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在传说中停留了60年的黑白电影，终于抖落历史尘埃，重现本来的面目。

被称为“新中国第一禁片”的《武训传》，最近由一家国内民营传媒企业发行DVD，售价99元，面向公众发售，并很快就卖断了货。没有任何征兆，这部长期处于人们回忆和想象中的电影突然“重见天日”，并引来追捧。

在震动之余，人们几乎是以欢呼的姿态迎接这个遗失许久的故事。

《武训传》讲述了清朝末年，山东人武训靠沿街乞讨为穷人兴建免费学堂的经历。这部电影由孙瑜执导，赵丹、黄宗英等人出演。1950年公映时，“场场满座”。

然而仅仅一年过后，《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措辞严厉地将这部诞生于新解放区的电影定义为“反动宣传”，并认为对于《武训传》的歌颂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一场由毛泽东亲自领导、持续半年之久的文化批判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武训传》随即被禁止上映，孙瑜、赵丹等40多名剧组人员受到打击或牵连。受此影响，1952年国产电影的数量从前一年的23部下降到8部。当时负责上海宣传工作的夏衍回忆：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

艺术创作多了禁区，艺术创作者也为自己设置禁区。有学者认为，由批判《武训传》开始，新中国电影立下了3个标杆：电影是政治的宣传工具，电影人是马列主义者，电影艺术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这部中国电影史无法回避的影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被文字描述，却无法出现在银幕上。并非因为其拷贝遗失或者损毁，而是它已成为一场批判运动的敏感符号，一个超越文本的政治标本。尽管在1985年，《人民日报》头版刊发胡乔木讲话，可视作为《武训传》平反，然而笼罩在它头上的面纱并没有被揭开。

上世纪80年代，一位研究中国电影的英国学者第一次到访北京时，就对这部被称为“中国禁片史开端”的影片无比神往，但最终没有机会看到。20多年后，他又拜托自己的中国籍学生，帮忙寻觅《武训传》的碟片，最终也无果。

很少有人知道，这部被禁止公映却因此家喻户晓的影片，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

这种“禁片”特有的神秘感，随着时间累积愈加浓烈。2005年，赵丹诞辰90周年，上海和平影院举办了一场《武训传》内部学术放映。一位只在专业书中听说过这部电影的女大学生，拿着系里的赠票前来“补课”。然而这难得的银幕一瞥，却让她有些失望。

“坏人的形象太脸谱化了。武训老是跟人下跪磕头，看着有点恶心……本来以为这部电影会多么‘反动’，可看到最后也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不是已经很‘革命’了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这样说。

这是一场久别后的相逢，迎接它的却并不是一边倒的称颂。当普通人也可以很容易地买到《武训传》DVD碟片，或是在网上下载到视频资源时，对于“禁片”的热切期待，化为更加冷静的审视。

豆瓣网上，一些迫不及待看完影片的人，却感觉有些“怪怪的”。有人略带失望地写道：“电影语言本身显得有些落伍，慢条斯理地叙事，充分浪漫的情感宣泄，还有那些明显的表意符号贯穿于整部电影。”

以现在的审美习惯回望这部60年前的电影，也许的确会有些许不适，其在艺术表现上也许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不过，从一朝被禁，到越禁越向往，再到今日“解禁”后的有赞有弹，恰恰说明艺术终于回归到艺术本身。当《武训传》不再遮遮掩掩、神神秘秘之时，反倒可以回归常识，心平气和地运用理性去审视它，然后自己作出判断。

脱离了阶级斗争束缚的《武训传》，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也许又会被解读为某种“开放”的象征。一部影片因为一场政治运动变得不再普通，又可能会因为一场商业行为被赋予了各种含义。不要神化电影的力量，它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场精神桑拿而已。

“要想富，听左叔”，左小祖咒对记者调侃说。前日下午，左小祖咒来到方所书店，依然顶着礼帽，戴着墨镜，进行新专辑《万事如意LIVE》全球首发。这张DVD记录的是他2010年在世纪剧院举办的《万事如意LIVE》演唱会。“我的DVD在声音这一块做得很好，像U2、九寸钉、林肯公园的音乐，也不过如此”，左小祖咒向记者这样“介绍”。

不再固执于限量版

左小祖咒说，之所以制作这张DVD，是因为这两年他不能做演出，希望两年前的演出“让更多人看到”。两年前开演唱会，他就做了很大的准备，用12台高清摄像机拍摄，更多是为了制作这张DVD。

完成了整个演唱会的DVD制作，左小祖咒说，做了5000张，花费却还不到一百万人民币。现在这张专辑在淘宝上已经卖到500多张，而现在通过其他渠道一共销售1800多张，“限量版的事情是个矫情的事情，从《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之后》，我就没有做过限量了，”左小祖咒这样对记者解释说，“因为音乐本身就是一个复制品，不是当代艺术品，你卖书也是卖复制品嘛。”

曾因走音被观众撵下台

在随后的讲座环节中，左小祖咒与乐评人邱大立、媒体人蒋明进行互动。乐评人邱大立回忆说，2003年在广州举行的“时代的晚上———中国首届新年摇滚音乐节”上，左小祖咒演出的时候走音，观众用没喝完的酒瓶把他赶下去了。当时后台很多人气愤，左小祖咒不在乎地说，“他们不喜欢我的音乐没关系，我回去继续练呗”。而媒体人蒋明在看完整张《万事如意LIVE》DVD之后，用八个字评价说，“如此震撼，如此难听”。对此，左小祖咒表示欣然接受。

图为：北京一场秋拍预展开幕，市民在参观集中亮相的中国书画

几年前，湖北只有大唐、中信、诚信三家大型拍卖行。2010年，嘉宝一品等拍卖公司逐一成立，湖北的拍卖公司顿时如雨后春笋，且大多拍卖的是书画类作品。这“一锤子”买卖背后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眼下，2012春拍即将开始，各家拍卖公司收集拍品的大网已经撒开。记者近日连续走访拍卖市场的相关人士，发现书画的拍卖与包装明星几乎类似：被“经纪人”发掘、培养、“走秀”，最后通过拍卖来变现。

书画天价多与画家本人无关

价位涨跌全是炒家买卖的结果

2011年11月，冷军的两幅书画《竹》，在湖北嘉宝一品拍卖行的秋拍中以130万元成交。而几年前，冷军的作品并没有这么高的行情：2006年11月，北京保利秋季大拍上，冷军的《世界风景之三》成交价格是572万元。

实际上，这样的天价，已与冷军个人没什么关系。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都是资本运作的结果，作品已经转了几道手，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画家本人已经成了‘局外人’，价位涨跌全是炒家买卖的结果。”

冷军所说的“炒家买卖”，指的就是书画艺术品拍卖背后的一条完整产业链，画家、策展人、评论家、画廊、艺术品投资公司、拍卖公司。

一般情况下，画家的作品出来后，有一些看好他们发展的策展人，类似于明星经纪人一类的推手，会为其作品进行展览策划、宣传等。随后，评论家“出马”点评，类似于影评人一样，写出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所在，也使得市场上更多人了解这些书画作品。随后，画廊、藏家或者艺术品投资公司会定期地收藏一些自己看准的书画作品，时机成熟时，就送到拍卖公司进行拍卖来变现。

目前，不少业内人士都身兼该产业链上双重或多重角色。

既然将艺术品比喻成明星，它的“成名”之路也离不开各种幕后推手的包装。实际上，记者了解到，一些画廊、艺术品投资公司、藏家或职业炒家也出现在拍卖会现场，他们也通过这些拍卖会来收购一些作品，甚至不惜为某些作品抬高身价。这样，就能为下次再拍卖时的高价做铺垫，辗转几次后，一幅原本很平常的书画价格有可能上涨很多倍，而这些炒家就能从中获利。

艺术品重品相也重包装

画廊、投资公司成画家“经纪人”

如果将书画艺术品比喻成明星，那么一些书画大家的作品几乎和知名明星一样，其价值随着每年的行情有着稳定的增长。而此前一些在书画市场上还没有太高知名度的画家，则需要通过画廊、艺术品投资公司做经纪人，为这些画家进行市场运作。“你看我这一幅画，我开始收的时候每幅一千元都不到，这几年我私人卖或者拍卖就能卖到八千至一万的价格。”昨日，在天乐艺术发展公司，老板刘志磊向记者展示了一幅我省画家尹世顺的作品，一幅水墨画。刘志磊几年前就看好尹世顺的画，并收购了不少他的作品，还曾出资送他到北京画院进一步深造，提高理论修养。 一方面提高画家的市场认知度，另一方面又提高画家的艺术功底，也使得画家的作品逐渐走进大众视线。

对于一些已有名气的画家，画廊大多打的是“友情牌”：有的画廊主动出经费请画家出国写生或出国深造，最后只要求画家从自己的作品中挑选几张赠送。而与这类画家的联系中，也形成了一些不错的友情。就如刘志磊介绍的，有的老画家因为和他合作年头很长，在给他画时，会主动低于市场价，为他腾出利润空间。

（少女雕塑遭遇另类解读）

美术雕塑，给人的感觉是文化，是高雅。漳州财贸学校就有很多雕塑。但最近该校一座雕塑却被解读得不高雅，少女读书，手捧鸽子，被一些学生说成了“读书顶个鸟用”，甚至还上了微博，让校方很无语。

不过，有网友戏称，如此解读是不雅，但总不能只允许艺术家这么创作，却不让学生这么发挥想象力吧？

有人突发奇想

这座雕塑坐落在礼堂旁边，造型是一名少女跪坐着，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另外一只手则托起一只鸽子。昨日上午，该校学生小林告诉导报记者，一开始大家觉得这雕塑很平常，也没有往其他方面想，前不久有人突发奇想，说这就像一个女孩在读书，并“顶起”一只鸟，就俏皮地开起玩笑，说雕塑的创意原来是“读书顶个鸟用”，没想到就这么传开了。

不过，几名学生对导报记者说，自己并没有听过这么一说，但是听完介绍，都笑了起来。一名学生连连说：“有创意，以前怎么没想到呢。”

“蛮有想象力的”

这个段子上了微博后，引发众多网友热议。有网友表示，现阶段，“读书贵，就业难”，社会上特别是大学生群体中流传了新 “读书无用论”，漳州财校学生之所以会传起这些话，可能是学生有厌学情绪，或者受这种论调影响。

“看到这么一个雕像，就联想起来，从一个侧面表明这些学生还是蛮有想象力的，这跟前些年有个雕像一只手托地球，被人家说成读书顶个球一样。”一位受访网友则如此说。

但也有网友对雕塑本身提出质疑，认为艺术给人宽广的想象空间，创作者当初也应该想到这一点，“总不能只允许艺术家这么创作，却不让学生这么发挥想象力吧”？

“怎么能说无用呢”

对于这个说法，漳州财校办公室陈主任很无语。陈主任介绍，这座雕塑是2000年左右，学校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建起来的，其寓意是通过学习可以翱翔在自由的蓝天。学生如此解读，是受网络草根文化的影响，制造出一些歪话和疯话。

昨日下午，漳州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告诉导报记者，从这个雕像本身传出这么多疯话，可以见微知著，学校应该多辅导，让学生树立正确的读书观念。

“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教人学会如何生活，如何做人，怎么能说无用呢？”该教师最后说。

孙栋光是导演孙瑜的儿子，他在《武训传》中演7岁的小武训。

孙栋光表示，参与该片的人很多都去世了，据他所知，还有白桦的爱人、扮演“小桃”的王蓓，剧组的老化妆师王铁彬，以及演乡绅的高正还在世。

主持人崔永元去年向两会提交的“给‘争议电影’松绑”的提案，其中也提及了要给《武训传》一个说法。他个人收藏了两个该片的拷贝。

如果说把这些老电影拿出来放，被人说成是烂电影、没人买票，都没关系，但不能因为没人看，就把它打成“毒草”吧？艺术、市场评价和人身安全，这是两回事。

——崔永元

收藏两个《武训传》拷贝

《武训传》我大概10年前就看过，非常震撼，我前后看了得有十几遍。我自己有俩《武训传》的拷贝，一个是我从甘肃一个影迷收藏那儿买回来的，五六年前他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我还问“你这是《武训传》还是《鲁迅传》啊？”生怕听错了，这个拷贝挺好，有划痕但是不厉害；另一个是我从河北买回来的，质量更好。《武训传》在这几年有一些放映活动，比如在赵丹纪念会或者孙瑜研讨会上放一遍，每一次在电影界都是一件天大的事，我每次都会被告知。在我心里，《武训传》从来不是一个有问题的电影。

批评者后来也都被批评

我做《电影传奇》采访过一大批人，比如赵青、谢晋、原《大众电影》副主编唐家仁、演“小桃”的王蓓，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当时昆仑影业公司总经理任宗德，他也是《武训传》的制片人。我采访的时候他都九十多岁了，他给我们详细地讲解了《武训传》的事，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了。

任宗德说当时是希望《武训传》的投资加大，所以拍摄跨越了两个时代，从解放前开拍，到解放后才拍完。影片上映初是一片好评，但后来，看看批判这部影片的名单，全都大名鼎鼎，可这些人后来也都特别惨，他们批判《武训传》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一天也会有人这么批判他们自己的作品——全都倒了霉，从郭沫若开始。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来的时候，人们都认为文艺界的春天又来了，孙瑜写了一篇翻案的文章，说自己是怎么出于好意来拍《武训传》的，结果他得到的是下一轮更加猛烈的批判。赵丹劳改完之后放出来，话都不会说了。黄宗英回忆，他有时候会半夜醒来说话，黄问他怎么了，他说想快点恢复说话，好去演电影，黄宗英就说：“你还演啊？”

这不只是一部影片的事

去年我和陈道明他们去向政协提案，希望给《武训传》这些“争议电影”松绑，因为我觉得这不仅是一部电影的事，那可是关乎背后成百上千人的事啊，他们的后代都背着这个阴影。如果说把这些老电影拿出来放，被人说成是烂电影、没人买票，都没关系，但不能因为没人看，就把它打成“毒草”吧？艺术、市场评价和人身安全，这是两回事。

我认为，如果要为这些影片平反，就应该发一个通知，或者应该在电影频道或者院线公开播映，这才意味着没事了——就是为了还艺术家一个清白嘛。

生于1956年的隋建国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1980年代的文化热至1990年代的商业转向。在他心中，他所经历的一切将伴随他一生，无法摆脱。所以他用作品记录下自己的反思。

一块块坚硬的石头被锈迹斑驳的钢筋网包裹着，散落一地。看起来像冷兵器时代的弹射弹药或者残酷的刑具。这是隋建国的雕塑作品《地》。

他站在旁边，配合摄影师的要求，略显拘谨地摆出各种动作，态度温和而耐心。拍摄快结束的时候，他轻声给了个建议：站在作品的最后面拍一张，突出作品，不要强调人，“这样效果也许会不错？”这是典型的隋建国，谦逊内敛得让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位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尤其在这个充满戾气的跋扈时代。

佩斯北京画廊为他做了这个大型回顾展，刚刚开幕，他每天都抽时间来展厅转转，陪朋友聊天，和颜悦色地同观众交流。这些沉重而庞大的雕塑，不光是对艺术家个人的回溯，它更像中国当代精神史的一次侧写——无论怎样的形式，作品实际上都有一个隐含的主题：禁锢与挣扎。

他坦言，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反思会伴他一生。“我想，我逃不掉了。”他嗓音低沉地说道。

中国人身上都有一件看不见的中山装

一件庞大的中山装兀自站立在那——那是一座铸铝材质的雕塑。它坚硬、嚣张、鼓鼓囊囊，却只是一件衣服，穿着它的人被彻底抽空，只剩这件紧系风纪扣的衣服色厉内荏地立正，2.5米高，几乎占据一个展厅。不时有观众走到它面前合影，有人想伸手触摸巨大的纽扣，画廊工作人员疾步上前想制止。“没关系，问题不大，”隋建国和蔼地对他摆手。

这是个戏谑的瞬间。象征威严的中山装可以被穿着时尚的年轻人随意触碰。这或许是隋建国心底隐秘的欲望，怂恿任何人帮助自己解构曾经存在的威权。

这件《衣钵》是隋建国的成名作，创作于1997年，是艺术家“反思现实”的结果。那一年，香港回归，反思中国百年近代史的热潮再次兴起。与1980年代群体性反思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不同，这一次更加个人化。作为艺术家，隋建国开始思考自己与社会制度、精神领袖的关系，也在琢磨用怎样的方式呈现这一切。“中山装”成为了最后的选项。

在他心中，中国人身上都有一件看不见的、笼罩在精神上的“中山装”。于是，他以“零度叙事”的态度，冷冰冰地用雕塑做出了那件衣服，并让这件作品成为承载百年中国革命文化精神的“衣钵”。它渗透了艺术家早期所受的教育和毛泽东思想影响下的精神困惑。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这种困惑无论承认与否，它都已融入血脉，无法摆脱。

隋建国也终于找到了一种让自己舒服的风格。混杂了杜尚的“现成品”意识和劳森伯格的波普特征，同时，也如此“写实”。对于中国艺术界来说，“写实”二字是被污染过的名字，一度意味着某种必须陈述的谎言。以致于在1980年代，很多反叛的艺术家纷纷逃避写实。而隋建国也在逃避之后，开始回归，为写实正名，并且发现“自己的写实功底还不错。”从那之后，“中山装”成为隋建国的符号。直到现在的回顾展，它仍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在艺术家自己看来，选择现在做这样一个回顾展“是时候了”，“想把它当一段历史给大家看看”。隋建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在中国，雕塑没有历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学习欧洲学院派，改造中国传统文化；1949年后，独尊苏联美学；1980年代之后又开始转向西方当代艺术系统。但真正消化了舶来理论，并敢于以雕塑作品介入现实、表达自我的艺术家寥寥无几。更多雕塑圈里的人，把这项艺术当做了工程和“活儿”。隋建国没忙着找各地政府接中心公园的项目，而是自己做一些“古怪”的东西，反倒拧巴着成就了风格。

“我也不满于很多现状，我想摆脱它，但又不想像别人一样出国，那么只有慢慢地走，我的作品就是把这个挣扎记录下来。”隋建国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自己创作的初衷。

“北京太风云激荡了”

因为介入现实的决心，所以隋建国的作品看起来总有些“危险”，听听那些名字就知道，比如《睡觉的毛主席》。他被批评家栗宪庭称为“在观念上走得最早也最远的中国雕塑家”。但实际上，他并非像作品呈现出的那样锋芒毕露。他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并且连任12年，还兼着一系列其他“官方”头衔。“体制内”和“当代艺术家”的身份对话，就像他作品中的主题：禁锢与挣扎。

朋友们和他聊天时，也经常会自觉避谈这个尴尬的身份问题。但在他自己看来，这或许没那么纠结。“这些头衔没有增加什么，因此也不会减掉我什么。”隋建国顿了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说有的话，应该是我比不在体制内的人多一份经验，多一份能去理解和思考的心”。

这种经验让隋建国的作品里到处有批判的棱角，但毫无戾气。他自己承认，做那些“危险”的作品，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敢于去做”，为了对抗内心的懦弱。这是没办法的事，成名之前，他本来就是个小人物，在青岛国棉一厂当工人。时值文革，日子扭曲、单调、枯燥。

直到有一天他摔断了胳膊，在去换药或者报销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公园，常常看到工厂的退休老人们围在一起讲述过去的经历。隋建国被触动了，“我的人生也要这样吗？”他开始学国画。外界一片大批判的革命氛围，隋建国躲在屋里临摹元代的《富山春居图》。还有比这个画面更绝望也更富有希望的事吗？这成了18岁的隋建国逃避俗世生活的路径。但他的精神毕竟无法真的远离时代的禁锢。1976年，隋建国的第一幅原创作品名叫《愚公移山山河变》。画面没有愧对这个饱含共产主义决心的名字，他画了崂山的一座水库，还为它添上了招展的红旗。

但很快，一切都变了。他又被告知，他画面中歌颂的那一切都是假象。他开始求学，考入山东艺术学院学雕塑，进而去央美读研究生。1980年代的北京对隋建国来说，“太风云激荡了。”1980年代中期，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隋建国开始像大多数人一样，开始读萨特，考虑存在主义。在文化热的浮躁与深刻之间，他感到焦虑，开始做一些表现主义的作品，比如《平衡器系列》，坚决与学院派雕塑分庭抗礼。一切都在摸索、实验和焦躁中度过。直到1989年秋天，隋建国离开让他伤心的北京，躲在蓟县的山里，感到幻灭。也在这时，他重新发现了石头，这种最笨拙的、沉默的、坚固的物质。他把石头引入作品，每天敲打，越打不动越要使劲，这是自发的劳改，用自残抵御精神创伤。后来，这些石头成就了隋建国的又一批代表作，其中就包括《地》。

“有些事情经历过了，

你不承认，它还是存在的”

现在，隋建国早就过了年轻时遭遇“精神危机”的时刻。从世俗意义上讲，他功成名就，作品价格高企不下，评论界又赞誉有加。做着充满隐喻的作品，却也能在体制内获得安稳。但他仍然有困惑。这是知识分子摆脱不掉的“病症”。

对他来说，目前最大的困惑或许是时间。这次回顾展的展厅里，有一件作品名叫《时间的形状》。从2006年开始，隋建国每天都用同一根铁棍在油漆桶里粘一下，日日如此，从无间断。棍子粘了油漆的一端，从最初的2毫米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直径20多厘米的球状。展出时的作品是隋建国重复这个动作第1893天的样子，“你看不到第1892天，但它就在里边，以前的每一天都无比真实的存在着。”隋建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些东西并不是眼见为实。”在展览现场，面对观众的怀疑，他一遍遍地说“不管你承认与否，它的确就在里面”。

隋建国说，他已向别人许诺，这个作品要一直做下去，直到他死去为止。

对于时间的焦虑或许与他人过中年有关，或许与中国一直以来急速向前狂奔的脚步有关。时间对于中国来说，似乎不是流动的过程，它像被压缩过的物体，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奔向目的，永远在追赶，以求挽回曾经失去的年华。与《时间的形状》差不多同时，隋建国完成了一个录像装置《大提速》。他用数台摄像机记录了工作室周围一条铁路上提速实验的过程。那是狂奔的现场，唤起了他有关“时代列车”和“进步”的记忆，他借此反省“现代化”的神话。那时，他不会想到，几年后两列提速后的高速列车会彼此相撞。这是想超越时间的、狂奔的代价。

现在，隋建国仍然乐于关照现实。在他看来，如果按百分计算，他对社会的不满大概有七八十分，但剩下的二三十分却已经能让他无法放下。所以他不能像有些人那样选择潇洒地离开，只能做一个“苦大仇深的艺术家。”他说。他也羡慕那些只关心内心不考虑外界的同行，但自己做不到。他知道自己的作品注定会与这个国家的当下搅拌在一起。他想用作品记录下他所经历过的、这个国家的真实过往。

展览现场有一个表皮锈迹斑斑的铁箱，名叫《封存的记忆》。隋建国说里面封存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一位观众围着它走了几圈，一脸质疑的表情。“你不相信里面有石头吗？”隋建国饶有兴致地笑了。这件作品最初创作于1994年，但是当时放在院子里被人当垃圾收走了。2006年他在一间废铁收购站看到这个几乎一幕一样的铁箱，于是就买了回去。“就像我们这个国家一样，有些事情经历过了，你不承认，不说，它还是存在的，”他指指铁箱子对记者说，“就像这块石头一样，它确实就在里面。”★

李宝春在《奇冤报》中扮演刘世昌

台湾名家李宝春携两部新京剧来汉，称京剧创新并不是简单的炒作——

今明两日，由台湾京剧名家李宝春率领的台北新剧团将登上琴台大剧院的舞台，演出“新老戏”《奇冤报》和新编京剧《弄臣》。因为一个“新”字，这两场演出引起了江城观众的热情关注，特邀加盟演出的京剧名家朱世慧透露，“票都出得差不多了”。昨日，在排练间隙，李宝春和朱世慧接受媒体采访直言，“老戏不会伤筋动骨，但是需要重新包装。”

创新要让老观众不失望，新观众坐得住

李宝春认为，京剧创新的“新”是对传统艺术的一种重新包装，“老戏的规范唱腔、剧情起伏，这些精华的东西都要充分保持；但是提倡使用电声光、这样会增加丰富多彩的视觉效果。”他拿《奇冤报》举例，这是“新老戏”的代表作品，“所有的精彩唱段都保存下来，但是在技巧上有变化：戏中，原本“冤魂”刘世昌要脸蒙黑纱没有太多动作，李宝春却别出心裁，把黑纱摘了，加入了水袖，融入了现代舞蹈元素。”

这样的创新也是为了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虽然是很传统的戏，但是视觉出新，年轻人就不会觉得很沉闷，重要的是老观众不失望，新观众坐得住。”

创新要拿捏分寸，不能只为炒作

李宝春直言，传统的京剧创新有必要，但是创新如何拿捏是一个问题，“只是为了票房的炒作，对于京剧的传承起不到任何作用”。

拿陈薪伊导演的新京剧《霸王别姬》举例，这出戏日前首演引起轩然大波，红脸的霸王，彩凤般的虞姬，露背旗袍的琵琶演员，就连活生生的乌骓马也被拉上了舞台。“乌骓马上去了，他也炒作成功了，吸引到眼球，或许这下演出火了，但是这样的京剧不会传下去。”

李宝春说，“我们希望传统的京剧是能品味的，是能流传的。当然，各种风格都可以试验，如果有笔钱，把大象弄上去都可以，但是宣传时最好就标出来：我这不叫京剧，否则对前辈们留下的东西不那么合适。”

陈偑斯

在一个泛娱乐化时代，我们却满怀“喜剧的忧伤”：舞台剧，影视剧，乃至小品相声，诸多形态的喜剧似乎并没有得到与时代相称的发展，能长久留在人们心里的代表性作品少之又少；同时，人们对喜剧佳作又充满期待，内心满足的会心一笑，抑制不住的开怀大笑，充满智慧的“高级的笑”，似乎都已成为往昔的美好记忆。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喜剧观念、舞台技巧还是艺术教育？如何理解“喜剧精神”？消遣、释放还是寻求解脱？今天，对这些基础性问题的重新思考，也许孕育着喜剧发展的生机和未来。

陈佩斯，早年以出演春晚小品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曾一度淡出大众视野的他，在岁月的沉淀中，追溯传统喜剧的古老渊源，寻索喜剧与人心的深度契合。眼前，这位重新站在舞台前端的喜剧人，思考的深度和灵光与他艺术印象的滑稽幽默构成了如此之大的张力，也正因为这种张力，让人对中国喜剧“高级的笑”重新鼓起信心。

喜剧精神

不妥协、有智慧地走出困境

编辑：我发现几乎所有形态的喜剧你都曾涉足，像二子系列电影、春晚小品、电视短片、电视剧、话剧，包括去年参演歌剧《蝙蝠》，客串梨园戏《董生与李氏》等等。喜剧对你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

陈佩斯：喜剧是最接近人的，它直接表现生命的欲求。所有的喜剧都从人类的欲望开始，一个生命有活气，才有欲望，欲望实际上就是一个“生”的概念。悲剧则是通过生命被桎梏、被压抑、被折磨、被屈辱等被动和死亡来表现对死亡的悲悯和哀怜，来达到一种宗教的解脱感，求得一种被人尊重的地位，这是悲剧的方法。悲剧一定要摧毁，才能体现出悲情。喜剧不是直接描述悲情和渲染悲情，而是在悲情之上建立一个新的东西。

编辑：喜剧的方式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生态度吗？

陈佩斯：喜剧，古称“滑稽”，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按我的理解，“稽”由“禾”、“尤”、“人”、“日”构成，“尤”是“犬”，“日”是变体，意为沼泽。前有狼，旁有禾，后有沼泽，人在其中茫茫然，往哪走？无处可去，就是困境。滑由“水”和“骨”构成，像洗排骨一样，骨头是滑的，但又是硬的。有态度、不妥协，同时又能度过这个困难，这就是滑稽的会意。

杨丽萍在表演舞蹈《月光》

人物剪影：杨丽萍难以复制的成功

享誉世界的舞蹈演员杨丽萍并不是学院派出身，她从未接受过正规的舞蹈训练。13岁那年，她被招进西双版纳歌舞团，很快又被选入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沿用前苏联舞蹈训练体系，要求演员每天必须要扶着把杆儿练芭蕾的基本动作。对此，杨丽萍非常抵触，练了几天就拒绝再练，甚至因此领不到练功服。

“这种训练方式把自己的身体练得非常僵硬。”直到今天，杨丽萍仍然认为中国舞蹈没有大的起色，是因为在教学中沿用了前苏联的体系。当然，这种选择也许只适用于她，因为她很早就形成了一套对舞蹈的认识。她的成名作《雀之灵》就是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期间创作的。

《雀之灵》实际上采用了北欧著名乐队“神秘园”的音乐，这在当时的中国舞领域非常新颖。在舞蹈动作上，《雀之灵》使用了杨丽萍自己独创的语汇。这种语汇高度模拟自然界的动物，充满自由、灵性和质朴。“你从中看不到任何其他舞蹈的影子。”杨丽萍说，这是她独有的艺术。也只有她，一直坚持自编自舞。

除了独创性以外，杨丽萍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电视媒体的推动。应该说，杨丽萍创造的舞蹈语汇，本身就非常适合用电视来呈现。很多人都知道，每次参加电视晚会演出，杨丽萍对镜头角度的要求非常高。这是因为，电视镜头，实际上已经成为她运用的一种创作手段。而且，杨丽萍作品亲近自然的表现内容，也非常容易与当下的大众产生共鸣。

很多人会问，如今的传播手段更丰富了，为什么没有第二个杨丽萍出现？这也许和杨丽萍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许锐认为，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各种新思潮涌动，舞蹈界的眼界也拓宽了，诞生了一批著名作品。这些作品中包含着打动人心的力量，直到今天还难以超越。

舞蹈明星的诞生需要大环境，也需要个人的艰苦努力。杨丽萍因为太专注于舞蹈，全身几乎没有脂肪，永远无法成为一个母亲。当初为了搞原生态舞蹈，她卖掉房子，拿出所有积蓄，投入到《藏谜》的制作中。尽管遇到过很多困难，而且年过五旬，她仍然对舞蹈充满激情和活力。这样的执着，又有几个人能比？

舞蹈演员“早转业不如晚转业”？

在刚刚结束的2012年艺考中，北京舞蹈学院的本科招生依然火爆如常。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等热门专业报名录取比例高达10：1，与往年持平。对那些胜出者来说，舞蹈最高学府的大门敞开了，但前辈们对他们的担心和期望也随之开始。在这批新人中，能否有人再续杨丽萍的辉煌？距离杨丽萍一舞成名已有26年，当今社会的信息传播手段更丰富、更强大，但风靡全国的中国舞星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舞蹈明星的诞生，到底难在哪里？

艺术生命太短，中专毕业就是分水岭

“舞蹈演员的艺术生命太短了，晚改行不如早改行，这我非常理解。”说这话的，是我国当代著名舞者黄豆豆，他是我国民族舞领域的顶尖人才，现在担任上海歌舞团的艺术总监。入行多年，他深知这一行的难处。

“舞蹈演员要想练出来很难。从小练舞，6到10年才能出一个舞者，但毕业后当舞蹈演员的时间也就10年。”黄豆豆回忆，他1997年从上海舞蹈学校（中专）毕业，15年过去了，当时男女同学45人，现在只有2人还从事舞蹈。其余的，要么当妈妈不能跳了，要么受伤跳不动了，要么转行做其他的了。他如果不是很早就取得了一定成绩，又有机会获得奖学金赴纽约学习，再加上多年来摸索出一套训练方法，可以让身体保持较好的状态，也不敢断定今天仍然会留在舞台上。

3月17日，观众在武汉文华书城看纪录片《归途列车》。导演范立欣（左一）席地而坐

近年来，内地电影产业虽迅猛发展，但非商业电影在国内的发行及推广方式尚未有相对良好的尝试范例。随着影片《桃姐》的走红；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的悄然成立；贾樟柯自建一个百座单厅的艺术影院……这些事件引发了“艺术电影是否迎来春天”热烈讨论。播放非商业电影的阵地，北京有百老汇电影中心、上海有“长三角地区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广州有“先锋光芒”，这些艺术院线各自有什么生存法则？

长三角“一城一映”推广艺术电影

2012年初，由上海联和院线发起成立“长三角地区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现改为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宁波、合肥、南京等城市加入。他们的口号是“一城一映”“周周映”。

据“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主要负责人、上海联和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宣传策划部经理顾敏介绍，上海联和电影院线是和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院线一样性质的国营公司，“除了放商业片，我会找一些获得公映许可证的小众的电影，一周上映一次。8个城市每周就有44场，可以说是为了给没有机会在院线大规模放映的小制作，找一些出路。”

广州“先锋光芒”为艺术电影争取空间

此外，各地的艺术影院、影厅也自主策划其他影片的上映，例如广州的“先锋光芒”影厅就以每月推出至少一部艺术电影的频率，从2012年1月起至今，已经将《行歌坐月》、《归途列车》、《碧罗雪山》、《这里，那里》推上银幕，在未来的两个月中，还将继续放映《郎在对门唱山歌》、《危机公关》等片。

“先锋光芒”是2005年由南方都市报在广州发起主办的华语艺术电影展映活动，坚持推广中国内地优秀艺术电影，支持有艺术追求的低成本制作，创造电影作者与观众交流的机会。现在业务分两大块，一是与商业影线合作，在岗顶天娱广场天河电影城播放有“龙标”的艺术电影，二是在艺术空间播放独立电影。

范立欣如此评价“先锋光芒”：培育了广州大批中层的观众。“如果每个城市有先锋光芒这样的组织，我只需要交片子就好。”

目前，北京已集结中国电影资料馆、百老汇电影中心、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艺术影院三家艺术影院。

案例

《归途列车》的放映空间

由“长三角地区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组织的“一城一映”目前已播放了范立欣导演的纪录片《归途列车》与青年导演卢晟的口碑佳作《这里，那里》。《归途列车》讲述了一对在外打工的农村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家人的故事。

导演范立欣自1998年起先后在武汉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任新闻记者。《归途列车》是他执导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导演跟随农民工张昌华一家往返于四川农村与广州工厂之间，亲历三年春运。

范立欣告诉南都记者，去年3月拿到“龙标”（广电总局颁发的《公映许可证》），想找发行公司发行，对方开价200万，“一听就凉了，在北美发行那么好，中国就跟此无缘？”迫于无奈，他拿到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放映六个月。“开始放映时，有人说买票就像买火车票那么难。这就给了我们信心，思考如何铺开放映的问题。春节开始策划在艺术影院播放纪录片的活动。电影院放纪录片风险很大，会亏钱。”范立欣说，由上海联和院线出面，发起“一城一映”活动。

通过“一城一映”，《归途列车》在14个城市上映40场次，直接进场观众达2000人，目前依旧在持续放映中。

观点

1.“艺术片片源稀少，没有了在影院专门放映的必要”

“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负责人顾敏告诉南都记者，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业内人士就尝试建立艺术影院和艺术电影院线。80年代末，中影公司为“第五代”导演拍摄的艺术电影寻找观众，在全国九大城市选定了1 1个影院。陈凯歌的《黄土地》、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吴子牛的《晚钟》等一批在大市场中几乎“零拷贝”的影片找到了放映渠道。

顾敏回顾了当年上海胜利影院逐渐式微的原因：随着艺术片片源的日渐稀少，没有了在艺术影院专门放映的必要。顾敏表示，之后由于V C D的出现，艺术影院反而更缺乏生存空间。谈到目前艺术影院的经营，顾敏最为担心的就是片源问题。

2.贾樟柯：进口电影没放开，影院品牌难以建立

片源也是贾樟柯所思考的问题。贾樟柯告诉南都记者，由他的公司投资兴建“为文艺青年服务”的影院刚刚完成在北京的选址工作，预计要到明年初秋能建好。

“关键问题在于，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必须长期稳定地放映一系列高质量电影”，他说：“但目前进口电影还是没有放开，我们无法自由地进口影片。而这样一来，影院本身的定位和品牌就很难建立。你不能放两三个月的好片子，结果没法接着放了又回头去放商业烂片，这样没法形成稳定的观众人流”。

目前，国内观众想要在影院里观看未经正式进口的影片，只能依靠官方的文化活动。“比如说法国文化年，电影部门、文化部门都批准了一系列的电影放映，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运营方式”，贾樟柯认为，“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我想搞费里尼的回顾展，就直接和对方的发行公司联络买来放。而这样不行的话，影院的压力就很大”。

3.成立了全国放映联盟，但困难重重

“全国民间放映联盟”由媒体人、影院策划经理牵头，囊括长三角艺术影院联盟、广州、深圳、昆明、杭州、成都、武汉等十多个城市近20家影院。

据了解，目前“全国民间放映联盟”依然面临不少实际问题：首先，活动是自发组织，依靠的是各方的热情，缺乏严密的运作体系，在排片、宣传上存在不确定性；其次，大环境下艺术电影市场观众还需要培育，短时期内观众的绝对数量还相对匮乏；再次，缺乏资金，即便各方均无现实利益考虑。

4.“全世界的艺术电影院都是由国家在做”

对于“迎来春天”一说法，“先锋光芒”负责人曾彦斌并不赞成。“现在大家都谈文艺片回暖，我觉得这说法不准确。虽然《桃姐》最近火了，但一个片子不代表整个行业———因为目前内地还没有实际扶持艺术电影的政策，也没有真正形成艺术电影的市场。”

同时，范立欣并不盲目地乐观，“艺术电影院在全世界都是由国家在做，唯独中国例外。”

范立欣坦陈，《归途列车》目前几乎是亏钱。“一个影院100个位，能坐50个人算很好，收入1000块。然后要按照商业电影来分成，片方能拿到35%.团队五六个人，盈利很少。”他说希望找到基金来赞助。

“我做这些事情，并不想当时代英雄。我希望观众能到大影院里，在大屏幕里，看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范立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