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的冒险结束了。当代艺术只与他自己当代了。面对过去和未来，它不存在任何超越；唯一的现实就是在现实时间中的运作以及与此现实本身的混淆。

现在没有任何东西把它从技术、宣传、媒体和数字化操作中区分出来。不再有超越和分歧，再也没有另一幅场景：只是反映当代世界的游戏，就好像它所发生的那样。这就在于当代艺术这样的毫无价值：在它和这个世界的方程式之间只有零添加。且不谈创造者和消费者在观察“奇怪”、无法解释的物品的那种无耻同谋。这些光涉及到他们自己以及艺术的概念，真正的阴谋也就在这个艺术自己给自己建造的同谋。艺术跟现实的共谋，而仅仅变成它的一个反映。再也没有微分艺术。只存在现实的微积分。目前，在艺术实现的过程当中它变成一个被滥用的观念。

现代性是从现实到简单元素的解构主义和具体分析的黄金时代，先是印象派，再是抽象派，实验性地对感性、知觉、对象结构和形式解构等各方面开放。抽象的悖论就在于：通过把特定对象从其约束的形象中解放出来，达到对形式的纯粹玩味。这种做法将它与隐匿的结构镣铐在一起——与其相似性相比，对象本身更加严格和激进。这被视为将形象和相似性的面具搁在一旁，来进一步实现对对象真实性的分析。在抽象的旗帜下，我们朝着现实，朝着揭开事物“基本结构”的方向，似是而非地前进着。也就是说，朝着比真实更加真实前进。

相反的，在一般审美化的旗帜下，艺术侵入了整个现实领域。这段历史的结束见证了艺术的平庸融入了现实世界的平庸——杜尚的行为，与对象本身的自动转移，在过程中就位(带有讽刺性)的手势。所有从现实到美学的转移，已经变为广义交换的重要特征之一。

这些也都在艺术和现实世界解放的旗帜下操作。这个“解放”其实相当于互相指出——而这个指出对两种都致命。艺术的转移到现实变成无效，因为艺术吸收了它否定、超越、理想化的所有的事情。变成一个不可能的现实交换。就说它跟自己交换，而永远重复自己。

那么什么东西关于艺术的精神可以让我们放心?艺术也就是艺术世界里、绝望与自我痴迷社区的争论。“创意”行动在对折自己，而变成自己操作的符号——画家的真正主题不再是他所画的东西，而是“他在画”这一事实。起码，这样的话，艺术的概念还是完整的。这个是阴谋的其中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观众为了了解所有的一切按照这些把自己的文化消耗掉。他消耗他什么都不懂以及这些都没有任何必要除非因为文化的需求，这个事实，其实也就是为了属于文化循环。但文化也是全球循环的副作用。

艺术的概念被减弱以及极简化了，引导概念艺术，引导在非画廊里非作品的非展览——艺术的崇拜作为一个非事件。

作为推论，消费者在这些循环来体验他对作品的非享受。按照一个概念、极简的最极端逻辑，艺术应该消失掉。在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它就会变成它现在的状况：一个虚假的问题;而每一种美学也都变成一种假的解决。但其实也就是因为没什么可说所以必须说很多。艺术民主化的运动矛盾地把艺术这个概念的位置加强了，到达这个普遍赘言顶点为“艺术是艺术”。在这个循环里任何东西就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像Marshall McLuhan说“我们现在意识到能够按照一个艺术作品安排整个人类环境”。

当代艺术的革命想法是任何物品、任何世界的细节或局部能够引起同样一个引诱感也可以提出一些以前只属于高档形式所谓艺术作品。这个也就是真正民主的基础：不是所有的人对美学享受的接近，但是一个任何物品可以享受15分钟名声的一个世界的穿越美学。所有的物品都属于同一个平台，所有的东西都是天才做出来的。它的推论是，艺术与作品的改变成为一个物品，没有幻想，没有超越，一个被拆掉的物品的纯粹概念行为，而这些物品也把让我们迷茫。再也没有脸、没有目光、没有人表情或身体——没有身体、没有分子的器官，只有分形。跟作品的关系属于传染的、污染的：你被它钩到了然后你被它吸收掉，相当于在一个流动或网络系统一样。转喻序列、连锁反应.再也没有一个真的物品：在现成品的情况下物品已经不在了，而是物品的概念，而我们不能够通过这个去享受艺术，但是通过艺术的概念。我们完全属于一个思想体系。而最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双重诅咒都属于“现成品”：被现实和普遍性沉浸的诅咒，以及被艺术思想概念地吸收掉。“。。。这个毕加索的荒唐雕塑，跟金属花梗和树叶;没有翅膀，没有胜利，只是一个证据、一个痕迹——艺术作品的想法，而不是其他的。跟激励我们生命的其他想法和痕迹一样——不是苹果，但想法，一个由果品学家做的关于苹果原来是什么东西的重建——不是冰淇淋，但想法，一个很好吃的、用淀粉、糖以及其他化学物品做的东西——不是性，而是性的想法——跟爱情、信仰、思想等其他东西都一样??“。

艺术自己没有任何意义。是一个指标什么都没有的符号。但这个‘什么都没有和’空虚的透视在这个已经没有意义和现实的当代世界里变成什么?艺术只能跟总的无价值和忽略连在一起。它再也没有任何特殊定位。它出了世界交流、网络和互动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目标。发信息和收信息都在同一个循环里：都是发信息的人也都是收信息的人。每个人跟自己互动，只关注表达自己而没时间跟其他人互相听。网络明显地提高那种为自己传播的可能性，所有的人都加自己的虚拟行为而参与整个窒息。所以，在艺术的情况下，最有趣的是侵入现在观众的海绵状脑。因为神秘也就在这里：在收信息道的人的脑袋里，到他们对“艺术作品”服务的神经中心。这个秘密是什么?这个秘密在于“有创造力艺术家”对物品和对自己的苦行与消费者对自己和自己的大脑功能的苦行之间。对最差的物品的宽容明显地提高成一种整个同谋的功能。界面和行为——这个是两个强调方面。行为领域里，所有表达方式出现——综合媒体、摄影、录像、装置、互动屏幕。这个垂和横、美学和商业多样化属于作品的一部分，无法定居的最根本的核心。一个(非)事件像“黑客帝国”完全说明这些：是一个典型全球装置、全球事件：不光是电影(电影从某一个角度是托辞) 而是它的副产品，在全球的不同地方同步投影让几百万观众紧密参与它。我们从一个全球互动角度来看都是这个全球事实的演员。

摄影当被数码技术处理过、被拼出来也碰到同样一个问题。这个一往一个无终点、无规则的方向去发展，是摄影的死亡，摄影被提高到行为的位置上。在这个全球混合，每一个分类失去了它的特点——就像每个人在网络失去了主权——就像现实和图像，艺术和现实因为再也不是两个极端所以失去了它们的力量。

正常骨（左）骨质疏松骨

　　中国女性以白为美，夏天随处可见撑着遮阳伞的时尚女性。再翻翻女生们的包包，防晒霜是必备品。不过医生提醒说，这个习惯真的该改改了。

　　《科技日报》援引英国媒体报道称，近日，美国太空总署退休科学家葛兰特在《表演艺术家的医疗问题》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几乎每种疾病都与维生素D有直接关联，如果当年莫扎特能注意到这点，多出门晒太阳，他的创作一定可以多出一倍。”

　　文章说，莫扎特每天日夜颠倒，埋头写曲，又住在全欧洲日照最少的国家奥地利，让他失去了许多晒太阳的机会，使其生前饱受肾病、天花、伤寒、扁桃腺炎及咽喉炎等疾病之苦，35岁就英年早逝。文中同时提到，英国大提琴家杜普蕾及奥地利作曲家马勒英年早逝，可能也与太阳晒得不够多，以致缺乏维生素D有关。

　　防晒霜、遮阳伞

　　一年里有半年不离身

　　当心骨质疏松

　　现在很多女性开车上班，整天窝在办公室里，下班时太阳已经下山了，一天中日晒的时间很少。而休息天出门，也往往遮阳伞加防晒霜全副武装，医生说，长此以往，最易得骨质疏松。

　　“现代人日照少加上锻炼少，年纪大后骨质疏松的几率会加大。”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骨质疏松症诊疗中心负责人费骏副主任医生说。

　　红会医院骨质疏松症诊疗中心还有块牌子是“卫生部医疗质量万里行骨质疏松症诊疗协作基地”。费骏副主任医师是骨骼生成机理的专家，他说，临床上得骨质疏松的女人还是蛮多的。根据卫生部2008年发布的数据，中国已经有超过6900万的骨质疏松患者，另外还有2.1亿骨量低下的人。

　　昨天，一位55岁的中年女性正好找他看骨质疏松。我请教费医生，日照、维生素D、钙，这三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联系？

　　费医生说，我们就以这位女士为例，来看看晒太阳对骨头好，到底好在哪里？

　　女士一边捶腰一边说，在医院做过骨密度测定等检查，确诊是骨质疏松。这个病很麻烦，腰会很酸，晚上睡觉的时候腿抽筋，痛得醒过来。还感觉自己的个子变矮了，整个人也缩小了一圈。这个病不能摔倒，容易骨折。

　　费主任说，维生素D和钙一起作用，才能保持骨骼健康。

　　它们两者之间要发生“作用”，还需先把维生素D“改造”一下。这个“改造”的过程就是晒太阳。

　　当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时，机体自身可合成维生素D，这个叫做“维生素D_3原”。阳光照射后，可使贮存于皮肤的“维生素D_3原”转化为“维生素D_3先质”。

　　这时的“维生素D_3先质”还不太活泼，钙不是很喜欢它。这时“维生素D_3先质”再经过肝脏和肾脏的两次“加工”最终转变为“维生素D_3”。

　　“维生素D_3”有活力，它进入小肠黏膜后，就能帮助钙的吸收了。

　　那么钙和骨骼的关系呢？

　　如果钙质不足，人的机体就会从自身骨骼中析出钙质以维持重要机能，这就会使骨骼变得脆弱。

　　“这就可以理解，这位女士年纪大后，肝脏、肾脏加工‘维生素D_3’的能力降低了，钙的吸收能力下降，所以她的骨骼会越来越脆弱。如果再加上晒太阳少，那么生成“维生素D_3原”的第一个环节就少了，后面几步也是差，那么问题会雪上加霜。”费医生说。

　　“明白这个原理后，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单纯补钙没有用，为什么年轻人不需要补钙。因为年轻人往往内源性维生素D_3的合成功能好。”

　　卫生部一个月前

　　发布《防治骨质疏松知识要点》

　　专门讲到防晒霜、遮阳伞

　　会导致骨质疏松几率加大

　　国内的医学工作者也在关注日照与健康的关系。

　　大连市中心医院营养科主任王兴国医师最近发微博说——平时户外光照不足的情况下，出门又要涂上厚厚的防晒霜或者用遮阳伞，会影响体内维生素D的合成，使女性骨质疏松几率加大。

　　中国人饮食中所含维生素D非常有限。经常接受阳光照射，会对维生素D的生成及钙质吸收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而就在一个多月前，2011年6月9日，卫生部发布《防治骨质疏松知识要点》，指出，骨质疏松是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最常见的骨骼疾病，是导致骨折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骨质疏松对大众健康的影响日益严重，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中国每年骨质疏松性髋部骨折的直接经济负担是1080亿元人民币。

　　《要点》特别指出，防晒霜、遮阳伞会使女性骨质疏松几率加大。

　　防止骨质疏松

　　平均每天至少20分钟日照

　　人的身高，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长高。那么，是不是成年以后，骨骼就不再生长了？这是个误区。

　　实际上，人的一生都在不断分解陈旧的骨骼，生成新的骨骼。骨量达到峰值是个关键点。

　　在儿童和青年阶段，骨骼的生成量大于丢失量，一般人大约在35岁左右，骨量达到峰值。峰值的意思是，此时的骨骼最为强壮、致密。

　　35岁后，骨骼分解的速度逐渐会超过新骨生成的速度。

　　对女性来说，绝经期后净骨质丢失速度明显加快，骨保护激素——雌激素水平降低。这时，更是需要好好保护骨骼的时候了，很多人的骨质疏松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骨质疏松症被称为“无声无息”的流行病，会导致疼痛甚至骨折，由此产生多种并发症导致死亡。

　　怎样强健骨骼？费医生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户外运动运动。锻炼，能增加力的负荷刺激，利于骨骼强健。

　　要求在户外，意思就是增加日照时间。卫生部《防治骨质疏松知识要点》建议，平均每天至少20分钟日照。

　　一般来说，将手部、前臂和面部在阳光下晒20分钟，就足以使机体产生并储存所需的维生素D。如果担心脸晒黑了不好看，医生建议可以只在脸上擦上防晒霜，另外放弃遮阳伞。

　　如果实在没时间晒太阳，可以考虑在饮食上调理一下，从富含维生素D的食物中摄取。

　　例如，脂肪较多的鱼、蛋黄、蘑菇和肝脏中，维生素D比较多。另外，还有强化了维生素D的食品。比如，牛奶。必要时，可添加维生素D补充剂，剂量需由医生诊断后判定。

　　费医生还推荐了两个食疗养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试一试。

　　核桃猪骨汤——

　　制法：先将猪大骨500克洗净，切断，放入锅中，加水适量，大火烧开，撇去浮沫，加少量食醋（利于钙质溶出），以小火炖煮2－3个小时。放入核桃肉20克后再煮半小时，加入芦笋50克，煮约20分钟后起锅。冷却后，撇去浮油。

　　吃法：加热后加入适量盐调味，喝骨汤吃核桃和芦笋。可经常服用。

　　羊脊骨粥——

　　制法：先将羊脊骨洗净，剁切成小块，补骨脂12克研粉备用。将羊脊骨及粳米适量放入锅中，加水适量，煮粥至五成熟，将补骨脂粉加入搅匀，继续煮至粥将成，加入葱、姜、盐等调味。

　　吃法：分次取温粥服用。可温肾壮阳，强筋健骨。

核心提示：日本教育的长处在于，非常强调“体验”，但另一方面，选择日式教育也意味着选择“日本化”，离开“国际化”。

放暑假了，不少在日本定居的中国人都带着孩子回国探亲。我本以为在日本长大的中国孩子见到同胞应该很开心，但熟识的朋友的孩子都告诉我，基本是一嘲噩梦”。

家庭聚会吃完饭，家长们就出点子让孩子做同样的练习题，看哪家的孩子做得好。结果自然是中国长大的孩子答题快、正确率高。

胜方父母于是满意地笑说：“还是中国孩子读书好１

而定居日本的中国妈妈心里就很着急，开始严厉地责骂孩子，天天施加压力。孩子也觉得很厌烦，想跟别的日本同学一样出去玩，母子关系于是陷入恶性循环。

我只能说，教育环境真的很不同。在中国，问10个人，10个人都会说，“孩子一定要把书读好！”但在日本，随着社会的多样化和成熟化，“望子成龙”已经不是每个日本家长的信条。

我自己曾调查过中国和日本小学的区别。中国小学一年级每天的学习时间是280分钟，一周约有1320分钟。日本小学一年级每天的学习时间则是225分钟，一周差不多是1035分钟。但一年下来，学习时间竟能相差14820分钟，合247小时！

学习上进度也是中国快很多。比如日本小学一年级学的数学，主要就是一位数的加减法，但中国小学一年级后期就已经开始教二位数的加减法了。中国一年级小学生一星期学英语4小时，日本只有1小时。

而日本教育的长处在于，非常强调“体验”。

我一个日本朋友的女儿从小随父母在中国长大，10岁回日本，进入东京的公立学校，生活也从此完全改变。

课外活动要占到她生活的1/4。她报名参加了管弦乐队，学长笛，并立志要在东京地区比赛中得到第一名，为此每天早起参加练习。最近又开始自学吉他，英文歌已经能够自弹自唱。周末还去游泳，星期天去图书馆看感兴趣的科学书籍。东京美术馆和博物馆很集中，接触艺术的机会比以前多了。

于是，游走在中日之间的中国妈妈们对于孩子到底是应该接受中国教育还是日本教育，非常纠结。

不少嫁给日本人的中国妈妈比较认同日本的教育方式，现在上海的日本人学校里就可以见到不少中国籍的家长。

我甚至还听到一些中国妈妈说，在赴日旅行中感受到日本人的服务态度非常好，于是希望给自己的小孩提供日式的教育，认为后者是“培养性格为主的教育方式”。

但另一方面，选择日式教育也意味着选择“日本化”，离开“国际化”。

在上海日本人学校，中文和英文一个星期只有一节课。虽然“培养具有丰富国际性的日本孩子”是学校的教育目标之一，但是他们的教育方针基本上都是按照日本的“教育指导要项”来做的，“日本人”的精神很浓烈。日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中没有教师质量改革，因此与国际接轨的能力越来越差。

其实，两种教育只能说有长短，不能说谁好谁坏。最好是有机会让孩子有机会两边都体验一下、反思一下，这本身也是最好的教育机会之一。

权力能否受到有效制约，关键在于统治权力与国民权利这两者孰为“制度之本位”

文 |王毅

鲁迅说：“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 （《热风·不懂的音译》）本文要说明的，就是一个看似“永远缠夹不清”的问题，即中国传统制度中，权力的专横是否能够像宪政“法治”（ruleoflaw）体系中那样受到有效限制？或者说中国本土制度文明到底能否产生有效的“权力约束手段”？随之而来就有一个莫大的疑问：近代以来中国学习宪政而期望走向法治社会，这是否是必须的选择？

雍正皇帝手书对联中的矛盾

上述问题涉及法律史和制度史的许多症结，长期以来聚讼不已，这些争论的背景在本文这样的通俗短篇中无法展开，但因问题直接决定我们需要选择怎样的制度方向，所以又应该有大家易懂的简明回答。于是本文不妨从一个醒目的例子入手而进入讨论，即图一所示清雍正皇帝以手书对联而申明的政治准则：“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这副对联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以短短十四个字概括出一个庞大国家政体的基本理念。而更需要留意的是：其上联申明的原则与下联内容有着明显的矛盾，因为上联强调一切国家权力只能集中在最高统治者个人手里；而下联却以疑问句表达否定判断：如此集权岂是为让天下亿万百姓来侍奉最少数权势者！

于是读者要问：在一个高度成熟的庞大文明体系中，为什么其基本制度法理却看似如此抵牾？

中国传统制度之性质的歧见

上述矛盾涉及中国传统制度深层的症结；而本文开头的疑问也与其直接相关。因为如果你只看此楹联的上联，必会断定这个制度的核心准则即是专制，于是近代以来国人对宪政民主的选择应属毫无争议，比如梁启超总结中国历史时曾断言：“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而“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吾中国若者也。”（《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又如严复向国人介绍中西法律制度巨大区别时剖析了中国传统制度诸多特点，其中最显著的是：“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夫如是，虽有法，亦适成专制而已矣！”（严译《法意》案语）

但是如果你只看此楹联的下联（它显然包含了“民本”等传统理念），结论可能就会掉转过来，甚至赞同钱穆等人所反复申说：中国制度传统乃《礼记》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而决非皇帝一人说了算，所以不是专制；因此中国应该固守自己的制度理路，而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宪政、法治和民主，这是对自己固有良治模式的“妄肆破坏”。钱穆原话是：“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国史大纲》）

其实钱穆的意见并非偶然，因为即使梁启超那样曾经矢志以民主宪政取代中国专制体制的人物，目睹“一战”对欧洲的大破坏之后也是一反初衷而返身颂扬本土制度传统：“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二千年来的公共信条。??中国人民治主义的根柢，只有比欧洲人发达的早，并没比他们发达的迟；只有比他们打叠的深，并没比他们打叠的浅。我们本来是最‘德谟克拉西’的国民。”（《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

那么为什么如雍正楹联所示，看似非常矛盾的两个方面并存于中国制度的核心？而上述对中国政体性质的歧异定义中，哪个更有道理？

雍正皇帝楹联中的上联内涵

对此疑难的讨论固然可以极尽复杂，但如果看透其本质答案就相当简单：“秦制”创立的“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旦作为制度建构的终极目标奠定下来，就成为两千年未曾改变的基本方向，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宣传变法时说：对“秦制”明里暗里的承袭造成历代中国的无数制度灾难，并由此使其在近代以后被西方超越（“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凌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更根本的是，“秦制”一旦通过一系列制度路径建构起来，就成为一种具有异常强大生命延续能力的机器，即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说：“一旦建立了独裁制，便不可能从内部把它消除。??这部机器几乎自动地保持它自己。”（《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而这始终作为体制大厦之核心的专权原则，就是雍正楹联上句的基本内涵。尤其越是近代以后世界走上“以权力约束权力”之宪政法治道路之时，中国这边就越要拼命维系“惟以一人治天下”。比如笔者以前札记中提到嘉靖皇帝，就是用“廷臣时有诛戮”等酷虐手段来保证自己“威福自操”（归有光《上高阁老书》）；又如康熙皇帝将“天下大权，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的专权原则，作为国家政治第一要义而竭力强调（见《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九）。

再举一例公开表述：北京紫禁城乾清宫西侧弘德殿东室内，也悬挂雍正手书“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而其明间张挂的，是与雍正格言相互印证的乾隆皇帝手书楹联，其横额是：“奉三无私”，上下联是：“二典三谟，法尧舜之道；五风十雨，协天地之心”---什么是“奉三”？原来这是用《礼记》中“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的典故，其中“参”是“叁”的通假字，“与天地参”意思是：君主权力与天地并列为整个宇宙中叁项最崇高本体！

可见至“秦制”两千年后的18世纪，中国统治者仍在强调：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崇奉统治权力为无上之尊。

雍正皇帝楹联中的下联内涵

说明了上联内涵，再看下联。

我们说“秦制”对于中国制度史的第二项重大意义，在于它通过这个王朝极其短命的悲剧而揭示：横绝四海的无限军力和权柄、积山盈海的权力财富、无数的让人心惊目眩的“权力形象工程”、令举世胆寒的专制控制和严刑酷法??，这一切统治者希望“子子孙孙永宝用”的权力手段和权力暴利，都不可能因其一度的无比强悍辉煌就从此坚如磐石，相反越是榨尽一切制度资源而实现统治者的“肆意极欲”，其覆灭之迅速和惨烈就越是惊人，即后来《阿房宫赋》所慨叹的“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于是那些希望将“惟以一人治天下”之政体传于万代的统治者，只要他们具备起码的明智，就不能不思索避免重蹈覆辙的办法；而且随着秦汉以后“周期率”的不断重演，后来统治者对于这个制度所能提供和所能允许的一切“制度免疫手段”（亦即“权力约束手段”）也就越来越谙熟于心，这就是我以前诸篇“法律史札记”从许多角度提示的制度现象：汉代以后很多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都比较自觉地提倡恤民、崇贤、戒奢、纳谏、为公、君臣合德、以公执律、修德慎狱等一大套准则，他们充分意识到：“权力的长效收益”除了需要永远维稳“惟以一人治天下”之外，也不能不多少顾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而权力者一味“肆意极欲”则势必导致包括统治阶级在内一切社会成员的灾难。这套体会的长期历炼就积淀出一套颇显睿智开明的有关“善政良序”之政治哲学体系。

因此，雍正楹联的下联内容并非特意的伪善，相反它同样是中国制度学的重要内容。

“制度本位”铸就了善政与专制之间的博弈结果

雍正楹联之上联与下联的两大原则既然皆有其深刻根源，于是问题是：两者间的博弈究竟按什么轨迹发展？其结果会怎样？造成如此结局的原因又是什么？

其实这结局早已注定，因为维系对权力的垄断（“惟以一人治天下”）乃是整个制度高于一切的终极目的，而限制权力以或多或少顾及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则不过是为了维系终极目的之附属手段---中国“民本论”的旗帜性主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话虽重视“民”之能量，但其出发点却始终是“舟”（统治权力）的安全而不是“水”之立场：当水能“载舟”时固然应该凭借其力量，但如果“舟”因为本身痼疾而有倾覆之虞时，水也就成了最危险、最可怕的颠覆性因素，于是权力者对其的态度和手段就只能是“王法伺候”，即《左传》中定义的“以刑佐民”（“佐”在这里是治理的意思）。

所以权力能否受到有效制约，关键在于统治权力与国民权利这两者孰为“制度之本位”！而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传统制度的设计者们早早就已确定不移：

君者，仪也；民者，景（影）也，仪正而景（影）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民之原（源）也；原（源）清则流清，原（源）浊则流浊。（《荀子·君道》）

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而既然统治权力是法权地位极大地高于国民权利的“制度本位”，于是屈抑民权而张扬权力威势（“屈民而伸君”）就是最基本的制度方向；而且越到了其制度晚期，这一抑一扬之间对比之悬殊就越是惊人。

“权力本位”使一切权力约束手段终成橡皮筋儿

“以权力为制度本位”千百年来的日益根深蒂固，使得善政良序在对权力专横和权力暴利的博弈中，与生俱来就屈居弱势、甚至如本文图二所示那种被弃如敝屣的地位。而善政良序任何的一时风光，甚至如雍正楹联那样昭告天下，也都远远不足以抗衡权力的专横本质与权力暴利驱动下无处不在的日益疯狂，其例子我以往的经济史札记和法律史札记中举有许多，比如不论历代国家法典如何反复明令禁止官府仗势陷害无辜和贪黩聚敛，但这类黑幕反而成为各级司法和行政的常态；再比如历代衙门都可以用合法口实肆无忌惮地强拆小民百姓的房子，而极少受到法律的限制，等等。

更为根本的是：与宪政法治体系“以国民权利为国家权力之本位”（最经典的叙述即《美国独立宣言》所说：“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恰成反衬，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创制基础就鲜明体现着“权力本位”对于国民的绝对威压，比如晋代法学家刘颂强调法律在源头上只能是最高统治者手中的禁脔，连朝廷大臣们都不能对其说三道四：“出法赏罚，??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上疏言断狱宜守律令》）再比如中国历代法典始终把质疑和反对统治权力的行为列为必须血洗的“十恶”大罪，并将有关法条与保障最高统治集团法律特权的法条（“八议”等），一并置于法典中最显著位置。

而与无数这类“刚性设置”正好相反，一切制约权力的手段则因为没有“国民天赋权利”的基础，所以它们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王法”在其逻辑起点就注定：它永远不能约束作为制度金字塔源头的最高权力，即《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桑林镇》中包公终审判词的通俗表白：“王法无斩天子之剑１（参见拙文《为什么“王法”管不住权力》上、下篇，本刊今年第20、第22期）

其二，诸多善政承诺因为没有刚性保障而只能越来越流于“仁政爱民表演”。下面举前后两个例子，以说明因为“制约权力”不过是橡皮筋儿，所以冠冕堂皇的国家法令失尽公信力。

前一个例子：早在明代前期的宣德时期，明代统治阶层的贪欲就迅速膨胀，于是权门横行、勒索地方等恶政层出不穷。英宗皇帝即位伊始，为彰显自己权位的合法性，于是颁布法令禁止各地向中央的巨额进贡行贿、停派到地方督造皇家专用昂贵丝织品的大量太监、禁止权门不法等等。但实际上，所有这些“善政广告”都口惠而实不至，所以众多恶行一切照旧，无奈之下朝廷官员只好以天象示警为借口而哀求英宗“守大信以令天下”（见李东阳：《故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傅刑部常熟致仕赠特进太保谥康敏白公墓志铭》）。

后一个例子是1946年2月1日中共《新华日报》对当局的痛切指陈：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因为没有以“民权”为基础的宪政法治等等对权力的刚性制约，所以法条、政令、监察、肃贪、谏言、典章、尊贤、亲民、礼教、德治等无数手段都成了橡皮筋儿，而权力者永远不能“示人民以大信”。

秦汉以后那么多统治者都曾对“岂为天下奉一人”信誓旦旦，但实际情况却只能越来越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所说“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视为当然”四字最准确，因为权力的终极目的在于维系统治地位与“权力暴利”，这从“秦制”伊始就被确定为理所当然、不许丝毫质疑，对此不仅历代制度学家们解说得无比详明，而且千百年来生活在“王法”势焰下的蚁民们的心里更是最清楚不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更正：笔者《为什么“王法”势焰之下决不允许讲理（下）》一文（本刊今年第25期），在叙述“李约瑟问题”原因时引用了爱因斯坦致J.E.Switzer信中的几句话。因疏忽，将此信作者爱因斯坦误写为李约瑟，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北海琼岛“静憩轩”中悬挂的雍正皇帝手书楹联

北京北海琼岛“悦心殿”是乾隆皇帝办理政务的场所，附近“静憩轩”小院是他的书斋，其正房明间张挂雍正撰写的这副对联，以表明这些内容是乾隆随时体会和遵奉的基本制度准则（详见本文正文）。

能用楹联这类洗练警策且又通俗的形式阐述其基本理念，这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高度成熟、具有极广泛涵盖力的表现，所以这类方法在清代官方文化中流行，即梁章钜《楹联丛话·序》所说：“我朝圣学相嬗，念典日新，凡殿廷庙宇之间，各有御联悬挂。”

（传）唐·阎立本：《拒谏图》（局部）

这幅作品现藏于美国华盛顿佛瑞尔艺术博物馆（FreerGalleryofArt），它可能是明代画家对唐人原作的摹本。画面描绘大臣的谏表只能由嫔妃转呈皇帝；因为皇帝怒不可遏，其侍卫已将进谏者绑在树上准备对他行刑，另外两位大臣吓得跪地叩头哀告，他们面前的诸多侍卫和恶犬则耀武扬威。

在中国传统政体中，谏言制度是“君臣合德”和贤明政治的重要建构方式之一，直到18世纪后期，乾隆皇帝仍强调上古乃至明代以来诸多谏臣的“忠君爱国”和“风节伟著”是值得大力旌扬的永世楷模（见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上谕”）。但实际上从本图等例证可知：谏言更重要意义反倒在于证明着诸如此类橡皮筋式“权力约束手段”，其功能日近完全失效。而如此高调的制度建构其结果竟然无比可怜，这正说明中国传统政体不可能产生能够真正遏制权力专制性的刚性力量。

其实西汉贾谊《过秦论》早已说破这层道理：“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上世纪60年代月球轨道2号航天器负责勘测确定阿波罗号和测量号的着陆地点，最新观测到的蝶状月球陨坑被猜测是月球轨道2号航天器碰撞月球表面的结果

　　最新观测的一处月球奇特“疤痕”使天文学家感到惊讶，他们猜测这可能是几十年前计划性碰撞月球任务中一艘宇宙飞船碰撞月球后留下的残骸痕迹。

　　美国宇航局月球轨道勘测器使用窄角相机拍摄到这一奇特的月球碰撞，在这种高分辨率相机下，经常可清晰地看到阿波罗时期航天器碰撞或者着陆月球的细微特征。

　　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博士后詹姆斯-阿什利在博客中发表的月球轨道勘测器照片说明中写道：“最新观测到的月球疤痕鲜明的阴影和光亮对比区域显示该区域成份的差异性和月球表面特征的成熟性。”

　　阿什利指出，照片中蝴蝶节状的月球碎石残骸可能是美国宇航局月球轨道2号航天器碰撞月球表面形成的，1967年，美国宇航局依照计划发射月球轨道2号航天器碰撞在月球表面。

　　无人驾驶的月球轨道2号航天器碰撞月球表面，将帮助寻找“阿波罗号”和“测量号”航天器的着陆地点。阿什利称，依据2007年月球勘测国际图集，月球轨道2号航天器将推荐于1967年10月11日碰撞在月球远侧表面。

　　1967年，月球轨道2号航天器倍受关注，它拍摄传回著名的哥白尼陨坑图片，当时这张照片被新闻媒体称为“世纪之星照片”。

　　这个月球轨道2号航天器碰撞地点位置是东经119.1度，北纬3度。目前对该地点的勘测具有评估性，这是由于月球远端无法直接进行射电观测。阿什利称，但目前仍有一些未解之谜，其中这处疤痕陨坑，不像是仅有数米高航天器碰撞形成的。最初评估矿石区域直径大约85米，但从图片中很难界定陨坑的边缘，因此无法准确估计它的真实直径。因此，当前的勘测数据具有不确定性，未来进一步的分析将揭开月球疤痕的神秘面纱。（卡麦拉）

孔子如高原。孟子好似孤峰突起。荀子所呈现出的是河流气质。

最近续读古书，对春秋战国时期三位大儒的人生地貌似有所感悟，这里试着勾勒一个边缘。

荀子的思想，一方面是时势逼出来；另一方面，也来自他独特的经历和性格。他是一个相信交流沟通的社会活动家，从妥协精神上看，他和先行者孔子、孟子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气质。而在主张并践行政治理想上，在和君王权贵构筑互动关系方面，这三位春秋战国的大儒，呈现出各自不同性情的人生地貌——

孔子如高原，处于礼仪之美的雪峰梦境和礼崩乐坏的现实平野之间，高原来自他的自我坚守和对使命的担当。他的“为政以德”的理想社会，建立在万年积雪的大地之上，雪像礼的仪制，覆盖出“纯洁”的社会秩序，令他一生痴迷、流连忘返。而“天下无道”的现实，却是道德与风尚的雪峰空前的滑坡，雪水消融，呈现出“知德者鲜矣”的混浊景观。他以修身自省的人生，构筑起继往圣、开来世的梦想高原，期望用仁政填充纵横的沟壑，以礼制的回归和重建，让流落的散沙聚集隆起。即使是在到处碰壁的长长叹息中，他仍然立于“士志于道”的人格高度，以“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的比喻，表露出“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的斗志。

孟子好似孤峰突起，他以自身的道德修养能量，积蓄出喷薄而出的岩浆，于战国中期的平野中横空出世。以“民为贵”的信念，在霸主当道的强权政治风气中，孤立无援地喊出“君为轻”的宣言。他特立独行，在鼓吹仁政渴望“兼济天下”无果的困境中，靠的是岩浆岩一样坚硬的品质——“独善其身”，没有被世俗的外力风化剥蚀，也不愿自降高度被浑圆的丘陵同化，始终不合时宜地兀自孤傲独立着。

孔子和孟子，他们性情中流露和张扬的山地气质，固然和个人的品性有关，但也有地域和政治环境作用影响的因素。鲁地多礼的传统，和齐鲁特有的文化风气，使“个性”的崛起可能；但更重要的是，在时势变化、政治变革的初期，未来格局不甚明朗的情势下，孔孟时代正是各种思潮和伟大思想家呼之欲出的最佳时机。

荀子的时代，尤其是晚年时代，则不然。诸子喧哗的山地地貌虽然群峰竞秀，林林总总，但军事力量的更猛烈的抬升，以之形成了此长彼消的帝国时代版图。思想家如果要切入社会现实，必须要用新的互动方式，去融入主流政治生活，争取更多的发言权。

荀子相比孔子和孟子的山地气质，他所呈现出的是河流气质，与孔孟完全不同。荀子不仅是学术思想上的一条大河，汇集前人不同的思想流派，开创了独树一帜的荀学；在人格性情方面，荀子的人生更是显现出河流的形貌与特质。

水的融会和适应性强的特性，决定了“水往低处流”的宿命。在和政治权贵及世俗社会交往互动中，河流气质的士子，常受到来自人格方面的考查与质疑。荀子是一位承担者，为了和君主权贵营建出更好的沟通关系，他没有选择山地气质士子的“刚正不阿”，甚至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他以河流的“委曲”的弯度和流动的柔韧，赢得在霸主重臣面前的话语权、建言权，以此来经营自己的政治主张。

不故作喧哗，也不去同流合污；把河床深刻在峭壁的规范中，用自省的道德堤坝防止流水过度的“委曲变通”——荀子，成为“上游型”河流气质“知识分子”的代表。

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其实我对豆瓣影评比对同行的影评更有兴趣，前者代表社会心态、社会话语，后者则是专业的、规范性的东西。”昨日在“电影批评：理论演武场”的谈话中，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笑着表示。

在这场谈话中，电影学者戴锦华与中国电影基金会副会长崔君衍聊及电影环境、影评功用、女性主义等多个话题。戴锦华认为，作为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漂亮的、有钱的女性，享受到的自由和权利比原来多得多。“但是女性作为社会整体的状态在下滑。”

戴锦华作为一名文化研究学者，电影对她而言更是文化研究的对象。“现在一提女性主义就好像被贴了标签，我大概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说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人。”以女性主义解读各类文本一直是戴锦华所擅长的。

戴锦华认为，女性主义理论进中国一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是个看到西方理论就觉得应当引进的年代，二是解放后中国妇女在法律上成了全球享有最高权利、最平等的群体，但在极高的法律地位之外，是所有性别言说的空间被封闭，“社会地位空前高，性别意识空前低。”而做了几千年的“第二性”后，女性突然被放在这样的地位上，是需要调适、学习的，这也是她们当时将Femalism翻译成女性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的原因，因为要侧重意识，而非权利。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中曾出现《红色娘子军》海报，但戴锦华认为，父权意识仍是各类叙述的潜在编码。改革开放后，这一情况又出现变化，女性意识增强，但是现实地位下滑。戴锦华认为，拨乱反正的性别实践就是男权重建，其成功导致女性整体社会地位随之下滑。“更准确地说，是女性整体被分化，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漂亮的、有钱的，享受到的自由和权利比原先多得多。但是女性作为社会整体的状态在下滑，比如在整个职业分布和就业当中公然出现的性别歧视。从整体上看，是个持续倒退的过程。”

另外，两人还对如影评人是专职“开电梯的人”的无用角色这种说法进行了讨论。崔君衍将其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进行认知，认为影评人的作用不是开电梯，而是手持钥匙去打开不同的滑动门，带给观众不同的理解与认识。电影诞生过程中，受到许多理论的推动，新浪潮电影就是典型案例。戴锦华则将此问题置于当下语境，在市场意义上，观众作为消费者，需要专业影评人扮演有信誉有操守的消费指南，可以看作消费市场的必然环节。

海藻

　　研究人员日前表示，海藻能够避免与农作物争夺耕地和淡水资源，有望成为未来理想的生物燃料。到目前为止，海藻生物燃料尚不具备经济性，但随着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涨，以及海藻可以提取出高附加值产品，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英国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的杰西卡-亚当斯表示，海洋中生长着大量海藻，而人们却没有真正加以利用。法国海藻技术研究中心的扬尼克-勒瑞特也表示，海藻生长非常迅速，而且无需消耗淡水。

　　与陆地植物一样，海藻中的碳水化合物可以用多种方式转化成燃料。海藻可以通过热解来制造油料，通过细菌发酵来生产乙醇，通过厌氧消化来转化为甲烷。

　　海藻漂浮在水中，因而无需像陆地植物一样制造木质来对抗地球引力。粗糙且难以降解的木质是将陆地生物燃料推向市场所面临的关键障碍之一。

　　人工养殖

　　研究人员表示，相比陆地植物，海藻则易于转化为燃料。苏格兰海洋科学协会的米歇尔·斯坦利(Michele Stanley)称，野外采集海藻存在可持续的问题，因此人们必须支持人工养殖。在挪威，野生海带每五年收获一次。斯坦利说，目前野外采集的海藻难以达到制造生物燃料所需要的数量。

　　挪威一家企业致力于开发更好的人工养殖方法。该公司的负责人帕欧-贝肯(P·l Bakken)表示，与传统复杂的海带养殖系统相比，其养殖和收获方法更为简单和廉价，也许能让深海养殖成为可能。

　　与陆地植物一样，海带生长也需要充足的养分，人工养殖海带有助于防止海域中养分的流失。贝肯说，挪威的鲑鱼养殖场释放的养分足以养殖900万吨海带。

　　商业可行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目前尚不清楚海藻的经济性如何。斯坦利正在为此进行着调查，并期望能在未来几年得出答案。贝肯说，海藻生物燃料的市场竞争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最开始的激励措施非常重要。勒瑞特认为，要让海藻具备经济性，石油价格需达到每桶300美元，但从海藻中提取的高价值化学物质有可能改变这一状况。(1美元约合6.7元人民币)

　　事实上，类似石油精炼的“生物炼制”是未来陆地和海洋生物燃料的发展趋势。由此制成的生物塑料、营养品、用于鱼类食物的蛋白质等都可能产生利润，而剩下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生物质则可以制造乙醇或甲烷。

　　贝肯还指出，海藻的可种植面积几乎是无限的，能够为液体燃料产业做出巨大贡献。目前全球海带产量在1500万吨左右，主要来自中国和日本。而贝肯的公司每生产一桶乙醇约需3.7吨海带，利用欧洲0.05%的沿海地区来养殖海带，可提供的乙醇数量相当于2008年全球产量的4.7%。

　　蓝色思维

　　海藻的养殖具有季节性。亚当斯表示，海带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在夏季和冬季有着较大的差异。而随着时间推移，研究人员可能培养出具备理想特性的海藻。但引入海藻物种时需要特别谨慎，要避免造成物种入侵。贝肯认为，海洋生物的潜力巨大，并不仅限于海藻。人们过去的思考都基于陆地，现在应该转向“蓝色思维”，各种各样涉海产业将由此兴起。

无论哪个阶段，中国教育目前都应该从扩大规模走向提高质量。在其中要重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把学生当作所有教育过程的核心。这是前不久在“北京2011年教育督导评价国际研讨会”上，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和中国的20余位教育督导主管、行政官员、高校学者和中小学校校长会诊中国现代学校后，提出的主要观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但是现代学校制度并没有统一标准，参会的教育专家就各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其中“人”的主体作用成为各国专家最推崇的要素。

意大利教育部伦巴第大区教育厅厅长朱塞佩·科罗斯奥认为，现代教育要将学习主体的责任感和独立性视为塑造知识和能力的核心要素，并认为这种转型“可以说是一场当代的‘哥白尼革命’”。

“教育已经扩展到网络当中，更关注学生的才干与技能。”朱塞佩·科罗斯奥理想中的课堂应该是开放性和互动的，课堂的中心不是教师和理论知识，而是能在交往中学会学习的独立的学生个体。他提出，“要以促进个体的独特性为目标构建未来的学校。”

“将学生培养成充满个性的完整的人，强调学生是所有教育过程的中心”也是新加坡教育改革的目标。新加坡教育部在1997年提出了建设“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TSLN）的理念。这一理念包含这样几个层面的涵义：善于学习和思考的国家、勇于迎接未来挑战的国民、满足21世纪需要的教育体系等。为此，新加坡教育部要求学校能够以“全人教育”为办学理念，赋予学生适应21世纪竞争的多种能力。

“只有教育情境中的教师，而非学校的层次和办学水平，才可以真正对学生产生最具效力的教育影响。”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教育效能教授大卫·雷诺兹发现，教师或者课堂对学生成就产生的影响都要四到五倍地高于所在学校产生的影响，所以对现代学校而言“优化教师以及课堂内部的组织结构要比学校层面的机构改革重要得多。”

在大卫·雷诺兹看来，中国教育应该从扩大规模走向提高质量，并建议中国的现代学校建设可以借鉴学校效能、教师效能、学校改进以及认知神经科学四种理论。

赋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由学校进行自主管理，则成为各国现代学校建设的另一要素。

“传统的学校效能理论更侧重于‘收紧’对学校的过程控制，我们更强调对学校办学过程的‘放权’，要‘收紧’的则是对办学过程所依据的体制性因素的控制。 ”大卫·雷诺兹强调。

新加坡教育部赋予学校领导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使其在具体管理工作中能够形成学校的多样化目标，旨在改进每所学校的教育质量。日本学校评价体系以每所学校的“自我评价”为基准，学校自评的内容及方式由各校自行认定或由当地教育委员会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