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原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两大历史名城，古都洛阳和开封正遭遇“记载于书本之中、埋于黄土之下”的发展瓶颈。

4月11日，中国南北四个各具特色的旅游名城，洛阳、开封、桂林、常州的主要负责人齐聚此间，对话特色文化城市发展论坛，探讨特色文化城市建设与发展。

洛阳是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的早期实践者。迄今为止，洛阳的牡丹文化节已经连续举办三十届，为洛阳赢得了“牡丹花都”的美誉。近年来，洛阳市政府更是提出，打造“千年帝都、河洛之根、牡丹花城、丝路起点”四张文化名片。

不过，洛阳市市长李柳身表示，洛阳作为13朝古都，文化资源确实非常丰富，但是大多数都“记载于书本之中，埋于黄土之下”，在地上能看到的好东西确实很少。

与此同时，与文化旅游相配套的一些功能，比如交通、食宿，还有购物、娱乐、休闲，相对比较滞后。

李柳身掌握的数字，洛阳目前的旅游人均消费只有500块钱，游客在洛阳，人均只待上两天时间。他说，这在中国的旅游城市当中只是一个中等水平，说明洛阳的文化旅游资源还没有转化成发展优势。

与洛阳相似，开封作为中国古老都城的代表，也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开封市委宣传部部长秦保强坦言，该市对于文化产业的地位和如何发展的认识不足，缺乏创意人才和经营人才、缺乏资金投入，是目前开封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秦保强表示，文化产业由于其投资大、收益慢、周期长等特点，如何能够做活、做强，使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才是现在城市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最要关注的。

“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资源、文化、特色都认识到了，但是无法做到很好的整合”。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表示，如今的文化发展已经到了深水区，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需要有科学的规划，需要项目支撑，每个城市都要有自己的文化地标，突出城市个性。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在此间表示，文化部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加强对特色文化城市的调查研究，研究出台有关政策，进一步加大鼓励和扶持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的工作力度。

美国有个好莱坞，印度有个宝莱坞，举世皆知。但你知道非洲有个诺莱坞吗？

不要小看“诺莱坞”，论电影产量，年产500部左右的中国也难与其抗衡。

2010年，这个位居非洲尼日利亚的“电影王国”产量已超过好莱坞，仅次于印度，成为世界第二。

据悉，2011年诺莱坞年产电影2000部，而最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电影都是“小本经营”，平均成本仅1.5万美元。

今晨，诺莱坞电影商爱上诺莱坞（Nollywood Love）市场经理杰森·恩其奥库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诺莱坞没有完善的电影产业，电影公司主要通过网络发行，利用贴片广告赚钱。

杰森告诉记者，诺莱坞现在的发展状况大概和我国上世纪90年代差不多。

现状 年产量2000部电影 发展速度比肩中国

尼日利亚这个拥有1.5亿人口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现有约300个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公司，不过任何一家的历史都不超过15年。

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到80年代末期开始繁荣的诺莱坞电影在非洲的统治。在非洲，人们最爱看的始终是由尼日利亚团队制作的电影。

与此同时，诺莱坞也成为全球电影产业发展最迅速的国家，年产量2000部，每周几乎都能出品40至50部。不少国际媒体，包括著名的《惠芬顿邮报》都认为，诺莱坞的发展速度可与中国电影发展比肩。

不靠影院靠租赁 产业规模超27.5亿美元

不过与众不同的是，诺莱坞的产业链不是从电影院走向DVD市场。与此相反的是，诺莱坞的发展之路是从DVD开始的，而能够进入院线播放的则非常少，大多最后流向网络。

据悉，目前尼日利亚全国有50多万个家庭电影录像带发行租赁俱乐部，产业规模超27.5亿美元。

但是，尼日利亚的电影院却屈指可数，首都阿布贾的正规电影院寥寥无几，有的州甚至没有电影院，人们主要在家里通过录像带或光碟看电影。

利润 平均成本1.5万美元 投资回报达10倍

平均1.5万美元——诺莱坞电影的成本低到有点不可思议。而就算稍微大制作一些的电影，成本也绝不会超过20万美元。

这些电影因为成本低，因此产出速度也很快，几乎7到10天就可以出一部。

为什么如此繁荣的电影产业常年以极低成本制作电影？一直在好莱坞打拼的尼日利亚女演员艾比·贝西向记者解释了原因。

艾比·贝西曾经在多部美国影视剧中出演重要角色，包括中国观众熟悉的美剧《法律与秩序》。

她指出：“这些电影都不是由传统电影公司制作的，尼日利亚的电影产业欠缺结构，没有复杂的团队，甚至连布景都不需要，一些电影是在旅馆中拍摄，而另一些则可能在当地居民的家中或办公室里（拍摄），可以一直维持如此低的成本。”

据统计，每部诺莱坞电影的投资回报几乎是成本的10倍。

特色 题材涉猎广泛 黑人变得很“阳光”

艾比·贝西在接受采访时说：“尼日利亚人喜欢看电影，但是并不喜欢看好莱坞电影。在好莱坞电影中，黑人不是在刚一出现就被枪杀，就是代表着犯罪和地位低下，大多有一股抑郁的感觉。而尼日利亚人钟情于让黑人变得‘阳光’的电影，在这些电影里他们可以是医生、律师，可以成为他们所想成为的一切。”

诺莱坞电影题材涵盖社会各个层面，围绕着浪漫男女爱情、穷人发财、民间传说和贪污腐败等展开。而诺莱坞为满足“多部族、多文化、多语言”的非洲特色，也深挖各部族的传统传说和名人轶事。

在电影语言的使用上，英语达到44%，约鲁巴语占31%，豪萨语占24%，伊博语也有1%。

困境 银行不愿给投资 盗版市场太猖獗

对诺莱坞来说，电影人最大的困境莫过于虽然产业发展蓬勃，但是在尼日利亚，却没有银行愿意给他们投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尼日利亚银行业务拓展经理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尼日利亚电影产业没有真正的结构，“与这样的行业合作太难了。”

记者了解到，在尼日利亚还没有所谓电影从业者委员会。这位经理表示:“虽然有很多诺莱坞制作人希望能制作出最好的电影,现在这里面还有很多骗子，所以我们坚持要等到产业结构成型了才能松口。”

此外，这位银行经理指出，尼日利亚的盗版很猖獗，完全没有版权保护的意识。

从事电影行业20年的华尔街电影产业分析师爱德华·纽曼也认为这是诺莱坞当前面临的难题。“诺莱坞电影大多流向了DVD市场，因为他们的院线非常少，而DVD盗版相当严重。正版对当地居民来说也相当贵，每张电影光盘通常售价在2.3美元。”他说。

2.3美元折合人民币不足15元，但在尼日利亚这样一个70％居民每日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国家中，这样的价格已经非常高昂，更何况花上6.6美元左右的价格去电影院看电影。

连线 赚钱靠贴片广告 发展程度似90年代中国

诺莱坞电影目前的主要赢利模式是依靠DVD市场和网络营销。由于盗版的肆虐，片商赚钱就成了难事。

尼日利亚电影公司爱上诺莱坞，欲借网络让更多观众看到诺莱坞电影。其市场主管杰森·恩其奥库今晨接受了本报访问。

法制晚报（以下简称FW）：像你们这样的诺莱坞电影是如何赚钱的？

杰森：我们的电影主要通过Youtube放映，每周约有250万的全球观众。而赚钱方式主要是通过在电影前加入的广告。

FW：具体赚钱方式是什么？

杰森：我们的模式非常简单，假设你在美国或是英国，看电影前你总会看到一些大公司15-20秒的广告。我们在网络上效仿，要看到整部电影，必须看我们的广告。

FW：如今的赢利情况如何？

杰森：爱上诺莱坞从去年11月开始运营，2个月后就开始赢利。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最流行的电影是《黑莓宝贝》，第一部分的点阅量已超过65万人次。

FW：你觉得诺莱坞的前景如何？

杰森：在非洲，创新的浪潮从未停止。 如果你想要寻求有投资回报的市场，或许其中一个最佳的市场就是在非洲。 我相信诺莱坞会越来越好。

FW：与中国电影产业相比，诺莱坞的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

杰森：我很喜欢成龙的电影。与诺莱坞相比，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已相当成熟，诺莱坞现在的发展状况大概和中国上世纪90年代差不多。如今，我们没有专业的发行院线，甚至连电影产业的结构都不完全。

漫画：红叶

近半数5A景区门票超百元高门槛阻碍旅游业发展

专家指出成熟的旅游模式应该是低门票，靠延伸产业增加收入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数据，2004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达11.0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4710.71亿元，人均花费427.5元；2010年，国内旅游人数增至21.03亿人次，旅游总花费12579.77亿元，人均花费598.2元。据此推算，6年来国内旅游人数增加了90.8%，旅游总花费增长1.67倍。

新华网3月17日报道，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据测算，我国旅游业增加值已占GDP的4%以上，与旅游相关的行业超过110个，旅游业发展带动了社会投资，促进了相关产业发展。

然而，中国旅游研究院与携程旅行网近日联合发布的《中国休闲旅游客户需求趋势研究报告》显示，在国内旅游的各项花费中，较多游客的景区门票占总花费比例最高，达21.9%。其次是交通花费(20.9%)，其他还有购物、餐饮、住宿、文化娱乐消费，分别占19.0%、16.4%、11.5%、9.8%。

如今，国内的部分景区门票价格不仅偏高，而且在不断上涨。《南方日报》3月28日的报道指出，对全国(不含港澳台)130家5A级景区门票价格(非淡季全票)统计发现，价格低于60元(含60元)的5A景区共有27家，占国内5A级景区数量的20.8%；价格在60元至100元(含100元)的5A景区共有41家，占总数的31.5%；价格在100元至200元(含200元)的5A景区数量最多，共有46家，占35.4%；门票价格高于200元的景区14家，占比也超过一成。可见，近半数5A景区门票价格超过百元。

今年3月，黑龙江省全国人大代表王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引用了一组数据：2010年以来，国内多个景区陆续提高门票价格。云南石林门票从140元调整为175元；山东三孔景区联票由150元涨至185元；山西平遥古城门票由100元上涨到125元。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涨价风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德谦教授近日表示，不反对景区收门票，但门票价格应与民众收入水平相适应。目前国内景区门票价格偏高，中低收入群体难以承受，一张100元的门票对于他们来说，相当于两天的收入。他认为，高门票价格是对高收入者的偏袒，相当于把中低收入者的权利用价格的杠杆转让给高收入者，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现象。

邵琪伟也表示，我国旅游发展方式还不完全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相当一部分地区存在重开发、轻保护，重硬件、轻软件的问题。一些地方仍停留在“门票经济”阶段，没有形成完整的旅游产业链，旅游综合带动效益还没充分发挥。他表示，走出“门票经济”是一个形象化说法，走出去，就是告别过去靠卖门票、靠涨价甚至一锤子买卖模式，向科学发展切实转变。

携程旅行网副总裁郭东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旅游景点门票价格偏高一定程度制约了居民旅游消费。改变依靠卖门票和涨价的经济模式，有利于降低旅游门槛、提高出游意愿，营造全民旅游的氛围、促进大众化旅游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对旅游的满意度。

还有业内人士认为，过度依赖“门票经济”一定程度上阻碍旅游业的健康发展。降低景区门票或免门票，不一定会减少旅游收入，还可能拉动旅行社、酒店、餐饮业、交通等相关产业收入的增长。

“旅游是一个带动性很强的产业，1元的直接收入就能带来6.8元的间接收入。”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勇接受《长江商报》采访时表示，旅游应由门票经济转型成为产业经济。一个成熟的旅游模式应该是低门票，靠延伸产业增加收入，景区投入和维护可由政府补贴。

去年12月20日至今年1月20日，江西省开展“江西旅游总收入过千亿”旅游免票活动月。活动月期间，国内外游客可凭借身份证件免门票进入景区游览。这是江西省重点旅游景区首次集中免票向社会开放，在国内首开先河。

据《中国旅游报》2月20日报道，江西旅游免票活动月期间，各景区共免票接待国内外游客1261万人次，同比增长82.1%；拉动交通运输、酒店餐饮和娱乐等相关行业收入近60亿元。

王波建议，资源价值等级较高的公共资源型景区的管理权应收归国家，并借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模式进行治理，逐渐实行低票价甚至零票价，使公众的旅游权益得到保障。而对资源价值次之的景区，可以由地方政府根据情况进行经营权转让，但必须强化政府的相关职能，如对旅游资源的保护、门票价格的控制等。

近来，上海、浙江等地都曾发起保护汉语方言的相关活动。汉语方言保留了很多古汉语成分，是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研究汉语方言，不仅对保护汉语的多元性和历史连贯性有重要意义，还有助于理解各地区的传统文化。有关汉语方言的消失、保护及发展等问题一直未有定论。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汉语方言尚无确切统计

专家介绍，根据汉语方言的不同特点，可以将其划分为七大区，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汉语方言分为十个区，在原分区基础上又划分出山西晋语、皖南徽语和广西平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主任、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长周磊表示，《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汉语方言分为五个层次：大区、小区、片、小片、点，统计了我国汉语方言的分布、人口使用状况。但每个方言区具体有多少人，说什么方言，还没有具体数字。

“目前我国方言调查只达到县一级，以城关为主。乡村的方言分布，还不是很清楚。”周磊指出，我国地区人口分布不一，方言分布十分广泛。在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相对来说方言比较复杂。我国对方言的家底还没有摸清楚。

“方言消失说”不符合发展规律

一方语言养育一方文化，几乎所有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现象都和方言有关，例如苏州弹词、河南豫剧、安徽黄梅戏、山东快书等都是建立在方言基础上的。

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乡音情愫正在淡化。

“我国的汉语方言正在‘褪色’”，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树铮表示，我国从幼儿园就开始推广普通话，这对汉语方言影响很大。例如，学校语言、公务语言、服务用语等都在推行普通话，很多城市孩子已不会说地道的方言，成为“无方言族”。

2011年底，在上海语文学会召开的上海市语文学会第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学术年会上，82位学者发布联名倡议书，提议幼儿园、中小学学生在课外时间说上海话或其他方言。

在普通话日益普及的今天，如何保留汉语方言成了学者关注的话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小凡表示，有些年轻人不会讲方言，并不意味着那个地方的方言行将消亡，只是使用范围缩小了。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还有本地特色，那里的方言就不会先行消亡。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其新旧语言的代谢速度并不比其他方言慢，同样需要立照存档，但却不会消失。

“方言消失，不符合事实和发展规律。”张树铮表示，方言发展和消亡都有一个过程，现代方言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所谓“纯粹、地道”是相对而言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无需太担心。

现在讲方言的人越来越少，方言的社会功能日渐退化。周磊认为，在提倡普通话的同时，也要给方言留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例如我们要保留并鼓励在家庭中、老乡间说方言。

用现代化技术手段保存方言十分必要

在我国，文盲曾长期占人口数量的大多数，以致在方言的变化过程中，一些方言本来“有音有字”变成了“有音无字”。例如，作为我国最古老语言之一的吴语，由于普通话的“冲击”，部分吴语正在退化。

其实，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些欧美国家也出现了语言资源危机。例如一些原始的印第安语正在消失。记录传统语言文字成为一项紧迫任务。据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全球濒危方言的概念，并开始积极抢救。

保护方言，科技手段必不可少。2008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科学、统一地调查收集了我国当代汉语方言。浙江、河南、上海等地也都积极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保存方言。日前，首个沪语手机输入法在安卓系统上线，上海著名语言学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对此表示肯定，认为沪语手机输入法对科学保护上海话贡献巨大。

周磊表示，早期学者记录方言的方式是口耳并用，然后是用国际音标为其标注发音。随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发展和声学设备的完善，用语音技术保存方言文化已经非常普遍。另外，由于每个人的分辨和识别能力不同，以录像的形式记录方言发音的口型，也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记录方言文化。

目前我国方言研究工作者正在为方言文化的研究、保留做努力。去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中国语言资源与信息实验室，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永久保存的数字化汉语方言多媒体语料库及相关数据库，并将在此基础上建立网上数字化语言博物馆。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钱文忠教授

“在最近的30年里，中国经济以让世界吃惊的速度发展，创造了一个奇迹。再看国外，这30年里，极其不太平。”

钱文忠以中国女性身上的黄金首饰为例：刚改革开放时，女孩子要多么幸运，才能够从外婆或奶奶那里得到一小枚没在“文革”中被抄走的，或者是来路可疑不可问的戒指啊？不久，她们有了耳环，接着戴起了项链，随后有了手链、脚链……“把身上所有圆柱体的部位都挂上了黄金。”不用怀疑，经过这30年的发展，物质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区别只是改善的程度不同而已。尽管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了无法忽视的问题，但是，或许还是可以感叹：“这30年，我们的生活好了那么多……”

经济和文化谁是主角

“经济是发展了，可一不注意，文化却变成了笑话。这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惹的祸。经济终究只能是手段，但是，很多人却把它当成了目的。”钱文忠说，两年前的某天晚上，突然有某地领导给他打电话，声称自己所在地方是孙悟空的故乡，他们不仅找到了孙悟空祖父母的坟，而且还居然找到了孙悟空的嫡系后裔！希望钱文忠能前往他们那里做一个相关讲座，以提高那里的知名度并显示那里的“文化底蕴”，以求为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服务。“孙悟空有故乡还有儿孙？那个晚上我只觉得后背凉飕飕的……”钱文忠只能苦笑了。

钱文忠直言，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一种错乱和颠倒，经济是手段而非目的，文化才是唱戏的主角。“贫穷落后就要挨打，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贫穷是不会挨打的，因为不值得打，而富有却落后，或者说富而不强才特别容易招打、挨打。”靠什么可以让国家和民族富而强大？答案是：离不开文化软实力！钱文忠说，当下，一说起被广为接受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概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些是欧美国家在全世界推行的文化概念，当然有普世价值，是好的。然而，有多少国人能想起“中庸、孝悌、悲慈、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谓名牌文化，所谓优雅的生活方式，假如唯西方世界马首是瞻，不顾及自己的传统，那就是外国对中国财富的另一种掠夺方式，比刺刀和枪炮更具杀伤力。文化软实力决定着我们民族的未来。”

“中国无好歌。”近日，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主持优酷网脱口秀节目《晓说》中向中国音乐存在的问题开炮，引发网友热议。近年来，音乐产业发展面临一些问题，版权保护总得不到重视，但是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以及音乐人的努力，这一现状有望得到改善。

音乐人版税不足10%

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实体音乐销量下降了8.7%，数字音乐销量增长了8%。整个2011年，数字音乐的销售规模为53亿美元，占到整个音乐产业规模的31%。数字唱片在2011年的发行量增长19%，达到37亿张。

然而，相对于我国数字音乐300多亿的产值规模，能够到原创者手里的钱寥寥无几。据统计，2010年移动公司从无线音乐板块获得的利润有200亿元，可音乐公司分得的还不到10亿元。

“大部分钱都被渠道商拿走了，权利人没有获得应有的价值回报，这必将扼杀主流群体创作的源泉，不利于音乐产业的发展。”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副总干事刘平表示，中国现在还没有建立有偿下载的模式，导致权利人不能公开销售自己的作品，利益平衡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对于音乐版权为何得不到重视，著名音乐人高晓松认为，中国人的观念里认为吃饭应该给钱，而音乐则可以免费享用。“超过90%的人觉得我听音乐凭什么给钱？其实做一首歌花的钱比做一只烤鸭贵，一把琴好几万，比炉子贵；一个录音棚好几百万，比整个饭馆还贵，而且那么多人，两个厨师炒出一个菜来，录一个专辑至少上百人在那儿工作。”

保护知识产权是前提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曲家徐沛东提出了“我国著作版权法应针对兴起的数字音乐进行修改”的重要提案，呼吁保护创作者的劳动成果，鼓励创作和创新。

“虽然宋柯说‘唱片已死’去卖了烤鸭，但并不代表音乐已死。”刘平表示，数字音乐的发展成为新的趋势，然而，真正要使音乐产业良性发展下去，对音乐知识产权的保护则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数字音乐知识产权保护意义非常重大，这不仅是对音乐人的一种激励，还是平衡权利人与使用者利益关系的惟一办法，是促进音乐产业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

刘平告诉记者，网络音乐传播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但海外的版权保护意识比我们强很多，“数字音乐销售最好的苹果商店，把七成的业务营收都分成给了唱片公司”。

40%或是利益平衡点

刘平表示，中国数字音乐版权保护不能完全按照美国的路子，在去年的音乐界讨伐百度MP3事件中，音著协打响了维权的第一枪，百度数字音乐开始实现正版化。

“百度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值得推广，但我们应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版权保护机制”，刘平表示。

刘平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并没有制定针对单首歌曲网络下载的付费标准，而是根据使用量和广告费等进行比例分成，“如果真的要有个分成标准的话，宋柯说过版权方能拿到40%的分成才算平衡，我认为差不多这个比例，但这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真正要达到这个数字，还需要一步一步地实现网络正版化”。