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到22日，以海岛、海岸带调查与研究为主题的908专项成果第三次学术交流会在杭州召开。会议由国家海洋局科技司主办，3位调查研究负责人作了特邀报告。报告提到，根据908专项的中期调查结果，有806个以前纳入统计的海岛，已经不再被算做海岛。

　　据第二海洋研究所夏小明研究员介绍，根据目前调查成果，这些“前海岛”中，700余个是因为与陆地或其他岛屿合并，不再列入统计；有66个是因为开采石料被炸掉；另外自然消失的岛屿有30个。岛屿减少的速度在2000年后变快，主要是因为经济开发。

　　“在造坝或者填海的过程中，临近大陆的岛屿，或者临近大岛的小岛屿，很多是作为基点来使用。”夏小明说，“还有少数岛屿，在爆破采石后，最终低于海平面了。”根据联合国对岛屿的定义，只有在高潮时露出海平面的陆地才算做岛屿。

　　被问到岛屿数量减少是好是坏时，夏小明认为，岛屿合并在沿海经济开发中有其合理性，但不赞同为了采石而把岛屿炸平。

　　调查研究发现，随着围填海的兴起以及港口、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海岸带自然岸线逐年减少，人工岸线不断增加。同时，如港口建设、油气开发、水产养殖、滨海旅游等都成为海岸带利用的方向，海岸带已处于三度空间的立体化开发状态。此外，海岸带侵蚀在我国大陆沿海各地区均存在，砂质海岸的侵蚀灾害远较粉砂淤泥质海岸严重，但粉砂淤泥质海岸侵蚀速率远大于砂质海岸。调查结果还表明，在我国海岛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无序、粗放式开发，以及由人类开发活动（围填海、挖沙、炸岛）导致海岛消失等问题，并有逐年加剧的趋势。

　　908专项海岛海岸带调查工作于2005年全面展开，采用了多学科综合调查手段，特别是全面采用了卫星和航空遥感技术，首次采用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技术和国际先进的航空三维激光雷达扫描技术。此次调查的目的是查清我国海岛海岸带的位置、海岛类型、岸线长度与潮间带的类型、面积、分布和特征等基础数据，系统掌握我国海岛海岸带环境资源的现状和潜力。

　　据国家海洋局介绍，迄今908专项海岛海岸带调查已全面完成，掌握了我国海岛海岸带资源、环境要素的分布特征与变化规律，实现了我国海岛海岸带数据的全面更新，尤其是采用统一基准年限开展的全国性海岸线修测成果，通过了地方省级人民政府批复。908专项还取得了大量阶段性成果，编辑出版了一系列遥感影像图集，并将出版《中国近海海洋图集——海岛海岸带》；而近期即将公布的《中国海岛名录》，是迄今为止我国调查资料最新、范围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海岛“家谱”，将为海岛法的贯彻与落实以及正在开展的全国海域海岛地名普查奠定基础。(高博)

1987年贾湖出土的龟甲响器。

保存于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的龟腹甲刻符。河南舞阳县贾湖出土。

华夏古乐园的演员在国家大剧院吹奏贾湖骨笛。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今年2月23日是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壮烈牺牲71周年纪念日。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考入开封纺织工业学校。在学校期间，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培养教育，阅读进步书刊，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受中共河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确山从事农民运动。

1927年4月，为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杨靖宇参与领导了确山农民暴动，并取得成功。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杨靖宇等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的要求，再次组织确山起义，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在指挥起义武装与反动军队作战中负伤。1928年春，在负伤未愈时，受党派遣先后到确山、信阳、开封、洛阳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曾几次被捕，屡受酷刑，坚贞不屈。脱险后，党组织派他到上海党中央学习并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29年春，杨靖宇调赴东北，满洲省委派他担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他化名张贯一，深入抚顺煤矿，联系工人群众，恢复重建被破坏的党组织，领导工人同侵占中国煤矿的日本矿主进行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党派他担任东北反日总会的领导工作，后又派他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任书记、满洲省委委员，不久又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11月，杨靖宇以省委代表身份被派往南满，整顿各县党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义勇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1933年初，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各级党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一二六指示信中，要求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以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共同进行抗日斗争。杨靖宇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于同年9月领导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任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他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了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同年1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1936年春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同年6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向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表示慰问，称之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日伪军将东北抗联特别是其主力第一路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反复进行所谓“讨伐”。在1939年秋冬季东南满反日伪军“讨伐”作战中，杨靖宇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濛江一带。最后，他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以无比坚强的毅力，英勇顽强地战斗，直至弹尽粮绝，于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濛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

杨靖宇牺牲后，残忍的日本侵略军无法理解这位英雄的坚强行为，他何以能够在冰天雪地里长时间被围困、且完全断绝粮食的情况下，顽强坚持战斗。日军将他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侵略军也无不为之震惊。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杨靖宇这位抗日民族英雄，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吉林省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2006年，曾在二战期间担任护士的石井丰披露，日本投降后，她曾参与在这里掩埋上百具尸体。

　　日本政府21日下午开始挖掘东京一所医学校的遗址，因为该学校被怀疑曾是日本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总部所在地。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对这一遗址进行官方调查。

　　日本厚生劳动省官员表示，挖掘的目的是看看在这一地方是否有秘密被隐藏。“我们不确定会找到什么，如果挖出来一些东西，也不一定与731部队有关。”为了此次挖掘，日本政府去年对遗址上的一栋居民楼进行了拆迁。

　　此番挖掘工作与一名已经88岁高龄的二战期间日本女护士有关。这名护士叫石井丰，她于2006年向媒体披露，日本投降后，她曾参与在这里掩埋上百具尸体。之后日本政府便下令对此事展开调查。

　　据石井丰回忆，她1944年被派到这所医学校的口腔科担任护士。她记得当时医院共有三个停尸房，里面用福尔马林浸泡着许多尸体、人骨和人体器官。日本宣布投降后，她和许多同事一起奉命把这些尸体和人骨装上手推车，运到一个大院掩埋。当局指示他们，全部工作必须在美军抵达东京之前完成，如果有谁走漏了风声，就会遇到麻烦。

　　神奈川大学历史教授常石景一说：“如果那里确实曾掩埋过人骨，很可能与731部队有关。”

　　事实上，早在1989年7月，在位于东京新宿区户山的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建筑工地上曾挖出大量可疑人骨，外界猜测那是当年活体实验死亡者遗骨，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而21日开始挖掘的疑似731部队总部就在新宿区遗址的旁边。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是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东北建立的一支细菌战部队。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它用活人做实验，残害了许多中国、前苏联和蒙古的老百姓，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不可泯灭的历史鉴证。(张品秋)

5部中国纪录片参展MoMA

▲徐童的《算命》剧照

黄伟凯的《现实是过去的未来》：在影片中，可以看到猪在高速公路上跑，交警无可奈何。

▲李凝的《胶带》里充满了超现实的瞬间，比如反映推土机面前的钉子户。

▲早报记者 徐佳和 编译

美国现代艺术馆（MoMA）2月18日开始的纪录片展演周，展出20部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录片和录像作品，其中包括5位中国导演的作品。因为种种原因，中国“独立电影”很长时间以来都是独立于公众视野之外的“灰色”存在。

近十年，一些中国独立电影开始在国际各大影展出现，影片常常关注急速发展中存在和出现的问题——贫困、污染、急速的城市化，以及个体间的斗争，他们对现实状况提问，对权力进行质疑。于是他们“自绝”于公众欣赏的渠道和资金的支持。

这5部在美术馆展映的中国纪录片为徐辛的《克拉玛依》、徐童的《算命》、李凝的《胶带》、黄伟凯的《现实是过去的未来》和贾樟柯的《海上传奇》。

徐童的《算命》，时长达3个小时，用传统话本的章回体方式来做段落标题，“第一回 厉百程算定孤单命 唐小雁棒打无赖汉”诸如此类，一共十回，像是一部现代的《三言二拍》。片尾用上了台湾流行歌曲《往事只能回味》，配的画面是一些片中镜头的回闪，完全是一个常见的电视剧片尾做法。这使《算命》显得非常通俗。

“自画像方式的纪录片”《胶带》也时长3个小时，片子以李凝儿子的出生为开头，孩子对于婚姻和家庭的黏性自不必说；在李凝的镜头和独白中，儿子显然也是他与生命的纽带之一。而家庭，是依靠也是束缚，李凝在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的同时，似乎无法平衡家庭这种暧昧的黏性所带来的困扰。

电影真实描述了中国当代的状况，但中国导演并不遵循着西方的惯有思维，他们的思想和制作方式有混合的实验技术。《现实是过去的未来》导演、38岁的黄伟凯说：“有时候纪录片和小说、实验电影的界限模糊了我。”转向影院之前，他是位画国画的画家。

《现实是过去的未来》是从1000多小时的DV爱好者拍摄的素材带中剪辑而来的，黄伟凯自己拍的镜头仅有3个，且都是空镜头。他把这些不同设备拍摄的影像拼接成一个片子——城市中发大水，一个人在立交桥下漂着生活垃圾的水里撒网打鱼，竟然还真打上了一条；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马路中央挥舞四肢；一条鳄鱼出现在闹市；一个婴儿被扔到了草地上……黄伟凯觉得自己像一个厨师，用混乱调制出了一盘城市菜肴。

电影版《武林外传》的热乎劲儿还没过，《将爱》的电影版续集又在众人的期盼中上映了，两部电影都沿用了电视剧的原班人马，还未上映就已让许多观众惦记了好久，都希望到电影院去重温过去的美好回忆。即将面世的还有电影版《奋斗》，据说《潜伏》、《士兵突击》的电影套拍项目也在推进中。热门电视剧套拍电影形成了一股新潮流，这也算是中国电影市场空前繁荣的一个佐证。倒退十一二年，有多少观众进电影院看电影？假如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工业水平也能和现在相比，估计红遍大街小巷的《渴望》、《乌龙山剿匪记》也会有电影版。如今的电影如果粉丝众多，甚至还会反过来被拍成电视剧，如《手机》、《画皮》、《风声》。

其实，热门电视剧拍电影版续集在国外早就是司空见惯的模式，继《欲望都市》之后，《24小时》、《海滩护卫队》等经典美剧都将开拍电影版。凭借原版电视剧（电影）及其原班人马的辨识度，既有观众缘，又省却了大笔宣传费，是对资源的二次利用，充分发挥原作的最大价值。其中翻拍对象的选择颇为值得玩味。同样是热门电视剧，为什么选择《武林外传》和《将爱情进行到底》，而不选择《铁齿铜牙纪晓岚》或者《大宅门》进行翻拍呢？因为前者的观众群和当今中国的主流电影观众（70后、80后的白领青年）是一致的。《武林外传》里的人物穿着古代的衣服，思维和语言却极其后现代；12年前的《将爱》则为许多80后上了爱情启蒙课，融入了一代人的记忆。早几年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红遍全国的时候，也拍了一部电影续集《美丽的家》，但成绩平平，就是因为原版电视剧的受众并不爱进电影院。随着影院观众越来越多，影视从业者的商业敏感度也比过去大大提高，中国影视工业发展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而不管是电视剧的浓缩版还是电视剧的续集，作为套拍片，真正考验主创的，是如何把它拍得真正像一部电影，而不仅仅是一种经典电视剧的怀旧方式。除去原电视剧的铁杆粉丝，还有多少人心甘情愿地掏钱进影院，最终仍取决于电影是否讲了一个好故事，带给观众全新的心理体验。《武林外传》延续了电视剧中不时灵光闪现的搞笑桥段，但剧情却像是一部拉长版的电视剧，对应着高昂的电影票价，显然还有些鸡肋；《将爱》在编剧上花了不少心思，探讨了成熟之后的一代人如何面对爱情，但电影制作却比较粗糙，想来为了冲进今年的情人节档，也赶了不少工期；因为票房持续大卖，《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贺岁片之旅看来还会继续，但始终换汤不换药的剧情还能撑几年？当初美国电视剧《欲望都市》的电影版第一部获得了商业和口碑的双丰收，第二部质量便急剧下降，原因就是制片方对圈钱过于热情，却忘记了讲一个好故事的本分。

福兮祸所伏，急功近利是整个行业的现实，我们对经典品牌的透支程度异乎寻常的高。去年《剑雨》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两部古装武侠片几乎同时上映；《叶问》爆红之后紧接着又有了《叶问2》和《叶问前传》以及即将面世的《一代宗师》；年底三部贺岁片的男主角都是葛优；《疯狂的石头》带动了一大批低成本喜剧片的创作，但真正能超越前者的却几乎没有……如此种种怪现象在当今中国电影市场中屡见不鲜，一种成功模式出现，便出现无数跟风之作。中国电影的电视剧翻拍才刚刚开始，尚未到过度开发的地步，但跟风趋势已然明显，在国产电影的类型多样化还远未形成，题材故事仍普遍缺乏创意的情况下，不集中力量开发新作品，沉下心来搞创作，而是一窝蜂地炒电视剧的冷饭，则资源迟早会穷尽，翻拍之路必定越走越窄，迟早会被喜新厌旧的观众所抛弃。

新京报讯 2月27日，被誉为“巴赫权威代言人”的英国钢琴家、柏林爱乐乐团的驻团艺术家安德拉斯·席夫将首次走进国家大剧院，演绎“巴赫”和“贝多芬”的经典曲目。据悉，这也是席夫首次踏上中国内地的舞台。

安德拉斯·席夫1953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后入籍英国，自幼接受音乐及钢琴教育。记者从大剧院获悉，此次演出，席夫将在上半场演奏他的拿手好戏———《巴赫平均律第二册》中的前十二首作品。据悉，席夫每天起床后弹的第一组作品就是“平均律”，他也凭借对巴赫的演奏蜚声世界，并在1990年荣获格莱美器乐独奏大奖。

据悉，除了巴赫，席夫此次还将弹奏他擅长的贝多芬最后两部奏鸣曲110号与111号。记者了解到，继席夫之后，基利·格拉夫曼、塔马斯·瓦萨里等国际乐坛的钢琴家，以及李云迪、陈萨等中国青年钢琴家也将先后亮相大剧院“2011国际钢琴系列”。

图为《辛亥革命大事录》内页。

“辛亥革命”如今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一般理解为“1911年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围绕辛亥革命，中国现当代还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辛亥革命纪念，从民国始迄于今，未尝稍斩。

“辛亥革命”一词从诞生之日起，其含义就不断演变。而辛亥革命纪念之中该词的运用最为密集，各方对其表达尤为充分，遂为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视角来探讨其词义的流变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辛亥革命”一词的诞生

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见右上图），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

民国时期，各政治派别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解读

民国时期，辛亥革命不仅是刚过去的历史，而且是民国立国不可缺少的历程，因而对辛亥革命的解说，就不仅仅是学术意义上的探讨，也是影响到各政治力量的现实地位的政治宣言了。历史上关于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解读，不同时期的政府，不同的政治派别可谓众说纷纭。在今天看来，这些论说不但丰富了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透视出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变迁的轨迹，也展示了民国年间政治力量消长的历史图景。

1.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辛亥革命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民国初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这场革命多有论述和解读。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革命的进程，诚如他在《八年今日》一文中的描述：“今日何日，乃革命党员熊秉坤开枪发难，清朝协统黎元洪被迫而起革命军于武昌之日也。随而冯国璋焚烧汉口，随而袁世凯病起彰德……无如党人遍布国中，响应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于是而南北和议开，于是而非袁莫属之论起，时予方在伦敦从事于外交问题之解决，正当着手举世同情，乃屡促共和国体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时要求友邦之承认，乃迁延两月，头绪全无，加以远闻国人，尚有主张清帝之君宪者，予深恐革命大功亏于一篑，故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机，而奔驰回国……于是草创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国体乃定焉。”这既是孙中山的个人经历，实际上也勾画出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历史脉络，这正是辛亥革命的核心内容。同时也褒扬了革命党人肇建民国的历史功勋。

在这篇发表于1919年10月10日的纪念文章中，孙中山还鉴于当时时局，感慨“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国，竟成亡国士大夫之天下也”。尽管“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革命尚未成功这一论断，以后得到了中国国民党的进一步发挥和解说。

2.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

民初执政北京的北洋系，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暧昧其词，语焉不详。1912年10月10日，由北京政府内务部举办追祭礼，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

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他在长达万余字的《莅任宣言书》中，提及辛亥之役只有寥寥数语，只说“武昌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简笔勾勒了自己从武昌起义出山到上位临时大总统的历程，突出了五族共和的主题。

实际上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1912年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在北京举办革命纪念会，会期将届，接内务部通知，更名为共和纪念会。1913年底北洋系将领段祺瑞督鄂，对武昌起义门、聚义门之名颇为反感，认为“以二城门为标榜，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下令恢复其原名中和门、通湘门。

这种貌似怪异的表现，其实有其合理解释。首先这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经历有关。对于袁世凯的北洋系而言，武昌首义后，北洋六镇即担负起扑灭南方革命烈火的责任，在山陕、长江沿线与民军反复厮杀。在北洋系的经历中，恰恰是他们的力战，造成了五族共和局面。清帝退位诏书上分明写着“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其次，高举“共和”大旗，也是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民元4月以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居于执政地位，民国初建，政府的亟务是统一和稳定，“五族共和”已成国策，纪念中过分强调革命，显然不合时宜，不利于国内各族敦睦，稳固国基共建民国。无可否认，北洋政府要员原在清政府任职，辛亥之役中，一段时间曾效忠清朝，与革命军进行过正面的军事对抗，纪念之中宣传革命之功，无异于授人以柄，其执政地位尤显尴尬。这也是民元北京政府只宣扬“共和”，不愿也不能宣扬辛亥纪念中的“革命”的原因了。

3.“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

1919年，尚未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在批评辛亥革命未能联系广大民众之外，毛泽东说明了辛亥革命是由留学生、哥老会、士兵等群体发动参加的，还是取得了“倒去”“圣文神武的皇帝”，开始“建设”“大逆不道的民主”等成果，较为简练地道出了辛亥革命组织、发动的历程及其政治成果。

为说明民众联合的必要性，毛泽东还以辛亥革命为例，“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这段话肯定了革命党和咨议局在辛亥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

革命党与咨议局分途并进，共同推动了辛亥革命，这种认识并非毛泽东独创。早在民元，梁启超就有类似的说法。1912年10月，自戊戌变法后即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应邀回京，受各方邀请发表演说，在题为《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演说中，他回忆“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败，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 “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激烈派自然是指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温和派当然是咨议局立宪派了。

到1921年，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演讲中，继续谈辛亥革命是由两条路径进行的观点，“一面是同盟会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

与民初相比，梁也有观点的渐变。他继续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最后清朝被推翻“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迸现的结果”。10年前，梁氏犹且极力反对革命，于今 “革命党”大而化之，囊括了“立宪派的人”了。而且据此，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分别落在了同盟会和立宪派中人肩上。

4.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

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此时，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定位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不同程度的发挥。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与抗战建国》中，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赞扬辛亥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念日中，何应钦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从此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可以自圆其说了。

20年代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时代特点的解读

192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告民众书中说，“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国民党没有民众的基础，而只有军队，所以在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发动群众。

抗战之际，面对共同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敌统一战线成爱国国人关切的问题。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对辛亥革命的社会性质、地位以及成败做了述评。1945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做了进一步解说。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的论断，中国共产党是从反帝反封建角度来探讨的，这和中国国民党从是否实现三民主义任务的角度探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地位和成败的论断，后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两头奔波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当第一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正式打报告，又一再敦请中共中央进驻中南海，要把中南海当做长久的办公处和居所时，毛泽东的考虑复杂了起来。“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

本书摘自《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王凡、东平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虽然偶尔在中南海栖身，但他似乎很眷恋香山的双清别墅。只要处理净手头工作后时间还不算晚，就尽量不留宿中南海。汪东兴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是嫌在中南海找的人太多，没法静心思考一些重大问题。

两头奔波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可毛泽东此时还顾不上这个。然而，当第一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正式打报告，又一再敦请中共中央进驻中南海，要把中南海当做长久的办公处和居所 时，毛泽东的考虑复杂了起来。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比叶剑英更固执的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一次催问后，有点儿不高兴地对周恩来说道。

搬不搬进中南海之所以和皇帝拉上了关系，是因为中南海旧称西苑，属皇家的禁苑。

明代初登基有振作之举，但更以昏聩刚愎出名的嘉靖皇帝，在乾清宫遭宫女勒杀险些丧命后，总对紫禁皇城疑心生暗鬼，便搬入西苑常住，开了皇帝长住西苑的先河。

清代以降，林阴水傍的西苑几经营修，更显旖旎秀美，自康熙后，清王朝将许多典礼移至此举行，康、乾两帝还时而流连短栖。

晚清虽未居帝祚，却控驭乾纲达47年的太后慈禧，在其所谓“撤帘归政”后，多数时间在西苑颐养。戊戌变法期间她发动政变，就是把她的侄儿光绪皇帝召到西苑仪銮殿大加训斥后囚于瀛台的。庚子事变平息，慈禧西狩返京，她仍挟侄儿在西苑理政栖止。

辛亥革命后，那位给清王朝送了终，又想自己坐龙椅温皇帝梦的袁世凯，也是在这西苑中南海里，逼迫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同意宣统颁诏退位，既而又上演了洪宪王朝从登基到废止的83天滑稽戏。

想到中南海，那桩桩前朝旧事，便会历历浮于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脑际，更何况与此相关的记载，总罩着一层不吉不祥的荫翳。

夺取政权，改造中国，是毛泽东从参与创建政党那一天即清晰的目标，否则他就不是眼光长远的战略家。许多老一辈人在回溯当年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那时候谁想得到能不能坐得江山呐！”可毛泽东不同，他早有所想，“不夺取政权，要共产党干什么？”因此，对在取得政权后，如何走出中国历代帝王、农民起义领袖都无法摆脱的由盛而衰、改朝换代的怪圈，在其尚未取得政权时就有所思索，还写下了具有前瞻性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5年，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黄炎培，在到延安访问时，就向毛泽东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余60年过眼，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时聚精会神，继而惰性发作，渐渐竭蹶。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没有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中共诸君可有良策否？”毛泽东当即答以我们必能跳出这一周期率，并简述相应措施。

从胜利在望之际，他向全党推荐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看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是如何因骄致败的；从他在发出向北平进发的号令同时，就提出这是去“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希望考个好成绩，都可以感觉毛泽东对封建王朝、农民政权跳不出的颓败周期率保持着高度警惕。

所以，当中共领袖、中共核心机关突然有可能和皇宫禁苑发生关系时，毛泽东的第一反应就说“不”，是极正常的。虽然，毛泽东对跳出周期率充满自信，也很清楚住不住皇宫禁苑，和走不走封建王朝那“新桃换旧符”因循之路，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但起码也得拉开一点距离呀，别让老百姓那么快就产生那种我们千方百计避讳的联想啊！

最后，毛泽东是否搬进中南海一事，被摆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桌面上，终以少数服从多数议决，毛泽东和部分中央直属机关进中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