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宋庄画家王宏峥请人体模特小眉(化名)拍摄裸照，并根据照片创作油画作品。模特听说油画被拍卖后，起诉索赔50万。近日，湖南湘潭雨湖区法院一审判画家赔偿30万，目前此案已进入二审。

此案曝光后，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和网友热议。据中国文化传媒网消息，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著名画家于桂元等许多业内人士，均支持画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模特诉称 名誉遭侵犯索赔50万

引发这场诉讼的是名为《尘》的系列作品，系画家王宏峥创作，并曾应邀参加了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第九画派”首届油画作品展。

原告小眉现在是一名教师。她诉称，2011年初听到朋友、同事和学生家长对她议论纷纷，才得知以自己为原型的裸体油画在一些展览和杂志上发表，并公开拍卖。小眉认为，这一行为侵害了自己的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要求画家王宏峥立即登报赔礼道歉并赔偿50万元。诉讼过程中，小眉还请了两名证人证实，油画发表后，小眉很多同事、学生家长对她的评价极坏，认为其“行为”与人民教师的身份极不相称。

画家回应 当初已付模特2000元

前日，王宏峥仍就此事在微博上呼吁大家关注。他称，2007年创作这组作品时还在读研究生。当时通过朋友、模特公司等挑选人体模特，最终选了3人作为参照原型。鉴于“大家都认识”、“作为画家是很感性的”，当时他与小眉之间并没有订立协议，只是简单地拍了一组裸体照片。他支付约2000元后，小眉就离开了。他称，收到法院传票时感到“出离愤怒”。

一审判决 属“临摹绘画” 画家赔30万

对于此案，湘潭雨湖区法院一审认为，尽管画家认为油画相比于照片已与小眉有较大差别，同时作品中还融入了主观创造，但小眉提供的证据已能证明油画肖像与其本人的一致性，属于“临摹绘画”，因此侵犯了肖像权。此外，法院认为小眉的裸体属于其隐私，画家未经准许就擅自发表也构成了侵权，而且还破坏其“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因此又侵犯了隐私权、名誉权。

法院根据该油画公开拍卖价是24万余元、被告发表了多幅油画等情节，酌情认定了赔偿数额30万。宣判后，王宏峥提出了上诉，本案将于3月30日进行二审。据《扬子晚报》

律师观点：此类纠纷大多模特方胜诉，保护画家最好办法就是画前签订协议

针对此案，成都泰和泰律师事务所的黄春海律师说，写实风格的作品更容易出现隐私权和肖像权的问题，又因为是画家的艺术创作，也涉及版权的问题。在版权领域内，这样的纠纷还是比较常见，而且不仅仅是绘画，还包括摄影。从法律上讲，对肖像权和隐私权的保护必要性要大于艺术著作权，所以在这类案件中，绝大部分胜诉的都是肖像权一方。

黄律师表示，虽然画家作画时运用了一定的艺术手段进行再创作，但人像艺术作品是否侵权主要是看画作本身，也就是一个肖像画或者照片能否真实反映一个人肖像等各种状态，这个画家本人说了不算，是要一般的人来认定。一幅肖像作品要进行展览、转让等，必须要经过肖像权人或者隐私权人本人同意。

黄律师说，虽然著作权也对创作方产生了保护，但保护也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在涉及人的肖像和隐私时。所以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保护自己权益最好的方式就是———绘画前和模特签订协议。业内声音 画家一般不会跟模特签订协议

川音成都美术学院油画系客座教授何多苓听说此事后表示，在艺术圈内，这样的情况非常少，在他看来，王宏峥事件可能只是涉及个人恩怨。何多苓说，如果没有签订协议，那么画家可以说画中人并非这个模特本人，即使是照着一张照片画，其实两者都是有区别的，不可能一模一样。不过他也表示，如果是私自下载或者偷拍的照片来进行创作，这种情况比较恶劣，但事先如果跟模特说好，一般不会发生纠纷。川音成都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刘勇认为，“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不能够简单说对或错。”他表示自己并不知晓王宏峥与模特之间的恩怨，所以不便对该事件发表意见。他透露，在艺术圈内，画家和模特一般不会签订协议，一般都是口头协定。

刘勇同时透露，现在一般学校请的模特在25元/课时左右，但是画家私底下请的价格不确定。这些模特一般都不是学生，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离学校都不会太近。

有此一说 当事人双方曾谈恋爱？

3月27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小眉”的代理律师,对方告诉记者,“小眉”根本就不是裸模，而是王宏峥当时的女朋友。 “我就是当事人‘小眉’，鉴于王宏峥的疯狂炒作和诬蔑……我觉得我不能再沉默，有必要出面澄清事实。”3月27日13点29分，网友“小小窝”在红网论坛《裸模改行后起诉原合作画家获赔30万》一帖后如此回复。回帖中，“小小窝”表示自己不是裸模，而是一名画家，也是一名教师。

“我1998年参加工作，2006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进修，通过在艺术研究院进修的老乡认识了同是在那进修的王宏峥，他谎称自己离婚，与我建立了恋爱关系，并要求给我拍摄照片作为纪念，后来我知道了真相，与之分手。”“小小窝”表示，前年，有同学告诉她，王宏峥画了她的裸像展览并出售。“他没有经过我任何同意就对照片进行创作，并出版展览出售，侵犯了我的权益。”3月27日晚，记者与小眉的代理律师取得联系，对方证实“小小窝”正是当事人“小眉”。

称著名的奥运主题歌《我和你》抄袭了自己的应征作品，山东大学副教授王瑞华与土家族男子张明仁，将2008年北京奥运音乐总监、作曲家陈其钢以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起诉。昨天记者获悉，北京市高院终审驳回了王瑞华和张明仁的诉讼请求。

王瑞华介绍，2007年8月16日，她将自己创作的《我和你》歌词寄给奥运歌曲征集办公室。2008年8月8日，她发现奥运主题曲《我和你》无论从歌曲名称还是歌词内容，都和她的作品相似。网友张明仁表示，他的作品也疑似遭到剽窃。经王瑞华和张明仁对比，奥运主题曲《我和你》是综合了二人的应征作品的综合版，于是将该歌曲的词作者陈其钢起诉。

北京市一中法院一审以涉案作品“不构成实质相似”为由驳回了王瑞华与张明仁的诉讼请求，二人上诉。

北京市高院二审承认了王瑞华等人拥有著作权，法院指出，根据王瑞华提供的在其电脑里保存的作品打印件和硬盘，可以视为作品的原件。因此，二审法院认为王瑞华已经完成了对于其作品著作权的初步举证。但是法院同时指出，陈其钢作品中使用了“我和你”以及“梦想”这一表达，由于该表达过于简单，而且在陈其钢的作品中所占比例很小，而且是公有领域的常用表达，因此法院认定两者没有构成实质性相似。据此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对于张明仁的作品，法院同样认为不构成实质性相似，而维持原判。

对于此判决，王瑞华教授表示不满，她指出，二审尽管认可了我拥有自己作品著作权的部分事实，但基本是旧瓶装新酒，因此将继续申诉。

图为：北京一场秋拍预展开幕，市民在参观集中亮相的中国书画

几年前，湖北只有大唐、中信、诚信三家大型拍卖行。2010年，嘉宝一品等拍卖公司逐一成立，湖北的拍卖公司顿时如雨后春笋，且大多拍卖的是书画类作品。这“一锤子”买卖背后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眼下，2012春拍即将开始，各家拍卖公司收集拍品的大网已经撒开。记者近日连续走访拍卖市场的相关人士，发现书画的拍卖与包装明星几乎类似：被“经纪人”发掘、培养、“走秀”，最后通过拍卖来变现。

书画天价多与画家本人无关

价位涨跌全是炒家买卖的结果

2011年11月，冷军的两幅书画《竹》，在湖北嘉宝一品拍卖行的秋拍中以130万元成交。而几年前，冷军的作品并没有这么高的行情：2006年11月，北京保利秋季大拍上，冷军的《世界风景之三》成交价格是572万元。

实际上，这样的天价，已与冷军个人没什么关系。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都是资本运作的结果，作品已经转了几道手，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画家本人已经成了‘局外人’，价位涨跌全是炒家买卖的结果。”

冷军所说的“炒家买卖”，指的就是书画艺术品拍卖背后的一条完整产业链，画家、策展人、评论家、画廊、艺术品投资公司、拍卖公司。

一般情况下，画家的作品出来后，有一些看好他们发展的策展人，类似于明星经纪人一类的推手，会为其作品进行展览策划、宣传等。随后，评论家“出马”点评，类似于影评人一样，写出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所在，也使得市场上更多人了解这些书画作品。随后，画廊、藏家或者艺术品投资公司会定期地收藏一些自己看准的书画作品，时机成熟时，就送到拍卖公司进行拍卖来变现。

目前，不少业内人士都身兼该产业链上双重或多重角色。

既然将艺术品比喻成明星，它的“成名”之路也离不开各种幕后推手的包装。实际上，记者了解到，一些画廊、艺术品投资公司、藏家或职业炒家也出现在拍卖会现场，他们也通过这些拍卖会来收购一些作品，甚至不惜为某些作品抬高身价。这样，就能为下次再拍卖时的高价做铺垫，辗转几次后，一幅原本很平常的书画价格有可能上涨很多倍，而这些炒家就能从中获利。

艺术品重品相也重包装

画廊、投资公司成画家“经纪人”

如果将书画艺术品比喻成明星，那么一些书画大家的作品几乎和知名明星一样，其价值随着每年的行情有着稳定的增长。而此前一些在书画市场上还没有太高知名度的画家，则需要通过画廊、艺术品投资公司做经纪人，为这些画家进行市场运作。“你看我这一幅画，我开始收的时候每幅一千元都不到，这几年我私人卖或者拍卖就能卖到八千至一万的价格。”昨日，在天乐艺术发展公司，老板刘志磊向记者展示了一幅我省画家尹世顺的作品，一幅水墨画。刘志磊几年前就看好尹世顺的画，并收购了不少他的作品，还曾出资送他到北京画院进一步深造，提高理论修养。 一方面提高画家的市场认知度，另一方面又提高画家的艺术功底，也使得画家的作品逐渐走进大众视线。

对于一些已有名气的画家，画廊大多打的是“友情牌”：有的画廊主动出经费请画家出国写生或出国深造，最后只要求画家从自己的作品中挑选几张赠送。而与这类画家的联系中，也形成了一些不错的友情。就如刘志磊介绍的，有的老画家因为和他合作年头很长，在给他画时，会主动低于市场价，为他腾出利润空间。

1832年3月22日，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歌德在魏玛去世。这个180年前去世的德国人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姑且不论在这个崇尚140字简短信息的微博时代，有多少人还会捧读大部头文学作品，即便是文艺青年，想必也会对那动不动就哭哭啼啼、最后竟因为得不到一个女人而自杀的维特感到厌烦。至于浮士德博士，在我们这个出门离不开的石油不断涨价，钱包也因为物价上涨渐渐被掏空……的时代，又有多少人还会去关心他与魔鬼梅菲斯特之间的交易，谁又会去在意他的灵魂最终归了谁？歌德以及与他相关的一切都变得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即便是德国人也在慢慢地对他们的大文豪失去兴趣。

尽管现实已经快要完全挤占我们心灵的空间，但是，如果我们还有夜晚的时间，还有做梦的自由，那么，就应该为歌德留下一席之地，也应该隔着遥远的时间距离向180年前逝去的伟大诗人致以敬礼。

如今，遍布全球的歌德学院和孔子学院是分别由德、中两国为推动各自的语言、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而由官方举办的文化机构。然而在此之前，早在18、19世纪之交，歌德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孔夫子。此后，他更是通过小说、诗歌等接触了中国文学。而歌德逝世后的100年内，他的文学在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魏玛的孔夫子”

德国人把歌德称为“魏玛的孔夫子”（Hans Ewers：《Goethe-der Konfuzius von Weimar》），主要是为了说明歌德的伟大及其对后世影响的深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借此说法以表明歌德与中国之间不可忽视的渊源。

歌德之所以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遥远的中国，与欧洲在启蒙运动前后兴起“中国热”这一背景密不可分。在16、17世纪，从欧洲到中国海上航路的开辟，使中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基督教传教士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儒家“四书”以及多种中国戏剧、小说、诗歌被介绍到欧洲。

歌德所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书，一类是游记和报道，如《马可·波罗游记》，另一类则是中国的哲学作品，主要是儒家经典。根据歌德日记的某些记录，有学者猜测，歌德年轻的时候，在斯特拉斯堡曾读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虽还不欣赏，但对儒家的教育主张留下了深刻印象，到其晚年，则明白无误地对孔子倡导的孝道表示赞赏。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曾指出，中国道德的出发点和歌德的人类教育的出发点是相同的，特别表现在歌德开启成长小说先河的《威廉·迈斯特》中。

对歌德影响最为深刻的中国书籍则是文学作品。他在创作中明显受到中国文学影响的有两部作品，一是在1781年将《赵氏孤儿》改编为悲剧《哀兰伯诺》，但这个悲剧只写了两幕，未完成；二是在1827年，歌德在读《花笺记》和《玉娇梨》两部小说以及《百美新咏》中的一些诗歌的同时，写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对歌德影响深刻的文学作品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相反，却是一些可以说不入流的“戏曲”、“小说”等。歌德曾对清代长篇小说《好逑传》大加赞赏。他的秘书艾克曼在《歌德谈话录》中记载了歌德在1927年1月31日提及他阅读《好逑传》的感受：“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歌德通过对一部中国三流小说的解读所发现的中国社会状况与其说是歌德对中国的理解，不如说是晚年歌德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状况。也正是基于对中国的感受，歌德进而预言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1827年是歌德与中国文学发生关系最多的一年，也是他最频繁地谈论“世界文学”的一年，可见中国文学在其中所产生的促进作用。然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即是歌德对中国文学的重视，其实是在他“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框架下进行的，不一定是对中国文学本身有特别的兴趣。

歌德译介热

据钱锺书考证，在中国文字里第一次公开出现的关于歌德的记述，是在驻德公使李凤苞出版的《使德日记》中，提到了“德国学士巨擘”和“诗伯”果次（即歌德）及其小说《完舍》（即《少年维特之烦恼》）。但李凤苞对歌德的生平介绍，存在一些事实上的差错，更谈不上对这位德国“诗伯”有多少了解了。第一个真正懂得一点歌德的中国人是曾做过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他曾将不断进取的浮士德精神解释为中国的“自强不息”精神，并以此作为“中西一辙”的证据。

第一个将歌德作品翻译成中文的，是清末民初学者、政治活动家、诗人马君武。1902-1903年之间，马君武选译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主人公所读的爱尔兰诗人莪相的诗歌。此后，诗人、作家苏曼殊翻译了歌德的诗歌《沙恭达罗》。

在歌德的作品开始被翻译成中文的同时，也有人开始介绍歌德本人。1903年上海作新社印行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中就对歌德做了详细介绍。1904年，王国维在他写的《红楼梦评传》中，将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歌德的《浮士德》相提并论，称它们都是“宇宙之大著作”。鲁迅也在其介绍浪漫派文学的《摩罗诗力说》（1907）中把歌德称为“日耳曼诗宗”和“德诗宗”，并提到了他的《浮士德》。

中国介绍和研究歌德的高潮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始于田汉、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这本集子收录了三人在1920年1月至3月间的数十封通信，他们在里面交换了关于歌德的看法和评价，并对自己热心阅读歌德并为之倾倒的情形给予了描述。而随着1922年，由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文坛上正式掀起了“歌德热”，并在1932年、歌德逝世100周年纪念时达到高潮。“歌德热”在中国的兴起，也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涌现的书信体小说。而在茅盾创作于193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子夜》中还出现了与“维特”相关的场景。

生于1956年的隋建国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1980年代的文化热至1990年代的商业转向。在他心中，他所经历的一切将伴随他一生，无法摆脱。所以他用作品记录下自己的反思。

一块块坚硬的石头被锈迹斑驳的钢筋网包裹着，散落一地。看起来像冷兵器时代的弹射弹药或者残酷的刑具。这是隋建国的雕塑作品《地》。

他站在旁边，配合摄影师的要求，略显拘谨地摆出各种动作，态度温和而耐心。拍摄快结束的时候，他轻声给了个建议：站在作品的最后面拍一张，突出作品，不要强调人，“这样效果也许会不错？”这是典型的隋建国，谦逊内敛得让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位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尤其在这个充满戾气的跋扈时代。

佩斯北京画廊为他做了这个大型回顾展，刚刚开幕，他每天都抽时间来展厅转转，陪朋友聊天，和颜悦色地同观众交流。这些沉重而庞大的雕塑，不光是对艺术家个人的回溯，它更像中国当代精神史的一次侧写——无论怎样的形式，作品实际上都有一个隐含的主题：禁锢与挣扎。

他坦言，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反思会伴他一生。“我想，我逃不掉了。”他嗓音低沉地说道。

中国人身上都有一件看不见的中山装

一件庞大的中山装兀自站立在那——那是一座铸铝材质的雕塑。它坚硬、嚣张、鼓鼓囊囊，却只是一件衣服，穿着它的人被彻底抽空，只剩这件紧系风纪扣的衣服色厉内荏地立正，2.5米高，几乎占据一个展厅。不时有观众走到它面前合影，有人想伸手触摸巨大的纽扣，画廊工作人员疾步上前想制止。“没关系，问题不大，”隋建国和蔼地对他摆手。

这是个戏谑的瞬间。象征威严的中山装可以被穿着时尚的年轻人随意触碰。这或许是隋建国心底隐秘的欲望，怂恿任何人帮助自己解构曾经存在的威权。

这件《衣钵》是隋建国的成名作，创作于1997年，是艺术家“反思现实”的结果。那一年，香港回归，反思中国百年近代史的热潮再次兴起。与1980年代群体性反思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不同，这一次更加个人化。作为艺术家，隋建国开始思考自己与社会制度、精神领袖的关系，也在琢磨用怎样的方式呈现这一切。“中山装”成为了最后的选项。

在他心中，中国人身上都有一件看不见的、笼罩在精神上的“中山装”。于是，他以“零度叙事”的态度，冷冰冰地用雕塑做出了那件衣服，并让这件作品成为承载百年中国革命文化精神的“衣钵”。它渗透了艺术家早期所受的教育和毛泽东思想影响下的精神困惑。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这种困惑无论承认与否，它都已融入血脉，无法摆脱。

隋建国也终于找到了一种让自己舒服的风格。混杂了杜尚的“现成品”意识和劳森伯格的波普特征，同时，也如此“写实”。对于中国艺术界来说，“写实”二字是被污染过的名字，一度意味着某种必须陈述的谎言。以致于在1980年代，很多反叛的艺术家纷纷逃避写实。而隋建国也在逃避之后，开始回归，为写实正名，并且发现“自己的写实功底还不错。”从那之后，“中山装”成为隋建国的符号。直到现在的回顾展，它仍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在艺术家自己看来，选择现在做这样一个回顾展“是时候了”，“想把它当一段历史给大家看看”。隋建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在中国，雕塑没有历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学习欧洲学院派，改造中国传统文化；1949年后，独尊苏联美学；1980年代之后又开始转向西方当代艺术系统。但真正消化了舶来理论，并敢于以雕塑作品介入现实、表达自我的艺术家寥寥无几。更多雕塑圈里的人，把这项艺术当做了工程和“活儿”。隋建国没忙着找各地政府接中心公园的项目，而是自己做一些“古怪”的东西，反倒拧巴着成就了风格。

“我也不满于很多现状，我想摆脱它，但又不想像别人一样出国，那么只有慢慢地走，我的作品就是把这个挣扎记录下来。”隋建国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自己创作的初衷。

“北京太风云激荡了”

因为介入现实的决心，所以隋建国的作品看起来总有些“危险”，听听那些名字就知道，比如《睡觉的毛主席》。他被批评家栗宪庭称为“在观念上走得最早也最远的中国雕塑家”。但实际上，他并非像作品呈现出的那样锋芒毕露。他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并且连任12年，还兼着一系列其他“官方”头衔。“体制内”和“当代艺术家”的身份对话，就像他作品中的主题：禁锢与挣扎。

朋友们和他聊天时，也经常会自觉避谈这个尴尬的身份问题。但在他自己看来，这或许没那么纠结。“这些头衔没有增加什么，因此也不会减掉我什么。”隋建国顿了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说有的话，应该是我比不在体制内的人多一份经验，多一份能去理解和思考的心”。

这种经验让隋建国的作品里到处有批判的棱角，但毫无戾气。他自己承认，做那些“危险”的作品，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敢于去做”，为了对抗内心的懦弱。这是没办法的事，成名之前，他本来就是个小人物，在青岛国棉一厂当工人。时值文革，日子扭曲、单调、枯燥。

直到有一天他摔断了胳膊，在去换药或者报销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公园，常常看到工厂的退休老人们围在一起讲述过去的经历。隋建国被触动了，“我的人生也要这样吗？”他开始学国画。外界一片大批判的革命氛围，隋建国躲在屋里临摹元代的《富山春居图》。还有比这个画面更绝望也更富有希望的事吗？这成了18岁的隋建国逃避俗世生活的路径。但他的精神毕竟无法真的远离时代的禁锢。1976年，隋建国的第一幅原创作品名叫《愚公移山山河变》。画面没有愧对这个饱含共产主义决心的名字，他画了崂山的一座水库，还为它添上了招展的红旗。

但很快，一切都变了。他又被告知，他画面中歌颂的那一切都是假象。他开始求学，考入山东艺术学院学雕塑，进而去央美读研究生。1980年代的北京对隋建国来说，“太风云激荡了。”1980年代中期，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隋建国开始像大多数人一样，开始读萨特，考虑存在主义。在文化热的浮躁与深刻之间，他感到焦虑，开始做一些表现主义的作品，比如《平衡器系列》，坚决与学院派雕塑分庭抗礼。一切都在摸索、实验和焦躁中度过。直到1989年秋天，隋建国离开让他伤心的北京，躲在蓟县的山里，感到幻灭。也在这时，他重新发现了石头，这种最笨拙的、沉默的、坚固的物质。他把石头引入作品，每天敲打，越打不动越要使劲，这是自发的劳改，用自残抵御精神创伤。后来，这些石头成就了隋建国的又一批代表作，其中就包括《地》。

“有些事情经历过了，

你不承认，它还是存在的”

现在，隋建国早就过了年轻时遭遇“精神危机”的时刻。从世俗意义上讲，他功成名就，作品价格高企不下，评论界又赞誉有加。做着充满隐喻的作品，却也能在体制内获得安稳。但他仍然有困惑。这是知识分子摆脱不掉的“病症”。

对他来说，目前最大的困惑或许是时间。这次回顾展的展厅里，有一件作品名叫《时间的形状》。从2006年开始，隋建国每天都用同一根铁棍在油漆桶里粘一下，日日如此，从无间断。棍子粘了油漆的一端，从最初的2毫米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直径20多厘米的球状。展出时的作品是隋建国重复这个动作第1893天的样子，“你看不到第1892天，但它就在里边，以前的每一天都无比真实的存在着。”隋建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些东西并不是眼见为实。”在展览现场，面对观众的怀疑，他一遍遍地说“不管你承认与否，它的确就在里面”。

隋建国说，他已向别人许诺，这个作品要一直做下去，直到他死去为止。

对于时间的焦虑或许与他人过中年有关，或许与中国一直以来急速向前狂奔的脚步有关。时间对于中国来说，似乎不是流动的过程，它像被压缩过的物体，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奔向目的，永远在追赶，以求挽回曾经失去的年华。与《时间的形状》差不多同时，隋建国完成了一个录像装置《大提速》。他用数台摄像机记录了工作室周围一条铁路上提速实验的过程。那是狂奔的现场，唤起了他有关“时代列车”和“进步”的记忆，他借此反省“现代化”的神话。那时，他不会想到，几年后两列提速后的高速列车会彼此相撞。这是想超越时间的、狂奔的代价。

现在，隋建国仍然乐于关照现实。在他看来，如果按百分计算，他对社会的不满大概有七八十分，但剩下的二三十分却已经能让他无法放下。所以他不能像有些人那样选择潇洒地离开，只能做一个“苦大仇深的艺术家。”他说。他也羡慕那些只关心内心不考虑外界的同行，但自己做不到。他知道自己的作品注定会与这个国家的当下搅拌在一起。他想用作品记录下他所经历过的、这个国家的真实过往。

展览现场有一个表皮锈迹斑斑的铁箱，名叫《封存的记忆》。隋建国说里面封存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一位观众围着它走了几圈，一脸质疑的表情。“你不相信里面有石头吗？”隋建国饶有兴致地笑了。这件作品最初创作于1994年，但是当时放在院子里被人当垃圾收走了。2006年他在一间废铁收购站看到这个几乎一幕一样的铁箱，于是就买了回去。“就像我们这个国家一样，有些事情经历过了，你不承认，不说，它还是存在的，”他指指铁箱子对记者说，“就像这块石头一样，它确实就在里面。”★

（作曲家付林）

本报讯 自去年12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启馆歌征集活动至今，共收到应征作品100余件，吸引了全国23个省份专业音乐人及音乐爱好者参与。昨日，评委之一、著名词曲作家付林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虽然收到的作品不乏“专业性”，但是词曲“老套路”明显，而实际上“当下的红歌也可以很叙事很细腻很动人”。

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全面综合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纪念馆、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首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抗战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5周年、抗战馆成立25周年之际，向社会征集“一批歌词曲调优美、贴近抗战馆实际、具有火热激情、体现鲜明时代特性和民族特色、易于群众传唱的优秀歌曲作品”。 据馆方介绍，截至目前收到应征作品超过百件，其中电子稿件32件、纸质稿件48件。由于征歌活动要求词曲一体，不乏词曲作者跨省合作；有些作者同时寄来精心创作的多首作品；一首来自宝岛台湾的应征歌曲是曾创作全球慰安妇主题曲《殇》的台湾歌手张穆庭专为此次活动创作，歌曲名为《最后关头》。

审阅了过半稿件，曾写出《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妈妈的吻》、《小螺号》等诸多传唱歌曲的付林，感叹创作者的“热情”和“专业”，“‘翻开岁月的记忆，抗日烽火燃烧大地，多少英雄儿女，前赴后继奋斗到底。百折不挠和衷共济，热血染红了战旗，驱散乌云太阳出，中华民族从东方站起’，这样的词虽是激荡人心，但是也难免‘概念化’。和平年代，我们应该站在什么角度用什么样的语言铭记这段历史，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曲调赋予一个纪念馆甚至是一种精神符号以广泛的传播力与凝聚力，这确实是难题，也是需要集思广益去实现的。”付林说：“如果我来写，可能会写一对恋人，他们漫步在卢沟桥上，满目可及的是安宁，心里填充的是甜蜜，而继续试问听者，这样的青春和美丽，是什么换来的呢？”据悉，馆歌征集活动将于今年5月底截稿。

洪峰：不值得大惊小怪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人民文学》杂志2012年第三期当中，刊载了作者刘慈欣的四篇科幻作品(分别是《微纪元》、《诗云》、《梦之海》和《赡养上帝》)。据悉，这是时隔三十余年后，《人民文学》将目光再次对准科幻作家。作者刘慈欣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主流文学而言，科幻文学始终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而此次科幻文学时隔三十余年再度登上《人民文学》，这是否意味着主流文学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宽泛？究竟什么是主流文学？以主流文学为主的《人民文学》将来的走向是否不仅向科幻文学敞开大门，网络等文学是否也将是它的下一个目标？

昨日，著名作家洪峰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这并非《人民文学》首度刊登科幻作品，而且其此举并非战略性的，可能仅仅是一些“想法”，“这现象没什么不正常，此外，所谓的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如果一定要进行区分的话，那么一定要放在特定的背景之下，比如受众或者是其他等。

科幻文学上《人民文学》并非“战略”

对于《人民文学》时隔三十余年，再度向科幻作品敞开大门，其刊物主编李敬泽曾在采访中表示：之所以考虑刊登科幻作品，因为《人民文学》办了英文版，在看过作者刘慈欣的几个短篇过后，觉得很好，于是就促成了这次的专题。科幻文学说到底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中国作家是和世界作家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平台上同台竞技，看谁更有想象力，看谁通过科幻对人类的思考能够更为独到和深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觉得我国的科幻小说最佳之作应该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科幻小说相抗衡了。

对此，作者刘慈欣也曾在参访中谈及，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依然有区别。他说，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科幻文学在主流文学的眼中一直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并不被主流文学所接纳。所以他认为《人民文学》做这样一个选题，是抱持了一种很宽容的心态。

对于《人民文学》此举，洪峰并不认为有何异常。首先，人民文学并非首度刊登科幻文学，且早年便有科幻文学通过《人民文学》的刊登而获奖；其次，他认为《人民文学》本身并没有特殊战略想法，很可能事实就如同主编李敬泽所说，这只是一次偶然促成的专题。“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科幻文学，它们并没有大的差异。 ”而《人民文学》长久以来没有刊登科幻作品的原因，洪峰则认为“科幻文学在中国或许本来就不是特别多。 ”这也造成选材方面的匮乏。

所谓“主流”若无受众无异于“意淫”

洪峰告诉记者，人们将《人民文学》称为主流文学的刊物，认为这种主流刊物仍是以文学为主，但就目前的文化市场来看，事实已经不是这样了，主流只是个别人一意孤行的想法。事实上，《人民文学》是个文学刊物，主流的位置不是谁给的，一本刊物要受欢迎就一定要有受众，单单扣个主流的帽子无异于“意淫”。

正如洪峰所言，《人民文学》作为文学刊物，将范围扩大到科幻文学完全属于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并没有战略意义，那么，诸如武侠、穿越或更多类型的网络小说能否可能进入《人民文学》考虑的内容范围之中？对于这一问题，洪峰肯定地说：“会的！ ”

“选题的范围会逐渐宽泛起来。事实上，网络文学说到底只是绕了一个弯，而且从目前看来，很多网络写手也在努力地把他们的作品变成纸质印刷品，他们出了书，而且无论从字数还是销量看都还不错。说到底，就是从早年的少数人写作变成了全民写作。 ”

洪峰说，事实上《收获》杂志，也不会一直保持人们想象中的那种纯文学的姿态，他们也会发表一些畅销的、好看的作品，这其中貌似并不排除网络作品。“目前看来，这种少数人写作的老模式已经被打破，每个人都有发表作品的平台，从商业角度来讲，也是根据作品的内容和影响来说话，当然，受众也不一样，每个人都见仁见智。 ”

导演娄烨的5部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苏州河》、《紫蝴蝶》、《颐和园》、《花》5部作品集中展映，与观众见面。解禁后拍摄的新片《浮城谜事》也已经完成。由于五年没有露面，娄烨反倒增加了一些神秘感。在这次举办的“娄烨作品回顾展映”中，原本还安排了《周末情人》和《危情少女》两部他的早期作品，但被他拒绝了。看来娄烨依然倔强地坚持自己的电影原则。他说，电影不是一个工具，电影就是电影，是一个自在的东西，有它自己的生命。

娄烨因作品风格在第六代导演中显得另类而独树一帜，特别是这五年，把他推到导演队伍中的极致地位，也为他的创作和生活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如今以影展的方式重回银幕，娄烨说，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没变，“现在整个工作状况差不多跟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娄烨在公开场合中，甚少谈论自己这五年的状态：“这五年就是两部片子的拍摄，基本上就没空了。就特别想跟别的导演说：‘这就叫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我觉得这是每个电影人都应该享受的乐趣。”娄烨特别强调自己拍电影的观点，政治、性、暴力都是电影的敏感话题，娄烨表态说：“我电影中的性不是非要不可，但这都是根据故事来的，所以说，要多少，要不要，都不是一刀切的问题。”

重新回到拍电影的队伍中，面对中国电影新的发展形势，娄烨说，商业大片有市场上太大的压力，我还没有想过自己应对的态度。“我的电影都是小投资，影片的投资回报上面，我是有压力，但是不大。因为投资比较小，压力也就比较小；可以选择投资大的，但决定权就不会在导演手里了。本身投资小的话，导演的自由度就较大。与制片人讨论的时候，决策权终选权在我这儿，但制片人的角色也是很重要的，相当于是来自另一方的反馈，会与制片人讨论全篇和细节。”

在娄烨心目中，最好的电影就是没有技巧的表达。“最好的电影是什么，就是看完后完全忘记了摄影、结构等技巧上的东西，完全被卷入了故事，完全被人物形象所吸引。”解禁后的娄烨在电影的创作态度上到底有没有改变？娄烨明确表态说：“这次拍《浮城谜事》，虽然还是按照自己最初的想法去创作，但会注意去规避一些敏感的东西，我不会轻易改变自己，大不了拍好了再慢慢谈吧。”

X光扫描技术用来确定这幅油画下面覆盖着两名摔跤手肖像，据推测，是这位艺术家厌倦了先前的作品，于是在它上面又画了一幅新作品

梵高名为《牧场花地和玫瑰静物》的画作在被发现前，已经在荷兰一家博物馆悬挂了30多年，它一度被认为是出自另一位艺术家之手

　　据国外媒体报道，艺术史学家通过侦查工作，已经发现梵高的一幅新油画。专家经过对一幅以前艺术家不详的作品进行X光扫描，获得这项重大发现。

　　专家对这块画有《牧场花地和玫瑰静物(Still life with meadow flowers and roses)》的画布进行扫描，发现被它覆盖的是两名摔跤手的肖像。结合当时梵高在一所比利时艺术院校学习的信息，研究人员断定这是梵高的作品。X光扫描显示，两名摔跤手穿着束带。模特上身赤裸是1886年梵高在那学习的安特卫普学院定义的特征。这两名摔跤手被认为是梵高厌倦的绘画主题，于是他在上面画了其他图案。这幅作品目前被悬挂在荷兰库勒穆勒博物馆。

　　专家表示，两名摔跤手代表了这位艺术家当时的作品，能为鉴定提供足够证据。库勒穆勒博物馆的馆长1974年购买了这幅作品，认为它是梵高的画作，但是很快它的起源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2003年，专家称这块画布太大，内容太杂乱，因此认为它出自一位匿名艺术家之手。该画的签名位于与众不同的位置——画布的右上角，这与梵高的一贯风格不符。然而现在艺术史学家通过新X光扫描技术检查画布，已经证实这幅油画是这位荷兰印象派艺术家的作品。

　　花草下方覆盖的静物是两名摔跤手的肖像，据推测是这名艺术家厌倦了先前的画作，于是在它上面画了其他东西。基于对当时梵高在比利时一所艺术院校学习的了解，研究人员认为此画是他的作品。5年前科学家也曾对画在100厘米长80厘米宽的一张画布上的这幅油画进行X光扫描，但当时仅发现模糊的摔跤手图案。最新的X光扫描显示出摔跤手更多的细节，还有画的笔触和颜料使用。这些都把矛头指向了梵高。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的资深研究人员路易斯-凡迪尔伯格表示，X光扫描让研究人员最终揭开了这个谜题。

　　他说：“画上的所有片段依次排列。你能更清晰地看到摔跤手以及他们的面孔，他们都穿着束腰。”梵高写信给他的弟弟提奥，说他需要大画布、新笔和颜料。提奥于是给这位一贫如洗的艺术家买了这些东西，1周后梵高回信说，他非常开心的画了两个摔跤手。凡迪尔伯格表示，那幅摔跤手油画中的笔触和颜料与专家所知的梵高在安特卫普创作的作品中采用的一样。摔跤手肖像还帮助解释了为什么这幅花草静物会“异常茂盛”，因为梵高想用他的新作品完全掩盖那幅老作品。这项侦查工作在梵高博物馆发表的新刊物中进行了描写，题目是《库勒穆勒博物馆的花卉静物和一幅丢失的梵高在安特卫普创作的作品的复原》。(秋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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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一届研修班10名同学，近日联名发出公开信。27年前，他们在课堂上所画人体习作中的一幅，被署名徐悲鸿，冠以《人体蒋碧微女士》之名，以7280万元天价成功拍卖。

　　学生习作成为大师徐悲鸿充满卖点的“遗作”。“悲鸿”先生的签名，其长子出示：此幅油画确系先父徐悲鸿真迹，拍卖行在作品说明中描述悲鸿先生和碧微女士的凄美情感和后者敢爱敢恨的孤寂人生，成就了其商业价值。而证明这仅是一幅“普通习作”的有力论据则是：同一时间、地点、场景，当中5名同学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同题作品。

　　经济高速发展，艺术市场风起云涌，我们没能涌现更多“有傲骨”的真“悲鸿”，却莫名拍卖出先生的著名假“作品”。资本的快速介入，使艺术品收藏成为继楼市、股市之后被看好的市场，启迪思想的人文精神，以及灵性内涵的体现与承载渐被遗忘。追逐高额回报，期待货币增值，肤浅躁动心态中，艺术偏离文化轨迹，成为资本竞逐对象。相对应的法律漏洞与监管缺位，“击鼓传花”式拍卖，只能以“丢手绢”的规则弥补，买家成为“霉家”。

　　2008年，吴冠中先生对253万元拍出的《池塘》鉴定，亲笔写下“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 买家愤而告到法院，结果不但败诉，还要承担2万余元的诉讼费用。2010年，广州嘉德拍卖行以16万元拍出唐大禧画作《人民的苹果》，但作者随后指出该画是伪作。而著名画家韩美林则称自己拍卖过的作品很少，市面流传几乎都是赝品 。“拍假”、“假拍”、“钓鱼”、“做局”已经成了业内的公开秘密，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在用“失信”摧毁这个行业，监管中国艺术拍卖赝品“黑洞”迫在眉睫。

　　在国外有过亲属鉴定的先例，相应的法律责任也与此紧密相关，亲属鉴定非常审慎与严谨。而我国《拍卖法》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被称为是拍卖行的“免死金牌”。中国拍卖业协会作为行业的自律组织，只对拍卖师有管理权，没有对艺术品的行政监管职能。诸多主体责任的“黑洞”成为艺术品拍卖乱象根源。

　　如果拍卖时，只要在法律上能够证明自己没有保证过拍品的真伪，就可以逃避惩戒，那么艺术品拍卖还会有更“高明”、更“技术”的“设局”诱惑买家，一味注重扮成真品的技巧，忽视作品真伪鉴定的责任，艺术市场泡沫会越吹越大，恶性循环。重新修订有利于艺术品市场发展的、专门规范文物鉴定和交易法规，兼顾各方利益，严惩卑劣的公然欺诈行为，规范健康有序的艺术品拍卖行业经济秩序至关重要。

　　政府监管与行业建设要切实跟上艺术品市场的飞速发展。行业诚信、评估鉴定、监管体系等诸多空白点亟待充实。近日文化部根据各方意见起草了《艺术品市场管理条例》，旨在实现从拍卖交易、画廊经纪等有效监管，但是行政执法如何进行还需要拭目以待。而中拍协也出台了相关自律公约，但就在第二天夏季拍卖会上，拍出了韩美林自称是假画的作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资本的扩张本能与艺术价值的博弈还会提出更多的难题。走出一条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道路，使其真正成为文化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

　　在全民投资时代，淘金中国的收藏大户、比利时收藏家尤仑斯夫妇，带给我们成功启示是：关注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与发展，形成自己的艺术判断准则，注重“收与藏”，而不是“炒与卖”，练就点石成金之手。只有纯净心灵，抛弃浮躁，才能拥有抵御赝品“黑洞”的神奇“金手指”。廖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