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8年成立京师大学堂至今,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一百一十多年的历史。
回首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走过的足迹,不难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曾经离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路线很近,但是最终,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上了另一条路,而这条路,与世界高等教育的主流渐行渐远,而且难以回头。
中国高等教育何时开始拐弯
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政治精英的主要来源。正如台湾史学家王汎森所说,他们成了“自由浮动资源”,开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出版和学校,从前的细枝末节,开始因知识分子的注入而膨大,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了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但是,正如当初力主废除科举的人所期望的那样,废科举、兴学堂,造就了接下来20年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第一波高潮。第一次海外留学的浪潮开始,不少学子远赴日本,到1911年进入了一个高峰期。随后,赴欧美留学的人数逐渐增加,他们中包括蔡元培、陶行知、胡适、蒋梦麟、张伯苓等一批后来中国的教育家。正是他们,推动了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校制度的基础。一直到今天,中国内陆仍大量沿用当年的学制。
借鉴美式学制而制定的“壬戌学制”以7项标准作为指导思想,即适应社会进化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方伸缩余地。同时普通教育模仿美国六三三学制,分别为小学、初中、高中。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老学制强调个性发展,生活教育,还有胡适反复强调的弹性,而今天的高考制度和普通教育培养模式,则试图以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人,弹性、个性、生活等精神被丢得一干二净。
“我们改错了,原来的更先进。”储朝晖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叶企孙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期间,坚持亲自面试所有报考学生。学生入学后,他每个月挨个找学生谈话,了解学习情况,根据各自的进度推荐需要学习的书籍,所谓“因材施教”,不外如此。1999年,中国评选“两弹一星”元勋,获奖的23人中有9人是叶企孙的弟子,2位是他学生的学生,还有两位的事业同他直接相关。
叶企孙代表的是那个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精神。
然而,1952年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的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
“我们从此从世界教育的主流中切割出来了。”储朝晖评论说。
以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目的已经不是培养一个人,而是一个建设者,一颗社会机床上的螺丝钉。
美国卡尔顿大学教授赵启光曾在同科技部部长万钢的电视对话中指出,前苏联败给美国,败在教育不合理。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前苏联一直沉浸于重视工科教育创造的神话中不可自拔。
1965年,美国《生活》杂志对比了苏联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的成绩,得出结论,苏联大学生素质全面压倒美国,而此前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似乎佐证着这个结论。但仅仅过了4年,美国宇航员成功登月,告诉苏联人,看似懒散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们,能完成举全国之力的苏联仍完不成的目标。
大学成了“打工仔”
中国教育本来有机会重回世界主流,但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考试形式实际就是把原来科举取士的制度照搬过来。这是一种和人的成长直接冲突的考试制度,它的理念就是可以用一把通用的尺子去衡量所有的人。
“此后,我们的高考制度,严格来说没有重大变革,只有小修小补。”储朝晖说,不论是委培制度、加分、保送、自费、公费自费并轨,整体来说虽有借鉴国外的因素,但影响很小。“中国跟国外学的主要是形而下的东西,请几个外教,学习一些具体的措施,但没有形而上的,就是没有理念上的学习。”
于是,很多学生所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1992年,中国政府放开留学政策,当年出国留学总人数1700人,随后逐年增长,而且加速增长。根据教育部数据,2010年共有28.47万人选择出国留学,而且绝大多数是自费。
海外留学成本是国内读大学的数倍,但中国学生仍然趋之若鹜,是否可以解读为默认海外教育水平比中国国内高校高出数倍?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的高招制度及高等教育同世界主流渐行渐远的呢?
一个是大学管理体制。储朝晖认为:“中国现在大学的管理体制,不是现代的体制。”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但是,中国大学的招生指标是教育部定,给学生的学位证是教育部颁发的,从入到出都是教育部来管,学校成了专门负责教课的“打工仔”,不需要为学生负责,只需要为教育部负责,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
现代大学应该是“多边界”的,而中国的大学只有一个边界,只需考虑教育部,而社会、学生、家长都可以不管。旅美学者黄全愈几年前出版的一本畅销书——《高考在美国》说,美国的大学很大一部分经费来自校友的募捐,学校成为一个社交圈子的核心,众多资源都围绕着学校流转。学校是一个多边界的社会实体,学生既是它的原材料,又是它的产品,一切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因此既要挑选适合自己的原材料,又要生产最好的产品。
反观中国的大学,原材料不是自己选的,当然无法对产品负责。
大学生“被就业”本身就是为了应付考核,现在再用考核去治理,自然是扬汤止沸、缘木求鱼。
近日,多家网络论坛频现高校毕业生“被就业”的曝光帖。网民多称,自己所在的高校为“刷高”就业率,不管是否找到工作,都要求学生找公司签“三方就业协议”,不签协议就不予毕业。这甚至催生出“签约代理公司”的灰色产业链。(6月8日新华网)
虽然教育部禁止将就业协议与毕业证、学位证发放挂钩,但正所谓“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这个“薪”就是大学严重的行政化,教育部门对大学的评比、考核,和就业率挂钩,这又便是“火上浇油”。
早在2009年,教育部就曾表态:如果高校在就业率上有造假行为,教育部在审核评估高校工作时将实行一票否决,绝不姑息。但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就业率是事关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核心数据,同时也是考量高校工作的重要指标。”(200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被就业”本身就是为了应付考核,现在再用考核去治理,自然是扬汤止沸、缘木求鱼。所以,在教育部门提出要一票否决“被就业”两年后,“被就业”还在各大学上演。“被就业”是表,大学的行政化才是真问题所在。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被就业”的问题就不可能有解。
这45个青年拿他们一生的前途来参加我们的教改实验,现在突然叫他们去参加马上要举行的高考。成绩好不好姑且不说,回去参加高考就是回到了体制内,实验还有什么意义。”——朱清时
朱清时 南方科技大学(筹)首任校长
学校成立之后,对于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之路及入校的学生,直面媒体时,朱清时从未回避,一直侃侃而谈。一直坦然面对改革风波的朱清时,在高考来临时,却选择了隐身。6月2日,在早报记者奔赴深圳,前去南科大时,就有媒体同行提醒:“其人很难约。”之前,很难约,是因为南方科技大学成立后,朱清时就成为一个热点人物,媒体来访不断。现在,很难约,是因为高考来了,南方科技大学45个学生发布公开信:不参加高考。南方科技大学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昨日,朱清时坦言:“想继续将南科大办下去,就不能在这个时候,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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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经过历时一年多的全球范围遴选,卸任中科大校长的朱清时,成为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
6月2日
“现在是非常敏感的时期”
6月2日下午,早报记者来到南科大,从门卫处了解到:“朱校长近期都不在学校,出差。”而记者采访南科大学生时,对方透露的情况是:“平时常可见他,与他聊天,他还在食堂和我们一起吃饭,但是这段时间不在。”
6月2日晚10时左右,早报记者拨通了朱清时的手机。
电话里,他声音缓慢而平静,表示:“正在上海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这一周都不会回深圳。”听记者询问“高考即将来临,南科大是否会坚持不参加高考”后,他沉默了几秒钟,声音显露疲惫:“现在是非常敏感的时期,此事也比较复杂,并非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现在时机不对。”
他婉拒采访,挂了电话。
6月7日
“学生表达的正是学校的态度”
此前,朱清时在对话国内一家媒体时表明“态度”:“这45个青年拿他们一生的前途来参加我们的教改实验,现在突然叫他们去参加马上要举行的高考。成绩好不好姑且不说,回去参加高考就是回到了体制内,实验还有什么意义。”
他也在报道中坦言:“但又不能让学校出面抵制,毕竟南科大是市政府办的,于是我只能让学生自己选择。为了回避,我一直到现在都不在学校。”
昨日下午,早报记者再次拨通了朱清时的电话。
电话里的朱清时,声音平静,言语中却未有一丝犹豫。“今天是特别敏感的一天。”他缓缓地说道:“我想继续将南科大办下去,就不能在这个时候,接受采访。”他并未直言,身受何等压力,依然婉拒采访。但挂电话前,他也告知记者:“你们可以采访学生们,他们表达的正是这所学校的态度。”早报记者 谭晓娟
北大应有保护历史文脉的自觉
通观海外各名校,无不注重保护历史文脉,上百年楼龄的建筑比比皆是,仍然具备重要的实用功能。
6月5日,北京大学原16-18号楼院内的10棵大树被砍伐,许多学生到现场“悼念”大树。在人们眼中,砍掉的不只是大树,拆掉的不只是老楼,而是在伤北大的校园文脉!
北大南门建筑群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1952年“院系调整”时,组建了以周培源为主任、梁思成为设计处处长的“三校建设委员会”,负责新北大、新清华校舍的建设。北大南门校舍作为新北大的核心区域,得到了三校建设委员会的精心规划和建设。
南门建筑群风格样式同燕园一脉相承,每组楼群都用三合院形式,以半围合的院落布局,散落在“中轴线”南门林荫大道两侧,洋溢着斯文而质朴的校园气息。每幢建筑都是中式筒瓦硬山坡顶建筑,饰有鸱吻,楼与楼之间用“柱廊”加以连接,在大树、藤萝掩映下,处处体现了梁思成“民族形式”的理想。
北大南门的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历史。这里承载了新中国许多著名历史事件,1981年北大学生“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就是从这里喊出的;1984年“小平您好”的横幅,也是在这里写成的。失去了“南门记忆”,北大的历史就不完整了,中国现代史也失去了一处宝贵的历史印记。可惜,可惜!
通观海外各名校,无不注重保护历史文脉,上百年楼龄的建筑比比皆是,通过精心维护,仍然具备重要的实用功能。如今,南门一带的老楼和大树何去何从,不仅值得北大主事者深思,也应得到文物部门的重视,共同保护好弥足珍贵的“20世纪大学遗产”。□梁菁(学者)
2011年全国高考报名总数约为933万,比去年减少约24万,招生计划约为675万名。由于计划增加和考生人数减少,预计今年全国平均录取率比去年增加近四个百分点,达到72.3%。中央和地方媒体报道说,今年高考本专科录取率河南75%、江西超80%、北京83.1%、湖南超83%、福建89.75%、山东90.04%、上海必超93%。
瞧瞧,如今这大学,在一些省市可以说是想上就能上。当然,在乐观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一方面,高考对考生的压力并没有减少,想上“985工程”和“211工程”这一百来所好大学,难度依然很大,因为“僧多粥少”。另一方面,高校之间竞争优质生源的压力继续提高,不只那些办学质量不高的三流高校,个别民办高校甚至将因生源严重不足而倒闭,而且所谓的好大学,也将使出浑身解数争夺优秀考生。
为了更加深入地看清今天高考和高等教育的现实,需要回顾历史。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国报考人数570万,录取27万,录取率仅为4.7%,绝对激烈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今昔对比,福建省高招办主任林其天认为,虽然现在上大学容易了,但家长对高考的焦虑和期待并没有缓解——当年虽只有4.7%的学生能上大学,但95.3%的考生家长却心态平和,因为人们觉得进不了大学很正常,而现在录取率却高达90%,剩下的那10%的考生家长肯定坐不住,就会想方设法让孩子上大学,否则觉得面子挂不住。(《中国青年报》6月5日)从普通人的常理角度来看,是呀,如今大学都这么“普及”了,自家孩子、自己却都没能考上哪怕是一所很不起眼的高校,真是颜面扫地。
但,这些年轻人及其父母先不必急着没面子。看看现今一般大学的毕业生,甚至那些好大学的普通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行情,就知道这大学不上也罢。那些学习不好的青年,为什么偏偏要跟自己过不去,拿自己之短和别人的长处相比呢?在我看来,就擅长玩电子游戏这一不被很多人看好的长处而言,要是哪位青年才俊能获得任天堂和微软等国际电玩巨头的青睐,比如被聘去专门当最新产品的试玩手,想必职业前景不会比普通北大清华生差吧。
进一步追问,今天,学历能当饭吃吗?君不见,博士都在抢本科的饭碗了,博士后也一脸愁云,对芸芸众生而言,这大学为什么还必须读?既然不会考试,那就早点谋求一个能够挣钱养家的工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总比青春和钱财(甚至大笔举债)都无谓地消耗在上大学上更为划算。
这并不是消极的上学无用论。上学肯定有用,并且如果认真上学的话,必然大有用处。可当满大街都是大学毕业生的时候,是不是大学毕业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即便你是大学毕业生,你是否有自我谋生的能力,那是最重要的。
一照镜子心率就显示在镜面上
摄像头能通过捕捉皮肤反射光线的变化获取血液流动的讯息,再通过软件分析将心率数据展现到镜子上
据美国《大众科学》杂志6月4日报道,美国一名大学生开发出一款“魔镜”:不仅能照出你的模样,还能测出你的心率。
传统的心率测量计需要给病人带上很不舒服的胸带,这对烧伤病人和新生婴儿来说尤其不方便。2009年,麻省理工大学电气和医药工程专业的亚裔研究生付明哲(音译)思考起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发明某种设备既能帮医生在患者不用胸带情况下给其测心率,还能让普通人随时了解自身心血管健康状况。
经过付明哲的反复试验并多番测试效果后,一个全新的“镜面心率测量仪”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中诞生了:这个双向镜后放置了一个配有摄像头的监控器,监控器与一台笔记本电脑相连,只要人站在镜子前,他的心率就会显示在镜面上。
该设备的奥秘在于一款可以将电脑摄像头变成心率测量仪的软件,其应用原理是血液可以吸收光线。心脏跳动时血液会通过血管,通过血管的血液量越大,被血液吸收的光线也越多,人皮肤表面反射的光线就越少。付明哲和其伙伴开发软件时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算法,可以让摄像头从所有光线中分辨出与那些心跳有关的反射光线,还能捕捉到这些反射光线所发生的极微小的变化,并通过代码直接转化为心率数值。
付明哲计划在今年毕业之后将这款仪器推向市场,目前正对其做进一步改良,使它不仅能测心率还可以用来测量诸如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浓度在内的多个人体重要指标。“使用者到时候会说,镜子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我的外表,还能反映出身体内部的健康状况。”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11月11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根据一项新研究,世界上相对于体重的最大睾丸头衔已被一种树螽摘走,它就是图伯鲁斯灌丛蟋蟀(tuberous bushcricket)。它们的睾丸重量占体重的14%,如此“巨大”的精子产生器官令人叹为观止。此前的最大睾丸纪录保持者是果蝇,睾丸重量约占体重的11%。
此项研究领导人、英国德比大学行为生态学家卡里姆·瓦赫德表示:“这种蟋蟀的睾丸个头之大令我非常吃惊,它们似乎占据了整个腹部。巨大的睾丸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动物如何凭借自身竞争优势繁育下一代。如果无法传递自己的基因,进化将变成一句空话。”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图伯鲁斯灌丛蟋蟀的睾丸虽然问鼎全球最大头衔,但射精数量与之并不匹配。研究小组吃惊地发现,这种蟋蟀的射精数量低于其他睾丸较小的灌丛蟋蟀。
图伯鲁斯灌丛蟋蟀学名“Platycleis affinis”。测量结果显示这种灌丛蟋蟀的睾丸重量占体重的14%,如果一名男性也能达到这一比例,其每个睾丸的重量将相当于6袋糖。研究过程中,英国剑桥大学和德比大学的科学家对21种灌丛蟋蟀的睾丸进行了研究。此举是研究昆虫性习惯对进化所能产生影响的一部分。
在发表于《生物学快报》杂志的研究报告中,瓦赫德及其同事解释说,如果雌性成员一次又一次与雄性交配,这个动物家族的雄性成员往往拥有个头较大的睾丸。通过进化出巨大的睾丸,雄性可以产生更多精子,在生育竞争中胜过其他同类,进而提高传递自身基因的可能性。
这种“精子竞争”产生的影响在黑猩猩种群较为明显。雌性黑猩猩通常会与所在群体的所有雄性交配。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雄性黑猩猩进化出所有大猿中尺寸最大的睾丸。相比之下,“妻妾成群”的雄性大猩猩只长着很小的睾丸。瓦赫德的研究小组发现灌丛蟋蟀遵循着不同的规则。正如研究人员所预计的那样,对这种昆虫进行的分析结果显示,在雌性与多个雄性交配的动物家族,雄性的睾丸尺寸更大。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长有最大睾丸的灌丛蟋蟀所产生的精子却最少。科学家认为灌丛蟋蟀并不是利用更多的精子“淹没”雌性,而是进化出另一种策略。研究报告合著者、剑桥大学的詹姆斯·吉尔伯特博士表示:“通常情况下,人们会作出这样一种看似非常合理的假设,如果雌性会与多个雄性交配,雄性则利用尺寸惊人的睾丸传递数量巨大的精子,以便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即使灵长类动物也是如此。我们的研究显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种假设。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巨大的睾丸允许雄性在精子库还没有枯竭情况下一次又一次与雌性进行交配。”
这项理论虽然只是一种推测,但也有一些证据可以佐证。在与雌性交配之后,雄性图伯鲁斯灌丛蟋蟀能够在一小时内再次进行交配,相比之下,其他睾丸尺寸较小的灌丛蟋蟀却最长需要5天时间才能做好再次交配的准备。在图伯鲁斯灌丛蟋蟀之前,相对于体重的最大睾丸纪录由一种学名“Drosophila bifurca”的果蝇保持,它们的睾丸重量占体重的10.6%。(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