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博士生曾跟我讲过，在他老家江西农村，农民的住房变化主要是跟人口的生息繁衍有关。年少的孩子跟父母住在一起，长大以后结婚成家，就会在附近另外盖房子分开住。老人家住老房子，他们终老之后，房子就逐渐变成堆放杂物的仓库，或者空置。或迟或早地，房子就颓败荒废了。

都市空间的消极影响

我对这个故事感兴趣，主要是两点。第一是空间和时间的关系。空间的利用与规划，房子的新生与衰老，主要以一代人的生命周期为时间尺度，并反映代际关系的变化。这可以叫做空间的时间化。另外是，空间与时间之所以有这样相互关联的方式，主要跟决策单位有关；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家庭。在住房建设与使用等方面，家庭有决策权，并且有相对充裕的外部资源可利用。

这种类型的时间空间关系，以及家庭对于空间规划的决策权，在现代都市生活中都已成为历史了。都市中的空间变化与个人的生命周期是脱钩的，当然也与家庭决策权是脱钩的。基本上，决定都市规模、布局与空间利用的是经济发展的力量、资本的力量以及专业知识的力量。所有这些力量，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话来说，都有“脱域”或者“离根”（disembedding）的性质，远远凌驾于个人与家庭之上。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当代都市发展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更不是廉价地怀念所谓田园风光。毫无疑问，都市发展与经济繁荣，给生活于其中的个人带来很多好处。大量的建筑物，包括私人住宅建设中，密集运用了许多知识、技术与审美创意，给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性与舒适性，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都市空间的各种变化日益脱离个人、家庭与社区的生活节奏与掌控能力，这也带来很多消极后果。它使个人渺小化，无法选择特定的空间形式，无法将自己的生活意义附着于某种空间格局中，导致个人日益感觉到丧失生活意义。法国学者列斐伏尔提出过“城市权”概念，意思就是谁有权力拥有城市空间呢？也许要这样理解，失去了空间的权利，城市的公民权就是不完整的。都市化条件下的个人，其生活意义也许可以附着于某些特定的形式，例如奢侈品的消费，但是却永远丧失了附着于空间的权利。空间的规划、布局、更改，乃至周边环境的好与坏，越来越不是个人能够理解，更谈不上控制了。

空间规划需考虑社会维度

过去30年间，中国经历了急剧的都市化进程。支配这个进程的是一种基于发展概念基础上的时间空间观念。这种观念将某些空间形式看做是先进的、文明的，将另外一些空间形式看做是落后的、不文明的。因此，在一代人的时间中，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空间被按照诸如“罗马家园”、“东方威尼斯”之类的想象而重新改造和重新布局了。在这样一个空间高尚化、先进化的进程中，大量的“落后的不文明的空间”，例如老城区、老建筑，便被连根拔除。

然而，由此发展出来的城市，很像英国学者鲍曼（Bauman）分析过的情形。城市中的商场、街道、广场以及航空港、火车站等等，都是抽象空间。这样的空间中充满大量的陌生人，人人都是匆匆过客，只需遵循抽象的规则与指示，连东南西北的方位辨认都不需要了。人的关联变得简单而碎片化，大量的人群汇聚在一起，不但更加密集，而且更加疏离。原来的邻里、社区连同其文化内涵，都远远地排挤出去了。

因此，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城市空间的变化，也包括农村空间的变化，不仅仅是中立的、科学的进步。它对于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生活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绝非只有好的一面。换句话说，空间的规划与建筑设计，应当加入社会维度的考虑。

另外一个同样基本的要求是，考虑到中国城市化进程将长期处于人口密集的压力之下，住宅的设计确实应当以鼓励中小套型为方向，要通过创意设计提高空间利用效率，留出变化的可能性（例如两套合并），从而引导住宅消费的习惯。

在现代大都市以及工业化的建筑流程中，要谈论个人、家庭与社区的空间规划权利，多少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但是，从具体的、生活中的个人需求出发，从公民社会与文化保育的角度出发，对建筑与空间的关系发出质疑，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仍然按照吉登斯的反思性（reflexivity）概念，专业人员要与非专业人员对话，从中调动和发展出更为密集的知识，才有可能克服此前发展阶段的弊端。

作者系广州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2011中华建筑奖评审系列文章之一。2011中华建筑奖系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工商时报及台湾中华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多个机构设立，邀请三十多位国际评审及两岸学者组成评审团，包括世界建筑展主席Paul Finch、威尼斯建筑学院教授Bernardo Secchi和Paola Vigano、荷兰戴夫特大学建筑系主任Tom Avermaete、英国著名建筑师Michael Squire等，希冀借此促进泛华人圈的建筑发展。

漫画 陈斯红作

“让全国农民乐起来，帮一方水土富起来”，以“全景式综艺手法每期展现一个地方的综合面貌”、“让全国了解一个地方，让一个地方走向全国”。这是今年7月央视七套《乡村大世界》栏目进行改版调研时在央视所属网页上公布的发展宗旨。然而，走进地方容易，怎么让观众实实在在乐起来，既把地方特色真正推出去，又能保持节目自身的良性发展之路，并不是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大型电视歌会节目鼎盛时期，曾经有人以“三足鼎立、三分天下”评价央视的《同一首歌》、《欢乐中国行》和《中华情》。如今，这种盛况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曾开创中国大型电视歌会先河、拥有最老资历的《同一首歌》在2009年后已难觅踪迹，不只是《同一首歌》，面对新的发展瓶颈，其他大型歌会节目也纷纷进入转型或调整期。

地方政府“甜蜜的负担”

天价费用，是把这类节目推向风口浪尖的一个问题。让节目走进地方，地方政府欢迎不欢迎？作为一场流动的晚会，央视的播出平台加上大腕们的明星效应，对于宣传地方发展成就、促进地方经济文化产业发展、拉动特色旅游业都有显而易见的好处。

对于这类大型电视歌会节目走进地方，有位电视研究专家认为，这是一件节目组和地方政府“双赢”的好事：“节目组要做节目，当地政府要‘树形象’，节目组为当地带去众多大腕演员，丰富了百姓生活，政府做了一件百姓看得见的实事，可谓各取所需。”

然而，《三联生活周刊》的一期报道曾经这样估算，《同一首歌》鼎盛时期，一年策划演出四五十场，如果以每场演出500万元计，40场就是两个亿。如果以每场演出100万元利润计，40场就是4000万元。这笔钱谁来出？钱都花在哪里了？要走进地方，演出场地、灯光、音响、工作人员的劳务费、演员的差旅费或者出场费，中间还可能再有商业性质的公司经手，不管数目多少，总得有人掏钱付账，使得原本公益化的电视节目演出越来越商业化。既然商业化，明星出场得收费，地方请一场演出的费用也就水涨船高。诟病之声愈演愈烈。

早在2006年3月，《同一首歌》总导演孟欣就曾公布6项改革措施，包括《同一首歌》将取消一切商业性演出，歌星出场一律无酬劳，实现品牌化、公益化、产业化等。然而这些改革收效甚微。地方是真需要，而节目也是真费钱，怎样实现公益化和效益化的双赢？此类节目的转型便迫在眉睫。

整个文化产业发展的缩影

地方演出加央视平台，商业行为加电视节目制作，《同一首歌》发掘出的利益空间，不可避免陷入利益争夺的江湖，“《同一首歌》从一开始就是个怪胎。”孟欣曾说，“它属于央视，但又完全按市场化商演的模式经营。”比起纯粹的电视节目，《同一首歌》作为中央电视台第一批市场化的节目又需要承担赢利任务。而比起纯粹的商演，《同一首歌》的成本更低，平台更好——它会在央视上播放，这就造成了“很多文化公司对我们意见很大，说我们利用了媒体平台的垄断占有了他们的市场”。

而专家认为，“资源垄断”是极为危险的。“垄断产生腐败，有绝对的垄断就有绝对的腐败。在这里就是艺术腐败的问题出现。”

2007年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第5次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结果，《同一首歌》列最受观众喜爱的电视节目第三名，紧随《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之后。有评论认为：作为中国娱乐传媒曾经的领航者，其价值本来可以更加彰显，因为囿于种种桎梏，其广阔的市场潜力并未得到有效释放，并未充分实现社会价值、商业价值的最大化。这个著名节目发展中所遭遇的各种体制之痛，正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而紧跟《同一首歌》其后的《欢乐中国行》、《中华情》等电视节目，模式何其相似。想走得更远更好，当务之急是在转型中探索出一条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遵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在保持电视节目原有公益性的基础上探索附加价值的开发，最大程度实现电视节目的品牌价值，形成文化产业的产业链效应等，都是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在调整和探索中前行

曾引领荧屏风潮的大型歌会如今已经纷纷淡出荧屏或转型。2010年11月，《中华情·亲情中华·欢聚多伦多》大型演唱会在轰轰烈烈筹备了两个多月后，主办者突然宣布，由于售票不顺利，原定四万张票，只推出几千张；另外因赞助款没有到位等原因，决定取消中华情演唱会。也在11月份，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公司负责运营的《欢乐中国行》室外录制形式节目结束播出，栏目将不再采用室外录制形态。12月，《欢乐中国行·魅力宜宾之旅》在北京进行录制，谭维维、马天宇、庞龙等众多明星联袂献演，而富有宜宾特色的“颠轿”节目、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号”、“李庄白肉第一刀”也纷纷走上舞台，宜宾的蜀南竹海等景点也在现场所播放的短片及与观众的互动中得到全面展现。还是走进地方，不过这次在京室内录制却不必再劳烦地方兴师动众了。节目播出之前，有现场观众在网上发帖描述了室内录制现场的情景。对这种变动，有网友跟帖表示非常期待节目早点在电视上播出，“其实我比较赞同这样改版，真的能省不少钱啊”。宜宾当地代表团负责人也表示满意，认为央视的平台和富有地方特色的节目，展示了宜宾的发展成果，让更多的群众了解了宜宾。

无独有偶，作为央视推出的首个面向全球华人的国际性大型歌会——《中华情》，在改版后致力于打造一档以经典怀旧为主基调、结合全球音乐文化时代发展特征的室内演唱会，也不再到地方举办。

绿色力量于深涌发现非常罕见的穆蛱蝶，这种蝴蝶飞行快速，雄蝶有登峰习性

绿色力量指榕树澳野战场破坏了蝴蝶的栖息地，令蝴蝶品种数量下降

　　据香港明报报道，西贡榕树澳是香港12个须优先保育的地点之一，绿色力量于该处录得53种蝴蝶，当中3种属罕见品种，但同时亦发现部分蝴蝶栖息地遭开辟成野战场地，面积约1公顷，等于1个标准足球场，担心小型发展会逐步蚕食具生态价值地点，促请特区政府尽快为这些地点制订保育措施。

　　香港绿色力量环境事务经理单家骅表示，该组织最近完成的调查发现，榕树澳录得53种蝴蝶，包括3种罕见蝴蝶如绿弄蝶、侏儒锷弄蝶、大斑尾蚬蝶，当中侏儒锷弄蝶是香港最小的蝴蝶，香港只有零星分布。他说，榕树澳近年辟设的野战场地，原本是蝴蝶栖息地，例如生长了蝴蝶喜爱的食粮白花鬼针草，由于该处没有蝴蝶数量的基线数据可参考，无法比较近年数量的变化，但他认为，榕树澳近年备受小规模发展威胁，相信蝴蝶品种已不如前。

　　据该组织了解，榕树澳未有土地规划，野战场地建于私人农地，上面竖立的帐篷未必违规，但已破坏蝴蝶栖息地，特区政府日后规划这片高生态价值地点时，只能根据已破坏的土地状态评级，未必可真正保育该地点。

　　与榕树澳相距约2公里的深涌，则录得46种蝴蝶，包括非常罕有的穆蛱蝶。单家骅表示，深涌于1999年遭揭发大面积的淡水湿地被填平，生态已遭破坏，政府于去年颁布分区大纲图，但该处仍受发展威胁。据了解，深涌“大地主”新地今年3月曾咨询环保团体，建议复修部分草地，还原成为湿地，但环团担心是发展的“前奏”，对建议有保留。

　　绿色力量与蚬壳合办寻找蝴蝶活动，训练市民成为蝴蝶普查员，发掘蝴蝶热点，目前已有百多名普查员。该组织昨发布另一项调查，发现香港最大斑蝶越冬的土地屯门小冷水，越冬斑蝶数目较05年高峰期的4万只，急跌99.8%，去年只有65只。另外两个斑蝶越冬热点，包括城门郊野公园和深水湾，去年分别录得143只及170只斑蝶越冬。该组织称，上述几个地点的生境近年没太大变化，可排除越冬地点遭破坏。台湾近年越冬蝴蝶数量亦大减，单家骅引述台湾专家估计与全球变暖有关，内地北方变暖，令斑蝶南下越冬的意欲降低。

近几年，青春版《牡丹亭》、全本《长生殿》以及《1699·桃花扇》的相继上演，令昆曲成为很多人心灵小憩的一处“后花园”。但真正能够接触昆曲、了解昆曲、喜欢昆曲的人尚属少数。此种境遇下，昆曲如何进行市场化探索？昆曲的商演前景又将如何？

成功个案难复制

2007年5月18日，位于北京东四十条22号的皇家粮仓成为厅堂版《牡丹亭》的驻场演出场所，这是一个文化公司进行的昆曲市场化探索。当时被业内人士批评为剑走偏锋，甚至其导演、昆曲界元老汪世瑜也认为这只是个概念。厅堂版《牡丹亭》在4年中不间断演出了450多场，至今仍处于良好的市场运营中，之后在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出现的园林版《牡丹亭》无疑是对这种演出形式无声的肯定。

“厅堂版《牡丹亭》获得成功的原因是昆曲具备这样的生命力，当然也包括这个演出项目本身的品牌价值。”普罗艺术公司制作人、厅堂版《牡丹亭》出品人王翔说。他首先为昆曲寻找到了一个独特的空间，“以前观众只看过剧场版的昆曲，皇家粮仓突破了以往镜框式舞台的呈现方式”。其实，昆曲最初演出的形式是“堂会”，即大户人家自己有戏台，同时又蓄养家班，可一边看戏一边聚会，还能上去“票”两句，互动性非常强。王翔表示，厅堂版《牡丹亭》的意图在于恢复古典而质朴的演出形态，为欣赏者营造一种独特的氛围。

昆曲的发展之路有很多种，厅堂版《牡丹亭》是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市场定位在城市商务阶层，根据目标人群和产品定位，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行销体系。“4年来，我们持之以恒地对演出内容进行不断优化，票房依靠口碑，由此才能形成可持续性的生命力。”王翔说。

厅堂版《牡丹亭》用高端的商业定位创新其商业模式，获得了一定的市场成功，但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看来，厅堂版《牡丹亭》只是个别成功的案例，不具备复制价值。王翔也表示，虽然在各地相继出现了各种版本的《牡丹亭》，但项目是否成功，一方面取决于演出本身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运营团队的管理水平和专业化运作能力尤为重要。

各出奇招探市场

昆曲到底能不能走市场？苏州昆剧传习所兰芽昆剧团团长冷桂军的回答是肯定的。作为全国第一家民营昆曲院团，兰芽昆剧团从2003年开始走市场到现在已经整整8年。为了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兰芽昆剧团在坚持艺术追求的前提下，走上一条主动寻找观众、培养观众的发展之路。针对不同观众，剧团先后推出了“博物馆昆剧”“氍毹昆剧”“校园昆剧”“园林昆剧”“吴歈粹雅”“大众昆宴”等演出形式。“传播昆曲不能强加于人，需要进行多种形式的创新使昆曲更容易让人接受。”冷桂军说。

到目前为止兰芽昆剧团的“园林昆剧”已演出500余场，他们将目光瞄准旅游市场，苏州园林、古镇等旅游景点成为昆剧团展示昆剧文化的舞台。在拙政园、周庄等景点表演时，针对游客的心理和不同的旅游场所，选择不同的剧目，如《写状》、《连升店》、《测字》等表演夸张、曲词通俗易懂的经典折子戏。冷桂军介绍说：“这些戏既满足了游客观光的愿望，又满足了他们一睹世界遗产风采的心理。”

除此之外，国内的各大国有昆曲院团也在进行着市场化的探索。江苏省昆剧院精品迭出，从《1699·桃花扇》、《浮生六梦》，到《临川四梦汤显祖》和实景版《牡丹亭》，再到这一次《我的浣纱记》，数年的时间里既赚足了眼球，也赢得了市场。上海昆剧团，通过推出演出季、个人专场，与兄弟院团合作以及固定的小剧场演出等多元化的方式探索市场。北方昆曲剧院则是探索与旅游市场结合的方式，在未来2年中，北昆将每年在大观园戏楼演出100场以上昆曲折子戏，打造“游大观园、品红楼宴、赏听昆曲”的旅游品牌。浙江永嘉昆剧团作为一个县级院团，虽然实力较弱还处于培养观众阶段，但其副团长刘文华表示，今后也会根据市场需求创排剧目，努力打造精品。

成功与否待检验

昆曲走市场的道路尚属探索阶段，最终哪种方式能成功需要经过市场检验。“要看这种方式是不是有可持续性，是不是能形成长效机制，并不断增值。”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曹颖说：“各个院团条件都不相同，应结合自己特色进行探索。”

王翔认为，体制内的昆曲人进行市场化探索的重要前提是，大家是否已经具备了市场化的观念。“我们要学习欧美国家对歌剧、古典音乐，日本对歌舞伎、人形净琉璃的运作经验，把市场化的运作手段融入到中国传统戏曲的传承中去。对于剧目的拯救与创作，中央或地方政府在资金上的扶持必不可少，但仅仅有了资金还不够，更需要面对市场，挖掘剧目自身的生命力，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科学的长效机制，而不是有钱就花，花光了事。应该让体制内的院团在得到资金支持的同时，不断培养其面对市场的能力。”

上海昆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沈昳丽认为昆曲可以走市场但这种尝试只能占昆曲传承发展的小部分，因为昆曲很小众，不能完全迎合市场，而是需要对市场进行引导。上海昆剧团团长蔡正仁说：“昆曲的市场化探索必须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工作做得好，发展工作才有可能做得好，如果传承工作做的不好，演员基础比较差，发展起来也不会持久。”昆曲艺术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就能传承发展，需要一个相当庞大的团队，而现在各院团还面临资金和人才的重重困难。王翔说：“昆曲唱戏不唱角儿，跟京剧不一样，昆曲更注重作品本身，走市场还是要出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