去除种种历史遮蔽的工作。她的研究使我们多少能窥见女性“身体自我”的主体感受。这其中包括女性对男性社会鉴赏标准的认同，因此女性会忍受很大的身体痛苦去追求脚的弓、纤塑性，会花费很多的心力去制作各式鞋样，并以此确立自身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在“美”的表面下，又掩盖着“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女性之呐喊，这里既包含伤筋断骨的身体剧痛、裹脚布内溃烂腐肉的伤残，也包含着“脚小鞋尖难行走”的困苦。

明末清初女人的缠脚实践被赋予了另一种政治象征意义。此即“男降女不降”（男人屈从满人的剃发习俗而女人继续保留汉族的缠足习俗），女子的缠足成了延续汉人习俗的民族气节之象征。此说法虽在民间早有流传，但大张旗鼓地得到宣扬，根据夏晓虹教授的考证，则出于晚清反满志士，旨在将其作为现实反满斗争的历史及思想资源。在此宏伟的现实需要下，女人的小脚被构建成了汉人不亡的旗帜，至于这是否是清代妇女缠足的本意，想来是志士们无暇也无需顾及的。

到了清末，尤其是到民国初年，在面临亡国灭种以至急切追求现代化的危机感下，女性的小脚再一次被主流话语提升到政治层面。这一次，它是“国耻”的象征。缠足与男子纳妾、吸食鸦片等一并作为腐朽的旧文化之标志，为进步人士痛加鞭挞，以为非根除此，中国将无法列于文明社会。因此，民间的放足运动、官方的反缠足运动风起云涌，在这些运动中，女子的脚（包括裹脚布、脚部模型和照片）再次被展示在稽查员和大众面前，不过这次，不再具有文化上的荣光，而是作为铭刻于女性身体上的耻辱。而女性在国家机器和传统习俗间经历的缠与放的心理挣扎，她们的身体在放足过程中经历的痛楚之类，在进步话语中是蔽而不见的。

不管是作为女性美、民族气节还是文化耻辱的象征，女性的身体在主流话语层面总是被作为“物”，在抽离了女性自身的主体性后，成为某些文化观、政治观乃至商品观的承载物。以此视角回视当下，媒体对美肤、瘦身、丰乳之女性形象的打造，不正回响着三寸金莲的余音么？

延伸阅读：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高彦颐著，苗延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夏晓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所谓“喜剧小说”，就是喜剧的小说形式，或者说是小说形式的喜剧。喜剧的概念能成立，喜剧电影、喜剧小品、喜剧诗、甚至喜剧建筑的概念都能成立，喜剧小说恐怕也可以成立吧。

在我看来，中国的“喜剧小说”应包括《儒林外史》《围城》《阿Q正传》《华威先生》《在其香居茶馆里》等等；在国外，“喜剧小说”则应包括《堂吉诃德》《好兵帅克》《死魂灵》《傲慢与偏见》《变色龙》等等。

这一概念虽然实指无二，但叫法上却比较混乱，有的叫“喜剧小说”，有的叫“讽刺小说”，有的叫“幽默小说”。

然而，使用“讽刺小说”、“幽默小说”的人，并不一定就反对使用“喜剧小说”。比如鲁迅，公开见到先生使用的是“讽刺小说”，但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一文中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如果把这话运用于小说，那么鲁迅的意思就是：讽刺小说不过是喜剧小说的变简的一支流。

鲁迅的这句“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给“喜剧”和“讽刺”的关系定了位，运用到小说领域，或许可以说，“喜剧小说”是总概念，“讽刺小说”是分概念；它还有一个分概念，就是“幽默小说”。那么，“喜剧小说”只有“讽刺小说”和“幽默小说”两个分支吗？它应该有多少分支呢？我们先借鉴一下“喜剧”的理论。喜剧的分支，国外的分法比较混乱，国内也有不同分法，最值得借鉴的是“二陈”：搞喜剧美学研究的陈孝英与搞戏剧理论研究的陈瘦竹。按陈孝英的理论，喜剧美学的范畴包含的分范畴有幽默、讽刺、滑稽、机智、揶揄、怪诞、荒诞等，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这种现象罗列显得有些复杂和零乱，所以我更倾向于陈瘦竹与沈蔚德比较简捷、明晰、有理的三分法，即“讽刺喜剧”、“幽默喜剧”、“赞美喜剧”。

按黑格尔的说法，“喜剧”就是“理性的幽默”。这里的“幽默”是大概念，包括“喜剧”的全部内涵。然而，“幽默”自身是中性的，既非否定也非肯定，它向两边发展，从“中性幽默”向一端发展到“否定性幽默”；向另一端发展到“肯定性幽默”，便成了“赞美性幽默”。这样一来，它就完整了，因为它已经包括了事物的“否定”、“肯定”和“非否定非肯定”三个方面。

“否定性幽默”就是“讽刺”，“肯定性幽默”就是“赞美”，所以我说陈瘦竹的“讽刺喜剧”、“幽默喜剧”、“赞美喜剧”就是喜剧领域的“陆、海、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借鉴到小说领域，完整的“喜剧小说”体系就应该包括“讽刺性喜剧小说”、“幽默性喜剧小说”、“赞美性喜剧小说”三个方面。这就是我说陈瘦竹、沈蔚德的三分法“简捷、明晰、有理”的原因。

其实，陈孝英罗列的七大项也完全可以包含在这三分法之中，陈孝英自己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他在《喜剧美学论纲》中就把“讽刺”、“揶揄”列为一组，这相当于陈瘦竹与沈蔚德的“讽刺”(否定)；把“幽默”、“荒诞”、“怪诞”列为一组，这相当于陈瘦竹与沈蔚德的“幽默”(非否定非肯定)；把“滑稽”、“机智”列为一组，这相当于陈瘦竹与沈蔚德的“赞美”(肯定)。但让“滑稽”跻身其中，我觉得稍稍有点勉强。

如此看来，陈孝英罗列的七大项，更像是陈瘦竹、沈蔚德的三分法的细分，所以，要说分支，还是以陈瘦竹、沈蔚德的比较妥当，若要更加深入的研究细分，则可以以陈孝英的罗列为参考。但有一点需要说明，虽然陈瘦竹、沈蔚德的三分法有简捷、明晰、有理的好处，但作为一项命名，“赞美性喜剧”却有个让人遗憾的缺点。

单独来看，“赞美性喜剧”的命名是合理的，移植到小说中来，称此类小说为“赞美性喜剧小说”也没有什么不合适，但如果把它和“讽刺性喜剧小说”和“幽默性喜剧小说”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后二者简化为“讽刺小说”和“幽默小说”，不会引起误会，因为“讽刺”和“幽默”都有一词二意的特点：“讽刺”的内涵是“否定性”的，却又有“喜剧”的特质；“幽默”的内涵是“非否定非肯定”，也有“喜剧”的特质；但“赞美性喜剧小说”一旦简化为“赞美小说”，肯定性的内涵仍在，但“喜剧”的特质却没有了，是“喜剧”性赞美呢，还是悲剧性或正剧性赞美呢，仅从字面上就不大容易看得出来了。这就让人感觉到，“赞美性喜剧小说”与“讽刺性喜剧小说”和“幽默性喜剧小说”同班站立有点勉强，可不可以找到同样具有一词二意特点的词语呢？

思来想去，“戏赞”二字跳进了脑海中。“戏”是喜剧的精神，这是朱光潜一直强调的，“赞”是“肯定”，“戏赞小说”叫人一看就知道是“肯定性喜剧小说”，完全可以与“讽刺小说”、“幽默小说”并立了。那么，完整的“喜剧小说体系”就应该包括“讽刺性喜剧小说”、“幽默性喜剧小说”、“戏赞性喜剧小说”三个方面，简称“讽刺小说”、“幽默小说”、“戏赞小说”。

早在1986年，阎纲就亮出了“幽默小说”的牌子，却还不敢亮“讽刺小说”的牌子，因为担心“讽刺有非政之嫌”，然而，我们今天却没有这么多顾忌了，说明时代确实在进步。麦里狄斯说：“喜剧观念和喜剧的繁荣是一国文明的标志。”“喜剧小说”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说明中国的政治文明正在加速，这就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幸事了。(南台)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身生成、传承过程中，记载和传承了诸多人类的精神和思想。但是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往往都有一个最初的内涵，只有挖掘和认识到这个最初的内涵，这项遗产才更加充实和生动。所以，在认定某一非遗项目的时候，应该重视寻找其原本内涵。

不久前，我们在抢救挖掘科尔沁郭尔罗斯文化遗产时，发现当地一种馅饼的制作技艺。当时在申报文本中，对这项“馅饼制作技艺”是这样介绍的：这种馅饼面非常稀，不好包馅，这为每一个做这种馅饼的人带来难度。因此这里的每一个姑娘在出嫁前都要先学会这种馅饼技术，生怕到了夫家被笑话。而且这种馅饼做好后先不吃，而是“闻”，大家一齐喊“好”，然后供给祖先，之后一家人才可以吃。

在分析这项遗产时，我们觉得，这种做馅饼的技艺背后，应该还有着更深的文化内涵。那么，这项遗产的原本内涵是什么呢？原来，这与当地的民俗有关。

农历立秋之后，牧草籽粒成熟，很多蒙古族群众收割牧草时，注重收割、晾晒、留存一些柔软的红毛公、碱草，用作慢火烙制馅饼的烧柴。进入农历腊月后，半农半牧的郭尔罗斯地区的人们开始宰杀年猪、肥牛、壮羊，蒙古族妇女们精选、留存足够的上好肉品，备用于“祭火”“祈月节”“查干萨日”（正月）期间的日常食用和祭祀。

到了正月初二，各家各户拉开了做馅饼的序幕。清晨，妇女们身着节日的盛装开始忙碌，其中厨艺最高的人亲自动手和面，其他人有的剁肉馅，有的熬制奶茶、分装各种奶食品，有的准备柴火和厨房配料；青年男子则抬肉担水、饲喂畜禽、清扫院落；父辈们看孩子、清理室内卫生等，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祖父母备碗筷，准备祭祖碟盘和果品，之后便依次坐在火炕上的饭桌前，饮奶茶、吃奶食和果品，等待着儿女们呈上诱人的蒙古族馅饼。

做馅饼的过程也有讲究。妇女们先和面、剁馅、包馅，然后将馅饼半成品放入软柴烧热的铁锅内边拍边烙。为了省面，包肉面和得非常稀，烙制馅饼的关键技能是“和面”和“手拍”，所以馅饼也被称为“手拍馅饼”。手拍馅饼要分批烙熟、分批过油或水烹。在第一批馅饼出锅时，家族主事的老人率先选出一张又薄又圆、又白又亮、熟时凸起、香气袭人的馅饼，这张馅饼被称为“德吉”。老人要格外小心地用盘子装好“德吉”，亲自端到祭祖的供桌上摆好。在他端着“德吉”从厨房锅台到内室供桌前的过程中，孩子以及年轻人都围着这位老人随行。在给先祖供奉好“德吉”馅饼后，老人口中念念有词，祈祷家族团圆、家业兴盛。随后，全家还要依次向祖先行叩拜大礼。叩礼毕，方可上桌吃饼，但是妇女和孩子们不能上主桌品尝第一批烙饼。

蒙古族馅饼的最佳吃法是边吃边烙。过去，团聚一起共同品尝热馅饼，是很多家庭一年中最祈盼、最幸福的时刻。郭尔罗斯地区至今还有许多故事描绘当时的热闹场面，人们将烙吃馅饼的这一天称为“馅饼节”。

正月初二早品尝完香甜的馅饼后，人们还要赶往周边村屯去看望亲朋，祝福新年。这一天傍晚时分，全家人又一次团聚欢宴。太阳落山前，老人们还要催促着家人站在院落的高处，在新月初现的时刻，举家遥望，共同祈福新年。此时，虔诚的人们专注地望着天空，口念祈福词。草原上的喇嘛寺庙，也在这一天举行祭神大会。因而，人们又将正月初二称为“祈月节”，企盼风调雨顺、农牧丰收、人间吉安幸福。

另外，馅饼节还有一些讲究。比如人们吃馅饼时忌讳将饼切割开，此意不仅是要保存馅饼的香气，也是忌讳切割后破坏家族团圆的象征。在接受别人送上的馅饼时，要品尝后才能放下。人们把第一张“德吉” 馅饼视为奉给祖先的圣品，十分珍惜，任何人不能手抓，更不能食用。

所以，在确定这项技艺的类别时，我们决定把它放在民族节日类别中。因为它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艺，其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民俗内涵。馅饼节这一民俗虽然产生在郭尔罗斯蒙古族的原始信仰中，蕴含着的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游牧民族接受农耕文化是这个民族向文明发展的靠近，馅饼节习俗恰恰记载和保留了游牧民族从原始的、单一的生活方式向丰富多样的农耕文化过渡和转化时的思想历程。捕捉这一历程，挖掘这种记忆，从中去发现人类生存过程中的珍贵认识和积累，才是对遗产的自觉保护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

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其实就是认识人类自己的生存历程。寻找人类生存历程中那些难忘的探索岁月，才能把文化的生动意味挖掘出来，我认为，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文化发现”。文化发现不是随意拔高遗产的思想性、类别性，而是不忽视遗产的本真性和思想性。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去认识遗产所传承的本真性，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意。如果缺乏对遗产认真调查、分析的认识过程和态度，就会对许多遗产“误判”，这是我们今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挖掘、申报、研究和保护工作中应该时刻要注意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组长）

“牛奶不是植入式广告，只是喜剧的道具。你们不觉得‘别妨碍我喝可口可乐’不好笑，而‘别妨碍我喝舒化奶’就很有喜感吗？”回应片中中国品牌植入式广告是否能有更好的表现方法时，《变形金刚3》（以下简称《变3》）导演麦克·贝将让中国观众眼前一亮的国货乳制品定义为“喜剧道具”。21日零时开始公映的《变形金刚3》，因为乳制品、服装、电视机、计算机多个国产品牌的“批量植入”，让中国的“钢丝”们有了更多的谈资。尽管麦克·贝解释出现植入式广告的片段，不过是一个个普通场景，但是由于“国货品牌”和“海外大片”的反差对比，从冯小刚、徐静蕾影片开始饱受争议的植入式广告，此次的争议似尤为热烈。

广告对白也能成“潮语”

很多人还没看过《变3》，却听说过“别妨碍我喝舒化奶”这句“潮语”。这句话的大热，源自《变3》中一段饱受争议的情节。被霸天虎追杀的亚裔角色王深在与男主角山姆一起站在电梯间里，画面中不仅能清楚地看见该产品的中文包装盒，王深还对旁边好奇地看着他的老外说了一句：“别妨碍我喝舒化奶。”

有情节也有台词的“植入”，给足了品牌面子，却被很多电影评论认为过于夸张，打断了故事的脉络和说故事的节奏。麦克·贝坦陈在美国买不到“舒化奶”，美国观众看这段情节时的反应是集体大笑。这段对于主体故事而言，似乎可以被剪掉的情节，为的只是凸显植入的品牌。难怪有网友在微博上写影评称，“这是一次成功的广告插播”。

有了和国产大片的多年合作，国产品牌植入《变3》时，已经学会一套“形象保护”的守则。针对有可能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主角，服装品牌提出衣服不能弄破弄脏；计算机和电视机品牌担心被“嘎吱嘎吱”的人形金刚抢了风头，提出“平板产品”也要有变形成人的画面；而乳制品品牌更讲究，提出不能出现在混乱的办公室中，不然很可能因为注意力分散而导致观众对产品视而不见。对这些要求，麦克·贝都一一照做。特别是为了突出乳制品品牌，不但把原本在办公室里的戏安排在了四面只有不锈钢板的电梯里，以单调环境突显被植入的产品，甚至还为没有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货设计了“这是什么外国牛奶？”、“看什么看，别妨碍我喝舒化奶”等“露骨对白”。

广告与剧情需要“配平”

“生活中处处都是产品，这不过是一个个普通的场景。”麦克·贝淡化广告痕迹，希望观众把广告看成普通场景。品牌植入式广告，不“入戏”是否还“值”的问题，也值得广告主和广告公司思考一番。

会感觉情绪出离、情节被植入式广告抢了风头的电影，不是好电影；而看不见植入式广告、观众完全被情节锁定的电影，又失去了植入的意义。商业电影需要在广告主和观众双方的情绪之间，用情节“配平”。电影学者聂伟说：“巧妙的广告植入，完全可以承担影片的叙事功能。”在电影产业化程度较高的运作模式中，专职植入式广告的代理公司，会在电影的剧本创作阶段开始介入，全程参与现场调度和后期剪辑，并且在影片上映后对观众的反应和广告的效果进行评估。好莱坞甚至创造了一个名词“硬线”，从植入方式、产品品牌等要素，划分广告植入的成功与否。

《变形金刚》首部曲中雪佛兰品牌的植入是成功的范例，而第二部中男女主角通过网络聊天互诉衷肠时，始终出现的网络运营商的巨型商标，则获影迷评出的“最煞风景植入广告奖”。按照“硬线”理论，与剧情关联度低，单一追求出镜率的植入式广告，纯属“银幕暴力”。

“《功夫熊猫》第一部中每个人物的对白都很有个性，影片也因此获得成功。其秘笈就是，确定某个人物的对白时，先考虑是不是只有他说才能推动情节、塑造个性的‘唯一性’，即，阿宝的‘笑点’如果放在其他动物身上也能用，那就不可以给阿宝用。‘谁都能说’的‘热词’，如‘给力’‘脑残’等，太没个性，宁可不用。”一位广告人告诉记者，电影植入广告的“境界”，应该参考成功的剧本。因为观众总是在电影中寻求和角色的情感认同，植入的品牌和产品正是通过这种附加在角色身上的认同，达到宣传自己的目的。“广告要成为故事情节、人物个性‘唯一性’的一部分，那才是真正的植入。”

本报首席记者 王磊

浏览了自恢复高考以来高考语文作文的题目：1977年《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北京市)；1978年将《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一文缩写成500至600字；1979年将《第二次考试》改写一篇《陈伊玲的故事》；1980年读《画蛋》有感；1981年仔细阅读《毁树容易种树难》,写一篇读后感；1982年作文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注意:必须写成议论文；.......直至今年的语文高考题目，深有感触。纵观历年高考作文题目，都具有反映时代的鲜明特点和对时代情绪问题的透视思考，具有高度的新闻性和聚焦性。

随着各地高考自主命题的开展，各地的作文命题除了具有上述特点外，还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人文性。以今年为例，全国卷作文：诚信；2011年新课标卷高考作文：中国崛起的特点；北京市高考作文：对世乒赛的看法；江苏省高考作文：拒绝平庸；天津市高考作文：关于镜子的话题作文；辽宁省高考作文：苹果的香味；安徽省高考作文：时间在流逝；山东省高考作文：这世界需要你；广东省高考作文：回到原点；上海高考作文：一切都会过去与一切都不会过去；江西省高考作文：孟子三乐；浙江省高考作文：我的时间；湖北省高考作文：旧书；重庆市高考作文：情有独钟；湖南省高考作文：谢谢大家；根据袁隆平的话写作文；高考的作文题可以说是愈来愈开放，愈来愈丰富多彩。但无论怎样变化，都离不开时代性和人文性。

高考作文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反映时代特点的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时代世相。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人才选拔性考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作文题是很有价值的。历代进步的文章观点都讲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脱离社会人生问题的文章，鲁迅，矛盾，巴金，叶圣陶等一代文章大师，都主张”文学为人生“的态度；虽然高考作文不是真正的文学，只不过是一定意义的遵命文章，缺少一定的灵活性，让考生带着脚镣跳舞，但在保证人才选拔公平性和公正度上，可以说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对于高考命题，我们不应该有过多的怀疑和指责，关键是教师要教会学生如何在一定的话题下展现自己的语文修养（文学修养）；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人的语文素养和文学修养是完全可以在这种形势下体现出来；著名文学家苏轼的成名文章并不是殿试文章，但他的文学才能却在这篇文章里展现出来，以至于才有了后来的著名的前后《赤壁赋》。考试制度自建立以来，从古到今都为国家选拔了大批人才和精英，因此，怀疑考试制度等行为都是要不得的。只不过需要探讨的是怎样使高考作文越来越能科学和艺术，能有利于大批人才脱颖而出。

因此，针对高考作文的命题特点，对于每一位考生来说，在平时的备考中就应该关注时事，关注人生，尤其是历年评出的感动中国人物的事例；因为这些材料不光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人文性，是考场写好作文的源头活水，而且这些材料对青年学生人生成长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是学生成长的有益榜样，是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在多数作文题目里，也许都离不开这个大思想，这个强原则不能丢）。同时在平时要养成善于观察生活和思考生活的习惯，有效地积累各方面的材料，注意思考，自觉的挖掘这些材料里的思想意蕴，做好变通运用的能力，写一写随笔练习。这样，既可以锻炼自己灵活地运用这些材料的能力，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也可以有效锻炼自己的文笔（包括布局谋篇，遣词造句的能力，书写能力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在考场上写出得心应手的佳作来。比如2011年新课标卷高考作文：中国崛起的特点；如果考生注意到感动中国人物里蕴藏的内涵，这篇文章就很好做了；一个是展现中国崛起的现象，典型的事例如青藏铁路的建设者，两弹一星的功臣——钱学森，“嫦娥一号”研发团队，傲拓天疆——“神七”航天员，惊世华彩——张艺谋奥运团队，勇救落水儿童的长江大学学生集体等等，包括政坛，科技，文艺，体育，经济，等各方面的现代风云人物，就可以以这些时代的典型人物和精英描绘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就可以写出一篇有深度和高度的文章来。

“我随便找了一条我刚写的微博，发现居然有195人一字不漏地抄袭，几乎都没有标注出处！ ”近日，创新工场CEO李开复发的一条微博，再次让“140字版权”进入人们视线，与他有相同烦恼的还有作家郑渊洁、六六。与名人为原创微博维权形成鲜明对照，普通用户大多不以为然，不少人认为，“用你的话，是看得起你”。140字的微博版权到底该不该较真？

作者：微博再短也是创作

“拜托您百忙中哪怕改一个标点符号啊。文章素材虽来源于新闻，但文字形成过程需要视角、判断和文字的排列组合，是创作！ ”作家郑渊洁近日批评某网站高管只字不改地照搬自己的微博。 《读者》杂志引用六六在微博上的一句话，“女人从求新、求变、求美到求舒服的时候，就是老了”，既没告知也没支付稿酬，六六干脆委托律师为自己维权。

随着微博影响力扩大，微小说、微散文、微童话、微诗歌层出不穷，许多原创语录被各大文摘类报刊书籍采用。名人明星微语录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甚至有专门栏目作汇编。他们都告知原创者并且支付了稿费吗？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用户注册微博已有条款注明，上传到可公开获取区域的任何内容，网站拥有免费使用、复制、修改、改编、出版、翻译、创作衍生作品的权利，换言之，和网站打过招呼就可以。作家石康曾说，他把微博当创作草稿，整理后用于结集成书，稿费最低一个字两元钱。有心人如果想“偷”，作家损失不轻。

读者：不想被偷就别发

微博犹如人际传播的会客厅，一段有趣的文字一天内被成千上万地转发，已不是新鲜事，在这种看上去既原始又现代的交流方式下，人们创作使用文字、摄影、美术、音像作品，对传播效果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版权。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如果自己的原创被转发引用，除了高兴，很少会考虑版权。而一些名人视微博为宣传工具，自然也不介意原创“遍地开花”。

很多网友认为，一条微博仅140个字，完全没必要为此较真。有人认为，“引用名人名言写作文时，怎么没想到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还有人说，“微博就是个开放平台，你既然选择了它，被人关注和转发也就正常，不愿意公开自己拥有专利的言论，就请收起来，回家对着镜子跟自己说。 ”过去名人们以博客抒发见解，博客篇幅长，旁人想“落地”引用，只能小心摘录一部分。而今微博短小精悍，像专栏般整条登载已司空见惯。

业界：微博虽小，确有版权

因为短，因为放到开放的平台，微博就没有版权了吗？对此，法律界人士予以否定。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朱巍撰文表示，只要具有作者的独创性思维表达，而且这种表达是“有形并可复制的”智力成果，那么就应该享有版权。可见，法律并没有对版权保护作品的文字数量做出限制性规定。所以，微博虽小，确有版权。在网络版权案最集中的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给出两项微博著作权侵犯认定标准：一是转发者在主观上应当具有“显而易见”的恶意，二是转发行为应当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后果。同时法院指出，一旦侵权认定，微博运营商也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窃书不为偷？孔乙己的谬论仍有市场，似乎任何争议打上了传播文化的幌子，都变得万事好商量。在赞美微博影响力之余，还是要提醒140字的拥趸们：非商业性质的引用微博，只要注明出处，一般不会涉及版权问题。如果是商业性质引用，不跟作者打招呼，赤裸裸地偷，随时可能触碰法律警戒线。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模式

——邓正来教授在比利时根特大学的讲演

要真正实现“知识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生存性智慧”既是一个可能会引发人们质疑的概念，但也是一个一直为我们忽视的概念。它是我为了推进“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领域的深入研究，专门建构的一个概念。

我一直在论证和呼吁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的命题。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显而易见，这种“知识转型”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必要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然而，要真正实现“知识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其中之“重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中国研究，而毋宁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其中之“发现”，绝没有预设一个具有某种实质规定性的、本质主义的“中国”，而毋宁是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伦理性的文明体；其中之“中国”，亦不是排他性地聚焦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卓越表现的“当下中国”，而毋宁是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为此，我们必须身体力行地在相关论题上做出我们的学术努力。

在今天的讲演中，我想围绕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这一论题，主要阐释“生存性智慧”概念，并将其同中国发展经验相结合，初步建构一种我所谓的“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生存性智慧”既是一个可能会引发人们质疑的概念，但也是一个一直为我们忽视的概念。为了避免习见的“立场先行”所导致的深入探究的缺位，我将悬置对“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的规范性评价，而聚焦于对此一模式的理论分析和解释。

关于“生存性智慧”的一般观点

“生存性智慧”在时间上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甚至也是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并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默会知识”。

“生存性智慧”是我为了推进“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领域的深入研究，专门建构的一个概念。我关于“生存性智慧”的观点，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七个要点：

第一，就当下所有的中外讨论而言，大都是“知识导向”而非“智慧导向”的。这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预设在根本上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都是由知识建构而成的，因而也必定是可以通过知识而被认识和解释的；但是，这种研究预设却在根本上无视甚或否定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生存性本能以及由其生成的“生存性智慧”的揭示和解释。

第二，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大都是先行价值判断或有意识形态承诺的,而不论其是规范性研究，还是所谓“科学”的经验性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却根本无法探及(更不用说认真审视)人类社会与自然赖以存在的“生存性智慧”及其背后作为基本支援的哲学，也无法探及和分析那些“去价值判断”的以生存或演化为根本的“生存性智慧”。

第三，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都内在趋向追求“知识增量”，因此，大都是在知识框架内部展开的概念或逻辑游戏；离开了知识框架，这些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于是，我们至今没有一种研究是针对这种于现代性以降更加强势的知识框架本身的反思和批判。

第四，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从内在上讲大都是建构的、逻辑的、原则性的。任何这样一种研究都内在地隐含一种普遍性诉求。但是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生存性智慧”在时间上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甚至也是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并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默会知识”——我更愿意称其为一种传统的、当下的和未来的“默会智慧”复合体。

第五，“生存性智慧”是知识框架以外的、与知识紧密相依和互动的智慧。“生存性智慧”不注重原则,但是有自己的原则(“生存性原则”)，不关注普遍价值或道德，而遵循具体价值或道德。

第六，“生存性智慧”是地方性的,但又区别于格尔兹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它是活生生的、有效的、灵活的、可模仿传播的；它是家庭教育和人际聚分的结果,而非学校教育的知识、学科、科学范式的产物；它的品格和有效性都是具体的,受时空限制。它对任何一个人而言不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承诺,它在各自的有效范围内展开。

第七，任何一种关于社会研究的知识在内在上是以人为本的，是以国家、社会、国际为基本限定的，在根本上还是排除自然的，是以自然为客体或对象的，即使关注自然生态，也是将之作为外部存在而予以关注的。但是“生存性智慧”本身却是生态的，是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而加以关注的；它是不以国家、社会或国际为限定的。

对既有“中国模式”论说的检视

我认为，以“生存性智慧”与“未意图后果”为关键词对“中国模式”进行“实践导向”的解释，可谓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一个较为可行的路径。

我们知道，自乔舒亚·拉默于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以来，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研究被冠以“中国模式”的论题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界最为热门的问题之一。因此，要想对中国发展经验进行解释，必须首先对既有“中国模式”论说进行检视。

大体而言，当下国内对“中国模式”主要有如下两种相对的立场：以秦晖、邓晓芒和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等为代表的论者或对“中国模式”进行批判性的解读，或直接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另一方面，以潘维、姚洋等为代表的论者不仅赞同中国模式的提法，更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制度主义范式”的初步阐释。

在我看来，上述两种观点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它们讨论的却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所谓“中国模式”都是一系列具有明显特征的制度化要素，亦即区别于其他模式(特别是前苏联和西方模式)的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安排、决策政策等等。既有的此类研究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强调制度性要素，并假定其在自上而下执行过程中的一致性、自洽性和整体性。就中国的改革实践而言，我们必须注意中国社会转型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制度的不完备性及其形成的历史性，二是改革本身实是利益分化和重组的历史进程。中国的改革实践(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实践)是在对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和西方主流发展模式双重诀别的前提下展开的，是在没有任何既定目标模式和改革路径等情况下主要由实践推动而形成的。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在学理上进行提炼和分析的那些制度性要素实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主义理念下历史性地形成的。实践中的“中国模式”绝非铁板一块，仅从国家层面由宏观战略、制度、政策和法律等制度性要素来界定“中国模式”，是看不到这些不同利益单位是如何解释、甚至歪曲这些制度化要素的真实景象的。

第二，无论是赞成抑或反对“中国模式”的论者，他们都是在制度层面寻找、辨识与西方不同的方面。无论是赞成抑或反对“中国模式”的论者，西方的制度化要素都构成了他们的参照或评判标准，他们之间的不同仅仅在于：赞同“中国模式”的论者实是根据西方的标准辨识我们在制度层面有什么它们所没有的方面(比如官民一体的“社稷”社会模式等)；反对“中国模式”的论者则根据西方标准辨识我们还缺少何种制度要素。然而，中国改革(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的改革)的特点之一是：无论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都不是以西方为标准；相反自1990年代以后，事实上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告别西方”的趋势，转而主要根据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推进改革进程。

多种热带殖菌蠢虫。每种的体长都不超过3毫米。

一只Redbay殖菌蠢虫的近照，它会引起非常致命的月桂树落叶病。

一只颗粒状殖菌蠢虫。白色的表面是真菌。右边是虫卵。

　　发生生态灾难是不幸的，但它们又可以是非常迷人的。树皮甲虫和殖菌蠢虫正在迅速蔓延开来，大约7000种甲虫扩散到它们的自然栖息地以外的地方，对世界各地的树木造成严重威胁。

　　当然这并不是甲虫的错，它们只是碰巧拥有超群的生存策略：它们并非吃掉树皮，因为树皮里充满树木产生的毒素，这会令入侵者望而却步，聪明的甲虫 通过吃食用树皮的菌类存活。这是动物世界最伟大和最不受赏识的一种共生关系。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家吉利-霍克尔说：“你知道南美切叶蚁因为会 种植菌类而特别出名吗？这些群体进化出这种超凡本领。树皮甲虫至少有11个独立群体。如果走进南美雨林，你将会看到这些菌类‘农夫’的非凡能力和多样性。你甚至有可能会看到一棵树在没有任何锯屑的情况下突然轰然倒地。这是菌类农夫正在工作，它们正在树干里钻洞，用来种植它们的真菌。”

一棵遭袭的树的截面上有很多虫洞。

　　Redbay和颗粒状殖菌蠢虫都起源于亚洲东南地区，图片显示的是它们正在袭击美国东南地区的一棵树。白色突出物是堆积的木屑。

　　每个树皮甲虫和殖菌蠢虫群体都有收集真菌的独特方法，它们会把真菌放在身体上的专用囊状物里、它们的腋窝下，或者它们的背上和嘴巴里，时刻准备 播种它们。霍克尔说：“把一只甲虫的头砍掉，将它碾碎，撒在琼脂上，结果你将会看到它长出的最令人不可思议的生物体。这些都是甲虫的真菌共生体。事实上这 些微小生物根本不为人知。”霍克尔表示，研究甲虫的人数寥寥可数，他在7月13日发表在《皇家学会学报B》里的一篇论文里叙述了有关它们的事情。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人们没有研究甲虫的动机。这些虫子喜欢生活在死树，而非活树上，它们非常重要，但没有害处，而且相对来说它们也不太显眼。

一只殖菌蠢虫腋窝下的菌囊。红色物质是真菌的孢子。

　　极端两性异形(1)。雄性和雌性殖菌蠢虫可能拥有不同的体型和生活方式，雄性除了交配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用处。左侧是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只雌性殖菌蠢虫，右侧是它的兄弟。

　　但是当树皮甲虫和殖菌蠢虫进行长距离迁徙，从它们最初的进化地迁移到其他地方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最早知道的树皮甲虫攻击活树的例子包括欧洲榆小蠹及其共生菌Ophiostoma，以及原真菌新榆枯萎病菌(Ophiostoma novo-ulmi)。它们是荷兰榆病，是通过木材进口传播过来的，20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这些生物几乎摧毁了北美和欧洲的所有榆树。此后出现的是redbay 甲虫，它起源于东亚，2005年首次在乔治亚州看到。这种昆虫喜食樟科(Lauracae)植物，鳄梨树就是其中之一。如果redbay甲虫扩散到鳄梨树种植区，将会造成巨大破坏。另一种树木杀手甲虫目前是南美和欧洲的白杨种植园最头疼的一个问题。还有一种已经引发芒果猝死综合征。开始寄生在当地甲虫身上的一种真菌引起的疾病，已杀死了日本的大量橡胶树。

　　极端两性异形(2)。左侧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只雌性Hadrodemius globus。右侧是它的兄弟，这种雄性甲虫没有翅膀。

　　也许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端倪。很多入侵目前正在慢慢被识别出来，但是有关它们的描述还未出现在科学文献上。没人清楚甲虫为什么会突然袭击活树，但是霍克尔怀疑这只是一个不幸的巧合，进化错误使甲虫对不熟悉的气味开始产生好感。在它们眼里，它们认为活树其实就是死树。然而，对这种袭击还不习惯的树木不是对它们毫无免疫能力，就是免疫过度。这就如同人类接触一种不熟悉的细菌，他们会因反应过度而毁掉自己。

　　超极端两性异形。Ozopemon的雄性主要是为了繁殖目的，这只雄性殖菌蠢虫的下颚和交配器官会正常生长，而其他部分则从幼虫阶段开始停止发育。

　　对此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霍克尔表示，我们能做的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只有少数外来甲虫产生了破坏作用，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也很不得了。毕竟有7000种树皮甲虫和殖菌蠢虫扩散到世界各地，因此它们出错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据美国入境港进行的集装箱害虫调查结果显示，被拦截的昆虫中树皮虫占58%。我们根本无法完全阻止它们侵入，一只甲虫就能产生很多后代，导致物种入侵。

　　生命延续。一棵被残害的树里的殖菌蠢虫家庭。真菌庄园被消耗殆尽，已经变黑，不过幼虫已经发育成熟，即将变成成虫

　　霍克尔说：“这些甲虫另一个令人吃惊的特征，是它们拥有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再生策略。”在没有雄性的情况下，雌性可以通过自体受精繁殖后代。它们甚至不用为儿子而费神，它们可能只有女儿，由于有丰富的真菌可以食用，它们不出2周就能完全依靠自己繁殖后代。说到真菌的话题时，霍克尔滔滔不绝。他说：“它们闻起来就像白果(white fruit)。看起来像是膨起的云朵。有时它们像棕色的淤泥。它们吃起来经常像蘑菇。怪不得甲虫会喜欢吃它们。”当问及他是否曾亲自品尝这些真菌时，霍克尔做出了肯定回答。“大规模种植甲虫共生真菌，这样我们就能把木材变成美味水果，这个想法难道没有吸引力吗？现实中有很多好机会。这是最令人惊叹的体系之一。它非常出色，但是我们对它的研究还不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