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等人的研究结论，与普遍的社会观感形成了反差。2009年1月4日，温家宝总理也曾在科教领导小组的讲话中指出：“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

《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以下简称“《无声的革命》”)的主要结论如“高考制度本身有利于工农子弟”、“中国教育系统相较于国外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等，在同类研究中也显得颇为另类，许多同类实证研究都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

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究竟能否得到保障？寒门子弟是否真离一流高校越来越远了？记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追索。

农村生源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是不争的事实

《无声的革命》只研究了1952～2002年之间的数据，也就是说，文中结论是基于那个时间段。作者在后面部分也称：“进入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等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教育学博士、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罗立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的实证研究发现，城乡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具有明显的层次结构特征。在部属大学中， 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远低于城市子女；在一般本科高校中，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略低于城市子女；在高职高专院校中，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高于城市子女。

他以一所部属大学和一所一般本科高校近10年来招生数据作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城市子女在重点大学、一般本科、专科高校中获得的入学机会分别是农村子女的3.1倍、1.4倍、0.67倍。而且，越是声望地位高的大学，农村子女的入学机会越小，他分析1996～1999年北京大学招生数据发现，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城市子女的1/7。

他通过分析厦门大学2004～2008年招生数据发现，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事实上，另有诸多数据支持这一观点。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清华大学招生办的数据也显示，2011年清华录取的新生来自全国近1200所中学，其中县级中学300余所。县级以下中学学生近500人，只占清华当年新生的七分之一左右。

《人民日报》2009年的一篇报道曾指出，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农村生源所占比例仅为30%左右，而且有减少的趋势。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农村生源占高校学生的比例则逐年上升，达到50%以上。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日渐大众化，但精英高等教育中，农村子弟并不占优势。

有趣的是，同样是分析北大的招生数据，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等人也统计了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他们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在两成到四成之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这一比例只在一成至一成五之间。

他们在研究中将教师、知识分子和军人归入“干部”一类，结果发现：“干部出身的新生比例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稳定在50%以上，1998年达到69. 4%的峰值。”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梁晨等人的近四成。

与梁晨的“生源构成是相对稳定”结论不同的是，刘云杉认为招生就是个零和游戏，农村生源所占比例减少了，城市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受益。

刘云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梁晨等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考察，得出了比较乐观的结论，但她没那么乐观，且对标题中“革命”的提法有异议，“教育的革命没有像经济等领域的革命那么明显，相反，教育的改革是滞后的”。

北京大学李文胜教授在其专著中提供的数据显示，北大新生中农村生源所占比例从1985年的27.3%下降到1996年的19.6%，10年间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农村生源所占比例下降可能有城市化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城市化速度非常快，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社会蓝皮书指出，我国将近三成的农业户籍人口已经居住在城镇，2011年，城市人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而199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才有18.9%。

但李文胜教授认为，抛开城市化因素，基于中小学教育的城乡不均衡等原因，农村生源越来越少仍将是大趋势。

基础教育不均衡导致差距拉大

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村子女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

诸多研究者都强调了历史的原因，如按省份分配招生名额就是个制度性障碍。

刘云杉等人的统计发现，1978～1998年， 北大北京生源总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为23.1%，超过同一时段山东、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和安徽6省的总招生人数， 而这6省居住在农村的学生比例均在30%以上， 是招收农村学生比例最高的前6省。“由此可见，北大农村新生比例之低，与按省分配名额的招生制度有密切关系”。

1994年，唱戏前的舒适在勾脸。高桥亚弥子摄。

唱京戏是著名电影艺术家舒适一生的至爱，这在他的朋友圈子里，包括熟悉他的影迷当中，都是出了名的，但大部分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笔者也是因要为舒适写传记才探明其中的奥秘。

舒家最有出息的孩子

从严格意义上说，舒适是因为父亲和梅兰芳交厚才与京剧扯上关系的。

舒适的父亲舒厚德（1885-1949），字石父，排行第四，曾在上海广方言馆就读，品学兼优。十三四岁的时候，舒厚德因个子特别高大，虚报年龄16岁投考赴日本官费留学，竟被录取。1898年11月，他和吴锡永、陈其采、许葆英等一起进日本成城学校，接受军事预备教育，成为我国第一批留日军校生。舒适的父亲成绩非常好，射击等等都名列前茅，所以不久就成为日本近卫步兵第四联队的见习士官。1902年3月毕业回国，历任沪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总统府军事咨议、军事顾问，国民政府参军处总务局局长等要职。1911年，26岁的舒厚德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成为中华民国最早的年轻将领之一。但因不愿意打内战，后来他去了当时的北平陆军大学（现为中国国防大学），担任中将教官，接着又索性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一起脱离军界，到银行工作。

1916年4月19日，就在老北京东城一个典型的四合院里，一个大名叫舒昌格、小名叫“京生”的小孩诞生了，他就是舒适。排行老三的舒适是最受父亲宠爱的孩子，还在十月怀胎的时候，父亲就“先知先觉”地对太太说，“你现在怀的一定是我们孩子中最有出息的。”而且，为了这个将要出世的“最有出息的孩子”，舒厚德出乎意料地决定告假，用当时还叫“洋车”的缝纫机，亲自把舒适的小衣服一件件做好。

后来，舒厚德的预言果然实现了，舒适像父亲一样，长成了相貌堂堂、魁梧刚毅的汉子，成为大名鼎鼎的电影艺术家，在兄弟姐妹当中也是最有威信的一个。尽管他没有从军，却能在银幕上成功塑造军人形象（譬如《红日》中的张灵甫），因为他不仅把父亲的名号“舒适”作为自己的艺名，而且遗传了父亲身上的军人气质。

舒适的父亲在北平陆军大学当中将教官时，每逢假期或稍有闲暇，喜欢和当年一起留学的军官们去听梅兰芳唱戏，一来二去，自己也能哼几句了，以至戏瘾越来越大，干脆成立了一个“捧梅团”，专为梅兰芳捧场。将军们俸禄丰厚，很想为梅兰芳慷慨解囊，但是，如果直接给钱，名角会有受辱之感，有损尊严，所以，军官们想出妙招，每场戏结束后，就买下全副行头，这就等于赞助了梅兰芳。日积月累，舒适的父亲买下的梅兰芳各式戏服越来越多，装满了四只描金的木箱，这成为他留给后代的一笔文化遗产。这种对京剧名角的追捧程度，与现在迷恋明星的粉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料，“文革”中抄家时被造反派作为“四旧”拿走了三只箱子，所幸有一只硕果仅存，被舒适最小的弟弟珍藏了起来。

“我们自己不尊重自己的文化，全世界没有人会尊重我们。”昨日，国学泰斗季羡林的弟子、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来汉，与湖北大学学子畅谈“文化自尊”。

“中国的文化产值所占GDP比重只有2.5%，甚至不如公款吃喝占的比重高。”王岳川在题为《大国形象与文化创新》的讲座中说，“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文化上缺乏实力和自信，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漠视和‘全盘西化’的思想让中国文化迷失了方向。北京798的艺术全部是从美国批发来的。《百家讲坛》讲了10年，还没把古人的四书讲完。”

中国应更重视在思想文化输出上对世界的贡献。王岳川提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翻译西学著作1.6万多部，西方翻译中国著作才180部。他认为，这与学者缺乏文化自觉有很大关系。“现在一些学者过多地把精力放在私利上，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文化使命”。

他表示，自己计划每年在国内作100场传统文化学术报告，并安排1个多月时间在国外讲学，做一名合格的“中国文化传播使者”。

王岳川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同时兼任日本金泽大学、澳门大学、复旦大学、中南大学等10所名牌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化研究，著有《发现东方》、《艺术本体论》等50余部著作。

记者刘功虎

知名网友麦田3日发布微博称，“(鉴于)韩寒事件的关键点(萌芽新概念大赛《杯中窥人》等等)事关高考，已不再是文艺批评范畴……我会快速准备资料，以公民身份直接向国家权力机关举报。”继当日麦田在网上公布举报信初稿征求网友意见后，昨日他又详细透露了自己的举报流程：本周内完成对萌芽举报信并上网征求联署签名；用2周时间进行联署；21日左右向监察部、教育部纪委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正式举报。

麦田所指出的“韩寒事件关键点”，是指1999年3月28日，时为上海松江二中高一学生的韩寒，通过《萌芽》杂志为他一个人安排的复赛补赛，获得了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麦田等人通过分析考证发现，考试过程存在两个重大疑点：一是那一届大赛有3位考生未准时参加复试而被取消了考试资格，唯有韩寒虽未准时参加，却不仅没有被取消考试资格，相反还为他特别举行了一场“专场”考试；二是其他考生考试时都是在公证人员监督下进行，而韩寒考试时，现场没有任何公证人员，也没有评委，只有《萌芽》的两位工作人员。

新概念作文大赛最大的吸引力在于赛事主办方联络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7所全国著名高校，一等奖得主仅凭一篇作文就可以免试进入这几所大学深造。韩寒后来虽然没有上大学，但是因为他的违规获奖，挤占了其他同学名额，客观上造成了不公平。而且根据网友初步调查分析，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可能存在学生大面积违规获奖、相关人员利益输送的问题。

麦田还表示，举报活动如产生费用，他将一个人全部承担，不接受任何捐款。

目前韩寒一方，包括《萌芽》有关当事人李其纲、赵长天等人都三缄其口，根本不接受质疑一方的采访，韩寒本人对于人们关键节点的质疑更是“装聋作哑”不回应。

而方舟子对麦田的努力不抱乐观态度，他表示：“时隔多年，牵涉到作协的杂志和有头有脸的人物，权力部门未必愿意进行调查，愿意调查也未必能保证公正。”

只要政府仍然掌握着各种“工程”、“项目”、“课题”、奖项及其所附带的大量经费，只要这些指标仍然决定着教师晋升和大学排位，多数学者难免不能自持，必然把大量时间精力浪费在各类无意义的“填表”和权谋上。

虽然大学行政化早已饱受国人诟病，但回望2011年，大学行政化加剧的趋势依然有增无减，即便“国内一流”大学也不能幸免。大学行政化将中国大学变成另一个官场，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扼杀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创造力，炮制出大量学术垃圾，毒化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大学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灵魂，如果大学没落，也象征着国运的没落。

学术大腕别当官

考察国内某些名校的管理特色，可以总结大学行政化的几个共同特征。首先，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大学“管理”的神秘化。

行政化必使大学不成其为大学。不是说不需要任何规章制度，但对大学的管理必须限于最低程度，而且管理者应该主要是教员本身，管理规则也应该由教员自己集体决定。做不到这一点，学者不能自由，最后大学出不了像样的思想。

大学不需要行政化，由大学自身的职能性质决定。大学的职能无非三类：教学、研究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对国内大学来说包括林林总总的项目、课题、合作、公关等。教学和研究显然应该是大学的主业，最后一类是“旁门左道”，有时确要学校或院系出面，但也不涉及对教员的“管理”。教学需要教务人员处理技术工作，但具体开什么课主要由各专业教师自行协调决定，基本上用不着管。请问，能让领导告诉老师怎么教书吗？如果教师不知道怎么给学生上课，只能说明当初进人进错了。学问更得靠学者自己去做，哪个领导能“管”出哪怕一篇像样的学术成果？

大学或院系领导不太可能是一流学者。国外大学虽然偶尔也有“学而优则仕”的现象，但由于大学行政的定位清楚——本质上是个服务、协调和联络机构——大牌教授很少动这个念头，除了“院士”等荣誉称号，很少有这样那样的头衔，如果有名片，也极为简单，完全不像国内“学术明星”，一张名片正反面还写不完。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学院主要领导长期由副教授担任，甚至担任学院领导成为这些副教授的晋升策略，因为毕竟可以和大学领导“混个脸熟”，将来职称评审对自己有利些。学院领导的“弱势”也反过来巩固了行政的“弱势”和管理最小化——学问、资历、人脉都不如人，凭什么还管那么多？因此，国外大学和院系行政的主要任务不是“管理”教师，而是联络校友等各种关系拉钱；经费拉不来，就是领导失职，别谈其他。国内同行往往以为国外大学领导必是顶尖学者，是对行政和学术之间的基本关系犯了常识性错误。

但在中国的“高大全”语境下，官和学似乎永远成正比；官越大，学问也必然越深，不然为什么让你做领导？于是乎，中国的学术“大腕”几乎人人为官，不是校长也至少是院长，不是院长也至少是某研究所所长，或挂个教育部某个委员会委员，仿佛不这样就亏待甚至羞辱了这位“学术明星”。一旦做了管实务的领导，就必然意味着学术事业的荒废。学问成“副业”，“管理”、开会、应酬成了主业。不少领导明知这点，却为自己学业不精找理由，坚持自己是为大学管理“牺牲”了学术乃至“奉献”了青春。这种“牺牲”或“奉献”完全不必要，大学根本不需耗费那么多人的聪明才智去“管”。

大学不是幼儿园

大学行政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大学管理者相当强烈的“管理主义”意识，对行使自己的管理权很有点“快感”，对冒犯自己权威的行为则绝不宽容，而且动辄以“制度”、“规章”、“组织”的名目出现——依法治校或依法治院，总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吧？但行政法上有个基本概念叫“滥用权力”，正是指这类表面形式合法、实质目的违法的情形；程序上什么都对，放到台面上的理由也冠冕堂皇，但是内在用心是“阴暗”的。一旦“管理”不分目的、不讲效果，为管而“管”，那就构成了管理权的滥用。何况不少规定根本没经过教员讨论和投票，其正当性、合理性和必要性都成问题。

大学强化“管理”的一个例子是开会。我很诧异，即便“国内一流”，不仅要求教师开会签到，还宣布教师有义务每场必到，没请假甚至可能扣工资。这简直是以管理幼儿园的方式在管理大学。当然，如果开会是集体讨论规程制度，也未尝不可；国外大学教授也经常开会，但他们的会议多是小规模会议，会前认真准备讨论议程和问题，会上每个成员都有机会发表意见，会后整理发言综述发给全院教授。一年也有次把全院大会，纯粹是自愿参加的庆祝或娱乐活动。反观国内大学的集体大会，表面是领导“向群众汇报工作”，实际是领导在上面讲话，群众在下面学习领会。这能建成“国际一流”大学吗？即便要传达某些和学科相关的重要信息，也完全可以通过群发电子邮件，何必如此不珍惜别人和自己的时间？

回国后十余年，我参与的大会次数很有限，但几乎每次都看到领导在台上慷慨激昂，教师在台下被动接受。这类大会体现并强化了学者的低人格状态，让学者形成了唯唯诺诺、低三下四的品性，不敢也不知如何独立、自由、心无旁骛地探索学术真谛。

勿让行政领导主导资源分配

与学者人格相关的是大学行政化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行政管理者手中掌控着大量的机会和资源，迫使学者对行政“恩赐”产生严重依附。这也是中国大学行政“牛”的根源。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争创“世界一流”，对极少数高校大量投入，而支配这些资源的自由裁量权掌握在教育部门和大学行政等机构手中。学者要想“分一杯羹”，就必须和领导搞好关系。不少大学行政领导不仅自己掌握巨大的学术资源，而且俨然是学界领袖和榜样，桃李满天下、前呼后拥，污染了整个学术界的空气。

且不说行政和学术是性质不同、不能兼容的两回事，即便行政领导当时因为“学而优则仕”任职，他的学术标杆地位也只是按当时水准评判的结果，必然会为后来者所超越。但是在高度行政化的学术环境下，这些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他们已然成为学术的评判者甚至评价标准本身。进入官场意味着学术生涯的终止。

作家孙钥洋

蒋方舟

22日，作家孙钥洋在微博上公开向80后女作家蒋方舟示爱，甚至许诺“只要蒋方舟肯嫁给我，参与转发的一人送现金2000元。”这条微博随即被疯狂转发，截至下午4点，转发量已超过10万次。当事人蒋方舟在接受天府早报记者采访时很无奈，“有种躺着中枪的感觉。”

送现金有企业赞助

孙钥洋在微博中这样写道：“直接送现金了！我向蒋方舟微博求爱，只要蒋方舟肯嫁给我，参与转发的一人送现金2000元。有企业赞助，现场派发，绝不食言。”这等“好事”引来不少网友围观，一些网友直言自己就是为钱而去，“哥们儿太佩服你了！希望你成功。不过，那2000元什么时候到账？”

截至昨日下午4点，这条微博转发超过了10万次，评论接近3万条。有网友算了一笔账，若是每人发2000元，10万次转发，那就是2亿元！网友Rainsusan说：“转了109534次了，要答应也不会选在现在，谁愿意自己老公背这么大笔债啊！”留言里，还有不少网友“起哄”，希望蒋方舟嫁给博主，“嫁了吧，让我也体验体验中奖的感觉。”

要用玫瑰包围清华大学

孙钥洋，微博的认证身份是作家。天府早报记者昨日通过网络上搜索发现，1975年出生的他是黑龙江省作协成员，曾出版过系列畅销书《狼性征服：蒙古帝国空前绝后四百年》。而据媒体报道，孙钥洋曾指《金陵十三钗》的剧本严重抄袭了他的剧本《风尘十三侠女》，而在方舟子和韩寒“大战”期间，他曾在微博里向韩寒宣战，提出要和韩寒比赛现场写文章。

至于为何要在微博上对蒋方舟示爱，孙钥洋在微博上解释说：“古今才华横溢又倾国倾城的才女，只有卓文君和蒋方舟两人，我做定当代的司马相如了。”而这，或许还只是“求爱”的第一步，他还在微博中说：“接下来我还会采用更加疯狂地行动，我要用玫瑰花包围清华大学，直到蒋方舟答应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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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特别无聊的炒作

昨日，天府早报记者电话联系上了蒋方舟，“我早上已经看到了微博，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不知道他是谁。”蒋方舟说，自己有种“躺着中枪的感觉”。

是否感觉被人借势炒作？蒋方舟表示，“是有这样的嫌疑，所以不打算做任何回应。”她说，“一唱一和，反而会让对方觉得有互动。”至于孙钥洋在微博上提及会“送花”到清华，蒋方舟认为应该不会，他只是说说罢了，“我不太希望再去扩大这件事，我觉得特别无聊。”蒋方舟表示，此事暂时没有影响到她的生活，她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希望这件事就此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