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古代罗布泊，西湖是叠加在古东湖上的，而东湖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中科院遥感所邵芸研究员告诉记者。

　　邵芸带领团队承担的国家863计划“新型成像雷达地下目标探测与隐伏特征提取技术研究”课题日前通过了科技部组织的验收。3年多来，课题组共开 展了5次野外调查，采集了大量野外样品，进行了实验室分析，探地雷达的探测验证，充分利用雷达遥感技术对干沙层、干燥盐壳层的穿透能力，探测了被埋藏的罗 布泊古湖岸线，对罗布泊“大耳朵”的成因之谜提出了新的见解。

　　罗布泊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境内。历史上，它曾是一个烟波浩渺的湖泊，物产丰富，景色秀美，养育了众多文明，包括楼兰、米兰、小河等文 明，是丝绸之路的要冲，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古代罗布泊，西湖是叠加在古东湖上的，而东湖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中科院遥感所邵芸研究员告诉记者。

　　邵芸带领团队承担的国家863计划“新型成像雷达地下目标探测与隐伏特征提取技术研究”课题日前通过了科技部组织的验收。3年多来，课题组共开展了5次野外调查，采集了大量野外样品，进行了实验室分析，探地雷达的探测验证，充分利用雷达遥感技术对干沙层、干燥盐壳层的穿透能力，探测了被埋藏的罗布泊古湖岸线，对罗布泊“大耳朵”的成因之谜提出了新的见解。

　　罗布泊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境内。历史上，它曾是一个烟波浩渺的湖泊，物产丰富，景色秀美，养育了众多文明，包括楼兰、米兰、小河等文明，是丝绸之路的要冲，古代中西方文明交流、多民族交融的重要区域。今天的罗布泊已经彻底干涸，只剩下广袤无边的干涸湖盆，剧烈起伏的盐壳层、风成沉积物和沙漠，没有任何生命迹象，被称为“死亡之海”，地球“旱极”，是中国和亚洲大陆的干旱中心，塔里木盆地的积水积盐中心，其环境演变对于全球变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指示性意义。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在遥感图像上发现干涸的罗布泊呈现神奇的耳朵形状，从此，罗布泊“大耳朵”就因其特殊的形态及成因不明而引起了地学界的广泛关注。

　　邵芸团队通过多源雷达遥感图像解译以及极化雷达特征分析，取得三项重大科学发现：

　　首先，在遥感图像上呈现“大耳朵”形状的罗布泊是由于罗布泊古东湖的西半部分为西湖所覆盖，使得原来圈闭的湖岸线被部分切割和掩盖，因此在遥感图像上能看到古东湖的东半部分，故呈现“耳朵”形状。利用雷达遥感技术能够透视风成沉积层和极端干燥盐壳层的能力，发现了埋藏于西湖湖相沉积物之下的古东湖湖岸线，证实了古东湖连续向西延伸的湖岸线的存在，说明西湖（咸淡水混合）是叠加在古东湖（咸水）之上的。这一科学发现表明罗布泊古湖岸线原来是呈圈闭状态的，而不仅仅是“耳朵”状的。

　　其次，在野外科学考察中，找到了罗布泊古东湖的北部和西部湖岸线，确认了罗布泊的边界，由此推测，罗布泊古东湖分布范围可能远远大于原来测量的5350平方公里，初步测算超过1万平方公里。

　　第三，罗布泊古东湖的干涸过程可以划分为6期，在雷达图像上表现为明暗相间的6个条带。明条带为高含盐量湖相沉积层，代表了罗布泊较强烈的萎缩，湖面快速缩小，盐分快速结晶析出。暗条带为低含盐量湖相沉积层，代表了罗布泊的相对较弱的萎缩，湖面缩小，但是过程缓慢，依然有西侧的河水、山上的融雪水，进行一定的补给，故含盐量较低，掺杂着较多的泥沙质沉积物。上述过程重复出现与持续推进，是罗布泊古湖区越来越小的真实记录，说明在罗布泊逐渐萎缩、干涸的过程中出现了6个期次的湖相沉积环境变迁，代表了至少6个期次的干—湿气候变化，对于干旱地区环境演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中西方文明交流、多民族交融的重要区域。今天的罗布泊已经彻底干涸，只剩下广袤无边的干涸湖盆，剧烈起伏的盐壳层、风成沉积物 和沙漠，没有任何生命迹象，被称为“死亡之海”，地球“旱极”，是中国和亚洲大陆的干旱中心，塔里木盆地的积水积盐中心，其环境演变对于全球变化研究具有 重要的指示性意义。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在遥感图像上发现干涸的罗布泊呈现神奇的耳朵形状，从此，罗布泊“大耳朵”就因其特殊的形态及成因不明而引起了 地学界的广泛关注。

 

　　邵芸团队通过多源雷达遥感图像解译以及极化雷达特征分析，取得三项重大科学发现：

　　首先，在遥感图像上呈现“大耳朵”形状的罗布泊是由于罗布泊古东湖的西半部分为西湖所覆盖，使得原来圈闭的湖岸线被部分切割和掩盖，因此在遥感 图像上能看到古东湖的东半部分，故呈现“耳朵”形状。利用雷达遥感技术能够透视风成沉积层和极端干燥盐壳层的能力，发现了埋藏于西湖湖相沉积物之下的古东 湖湖岸线，证实了古东湖连续向西延伸的湖岸线的存在，说明西湖（咸淡水混合）是叠加在古东湖（咸水）之上的。这一科学发现表明罗布泊古湖岸线原来是呈圈闭 状态的，而不仅仅是“耳朵”状的。

　　其次，在野外科学考察中，找到了罗布泊古东湖的北部和西部湖岸线，确认了罗布泊的边界，由此推测，罗布泊古东湖分布范围可能远远大于原来测量的5350平方公里，初步测算超过1万平方公里。

　　第三，罗布泊古东湖的干涸过程可以划分为6期，在雷达图像上表现为明暗相间的6个条带。明条带为高含盐量湖相沉积层，代表了罗布泊较强烈的萎 缩，湖面快速缩小，盐分快速结晶析出。暗条带为低含盐量湖相沉积层，代表了罗布泊的相对较弱的萎缩，湖面缩小，但是过程缓慢，依然有西侧的河水、山上的融 雪水，进行一定的补给，故含盐量较低，掺杂着较多的泥沙质沉积物。上述过程重复出现与持续推进，是罗布泊古湖区越来越小的真实记录，说明在罗布泊逐渐萎 缩、干涸的过程中出现了6个期次的湖相沉积环境变迁，代表了至少6个期次的干—湿气候变化，对于干旱地区环境演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舟山市普陀区虾峙镇的虾峙水库干涸见底，只剩下正常库容1%的蓄水量(5月31日摄)

　　一场历史罕见的大旱将中国水资源丰富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推上了尴尬境地，曾经烟波浩渺的两大淡水湖中心区成了“草原”，湿地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有关气象专家表示，导致大旱的直接原因是气候异常，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这次大旱再次表明：“气候危机”已经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民众的生活。

　　监测显示，今年前5个多月，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三至八成。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平均降水量为1954年以来同期最少。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评估，这是长江中下游自1954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较为严重的旱情，达到极端气候事件标准。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在湖北长江边上的一个乡村，水田几乎都没有栽上秧苗，旱地刚种植下去的棉花也是“奄奄一息”，冒出来的苗还不到往年的一半高。农民在一个快见底的湖里挑水，拿着瓢，一瓢水一瓢水地浇地。而在岗地，10米深的压把井已经打不出水来，只能靠消防车送水来满足人畜饮水。

　　民政部救灾司的消息称，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江西等长江中下游五省共有3483.3万人遭受旱灾，423.6万人饮水困难，农作物受灾面积3705.1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166.8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49.4亿元。

　　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这场异常干旱，专家认为主要是由于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大气环流发生了显著改变。

　　湖北省气象局武汉区域气候中心副主任周月华说，受拉尼娜现象影响，自去年底以来大气环流出现异常。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势力整体偏弱，暖湿气流无法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

　　她说，与此同时，受拉尼娜现象影响，西北气流占据主导地位。今年冷空气南下频繁，也压制了暖湿气流北上，一直都难以形成持续性的降水。这也造成了去年11月以来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偏少。

　　曾参与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的湖北省气象局科技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陈正洪介绍，本次干旱再次说明气候变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研究分析表明，气候变暖导致低层空气明显变暖，大气不稳定性增加，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有所增强，气象灾害的发生更加难以预测。

　　他说，这次的天气灾害是以异常干旱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实在之前已经有所显现。以湖北为例，历史资料表明，虽然近几十年降水总量几乎没有变化，但降水的时间分布，降水的区域分布出现了明显变化，也就是说降水呈现出了时间短、强度大、小区域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无降水日数明显增长，降水往往以极端的暴雨形式出现。

　　陈正洪说，过去湖北春节气象预报有个专用名称叫“春季连阴雨”，现在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长江中下游春季绵绵细雨现象也渐渐减少，反倒是“秋冬连旱”“冬春连旱”这样的词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世界自然基金会2008年发布的《长江流域气候变化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几十年气候变暖的过程中，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正日益加大，极端严重的洪灾、冰雪灾害及干旱事件有增加的趋势。

　　报告预测说，中国长江流域未来50年地面气温将可能上升1.5至2摄氏度，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气候发生的频率将呈进一步增加趋势。

　　湖北省气象局局长崔讲学介绍说，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方面是适应气候变化，变弊为利，减少损失；另一方面需要延缓气候变化。从适应变化而言，需要各地地建立高效专业的应急机制，而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在生活方式上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从延缓变化而言，则是要从根本上建立起延缓气候变化的体制与机制。

　　“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层次都是系统工程，适应是当务之急，这需要各个部门加强联动，从长远着手，加强应急，排查薄弱环节，构建适应气候变化趋势和当前基层实际的高效的应急机制，并打造一支高效、专业的应急队伍。”崔讲学说。

　　武汉区域气候中心认为，本次旱情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防灾减灾体系不够完善，水利设施严重落后；旱情监测体系处于起步阶段，旱情监测评估和预测分析能力严重滞后；防汛抗旱技术水平偏低，抗旱工作基础研究滞后，抗旱手段相对落后等等。

　　“适应气候变化还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增强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建立更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陈正洪说，“具体到这次旱情，对于长江中下游居民而言，需要在各个层面上增强节水意识，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节水农业，节水工业。”

　　此外，专家们还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工程建设项目出台强制性开展气候可行性论证的措施，如中国气象局已出台《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沈翀)

　　今天，又有新的灾难使礁盘陷入险境，复苏的前景却渺茫。科学家说，如今世界气候的变化速度太快，对珊瑚礁似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气温上升、阳光中的紫外线增强，会促使珊瑚发生“白化”反应：珊瑚细胞中的彩色藻类产生了毒性，被排斥出去，使作为寄主的珊瑚变作白骨般的颜色。然后丰茂的海草也许会使光秃秃的珊瑚窒息而死。

　　1997至1998年大堡礁等礁盘的大规模白化，是由当时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和破记录的海面高温引起的，有些地点的水温比正常情况高出1.5摄氏度以上。2001年、2005年又都发生了同样现象。有些珊瑚礁专家说，到了2030年，这种破坏效应每年都会出现。

　　高温还导致60年来的海洋浮游植物持续衰退，而它们不仅能吸收温室气体，还直接间接地养活着海洋中几乎所有的生物。礁石鱼类也会被上升的水温影响，有时表现为大胆凶猛的行为——不论对天敌还是对猎物。而海平面的变化，或升或降，对珊瑚的影响同样恶劣，不是把它们暴露于过多阳光之下，就是使之淹在太深的水中难见天日。

　　眼下更为直接的威胁是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的洪水，巨量的土壤沉积物和富含毒素的污水涌入昆士兰海域的礁盘。它对海洋生物的全部危害在几年内还无法确知，但大堡礁中很可能有大片珊瑚因此遭受灭顶之灾。

　　而海水酸度的考验才是最严峻的。

　　地球经历的五次生物大灭绝中，全世界的珊瑚生态系统每一次都要跟着遭殃。最早的一次大约在4.4亿年前。温室气体的含量会在千万年中自然攀升，生物学家韦朗说，火山在高度活跃期喷出的巨量二氧化碳可能是导致珊瑚死亡的重大因素，约6500万年前的最近一次大灭绝就属于这种情况。当时，海洋从大气中吸收了越来越多的温室气体，使海水酸度增强，最终破坏了海洋生物合成贝壳和骨骼的能力。

　　这种酸化过程当下正在有些海域发生。最容易被酸的腐蚀作用伤害的是快速生长的枝状珊瑚，以及对黏结礁石具有关键作用的分泌钙质的藻类。一旦礁盘的骨架变得脆弱，就很容易被海浪、风暴、疾病、污染物等祸害击碎。

　　韦朗说，远古时代曾有许多珊瑚适应了海水的酸度变化，但他对大堡礁的未来很不乐观。“古今的区别是，当时的变化是在漫长区间内发生的，珊瑚有数百万年的时间来拿出对策。”他担心人类工业排放的数量空前的二氧化碳、氮和硫，再加上因冰川融化而不断释出的沼气，会使许多礁盘在50年内丧失生机。剩下的将是什么呢？“泡在海藻浓汤里的珊瑚骨架而已，”他说。

　　跬步致千里 当然，每年造访大堡礁的两百万游客，因生机繁盛的水下天堂的盛誉而来，来后仍觉得不虚此行。但如果你有心，是看得到它的瑕疵的。礁盘有一道3公里长的“疤痕”，是去年4月一艘中国运煤船撞的；其他一些触礁的船只和偶尔的石油泄漏染污了栖息地。陆地上的洪水冲走的沉积物，以及农业设施流失的营养物，进入海洋后都会破坏珊瑚生态。但澳大利亚人不会坐视大堡礁毁掉，已掀起全国范围内的呼声。对许多当地人来说，珊瑚礁如同挚爱的家人，而其重要的经济价值亦不可忽视：礁区旅游业每年为国家财政带来10亿美元以上的进账。

　　科学家面临的挑战在于，要在快速变化的环境条件下保持礁盘健康。“如果你想修理一部发动机，先得明白它如何运作，”詹姆斯库克大学的海洋生物学家德里· 休斯说，“这道理对珊瑚礁也适用。”休斯等人正在调查珊瑚生态的运作方式，以确保能拿出有效的保护措施。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明确过度捕捞的全部危害。传统上，商业渔船可以在礁盘周边沿线作业，即便在1975年当局将34万多平方公里海洋栖息地划为水上公园后也未遭禁止。但随着大捕捞量引来越来越多的忧虑，澳大利亚政府于2004年从这片海域中策略性地选取三分之一，规定为严格的禁渔区——连消闲垂钓也不准。结果，水族复苏的规模和速度都超出了预期，例如，在禁渔令发布两年后，在珊瑚间活动的鳟鱼数量多了一倍。

　　科学家们还想弄明白，是什么让一些特定种类的珊瑚在环境变化时生命力格外顽强。“我们知道有些珊瑚礁禁受着比其他同类严酷得多的条件，”昆士兰大学的礁石生态学家彼得· 芒毕说，“利用几十年累积的海水温度数据，可以找出对暖水适应得最好的礁区，集中开展保护措施。”他指出，了解珊瑚怎样从白化中恢复，并推测出新的珊瑚虫将在哪里生长，有助于设计保护区。即便公开表达悲观的韦朗也承认，让珊瑚长期存活下去的可能性是有的——如果能迅速终止种种伤害礁盘的不良行为的话。

　　大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安保措施”，珊瑚自身的一些基因可能曾帮它们捱过了以往的环境灾害。许多种珊瑚通过杂交而进化，在礁盘中，大约三分之一的珊瑚每年都大举产卵繁殖。在这样的事件中，一块礁区就能有多达35个珊瑚物种同时播撒精子和卵子，它们数以百万计而遗传特性相互迥异，在海面上自由交合。“这为杂交物种的产生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詹姆斯库克大学的海洋生物学家比提· 威利斯解释道，尤其是在气候与海水化学成分如此动荡不定的当下，杂交能够快捷地实现珊瑚的适应性与抗病能力。

　　说真的，尽管面临今天的种种严峻威胁，大堡礁却不会轻易颓败。毕竟它以前就曾抵住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而不灭。而且它周围还有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会帮忙保住礁盘。科学家在2007年的相关研究中发现，海域中如果有繁盛的以海草为食的鱼群，珊瑚也会兴旺。“如果某种人类行为灭掉了食草鱼类，比如过度捕捞，海草就会取代珊瑚。”休斯说。

　　来到大堡礁的人可以看见鱼群在履行它们不可或缺的职责。在接近礁盘北角的午后摇曳的光线里，富丽堂皇的珊瑚礁壁伫立海底，下面有一条罕见的蝙蝠鱼，鳍肢修长，面孔漆黑，正啃着一绺绺马尾藻。还有一群鹦嘴鱼，合为一体的牙齿如同克丝钳，咯吱咯吱地撕咬礁石上红红绿绿丛生的海藻。

　　大堡礁的生灵如此丰富繁多，正是其名中有“大”的缘由之一。时光，潮汐，再加上一颗沧桑变迁的星球，于上千万年前造就了大堡礁，并一次次将它磨蚀摧毁，再培育回来。并把有关礁区水族的神话代代相传。但历史学家并不确定土著人对礁盘的地质、水产的了解可追溯到多少年前。库克误打误撞到此后又过了几十年，从事地图绘制的英国人马修· 弗林德斯一路“穿针引线似的”绕过暗礁而来，同样遇上了一两场倒霉事，不过他被礁盘的壮阔打动而为它起了“大堡礁”之名。

　　扩张与侵蚀 这巨大无比的礁盘系统之所以能现于世间，却要归功于一种通常只有米粒般大小的生物——珊瑚虫。它们是礁石的基本建设单位，在微小的身体内豢养共生藻类以获得养分，过群体生活。靠着体内藻类光合作用提供的能量，每个珊瑚虫分泌石灰质(碳酸钙)形成自己的“房子”。这些小房子一个叠一个地形成，珊瑚群体就会像城市一样扩张，其他海洋生物很快依附上来繁衍生息，把一簇簇珊瑚“黏合”为整体。

　　澳大利亚的东端海域拥有生成珊瑚礁的成熟条件。在清澈而富于湍流、光线充足的浅水里，珊瑚的生长最是活跃。珊瑚虫繁衍数百万世代之后，形成的礁石就不再是孤立四散的石灰质块，而是连成凌乱的一大片，形状、大小和庇护的生物种类由其在海洋中的位置决定——比如离海岸多远——还要看受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力，比如海浪冲击。如果离岸太远，海水较深而光线减弱，就根本不会有礁石了。

　　“在大堡礁，生命存在的模式从头至尾是由珊瑚塑造的，”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查理· 韦朗说，该海域内有400多个珊瑚物种，“它们构筑了整个环境，是其他一切生物的栖息之所。”完美的水温、清澈度和洋流，使得盘状珊瑚的直径每年可增大30厘米之多；同时，礁盘也受到持续的侵蚀，浪涛、海水化学成分、以石灰质为食的生物都是损毁作用力。礁石消失的速度远远慢于生成速度，尽管如此，还是有多达90%的礁石最终碎落在海里，化成了沙。所以大堡礁的外表总在不断改变。

　　从地质年代来看，内部礁石层相对比较年轻，历史不足万年，但大堡礁的源起要早得多。韦朗说，大约2500万年以前，昆士兰随着印澳大陆板块的运动而伸入热带水域，珊瑚幼虫便开始乘着向南的洋流，随处寻找可以扎稳脚跟的地方。渐渐地，它们群集形成的礁石不断壮大，沿着海床扩展开来，并容纳了繁多的海洋生物。

　　坎坷路难行 自从大堡礁初次扎稳根基以后，冰川期多次来临，大陆板块逐渐挪移，海水与大气的情况也曾有过剧烈波动。这片礁盘见证了许多次的轮回——壮大到损毁，面目全非到气象如新，全凭大自然一时的兴致决定。

　　“如果把大堡礁的历史写下来，那就是一篇天灾目录，”韦朗说，这源于星球本身的风云变幻。但礁盘总能从这些灾难中复苏。

　　撰文：珍妮弗 · S. 霍兰 Jennifer S. Holland

　　摄影：戴维· 杜比莱 David Doubilet

　　翻译：王晓波

　　珊瑚海水面下不深的地方就是大堡礁生机勃发的居所，鹦嘴鱼啃着岩石，螃蟹为了抢夺藏身地挥着螯钳打斗，一条近300公斤重的石斑鱼体内的鳔鼓荡有声，宣示自己的驾临。鲨鱼和银鲹鱼迅疾地掠过。海葵的触手摇摇摆摆，细小的鱼虾巡逻各自的地盘，如同跳着欢快的舞蹈。但凡脚底不生根的水族都随着每一股浪涌漂摇往复。

　　这礁区的生灵如此丰富繁多，正是其名中有“大”的缘由之一。大堡礁庇护着5000种软体动物，1800种鱼，125种鲨，还有数不清的微小生物。但最让人一见倾心的景致——也是其跻身世界遗产的主要凭恃——还是那广大无朋的珊瑚礁。有的珊瑚如鹿角般兀立，有的好似被海浪磨光的玉盘，有的状如棒球手套，还有的拥有皮革的质感。软珊瑚附身在硬质同类之上，多彩的水藻与海绵装点着礁石，每一条缝隙都有某种生灵栖居在里面。每越过一段距离，水族品类便有不同，那变化无穷的生态为世间仅有。

　　时光，潮汐，再加上一颗沧桑变迁的星球，于上千万年前造就了大堡礁，并一次次将它磨蚀再培育回来。如今能促使礁石生长的各种因素正以空前的速度改变，这一次，它所经受的摧残或许会使它再也无法恢复元气。

　　西方人登门 欧洲人认识大堡礁是经了英国探险者詹姆斯· 库克的引介，而后者基本上是无心而至。1770年，库克船长听到了木板蹭到岩石的咯吱声，他当然想不到，自己的船已驶入了地球上最庞大的活体构造之中——超过2.6万平方公里形状各异的珊瑚礁，时断时续地绵延过2300公里长的海域。

　　库克当时正率队在今之昆士兰一带的近海中探索，所驾“奋进号”被卡在了这片暗礁迷宫里。海面下，犬牙参差的珊瑚尖塔戳进船体，把它抓得牢牢的。木板碎裂，海水涌入，船员们满面惊惶地跑上了甲板。船长指挥他们勉强驶进了一处河口，修补了船舱。

　　在这帮欧洲人触礁之前，澳洲土著已在这片区域生活了数千年。珊瑚礁是当地文化的重要部分，土著驾着独木舟在这一带漂游，打渔，网条鹦嘴鱼绽开颇像马戏团小丑的“笑容”，展露强有力的取食工具用来从礁石上刮掉海藻的坚固牙齿。尽管它们的进食行为有时会伤到个别的珊瑚，但总体来说是有益的。没有它们，藻类的繁生可能会扼杀珊瑚礁。

　　4.准备潜水

　　韦特研究所考古学家勒伯莱(左)和汉瑟尔曼站在浅水区，准备潜入查格雷斯河河口附近的沉船地点。画面出现扭曲由韦特研究所执行理事多米尼克·里索罗使用鱼眼镜头拍摄所致。里索罗表示河口的风和水流加大了潜水难度。他说：“刮北风时潜水面临很大难度，水流过快，冲击水下礁石则会影响可见度。在这一区域工作是一项不小的挑战。”潜水员必须从照片中所在的位置游动大约300英尺(约合91米)。在水下大约35英尺(约合11米)处，考古小组发现了摩根船长的物品并将其打捞上岸。

　　5.进行打捞

　　2010年，潜水员准备将一门17世纪的加农炮吊在充气气袋下面，而后让它浮出水面。因海水与铁发生化学反应，加农炮上覆盖着厚厚的碳酸钙。

　　6.气袋给力

　　2010年，一名潜水员利用充气气袋让一门小型加农炮从海底浮出水面。摩根船长和他的手下曾使用类似这样的小型加农炮轰击企图登船的敌方水兵。这种加农炮装填被称之为“榴霰弹”的铁球。

　　撰文：伊丽莎白 · 科尔伯特 ELIZABETH KOLBERT

　　戴维 · 利施瓦格尔 DAVID LIITTSCHWAGER

　　翻译：陈昊

　　阿拉贡堡是一座小岛，如宝塔般赫然耸立于第勒尼安海中。岛屿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以西27公里处，可从另一座稍大的岛屿——伊斯基亚经由狭长的石桥到达。游人来到阿拉贡堡，为的是一睹古代的生活场景。他们徒手或乘电梯爬上宏伟的城堡，观赏其中陈列的中世纪刑具。与他们相反，造访此岛的科学家们为的却是展望未来景象。

　　阿拉贡堡周边海域地质情况特殊，透过这扇窗户，人们可以窥见2050年以后地球各大洋的情景。二氧化碳气泡从海底火山口升起，溶解后形成碳酸。碳酸的酸性相对较弱，人们常喝的碳酸饮料中便含有这种成分。但如果碳酸含量太大，则会使海水具有腐蚀性。“如果二氧化碳水平极高，几乎没有哪种生物受得了。”英国普利茅斯大学海洋生物学家贾森· 霍尔-斯潘塞说。阿拉贡堡为这一违反自然规律的现象提供了一个天然参照：随着汽车排气管和烟囱排出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地被海洋吸收，阿拉贡堡周边海域中发生的酸化现象，正加速在世界各大洋展开。

　　霍尔-斯潘塞在该岛周边海域从事研究已经八年，他对海水属性进行仔细测量，并跟踪记录鱼类、珊瑚及各种软体动物的情况，这些生物在这里生活，有些也在这里分解。一个寒冷的冬日，我与霍尔-斯潘塞，以及来自意大利安东· 多恩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玛利亚· 克里斯蒂娜· 布亚一起下海，以便近距离观察海水酸化带来的影响。我们把船停在距阿拉贡堡南岸大约45米的地方，一簇簇藤壶在岛屿惊涛拍岸的悬崖底部形成白色的长条。“藤壶生命力顽强。” 霍尔-斯潘塞评论道。然而，在酸度最大的水域里，就连藤壶都踪迹难寻。

　　我们三人都潜入水中。布亚带着把小刀，她从一块岩石上撬下几只帽贝，这些倒霉蛋在觅食的过程中不慎进入腐蚀性过强的水域，它们的外壳极薄，几乎透明。二氧化碳气泡如水银珠般从海底升腾。我们继续往前游，一片片海草在我们身下摇曳。水草呈鲜绿色，因为通常覆盖在草叶上使其颜色变暗的微生物已消失不见。远离火山口的地方常见的海胆在这里也不见踪迹，因为它们连轻度酸化的海水都难以忍受。一群群几近透明的水母从我们身旁漂过。“小心，”霍尔-斯潘塞发出警告，“水母扎人。”

　　除了水母、海草和藻类，阿拉贡堡周边火山口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内，就几乎没有什么别的生物了。即便是在几百米以外，许多本地物种也无法存活，那里的海水酸度相当于全球各大洋将于2100年达到的水平。“通常来说，受污染的海港里只有少数几个类似杂草的物种能够应对急剧变迁的环境，”我们回到船上后，霍尔-斯潘塞说，“与二氧化碳剧增时的情况一样。”

　　工业革命开始至今，矿物燃料(煤、石油、天然气)燃烧和森林砍伐已经导致超过500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众所周知，如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是80万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不为众人所知的是，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对海洋造成改变。空气与水频繁进行气体交换，因此，排入大气的任何物质，都会有一部分最终进入海洋。在风力作用下，这些物质迅速溶入深度大约几百米的水域内，之后经过数百年的时间，洋流再将其运送到大海深处。20世纪90年代，由各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执行了一项规模庞大的任务，其中包括从世界各地区不同深度的水域中收集7.7万多份海水样本，并对这些样本进行分析。这项工作花费了15年的时间，其结果向人们展示出，过去二百年里，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有30%被海洋吸收。如今，海水仍在以每小时百万吨左右的速度吸收二氧化碳。

　　对于生活在陆地上的居民来说，这一过程有其益处：海洋从大气中吸走1吨二氧化碳，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祸源也就少了1吨。但对海底生灵来说，就是另一番情形了。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负责人、海洋生态学家简· 卢布琴科把海洋酸化称作与气候变暖破坏力相当的“同级别杀手”。

　　根据氢离子浓度测量酸性得出的pH值范围为0~14。pH值低的是强酸，比如盐酸，可充分释放氢离子(比碳酸要更加充分)；而pH值高的则是强碱，比如碱液。纯净蒸馏水的pH值是7，属于中性。海水应该呈弱碱性，海面附近pH值为8.2左右。目前，二氧化碳排放导致这一水域的pH值降低了0.1，由于pH值与里氏震级一样按对数计算，所以即便是数值上的细微改变，也会引起巨大变化。pH值下降0.1，意味着酸度提高了30%。如果保持现在的势头，2100年海面pH值将下降至7.8左右。到那时，海水的酸度将比1800年高出150%。

　　迄今为止发生的酸化现象可以说是不可逆转的。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可通过往海水中添加化学药剂来抵消过剩二氧化碳的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所需要的药剂量却大得惊人：例如，要想抵消1吨二氧化碳，至少需要2吨石灰，而当今世界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就有300多亿吨。

　　同时，能够抑制酸化的自然进程(比如陆地上岩石的侵蚀)发生速度又太慢，在短暂的人类历史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即便可以从今天起停止二氧化碳排放，要想让海洋恢复至工业革命之前的化学状态，也需要数万年时间。

　　海水酸化可导致无数后果。酸化的海水利于某些海洋微生物生长，却导致另外一部分微生物衰亡，因此可能会改变海水中铁和氮等关键营养元素的含量。基于类似的原因，能够穿过海面的阳光也可能会增加。通过改变海水的基本化学成分，酸化作用还将把水体吸收和消灭低频声波的功能降低40%，导致海洋某些区域噪音变大。另外，海水酸化还会干扰某些物种的繁殖，阻碍另外一些物种利用碳酸钙形成外壳和坚硬外骨骼的过程。科学界对最后这两种作用的记录最为详实，至于历史能否证明它们是影响力最大的作用，仍然属于未知。

　　2008年，150多名顶尖研究员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称他们“对近期海洋化学状态的急剧变化深感忧心”，这些变化可能在几十年内“对海洋生物群落、食物链、生物多样性及渔业造成严重影响”。海洋暖水区中的珊瑚礁处境最危险，但由于二氧化碳在冷水中更易溶解，因此实际上海水酸化的影响力可能最早体现在两极地区。科学家已经观测到南北两极的翼足类动物(小型海螺，是鱼类、鲸类和鸟类的重要食物)出现了明显变化：实验表明，翼足类动物的外壳在酸化海水中生长速度大幅减缓。

　　各种生物能够适应化学成分改变后的海水吗？阿拉贡堡给出的答案不尽如人意。在我造访该岛时霍尔-斯潘塞告诉我，此地的火山口向水中倾倒二氧化碳已有至少一千年的时间，但是pH值为7.8(本世纪末全世界海洋都将达到这一水平)的水域与远离火山口的水域相比，其中生活的物种少了将近三分之一。这些物种“在代代繁殖的过程中有大量时间可用来适应环境”，霍尔-斯潘塞说，“但这里还是见不到它们的踪迹。”

　　“由于pH值对生物来说十分重要，因此人类花费大量精力来维持血液中pH值的稳定。”他继续说道，“但有些低等生物不具备这种生理功能，它们必须忍受外界的变化，因此最终不堪重负。”

　　与阿拉贡堡相隔半个地球、位于澳大利亚海岸线外80公里处的独树岛也是座袖珍岛屿。虽名为“独树”，但实际岛上有数百棵树木，岛屿呈新月状，两端伸入珊瑚海，月弯中坐落着一个小型研究站，由悉尼大学管理。碰巧的是，当我在一个宜人的夏日午后造访该岛的时候，正赶上一只体型庞大的母蠵龟爬到实验室门前的海滩上来。岛上的所有居民(不算我一共11人)都前来围观。

　　独树岛是大堡礁的一部分，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长度超过2250公里。整个岛屿由一块块的珊瑚残砾组成，这些碎块小的似弹珠，大的像篮球，于大约4000年前的一场风暴之后开始堆积。直至今日，整个岛上也找不到可以真正称之为泥土的东西，树木如旗杆般从珊瑚碎块中拔地而起。

　　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开始造访此岛，他们首先提出的问题是，珊瑚礁是怎么长成的？近年来，这类问题显得更加迫切。“大约有25%的海洋物种，其一生中起码有部分时间是在珊瑚礁群中度过的。”一天傍晚出发采集礁石附近的海水标本之前，卡内基研究所海洋酸化问题专家肯· 卡尔代拉告诉我，“珊瑚搭建起生态系统的架构，因此很显然，如果珊瑚没了，整个生态系统也就没了。”

　　其实马的毛色和体力没什么关系。现在国际通行的好马标准是：腿细长，蹄子大，耳朵尖，头没肉，肚子小，腰部短，后臀高；另外最关键的一点是鼻孔要大，鼻孔大意味着肺活量大，体健善跑。

　　好马难寻。老魏有个比喻，马就跟学生一样，聪明的就那么几个，不聪明的一大帮，严格挑选下来，二三百匹马里也未必出一匹好马。选军马时，不同马种一起负重行军，山丹马总是胜出，只有爬坡上山比不过新疆伊吾军马场产的伊吾马。

　　老魏中学毕业进场当了马工，当时正值邱会作主持“总后”工作。在老魏看来，那段时间是山丹马场的黄金时代，标志是一年到头闲不下来：“一匹马的食量相当于两头牛或六只羊。夏天一匹马一天吃35公斤青草，冬天20公斤干草。还要吃料，比如包谷，青稞、燕麦、豌豆。

　　铡草、填料、饮水，修理马笼头、套马绳、马褡裢……”

　　马外表威风凛凛，其实娇气得很。吃饱喝足时是最危险的，只要打上几个滚，马肠子就有可能搅到一起，一个小时不到就活活疼死。

　　经验丰富的马工都会看住马，随时把躺倒在地的马吆喝起来。看管二三百匹的马群，这活儿干起来不那么容易。

　　四月回春，马也开始发情。牧工随身带着笔记，把配种情况记录在案，怀孕的母马单独放养。马的怀孕期有十一个月，冬天产仔，一群马一生就是一百多驹子。如果驹子生在野外，牧工还要用石灰撒在胎衣上带回场部，以防止狼群跟踪而至，先吃胎衣再伤马。

　　20世纪70年代末，整个山丹军马场有四万多匹马，养殖规模曾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1985年，山丹马与“两弹一星”同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然而在这之后没多久，军队装备开始迅速现代化，军马场于是盛极而衰。场方也曾试图寻找出路，1990年买来英国纯种马参与马种改良，老魏以为自己重又看到了希望。几年后，马场有了一千多匹纯血改良的山丹马，然而这股新生势力并没有给马场带来转机。

　　2001年，山丹军马场正式移交地方，更名为甘肃中牧山丹马场。据马场官方资料称，目前马的存栏数还有一万多匹。对于这个数字，老魏不予评论，身为普通牧工，“人也已经退休了，管不了那么多了。”

　　剩下的这些马，主要以卖血卖尿为生。据新疆农大教授、中国马业协会副秘书长姚新奎介绍，1942年美国惠氏公司发现孕马尿和孕马血清中含有人体可用的雌性激素，可用于处方药和化妆品之中，现在全世界相关产品的年产值达20亿美金。

　　过去孕马尿就是排泄物，现在一公斤能卖到5块钱左右，比牛奶还贵。仅凭这一项，每匹怀孕母马每年可以净赚两三千元(但提取马尿的过程对孕马而言是件很痛苦的差事，在西方已经引起动物保护组织的激烈抗议)。

　　除此之外就是旅游收入。老魏的女儿在西大河水库边养了一群牦牛，杂养着几匹马，平时任由它们在草原上浪，游客来了就骑上玩玩。老魏的女婿和场里大部分壮劳力一样，都去种油菜了。

　　已经退休的老魏现在定居张掖市内，这次带我进山，算是导游。马场老友都很羡慕老魏有发挥余热的机会，而老魏则把这种机会归结为运气——1996年一个雨天，牧马的老魏在窟窿峡遇到了窝在单人帐里的陈淮，此人骑摩托进山，不料中途抛锚，多亏遇到老魏，此后二人结成忘年交。现在身为自由撰稿人的陈淮在野长城边买了一座农家小院，闲来无事则驾着一辆无处不响的老吉普穿过长城豁口，到瓜田里买个西瓜，蹲在枯草遮盖防止蒸发的水渠边抱着啃。有朋自远方来，陈淮就叫老魏带上进山。

　　告别老魏，沿着天马之路西出阳关，过星星峡，就到了天鹅之乡——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草原。当我坐在土尔扈特蒙古小伙儿哈希尔登驾驶的四驱车里时，旅愁顿时烟消云散。

　　九曲十八弯水草丰美，庄子称沼泽雾气为野马，真是再形象不过了(“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庄子· 逍遥游》)。蚊虫脸撞无所谓，眼福大于一切。

　　2010年哈希尔登年满30，他养的一匹焉耆马一年里替他拿了4万元奖金。在家乡巴音布鲁克举办的单日80公里拉力赛上，那匹马跑出3小时40分的成绩，获得第4名。随后和静县政府又出钱派他去参加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举办的单日80公里拉力赛，获得第3名。

　　哈希尔登的背后推手，是43岁的和静县县长才仁。笔者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与之邂逅，遂席地而坐进行采访。

　　才仁毕业于内蒙农大畜牧专业，由于母亲家在牧区，他从小便与马为伍。在才仁的记忆中，土尔扈特人的赛马是庄严神圣的事情。赛马之前，马尾巴要绑起来，马鬃梳起来，刺绣精美的马鞍子挂上，骑手们聚在敖包前，泼酸奶子祭拜老天爷，祈祷赛马取胜。除了跑马，土尔扈特人中还盛行走马——马不能四蹄腾空，必须像竞走一样总有一只脚落在地面上。焉耆马在平地走，奶茶放在马鞍上都不会洒出来。有一匹好走马，这家男人就有地位了，当他骑马走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迎面的目光充满羡慕嫉妒恨。

　　不巧的是，他当上县长之日，正是马的地位一落千丈之时。这肯定不是他的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军马场纷纷撤消，牧民也都骑上了摩托。马还在养，但只剩下了宠物这一个功能。土尔扈特人的命运与马息息相关，如果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养马史就此终结，才仁过不了自己心里这道关。

　　明朝末年，土尔扈特部受准噶尔部挤压，骑马离开故乡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万里迢迢迁徙到尚未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此后一百四十多年里，沙俄帝国日渐渗透，最终控制了土尔扈特的牧场，土尔扈特人到了灭绝的边缘，汗王渥巴锡遂决定起义，东归祖国。1771年1月5日，伏尔加河右岸的三万余户17万土尔扈特人启程东归，沙俄派遣骑兵围追堵截。历时4个月，行程上万里，土尔扈特人终于抵达伊犁，途中损失人口一半以上。感于渥巴锡的义举，乾隆皇帝将东归的土尔扈特人安置在天山南麓的巴音布鲁克草原。直到今天，老牧人遇到棕黄色的马时还会兴奋地喊，瞧啊，那是从伏尔加河走回来的马！

　　才仁发誓要把土尔扈特人即将沉睡的爱马基因唤醒。调查发现，乡里自办的那达慕大会上，牧民赛马热情依然高涨。但传统那达慕上的赛马都是中短距离速度赛，在这样的赛事中，土尔扈特人胯下的焉耆马连伊犁马都跑不过，更不要说英国纯血马了。但是，在50公里以上的拉力赛中，焉耆马的优势尽显无遗。

　　焉耆马的这个强项，传统的蒙古马也有，事实上两种马也确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蒙古马形体矮小，平均体高只有一米二到一米三，但耐力惊人，作为战马，蒙古马的表现无马能敌：

　　12世纪初，金兵南下灭辽。辽国旧臣耶律大石率数百铁骑从北京一带亡命西奔，先至蒙古，再过新疆，最后竟然在中亚开辟了西辽(1131 ～ 1211年)万里国土。耶律大石最初的数百部下，胯下所骑即是蒙古马。耶律大石也曾有打回老家的想法，可军队走到喀什一带，中亚战马已死伤过半，大石也就罢了归乡之心，专心经营西辽。

　　又过了一百多年，蒙古骑兵横扫天下。据史载，蒙古骑兵每人至少配备三匹战马，从中亚到欧洲，多少名城重镇，花剌子模、莫斯科、基辅……相继沦陷在蒙古铁蹄之下，“黄祸”之名从此响遍欧洲。

　　纵观世界，只有埃及马木留克骑兵曾在叙利亚打败蒙古骑兵。而马木留克骑兵的这次胜利多多少少有点侥幸——当时蒙古大汗蒙哥去世，旭烈兀紧急调动主力回师帮助哥哥忽必烈争夺汗位，留守的蒙古骑兵数量不足，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从马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也算是善于速跑的阿拉伯马和耐力超群的蒙古马之间的一次正面对撞。

　　1975年， 内蒙古马匹存栏数为239万匹，2010年已剧降到不足50万匹，其中真正的纯种蒙古马还不到10万匹。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所产铁蹄马，据称系成吉思汗的战马，目前只剩下一百多匹。

　　蒙古马尚且如此，新疆焉耆马又能如何？才仁不认命，他认准了远距离拉力赛。2009年，和静县举办环天鹅湖150公里耐力赛，最终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一位12岁女孩骑着焉耆马拿到冠军，获得奖金6万元。这一战证明了焉耆马的耐力，但由于没有引进国际赛马规则，两天下来参赛马匹有死有伤。

　　撰文：陈一鸣

　　摄影：孙志军 任超

　　一碗热滚滚的老茯茶下肚，58岁的退休老牧工魏林起身道：“走，到群上浪浪”。“群”指的是马群，“浪”是河西走廊土话，溜达的意思。这一浪就是一下午，浪过窟窿峡，浪到水库下。

　　一群山丹马也在浪，老魏顺手牵来两匹我们骑上。眼前是一面漫长的缓坡，绿草如盖，一直铺到云雾里。我策马走向缓坡，老魏在身后说，咱不往那走。后来我得知，那面缓坡曾让老魏悲痛欲绝。

　　2003年8月1日下午，先是天空瓦蓝，后则风雨交加。老魏听说老伴上山拣蘑菇，当时心就凉了——坡顶一下雨就起雾，前后左右看不出十米远，没马根本走不出来。当老魏赶到时，老伴已经冻僵了。

　　在山丹马场干了三十多年，老魏对焉支山、祁连山以及两山脚下的大马营草滩了如指掌，谈及牧马生涯全是生死故事。他最爱的一匹识途黑马在冰面上滑倒，把骑在马上的排长活活拽死。这三十多年里，身边老朋友有好几个死于酗酒。

　　老魏喝酒也是牛饮，年轻时每天喝四五斤青稞酒，直到现在老魏都声称，这辈子不知道啥叫好酒，反正度数高就是好酒。

　　对牧马人来说，酒是必不可少的伙伴。马无夜草不肥，当年老魏他们夜里也要跟滩，马吃到哪，人就跟到哪。无论冬夏，牧工永远穿着毡靴、带着干衣服和火柴。

　　老魏珍藏着一件重达六十多斤的大衣，由9张大羯羊皮缝制而成，冬天西风扬雪，裹着它睡在深没小腿的雪地里一点儿事没有。睡觉时蜷着身子，把腰带绑到大拇指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撒尿，而是扎腰带、带口罩、上马抄手取暖。浑身血活了，再弄点马粪烤火喝茶，实在憋急了才畅快淋漓地撒一泡。

　　老魏天生仔细，但脚被马踩过，腿被马踢过，右胳膊还被马咬过，当时随便抹了点红药水，转过年来起了馒头大一个脓包，割开一看，白花花的全是寄生虫。老魏谈起这些惊悚事件如同家常便饭，山丹马场的牧工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过来的。

　　当地人都喜欢说，山丹马场的第一任场长是马踏匈奴、封狼居胥的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两千多年来江山代谢，祁连、焉支两山间的这片草滩上始终都在养马。这不是传说，而是事实。

　　然而仔细追究起来，大马营草滩的养马历史也许在霍去病到来之前就开始了。

　　大马营的养马史具体有多少年？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追溯马的前生今世——六千万年以前，野兔大小的始祖马游荡在北美洲东部，随着时间的推移，始祖马体形越来越大，迁徙能力越来越强，最终走出美洲，进入欧亚大陆，并与人类遭遇。马是驯化较晚的家畜，从乌克兰草原出土的家马遗骸来看，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马被人类驯化，最初用途是食肉。

　　当人类最早的农业与城市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发轫之时，乌克兰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人也翻身骑上了马背。此后，欧亚大陆文明之火不断迸发，同时世界大乱。战马带着雅利安、闪米特等游牧民族四处出击，杀入富庶的农耕世界。如此想来，大马营的养马史应该不会长于六千年。

　　从没见过马的农民第一次碰到呼啸而至的游牧大军，会是什么情景？估计和印第安人第一次遇到西班牙人的情况差不多。由于气候巨变，距今约12500年前，马就在美洲大陆彻底消失了。当欧亚大陆的人们骑马游走四方时，印第安人仍处于徒步状态。

　　公元1532年，西班牙冒险家弗郎西斯科· 皮萨罗率领168名士兵入侵南美印加帝国，当手持火枪、骑着高头大马的西班牙士兵发起冲锋，印加人还未接战，就被从未见过的“火蛇”与“巨兽”吓得溃不成军，就这样，拥有六百多万人口的印加帝国亡于百余名骑马的强盗之手。后来，美洲印第安人开始捕捉殖民者遗失的流浪马并规模养殖，美国西部片中印第安骑手的胯下坐骑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骑上战马的农民也不是省油的灯，农耕民族攻取游牧地区的案例也屡见不鲜，比如大马营草原就见证过霍去病的铁骑。史料记载，霍去病到来之前，大马营草原的牧马者先有月氏，后为匈奴。那时的华夏先祖虽然也有了马和战车，但势力尚不及河西走廊。

　　最晚在春秋战国时代，马已经广泛应用于诸侯间的征战。那时，75名士兵、25名后勤人员加一部四匹马拉的战车，称为“一乘”，衡量国家军力，必以“乘”为单位。春秋礼制规定，天子六军，每军千乘，而诸侯国要是多于三千乘，就是欺君犯上。

　　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朝代秦王朝，更是依车马之利，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史书记载，秦人祖先曾靠养马、驾车得宠于夏、商、周历代帝王。秦人会养马，善御马，还精于相马，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即是秦人。秦人爱马之风从秦陵俑坑也能看出——始皇帝不仅以陶马、铜马殉葬，还活埋了六七百匹真马。

　　秦亡汉兴，汉臣张良劝刘邦定都关中，理由是“关中北有胡苑之利”，这相当于说，得良马者得天下。历史证明，定都长安是极为明智的决策。汉景帝休养生息，仿秦朝牧师苑遗制，在边郡养马30万匹。武帝登基时，汉帝国的骑兵战术已在与游牧民族不断交锋中发育成熟，战车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随后便有元朔二年(前123年)卫青七击匈奴，两年之后，十九岁的霍去病更将匈奴彻底逐出河西走廊。匈奴人哀唱“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远遁他乡。

　　山丹大马营草原的“马场元年”，也该从这一年开始算起。而除大马营等草原继续养马之外，河西走廊的其他绝大部分地区都由牧渐农，就像插入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两大游牧区之间的一把狭长的血管，丝绸之路从此大放异彩。

　　在汉武帝看来，河西走廊与其称为“丝绸之路”，也许不如叫“天马之路”更为贴切。

　　元鼎四年(前113年)，敦煌边民在水边擒驯一匹野马，献于汉武帝面前。武帝作《天马歌》：“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八年后，乌孙使者献马千匹求聘汉家公主，汉武帝得乌孙马，仍命名“天马”。不久，武帝又得知，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谷地一带)汗血马更在乌孙马之上，遂遣使西求汗血宝马，结果大宛国王杀人夺财。于是汉室遣李广利西征，围困大宛。大宛不敌求和，汉军得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公母马三千匹回国。太初四年(前101年)，武帝将大宛马命名为“天马”，“前天马”乌孙马则改称“西极马”。汉武帝再操笔墨，赋《西极天马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汉武帝爱马如痴，临终任命的四位托孤重臣中，竟然有两位以养马起家，那就是霍去病掳来的匈奴王子金日磾和当过“未央厩令”的上官桀。以今人眼光观之，汉武帝似乎是个声色犬马之徒；然而换个视角看，当时骑兵的战略价值堪比今天的“两弹一星”，金日磾和上官桀获得重用其实顺理成章。

　　汉武帝以武力占有河西走廊，凿空西域，引入天马，天下遂安，汉人得以定名，汉家天下也初具雏形。“天马之路”，此议妥否？河西走廊四郡起点，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东汉遗物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早已成为中国旅游标志，并蜚声世界。

　　魏林就是武威人。他今生之所以在地属张掖的山丹县大马营草滩养马，按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前生注定。老魏的父亲上过朝鲜战场，退役后转业到了1949年成立的山丹军马场。

　　老魏成长之时，也是山丹马培育之时。

　　虽然大马营草滩自古以来一直养马，但汉武帝抢来的汗血宝马早已成了传说，解放前此地牧民畜养的主要是蒙古马。蒙古马脾气暴烈，耐粗饲、耐高寒，耐力好，缺点是腿短肚子大。马场成立之后，引进了顿河马、新疆巴里坤马和哈萨克马，反复杂交后，山丹马诞生了。该马既有顿河马的速度，又有蒙古马的耐力，且身高一米四左右，介于两个父本之间，刚好拉当时解放军装备的75毫米无后坐力炮。

　　什么样的马算是好马？老魏说，红色的枣骝马，黑色的一滴墨。老魏牧马三十多年，从来没养过白马，山丹马场以前培养的都是军马，白马上阵，太容易暴露目标。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4月20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专家们表示，由于北极气候变暖，大量永冻土带融化，流入海洋。新研究发现，北极部分地区的永久冻结带每年遭侵蚀的程度最多达到100英尺(约合30米)。

　　自2000年以来，数十名科学家便对大约6.2万英里(约合10万公里)——占整个北极海岸线的25%左右——的北极海岸线进行研究。根据他们的发现，永冻土层每年的平均遭侵蚀速度达到1.6英尺(约合0.5米)左右。在海岸线非常短的部分区域，科学家发现每年遭侵蚀的永冻土层最多达到65至100英尺(约合20至30米)。拉普帖夫海、东西伯利亚和波弗特海沿岸的永冻土带遭侵蚀情况最为严重。

　　德国波茨坦阿尔弗雷德·瓦格纳极地与海洋研究所地貌学家休斯·兰特乌特表示，永冻土海岸长大约24.9万英里(约合40万公里)，占地球海岸的三分之一左右。自上一个冰河时代以来，周围数公里的海冰让很多永冻土海岸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但在温度不断升高的北极，冰覆盖量不断减少。兰特乌特说：“这些海岸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受到海冰的保护，如果海冰覆盖量减少，遭侵蚀程度将更为严重。”

　　海岸遭侵蚀不仅意味着陆地遭受损失，同时也会影响当地的生态系统。兰特乌特说：“对于一些分布着湖泊等淡水栖息地的海岸线来说，这样的栖息地可能消失或被咸水泻湖取代。驯鹿——例如波弗特海地区的波丘派恩驯鹿——生活的面积狭小的陆地也可能被侵蚀殆尽。”

　　他指出水生环境可能因富含营养物的沿岸沉积物流入海洋发生改变。“近岸水域的氮和磷等营养物不断增多可能影响食物链的第一环，例如细菌和其他微生物，它们以这些营养物为食。食物链中体型最大的动物也最终遭受影响。”兰特乌特表示很难预测这些变化。

　　北极冻土带居民必须适应改变的地貌。绝大多数社区位于沿岸，由于土层不稳定，一些居民已被迫迁居。随着北极温度升高，变化的海岸线也将成为一些声称享有能源开采权的国家面临的重大障碍。原因在于：遭到侵蚀的海岸线可能导致建造和保护开采油气的基础设施遭遇更大难度。兰特乌特说：“这是一个动力学系统，必须采取新举措以应对未来的环境。”

　　共有来自10个国家的30位科学家参与两项针对北极沿岸遭侵蚀的研究，研究发现刊登在《江河口与海岸》(Estuaries and Coasts)杂志上。(秋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